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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肉情深,相依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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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肉情深,相依为命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三

前些时,英国查理王子前往美国访问,在白宫里跟美国总统里根先生促膝谈马,电视上还看到有位老奶向他阁下行宫廷屈膝礼镜头,实在过瘾。可是,柏杨先生却忧心忡仲,唯恐殿下老爷冒出一句,说他是来“宣慰旅美侨胞”的,那就糟啦。他虽然始终没有说出这句话,但我老人家仍然忍不住打电话到伦敦,给在那里大学堂当教习的张国龙先生,问问英国报纸上可有这种节目,是他夫人徐慎淑女士接的,大骇曰:“老头,你可是刚抢了银行,钱撑着啦。”倒不是钱撑着啦,而是浆糊撑着啦。假使查理先生不是英国王子,而是中国王子,报上“宣慰侨胞”的文章,准大雨倾盆,你敢跟我赌一块钱乎哉?可惜英吉利非礼义之邦,竟不知道“宣慰”一下他们“侨胞”在美利坚的“侨胞”,惜哉。

孙中山先生曾曰:“华侨是革命之母。”二十世纪三○年代之前,他们确实是华侨,因为他们是中国国籍,手拿中国护照。可是四○年代之后,东南亚各国纷纷独立,像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还经过大小百余血战,才把自封为主子的荷兰朋友赶出大门。华侨遂逐渐地变成华人,成为新兴独立国家的公民,不再是流落天涯地角的中国游子,而是嫁出去的中国儿女矣。女儿在夫家——那块美丽的国土上,生根开花,茁壮结实,继续繁衍中华民族的苗裔。身在中国的兄弟姐妹,不应该再猛嚷她可只是暂时在那里歇歇脚的呀。那不是待女儿之道,而是待敌人之道,只有对敌人这么用尽心机,去努力拆散他们的家庭。

海外的华侨和华人,对娘家的贡献,太多太巨。可是当他们需要娘家照顾的时候,娘家却只能搓着双手,不着边际地信口开河,教他们稍安勿躁,等咱们强了再说。有时候还厚着脸皮,要他们再继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些靠色相的演员老爷老奶,以及一些会画两笔的朋友,更千方百计前往献宝淘金。中华人不得不应付,于是一个个脑满肠肥,满载而归。这些臭男女不但不感激零涕,反而洋洋得意地摇着舌头宣称,他们是去“宣慰侨胞”的呀。遇到来中华观光的华人,大官小吏一有机会,就板起鸭子屁股面孔,训勉他们回到“侨居地”干啥干啥。查理王子如果听说世界上有些奇观,恐怕真要后悔不迭没有跟进亮相。

柏杨先生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时间很短,却模糊地有个印象,每位中华人心里似乎都埋藏着一种隐忧。夸大地说,心里似乎都有一种不安全的恐惧感。中国的强大是他们最大的盼望,可是中国人被酱得太久,偏偏一时强大不起来,这是一个难解的困惑和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们身在中国的兄弟姐妹,再忍心把他们推到进退维谷的“侨胞”、“侨居地”之境,未免不当人子。

这种隐忧——不安全,甚至恐惧——可不是神经衰弱、多愁善感,而是从热泪中成长的。中国之外,世界上唯一的以中华语文授课的南洋大学堂,被悄悄地取销,以及印尼不准华文书刊进口,就是两响使华人颤栗的钟声。已故的英国殖民地官员巴素先生,曾叹息曰:“当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真是一场苦难。”现在二十世纪已快打烊,我们还是同样叹息曰:“当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华人(Chinese),真是一场苦难。”前途布满荆棘,中华人像一个娘家无权无势,而又受尽公婆妯娌白眼的小媳妇,有说不尽的委屈悲愤。

