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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创造的生机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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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创造的生机和危机

重建生活基地之后

回到四川才两个月,连他都难以置信,就拿出了真正意义上属于他的新农村小说《堰沟边》。同年发表了得到普遍赞誉的《卢家秀》。

成都的住房还没有解决,一家人暂住在金牛坝招待所里,他就急不可耐地准备下乡。他是回来创作的。全国作协党组为了保证他不受四川行政事务的牵制,决定由北京每月发给他创作津贴,以代替工资。他是“自由”的。

记得解放初他第一次下去,曾兴奋地告诉巴金:这一来我可以下乡了,我总觉得这才是我最适当的去所,因为只有在乡里工作一段时期后,我才有重新创作的信心与勇气。①

现在,他又向巴金报告了同样的心情,并得到呼应:知道你终于回到了四川。你可以准备你的创作了,很高兴。……有什么新作品,不要忘记寄给我一本,我喜欢你写的东西。②

巴金已经在等着读他的新作。他也真不辜负朋友,接到复信,已经从乡下转了一星期回来。

他先是旁听省委统战部组织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观省内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汇报会。在会上翻看简报,发现绵阳不错,便立即赶去。正是办合作社的高潮,那里轰轰烈烈在开三级干部会。县委书记吴儒珍是相识的地委书记彭华的爱人,经她介绍,与会上几位合作化积极分子谈话,其中就有三台县尊胜社社长王达安。

王达安这年三十岁出头,开朗的前额过早爬满皱纹,有一双沉静的眼睛,是所谓筋骨人。他穿一套做工拙劣、洗褪了色的工农牌蓝布制服,两个口袋塞满笔记簿和文件,总是鼓鼓囊囊的。

(这是你在新社会最早贴近观察到的农村基层干部了吧?是的,和我过去熟悉的乡长、保长比,乡长、保长即便出身农民,也已变得“油”气和“流”气,他们脱离了土地;而眼前边一位是彻头彻尾泥土一样的纯朴。当时我无法意识到,这个人将是我未来三十五年中始终不渝的一个朋友)

他听说王达安是办起全县第一个农业合作社的人,而这样的老社目前正面临耕牛折价、土地加工、处理社员私人副业等亟待解决的各种难题。这个农民社长揭露问题的态度很爽直。沙汀决定到王达安的社和其他两个地方看一看。

三台尊胜乡和安县一样,是川北丘陵苦寒地带。过胡家嘴摆渡,渡工机敏善谈,这是以后写《过渡》运用了的场景、人物。开春天气,太阳从木鱼山峰顶放射出光芒,映红了连绵的山岭和山脚下一小片狭长的平原。王达安陪同他在尊胜各处转了一圈。他更有兴趣的是尊胜的主人们。他乘机了解王达安的身世。十二岁放牛,十七岁当长工,干过伐木、淘金各种营生。在王家大院他能组织起年轻人与本地的保长斗法。但是经过土改,在担当合作社领导人以后,他的家庭生活却降低到一般水平线之下。沙汀看到王达安的妻子黄黄的病脸,几个娃儿天天顿顿吃着红苕,但王仍拒绝社里的救济金,他很有触动。《堰沟边》的雏型形成了,他按照王达安的模样塑造了陶青山。

回成都,他的家搬进了布后街省文联的大院。这是熊克武过去的公馆,现在做了机关。进大门,左手有几间厢房,一家人挤在那里。他很不习惯院子里终日的嘈杂。他下乡的兴致正浓。10月,又去三台、德阳。回来不久,写了《卢家秀》,在《人民日报》上一次载完。此篇确立了他也能描写新式农民的名声。山东迅速出了单行本。中学生给他写信,问卢家秀姐姐住在哪里。实际上这个热爱合作社的女孩子,他只匆匆见过一面。就是访问尊胜乡的那一次,他去瓦子乡,偶然间听乡政府的两名干部说起这个穷困户姑娘,说她为了争取入社,一天到晚跟在支部书记后面转。她的变化真大,因为不久前她还是个任何集会都不参加的十六岁“小主妇”呢。“人的变化”,这个题目吸引了他。他找到这个女孩,同她和她的父亲谈过话。这篇东西给他开辟了写类似采访记的小说的途径。后来的《过渡》、《你追我赶》,都带有特写的气息,便与这样的“生产方式”有关。

1955年年底,郑慕周患脑溢血猝然逝世。建国后,舅父作为民主人士受到礼遇,一直任安县副县长,尽心尽意为桑梓父老服务。接到噩耗,他从成都连夜赶去料理丧事。在绵阳,他乘了一辆吉普车前往安县。车子开到中途,便赶上了从绵阳医院将郑慕周尸体运回故乡的队伍。躺在滑竿上的舅父,面色安详,临终似没有受到什么痛苦。

到安县后,他为他选定墓地,装敛。送葬的时候,他没有参加。他仿佛看见一副阴沉木的棺材渐渐沉入墓穴,泥土拍拍地打落,他想起舅父一生与他的人生轨迹的多处重合:少年的“跑滩”,保荐入省一师,睢水避难充当自己的总保护人。近年来,舅甥之间又多了一层同志式的关系。他觉得失去的是自己的“父亲”。

他没有长久沉浸在哀痛里面。回川后,由于他已经是省文联主席,他的“自由”重新失去了。开会——下乡——写作,成了他的生活三部曲。各种政治运动,全国和省的人代会,全国和省的文联、作协会,还有省里的党政会议,每年平均在各种各样富丽堂皇的宾馆、饭店的礼堂,会议厅和客房里消磨去四五个月以上,然后从飞机客舱和火车软卧上走下来,转乘长途汽车,最后步行到乡村,偏僻的平坝、山沟,住在老乡家里,吃着搅团(有时被房主人偷偷打进一个鸡蛋),摆龙门阵。这成了他的常态。

1955年两次下乡之间,去北京开人代会。1956年2、3月在京开作协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回来到长寿狮子滩电站工地体验生活,写了工业特写《柳永慧》、《瞎炮问题》(后改名《炮工班长冯少青》),并不成功。秋天,重返农村,到绵阳、三台、安县,前后活动了半年。为了反映新农村,他不能固守故乡,而要寻找在风土人情上与故乡相近,而在发展上比较“先进”的根据地。后来,三台县的尊胜社,成都附近新都县新繁的新民社,川东武胜县烈面的西关社就成为他主要的生活基地。他已经不是生活在哪里就写哪里,而是为了写作有意地下去生活。

他这次去安县想有目的地搜集解放初期的材料,他没有忘怀与胡耀邦谈过的写作计划。8月14日,第一次乘宝成铁路去绵阳。刚俊和她的母亲已在这里安家。第二天,刚俊陪他去安昌镇。故乡依旧,他努力寻觅新的印记。

南门河坝是那样清冷,我不到一个脚夫。可是茶馆里有不少人打纸牌,街道看起来多狭小呵!

也有不少新屋,还在继续修建,但都是公家的。房屋都有些破旧,看了叫人感觉难受。

晚上,独自出街逛了一转:相当热闹。十字口围了不少人,男男女女都有。各行业的人挤在铺堂里学习。南街上有几处正在修建新屋。木料上坐了妇女们乘凉闲谈。……

安中校正在开青代会。一个突出的现象:青年们学习着普通话。走来走去,客客气气地在学发音。①他住在县委,在北门外文庙旁边。这里在他幼时是一块桑园。江山已经大改,安昌镇现镇长为糖工出身,副镇长过去是使女。城里老少皆知的“朱凉粉”告诉他,苦人翻身了,富人只要子女个个参加工作,处境也未见得有多坏。

他到睢水、板栗园、苦竹庵各处去重温旧梦。同时了解赵鸿图带人组织第一届县人民政府,征粮、剿匪、巩固政权,国民党三○二师起义又叛乱的经过,农民怎样由观望到行动,以及当时社会风貌的种种细节。调查的对象从干部、农民、军人、地下党员、教师、商人、家庭妇女,到昔日的告化、袍哥大爷,直到自己的哥哥杨印如。这是他一生所做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调查。他的札记本写满了需用放大镜才能看清的小字。你几乎不能相信,这小小的一册竟记载有几十万字。

他注意搜集各式人物“应变”的史实。最初触动他写《红石滩》的,就是这批活材料。

听别人告诉他,河清的恶霸万卓生于解放不久就回去了,仍然做乡长,做征粮队长,仍旧坐了滑竿进城开会,后面跟了一批斗伴。春季学校开学,他也仍然对教员讲话。只是表面上穿着、吃喝全变样了,到了即将开始“减退”,这个人被捕前,更加会装穷,背地藏匿起一切值钱的东西,偷偷享受。

土财主对于解放军来临的想法,完全凭红军北上长征经过此地的老经验。卖谷子,筹现款,预备跑滩,或者藏到哪里。1934年的经验对他们还有影响,总以为跑一趟又没有事了。他们对这一场人类史上数得上的大战争,所知实在可怜。县镇上的商人,“应变”的办法显得乖巧。开初几天,不少商店早早关门。不然就把铺子里的东西逐渐减少。再过一段时间,把铺子关了,在街边摆摊子,卖个香烟什么的。到了最后,就连摊头也收拾了。因为商人最敏感,对新制度放心不下,慢慢把货物藏起来,或者转移到外地去。当人心安定,居委会催他们开业,开头都说:“开啥子业呵,本钱都吃光喽!”

