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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乡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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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乡之子

读不完的家塾

杨朝熙七岁发蒙读私塾。正逢辛亥之变,时读时辍,这种“土”的教育一直维持到他的青年时代。

(像你这样年纪的人,会在家塾混了整整十年,在三十年代成名的作家群里,大概很难找到第二个)

这个时候,安县不是没有新学。1901年清政府迫于大势,下诏废科举,兴学堂。当时的安县知事余慎便奉命集资开办了县高等小学堂。地址在北门外,即今安县中学的前身。朝熙出生那年,县里又设了培英女子小学堂。但是川西北私塾的势力始终足以与“洋”学堂相抗衡。直到1950年秋天,在安县的南丰、桑枣、清泉、花荄等乡仍有私塾存在,其生命力和那个报时的钟一样古老、长久。母亲既然一心要让杨氏兄弟续书香门第的香火,在她看来,读私塾才是“正途”,便不顾家庭财力已经不继,也学本地士绅、富商延聘塾师到家教书的通例,设了家塾。这比鲁迅幼年到三味书屋读“散馆”(塾师在自己家或租屋设馆),要“阔气”一些了。家塾先是为哥哥设的。塾师姓王,乐兴乡人,年近花甲,无功名,但很诚朴。家里担负他的膳宿和“修金”,也有本家和外族子弟前来附馆随读的。这位王先生懂得外科医术,教书之余也义务为人治病。朝熙这时没有上学,他经常站在塾房外面,听里面传来嗡嗡的读书声,觑个缝隙好把大孩子引出来玩耍,或者扔个石子进去跟塾师捣乱。

1911年春季的一日,家里请来孙永宜先生为杨朝熙发蒙。这天母亲领着穿了新衣的他来到馆房,屋子里焚燃着香烛,显得烟气迷镑。按照大人的指点胡乱给“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行三跪九叩礼,然后向老师行跪拜礼。孙先生收下母亲红封的“贽敬”,把朝熙带着的《三字经》翻到后页,把最后的八句“幼儿学,壮子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用朱笔圈出,教他读了三遍。然后让他入座,把着他的手,填写了“幼学壮行”四个红模大字。读书生活便这样开始了。

(给我发蒙的是孙永宜老师。他在县里的小学教书,带便教哥哥与我。他是桑枣人,后因家里人手不够,回家教书,受到学历高的或社会关系多的教师的排挤,一气之下,改行种了庄稼。我曾经在街上看到他在卖菜。他的志气给我很深的印象。他的所作所为已不像一般的读书人。——沙汀1986年11月21日讲)

孙永宜给他最早上了人世不平的一课之后,母亲又聘了蒋品珊先生来坐馆。这时候,辛亥革命已经发生。蒋教的时间较长,他也是桑枣人,前清秀才,字写得很好。学生在下边读书,他便一人正襟危坐地在那里写字,每个字都写得有核桃那么大。一天下来要在草纸上写许多的核桃字。蒋先生算得是一位书法家,安县公园原先有个“天星楼”,三个大字的匾就是他写的。朝熙后来喜爱练字,与他的启发也有关。

一次,朝熙把识字的课本用“烂”了,恰好少了几行注释。蒋先生本想找人替他补上,他突然提出要自己动手试试。这很出老师的意外。因为私塾最初的功课是读杂书(与经书相对而言,如《百家姓》、《千字文》、《龙文鞭影》、《增广》)及习字,在塾的时间早、午、晚共计八小时以上,是很苦的。朝熙得到母亲的娇惯——偏偏精明强干的人往往对幼子格外慈软——经常逃学,或者缠住母亲去朝山进香,读的是“耍耍书”。老师也没有办法。现在听了朝熙的话,不大相信,便说:“你能补吗?好,如你能补上,我准放你半天假!”这书的破损程度,如果是别人来补,两三个小时也就完了。他当天没有补完。一个贪玩孩子身上蕴藏的独立的个性,不认输的意志,这时充分显露,他居然耐心地补下来,次日又补了一上午才完毕。蒋先生看他在桌面上整整趴了一天多,着实夸奖了一番,果然放了他半天假。

