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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四围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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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四围皆山

安昌古镇

光绪三十年,即公元1904年的12月19日,旧历甲辰年冬月十三日,一个男婴在四川安县城关安昌镇西街的杨家老宅,呱呱坠地。

这一天极平常。平常得留不下任何痕迹。只是城东的钟楼,照例执行它每日报时的使命,这天凌晨时分敲响了十五下,震荡着、加深着方圆二十里内外各乡场的呆板沉寂,给周围百里的山岭带来一种神奇莫测的气氛。据说,这钟声一直到七十年代才停止,持续时间之长,令外面进去的人咋舌。这个婴儿生下来就有“表现欲”。

杨二哥的母亲爱摆龙门阵。她说杨二哥还是奶娃的时候,吵夜吵得好凶。害她半夜一次一次地起来跑到床上抱他、哄他,棉裤都跪烂了三条。①爱哭的孩子行二,取名杨朝熙。他前面已有个哥哥叫杨朝绶(印如)。他家的祖籍原是湖广黄州(今湖北黄冈)。明末张献忠杀狠了蜀人,清代“湖广填四川”,他的太祖杨启梁千辛万苦携家迁到安县西南的河清乡龙湾子。传到祖父杨仁和,才搬进安昌镇城关居住,在河清留下了祖坟和田产,留下了杨家先辈的足迹。

悠悠江河载着千年的时光流逝。安县在先秦时,本是个牦牛出没的羌族部落国,名冉马龙夷(包括今之茂汶、理县、北川等地)。汉武帝统一后设郡,自此汉人迁入,各民族逐渐融和,但仍是地广人稀。近代实行的移民,使外籍人氏陆续进入,给它带来了生气。仅小小的河清一处,镇上就汇聚五省的会馆:大西街的福建馆,小北街外的江西馆,十字口的广东馆,陕西街的陕西馆和大南街的湖广馆。由此可以想象当年这里五方杂处的情景。这是一片开发中的蛮荒之地。

安县得名于龙安山,即今大安山。正处在山地与川西平原交接的边缘。境内百分之八十二为山陵地带,与紧邻的成都地区的富庶恰成对比。

从成都到安县三百多里,杨朝熙青少年时代的传统走法,是先乘汽车到绵阳南三十里的新店子,下来再转乘马拉车或黄包车。共计三天的路程。路上的客栈,多半是鸡毛店,破旧得像用猪圈楼板装修的,檐口挂长方白纸号灯,上写“鸡鸣早看天”。像样点的有官店,比较的干净一些。从新店子到安县,途经界牌、花荄、黄土,都是一些有名的乡镇,一路上爬过一处山坡,便是一片平坝,再上一级高地,又是一片平坝,人不知不觉已进入高原山境。直到远远地看到城南山上的一座塔身,才能为结束颠簸之苦长吁一口气。安昌镇自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作为安县县城建立,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安邑乘岷山之脉,环境皆山,县城尤居四山之中,东有金山,南有五云,西有圣灯,北有大安。①杨朝熙从小看着县城周围的山长大。近处的绿山,蓝莹莹的远山,都充满了神秘。那里该有一个别样的世界,有数不尽的宝藏,讲不完的能人奇事,要不,怎么会有㭎炭、柴胡、木通、山金这些东西源源运出来?他也对山充满敬畏。它平时静穆庄严,转眼间,在大风呼啸或山岚雾瘴升起的幻影中显身,就像看到盘旋飞舞的龙。整个绵长起伏的山岭不就是这样一条巨龙吗?那么,被这条龙隔断的山外的世界,是更大,还是更小?

山的中央立着这座四闭的小城。如果说四川盆地整个形成一个大的圆圈,安县这座山城自己又成为一个小的圆圈。

城下苏包河仿佛要冲破这个山的包围,迤逦而来,紧贴着城关的西门,到城南突然横折,与桑坪河汇合成汶江,为涪江的一条支流。除了夏天,河面并不宽广,但江水便是在枯水季节也足够让竹木筏子驶过。只见船夫跨着身子,用力拿篙竿向就近的岩嘴上锵地一戳,筏身阁咯阁咯快要擦着河滩底似地发出响动,竹筏已箭也似地穿过去了。

城镇南北稍长,只有一条正街。由城内十字口做为中心点,出西街便是西门,慢慢地踱步,由西门走到东门,大约用不上十分钟!