要写一部川北解放的长篇小说,安县第一任新县长赵鸿图和他的同志们是主角。旧人物的“应变”只是一个背景材料。他当时对赵鸿图的为人性格、平叛的过程都做了记录。令人深思的是他始终没能从正面下手写出来。到了不限制一个材料是由正面写、还是由反面写的八十年代,他才找到表现这一切的“自己”的角度——原来还是《淘金记》的角度。(你说《淘金记》的视角,仅仅是一个反面的角度?好象还应复杂一点。这是旧的乡镇世界本身的角度,不是由一个外来的世界看乡镇。至于合作化、公社化以后,旧的乡镇世界瓦解,新的乡镇世界我又不知道。所以我写了新的农民,乡镇却消失了)

他在故乡也观察新生活。大批转业军人成为农村骨干,是很显眼的现象。他曾做过访问,知道他们立下的业绩,也发现许多军人成为女性争夺的对象。有的还利用自己的地位欺辱妇女。他跑到乡公所、社办公室去听登记结婚和要求离婚、退婚的人的申诉。他虽然很少采用婚姻、性爱的主题,却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写下感想:结婚和离婚都为了那同一原因:生活。从这些案子,我们不难看出,一部分农民的生计仍然是不富裕的。想起一个人竟至为了一份口粮、两件衣服而结婚、离婚,这该多难受呵!①

他敏锐地从光明的农村看到各种阴影。他乘车进入安县,在界牌乡停车喝茶,与老乡刚搭上话,便听到他们对上级硬性规定种植粳稻的不满。在县里他终于搞清楚了原因:那一年稻种运到,快下种了,地委突然指示,一定要拌上什么药才能种!季节过了十几天,赶快来电话,不拌药也可以了,已经耽搁。

还有一个社,秧母田都做好了,上面才把粳稻种分配下去,还说,这么远运来的,一定要种!

到了这一年下来,许多社减了产。一个社干部对沙汀说,主要原因是种双季稻和粳稻,要减产近一半。无论是多种一季或改变品种,都不合川西北高寒地区的实际情况。可是五十几户的小社,你种三十多亩粳稻都不行,一定要完成二百亩,保守的帽子才允许摘去。社干部跑一趟乡上,挨一次批评;受一次批评就回来开一次群众会。最后一次会开了三个晚上,每次都熬到鸡叫,群众吃不消了,说:“好吧,就照你们的意思订计划种好了!”

“通没通呵?”干部还叮住问。

“不通没办法啦!——通了!”

这简直就像一出喜剧小品。可悲的是这种瞎指挥,从干部一边讲,用心却是极好的。当时的社干部要求上级能允许先试验一季,领导说,这是已经试验过的,哪里还用得上再试验呵!又说,这些种籽是打了不少麻烦从天津运来的,领导上未必还会害你们?你们举件事实来看看,政府哪件事情是害你们的?

用政府的威信做抵押,办错事,恐怕就是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等沙汀彻底看清楚,则要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创作《木鱼山》的时候。这些故乡土地上发生的事实具有尖锐的政治性质,他无法写入小说。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能用作品反映的人民内部矛盾方面。

这一“转移”,给他带来最有深度的几篇作品。

从安县赴三台尊胜,为了访问农户的方便,索性在王达安家的堂屋搭起床板住下。他很快发现这个乡的农业社情况比去年复杂了。他与几个要求退社的社员谈过话,了解社员对生产、借款、普选的各种意见,发现合作社有影响农民传统利益的一面。比如收花生,本地历来的说法叫做“挖一季花生长一身肉”。尊胜社安排妇女扯花生,起初大家十分踊跃,带起孩子上工。后来社里规定吃一颗花生扣一个工分,谁都不愿干了。统购统销后,农民闹粮的纠纷也相当普遍。有的统购会上发生扭打干部的事件。但是在各种矛盾中,乡村干部的任劳任怨是起了很大的缓冲作用的。

沙汀一次在睢水参加干部会,会场设在睢水河对面的小庙。有个姓伍的干部久等不到,大家说为了粮食问题有些人在与他扯皮,他老婆受不住骂,常和他吵闹,今晚也许不会来了。可到了深夜,他终于露面。一进场,有人忍不住逗他:“听说人家喊起你的小名在骂呀?”

“骂就骂好啦!这一带哪个不晓得我叫伍奶娃?”他满脸不在乎的神气。

这个对答的场面深深触动了他。

在尊胜,他了解到合作化高潮抽了许多能力强的乡干部回家办社。邬述成就是其中一个。结果,八元一月在外的工作津贴取消,医疗证也收回,老婆在家天天抱怨。邬所在的社初成立时,把社员吃肉、推磨、治病,甚至剃头都包了,以为是体现合作化的优越性。勤俭办社后,社员闹着借支,开条子,但邬述成不管女人怎么闹,一个钱也没挪用过。

沙汀是最熟悉旧时代农村基层头面人物的,现在,他被这些终年戴一顶皱巴巴帽子的农民组织者感动,想从农村尖锐矛盾中写写这些人。安县姓伍的和尊胜姓邬的,合起来,形成了《老邬》。小说的主人公邬大全对于别人喊起他的小名骂,是这样回答的:

“他骂好啦!板板桥这一带,哪个不知道我叫邬奶娃呀!”

在尊胜看到的另一个矛盾是大规模工业建设向农村争青年劳力。他了解到农村青年在这个专区里,因为招工被卡,自杀、忧郁成病的最近就有四十几人。工程部门在乡下私招的很多。德阳兴建重型机器厂,吸引了许多青年努力学技术、学文化去应聘,而拒绝出席晚间没完没了的会议。王达安告诉他,上一季度他们社的几个会计都想外出,没被批准。其中有的故意不计工分,不请假,便进城看戏。背后说,我就要犯点错误,让社里开除我哩。

站在合作社的立场上,对这些自然十分忧虑。但沙汀接触到的这些一心想离乡的青年又都很可爱。1957牟5月,三台传来成都紧急通知,让他回省准备赴北京开会。他在公路上临时搭上一辆卡车,在车上就认识了一个小石工。这个青年很乖,先是要同他换座,后又提出可以把他的大提包放在自己身上,都被沙汀谢绝了。小伙子结实红润,高鼻梁,头发干干净净的。身上穿了两件衬衫,外面的一件黑洋缎,白纽扣。谈起来知道他家里有八口人,他去年结了婚,女方比他大两岁,二十。

“你出门她挡没有?”沙汀笑着问他。

“这都挡得着么?”他也笑。

“走的时候一定哭过。”

“那才没有呢,只是有点忧忤忤的,——我们天没亮就动身了。提起包袱送了我一截路。”小伙子把脸调向车外张望了一阵,然后又转过脸来。“她会以为我还在等车呢……”

第一次出门太叫人兴奋了。所以不一会儿,小伙子恢复常态,不住地问:“到绵阳还有多远?”“汽车真是跑得快呢,两边的山只往后蹦!”

青年人的家今春进社。他在山上打片石,会放炮。他说他从来没有放过瞎炮。七角钱一立方,九扣。“为什么要九扣?”“你堆的方有夹缝呀!”前几天,铁路上招聘,恰好他包的工完了,又有打石头的本领,队上放了他,今天他才能跟着招工干部离家。出来的人有十六个。想来的很多,但不少人不是不会技术,就是没有三十斤粮票,被卡掉了。“要三十斤粮票?”“对啊,出来第一个月是学习,吃自己的。”听说沙汀在成都住,很天真地问:“要是我早前认识你,你能为我找个工作吗?”

“他们说,到铁路上就好了,常有技术交流会,就不兴把技术秘密起——是这样的吗?”

这个十八岁青年促成他写了《摸鱼》。虽然小说主人公没有能出门,也不是石工,而是个摸鱼能手,作品似乎又是站在让人安心从事农业的立场上,但人物是可爱的,有活力的,不是被“批判”对象。沙汀反映了农村的一个矛盾,同时被这些对生活充满憧憬的青年吸引,他的感情在作品里显出复杂的内涵。

可是,在他以后陆续产生的短篇里,这类矛盾消失了。双季稻成为增产的主要措施。要求多留粮食必定是富裕农民挑起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你追我赶》,这是一篇在结构技巧上相当圆熟,受到茅盾称赞的作品,那种揭露真实生活的精神已被淹没了。因为中间横亘着一个“反右”风暴!他是没有什么思想准备的。1957年春日,在安县秀水的汉昌乡参加过一次农村鸣放会,对统购统销引起的农民波动,他有多重的感受。不像他“反右”之后重新扭曲认识写出的《风浪》那么简单。

可是运动来势很猛。在四川他所领导的文联系统里,流沙河的诗歌出了问题。省里安排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同他一起到菱窠拜访李劼人,想请他出来讲话。不料,李很不理解,当面拒绝了。

告辞出来,李劼人悄悄把沙汀拉到一边,说:“老沙,现在水浑得很,你不要随便插足啊!”

到了开座谈会那天,李劼人还是赶来参加,并发了言。但他是用“诗无达诂”的老话为《草木篇》辩护,并替文联负责人沙汀他们解围,甚至天真地说:“你们不要打‘红娘’,应该打‘老夫人’嘛!”

这年6月,两人一起乘车、船出三峡,经京汉路北上开会。沙汀一直为老朋友担心。路途上有足够的时间谈话,他把省报记者调查流沙河家乡、身世的一份材料(现在看来是失实的),交给他看。李劼人才算转了弯子。

北京等待他们的是三个月的批判丁玲、陈企霞的作协党组扩大会,和以“反右”为主题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连续不断的“地震”,使他丧失政治上独立思考的能力。除了积极投入“斗争”,不断地检讨或准备检讨,还能做什么呢?

他在批丁陈的会上与张天翼、艾芜联名发言。在人代会上,与李劼人联合发言,题为《〈文汇报〉利用〈草木篇〉作者的批评点了一把火》。这后一个发言是他起草,由李劼人宣读的。后来知道,毛泽东听到这样一个联名方式,当场不以为然地说:“这两个人怎么联得到一起呵!”