蒋先生之后,家里又团了一堂私塾,聘来的老师是本城的于瑞五。较年轻些,也是秀才,名士派头,很洒脱。于先生住在小北街冯官府小院(后来是国民党县党部),这个地方对童年的他充满了神奇。因为那里住了一位被人呼为“冯官府”的刽子手,北方汉子,鼓鼓眼,块头极大,站着像座铁塔,透着森森寒气。据说每逢他那把马刀半夜在刀鞘里发出响动,上下地跳,不出两天,准会有人犯人头落地。而且他砍头的本事十分高强,只要人犯的家属送他一笔“背手”(又叫“袖里财”,指暗地赠送),人头便不会与躯干全部分离,能落个“全尸”。但是同样住在冯官府的于瑞五却一点不使人害怕。他性情开朗,不像以前的先生那样严谨。兴致来了的时候,会放下正在教读的书,给学生们讲起《聊斋》里的狐鬼故事。这是朝熙第一次知道这本古典文学名著。于先生还选了《幼学琼林》来教。这本书用骈文写成,却夹杂了许多历史典故。老师一讲起这些典故,学生们就听迷了,老老实实坐着不动。这位老师去世很早。

(但他是你最早的文学启蒙人之一!《聊斋》自然有传奇性,笔记体小说讲究文字简约。对于女性,你学会尊重,可没学会描写她们)

与朝熙同塾读书的伙伴主要是谢氏兄弟与刘氏兄弟。谢家与郑慕周通好,谢的两个儿子谢荣华、谢荣贵与朝熙共读的时间最长。谢荣贵后来在投考“黄埔”的路上病死,谢荣华与他有更长久的交往。刘氏是在城里开“青云堂”药铺的,刘佑炳、刘佑昭两兄弟里,后来佑昭进了“黄埔”。这充满草药的异香味和排列着一格一格药柜的“青云堂”,是朝熙少年时很感神秘的地方。

到1915年为止,朝熙的家塾生活的前期,便平静度过。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他只是故乡的儿子。家乡的山水、民情和辛亥后在他舅父周围迅速形成的袍哥社会,比读书更深地吸引了他,更能满尽他的好奇心和乐于观察人事的天性。他是异常早地体验到世俗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这无疑造成他特殊的知识结构与文化性格。1917年春发生的郑慕周刺杀陈红苕的事件,大大改变了他的家庭,使小小的杨朝熙如此深入地卷进故乡近代演进的历史漩涡中去。

念书的哥儿爱“跑滩”

辛亥革命造成四川哥老会的“中兴”。在安县,最早参加保路同志会的就是袍哥何鼎臣。此人当时正年轻剽悍,以赌博为业,讲豪侠义气,爱接济穷文人。他曾送二十两银子给举人蒋雨霖,这钱一部分是赌博赢胡某的。胡某弄了一批打手向何寻衅讨钱,何因而去秀水投靠了袍哥大爷向浑,与秀水烧箕滩的土匪合了伙。一次胡某带十几人到秀水去看夜戏,被何及其兄弟伙强拉出场,用乱刀砍死。自此,何的名声大振。

辛亥年间,他带过一百多人开进县城游行,然后去绵阳,与别的民军会师,赴成都攻打赵尔丰的将军衙门。武昌起事,何已转了一大圈回县,名气更大。在城里“开山”,成立“公口”,成为全县哥老会的头目。在川西一带人称“何天王”。他的队伍主要是由农民与邻场镇的哥老们组成,配备梭标、叉刀、明火枪和火药枪。“光复”后,知道应舍弃满装,改革服饰,又不知如何改法。朝熙小时在街上看到这支身着“勇”字号褂,打起“靠腿”的奇怪队伍,象唱戏的一样,总觉得好玩。

袍哥、兵、匪会成一体,形成军队割据,进而发展为1919年以后四川的防区制。一切由枪杆子说了算,是一个“原始”的实力社会。何鼎臣以后追随川军第五师师长吕超,成为二十团团长,驻防三台、什邡一带。郑慕周成军后投奔的便是何鼎臣。