街面是石头铺的。中间是红花石板,两边是饭碗大小的鹅卵石。年岁久远,这些铺石被踩得通体油光发亮。雨后,小朝熙蹒跚地走在这街石上,看到阳光照射下满街的五色石子放出瑰丽的颜色。

(你喜欢这个小城?对自己的生命孕育之地,谈什么喜欢不喜欢,是不是过于轻率了。至少,这个城的样子,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的一部分的样子)

西街中段的路南,正是杨朝熙祖父经手置办的房院。祖父杨仁和,一名清廷小吏,官至重庆都钦部(一说是粮房或户部典吏)。他在家乡小有名气,是因了他的书法。家里的神匾、楹联,都出自他的手笔。朝熙幼时见到过他写的“册页”,是杜甫的名诗《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据说他给李森林当过代笔。李的儿子李岷琛是安县唯一的翰林,书法远近驰名,也给杨家老屋写过对子,记得上联是“闲中立品无人觉”,异常的潇洒。杨宅大门的对联很气派,“国泰家庆”、“人寿年丰”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也是爷爷的手书。配合着这套大房子,倒真是标志了杨家的一个显赫鼎盛时期。

大西街二十二号杨朝熙的出生地,现在紧缩为一个小小的中院,已经面目全非。原来的规模只能在他的几篇小说里找到一些影子:

我们住的是一座三进的院子,五开间阔。当街的一进,其中有四间是店铺形式,只是没有人居住;剩下的一间便是我们的八字龙门,门堂很深,夜里要是没有人伴送,我一个人是不敢进出的。①我们的房子相当大,前后三进,座后还有一座荒废的庭园。②

这个庭园实际是菜园、空地,其间挺着两棵硕大的皂角树,到了杨朝熙的童年,临街的房子经常被部队驻扎占用。这件事实无疑在日后激发了《祖父的故事》的创作动机。原先还招过一个住客,是个土粮户,便是《老太婆》这篇小说里写的狗老爷。后来,一个哥老出身的著名旅长张凤梧的侄子张绍武,南充人,副官,带着新娶的姨太太来住了。本地有句口号,叫“宁肯让人停丧,不能让人成双”,意思是自己的房子叫别人夫妻在里面作爱,想想便是晦气、不吉利的。而那些带冲犯了这一条。朝熙家里自然忌讳,又不便得罪,他母亲便出面商量,供一个神位好不好?于是写了个“天地国亲师”的牌牌放上了。民国了,所以把“君”字改成“国”字。

这种避邪的方法没使有势力的房客生气,倒也稀奇。

这个细节从来没能写进他的小说里,而且实际上,杨朝熙根本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祖母。杨仁和是死在重庆任上的,由家人将灵柩运回河清杨家坟园,与妻子合墓。他身后把不多不少的遗产传给了五个儿子。这些儿子很快便面临家道中落的困境。

杨朝熙的父亲杨义质(模斋)居长,一介书生,笃信礼教,毫无生财、理财的能力。在他五六岁上便郁郁离世了。(你还能记起父亲?他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我家堂屋神龛上的那张画像:穿清代袍褂,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我觉得父亲迷迷蒙蒙的,离我既近又远)

这种纯粹由画工们制造的作品,总是匠气十足,是很难看清一个人的真面目的,仅剩下一堆服饰和满幅的肃杀之气。

杨义质生前从不理家政。自己的父亲一死,便将家业让给二弟经管。他是个廪生(清代凡经岁科两试在一等前列的,算是补了廪的秀才,其职责是保证本乡应试童生无身家不清或冒名顶替之弊),每月可从官府领到钱粮(廪米)。他一生读书,家里有许多藏书,等到朝熙有能力读这些书时,大部已经散失。

仿佛精明强干皆被祖父占尽,朝熙从小听家里人说,父亲生来便懦弱而懒散。他满身呆气,一尘不染。当地的风俗,东门灵官楼每逢唱庙会戏,任何一个戏班第一天开唱,都要“接灵官”镇台,撒红钱。所谓“红钱”是纸的,用硃砂染过,据说谁接到即可避邪。故此,每逢撒红钱的时节,台下一片争抢,很是热闹。遇到这种场合,父亲总是站在外围冷眼观看,木讷而引不起兴趣,即便是“红钱”自动落到了他的脚下,他也不会弯腰去拾。