这是非同小可的指示。所以回州后,省里内部批评沙汀对待党外人士的迁就态度。他一边检讨,一边去动员狷介的老朋友改变姿态,终于使李劼人过了关。

他这时已经在成都西郊的营门口住家。是几间瓦房围成的一个独院,抗战时期的疏散房子。离机关比较远,但比布后街住得宽敞、安静。他喜欢它的乡村风味。

岳母黄敬之一年后便是在这里逝世的。其时他在外地开会,紧急中一时找不到医生,附近的刑警大队养有一批警犬,配有医务设备,是一位兽医先来诊治老太太的病。为了这件令人沮丧的事,玉颀很伤心,他也十分内疚,时时忆起睢水十年他与外界联络用岳母的名字,和岳母为他们所担的许多惊怕。

整个1958年,他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远比往年少。他有一种不愿在城市久居的情绪,有空便想下乡。年初到新繁、广汉、德阳、三台兜了一圈。6月,赴成都郊区访问。7月,三台双龙乡短期完成旱地浇灌,在全省叫响,他立时赶往那里,后来又去王达安的尊胜社,费时两个月。

双龙此行,导致二十年后创作《青㭎坡》。

他是7月9日由三台乘长途汽车赴双龙的。在三元下车,走四十里旱路,进入深丘地区。沿着梓江,灰褐色的山岭蜿蜒起伏,翻过骡子岩、青㭎坡、大桠口、篾匠坡,来到目的地双龙的高峰社。

他住在水文站附近赵映让老汉家里。全村大部分人都姓赵。六十多岁的赵映让和他的隔房兄弟七十多岁的赵映平告诉他,这里十一代人都到山底的河里背水喝,现在才喝上了井水。

二十多天,沙汀足迹走遍双龙,观看了水塘、渠道、水库,参加过车水、改土的劳动,差不多每一晚都要夜战,不知道与多少人谈过话,开过会。高峰社社主任赵复祥同他父亲围绕“超支”引起的冲突,团支部女书记文素芳两次离婚的纠葛,和这个社的无数人物,后来都写进了小说。

与上海、睢水时期的写作不同了。那是依靠故乡生活的长久积淀来虚构的。现在他是个“内行”的采访者。内行到在干活中可以指出水车架设地点的对或不对,以及改修沟道如何节省劳力。但是采访影响了他的想象。如果对比《青㭎坡》与他的双龙乡札记,你会惊异于他大量采用实际记录来构造小说的创作方式。

他记录了全部见闻。这是大跃进时期一个“先进”高级社,干部带领群众苦苦奋战的缩影。苦战的成果,群众得到、看到了一些。谁也没有去想,洒下的汗水之多与所得的利益之微,根本不成比例。沙汀参与设计、试验土抽水机,运土,做燕儿窝,失败了重来。当看到梓江的水终于翻上了山坡的时候,他与农民干部都狂喜得像小孩子一样。他看到的绝对是事实,他的受感动也是事实。

下个月,他带着从双龙获得的情绪到三台尊胜,看到那里的水利工程,他感到:天很空旷,浩大,上上下下都可以望得很远。心情非常开朗,舒畅。感觉到无穷无尽的生命力的奔驰。①在双龙、尊胜,他也不是完全看不到无休止的改土、并社、夜战带来的弊病。水利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得太宽,劳力紧张,把大春耽误。有些活路不讲科学性,只凭体力硬干。但是经过“反右”,只要有一丝的怀疑从脑际掠过,他也会用学来的“主流”论、“本质”论,一一加以澄清。群众积极性挫伤产生的不满,用“阶级斗争”学说一套,也便释然。因为故乡的建设不够“典型”,他另辟生活基地,每年不辞辛苦地下去。结果是先验地在寻找与“政策”对应的例证。他没有想到“先进”的试点是按照特殊的条件形成的,可能是最真实的虚假。他远远看不到“全部”。“生命力的奔驰”驶入错误的航道,酿成的是悲剧。

(是不是“文化大革命”中说的“路线错了,一切皆错”的意思?不是。农民的劳动是真诚的。也不是个人品质上的虚假。但当时大部分的中国人,包括你、我,都沉醉在一天早晨醒来便摆脱掉民族贫困的浪漫理想中,是历史的虚假。像你的《假日》,那里的食堂不久都垮了,你写的是在历史面前黯然褪去光色的“事实”)

所幸他写得很少。四年里,写新农民、新矛盾,似乎略有所获。写到“反右”以后,就不那么有信心了。

十三陵水库是中国“大跃进”的一个象征。文学跟随政治,忘乎所以地奏起了“畅想曲”。他在北京开会,作协总会副秘书长一连找他谈了两三次,动员他去劳动一段时间,可以担任水库工地宣传部副部长,同时进行创作。他考虑再三,最终没有答应,推荐了艾芜。艾芜就像赴鞍钢那样欣然同意,去了,搞成了几十万字长篇的半成品,却从此搁浅。想到让老朋友做“替身演员”,他很感歉意。后来是他通过刘白羽,由作协党组出面好不容易劝动艾芜,才将小说放弃的。

这是不是由他的自知之明产生的农民式的“狡猾”呢?

岁月不平静

谁料到大跃进紧连着三年困难时期。

作为一个社会风习的研究家,他在笔记本和各种纸片上随处记录下见闻。

1960年,双目失明的大哥摸到成都来诉苦,说高征购给家乡带来的困难,加上天灾,顺义坝那样的好田土都荒芜了。老百姓病倒或纷纷逃荒流亡。他完全不相信兄长说的情况,答应每月给他增加生活费用,批评了他的情绪。

但到了1961年,农村的灾情蔓延到城市,蔓延到他身边,不由他不信了。

他亲眼看到锦江剧场的巷口墙脚边,有人在啃从附近饭铺拣来的骨头。商业场门前路灯下,摆篮子卖凉拌“无缝钢管”(蕹菜),居然有穿呢制服的人蹲下去买一盘吃。小学中午和下午放学,一路吵吵嚷嚷算粮食帐,算自己这个月还剩多少。父母子女每天要声明一顿吃几两米,弄得不好便会发生争吵。招待所里每顿也离不开“无缝钢管”。厚皮菜比“无缝钢管”还要难咽,能把你肚里的油水全刮光。1962年开始恢复,市面上有点东西卖了,但价格贵得吓人。他和玉颀在重庆南泉住,实一块不到一斤的红苕,一元多钱。家里主要吃瓜菜煮面片,只给他一人吃鸡蛋,一元一只。三年里花光所有存款,《祖父的故事》就是为还清出版社的支款而编起来的。

没有“当前的现实”好写了。1960年还有情绪写大跃进。《你追我赶》在《人民文学》发排后,为了某几个字句,他还会给千里之外的编辑部发航信、发电报,要求修改。现在写什么呢?

参与《红岩》的修改、加工,似乎释放了他一部分无处散发的写作热量。早在1958年10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到成都西门外沙汀家拜访。坐在房前的凉台上,沙汀拿出重庆文联刚寄到的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献礼计划,指着其中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三人预备合写“中美合作所”的长篇一条,说:“这可是个大题材哟!”

这个选题原是以一本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做底子的。出版社跟沙汀一样有眼力,当即决定去重庆约稿。到1960年初,小说初镐铅印了一百本征求意见,暂名《禁锢的世界》。听说有人持否定态度,他拿来一气读完,发现它虽然粗糙,显然是一块璞玉,是有厚实的加工基础的。5月,他把原订去武胜的路线改变了,先到重庆,征得市文联负责人王觉和市委文艺处的支持,由林彦、向晓和作者之一的杨益言陪同,一块到市委机关的狮子滩长寿湖农场去找另一作者罗广斌,商谈进一步修改的计划。

他看到的罗广斌,是个放达、热情,说话诙谐的汉子。杨益益言则稳重、深沉。罗、杨和因1957年鸣放的“错误”中途退出写作的刘德彬,都是渣滓洞囚犯中的幸存者,现为团市委干部。他们在解放后做过几百场报告,对狱中的情况相当熟悉,写作情绪饱满。

沙汀与他们当夜在农场招待所长谈。次日临行前又谈了一次。体提议加强许云蜂、江姐、成岗等人的描写,不要坐在渣滓洞写渣滓洞。要从真人真事中跳出来,从单纯的“禁锢”中跳出来,联系全国的形势。《红岩》的修改能打开局面,与他的这个思想有关。

从长寿湖再返重庆,他让王觉、林彦向任白戈、萧泽宽(市委组织部长)转达他的建议,给罗、杨充足的写作时间,让他们专门去北京参观革命历史文物,开阔眼界。然后,他才放心地前去武胜进行他的访问。

罗广斌、杨益言1961年8月带着在北京新改的本子返川。沙汀一拿到稿子,连读两遍,发现改动很大,长寿湖夜谈提出的意见被消化得不坏。他于是主动表示愿意再详细提供看法。这样,从8月下旬开始到9月,罗、杨每天或隔一两天,就来到他这时居住的新巷子十九号谈长篇。总共持续了两个多星期。

省文联宿舍新巷子十九号的前门,就对着布后街文联、作协机关的后门。两处都是旧宅院,比较宽大。沙汀从西门外搬进十九号第二进正房,房前有一个小天井。已是酷暑天气,三人围坐在天井一张木方桌旁,挥动扇子,一谈就是一下午。第一次谈,他就说:

“稿子写得不错了。开头铺得很开,我原先怕你们后面收不拢,狱内狱外的交织写法驾驭不住,现在看这个估计错了。”他掩饰不住对改稿的满意,决定逐章与作者进行讨论。这天,对于第一章工人斗争的侧笔究竟应如何写合理,谈了很久。小说人物于新江,是回头看到兵工厂的那场火好呢,还是看到岩石上映出的红色好。在把握艺术的含蓄、深刻的分寸上,两代作者交换着意见。还有一些工厂的描写总感不真切,他建议压缩。后来作者把它们大部分删掉了。

以后的讨论,围绕江姐、许云峰的时间花费最长。江姐看到丈夫彭松涛被杀的告示,沙汀认为写得过于冷静,应当允许妻子泄露感情。江姐用手拢头的习惯动作,他提出应挖掘不同的含义。他认为小说中有些破绽,是因为对当时的经济生活、粮政兵役、社会风尚研究不够造成的。谈到有人认为双枪老太婆的传奇色彩太重,和全书不太协调,他明确表示:

“生活里本来就有传奇的东西,作品里为什么不可以有一点?何况读者的兴趣是广泛的,有这么一点,读者面可能会更广泛些。”

由于他的主张,双枪老太婆的情节在定稿时没有再更动。

他与《红岩》和它的作者的关系,绵延很久。他曾给重庆市委写信,促成它早日出版。在玉颀病重的情况下,读完《红岩》的电影剧本。1965年,他主持省市两级文艺部门总结创作《红岩》的经验。这部小说的发表后来成为全国性的大事件,但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为此付出的心血。

他的精力还放在培养其他业余作者身上。这也是风尚如此。那次从长寿湖农场回渝去武胜,大约住了两个月。选择这个生活基地,起因是这里的农民文化生活开展得好,是省里一个典型。由重庆沿嘉陵江北上,过了合川,便是武胜。他到烈面、桥亭、礼安几个公社去参观,辅导农民作者,帮助武胜建起全省第一个县文联。他不大住在县城垦,住的时间较长的是烈面镇。

烈面位于武胜西北部离南充不远的江边上。1960年春天,这里的“大跃进”余波未尽,烈面区委的驻地人来人往不断,大家还有精力闹“文化”。沙汀在区的“劳武大学”做过双百方针的报告。他喜欢烈面一出街便是生产队。这一次虽然不像以后再次来时,对他的创作发生那么深的影响,但他结识了一批有性格的农村干部,与他们建立了友谊。包括烈面的大队社书记、陈家大院的二麻哥、妇女干部陈秀碧、幼儿园老师曹惠芳等。这些人迟早要走进他的作品。

从武胜回来便去北京开第三次文代会。全国的困难局面逐渐明显,国际形势也是紧张的。1961年3月,他接到通知,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开亚非作家东京紧急会议。为了第二次出国,他穿上并不十分熨帖的西装。

代表团团长是巴金。这个老朋友的早期著作在1959年前后受到一次粗暴的批判,但看不出他有任何不安。他的真诚待人的品格一如既往。其他七人是刘白羽、冰心、叶君健、李季、韩北屏、杨朔、林林。代表团负有严峻使命,团结亚非作家朋友,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纪律严明:不能单独出门,不能在室内谈重要问题,不记日记和不写家信。来回路经香港都住在鹰天岭,从半山上可以俯瞰林立的摩天楼。在一次文化界茶会上,见到三十年代认识的叶灵凤。叶告诉他,在港的作家每天至少要写五千字,才能维持一家生计。此地生活标准与吃“无缝钢管”自然不能相比,反差之大,使他心里不太好受。

东京会是在3月27日开的。住过两处地方,后一处“福田家”是有名的和式旅馆,颇有风味。讨论时,他同苏联的西蒙诺夫分在一个政治问题小组里。叶君健和这位留有小胡子的《日日夜夜》的作者熟,戏称他为“西公”。许多外国作家都来询问中国的灾情。

与巴金合作总是愉快的。他们共同拟定了代表团团长在羽田机场群众欢迎会上的讲话稿。会议后半段,团里把他抽出来专门起草了两项发言。会后,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实际由我方负担费用),进行访问。在东京访青野季吉、土歧善磨,在镰仓访藤森成吉,参加东京大学座谈会、宫本百合子纪念会,在内滩访问反对美军基地的农民,他都与巴金在一起。日本友人热爱巴金,认为他有学者风度、长者风度。后来回国在广东从化作总结,他和巴金的观点一致,认为不要把我们的作用夸大了。这两个人都不喜欢唱赞歌。

解放以来,他和巴金的关系加深,起媒介作用的是每年都要开的人民代表会。从1954年第一届开始,两人都是四川选出的代表。大会组织者总是把他俩安排在同一个房间住,十年中毫无例外。难怪1964年报载巴金改为上海选出的代表,巴金马上来信说:

这是我没有料到的,那么下次开会,我就不能同你住在一处了。这些年我们一直住在一起,已经习惯了。①

(第一次开人代会,巴金和我住在前门饭店的一个房间。《人民日报》的同志请他给副刊写散文,我见过他写东西。他的床靠窗,我靠里面,睡得比他早,失眠。半夜里看他还在写,改来改去。他写过一篇《数字的诗》,花了好多功夫琢磨,不是才子气一挥而就的。1956年开人代会。李劼人也是代表,见了巴金便开玩笑:“老巴,把你的标点符号拿出来请客!”意思是巴金写得多。一次谈起川剧著名演员寥静秋,廖得了癌症,找巴金在上海请专家看过病。李劼人提议,我们三人联名给夏衍写封信,让给她拍一部《杜十娘》的舞台电影好不好。李劼人从来痛快,说我来执笔,大家凑一封信。拟信中,巴金说,写上这一句,现代的科学不能保留她的生命,但现代的科学还能够保留她的艺术!李劼人马上说,讲得好!把这句话写进了信里。——沙汀1986年12月10日讲)

三人的呼吁见了效果。《杜十娘》在京开拍的消息传出,巴金写信来相告。廖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拍完电影后即逝世了。巴金在《廖静秋同志》一文中继续发挥沙汀记得异常清楚的这句话:“现代科学不仅保留了她的艺术,而且还保留了她那颗热爱艺术、热爱人民的心。

沙汀深感这位女性和“老巴”都比自己“硬朗”。近几年他逐渐进入老境,看到自己的创作力有所消退,失眠、哮喘、肠胃失调等各种病症加重,他这个情绪型的人经常烦躁不安。凡应做而未做的事,凡叮咛后做得不尽意的事,他都牵挂在心。有时会火冒三丈,刚冒完火又立即失悔,想要找到补救的办法。他活得好累!正因为如此,他特别需要在个人外表脆弱的生命形式中注入强韧。她从巴金的身上,便吸收了这种强韧的人格力量。

他为巴金主编的《收获》创刊号写了《开会》,是一个区级干部误解和压服基层干部的故事。1957年3月发表不久,编辑部将一封读者来信转给他,信中说他歪曲了干部形象,弄得他紧张起来。人代会期间与巴金谈了,巴金说:“为什么不可以批评上级领导?编辑部根本就不该把信转给你!”他心里踏实了。

困难时期巴金两次去成都,都住在学道街张秀熟的院子里。那里有几座小洋房,周围有点绿地。他一再交待巴金,外出可以要车子,巴金却总是步行,或坐黄包车。他常常带两个最小的孩子刚虹、刚宜去看巴金,巴金很喜欢孩子。1961年,

他还和玉颀陪巴金一同去自贡参观井盐,住在一个公园的招待所里。采盐的人,劳作苦而生活豪放,自贡在困难中似乎也比别的地方吃得讲究。

巴金对人的态度常使他敬服。朋友不论亲疏贵贱,都待之以诚。来京开人代会,他跟巴金去探望受到冷落的沈从文。沈从文也跑到饭店来招呼他俩:“三姐派我来请你们去吃炸酱面呢!”

三姐就是沈夫人张兆和。一次深夜十点钟到沈家去,把已经睡下的夫人、孩子都吵起来。沈从文的家虽狭小,气氛亲切,可以无拘无束地谈天。说起他的创作,巴金认为沙汀可写长篇,沈从文却认为最好写短篇、中篇。都觉得写电影剧本不如写小说、诗歌能锻炼文字。沈从文已经不写小说,但还关心地问,四川有些什么有前途的青年作家?大家没有隔膜,也暂时忘却了政治,忘却了困难时期物质的艰窘。(你这个先前的“左翼”作家,能与非党人士保持这样平等的关系,甚至乐于吸收他们的美好人格,可是难得。在正直诚实的生活态度面前,我认为不分什么“左”和“右”)

从1961年写完《夏夜》,他就搁笔,在考虑一个新长篇。主人公不是农民,而是抗战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写他们几十年走过的道路。困难时期好像适宜这种题材的生长,他同巴金、严文井都交换过意见。艾芜这年8、9月从北京接连来信也支持他:“解放前有许多生活可以写,而且你也知道得很多,再加以有计划地研究,我想是可以写出非常好的作品”①。艾芜听说他身体、精神均欠佳,便动员他按作协总会的安排,与自己一起下去走走。

10月初,两人在成都会合,踏上云南之行。四川的灾情已经显露,他称这两个月的远游为“文化逃荒”。这是他第一次由川入黔,由黔入滇。作协总会派了刘真、林斤澜两位青年作家相陪,兼有以老带新的意思。从昆明向西,乘长途汽车到保山,慢慢像是沿着艾芜二十年代南行的路线走下去。经芒市到中缅边界的畹町、瑞丽。路上有时一日能遇到春、夏、冬三个季节的气候。艾芜这时改变以休息为主的初衷,去陇川、章凤采访,搜集写《南行记》续篇的材料,两人于是分手。

他折回昆明,考虑心中的长篇,同时也惦记家中的玉颀和孩子。

他在芒市给玉颀的信中嘱咐她:“公家照顾我的罐头,千万把它吃掉,不要为我保存起来”,“既然并不限制干部到自由市场购买副食品,纵贵一点,也该适当买些来吃”①。在贵阳,还关心女儿刚颀离家学习的情绪,说:“连小娃住托儿所,不是也将近一个月后才习惯么?”②这个“小娃”不是泛指一般的小孩,而是特指他的孙儿,杨礼的儿子的。

他的家庭生活在这个困难时期也不平静。不仅是金钱上入不敷出,玉颀提出想恢复上班,主要是子女们进入成年,问题纷至沓来。

杨礼早参加了教育工作,结了婚,玉颀要尽祖母义务,照管孙儿。两个小女儿刚颀、刚虹的求学成了他的一块心病。1962年8月,他与任白戈、李亚群、戈壁舟一起去井研。路过乐山,看望了刚锐一家。嘉乐纸厂已经老旧不堪。乐山去年每人每月只有三钱菜油,今年算增至一两。他第一次见到的大儿媳的父亲便是去年死的,他听了觉得黯然,也想起了今年2月大哥去世消息传来时自己的复杂心情。回到成都,正撞上一个女儿高考第一批发榜没有着落,他的心绪坏透了,称这是“解放以来最不愉快的一天”①。

