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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章 昭觉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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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昭觉一梦

“文革”囚徒

从门到后窗是三步,从东墙到西墙也是三步,这是他的正方形囚室。

放风就在门廊阶沿下的天井里。向南走到艾芜的房间,十步;横着由省委书记赵苍璧房前,走到另一位省委书记杨万选房前,十二步。这是他们的活动空间。

他比艾芜关进得早,是1968年4、5月间。罪名不轻,三十年代的黑干将,全省文艺黑线的大头目,“三家店”成员,当然应该关在这个做为成都警备司令部临时监狱的昭觉寺。

昭觉寺位于市北郊青龙场,是川西最大的佛寺。古老的楠树掩映着红墙绿瓦,真是一个幽静美丽的去处。

从大山门进得庙来,经天王殿、圆觉殿、大殿(后被拆毁)到后面的藏经楼。楼西侧观音阁之后,有一座小巧石桥,连着三个相通的小院,旧名报恩堂。可能是得了观音好处的人在这里做佛事,或者是在这里等待观音的赐福。这让人想起“三言二拍”的故事。现在这里是他们的受难所。除李井泉、廖子高以外,几乎所有省一级的“走资派”都关在这里。也关过群众组织“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的头头。五十军一个汽车团的营长,俨然是这里的主宰。他对士兵训话时不无得意地说过:“不要看轻了,关这二、三十个人,就是四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他在第二个院子。第一个院子关了西南局书记程子华等八个重犯。其中有省妇联主任、廖子高的夫人郑瑛,一个顽强得像铁一样的女性。还有李井泉的夫人萧理,她在“九大”以后感到完全绝望,便偷偷积攒了半瓶“利血平”药,吞服自尽了。

沙汀这个院子四围有十几间屋。起初,他和成都市委书记米建书关在正北一个屋子里,后来米建书升级迁到前院,他就一个人关进西北角的囚室。室内一架床横放,规定睡觉要面向窗户。一桌一椅,为的是让他们每天写交待材料。他隔壁的难友是省委书记杨超、成都市副市长郭付仁。宣传口的熟人几乎都在这里,刘文珍是西南局宣传部长,杜心源是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还有马识途等。

进了这里,姓名消失了,只有囚号。解手、喝水、抽烟,都要先大声喊“××号报告”。郑瑛一号,郭付仁十八号,沙汀十七号。每个人的皮带都被搜走,只发一根几才长的鸡肠带扣裤子。这是全世界通行的道地的狱规。他后来对狱友说,要写一部小说叫《没有裤带的人》。

十七号没有一丝一毫自杀“不忠”的念头,满心地认为自己犯了“罪”。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没有怀疑的,总感到自己有错误,应当检查。当时毛主席威信很高,加上我们长期的思考习惯和工作习惯,尽管红卫兵的做法过激,还是一心拥护这场政治运动。大约1966年6、7月份吧,我就失去了自由。新巷子住所的书房打上了封条,大门口画着一个大骷髅像。每天不是被机关造反派拉去批斗,就是写检查。不准与任何人交谈。我的家实在成了我的第一个拘留所。

我被抄了两次家。“皨铁骑”抄走了我所有重要的笔记、手稿。一天深夜,听说红卫兵要来抄家,马铁铮同志引我到东风路文联宿舍躲藏。街上行人很少,幽暗的灯光照着各单位门口大字报栏的墙脚。我只顾埋头疾走,生怕被人发现。忽然想起同样一个这么寂静的夜晚,穿过睢水场街奔向刘家沟的情景。那是四十年代的事。我难过极了,尽力压制才没有哭出声来。——沙汀1986年8月讲)从一开始,他就表现得不“英勇”。一天夜里,刚服用了安眠药,机关造反派把他从床上抓去批斗。同其他好几位领导干部一起押到单位礼堂的讲坛上。有人命令他们跪下来请罪,他的同事们不愿服从,迟迟疑疑,他可立刻就跪下去了!因为,这时候安眠药正发生效用,他只觉得周身乏力,睡意朦胧。等到别人一一被强迫跪下,他已经进入半睡眠状态,得到一次“斗争”前的宝贵休息了。