这是不是中国近代最后一批以读书为生的人呢?同鲁迅的父亲一样,田产是前辈挣下的,到了他手里,功名求不得,唯一的事情是读书。家就在他们这一代败落下去。他们命定是要看到封建大厦之将倾的。

对于杨朝熙来说,父亲不是一个实体。他是一个飘忽不定的影子,一飘,便过去了。真正将性格、气质遗传给他,在他的四围筑起一个环境,耳濡目染,在精神上首先影响他的,只能是母亲。

他母亲

父亲逝世后,母亲独立支撑门户。母亲的天地构成小朝熙童年的天地。

母亲的身坯很大,他并不像她。从外表看,哥哥更像她,高高大大的。哥哥脑壳也大,诨名就叫“杨大头”。但是要论起独立开辟生活的能力,他跟母亲更相似。大约六、七岁起,他就能跟着舅父、亲友们一道去街上坐茶馆了。他哥哥便不敢。

(你的安县街坊说,杨二哥黑黑、深深的眉眼,宽大的鼻子,还是满像他母亲的)

母亲不是父亲的原配。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是安县花荄镇人,姓陈。他母亲姓郑,名妙贞。郑家原是本城一个旺族。母亲的叔祖父郑香园,是本县的名举人,曾在甘肃花马池做过官。安昌镇西街天后宫,是本县福建籍人的会馆,其中郑姓占着主要地位。当杨朝熙出世的时候,天后宫已经由族人做主卖给李翰林家,直到他的舅父郑慕周有了地位才又赎回。郑慕周解甲还乡,一位亲属转送他一张李东生书赠郑香园的横批,具体文字记不得,但从内容上可以推知郑家原是书香门第,也曾经风光过,只是清末以后凋零了。

母亲的生母去世很早。外祖父续弦没几年也谢世。萧氏外祖母无生育,母亲和舅父是在继母的严酷管束下长大的。后来几乎脱离关系,视同路人。朝熙还记得萧氏外祖母晚年沦为半贫民,寄住在市街萧氏宗祠里。身边仅止一个兄弟帮衬,这个兄弟一脸麻子,以打柴、帮短工为生。舅舅为了了却过去的恩怨,最后把她接到家里来同住,为她送终。萧氏外祖母善于操持家务,只是心胸狭窄。母亲在她的挟磨下生长,不知吃了多少苦头。等婚后主持一个家庭,渐渐显示能力,境遇才有所转变。比起后母,她有凄苦的童年打底,待人善良多了。

(这个外祖母锻炼了你的母、舅。苛刻的环境给他们姐弟注入巨大的韧性和在社会上独立闯荡的才干。母系亲属对你生活的直接影响,要比父亲的大得多。你似乎应该姓郑)

1909年,杨朝熙的父亲病逝,母亲落入守寡和被小叔子们挟持的命运。在他刚刚懂事的时候,二叔母也死了。这样,他们这房,父亲已有两个男孩,三叔、四叔都只一个儿子,么叔又子女俱无,按照惯例,便由亲朋做主,把他过继给二叔,顶了一房人。

不料二叔不久也弃世而去。这个家面临分崩离析。印象景深的便是几个叔叔一年中要和母亲大吵大闹几回,逼着分家。平日的小吵闹更不用说了。每当这时,尽管开朗、能干如母亲这样的女人,也只能偷偷地痛哭一场,然后再赶忙张罗请客,找亲友来评理申诉。幸亏父亲生前喜欢助人,结交下几位在安县有点名望地位的朋友,一个詹夔(詹棠)詹举人,一个刘子良,一个谢健卿。而他三叔、四叔、么叔因从小有哥哥操持家业,只顾吃喝游乐,在社会上交际不广。所以,尽管闹分家闹得凶,最后一次还闹了好几天,简直天翻地覆,可待詹、刘、谢几位一到,纠纷也便立时解决。就象鲁迅《离婚》里七大人的到来一般。

这样,大约在父亲死后一年多分了家,将祖父遗下的田产二百亩分成五份,每房四十亩。因为朝熙和哥哥算两房人,分得了近一百亩的田产,都在老家河清。三进的大院,他们分得两进正房,还有后面一块空地。

看起来,母亲领着他们占了便宜,实际上分家也分来了债务。这都是为了安葬父亲和二叔借下的,当然要由他们这两房来负担。记得单是一个焦家字号,就欠了二、三百两银子。焦家是安县最大的士绅,田地、闲钱多,又开票号,雇陕西人经营,放帐生息最有一套。每年冬至一过,那些被安县人称为“老陕”的,就背起长长的褡裢,挨门逐户来收年息了。朝熙自小一见这些“老陕”来,赶忙躲到后面院子去,胆怯,心烦。家境的败落给他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