没有人知道这种委屈悲愤的心情继续发展下去,结局是福是祸。柏杨先生在马来西亚联邦首都吉隆坡和第二大城槟城,各有一次讲演,都提出同一的建议,那就是,不要抱怨。这可不是冲凉水澡的人劝屁股坐在火炉上的人不要抱怨,而是同受煎熬的患难朋友,互相勉励。我们除了看现象外,应该更深入地研究造成这现象的原因。两个星期前,一位学生老爷光临柏府,请我老人家指示机宜。盖他的女朋友跟走观灯一样,一个月就换一个。我曰:“你这么换法,不怕累呀。”他哭丧脸曰:“不是我换她们,而是她们换我。尤其姗姗,老头,你见过的呀,我那么爱她,也只维持了三个月,就另行高就。”接着把一群老奶攻击得连个蚌壳都不值。呜呼,要教别人爱自己,必须自己先可爱,同样地,要教别人尊敬自己,也必须自己先值得尊敬。我要他先莫怒发冲冠,仔细想想自己为啥落到如此地步。只一味砸镜子兼骂大街,不能改变容貌,改变容貌必须心里先改变才行。学生老爷的性格古怪得像一头吃了癫痫药的毛驴,不要说老奶不爱他,连我这个老头也不爱他。中华人对其他民族受到特别保护,当然感到屈辱和不公平。但只抱怨,并不能改变事实,反而有换来更屈辱更不公平的可能性。事实上,不必把保护的功能估计过高,尤其是畸形的保护,会丧失竞争能力,那并不绝对是福,历史上这种事情多得装满两架波音七○七飞机。

去年(一九八○)夏天,柏杨先生在台北跟一位前来台湾冒险的丹麦女大学生相遇——相遇并不是一老一少如火如荼地爱上啦,而是在她身上得到启示。她曰:“你们中国青年真有福气呀。”我一听就生气曰:“老奶,谁不知道北欧国家社会福利好得要命,吃我们豆腐干啥?莫非得了油嘴滑舌毛病,可要介绍个针炙医生?”她曰:“你说的不错,我们国家福利好,比你们好百倍以上,即令失业,失业金也足够过你们这里中等家庭的生活水准。但也正因为如此,还有谁肯当傻瓜,咬牙瞪眼地干活乎哉?你们青年面临着无穷尽的挑战,有他们奋斗的目标。大多数丹麦青年前程都已被国家安排好,注定了的。而大多数中国青年前程都是未知数,经过遍体鳞伤之后,可能震撼世界。”

嗟夫,中华人的不安全恐惧感,不应是环境艰难,或得不到保护,而应是少数中华人自己不争气——不团结,不认错,不自尊。所以中华人应以更开放的心灵去爱,爱同血缘同语文的中华人,爱自己所属的国家,爱共同生活的同一土地上的其他民族,包括马来人和泰米尔人。随便举一件事,作为例证,中华人尊脑里仍顽强地保留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古老观念,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既然爱你所属的国家,就应该保卫所属的国家。中华人一天不能荣耀地参加武装部队,就不能证明他的效忠,永不能受人尊敬,盖没有一个地方喜欢只享受权力而肯尽义务的人。

一位在欧洲住了二十年,又国美国住了二十年的老友,曾捶胸曰:“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这话贬多于褒,含意沉痛。不知道贵阁下注意到没有,一个日本人是一个呆瓜,两个日本人是一个联盟,三个日本人就会成为一个强大兵团。而一个中国人却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君不见,中国留学生在洋大人学堂里,总是独占鳌头)。两个中国人就不行啦,成了双头马车,你要走独木桥,他偏走阳关道。三个中国人在一起更糟,立刻就成了是非炎地,感情用事,拼命窝里斗。咦,这才是中华人的真正危机。这种危机如果消失——不要说消失啦,仅只在程度上减轻一半,外在的任何危机,都不过只是一种激励,一种向更美好景地跃进的跳板。

一连五篇,都在谈中国人和中华人,似乎下定决心——酱缸文化用语是“别有居心”——把新加坡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邦的中华人,跟中国人之间,一斧劈开,劈得越远越好。有这种想法的朋友,一定吃了太多的大蒜。新加坡《南洋商报》主编杜南发先生,告诉我一件事。有一次,他去探望被安置在某一个国家海滨的越南逃亡难民营,隔着一条铁丝网,兵老爷手执刀枪剑戟,在那里把守兼两边吆喝:一边吆喝杜南发先生,一边吆喝难民,不准他们接近铁丝网谈话。一位中年妇人带着女儿,蹲在沙滩上,在那里写字,杜南发先生定睛细看,只见反复写的是“中国人”、“中国人”。眺望未毕,妇人和女儿就被营区官员驱走。这故事使我们肝肠寸断,但也说明,中华人分散到各个角落,所属的国家不同,遭遇的命运不同,可是,血浓于水,言语浓于血,中华民族的心,却永远结合在一起,灵犀相通,密不可分。白居易先生诗曰:“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廖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正是全世界中华人(包括中国人)心情。我们要做的是,怎么化伤感为喜悦。希望新加坡共和国、马来西亚联邦,跟中国的关系,像美利坚跟英国的关系一样,骨肉情深,相依为命。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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