他很抱歉。他的轻易下跪,显然给本来不想跪的同志增加了压力。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这年8月份开的。这时他已被登报点名批判,和其他省里的干部一起集中在锦江宾馆办班。名为“学习”,有人守卫,不能自由出入。他被囚在这个漂亮宾馆的北楼。和别人相比,他是“幸运”的。他已经没有家属好让他挂心,没有思念老婆之苦,没有幼小的儿女需他照顾。全家最需要照顾的人,就是他本人。他可以一心干“革命”。

最令他胆战心惊的是红卫兵的冲击,抓人。每当这个时候,“学习班”的管理人员就率领他们在大楼里跑上跑下,四处闪避,好像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不久,四川医学院党委孙书记从六楼上跳下去,还有一位什么人又从九楼跃身而下,人人感到大难临头般的震动。

(那时候嘴头上大家讲自杀是自绝人民,我的心里总佩服这些人的“勇气”。

1966年底,省委以保护我们为名,把锦江宾馆的一部分人送到名山县。名山离成都一百多公里,属雅安,是采茶的山区小县,“文革”的风刮得还不紧。戈壁舟、安旗、李累,省文联党组的成员都在这里。对外说是“备战小组”。初时比较自由,我还可以看批判自己的报纸。有些批判内容就像神话,把家乡豪绅的血债,四十年代避居地的房主祖辈、父辈的罪恶,一股脑堆在我头上,叫人哭笑不得。后来红卫兵找来了,看管严厉,半夜会突然拉你起来背最高最新指示,背错了就挨训遭打。那里的农民太好了,一遇到红卫兵动手动脚,他们就围拢来制止,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一次,一个青年农民还挨近我身旁,悄悄问我:“你就是那个写《记贺龙》的沙汀?”他说他读过这本书,很不错的。这个农民当时给我的温暖真是不小,我永远记得他。

1967年从名山步行押回成都。一路之上,每到一个城镇,都要批斗一番。造反派叫它做“放一把火”,借以鼓舞本地的“革命”。批斗前,照例要戴高帽子游街。高帽子的尺寸要看“罪行”大小。有的脸上涂满墨疤,身上还要贴大字报,边走边自我介绍,比如“我是走资派×××”,“我是文艺黑干将××”,像戏台上的自报家门,又像走江湖耍把戏一样。一次游街后,我小声对同伴说:“正式批斗,应当卖门票入场才好。”

批斗台上,一般都跪着两排“牛鬼蛇神”。第一排是主斗的,即我们这些省里的,第二排陪斗的,是本地的。记得一次,我因长久的批斗、打、跪,实在劳累,同时,斗得久了也就习以为常,根本不去听他们喊些什么,一走神,在台上打起瞌睡来,脑袋不由自主地朝前一啄,竟将头上的“纸糊的王冠”掉到台下去了。“还不赶快滚下去捡来戴起!”身边的红卫兵一吆喝,我就迷迷糊糊把跪得发麻的双腿挺直,蹒跚走下台去。我并不情愿地走到那顶高帽子跟前。奇怪,经过一阵子活动,腿脚的酸痛感消失了。这简直是无意中的一大发现。它给我带来的愉快,甚至暂时驱散了当众受辱的恶劣心情。后来就经常故意弄掉高帽子,然后去捡来戴上,争取一次难得的舒筋活血的良机。——沙汀1986年8月讲)(你后来的《批斗场上小景),写的就是这个亲身经历吧?从讽刺来看,你有“堪察加小景”,又有了这个新景。从你的生活哲学来看,你有牛祚的“土拨鼠”原理,现在是“曲线”救自己)

昭觉寺有士兵把守,不会随便被人拖去打一顿,但要挨训挨罚。放风时,“囚犯”在小院坝走动,是不准交谈的。利用清除杂草的机会,几个人擦身过去,可以迅速交换两句话。如果被发现了,要罚站。大家很珍惜这小小的活动时间,小院的清洁工作做得也真是不错。