母亲用她的全部精力投入家业的重理,她甚至还想振兴一下。她从小铸成的男子气魄,现在有了施展的机会。她治家虽严,对待下面人却很和气。安县打零工的都愿意到“杨大老爷娘子”家来干活,因为她工钱公道,饭食又好。她识字不多,不会记帐,但擅长管理,事事要强。她把免受族人欺侮的希望得惊人。她出钱为弟弟造了两只木船,到绵阳一带往来贩运货物,或买木柴沿江运往三台、太和镇、遂宁销售。但才两三个月,朝熙的舅舅就空手回来。他失败了,初次经商亏了本,连船都赔了进去。后来他又去川甘边境的碧口做大烟生意,母亲还是为他掏了本钱。一直到舅父拖起队伍,为了购置枪支弹药,母亲忍痛变卖了一部分田产!(很明显,你母亲充分利用了分家得来的有限家产,来培植你舅父,这才扭转了杨家的颓败。你的性格可没有这么“强”,至少在外观上看不出)

这样一个能干的母亲,在那种环境下,她的内心究竟还是痛苦与不安的。她极有主见,做事麻利,干脆,但她又异常迷信。不仅吃长斋,请人念经,而且在家里常年摆经堂。逢到观音菩萨或谁的什么生日,便在家里供起佛像,招来一群婆婆大娘,抱点米来,抱点菜来,然后都在杨家吃住,一边做佛事。家里还供有“坛神”,每各都要“庆坛”,请十多个巫师,戴起各式各样的面具,焚香,敲打,起舞,一搞就是两三天。这时候,就等于给小朝熙添加了一个节日!

母亲对敬菩萨、逛庙会为什么兴趣浓厚?因为女人的苦楚不被男人社会所容纳。她青年守寡,没有到茶馆整日喝茶、摆谈的可能,更不能到社会上经商干事,随意抛头露面。吃斋念佛是母亲可以采用的一种心理平衡手段。当然,社会风气也允许这样做。童年时接触的这些婆婆大娘,便是日后《淘金记》何寡母这个形象在生活里的最初的形态了。(不光是婆婆大娘影响你写何寡母吧。这是综合来的,特别是何寡母对儿子的复杂感情,写得细致入微,是不是有你母亲的影子呢?呵,这倒是有一点的)

能干的女人偏偏溺爱幼子,母亲也是这样。她在朝熙面前总是放下严厉的样子,露出过多的笑容和温情。她做什么事情都要带着他,对他百依百顺。她喜欢吃酒,吃甜酒,朝熙小时便被允许喝这种酒。所以他酒量不小,而且一生嗜酒。过去有一个时期,一天要喝一台,有时一天两台。这个爱好一直到他第二次胃溃疡发作动大手术后,才不得不戒绝。母亲还要他跟着吃花花斋,就是每逢阴历三、六、九吃素,忌食牛肉。直到十五六岁,才在舅父的劝说下改了。结果是他一生喜吃牛肉。

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母亲对他就更放松了,成为他欢乐的日子。除夕祭祖,贴春联,点灯,放鞭,在斗秤上贴“黄金万两”。不许谈不吉利的话,不许打翻菜油。在给长辈叩头辞岁、吃团年饭之前,这里还有拜堂子年的风俗,便是先到亲戚、熟人家拜访。去一般商号、铺子,或有地位的人家拜年是朝熙最觉好玩的,不会有在大人面前叫不出那些复杂称呼的难堪,只需和哥哥拿着红纸写就的“恭贺新禧”的条子,拿着浆糊,在门上一贴就行了。杨家这时的地位不很高,但收到的条子很多,因为母亲人缘好。这成了风俗性的“民意测验”。