时代大潮冲刷一切,即便荒僻如安县,知识界里接受近代知识的人也多起来。城里的李复之、张著成、文练三,或毕业于官班法政学校,或出洋留过学,都是新派。辛亥年,李复之从成都剪发回县,十分轰动。他在十字口吃茶,围起很多人看,朝熙也混在其中。他的头发剪得最好,是当时少见的偏分头,即“拿破仑式”。这班人就在县里提倡男子剪发,女子放脚。市民中有的剪了,有的将辫子盘到头顶扎成髻,戴个道士帽子。农民多半不愿剪发。于是逢赶场天,声门就站起团丁、警察,手操成衣匠用的大剪刀,抓住一个拖辫子农民咔嚓便剪。剪下的辫子要用箩篼来装。

那时男人的装束用黑绫子、黑纱帕包头,说是给崇祯帝戴孝。一个叫“萧大汉儿”的巡防军士兵,打赵尔丰时趁火打劫,弄了些钱财,带了一支五子快枪回安县。路上,枪就被袍哥大爷们打起“吃”了。他的打扮就象川戏里的武松,鬓边拖起水发,背口宝剑,成天在茶馆里吹嘘在成都的见闻,朝熙也是他的热心听众。半年光景,被赌棍要手脚把他“烫了毛子”,银子搞光,只好提个篮子在街上卖凉拌猪头肉了。

文人在辛亥以后加入袍哥一时成为风气,入伙时往往穿员外或小生的戏装,认为是恢复汉制。这种读书人,通过郑慕周与杨家沾亲带故,对朝熙关照的人也不少。张著成住在朝熙家对门,留日学理工,相信学校不相信科举,这在当时的思想还算是比较新的。张的家境虽已衰败,靠着在李翰林家的票号“蔚生桓”当管帐先生的丈人的帮助,自己在高等小学堂代点课,收入不多,也混得过去。张喜欢川戏,爱摆围鼓,他常在夜间去茶馆凑一台。他唱胡子生,当鼓师。朝熙喜川剧即受他的影响,常借他的戏本看,学黑头也在这个时候。张也喜欢写字,朝熙因祖父是个书法家,一接触书法便天然动心,最先学黄庭坚(黄山谷)字,便是跟他借《松风阁》临帖。张告诉朝熙要学悬腕字,必须在沙盘上苦练。于是朝熙央母亲求人制了沙盘,找铁匠打了杆铁笔,十五岁时,清早一起来便在沙盘上写二、三十个悬笔字。他的完全不用功的年代已经结束。

这时候,四川社会动荡不定。袁世凯当总统,安县除了大剪辫子,便是南门外桥头上吊起几个盛头颅的木笼子。据说都是伏法的“土匪”人头。延续到民国三年、四年(1914——1915),安县知事林崇道(靖),性嗜杀人,仍然大挂木笼,老百姓背地叫他“林贼娃子”。当时枪案多如牛毛,大都是“浑水袍哥”所为。但因袍哥与当地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被捕遭大辟的多半是铤而走险的贫苦农民。二十几年后,他在故乡翻过县里的档案,看后大惊。因为有些人仅仅是为了一床烂棉絮,或一口破锅,就丢了性命。档案里没有记载有一个真正杀人越货的土匪头子被捕杀的。

(四川山民铤而走险的强悍,恰与军阀、官吏的肆无忌惮成正比)

但是,真正的土匪骚扰,在川西北日甚一日。民国二年(1913)阴历二月,绵竹有名的袍哥侯国志带领一千多人的队伍,明火执仗地来攻打安县。这一千人有土匪、游民,也有顺势而来的农民。攻城是在清晨。这天有雾,侯命人把晒席裹成筒子,涂黑挂红,伪装成大炮吓人。其实最好的武器只有火药枪。其时,驻安县的是冯玉祥军的一连人马,南门守兵急忙关上刚开的城门,去报告连长。连长开始不理睬,后见攻城甚急,才命令回击。一边是北洋军,人少枪新,训练有素;一边是人多势众,喊声震天的土队伍。两边相持不下。