此外就只准在屋子里写交待,检查。像和尚坐禅一样面壁思考自己的问题,也许什么都不思考。同院的省委统战部长程子健,放风的时候提醒他,无论如何要稳住,情绪要安定。这是很切中他要害的劝慰语,他听进去了。他在囚室破旧的墙壁上想象出沙俄时代流放西伯利亚的革命者,有的在苦役生活中精神失常,或者堕落,有的挺直了身子。他勾勒他们的样子,警惕自己不要垮掉。他常常想起罗素的一句名言:“有些人希望我早死,我不能不把我的死期推迟。”

他觉得这句庄重的幽默的话,用乡音读出来,能从内面激发出深沉的力。

他在九平米的小屋里练气功。气功要求摒除杂念,沉意丹田,气运全身。他一节一节回忆过去学过的气功,练得神安气定,仿佛身处物外了。说也怪,过去他睡觉要求绝对的安静,不能有灯光,不能不服安眠药,现在无药可吃,顶着囚室里一夜到亮的明晃晃的灯,也能安然入眠了。

最使他恼火的是专案组提审和应付外调。如果仅仅是文艺路线上的错误,他愿意承认。他没写出什么英雄人物,思想右倾,从三十年代就跟随周扬的文艺思想,划不清界线。可是他不明白,一个人有错怎么会什么都是错?怎么可以无中生有地诱供?他无法回答关于贺龙在延安、冀中就“反党”的任何提问。他们逼他交待周扬在上海“叛变”的经过,这完全是捕风捉影的事。新巷子隔离反省期间,就有北京来人用小汽车接他到宾馆谈。他说不知道周扬有这种行为。对方叫他写个证明,他说不知道怎么写?那人发了火,叫人用自行车把他搭回来。到了新巷子,带他回来的家伙还惋惜地说:“你要是写个证明,我们照样地坐小汽车该多好!”他真想学鲁迅说一句:“阿义可怜!”

对待各种调查、审讯制造的心理压力,他想了一个办法。手边没有经典作品好读,便吟诵记得的一些诗文,不准确也不要紧。他把在家乡私塾念过的陶渊明《读山海经》回忆起来,反复念着“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诗句。他也喜爱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全文已经不能记诵,“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那一段,在昭觉寺的特殊环境下默诵,体味前贤先哲们的精神和智慧,还是大有教益的。

他学会了对付外调人员的艺术。有人来问:“三十年代你在上海认识戏剧界一些什么人?”“只认识洪深。他是《光明》的发行人兼主编,我是编委。”他这么说。心里想,不能谈章泯,一谈章泯便牵扯蓝苹(江青),麻烦了。

对方显然对洪老夫子不感兴趣,又问:“你知道戏剧界哪些人的情况?听谁说过些什么?”“我一向不注意戏剧界情况,连话剧都很少看,只看外国电影。”他这样搪塞。事实上他与左翼剧联的负责人都相识,也爱看话剧,看过蓝苹演《钦差大臣》里木匠之妻的泼辣角色。

调查人员终于露了底:“有位中央首长,三十年代在上海领导过左翼戏剧运动,未必你都不知道吗?”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时候,怎么能随便知道一个‘负责人’的情况和姓名?”他答得更有趣。

来人见什么油水也捞不到,只好悻悻地走了。

可是材料不能不写。他回忆起几十年的生涯,决定把真实的历史留下来。坐牢四年多时间,他伏案写下了一份份书面材料,把自己的家庭,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过程,三十年代在上海,抗战时期在延安、重庆,四十年代在安县隐居的生活,一条条记录在案。他写了与茅盾、周扬、艾芜、何其芳、李劼人、陈翔鹤等人的交往。受当时认识的限制不可能不“上纲上线”,但一件件一桩桩都是事实。这些材料总共有十几万字。