他烦乱已极,靠编《祖父的故事》集子,大量读书,读普希金小说,读《水浒》、《紫罗兰姑娘》、《歌德对话录》、《聪明误》来压制心火。对子女,他是很动感情的。他这些日子会半夜从女儿落选的噩梦中惊醒。他感到自己软弱得无用。接到另一个女儿从重庆的来信,他哭了。看曹禺的《胆剑篇》又哭了。第二天去读《安娜·卡列尼娜》,他总是随便翻出一节从当中读起,偏偏翻到了安娜从意大利回莫斯科,与久别的幼子见面的那一章。他读着读着,不断流下泪水。他其实并不老,离六十岁还差两年,但他感到这是不必去擦拭的老人的泪。

孩子的事其实没那么严重。两个女儿后来一个学医,一个学外语,都受到很好的高等教育,只是他的情绪变得不安静。整个民族在思索受挫的教训,1962年也是他一段小小的反思时间。文艺界这年春天,有周恩来、陈毅的广州会议讲话,大家的思想才比较活跃。写知识分子长篇,帮助修改《红岩》,都寄托他写解放前题材的热望。他校读重版的《淘金记》,读得笑起来,自己问自己:十二年来写得又少既差,怎么就把一副讽刺的好笔墨丢掉了呢?

他想起抗战中在重庆听来的一个真实故事:独山失守后,在一次聚餐会上,一些青年学生纷纷报名参军,等酒醒后又都把名字涂了。这是一个短篇讽刺素材,名字可叫《独山失守后》。他把故事轮廓和人物,习惯地写在一张随手拿到的废纸上面。

过了几天,在省里听报告。一个专区调三十个干部去加强商业,其中只有一个党员,还是个“前任党员”。他对这个绰号发生兴趣,想到一个讽刺当代干部的构思,题目就叫《前任党员》。但是他对重新捡起讽刺小说来写,还是有顾虑。思前想后,还是搁下了。

思想较前开放,障碍又没有全部消除,这就造成想写而没写的作品,日益增多。长久动摇于写解放前与写当前之间,想写小说,也想写散文、创作谈、回忆录。这一年他调整生活、调整创作计划的设想特别来得多。李劼人建议他全部改写“三记”,认为他的长篇本来内容太密。他想起杨晦多少年前提过写《淘金记》下卷的意见。前几年,他考虑过将《还乡记》作为基础再写它一两部。现在,他把知识分子长篇与《困兽记》的改写结合起来,得到一个新概念:可以写一个三卷本的新《困兽记》。有一天,他甚至把一至三卷的要点已经写在纸面上了。

(解放后,你一直在三种创作计划之间翻筋斗。写当前,写解放前和扩写、重写旧作,政治形势放松的时候,三种计划都来纠缠你,又突然发现,哪一种计划的执行你都没有准备好。我的真切感觉是:三种计划在心里仿佛打了个难分难解的结)

他的思想呈现为稍稍反省之后的芜杂。而他的身体、生活、工作,时时来打搅。为了哮喘的加剧,他想把伴了大半生的烟酒戒掉,却并不容易。为了省文联的某项具体人事把他无谓地卷入,他恼火地在心里喊道:“这是一种生命的浪费,可是,我已经没有多少生命能用来浪费了!”①他感觉世界如果给他一丁点的安静,他便不至于垮下。这点宁静似乎就维系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他在日记里写道:“再不给我调整一间房子,让我有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小天地,真有点活不下去了!”②浮躁不定的心绪持续地控制住他。靠摆谈,靠听川戏,听洋琴,靠逛街、逛花会时不声不响地观察人们的装束、表情,想象其人的身世、脾味、性格,靠大量服用安眠药强迫休息,靠去成都东山地区的省机关疗养地五福村独住,都能得到一些心理平衡,又不能完全平衡。比较有效的方法还是重读名著,就像他酷爱一再修改作品一样,托尔斯泰、契诃夫他可以一读再读。这能为他从自身寻找力量创造条件。他天生不擅快速变更和移动。他是乡镇之子,习惯于滞留一处,静静地吮舔自己的伤痛。

肯定要出点事情了!年末,传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的精神。他的写作计划没来得及调整成功,便告失效。1962年,他没有写成任何一篇新作品。他交了白卷!

死与生,两面的煎迫

四川省委传达十中全会精神是在1962年11月19日。单是文件,一天都没能读完,又加了半天。礼堂里充满了同这些文件一样的沉重空气。

12月,他就和省里的工作组到新繁的新民公社调查。座谈、串门,与社长罗世发和其他干部谈话,按十中全会的观点去找“阶级斗争”在农村的新动向。罗世发是省劳动模范,彼此也是很熟的。

有一天,他意外看到罗世发他们利用公社代表大会的机会,见缝插针地把几个大队的书记或队长,一个个调到会场外边谈话。旁听中发现,同样是商量生产队的调整和干部人选问题,因谈话对象不同,谈的内容、方式、风格竟有很大的差别。他似乎获得一篇小说的背景和线索了,正在做合理的推想,突然接到李劼人病危的消息。

他中断下乡,赶回成都。21日与林如稷夫妇,23日与张秀熟,两次去医院探视劼公。病房里满眼是管子、玻璃瓶,此外便是一张眼眶深陷的面孔。当他们眼光相遇时,他感觉他已经认出了自己,劼人瘪下去的嘴好像裂出一丝笑容,但随即消失了。这就是那个相识了二十年的,一贯生气勃勃,擅于放言高论的师友吗?他不忍再看,赶快走出去,两腮已经有湿热的东西急淌下来。

李劼人生性怕热,豪饮。夏天吃东西赤膊上阵,冬天只穿薄薄的棉衣,从来不着皮袄。这天省文联开会,他恰好坐在风口。上面的人尽讲尽讲,他穿得单薄,便受了冬天的穿堂风。过了午饭时间,一、二点钟才回刻“菱窠”。一进门便高喊:“给我下面!红重!”红重,就是海椒放得重的意思。他空肚喝了一杯大曲,又吃很辣的面条,当晚便发起高烧。第二天送进医院。他原来就有胰脏炎。

第二次去看劼人,他紧闭双眼,没了反应。沙汀记得今年2月在“菱窠”吃饭,饭后听他朗诵《大波》第三卷的片断,余音犹在耳边。3月,两人又一次同赴北京开人代会,车上还兴致勃勃地讨论《林海雪原》。劼公说这是公案小说的传统。谈起留学生涯,他对法国人的男女关系还乘着酒兴发表宏论。四个多月以前,在沙汀主持的《清江壮歌》座谈会上,发现有人要抓他的辫子,因为老头子对这部作品的质量大不敬,居然讽刺地说:“这本书若果要传之久远,最好改写。”是沙汀替朋友遮掩过去,才没有掀起轩然大波的。可是现在他多么希望他能说话,不管这话是对或者错,只要能说!拖到24日晚8时,传来噩耗。他参与办劼人的丧事,想写一篇悼文,只得了几行字,竟写不下去。公祭后在磨盘山下葬,看着骨灰坛置入一个人字形的小廓,然后封存。鞠躬如仪,相随下山,李师母就在他旁边,只见她望望平野、树丛、远山,叹息着说了一句话:“地势是好!”李劼人的家属有意将“菱窠”故居交公,好辟为文物,这是很适宜的,但他做不了主。整理遗著,保存劼公多年收藏的万册书籍、千幅字画,都可以办到;唯独这进一步的纪念方式,因为李劼人的身份和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是很难的。就连悼念文章,省里起初还授意不发。过了年同意了,却特别通知他不要写。原来还是1957年他与劼人联名发言受到毛泽东批评的影子在起作用。他只有抑制悲痛,尽心地修改张秀熟纪念李劼人的文章,来寄托哀思。过几天,为林如稷、洪钟、罗湘浦等组成的遗著整理小组阅读《大波》第四卷末完稿,想起在李劼人书桌上看过的写满各种蔬菜价格的纸片,毛笔字比自己的还小,佩服这位师友深湛的社会调查功夫。可现在,将永远失去这位终生替川西立传的人了!他真想躲出去平静一下自己。艾芜去年11月就从北京来信约他一起去川东搜集解放前的史迹材料。1963年1月下旬,他动身去重庆与他们会合。同行的还有《红岩》的两位作者。艾芜一年写了八个短篇,见了面还直说把时间浪费得太多,开玩笑说得了“写作病”,一天不写百来十个字浑身不舒服。与朋友比,他全年只改一些旧作,不等于荒废吗?

他心里还存着将来写解放前夕长篇的念头。在山城出了一大堆拍摄电影《红岩》的主意后,就与大家沿嘉陵江上溯至北碚而南充。一路上遍访当年的地下党员和游击战士。3月,艾芜他们赴岳池、广安,去华蓥山地区采访,他决定与孔繁祚和一个省报记者,到生活基地武胜烈面看看那里的变化。说好过几日再合拢一同回重庆。

烈面区委很冷清,再没有两年前电话铃声不断的热闹场面。这里显出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后的一派沉静。过去熟悉的一些干部,二麻哥这个孤老头,大队杜书记,经过了1961年冬天以来的风风雨雨,于今更历练了。说起1962年小春刚有收成,群众饿怕了,收麦子带平小口袋偷偷搓,胡豆地里尽是空壳壳,怎么处罚也制止不住“拿摸”。“我叫大家搓胡豆吃。”二麻哥坐在阶沿边对他讲述。“有人说,嗨,平常尝点新他就骂,今年叫我们吃?!你想,咋不叫他们吃嘛,走路都在打偏偏了。吃了几天,大家走路颠颠的,都飞得起啦。一共吃了三百多斤青胡豆。我说,这下不要偷?他们说哪个还想拿啥!”