全城人此时大都没有起床。朝熙跟着大人被枪声召到街上去观望,他只觉得新奇。郑慕周怕侯国志队伍进城会乱抢乱杀,这天的深夜从西门城上用绳子套着箩篼,把朝熙母子一一缒下去,过河到西山卖柴的吴麻子家避难。这个晚上,他们在连绵的山峦,密密的草丛树林间,屏住气不断地爬坡绕行,朝熙一点也不觉得恐怖,只感到黑夜美丽,冒险有趣。

侯国志围城打到第三天,正在东门外灵官楼上指挥,突然叫北洋军一枪把手打伤,这样才撤了兵,解了围。一城人都说,这是灵官菩萨显了灵。朝熙全家也托了菩萨的福,从西山回城,结束了这次的逃难生活。

(你喜欢上“跑滩”,大约便是这时候吧?)

郑慕周这时早已同谢象仪结为好友。1912年郑、谢均已二十五岁左右,拜了安县的袍哥龙头李丰庭为大爷。郑、谢当时还很穷,两人常共用一套好衣服,会客时互相换着穿。到了1914年春节,李丰庭见郑、谢两人敢作敢为,办事有板眼,将他们一块提升到“三排”,称三爷。郑慕周为“执法管师”。从此在袍界有了一点地位。

这年冬天的一个早晨,谢象仪得郑的协助,拦路劫了一个烟贩子的四十多两烟土。这件事被一个经常与袍哥滋事的差役头子王福发现,便来用话威胁。两人不得已,送了五两大烟希图抹平。过了两天,王福又来讹诈,郑慕周正待发作,忍住了,又送给他烟。可是,王福的胃口太大了,他的贪婪没有尽头。腊月二十三日的晚上,月黑风高,谢郑两人下了决心,持牛耳子刀,翻墙入王福家,将王用棕绳捆住,拖到南门外乌云山下桐子林,绑在树上,一阵乱刀戳下。满以为王已死去,便逃离了。实际上,王仅仅受了伤,官府于是发令捕捉,谢、郑两人分头躲藏。

朝熙记得快要过年的时候,一天,由朱奶妈的大女婿,当警察的陈炳正,利用守夜的机会,打起风雨灯,半夜把谢象仪引到家里来避难。谢在堂屋后一个搁菜罈、酒罈等杂物的屋子里躲了一个多月。他常去缠住这位叔叔摆龙门阵,听他讲生活趣闻。这可比读书有趣。母亲少有那么严厉地警告他,一定不能向塾中同学透露此事。一直到春节过后谢叔叔潜走前,每当他与小朋友在一起,想到自己心里能保住一个秘密,便感到自豪,仿佛参与了一件重大事件似的。两个月后,是李丰庭出面把事情捡顺,才算了结了这个案子。(你当时知道他们为什么避难吗?我懂得他们躲的是官府。袍哥与官厅的全部复杂关系不是一个小孩子所能理解,我只是把同情放在“跑滩”的舅父和谢叔叔的一边)

但是,李丰庭与陈红苕的冲突渐渐加剧了。永安乡的陈红苕,原名陈瑞明,干瘦矮小,因为吃鸦片,脸皮黄中带灰。1914年,陈收编了两连“垦殖军”,大大扩展了势力,便自封为五县联防司令,成为一股更大的土匪。冯玉祥曾回忆他到安县进剿陈红苕的事。他将陈红苕写成陈宏韶:1916年上半年,接令沿剑阁、昭化一条路,由陕南开赴川北,名为一旅,实际只开发一混成团。绵阳一年一度丝茧贸易期,三、四月之交,入城求售的百姓挑黄、白两种茧子,连成四五里长,十分壮观。人民对封粮的踊跃,见所未免。与保定府敲锣催粮恰相反。人民淳朴使我流泪。被养的官、兵应知愧。