沙汀比我关进昭觉寺要早半年。这里的正式名称叫第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吃三顿饭以前也要汇报,一共是五次。起床后必须坐窗旁读“毛选”,不许东张西望。沙汀反应不灵活,卫兵经常在我窗外偷偷过去,发现他在张望,便罚他九十度。沙汀挨罚挨得多。还有一个赵苍璧,是陕北人,念早请示后面那句“坚决执行,句句照办”,发音不清楚,营指导员硬说他念的是“拒绝照办”,就在沙汀窗前挨惩罚。

沙汀和刘文珍学我们的办法,传递过一次东西,出了岔。沙汀把感冒药放在地上,然后,“十七号报告”,说刘文珍把东西丢下了。卫兵训斥一顿刘,刘把药取走。本来干得还行,不知怎么的被识破了。沙汀罚站,各屋翻查私藏物品,来了个底朝上。我偷偷问过沙汀:“你搞过地下工作,未必连个卫兵都对付不了?”他说:“我耳朵聋。”原来是第二天放风,刘文珍挨近他小声表示感谢,他没听见。再提高声音致谢,卫兵倒听见了。于是彻底暴露。

全监狱除了杨超,就数沙汀老实。他一点越轨行为都没有。让他出来,让他九十度,他就照办。他写了许多材料,记不起就说记不起,从来不乱说,也不告饶。他有胃病,吃得少,在昭觉寺戒了烟。从来不去求卫兵做什么事。可是五十军破坏寺庙大殿,拆下贵重的木料打家具、建营房,他气得脸青青的,说这是毁灭文化。①沙汀对喊报告,早就不耐烦了。郑瑛非常硬气,她喊一声“报告”,要求抽烟。得到准许后,就一支一支抽下去。监管人员来干涉,她理直气壮,说抽烟没有中断啊,你们早就准许的啊,弄得卫兵答不上腔。沙汀把这件事情看在眼里,想出相反的软性斗争方式。

为了防止自杀,夏天他们囚室里是不准挂蚊帐的。到了晚上就得消灭蚊子。最有效的办法是先把室内电灯闭掉,然后走出房门,等一会儿蚊子都扑在窗上,再进屋打。他事先故意多放蚊子进来,然后,出门,进门,出门,进门,按规定一遍一遍大喊“报告”。弄得卫兵不耐烦了,告诉他喊一次可以连续出入房间,他的“计谋”成功了。那年春节,他写了一首打油诗:

不炼金丹不参禅,

马恩列斯有遗篇。

斗私批修诚盛事,

报告声中又一年。

因为与外界完全隔绝,外面发生的事情是要凭据狱内的点滴变化来判断的。1969年有一天听邓华大哭,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才知道是被释放去参加“九大”,当中央候补委员了。1971年10月,林彪事件已发生一个多月,他还不知道。只是发觉“早请示,晚汇报”停了,也不喊“永远健康”了,感到奇怪。郭付仁的家属探监时偷偷告诉了郭。杜心源臀部生疮,卫兵不愿替他擦药,喊郭来干。于是,林彪爆炸的消息才传开。

寺内的空气明显松弛下来。这里,省统战部过去办过一个政治学校,有一个图书馆,现在允许借马列的书来读。他借机重读了一些书。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工人生活之细致,分析之透辟,让他叹服。想到自己对中国农民的了解,实在太肤浅。

现在,关押人员之间也可以互相交流读书心得,可以摆龙门阵,与狱外的亲人也可以通信,定期会面了。只是不准谈“文革”,不准谈自己的“案情”。

可是林彪事件的第一影响就是让人们对“文革”发生怀疑。起初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压在身上的负罪感减轻了。他固有的思想习惯在渐渐瓦解:这样损失巨大地搞一场“革命”是必要的吗?既然把接班人选错了,还不是其他事情也可以搞错?一连串的问号从心头升起。

(从林彪事件发生才开始怀疑“文革”,不算早呢!我是后知后觉。中国的政治生活已经规范了我们的思维模式:林彪叛党叛国,一切罪过当然都出于此,其他事情也都得到解释。很长一个时间,国家大事不过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有一件老百姓的事使他长久不安。大约1970年以后吧,四川的灾情严重,一些农村姑娘被迫流到外省去,为了活命随便地嫁人。有的被人贩子骗走,失身沦落。昭觉寺难友们经常谈起这个话题。一次,有一个外籍的同志对这些女性加以责难,认为她们不看看自己,语带嘲讽。沙汀同另外几个人立时纷纷嚷叫起来:“我们当干部的应该知道惭愧!”