两名妇女干部曹惠芳、陈秀碧,与他长谈了杜书记的为人、婚姻和做群众工作的情况。他记下一份完整的资料。

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新结交的农民干部身上。西关公社四名下放支书的座谈,特别是其中的黄勤明的谈吐,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四人中他穿得最差,一件旧棉背心,一顶棉帽,脚下踏着草鞋。但脑筋灵活,说话容易激动,露出调皮神色。他挨过批判,领导的是远近闻名的落后队,经手半年,社员对他从辱骂变为尊敬。

区委毛书记陪他乘航标站的划子到西关去看黄勤明。他们先见到西关公社的张书记,谈起过去公开告状的一个姓陈的农民,后来当了张的面如何赞扬黄勤明。那个对话很有趣:“张书记,你给我们选了个好当家人!”姓陈的说。“你不是说,他是来给你们挖坑坑的吗?”张书记故意逗弄他,揭他的短。

“我从来没讲过这个话!”

“怎么没说啦?我记得很清楚,你跑了两根田垅把我叫住说的呢!”

“哎呀,那时都在那么讲嘛!”

沙汀发现这个张书记的谈话很生动,很有水平。农村的动作总没有城市快。十中全会的风刚吹到这里,所以,这次对他今后二十年的创作发生重大影响的西关农村调查,虽然已经有了所谓“抵制单干风”的内容,但主要还是了解农民干部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所作所为。

张书记谈起了黄勤明为什么会遭群众骂。他们队贷了六百斤米准备换红苕藤,这时已是5月底,社员分的小春快吃完,便闹着要分米。黄勤明把米用柜子装起,任凭别人骂他偷吃也不吭声。后来仅用三分之二的米便换齐了苕藤子,过了端阳,担水栽下,才把二百斤余米放出来分给了社员。这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这些救命的米从他家原秤进,原秤出,不但颗粒未少,还多了二两。群众对他的态度于是大变。黄勤明对沙汀讲过张书记是如何领着大伙渡荒的。1961年打从3月起,这个公社旱了一百三十多天,不少队下了四回种:秧子、红苕、胡萝卜、秋荞,都死光了。西关的田地大多是观音土,秧子秆死了,锄头挖不动,要用钢千戳,撬棍撬,硬是第五次种上了白萝卜,收了!初夏,张还动员三队群众种南瓜,大家哪里有积极性?推说没得种子。张拿来四十斤,一户种三窝。后来全靠这些萝卜、南瓜过了荒年,群众感激得不得了。

顶住群众的“消极”,还要能顶得住上级的“积极”,才行。沙汀这些天,听到黄、张两人许多抵制工作组瞎指挥的实例。这是未来《木鱼山》的基本素材。

黄勤明队里抵制硬性条播小麦的办法是这样。上面一检查,群众就装傻:“挖不来沟呀!”工作组找来黄示范挖,“就这样挖吧!”转身还是照老规矩干。后来社员见工作组来了,对黄说:“你赶快去犁田,让我们来对付他!”

张当农业书记时,尊重社员,不彻底贯彻技术规格,检查团一来就挨批评。到了秋季,他的公社庄稼长得好,他又被提为第一书记。

可是这样干,是充满危险的。黄勤明向上级反映减产实际情况,“我分的口粮,一天只能吃几两”。就为了这句话,反右倾挨斗,大队支书降为支委。他娶的是地主女儿,这时又被加上包庇地主、贪污换苕种用的大米等恶名,驻社干部利用张书记在县里开会的机会,组织斗争会,让黄跪条凳、跪炭渣,把腿杆、膝头跪得浸出血来。张书记在县里、万年、烈面、西关四个地方都挨过斗。为了他反对公社第一书记五天收完红苕的不切实际的部署,他这个副书记在电话里与顶头上司顶撞,县里责令他检查。

非常的时刻,一个基层干部要顶住各方面的压力,是需要一点中国农民的坚忍性的。沙汀很了解川西的乡民,同样能体会到川东百姓的优良品性。他忘不掉黄勘明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呀,有的时候就是磨眼也要钻呢!”

他体会着这个处在磨石与磨盘之间的滋味,曾想写一篇小说,叫《钻磨眼的人》。后来还是把这句话“送”给《木鱼山》的主人公汪达非了。

(你解放后也一直在当干部,这里的推崇似乎包含你的心境在内?我不如他们。我经常心与愿违,或者言不由衷。所以我说过基层是“强者的岗位”)

本年10月下旬,他还去过三台,又一次与王达安朝夕相处了近二十天。参加乡、社各级会议,从旁观察王达安怎样处理日常事务。两人一起同饲养员、邮递员、拖拉机修配员谈话,甚至乘兴喝几杯水酒,使他增进了对这位出色的人的理解。王家每顿都是“搅搅”,社、县为了照顾他,三次送来猪肉,都使他心绪不安。靠了阅读带在身边的契诃夫小说《幸福》、《学生》,才压下烦躁。

王达安的工作水平常让他吃惊。看王的笔记,字写得比一般大学生都强。王不同意乡里的安排,主张全力把小春种下去,话说得很生动:“雁,已经过了。牛嘴里冒烟烟了。赤脚踩在泥土上已经觉到有点冷,不能再推迟了!”十中全会已经使尊胜有了富农“夺印”,霍家营“阶级斗争”的“经验”。沙汀思想上的弦也绷得紧。但是,王达安讲过的他从1959年到1961年的苦闷心情,还是很能打动他。与西关公社的干部反对浮夸后的遭遇大致一样,王也受过批评,后来在大小会上默无一语,不愿说任何做不到的大话,也不反驳别人。他也是钻在磨眼里了!像西关那种上级突击检查堆肥,就在靠近马路的田野弄些石块垒起,外面用泥糊上的做法,他们也被迫干过,心里是很难受的。

王达安使他不断联想到张书记和黄勤明。就在尊胜的一天夜里,他感到了创作冲动。用黄勤明的一个故事构成的《煎饼》(又名《隔阂》),已考虑了几个月,终于找到了前后通气的关键:只要把小说里的支书刘家柏留在老太太家吃煎饼的打算,写成是临时的、意外的,一切就妥帖了。心理的曲折度使小说结构摆脱了呆板,一下子定型。

《煎饼》是他“文革”前最后一篇颇见功力的小说。它定稿在1964年春,搞了将近一年。越来越强的表现“阶级斗争”的意图,对原来的生活进行“典型化”的改造。故事原型在他的札记本里是这样的:黄勤明队上有个生活富裕的养蚕妇女,霸占了工具,不肯把一部分蚕工交劳弱户做。黄几次晓以大义,都置之不理。一天乘她赶场的机会,说服她丈夫把养蚕家具搬了。后来她破口大骂,声称“我以后看到他的影子都要骂一个够”!黄勤明听说了,一个下午,女人正在煎油饼子,他一直走入厨房,笑笑说:“让我帮你烧火,你就尽气力骂。不过,挨骂饿了,油饼子我可要吃的!”硬坐到灶门口去。结果不但没再挨骂,还吃了两三个饼子,连粮票对方都不收。

这是一个做群众思想工作的例子。基本轮廓保留下来,连西关楼房沟的名称、风貌都保留了。这个吵吵闹闹的向大娘却由富裕农民降为贫农,在她的背后安插一个挑拨离间的富裕户谢胡子。小说的价值从现在看反而大大降低。年初下乡获得的东西,到年底下乡重新思考时被扭曲了。

两次下乡真正积累的生活,从此潜伏下来。这一年,下乡前后都是开会。1963年3月在武胜与艾芜他们会合,回蓉便去北京开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讨论“写十三年”的问题,这对他的两个长篇计划都极不利。巴金从上海来参加文联会议,两人碰头了。朋友们得悉他的身体不好,创作常被打断,婉惜他的处境。天翼、文井、其芳都建议他借用作协总会的力量,请一两年创作假,摆脱省里的工作。文井夫人说他太善良,应该减少顾虑,争取时间写作。巴金终于说服他彻底检查病情。4月末,他与巴金、孔罗荪同车,来到阔别二十五年的上海,住在东湖路招待所。他去参观了虹口公园的鲁迅墓。大陆新邨的故居,知道离他住过的四达里、德恩里很近,但未能便去凭吊,倒拿出时间帮助在沪演出的川剧团解决吃米的问题。

5月,利用等待中山医学院床位的空隙,陪巴金夫妇、刘白羽赴杭州做短期休养。碰上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也在这里。他觉得有些紧张,就像小孩子背着家长做了一件什么事。巴金自告奋勇去说明他的病情,这才恢复了他的游兴。

夜晚,从临湖的杭州饭店出来,同巴金在苏堤漫步。想起青年时代两次与玉颀避居此地,写出他的第一批作品,恍然若梦。

延安时期认识的陈学昭来看大家。见面第一句话,“你看我犯了大错误”,眼泪汪汪的。他不知道这个文静的留法女性如何会成为“右派”,安慰的话脱口而出:“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好像犯错的不是陈,倒是自己。

本地主人九姑(方令孺)赏饭,席间有一怪菜,名“三杯鸡”。很久以后,他想起了这道菜,好事地写信给李济生转问巴公,是否记得九姑介绍的做法。据说,巴金一口气说出来:一杯香油、一杯老酒、一杯酱油,不加水,将鸡砍烂放入干蒸即成。从此,他总忘不了这个菜,忘不了巴金的记性。

返回上海,他住进中山医学院的十二号病房。十七天的时间里,检查了鼻子(出气时常受阻。大夫十分健谈,就是没谈气紧算什么病)、心脏,(几天前刚与巴金、萧芜登上杭州六合塔第四层。一大群人只上去四个,看来这个部位还成)、神经(会诊:严格意义上你没有患神经官能症。失眠只要加强调节)、肠胃(为何时常泻肚、疼?“胃溃疡十年不犯,不会有问题”。林院长是专家,其话可信,虽然他也有行政、业务矛盾的满腔苦衷)。

医院宣布他是个没有重大病症的病人!这使他一阵轻松。巴金临时被派往越南访问,于是两人再次同行赴京。在邵荃麟的干预之下,四川批准他的要求,先行休养半年,然后搞创作。他精神愉快地回去。这些天他长了三斤分量。从体重计走下来穿鞋,他幽默了一下:“只长了一双鞋重!”