到了初二、初三,一个木匣糖,一块肉,一把面,开始正式拜年了。家里要做些糖什么的好回礼。在母亲的指派下,他们家每年的过年糖食,一入冬便请糖坊师傅来做,什么米花糖、谷花糖,原料好,做工又细,远近有名。泡菜、腊肉也做得不错。母亲做为一个女流之辈,凭着她的社会交往,建立起她在全镇的威信,连袍哥中人都尊称她为“杨大姐”。母亲委实太强了。她敢把犯了刀案的袍哥,藏在家里,不动声色。替舅父买枪支,也是她搭上的线索。幸亏她对朝熙的惯宠也有限度,否则,在一顶过大的保护伞下,只易生长纤弱的幼苗。杨朝熙长期得到母亲“保护”,旷课逃学不好好读书,直到十一二岁,有一天早晨,他又赖在床上不起,母亲气了,掀开被盖,伸手便打,但才打了几下,自己倒哭了。她哭着诉说不幸,诉说丈夫的死,寡母孤子的无依靠和他的不争气。一个平时极为硬气的母亲的哭泣,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极深的印象。朝熙可怜起她来,也恨自己。他真正开始用功读书,便是从这以后的事了。

(你的多感,在这里找到了源头。表面看来,你不是那种充满浪漫气息的人。可就像你的母亲,在硬朗的性格外壳之中,包藏一个易受外来刺激的敏感的心。幼年的你,经母亲看到一个大家庭的兴衰荣枯,由家事的沉浮,引导你从小就关心人世)

茶馆——乡镇文化环境

杨朝熙是吃奶母的奶,在川西北的小城镇长大的。

有个朱大娘,永安乡人,带他的时间最久。断奶后仍然留在他家里。这个奶母是他童年的引路人。

(你不要把我的奶母写成高尔基的奶母,或者鲁迅的长妈妈。不是这么回事。她只是抱着我,牵着我的手,走遍我们镇的角角落落)朱奶母经常领他走出老屋,到十字口逛街。

十字口最多的便是茶馆。按照本地市民生活的不成文规矩,男人们一早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一路扣着钮扣,什么地方也不去,就趿着鞋先奔这个地方来了。没有茶馆就没有生活,这点道理在四川的这个小市镇尤其见得正确。

十字口上旅店兼营茶馆的尚友社,店堂里低矮的茶桌擦抹得还算干净,俯仰坐靠都很舒适的矮竹椅上,已经上了茶客。这都是乡土社会固定的主顾,位置也很少变化,谁是坐在当街的桌边的,谁是坐在里面第三根柱头下的,一一对号,丝毫不差。

这时,人们悠闲地用茶船子托起茶碗,从半扣的茶盖缝隙间嘘嘘地吮啜品味。有人让堂倌送上热水、帕子,在苏苏气气地洗脸,用手指头刷牙齿。有的人已经浓浓地灌下了几碗茶,“开了咽喉”,在互相交换从昨晚离开这里以后得到的市井消息。世代住在这个城镇上的人挨得如此之近,打个喷嚏都能听到,以至于大到县政要事,小到床第间发生的隐私,都是刻板生活中极好的“调料”。等到卖豆芽的陕西籍小贩来了,就抓几个钱的豆芽摊在茶桌上一根根细细撷着,也不耽搁交谈。

吃过早饭,又上原先的茶馆,照例地说:“换一碗!”或者:“茶钱这拿去!”茶堂渐渐坐满,茶桌边的各种交际、闲谈便更加热闹。茶馆营业繁忙,卖茶还带供应出堂开水、纸烟、水烟,利用吊堂炉火的空档代客煎药、煮饭、炖肉。提了茶壶的堂倌,吆喝着穿堂而过,熟练地“表演”续水入碗、点滴不溅的技巧。

茶客们开始赌牌。一般茶馆打两串底的小麻将,偶尔有人团足一场五分一角的赌局,就会传布开去,成为新闻:“××店里今天打银角子哩!”普通是打纸牌,有的“扯招”,有的“打点点红”,或者“挑麻雀”,各有各的玩法。大部分人站在牌客后面当“背光”,出起主意来比当事人还要热心。

十字口这样子的茶馆还有“唐摸王”开的唐家茶馆。本地语瞎子叫“摸人”。摸而成王,可见这个老板的精明厉害①。萧清淼开的是萧家茶馆。萧很善于巴结有钱有势的人,所以,大家授他一个绰号“金眼鸽子”。一个二三百户人家的镇子,拥有这么二、三十个茶馆,在四川真是平平常常。

成年的杨朝熙后来用“尹光”的名字写过一篇散文,描写家乡人们喝茶的情景,其中说:除了家庭,在四川,茶馆,恐怕就是人们唯一寄身的所在了。我见过很多的人,对于这个慢慢酸化着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的地方,几乎成了一种嗜好,一种分解不开的宠幸,好像鸦片烟瘾一样。①文章写于三十年代,由茶馆这个“窗口”看出故乡社会消蚀生命的封建性质。当然,这不可能是童年的他所能具有的眼光。不过,儿时的朝熙,也已经能够粗粗分辨县城内不同地位的人所上的茶馆是很不相同的了。