安县匪首陈宏韶,陈焕将军据报,命我进剿。我组一混成营。抵安县境,匪已窜入山。参谋本部地图极粗略,不正确,在安县找不到,后去圣公会英人安牧师处借,迟疑后借出,精确得使人吃惊!英国朋友真替我们操心!我们的参谋部、省陆军测量局,敷衍鬼混!土匪散后,8月,四川划五太清乡区,我负责川北一区二十余县。何鼎臣(匪、赌),四五十岁,满脸刀疤,豪爽斯文,富有出身,被绑架弄光家产,愤而入伙自存。他报告民、匪情,向导道路,特别是到松潘找骡驮,搬运子弹,共五百匹,与全旅官兵相处得好。①这是一段很珍贵的资料。不但讲了被打散,而实力仍存的陈红苕,也生动地刻画了何鼎臣其人。陈红苕骑着高头大马回到县城,仍然耀武扬威,更不把李丰庭看在眼里。一次陈在城里请客,李到席,按例应坐上位,但陈突然自己去坐了,并说:“你给我看酒,你老弟好生跟我操。”②李脸上有几颗麻子,陈红苕几次当众在街上辱骂:“哪天老子把他的麻子炒起来下酒吃!”李武力敌不过陈,自觉颜面扫地,便闭门不出。郑慕周、谢象仪知道了,很气愤。郑问李:“你哥子敢不敢撑事?”李初一愣,反问道:“你说啥子?”后醒悟,断然点了点头。事情便在李家商议起来。李拍着郑、谢两人的肩膀,笑说:“你两个老弟愿意出力,等事情办成,我拿二十五亩地给老弟‘跑滩’!”“跑滩”,在袍哥黑话里指为了躲灾而浪迹江湖。

1917年旧历正月十三日清晨,陈红苕带着八个卫兵骑马来城关。郑慕周早几日已经从陈的粮房听差黎少农处得到情报,与谢象仪、自己的侄子郑志宽,贴心兄弟伙刘德胜、杨茂宣等人做了安排。

东门灵官楼方向传来一阵阵锣鼓声,初九以后的灵官会,天天在演大戏。陈一入城,便在南街被郑、谢迎入西南局(西南乡同乡会)所在的益园抽烟。郑慕周一向与陈的私交尚好,所以,陈毫不介意,直进里面一间客厅躺下。

这时,卫兵们已被准许去看戏。陈身边只有他一个长辈叫陈么长子的陪着,又上厕所去了。郑一看时机已到,便对正在烧烟的陈红苕说:“陈哥,我买了一支英国造,你给看看。”陈睁眼用右手正要接枪,郑扳动枪机突发三枪,陈只大喊了一声“你要造死了!”陈么长子听见枪响,急忙从厕所钻出,被谢象仪一枪打倒在门边。众人夺门而走,郑志宽在门外向天打枪,一边喊:“我们打死了陈红苕,对手是郑三哥、谢三哥,和老百姓无关,不要吓怕!”刘毒手(德胜)双枪开道,直扑南门。

(关于你舅父打杀陈红苕,在安县可有各种“版本”的故事流传呢。家乡人就是这个脾味,一切经过口头制作的故事都被加上各种想象,成为传奇。你只要不写成陈红苕是别人打死的就成了)

这时,作过典吏,又操袍哥的林伯琴,最先听到了这场血案,赶往灵官楼唱戏的平坝。川戏《欢娱楼》正演到绑了奸臣魏忠贤的三个儿子,林跑上台去高喊“出事了”,场上大乱。林又去找朝熙母子。林是朝熙母亲的表叔,他喊他表爷爷。表爷爷气喘吁吁找到他们,悄声说:“你们郑慕周把陈红苕打死了!”母亲只怕两个孩子受连累,连忙把两兄弟送到“青云堂”药铺刘家躲起。

