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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创造的生机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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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创造的生机和危机 重建生活基地之后 回到四川才两个月,连他都难以置信,就拿出了真正意义上属于他的新农村小说《堰沟 边》。同年发表了得到普遍赞誉的《卢家秀》。 成都的住房还没有解决,一家人暂住在金牛坝招待所里,他就急不可耐地准备下乡。他 是回来创作的。全国作协党组为了保证他不受四川行政事务的牵制,决定由北京每月发给他 创作津贴,以代替工资。他是“自由”的。 记得解放初他第一次下去,曾兴奋地告诉巴金:这一来我可以下乡了,我总觉得这才是 我最适当的去所,因为只有在乡里工作一段时期后,我才有重新创作的信心与勇气。① 现在,他又向巴金报告了同样的心情,并得到呼应:知道你终于回到了四川。你可以准 备你的创作了,很高兴。……有什么新作品,不要忘记寄给我一本,我喜欢你写的东西。② 巴金已经在等着读他的新作。他也真不辜负朋友,接到复信,已经从乡下转了一星期回 来。 他先是旁听省委统战部组织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观省内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汇报会。 在会上翻看简报,发现绵阳不错,便立即赶去。正是办合作社的高潮,那里轰轰烈烈在开三 级干部会。县委书记吴儒珍是相识的地委书记彭华的爱人,经她介绍,与会上几位合作化积 极分子谈话,其中就有三台县尊胜社社长王达安。 王达安这年三十岁出头,开朗的前额过早爬满皱纹,有一双沉静的眼睛,是所谓筋骨 人。他穿一套做工拙劣、洗褪了色的工农牌蓝布制服,两个口袋塞满笔记簿和文件,总是鼓 鼓囊囊的。 (这是你在新社会最早贴近观察到的农村基层干部了吧?是的,和我过去熟悉的乡长、 保长比,乡长、保长即便出身农民,也已变得“油”气和“流”气,他们脱离了土地;而眼 前边一位是彻头彻尾泥土一样的纯朴。当时我无法意识到,这个人将是我未来三十五年中始 终不渝的一个朋友) 他听说王达安是办起全县第一个农业合作社的人,而这样的老社目前正面临耕牛折价、 土地加工、处理社员私人副业等亟待解决的各种难题。这个农民社长揭露问题的态度很爽 直。沙汀决定到王达安的社和其他两个地方看一看。 三台尊胜乡和安县一样,是川北丘陵苦寒地带。过胡家嘴摆渡,渡工机敏善谈,这是以 后写《过渡》运用了的场景、人物。开春天气,太阳从木鱼山峰顶放射出光芒,映红了连绵 的山岭和山脚下一小片狭长的平原。王达安陪同他在尊胜各处转了一圈。他更有兴趣的是尊 胜的主人们。他乘机了解王达安的身世。十二岁放牛,十七岁当长工,干过伐木、淘金各种 营生。在王家大院他能组织起年轻人与本地的保长斗法。但是经过土改,在担当合作社领导 人以后,他的家庭生活却降低到一般水平线之下。沙汀看到王达安的妻子黄黄的病脸,几个 娃儿天天顿顿吃着红苕,但王仍拒绝社里的救济金,他很有触动。《堰沟边》的雏型形成 了,他按照王达安的模样塑造了陶青山。 回成都,他的家搬进了布后街省文联的大院。这是熊克武过去的公馆,现在做了机关。 进大门,左手有几间厢房,一家人挤在那里。他很不习惯院子里终日的嘈杂。他下乡的兴致 正浓。10月,又去三台、德阳。回来不久,写了《卢家秀》,在《人民日报》上一次载 完。此篇确立了他也能描写新式农民的名声。山东迅速出了单行本。中学生给他写信,问卢 家秀姐姐住在哪里。实际上这个热爱合作社的女孩子,他只匆匆见过一面。就是访问尊胜乡 的那一次,他去瓦子乡,偶然间听乡政府的两名干部说起这个穷困户姑娘,说她为了争取入 社,一天到晚跟在支部书记后面转。她的变化真大,因为不久前她还是个任何集会都不参加 的十六岁“小主妇”呢。“人的变化”,这个题目吸引了他。他找到这个女孩,同她和她的 父亲谈过话。