他同情这些背井离乡乃至被骗的姑娘,不禁联想起解放前从河南流落到四川来耍把戏的外地女子。没料到解放这么多年,还出这样的丑事。

他的一个女儿写信告诉他,她要结婚了。信中说男方很可信赖,让他放心。这是学医的刚颀,大学毕业后原本分在一家军医院。父亲成了“黑帮”,她被赶到一个工厂医务室做了厂医。读了她的信,他百感交集:孩子长大能自立了,现在又要办终身大事,可她母亲逝世已经五年,自己身陷囹圄又不能参加她的婚礼……远在灌县工作的刚锐带着孙儿几次来看他,使他特别欣慰。他还被狱中的友情包围。这都是一些高级干部,平时有的人难免养尊处优。共同的监禁生活把他们连在一起,不分上级下级,人人平等,有了一种真正的同志感、亲切感。人也一个个变得年轻,好像获得了一片童心。

沙汀不露锋芒,但好心情激动。狱规放松以后,大家可以一起烤火、下棋、打拳了。他不会玩,打拳是乱划一气,我就冲他喊:“沙汀充壳子!”充壳子就是装像。

我这是故意学四川话,说着好玩。其实我不大懂,倒是讨教过他。他爱四川农村,熟悉群众口语。我在监狱里闲来无事,问他,为什么你们管乱搞两性关系的“破鞋”叫“梭叶子”?他解释说,像秋天树叶子落下以后往阴处吹,是很有文化的一个词。我还好奇地问他,四川人骂“入你先人板板”,什么意思?他笑了,说这是最超级的骂语,把祠堂里祖先牌位都“照顾”到了,诅咒了几代人。我们听了都直乐。

大家在一块闹着,也正经谈往昔。程子健谈他在法国的勤工俭学,艾芜谈南行记见闻,沙汀就摆四川的农村市镇。他怀念一件事,要写一部解放初期清匪反霸的小说,积累了许多材料。他出狱后还要我为他约一些老同志座谈,充实他的写作内容。

沙汀为人诚恳,有修养。狱中人都同他很要好的。①

觉寺里的人都感受到一种希望。那时他们全体搬进观音堂住,用席子隔开一间一间的,每一间都传出哭声。哭陈老总,也哭自己。果然,没几天就有人站在天井中央,撂开上衣,让别人看到自己系上的皮带,以表示与同志们告别。

人,一个一个地走了。到杜心源也离开,整个昭觉寺临时监牢只剩下沙汀一个。

沙汀的案子是过去一个省委书记姓岳的秘书在办。

这个秘书神气活现,时常乘一辆伏尔加来提审沙汀、艾芜。

只听到拍桌子声,一搞就是一上午。我认识这个秘书,便骂他:“你过去见到我们就立正,你现在能当第一书记吗?”他有些怕我。

临到放我,我找专案组做结论。他们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要恢复我的党籍,我反问是什么时候开除的。我去找那个秘书,为什么不放沙汀?我说沙汀是文化人,写文章难免不出错,你们写专案材料,错得更多!姓岳的说沙汀有个历史尾巴,他不签字不好放。我说你有证据吗?拿不出证据就得放人。你们不放,我去昭觉寺硬接他出来!①

大家都担心狱中只余沙汀一人,他会不会承受不住。有时候人是这样的,大风大浪闯过去了,最后一个小小的颠簸却把船掀翻。他心里有数,自己有什么“托派”问题?还不是周扬的案子没了结,他算是个同党。天理昭昭,他相信大不了多关押几天。他每日里用个煤炉做饭吃,饭后躺在床上看书看报,度过时光。

狱中还有一个伙伴。是个姓左的年轻人,“贫下中农战斗军”的武攻队队长。此人学生出身,家庭很苦,父亲早逝,靠母亲纳鞋底把他养大。参加了武斗,因为人命案一直关在昭觉寺。其实他没有打死过人。

