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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四

在马来西亚联邦首都吉隆坡,柏杨先生碰到了“安乐死”——可不是我恶贯满盈,要御驾崩殂啦,而是参加一项由《新生活报》主办的“安乐死座谈会”。座谈会由该报主编韩爱璇女士主持,所到各路人马,除了本地各层面人士外,还有来自香港的科幻小说家倪匡先生。这至少说明,马来西亚中华人社会,已受到这个问题的压力。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提起“死”,就丑态毕露,认为不吉祥不吉利,既跺脚而又吐唾沫。如今忽然要“安乐死”啦,简直五雷轰顶,老套出笼,曰:“丧心病狂,道德沦亡。”

倪匡先生是强烈支持安乐死的,他认为人有权利求生,就有权利求死,求生和求死的权利,都不可剥夺,不管你是宗教大师,或是马路旁修摩托车的,都没有资格插嘴。如果法律剥夺,就应修改法律。《马来亚通报》专栏作家游枝先生,也强烈支持安乐死,他认为有些病人家属承担不了沉重的医生药,病人本身也愿意放弃医治,同时医生又没有办法起死回生,就应该结束这个绝望的生命。

柏杨先生更强烈支持安乐死,除了照单全收,完全同意他们的见解外,另外还有一项理由,那就是安乐死是一种人道,是一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还有五代十一国时代,闽帝国皇帝王延均先生,一病不起,眼看结帐。首都(福建省福州市)防卫司令官(皇城使)李仿先生,知道机不可失,就把王延均先生最宠信的尾巴之一李可殷先生杀掉。

闽帝国宫廷,是中国最最使人作呕的宫廷,集脏乱之大成——不是东西脏乱,而是人物脏乱。王延均先生的老婆,身为皇后的陈金凤女士,跟李可殷先生通奸,而这位奸夫又拼命打李仿先生的小报告,李仿先生恨惧交加,就来一个先发制人。

杀了皇后的姘头兼皇帝的幸臣,问题可大啦,至少比杀一头猪的问题大。王延均先生一气之下,病竟好了一半(咦,他这时候如果一气而死该多好),坐上金銮宝殿,亲自调查李可殷先生的死因。李仿先生一瞧,大事不好,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集结他的部下,进攻皇宫。王延均先生挡抵不住,急忙躲到床底下。叛军教他爬出来,他不爬出来,乱枪齐下,他陛下只好爬出来,浑身鲜血,满布创洞,头不成头,脸不成脸,在地上翻滚衰号,要求超生。宫女们不忍他这般翻滚哀号,就照他脖子上一刀,人头落地。

我们介绍这故事,只是介绍他的结局,史书上曰:“闽主(王延均)闻变,匿于九龙帐下,乱兵刺之而出,闽主(王延均)宛转未绝,宫人不忍其苦,为绝之。”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绝望的痛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杀了皇帝,是灭九族的罪名,可是宫女们却“绝之”,只不过“不忍其苦”的一念之慈。反对安乐死的朋友,如果处于宫女之境,不知道有啥反应,是也“绝之”乎?抑像剥皮的刽子手一样,眼睁睁地看着他陛下“宛转”到死乎?人性善恶,在此分野。

三年之前,台北一位美国籍青年鲁塞尔先生,在一场严重的车祸后,身负重伤,他的家属要求荣民总医生拔掉氧气管。于是社会上圣崽嘴脸像雨后狗屎苔一样,纷纷出笼,龇牙说,人不应杀人,即令受本人和家属委托,也是犯法,犯法就要入狱,没啥可客气的。荣民总医院医生老爷大吃一惊,赶快解释说,鲁塞尔先生送到医院时已经死啦。鲁塞尔先生送到医院时是否真的已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拔掉氧气管措施。柏老认为,拔掉氧气管时,他阁下恐怕是还没有死,如果已经断了尊气,医生老爷自会拔掉,何用亲属要求乎也。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他已回生乏术,如果不拔掉氧气管,他可能继续活,但只是植物性地活,肉体虽然继续成长,精神却人事不知。