这篇东西给他开辟了写类似采访记的小说的途径。后来的《过渡》、《你追我 赶》,都带有特写的气息,便与这样的“生产方式”有关。 mpanel(1); 1955年年底,郑慕周患脑溢血猝然逝世。建国后,舅父作为民主人士受到礼遇,一 直任安县副县长,尽心尽意为桑梓父老服务。接到噩耗,他从成都连夜赶去料理丧事。在绵 阳,他乘了一辆吉普车前往安县。车子开到中途,便赶上了从绵阳医院将郑慕周尸体运回故 乡的队伍。躺在滑竿上的舅父,面色安详,临终似没有受到什么痛苦。 到安县后,他为他选定墓地,装敛。送葬的时候,他没有参加。他仿佛看见一副阴沉木 的棺材渐渐沉入墓穴,泥土拍拍地打落,他想起舅父一生与他的人生轨迹的多处重合:少年 的“跑滩”,保荐入省一师,睢水避难充当自己的总保护人。近年来,舅甥之间又多了一层 同志式的关系。他觉得失去的是自己的“父亲”。 他没有长久沉浸在哀痛里面。回川后,由于他已经是省文联主席,他的“自由”重新失 去了。开会――下乡――写作,成了他的生活三部曲。各种政治运动,全国和省的人代会, 全国和省的文联、作协会,还有省里的党政会议,每年平均在各种各样富丽堂皇的宾馆、饭 店的礼堂,会议厅和客房里消磨去四五个月以上,然后从飞机客舱和火车软卧上走下来,转 乘长途汽车,最后步行到乡村,偏僻的平坝、山沟,住在老乡家里,吃着搅团(有时被房主 人偷偷打进一个鸡蛋),摆龙门阵。这成了他的常态。 1955年两次下乡之间,去北京开人代会。1956年2、3月在京开作协二次理事 扩大会议。回来到长寿狮子滩电站工地体验生活,写了工业特写《柳永慧》、《瞎炮问题》 (后改名《炮工班长冯少青》),并不成功。秋天,重返农村,到绵阳、三台、安县,前后 活动了半年。为了反映新农村,他不能固守故乡,而要寻找在风土人情上与故乡相近,而在 发展上比较“先进”的根据地。后来,三台县的尊胜社,成都附近新都县新繁的新民社,川 东武胜县烈面的西关社就成为他主要的生活基地。他已经不是生活在哪里就写哪里,而是为 了写作有意地下去生活。 他这次去安县想有目的地搜集解放初期的材料,他没有忘怀与胡耀邦谈过的写作计划。 8月14日,第一次乘宝成铁路去绵阳。刚俊和她的母亲已在这里安家。第二天,刚俊陪他 去安昌镇。故乡依旧,他努力寻觅新的印记。 南门河坝是那样清冷,我不到一个脚夫。可是茶馆里有不少人打纸牌,街道看起来多狭 小呵! 也有不少新屋,还在继续修建,但都是公家的。房屋都有些破旧,看了叫人感觉难受。 晚上,独自出街逛了一转:相当热闹。十字口围了不少人,男男女女都有。各行业的人 挤在铺堂里学习。南街上有几处正在修建新屋。木料上坐了妇女们乘凉闲谈。…… 安中校正在开青代会。一个突出的现象:青年们学习着普通话。走来走去,客客气气地 在学发音。①他住在县委,在北门外文庙旁边。这里在他幼时是一块桑园。江山已经大改, 安昌镇现镇长为糖工出身,副镇长过去是使女。城里老少皆知的“朱凉粉”告诉他,苦人翻 身了,富人只要子女个个参加工作,处境也未见得有多坏。 他到睢水、板栗园、苦竹庵各处去重温旧梦。同时了解赵鸿图带人组织第一届县人民政 府,征粮、剿匪、巩固政权,国民党三○二师起义又叛乱的经过,农民怎样由观望到行动, 以及当时社会风貌的种种细节。调查的对象从干部、农民、军人、地下党员、教师、商人、 家庭妇女,到昔日的告化、袍哥大爷,直到自己的哥哥杨印如。这是他一生所做的规模最大 的一次社会调查。他的札记本写满了需用放大镜才能看清的小字。你几乎不能相信,这小小 的一册竟记载有几十万字。 他注意搜集各式人物“应变”的史实。最初触动他写《红石滩》的,就是这批活材料。 听别人告诉他,河清的恶霸万卓生于解放不久就回去了,仍然做乡长,做征粮队长,仍 旧坐了滑竿进城开会,后面跟了一批斗伴。春季学校开学,他也仍然对教员讲话。只是表面 上穿着、吃喝全变样了,到了即将开始“减退”,这个人被捕前,更加会装穷,背地藏匿起 一切值钱的东西,偷偷享受。 土财主对于解放军来临的想法,完全凭红军北上长征经过此地的老经验。卖谷子,筹现 款,预备跑滩,或者藏到哪里。1934年的经验对他们还有影响,总以为跑一趟又没有事 了。他们对这一场人类史上数得上的大战争,所知实在可怜。县镇上的商人,“应变”的办 法显得乖巧。开初几天,不少商店早早关门。不然就把铺子里的东西逐渐减少。再过一段时 间,把铺子关了,在街边摆摊子,卖个香烟什么的。