一老一少相处得很好。小左狱外没有任何亲友接济他,有时沙汀给他零用钱。小左的姑妈就是万千流落他乡的四川妇女中的一个。听讲因为在家乡活不下去,在丈夫的哀告下,她带起儿女嫁到陕西去。中间还回来过,给丈夫偷偷带粮食。等困难时期一过,又回四川复了婚。小左说得他心都酸痛了,就像说的是自己姐妹女儿一样。多少年后,他在北京家里看到一则报导四川什邡地区农民由贫转富的电视新闻,直看得老泪纵横。小儿子刚宜十分惊怪,不知父亲悲从何来。他便对他讲了小左姑妈的故事。

1972年11月13日,他终于出狱。此时他已六十八岁。这情况有点像“保释”。他和周扬的关系还要继续受审,新巷子的住房也不退还,他只能单身住在走马街招待所。他被告知,只许在成都市内活动,外出必须向省文联的“革委会”请假。过了一年,算是恢复了组织生活,编入《四川文艺》的支部,仍未担任工作。

在成都的孩子们虽然可以不时来探他,他的心里还是沉闷,不晴朗。许多朋友不敢接近他,他也不便去接近别人。有时在街上邂逅相遇也不打招呼,大家都懂得保持距离的必要。(不过,有的朋友不怕惹祸。刘尔钰是我省一师的同学,在城里有几间房子。我没住处,他就叫我去住,是不怕与我亲近的一个。还有冯诗云,原是北京《工人日报》主编,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我和他本来不算熟,只是抗战时期在车耀先的《大声周刊》社见过几面而已。解放后他在西南总工会工作,办过《西南工人报》,我在西南文联,有过接触,那几年他也被弄到成都来了,常来看我。别人劝他小心一点,他不在乎,我刚放出来,他邀我去新都玩一天,我说要请假的,冯说“管他的”!冬天,取暖的㭎炭供应紧张,文联分炭不给我,他叫人给我送些来。我还没有看文件的权利,他认为不合理,就把有的文件塞给我读。

就是在冯诗云家里,我见到《人民日报》的负责同志。我最后的“解放”与他的帮助有关。开人代会,他找机会对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说,沙汀未查出问题,也没有问题,应该起用。他怕省委书记不认识我,还专门写了个材料,这样,我才得以恢复工作。这已经是1977年了。——沙汀1986年8月讲)

人们说“有钱难买靠边站”。从昭觉寺出来,一身少有的轻闲,是“文革”前根本享受不到的。他从一堆破烂的家具中找出一册未被抄走的三台双龙乡札记。这本笔记逐日记下他在双龙一个月接触到的各种农民、干部,与他们的谈话,发生的感想。他的详尽的记法,特别是注意记录“原生”状态的对话,很使他想起那本丢失的关于贺龙的手记。他过去起草了一点双龙的小说,现在读了又读,让过去年代的人物复活,心里跃跃欲试。《青㭎坡》初期的秘密写作就这样开始。

他对改变中国农村的贫困面貌,感情寄托很深。四川姑娘大量外流的现实刺激了他,他觉得五十年代双龙农民的精神是可贵的。“文革”引起他怀疑的只是“当前”。和那些历次运动受打击的人和具有尖锐政治辨别力的人相比,他对“大跃进”以后中国事情的认识,还很不深。起草《青㭎坡》时,他的反思短浅。他是个有丰富情感体验的“描摹”社会的能手,不是个思想家。

1974年和1975年,是“文革”后期光明与黑暗交战最奇特的年代。他这个遭“废黜”的人也看明白,周恩来和复出的邓小平是如何费尽心力地整顿全国濒于崩溃的经济,而意识形态领域则三天两头闹“地震”。今天批林批孔批周公批现代大儒,明天评法评儒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好像非把这个老大的穷国折腾净光方能罢休。

描摹社会的小说家,观察着中国的人间。他后来追记过这几年成都和全国发生的事件,想透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反映“文革”的动荡。