没料到,他如同重获生命力一样,很快下乡到三台王达安处同吃同住,11月7日被召回,正准备当年第三次进京开会,玉颀却病了!

玉颀肚痛由来已久。谁也不把她看成是比沙汀病重的人。可是最近有些蹊跷,健胃止疼的药吃下去顶不住,人虚弱得不行。

11月9日,他决定陪她诊病。与中医学院联系后,知道相识的医生在省政协开会,便冒雨去那里按脉。过了两天,她稍好了些,两人还去春熙路散过步。所以,13日6时半起来,虽然玉颀不能送他,他并没有十分担心。在床前反复叮咛她要按时去医学院门诊部检查,便驱车前往郊区机场。

飞机一直到9时5分才起飞。因为这天凌晨,成都上空大雾弥漫,久久不散。近处机场的指挥塔都时隐时现。从停机坪侵入候机厅玻璃窗内的湿气,带着一股新鲜的腥味。他觉得两小时等待某种吉凶未卜的前景,犹如等待了一世纪!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如此辉煌隆重!毛泽东、刘少奇到会,周恩来、陈毅、贺龙、邓小平做报告。赵树理在人民代表如潮涌出会场的当口,只说了一句他的《一场风波》“比《夺印》自然”,便被冲散。后来在作协相聚,大谈了一阵双方都视为生命的农村。

回到成都,听说玉颀患的是肠胃癌的一刹那感觉,金易迸射天外,大陆急沉海底,他失去知觉地站立着。这是一个人无法上诉的终审判决?!

记不起1964年的元旦是如何熬过的。

只记得盼救星一样,盼望巴金寄来药物。有人告诉他,日本有一种新药“四列(丝裂)霉素”,很有效用。他便写信到上海、广州询问能否在国内购到。巴金见信后立即行动,遍拢日本友人相助。正在上海办工业展览的日本代表团秘书长押川,和沙汀访日时为他们做过秘书的年轻日本朋友宫石,都十分友好,紧急打电报回国买好药,空运上海。药是1月8日自东京寄出的,本说一星期到达四川却未到达。这时,上海、成都两地信电交驰,可以想象当事人的心情。1964年1月14日巴金致沙汀:“药到上海,当马上托航空公司寄成都,我已和罗荪谈好,请勿念,其他事你不用管。请你保重身体,不要多往坏处想,也不要过分焦急。目前只望药能早到,而且效力很大。”

1964年1月15日沙汀致巴金:“丝裂霉素即承宫石由日本寄出,可能还得一些日子方能寄到。……医院一个星期多前,即已开始注射一种美国特效药,反应不大,效果还好,尚可应付一段时间。”

1964年1月24日巴金致沙汀:“信、电收到,知道医院有别的药可用,我们比较放了心。你叫我们不要着急,事实上我们都很着急。……不知道向谁打听,也不知从日本寄药需要多少时间,我们只有等待。但又担心会误你的事,因此不能不着急。同时也怕你着急,急坏了身体。”1964年1月31日沙汀致巴金电报:“药已收到至感至感”。

哪里找得到这样的朋友,对你的片言只字,连一封见不到手迹的电文,都保存完好。这张沙汀八个字的电报,便一直收藏在武康路一一三号巴寓书房里。沙汀接到药,是知道它所包含的份量的。

但妻子的病实在太深沉了。世上已没有能对她起死回生的药。到了在“川医”动手术的那天,大家怕他受不住,只让杨礼守在母亲身边。他上午仍是开会。此时只有工作能转移那种生与死的焦虑。10点多钟,文联一位去城外打靶的同志捎回杨礼的话:手术做完,没有发生差错,母亲从手术室回到病房。礼儿是把它当作“喜讯”传来的。他一听,立刻靠在沙发上,几乎连知觉都失去了!他预感到一个大手术这么快做完,是更大的凶讯。

下午,他的预感被证实。他觉得心被挖空。杨礼震惊得失声哭出来!

最末的印象是病床上热水袋围满玉颀小小的身形。她变得越来越小。满屋的玻璃管、玻璃瓶子都在挤压她。尤其怕这一切消失干净,像一年前第三次走入劼人病房所看到的景况。生死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劼人逝世那天,玉颀曾经怎样的欷叹息。现在,3月8日以后,终于,一个湿热的身子化为一个冰冷的方盒,置于他们(?)卧室的案头。

无法用文字来告诉重庆读书的两个女儿,他为何没能把她们的母亲留住。他专程去了一次重庆。刚颀乍听到消息,悲痛得将头在墙壁上直撞。刚虹则躲到一个角落,暗自饮泣。任白戈闻讯跑到住地来探望他们,对孩子讲述自己少年失母,父亲在外谋生,只靠祖母照料活下来的经历。好言的慰劝使孩子稍稍平静。平日稚气的两个女儿一天之内长大,变得懂事。

他对亡妻满怀怜爱。五十岁早逝,太叫他痛惜。玉颀在世时,两人尽管有家庭日常的争执,一旦她撒手而去,便觉出对于他晚年的感情生活——这一份他青年时代争取来的爱情,是无法替代的。

到了年末,李增峨突然来信,声称与他并未真正离婚。现在年岁也都老了,她准备从安县来成都看他。他觉得十分尴尬。他能理解前妻的好意,但心里无法容纳。大女儿刚俊又一次出面为父亲解围。刚俊来信的语言很直率,拒绝了父亲出生活费养活生母的提议。她说,因城市“四清”她不得不把地主成分的母亲送回故乡。但她认为,母亲在娘家、夫家都处从属地位,是旧社会的牺牲品。长达六页信纸的刚俊批评,使他高兴。他很满意这个原则性很强的长女。他也同情李增峨,但历史已无法重新写过。

这个危机虽然度过,没有主妇的家庭毕竟是倾斜的。同年12月在北京开会,周立波、严文井力劝他“重建生活”,他都婉拒了。巴金是最早写信慰问他的人,劝他换换环境,排除郁结。也劝他等小儿子高中毕业,“总得有个人照顾才行”①。到1966年4月2日的信里,巴金表示理解他的心思,“这种事情应当由自己考虑”。尊重他不续弦的抉择,不再规劝了。

(你认为再婚会亵渎你和玉颀的感情?会对不起她吗?我还不至于这样封建。我是认为必须找个能了解自己的人才行。我赞成曹禺与京剧演员李玉茹的结合,那是多年知音的结合。自己如果有这种对象,也可考虑。但如果没有,不如洁身自守)

玉颀逝世周年快到了。前一个星期,他便发了个愿,要买一只好花瓶,插上花,摆在她面前。每天吃罢晚饭,就到附近的寄卖行转。有时一直走到盐市口人民商场,去看瓷器铺里的瓶瓶罐罐。他很挑剔,总想买个能让玉颀称心的才行。3月3日,他终于在春熙路一家旧货店里买了个青花瓶子回来,洗净,灌水,插上一枝海棠,摆在骨灰盒前。他相信她能知道他的心情,他怀念她。

3月14日是旧历花朝,这是玉颀的生日。他又一个人跑到花店看花。回来一个人喝酒。对玉颀最喜欢吃的苕菜,不敢下筷去尝。下午又去买花,觉得茶花像是弄虚作假,最后买了一束洋兰草回来插上了。

又过了一年。

玉颀逝世两周年了。这真正叫人有一些不相信!

昨晚上跑几处花店买花,可都没有好的,人民商场一家,说是今天会有一批水仙发卖。我问了问开门的时间,今天11点钟,我就赶紧去了。

从盐市口回来,已经12点过了。刘大娘在摆饭了,但我没有忙着吃饭,不慌不忙的,一直到把水仙在花瓶插好了,又左看右看,近看远看,感觉一切都很恰当,才去吃饭。当然,这也许是可笑的,……①(玉颀会欣赏你买的不俗气的花瓶和花的。她和我们都不会笑你,只会敬重你。敬重你这个有情有义的君子)

去的已经去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还要创造,爱,奋斗,包括当前规定要搞的“阶级斗争”。

文化界局势日趋严重。陈翔鹤的《广陵散》是他当面称赞过的小说。先前的《陶渊明写〈挽歌〉》,使他忆起翔鹤抗战中常说的陶潜的话:“人生实难,死之如何”。他们讨论过陶的《自祭文》,对于那种苍凉、从容的将生死归之于自然的观念,他理解得不如老友深切。翔鹤第三篇本要写五代的唐庄宗,与他交谈过,他感到历史小说的当代性很易遭受误解,曾与张天翼一起劝其停笔。现在这两篇小说都受到了批判,被认为是影射现实的,他心目中自认的“正规历史小说”的概念受到了冲击。

他想起1963年与翔鹤在北京的东四用午饭。路上翔鹤告诉他,玉颀、刚虹大称赞《广陵散》一篇,使其非常感动。他初听有些吃惊,玉颀和刚虹算是什么评论权威,居然会使他如此兴奋。但他顿然领悟了,这些小说渗透了老友多年寂寞的心境,而人总是不甘寂寞的呀!