南门外的半边茶铺,是轿夫、挑案、游民们的天地。镇里的华泰店是个行业茶馆,天天聚在此地的是专做青山(木材)生意的行商。他们在这里交流行情,会友应酬,拉客成交。商人们管到这儿来喝茶,叫“上市”。

最讲究的茶馆是大南街的益园,是本地哥老会的“码头”。以后又是安县西南乡自治局所在地。杨家的河清便属于西南乡。益园堂口大,坐场好,一色红油漆的茶桌茶椅,成都的新型式样。这是与朝熙家相熟的詹举人的儿子詹西白开的。詹在省府读过书,拉得一手好胡琴。袍哥茶馆汇集了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可以谈公事,喝讲茶,设赌局(赌的输赢就比较大了),也可以进行金银、鸦片、枪支的交易。这是童年朝熙常来的一个地方。

(世界被什么力量分成了各个部分。你从小身处茶馆社会一定早早感到人间的等级森严了吧?我慢慢直觉到这一切的背后都有东西在操纵。不过无论欺侮人的与被欺侮的,都可在各自的茶馆登场表演)茶馆的门口围着各种吃食担子。卖抄手(馄饨)、醪糟蛋、担担面、凉粉,一招呼便殷勤送上。这些小贩往往几代人干这个营生,生于斯,长于斯,彼此十分熟识。朝熙自小看惯的小贩有陈麻子,是个卖糖饼的。他捏的糖人,戏里的人物、城隍庙的鸡脚神、关二爷,都活龙活现。孩子们总是把他的摊子围得满满的。四川每一地的小吃,都冠以某一手艺人的姓氏,成为本地特产,安县也不例外。朝熙小时候最爱吃的是“朱凉粉”,“陈油茶”,“尹汤元”。南街上一爿刘家豆花店,小菜、豆腐都做得好。刘家的老大懂点文墨,还会在店堂挂上手画的灯笼。南门外的米粉店更有名,有人为了吃早上头一茬的细粉,往往在城门未开之前,就从门洞里将碗递出去托城外的熟人代买。

一入夜,满城的人仿佛都到十字口和大南街来闲逛。这是小城一天散漫生活的余兴,劳作完后的总休憩。大人小孩随走,随谈,随吃,悠哉游哉。杨朝熙也会央朱奶妈陪他上街,夹杂其中。这时的街道两旁,担子上燃着方形的油灯、蜡烛灯,点点光影照着烧腊摊子上各种卤味。孩子们吵着买一叶鸭翅或一串鸡肫,吃得喷香。大人则进酒铺吃喝,还可站在柜台边从小贩手里买点花生米下酒,俗称“吃木脑壳酒”,便是《红石滩》开头写的刘家烧房门前的吃法。(我一生都嗜吃。爱喝酒,下酒菜最好是黄鳝、鲢鱼。安县有一种无鳞的沙勾鱼,味道奇美。我有个亲戚写文章,把“沙汀”的由来说成是我爱吃沙勾鱼,这当然是错的。但我爱吃这种鱼不假。我后来特别爱吃牛肉。成都的“邓牛肉”很有名气。我在省城读书,曾经把绵竹的酒带一笼去上学,你信不信?——沙汀1986年12月10日讲)

在沉闷单调的山城生活里,仅有的一点文化娱乐也离不开茶馆。益园晚间的“摆围鼓”(川戏清唱),那高亢的音调使朝熙入迷。后来,他学过“围鼓”,会哼几句黑头,唱的是《夜奔》、《杨文昭》之类。母亲怕他小小年纪把身子唱坏,才叫他放下了。但从此种下他对川戏的终生喜爱。

他还常常溜到半边茶铺那里去听打金钱板、竹琴,听《七侠五义》、《济公传》。在烟馆积垢厚腻的门帘外面,常有行脚和尚背了韦陀像,道士背了灵官像,在唱“善书”。还有讲“圣谕”的,入夜在茶馆搭个台子,又说又唱,都是一本一本的历史传奇。