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对这个充满智慧、献身精神和工作活力的人异常敬佩。他想不通“整”周恩来的人为什么会受到毛泽东的信赖?而任何疑虑落到毛泽东的身上便无形消解了。这个崇高的精神支柱如果不复存在,那么,中国一代的共产党人是无法想像该怎样思考、怎样行动的。沙汀也不例外。

(周总理1975年9月住进医院的消息传出以后,我一连几夜没有睡好。我实际仍在“软禁”当中,同我过从的人不多。几个有限的熟人每一见面,不是忧心忡忡地说:“怎么今天报上还没有总理的新闻?”

或者喜形于色:“总理昨天还在医院接见伊文斯呢!”到了年底,消息可越来越稀少。我已经搬回新巷子旧居,前院就是《四川文艺》编辑部。偶尔有个别同志悄悄向我走漏一点小道传闻,都未可全信。有人不止一次建议我给总理写信,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正合我的心意,但一想到他在重病中我还要打扰他,就动摇了。矛盾的心情支配我相当长的时间。

1976年1月9日清晨,照例,起床后我就瘫在卧室门口的马扎上面。长夜失眠,头昏沉沉的。《四川文艺》资料室的一位女同志走近门边来。我知道,但凡凌晨从收音机听到什么重要消息,她总会热心肠跑到附近的《四川日报》社去取报给大家看。而且一视同仁,对我从不歧视。这时,只见她摇晃着报纸,神色紧张地走来。我撑起身伸手接报,只听她说出一句:“总理逝世了!”

我手指间的报纸拍地跌落在马扎上。我惊呆了几秒钟,躺身下去,双手掩面,爆发出哭声!

我的嚎啕痛哭惊动了前院编辑部。那个长期与我共事的负责人走到我这里来。

“……”他一面说,一面在一张籐椅上坐下。我没听清他说的话,照旧哭,像个大孩子样。

“……”他絮絮地说了又说,但他自己也流泪了。“亚群同志今天够受的……”我哽咽着,突兀地说了一句话。我忽然想起早已依靠输氧过活的李亚群。前不久,我们曾像解放前地下工作接头一样作过短促交谈,从时局扯到总理健康。四十年代他也在总理身边工作过。

午后我稍稍平静,准备上街散步。编辑部静悄悄,毫无表示。私下问起,才知“上面”下达了各种禁令。到了街上,情形可不同了。普通老百姓在家门口挂起半旗,不知道旗子从哪里来的。一大队中学生抬了花圈正朝东风路缓缓走去。我停下来,摘掉帽子,目送着花圈。我担心无法控制自己,赶紧转进一条窄小巷道。这里更是家家户户挂了半旗。一位工人装束的中年人,正在向邻里讲述今晨他们工厂发生的风波:几名工人爬上厂门屋顶挂半旗,厂长大惊,因为不符“上面”的规定,吩咐把国旗收下来。工人抗议了:“哪个今天就上去试一试吧——谨防老子们把他捶扁!”厂长只好让步。旁听了这样一个令人补旺的故事,我的悲痛心情似乎减轻不少。走出巷道,不远一家三间铺面的布店,挤满了家庭妇女,在排队买黑纱、黑布。我也为自己扯了一幅黑纱戴起。走到家门口,见几位编辑正爬上屋顶悬挂半旗。显然,广大群众最普遍、最深刻地流露出的民意,鼓舞了一切相信真理定能战胜邪恶的人们。——沙汀1986年12月讲)

周恩来的辞世使两种势力的较量速度,骤然加快。中国大地上刮起一阵震惊世界的历史旋风,——丙辰清明悼念总理的花山花海,天安门广场事件,朱德离世,唐山地震,毛泽东逝世,逮捕“四人帮”!千千万万的人从“文革”噩梦中一夜间甦醒!

你恢复了可贵的艺术自信和勇气,在新的层次上找回了自己。不过,反思是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的。

我首先属于我的时代。做为中国宗法制农业社会最后的描绘者,我也希望能留给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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