接下来,1964年文艺界的整风,夏衍、荒煤成为被批判对象,他被震动。荒煤1965年被逐出文化部,下放到重庆。亏得荒煤是个放达之人,两人相见,反是三十年相识以来谈得最为畅快的一次。他觉得人一旦不居官位,才更见本色。

就在文艺界不断震荡之中,艾芜下决心全家迁来成都。他是一向主张艾芜回川的。1960年,为了艾芜临时变卦不回来,曾闹得不痛快。1985年1月,他帮艾芜找房子,安置在新南门外十七号大院里面。他要省文联总务科特意为他配了一把艾芜大院的钥匙,以便随时去他那里不必高声叫门。

自玉颀逝世,他空前的孤寂。艾芜的回归使他感情上特别贴近。艾芜以郫县安德乡为点参加“四清”,写作的劲头总是那么旺盛,对世上其他事看得十分淡薄。居然吃素,连鸡蛋都不入口。沙汀经常是人间苦恼集于一身,极愿与老朋友多谈谈的。春节,艾芜从新繁老家回来,两人没有谈拢。艾芜执意马上回郫县,他怅然地送他到老西门。下公共汽车被挤散,四处找艾芜,想说告别的话,蓦回首,艾芜已经提了网袋挤上一辆待发的长途车。在一片嘈杂声中,只看见对方的嘴唇在动弹,车就开动了。他满怀着惜别之情。

之后,他到郫县去过,送艾芜回来治过腿疾。艾芜也来成都,为了办一个农村文化室,抱走了他的旧书、旧报、旧杂志。

6月,艾芜又一次回城。由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在来势凶猛的批判运动中不断受到责难,两个朋友突然找到了话题。谈共同熟悉的中国作家,谈共同喜欢的作品,谈如何对待个人委屈和受委屈的老朋友,谈自己的温情主义,一直谈到家庭、子女。谈话的闸门打开就收不住。艾芜在他家有时一呆便是一天。晚饭后两人还会步行走到人民公园(少城公园),这是四十年前他们在盐道街省一师读书时常来之地。他们回忆着,一路指指点点。疲乏了,坐一部三轮车回新巷子(比乘小轿车有味)。洗了把脸,又谈起孙犁的《铁木前传》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直到深夜。

他有点舍不得离开艾芜了,又用车陪他回郫县。艾芜留他在公社吃饭,到快要上车的时候,还在耳边叨咕:“饭馆里有青椒肉丝呢!”这十几天的相处,使两个朋友都很激动。比起前几年的川东、云贵之行,1965年的融洽程度,让沙汀感到当年两人在上海住亭子间的生活又回来了!

也许是一种共同的回顾与前瞻,把两人吸引住的。大风暴来临之前,他们都在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计划。艾芜想写一部关于“四清”的长篇。沙汀在酝酿一个《在困难面前》的总题目,想把在西关和尊胜看到的农村基层干部,写进一组短篇里。

拟好的篇目有:1.抗旱;2.四十包玉米;3.籽种(黄勤明保好籽种的斗争);4.贷粮(杜书记被迫借口粮);5.结婚;6.抢收;7.改造(杜书记派一个诨名“小偷”的孤儿看守红苕)。

但是,被接连传来的什么什么是修正主义作品,三十年代文艺要重新估价,五六十个作家要受批判等消息所惊动,变得不知所措。他终于什么也写不出来。人黄瘦得不行,牙疼,失眠,哮喘,白血球骤减。查出肝病本应减酒或戒酒,偏偏越发嗜酒如命。

革命现代戏的风行,给他这个“川戏迷”找到了一个位置。他想,用半年到一年时间,索性停止创作为川剧现代戏做点奠基工作吧。成都市市长李宗林也是个热心川戏的人,劼人生前与他都在市长支持下参加过传统剧目和勾践戏的新编。这时,市里又把《许云峰》这个戏交他主持修改。

廖静秋拍《杜十娘》我是编剧。川戏界对巴公、李劼老、沙老的提案很为感动。廖临去京前专门拜访了沙汀。他向她详细分析了杜十娘的性格,请她尊重北影厂的意见。廖静秋每天靠自己注射吗啡针顶住癌症疼痛,坚持拍戏。拍“投江”时,从两三米高的假船上一遍一遍地跳下来。沙老不断来信慰问廖静秋的病情,问拍摄进度,很赞佩她。

川戏有三小:小旦,小生,小丑。廖静秋以外,另一个著名女旦竞华,还有男旦阳友鹤,男丑李笑非,他对他们和他们的戏《王昭君》、《思凡》、《别宫出征》、《望江亭》都是很熟悉的。

1957年成都川剧团去京演出。李劼老说如在北京“打吭”(打响),回来请吃海参席。后来果然在春熙路川剧院摆了十桌。沙老自然去了,说:“嗨,你们才吃了他一点标点符号啊!”

建国十周年,川戏要献礼,搞了个《拉郎配》。这是解放后从旧本《鸳鸯绦》改的,由悲剧改为喜剧。到我改成定本,沙老是参与的。记得当时一场一场送到西门外的寓所让他审改。他注意场次的准确性,人物的准确性。有些唱词他熬夜看。二天便把我叫去谈,然后赶排。

这个戏演出时,轰动全国,但很少有人知道沙老付出的劳动。

西南话剧汇演,我和李宗森市长合作搞川戏《军事代表智灭匪巢》,沙汀搞重头的《许云峰》。他爱激动,有时与编剧意见不一致就发脾气。吃烟,一天一盒。吃酒起码二两。修改剧本动脑筋,烟酒就更厉害。散步的时候披件上衣,转街走路快,像有什么急事在催他似的。①

为了《许云峰》,他经常坐在成都剧场看排练,随时提出建议。他与编剧争吵多次,有时自己也怀疑:这样阻力重重,耗费宝贵的精力,有必要吗!

1965年8月这个戏公演,剧场效果不错。当晚,他兴奋得睡不着,一连起床三次记下还可修改的地方。第二天,热心地跑到剧院去提意见,却发现大家对他很冷淡。原来西南局宣传部长已经表扬、肯定了《许云峰》,人们一个个认为大功告成,没有人在这个当儿,愿意听他说哪段唱词还要改,哪个对白还不行。他天真得出了格。

他感到艺术家的悲哀。

不多久,省文联机关的“社教”运动展开,在他面前猛地打开了别人对他认识的另一世界。像这样鼓励人们不管动机,说出对领导人的看法、想法,他的心理准备还是很不充分。“脾气坏”,“独断”,“不虚心”,他一下子变得这么不受人欢迎了?他的“下楼”的检查也没做好。特别是群众的意见里有关于玉颀的,使他分外接受不下。他把抄有两万字的意见簿藏起来,不让暑期回家的女儿看见。

夏天里,小儿子刚宜被北京航空学院录取,也没给全家带来多少欢乐的气氛。这个家变得好怪,芝麻大一点点的事情都会引得彼此生气。刚宜临乘车赴京前,为了他的书桌的摆法意见不一,父亲说了几句,儿子气哭了。刚颀搭车离家前也闹了一阵别扭。谁也没有挑明,但问题很明显,他不放心孩子,舍不得孩子一个个离去;孩子们也不放心他,舍不得他,并且知道,家里将只剩下他一个人过日子了!

家庭会议决定把杨礼的孩子希娃留在他身边。可是第一天,刚吃罢晚饭,他就发现孙子没有了!到安旗、戈壁舟家找,没有。到前院机关找了三遍,没有。愈找不到愈着急,愈着急愈找不到。最后却发现他就在邻居老黄家里玩。也许孩子觉察到爷爷颜色的难看,连忙打扫掉自己脸上调皮的笑容,沉默地任爷爷牵起走。

他拉着孙儿准备去散步,忽然停住,伏下身问孩子,愿不愿意上街。孩子果然愿在家里,一个人跑到后面假山边的草地上坐下,不声不响,一副落落寡欢的神气。

他从孙儿可怜的目光中看到自己的可怜,两眼立刻湿润了。

这一年来,他甚至出现少有的厌倦心理。4月他赴重庆观川戏《江姐》的预演。两个女儿来探望他。他分出比以往更多的时间与她们逛城,玩。一天,送刚颀回她所在的大坪医院,乘车到肖家湾,穿过街道和一段田间小路,直到医院大门分手,然后返身回车站。他两次回头都见女儿伫立在大门口不动。他忽发奇想,是不是买舟东下,到那里隐姓埋名地住些日子,避避这可怕的精神熬煎!

他想一个人到乡下去住。他向省文联党组提出下去搞两年创作的愿望。艾芜总说“文从笔下起”,鼓励他紧张地写作,来医治任何种类的不快。他最近已较少与人争执,别人反映他的脾气变好了。对于从前可能一触即跳的事情,他能沉住气想一想了。

写解放前夕的长篇的计划,到1966年2月又一次被放弃。虽然他跟艾芜去郫县的那一次,还在请县里的同志协助搜集该县匪敌暴乱的资料。转过年1月还与张秀熟谈解放初期四川社会的风貌。他毕竟还是搁下了。他捡起手边一份中篇残稿,这是从1959年三台双龙的原始材料发展起来的一部作品。原计划写十七章,已成的六章半,前两章还是玉颀生前抄就的。看着亡妻一个个娟秀的字体,他多么想把它续成。

好像他还不甘心,要在能不能写的问题上作一次挣扎。

4月份去北京开工作会议,文化界最大规模的批判斗争之势已经形成。思想压力加重。过去肯定的、赞扬的、采取的,今天却要否定、批判、放弃。除了强迫性地自我反省,检查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文艺黑线流毒”,还能做什么?

5月18日,在不祥的夜晚9时,被召集起来听动员报告,才知道省委已派出工作组进驻省文联领导“文化大革命”。他靠边了。前几天省委宣传部找他谈话,让他写批判文章,他还在扮演批判别人的角色呢。急骤的思考使他两夜不能入睡,就像进入创作高潮,满脑子只有文字在跳动!这文字便是批判、批判、批判……

你又成了阶下囚。不过不是四十年代的自我封闭,而是真正的关押。像是一出闹剧,拘留你的恰是你在位的政权。

是场悲剧。整个民族沉入灾难之底,才开始思索。我的囚禁地的名称,似包含了哲理、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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