“讲圣谕”的名称来于帝制时代。那时候说唱的人要在台上挂个牌子,上书“圣谕”两字。讲前先读“圣谕”十六条,挂上一个为皇帝教化下方的名义。实际讲起来异常生动。老婆婆拄个棍棍都要来听,一听就哭。因为讲的都是曲折的故事,人物只有对话、动作,没有多余的描述,一般老百姓都能听懂。这种民间叙述形式是朝熙从童年便谙熟了的。全城能讲“圣谕”的是其貌不扬的李裁缝,生得矮矮的,络腮胡子,鼻梁上架一副黑线做耳绊的老花眼镜。看人的时候,总爱从黑牛骨的镜框上沿投出视线。你想象不出他能发出如此圆润优美的音调,赚得许多心慈面软人的眼泪,也惹得有人笑骂道:“这鬼儿,要是不看模样倒麻人哩!”后来,城里一个当过女校稽查的矮胖油黑的孀妇,也讲“圣谕”。一讲,几个浮浪子弟就在台下说野话。半夜还去敲门请她陪酒。所以,不上三天就收了摊子,留下了一则趣闻。这种娱乐到清王朝崩溃后便渐渐衰微,与现代的说书合流了。

朝熙还时常缠住朱大娘去看戏。全城唱戏主要在离他家不远的灵官楼。这个楼在面对东门城楼的一座山梁上,两层,全部用上好的石条砌成,相当精巧。楼的下层有三间房子,一间住看守的老道士,另两间是做花炮的炮房。除春节期间供应各色爆竹外,还可以自己拿材料定做各种竹筒大礼花,正月里耍龙灯狮子,好做配套的焰火。是朝熙很向往的一个地方。

本城人认为灵官可以镇邪,庙里香火于是不绝。同时,在灵官楼下面靠近城墙的坝子上搭起台子,终年唱戏。闲散的乡镇总有那么多热心看戏的市民,不是幻影戏,便是最吸引朝熙这些孩子们的木偶戏。木偶戏是福建人引进的文化,被称为“木脑壳戏”。有个姓蒋的班主便叫做“蒋木脑壳”,是个亲切的称呼。

到了每年正月初九的“上九会”,是安县的大节日。寺庙里念皇经,讲“圣谕”,善男信女带上供品进香,吃斋饭,求得菩萨保佑新的一年无病无灾。这是除夕和“大破五”(元宵节)之间最火红的一天,灵官庙的广场上必定有川戏班的大戏在喝。人头攒动中,总有那个闻名全城的妓女,诨名“小把戏”的,浓妆艳抹地在看戏,惹得许多观众的视线都盯在她身上。她后来被大粮户陈天藻,外号“小霸王”的独占。这个心狠手辣的袍哥,为了有人还敢跑去与“小把戏”叙旧,便把这女人一枪打死。比起这个妓女来,西门外河滩草棚子里专门应酬苦力、船夫的下等流娼,境遇就更惨了。(你从小就知道男女之事?看得多了,就模模糊糊懂得。我很少写女性,但同情这些女人。没有童年的记忆,《一个秋天晚上》里的流娼,我写来笔端不会带有那么多的感情)

米市坝每年阴历五月初十城隍生日,也演大戏。这是从十字口经北街福音教堂,到达北门内,在城隍庙和黄州馆之间的一块空地。平日为交易粮食的集市,总能见一些老女人手执扫把,把撒落在地的米粒连同沙子一起扫进她们的撮箕里。城隍生日向例演连本的“目莲救母”。最后的高潮是飞叉,在人后面置木板,上下左右被飞来的叉子插满。这是朝熙最爱看,也最怕看的一幕,时常屏住呼吸,连气都不敢大喘。

这个小广场,平时还有外省逃荒的流民组成的杂耍班子献艺。蹬罈子,踩软索,大都是十三、四岁的小姑娘,也有青年妇女,着紧身红褂,扎红头带。场子一打开,班主敲着锣便问:

“小把戏,你们哪里来的?”

“河南来的!”女娃脆声答道。

“河南来做什么?”

“来耍把戏的!”