李丰庭一家预先已经转移到千家沟,等郑、谢一行经南塔梁子到达李的驻地后,李给两人挂红,然后一道去乐兴袍哥大爷高海楼处避祸。等到陈红苕的拜把兄弟、参谋兼便衣队长刘世荣带领一、二百人马进城,陈早已断气。刘洗劫并火烧李丰庭的家,到处寻衅复仇。母亲怕这种仇杀株连扩大,便到“青云堂”带上两个孩子,头上包一笼帕子,挎个提篮放些糖果,装成一般老百姓,混过刘的岗哨,到南塔梁子后面林伯琴家藏身。林为人仗义,平时与陈红苕无任何私怨,他把怕受牵连的李丰庭家的同宗,也都藏在家里,白天照常上街与那批复仇者周旋。

一个多星期后,郑慕周拖起一、二十人到罗兴场住了一阵子,又托秀水的大爷向浑写信向何鼎臣救援。何与陈过去不和。何从绵阳开来队伍,又从西南乡秀水、桑枣等场上招来袍哥,共一千多人攻入县城,赶跑了刘世荣。

那天,何天王亲自在南河“滚钱坡”附近的一座油坊里指挥攻打。这里离林伯琴家很近,杨朝熙特意跑去观看。何鼎臣长得魁伟异常,只是已入老境,风采不如青年时代了。何得胜后,朝熙一家就又搬回城里。这次事件使得他的书更读不下去了。母亲担扰对方复仇,对于他跟着郑慕周也就不加阻挡。他开始了到处跑码头的近两年的“跑滩”生活。所谓“跑滩”,主要是跟着舅父在桑枣、秀水、何家沟一带游荡。有的时候,一天挪一个宿处。回城住些日子便又溜到乡下。很多次,城里一有动静,母亲半夜叫他摸出城去传递消息,好让舅舅紧急转移。不久,张凤梧旅长带兵进驻安县。张的侄子张绍武,借住在朝熙家,进出乘红豆木杆杆的轿子,生活比一个副官阔绰。原来他暗地在做军火生意。有一天,张妻主动问母亲,有没有人要买枪支的?郑慕周既要防刘世荣一伙报仇,防官府的追捕,也要防被驻军吃掉,几十人的队伍正急需枪支配备,便通过张绍武的妻子,出高价买过好几次武器。这送枪给舅父的任务,便落到少年杨朝熙身上。

总是母亲给他准备好个篾篼,把手枪放在最底下,蒙上帕子,上放挂面、猪肉、糖,象是一宗礼物。只要大着胆子骗过城门的卫兵,就能平安送到乡下舅舅手里。朝熙从小与他哥哥不同,他胖胖的(“我只有小孩时胖过,成人后就变节排骨了”①),见生人脸不红,说话从容,调皮,敢闯,非常喜欢经历这种冒险生活。他给舅父送枪支、送消息。那时舅父住在下河坝那边,挨近何家沟,一个很背静的院子里。有时遇到郑已不在,去了石梯子、萧家堰等地,他也就跟着去找。

张绍武与郑的枪支生意越做越熟。张看他舅父精明能干,将女儿拜寄给他认做干爸,并送给郑一匹坐骑。有了枪,有了马,郑的情况便不那么紧张了。当时朝熙便敢学骑,很快能骑着马到乡下送东西。所以,后来他在解放区行军骑马,比何其芳骑得好,就是因为从小训练的。这种生活一次就是十天、半个月,他出没于安县四周各个乡镇之间,坐茶馆,看杀人,旁观舅父与各色人物打交道,了解一个地区特殊的社会形态,地方封建性割据的黑暗,社会上人与人搏斗的情景。他不知不觉成人一样进入社会生活,虽然不能全部懂得,想不到这会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准备。他人小阻大(当了文人后胆小起来),连绵竹、什邡各处有名的袍哥头目都知道。

他们见到这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叫他“杨二”。(你由分家看到家业衰败,由母亲和舅父,看到“中兴”。这“中兴”癒不靠辛勤劳动,而是靠传奇般的闯荡,靠掌握实力。权势社会的变动内幕及其种种病态,很早就坦露在你面前)1918年,郑慕周招募了“垦殖军”残兵一百多人,便想正规地成军。他派黎少农去金堂拜见吕超,吕超委郑做预备营长。郑让位给谢象仪,自己做了连长,属何鼎臣十八团部下,驻中江县。从此,“杨二”结束了跟随舅父流动的生活。

操袍哥?从军?