到了最后,就连摊头也收拾了。因为商 人最敏感,对新制度放心不下,慢慢把货物藏起来,或者转移到外地去。当人心安定,居委 会催他们开业,开头都说:“开啥子业呵,本钱都吃光喽!” 要写一部川北解放的长篇小说,安县第一任新县长赵鸿图和他的同志们是主角。旧人物 的“应变”只是一个背景材料。他当时对赵鸿图的为人性格、平叛的过程都做了记录。令人 深思的是他始终没能从正面下手写出来。到了不限制一个材料是由正面写、还是由反面写的 八十年代,他才找到表现这一切的“自己”的角度――原来还是《淘金记》的角度。(你说 《淘金记》的视角,仅仅是一个反面的角度?好象还应复杂一点。这是旧的乡镇世界本身的 角度,不是由一个外来的世界看乡镇。至于合作化、公社化以后,旧的乡镇世界瓦解,新的 乡镇世界我又不知道。所以我写了新的农民,乡镇却消失了) 他在故乡也观察新生活。大批转业军人成为农村骨干,是很显眼的现象。他曾做过访 问,知道他们立下的业绩,也发现许多军人成为女性争夺的对象。有的还利用自己的地位欺 辱妇女。他跑到乡公所、社办公室去听登记结婚和要求离婚、退婚的人的申诉。他虽然很少 采用婚姻、性爱的主题,却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写下感想:结婚和离婚都为了那同 一原因:生活。从这些案子,我们不难看出,一部分农民的生计仍然是不富裕的。想起一个 人竟至为了一份口粮、两件衣服而结婚、离婚,这该多难受呵!① 他敏锐地从光明的农村看到各种阴影。他乘车进入安县,在界牌乡停车喝茶,与老乡刚 搭上话,便听到他们对上级硬性规定种植粳稻的不满。在县里他终于搞清楚了原因:那一年 稻种运到,快下种了,地委突然指示,一定要拌上什么药才能种!季节过了十几天,赶快来 电话,不拌药也可以了,已经耽搁。 还有一个社,秧母田都做好了,上面才把粳稻种分配下去,还说,这么远运来的,一定 要种! 到了这一年下来,许多社减了产。一个社干部对沙汀说,主要原因是种双季稻和粳稻, 要减产近一半。无论是多种一季或改变品种,都不合川西北高寒地区的实际情况。可是五十 几户的小社,你种三十多亩粳稻都不行,一定要完成二百亩,保守的帽子才允许摘去。社干 部跑一趟乡上,挨一次批评;受一次批评就回来开一次群众会。最后一次会开了三个晚上, 每次都熬到鸡叫,群众吃不消了,说:“好吧,就照你们的意思订计划种好了!” “通没通呵?”干部还叮住问。 “不通没办法啦!――通了!” 这简直就像一出喜剧小品。可悲的是这种瞎指挥,从干部一边讲,用心却是极好的。当 时的社干部要求上级能允许先试验一季,领导说,这是已经试验过的,哪里还用得上再试验 呵!又说,这些种籽是打了不少麻烦从天津运来的,领导上未必还会害你们?你们举件事实 来看看,政府哪件事情是害你们的? 用政府的威信做抵押,办错事,恐怕就是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等沙汀彻底看清楚,则 要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创作《木鱼山》的时候。这些故乡土地上发生的事实具有尖锐 的政治性质,他无法写入小说。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能用作品反映的人民内部矛盾方面。 这一“转移”,给他带来最有深度的几篇作品。 从安县赴三台尊胜,为了访问农户的方便,索性在王达安家的堂屋搭起床板住下。他很 快发现这个乡的农业社情况比去年复杂了。他与几个要求退社的社员谈过话,了解社员对生 产、借款、普选的各种意见,发现合作社有影响农民传统利益的一面。比如收花生,本地历 来的说法叫做“挖一季花生长一身肉”。尊胜社安排妇女扯花生,起初大家十分踊跃,带起 孩子上工。后来社里规定吃一颗花生扣一个工分,谁都不愿干了。统购统销后,农民闹粮的 纠纷也相当普遍。有的统购会上发生扭打干部的事件。但是在各种矛盾中,乡村干部的任劳 任怨是起了很大的缓冲作用的。 沙汀一次在睢水参加干部会,会场设在睢水河对面的小庙。有个姓伍的干部久等不到, 大家说为了粮食问题有些人在与他扯皮,他老婆受不住骂,常和他吵闹,今晚也许不会来 了。可到了深夜,他终于露面。一进场,有人忍不住逗他:“听说人家喊起你的小名在骂 呀?” “骂就骂好啦!