王延均先生如果是古代安乐死的例证,鲁塞尔先生则是近代安乐死的例证,说明安乐死是必要的,而且充满了高度爱心。

去年(一九八○)美国雕刻家乔罗曼女士,因害了砍杀尔,决定采取行动,先为自己的死亡写了一篇报道,寄给《纽约时报》,然后择定日期,和家人及少数知交,共进晚餐,餐桌上不完全是啜泣,还有爽朗的欢笑。然后她吻别她的女儿,同丈夫走进寝室,舒舒服服洗了个热水澡,穿上她最喜欢的粉红色睡衣,用香槟酒吞下大量安眠药,与世长辞。我们真羡慕她,她成功地拒绝接受痛苦——癌症末期,那种像服了武侠小说“挫骨散”似的挫骨痛苦。可是,洋大人之国也有道貌岸然之徒,有些医生、宗教家,跟不少的社会大众,因为没有看见她在病床上骨瘦如柴、头发全脱、牙齿掉尽、双目无光、拼命喊“哎哟”的凄惨镜头,而大失所望,在恶毒的意识上,披上学术外衣,反对曰:“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尊严,自戕是对生命的不忠实。”呜呼,正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尊严,所以才用安乐死保持这种尊严,在屈辱的痛苦中,安乐死是唯一对生命忠实的手段。辗转哀号三天三夜,直到力竭惨死,有啥尊严?有啥忠实?僵死一样,一躺就是十年二十年,任凭摆布,有啥尊严?有啥忠实?连累亲人家破人亡,老老少少蹲在街头喊“老爷大奶赏口饭吃吧”,又有啥尊严?又有啥忠实?

记得发生在非洲的一件拓荒故事,一个白人资本家,被叛变他的当地工人捉住,要用人间最残忍的刑罚——“船刑”——对付他,那就是要把他仰面朝天地四肢绑到船上,各种昆虫,包括苍绳、蚊子、蟑螂、壁虎等等,闻到他拉出的屎尿味道,如山如海地爬到他身上细嚼烂咽,大概要两个星期之久,他那声震四野的惨叫,才能停止。白人老板情急智生,宣称他发明了一种奇药,抹到脖子上,刀枪不入,如果饶他不死,他就献出该宝。工头龙心大悦,但用哈方法证明奇药有效乎哉?白人老板自愿用他的脖子做试验,有效开释,无效包退还洋。结果是咯嚓一声,脑袋搬家,害得受骗的工头,在他的部落里,从此抬不起头。这位白人老板一定十分凶恶,才惹起群众的严厉报复,但他这种做法却是极大的智慧,保持了人性的尊严,忠实了他的生命,盖上帝给他生命,不是教他所它糟蹋到“船刑”上的也。

柏杨先生曰:“没有受过苦刑拷打的有福啦。”在座谈会上,马来亚大学堂学生老奶叶宁女士,她说不知道苦刑是啥。我老人家正在吸烟,当时就抓住她的玉臂,要烫她一烫,吓得她又蹦又叫,幸亏被人拉开,才算没上演拷掠节目,否则她当场对安乐死就会大彻大悟,顶礼供奉。人生苦到极致,唯一的安慰和盼望就是“绝之”。人类有权利拒绝痛苦,尤其有权利拒绝绝望的痛苦,这权利不容任何人假冒为善地去侵犯。

痛苦不仅限于肉体,有时肉体虽没有感觉,但痛苦更深。就在座谈会上,我想到台北的王晓民女士,她在一场车祸后,即昏迷不醒,由动物变成植物,由一个人变成一棵树,而且是一棵倒下来的树,迄今十八年矣,一直像一棵树一样被放到病床上,但她却没有真正地跟一棵树一样的安静,身畔总得有人照顾,照顾她屎尿,照顾她吃饭——也就是喂她吃饭,给她洗澡、擦身、换衣服,还要不时地为她翻身。最近几年来,王植物女士忽然生痰,更要每天二十四小时不断地给他抽痰,稍微一迟,她就发烧,咬牙出声,体温升高,浑身抽筋。兄弟姐妹都先后离去,只剩下被拖累得筋疲力尽的父母,而父母又一年一年衰老,全家只靠老爹退休俸,半年约四万元的微数(黄金不过一两半),来维持早已典尽卖光,告贷无门的全家生计,日夜守养一个只会拉屎撒尿生疾的僵尸,却束手无策。正是“流泪眼对流泪眼,断肠人看断肠人”,而泪已枯,而肠已碎。无数人叹息说,这是一个悲剧。事实上,悲剧还在后面,一旦老爹老娘去世,世间又有谁接班伺候这个苦命的孩子耶?那些对“伟大母爱”的赞美,只是廉价的声音,虽可以信,但不可以靠。不要说去世,就是二老病倒,又有谁为这苦命的孩子换尿布、端屎盆,或不停息地为她抽痰?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拯救她,那就是安乐死。让她去吧,庄严地去吧,平安地去吧,她已忠实地履行了她的生命,责任已尽,她如有知,也不会这么折磨自己,更不会这么折磨她父母。

马来西亚中华人社会,已注意到安乐死的价值,中国人却不敢面对,使此一惨绝人寰的现象,继续十八年之久。嗟夫,在文明国家,鸡鸭都不可倒提,而我们却允许对人残忍。古代还有宫女为受苦的人“绝之”,现代人却袖手旁观。我们不需要“画皮人物”咬文嚼字,我们需要的是人道、人性的肃穆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道德勇气。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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