杨朝熙回到家里继续读书,情况却同过去有了变化。母亲振兴家业的理想,一部分已经在自己弟弟身上实现。随着舅父军阶的逐步升迁,他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显著好转。在这之前,他经历了母亲那场哭诉,说她如何苦,拖起他们读书不容易,而他们只会顽皮、睡懒觉。他原来从不惧怕母亲,这时突然感到一阵酸楚,羞惭之心油然而生。这也是因为他已到了稍稍更事的年龄了。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从朦胧到开始懂得考虑自身、审视自己的时刻,只是结局不同罢了。十五岁以后,他一天比一天地认真生活起来。

如果不是舅父的思想改变,杨朝熙这些袍哥子弟的第一个前途本应就是操袍哥。但是川西北的军阀们,尽管自己一个个是袍哥、土匪出身,偏偏特别地看重读书人。在他们心灵深处,仍然有一个崇拜读书,“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在作怪。这是一种自卑心理的反射。郑慕周有了队伍,马上表示不准他的弟男子侄加入袍哥。连朋友的子弟也劝阻。他与吕超的侄儿拜把,吕某也是连长,这个人读过书,对郑的影响很大。他后来帮助青年人出外求学,举办各种文化事业,都很舍得花钱。

1919年,何鼎臣病故,谢象仪升任十八团团长,郑慕周为第三营营长,驻茂县。舅父要求朝熙好好读书。他特意从中江县聘来贡生出身的有学问的游春舫老师来主持家塾。游的修金很贵,一年需一百银元,还要供给全部的食宿。他的脾气大,架子大,教书很严,朝熙吃了他不少戒尺,母亲也帮不上忙。但教了一年便走了。

接着,母亲请谢建卿先生来教他们两兄弟。谢是朝熙二婶母的兄弟,论起来应当叫舅舅,是个秀才。他在城关一个“师范讲习班”教国文,他们兄弟俩白天去讲习班所在的南门自治局寄读,晚上回家再读。谢教《古文观止》,也开始命题作文,但主要的还是背诵古文。他的国文基础主要是在这两个老师手里打下的。

(在我十六、七岁时,好像变了一个人。不再进茶馆跟袍哥大爷混,读书相当用功了。天明即起,晚上读到深夜。读《古文观止》、《饮冰室文集》。癒开始与本县高小学生或在成都、中坝(江油)上学的中学生接触。哥哥这时结了婚。——沙汀1986年11月25日讲)

十七岁那年,安县城关一批知识分子,这之中有小学教员,做文牍工作的,小学卒业后经商的,约二、三十人,成立了一个“会文社”。发起人是李心泉。大家合伙开了个文具店,朝熙跟哥哥都入了股。本来相邀每年春节时聚餐,但只举行了一次便散了。这是他最初的社会活动。

除了谢、刘两家的学友子弟外,其他塾外的朋友与他过从较密的是陈克玺(宝章)、杨承祺(寇斌)。这两人加上谢荣华(兆华),曾按照当时的社会习惯,与朝熙换了帖,结拜为兄弟。

陈、杨两位读书好,有学问,也能写字。他是因为学字才认识他们的。曾有一个时候,他受本县前清知县武生辉和蒋品珊老师的影响,一心学习黄庭坚字,到处求教。他认识陈、杨以后,才知道读《史记》。就象他在青云堂避难时才读到《三国演义》一样。他与他们常在一起互阅课卷,谈古论今,收益不小。这两人又都立志要去从军,也怂恿他。这在当时是一种风气,是上层子弟的一条主要出路。所以,杨朝熙也渴求能进军校。他做梦也没想将来要从文,当一个作家。倒是杨、陈两人都达到了目的,后来都成为军人。杨在邓锡侯部下做过团长、副旅长,解放时起义,后中风逝世。陈抗战时驻防广州,在日机轰炸时牺牲了。