这一带哪个不晓得我叫伍奶娃?”他满脸不在乎的神气。 这个对答的场面深深触动了他。 在尊胜,他了解到合作化高潮抽了许多能力强的乡干部回家办社。邬述成就是其中一 个。结果,八元一月在外的工作津贴取消,医疗证也收回,老婆在家天天抱怨。邬所在的社 初成立时,把社员吃肉、推磨、治病,甚至剃头都包了,以为是体现合作化的优越性。勤俭 办社后,社员闹着借支,开条子,但邬述成不管女人怎么闹,一个钱也没挪用过。 沙汀是最熟悉旧时代农村基层头面人物的,现在,他被这些终年戴一顶皱巴巴帽子的农 民组织者感动,想从农村尖锐矛盾中写写这些人。安县姓伍的和尊胜姓邬的,合起来,形成 了《老邬》。小说的主人公邬大全对于别人喊起他的小名骂,是这样回答的: “他骂好啦!板板桥这一带,哪个不知道我叫邬奶娃呀!” 在尊胜看到的另一个矛盾是大规模工业建设向农村争青年劳力。他了解到农村青年在这 个专区里,因为招工被卡,自杀、忧郁成病的最近就有四十几人。工程部门在乡下私招的很 多。德阳兴建重型机器厂,吸引了许多青年努力学技术、学文化去应聘,而拒绝出席晚间没 完没了的会议。王达安告诉他,上一季度他们社的几个会计都想外出,没被批准。其中有的 故意不计工分,不请假,便进城看戏。背后说,我就要犯点错误,让社里开除我哩。 站在合作社的立场上,对这些自然十分忧虑。但沙汀接触到的这些一心想离乡的青年又 都很可爱。1957牟5月,三台传来成都紧急通知,让他回省准备赴北京开会。他在公路 上临时搭上一辆卡车,在车上就认识了一个小石工。这个青年很乖,先是要同他换座,后又 提出可以把他的大提包放在自己身上,都被沙汀谢绝了。小伙子结实红润,高鼻梁,头发干 干净净的。身上穿了两件衬衫,外面的一件黑洋缎,白纽扣。谈起来知道他家里有八口人, 他去年结了婚,女方比他大两岁,二十。 “你出门她挡没有?”沙汀笑着问他。 “这都挡得着么?”他也笑。 “走的时候一定哭过。” “那才没有呢,只是有点忧忤忤的,――我们天没亮就动身了。提起包袱送了我一截 路。”小伙子把脸调向车外张望了一阵,然后又转过脸来。“她会以为我还在等车呢……” 第一次出门太叫人兴奋了。所以不一会儿,小伙子恢复常态,不住地问:“到绵阳还有 多远?”“汽车真是跑得快呢,两边的山只往后蹦!” 青年人的家今春进社。他在山上打片石,会放炮。他说他从来没有放过瞎炮。七角钱一 立方,九扣。“为什么要九扣?”“你堆的方有夹缝呀!”前几天,铁路上招聘,恰好他包 的工完了,又有打石头的本领,队上放了他,今天他才能跟着招工干部离家。出来的人有十 六个。想来的很多,但不少人不是不会技术,就是没有三十斤粮票,被卡掉了。“要三十斤 粮票?”“对啊,出来第一个月是学习,吃自己的。”听说沙汀在成都住,很天真地问: “要是我早前认识你,你能为我找个工作吗?” “他们说,到铁路上就好了,常有技术交流会,就不兴把技术秘密起――是这样的 吗?” 这个十八岁青年促成他写了《摸鱼》。虽然小说主人公没有能出门,也不是石工,而是 个摸鱼能手,作品似乎又是站在让人安心从事农业的立场上,但人物是可爱的,有活力的, 不是被“批判”对象。沙汀反映了农村的一个矛盾,同时被这些对生活充满憧憬的青年吸 引,他的感情在作品里显出复杂的内涵。 可是,在他以后陆续产生的短篇里,这类矛盾消失了。双季稻成为增产的主要措施。要 求多留粮食必定是富裕农民挑起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你追我赶》,这是一篇在结构技 巧上相当圆熟,受到茅盾称赞的作品,那种揭露真实生活的精神已被淹没了。因为中间横亘 着一个“反右”风暴!他是没有什么思想准备的。1957年春日,在安县秀水的汉昌乡参 加过一次农村鸣放会,对统购统销引起的农民波动,他有多重的感受。不像他“反右”之后 重新扭曲认识写出的《风浪》那么简单。 可是运动来势很猛。在四川他所领导的文联系统里,流沙河的诗歌出了问题。省里安排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同他一起到菱窠拜访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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