1921年,在四川各军阀的混战、倾轧中,吕超和他的上司熊克武都被排挤出川。吕超是老同盟会会员,他赴广州投奔孙中山去了。谢象仪、郑慕周派黎少农做联络官去成都刘成勋(禹九)处请委,被收编为九军第八混成旅,任命谢象仪为旅长。谢当初是郑慕周让贤给他作营长、团长的,他最了解郑慕周,知道自己的才具远不及郑,这时便一定要把旅长的位置让出来。刘成勋加封郑慕周为少将旅长,改委谢象仪为汉军统领,管辖松、理、懋等川北少数民族地区。后因处理少数民族的事变不善,解职回到郑的身边。郑慕周兼了这个汉军统领,他的防区扩大到七、八个县,防区内连县长都要由他保荐,加上征粮、征税,权力是很大的。他一直驻军在灌县。

就是那一年,郑慕周写信给朝熙,要他终止家塾的学习,与谢荣华一道去灌县商量进一步外出读书的事宜。朝熙这年十七岁,在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的第三年,足未出过安县,他被封闭在故乡社会的小圈子内,视野甚至还没有郑慕周那样宽阔。他到了都江堰之边,着长衫,头戴博士帽,身条瘦瘦的。渐渐长成青年的杨朝熙,越显出一副文弱的样子。他原来一心一意想进刘成勋办的军校,但被舅父阻止了。郑慕周仿佛看准了少时活动型的外甥,并不适于跟着自己的脚步走。不许他操袍哥,又不准他参军。他给朝熙安排的出路是去成都考学校!

当杨朝熙步入青年时代正要开始选择自己未来道路的时候,他的前程仿佛完全操纵在别人手里。这很难说是幸,还是不幸。如果舅父不替他“专断”一下,我们或许将永远见不到一个现代小说家的诞生。一个全副戎装的杨朝熙将是一个怎样的军官,是现在很难想象的了。

在灌县,一个小姑娘轻盈地向他走拢来。她是黄玉颀。(这样写,我不赞成。我注意到她、喜欢她的时候比这晚得多。当然你有你说明的权利,我也有我分析的自由。我这里写的是你们最早的见面,你已经对她留有印象,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

黄玉颀的母亲黄敬之其时在灌县女子学校当校长。学校的对面是郑慕周的私宅。郑的三姨太太在成都读书时认识黄敬之,这样便有了往来。黄敬之是一位近代新式职业妇女。她原籍江苏,年轻时随丈夫游幕进川,曾在贵州住过几年。辛亥以后在成都定居,置下的房产不久在川黔军阀战争中被付之一矩。丈夫去世后,她独立在外教书,教养三个子女成人。子女都从了母姓。她不吃素,不信鬼神,旧文学功底好,书琴棋画,样样精通,绣花、绘画、填词、烹饪,尤其擅长。她在成都把教职丢了,便应聘来灌县主持学政。黄敬之能打麻将,常常被请到郑府去凑牌局,她是极能干、极开朗的一个人,很快便在郑府上上下下混熟。

黄玉颀是她的小女儿,也是她的一颗掌上珠。黄敬之外貌利落,不过牙有点暴,爱吃瓜子,门牙总露在外面。黄玉颀则远胜其母,她长得特别的娇小,一支直直的希腊鼻子,一双圆圆的、对外部世界充满惊奇的眼睛,显得十分可爱。

这么一个将近十岁的女孩子,当然还谈不到其他,但确实吸引了以后在省城读书,有时回灌县来度假的杨朝熙的注意。这母女二人注定要深深地进入他的生活之中。这是你的一个转捩点。没有这次转折,你只能是故乡乡村的士绅,旧军队的幕僚,决不会是一个进步的文化战士。

时代的、个人的因素都在起作用。我的自在的人生阶段戛然而止,自为的阶段便开始,我受到了“五四”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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