这时,围观的人中,朝熙拉着朱奶母,看大家往圈子里扔钱,他急切地等待把戏上场。

乡镇的社会生活,差不多都有一种茶馆味,厚重,粗俗。坐茶馆,看野台戏,过节,吃东西,在吵吵闹闹中进行,仿佛是对更多日子的沉闷、呆滞的一个有意补充。但是,最能刺激起小朝熙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却是赶场!这种接近“日中为市”,“以物易物”古风的农村集市,才是更大的热闹,经久的热闹。南门外河坝上逢二、五、八场天,主要是个买卖竹器、木器,木料的地方。到了一年一度的“梓橦会”,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呢。

大约春节后,自绵阳以东的梓橦县开始的这个川北特有的大型流动庙会,汇集省内的生意人、手工业师傅形成“八大帮”,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沿途摆摊,巡回设会,加上本县、邻县为赶会集拢来的饮食摊头、娱乐摊头,组成一个庞大的临时集镇!

朝熙从过年就盼着它。母亲盼“梓橦会”有各种实际的打算,想买一把老牌的剪刀啦,一件刺绣啦,一段绸布啦。他盼这个场会是它集平时各种场会的新奇、闹热,富有诱惑和五彩斑斓!寄托了全城人等待它开场的各种农村式的幻想,大约在阴历二月中下旬,它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安县境内。南门外的茶馆顿时兴隆,整日坐满。坝子里摊头林立,人流涌动。这里出售农具、布匹、针线、首饰、竹编、玉器、玩具、书籍、药材,凡所应有,无所不有。

卖膏药的摊上摆个狗熊脑壳,以示他的膏药是用货真价实的熊油熬成。“詹万有同林堂”或“同仁堂”,今年在药摊放了能点头的洋狗、洋婆子,能动弹的鸡公啄米、洋耗子翻翻车这些稀奇的机械玩具,惹得朝熙一看就是半天,眼睛都馋了。有一种竹制的“牌坊架子”,上挂成都卧龙桥木版印刷的各种唱本,五颜六色,十分好玩。加上打铁弹子的,抽“诗条子”的,转刀子的,丢圈圈的,转砂糖胖娃儿的,看相测字卖卜的,每一处都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叫他们留连忘返。任何乡镇集市都有一种离不开的娱乐:摇宝。一个土碗,一颗骰子,赌“红黑宝”或“单双宝”最简单,也最骗人。乡下人眼看黑罩扣下,骰子明明是红的或双的,等你下了注,宝盖子一揭开,却变成了黑的、单的了。“梓橦会”也是罪恶的渊薮,总留下多少人的怨恨和眼泪。一些小偷专门对四乡来的农民下手,人称“八大帮”外的“孽钻帮”,言其害人不浅。稀奇古怪的社会世态,显现在这个大型乡镇庙会上,给北川的荒寒萧索带来虚假的繁华梦。

(赶场,集土生土长的茶馆文化于一身。这种文化在农村经济的稀薄基础上高度发展,使得聪颖而闭塞的川西北人民安土重迁。所以,你后来每一次远离故乡,都会感到一种割断脐带般的痛楚)“梓橦会”一过,生活又恢复单调的平静。母猪依旧拖着臃肿发赤的肚皮从街市经过。狗仍然随处正大光明地交尾,或者四脚长伸地伏在街心打盹。朝熙们躲在街上到处晾晒的细麻布帐子后面,学唱灯影戏,温习着刚刚过去的繁闹。朱奶母照护他,并解答他的各种提问。

他常见有衣衫褴褛的人,头顶一张板凳跪在饭铺门前。朱奶母告诉他,这叫“吃胆大”。穷汉子饿疯了,进馆子诈吃一顿,然后自己拿起坐凳跪下去。假如一天之中,无人施舍,到关铺时便准备挨一顿拳头耳光。城里还有“卖风”的营生,更为别致。就是夏天里常见贫苦青年拿把蒲扇,在馆子里给一些美食家"*风。遇到好心的,给些钱便得一日温饱。如果碰上恶棍,还会遭到一顿臭骂:“不要把老子"*凉倒了,快滚!”

他们也不在乎。民风的强悍、泼辣,由此可见。此地也盛产土匪。“拉肥猪”(绑票)、“叫梁子”(仇杀),相当普遍。桑枣的何鼎臣,袍哥出身,后来成为杨朝熙舅父最早的上司,评名何天王,就是远近闻名的一个。他赌钱不许赊欠,输的人不给现钱不能离开牌桌。如当场向他借个五十、一百,从中拿出一部分清帐,他会非常高兴。朝熙听别人讲,何鼎臣一次被官家用“猪屎练子”(大铁索)拴在县府大门示众,大太阳底下,他居然拿本《三国演义》看,神色自若。还有睢水的袍哥向奠高,外号向浑,也叫向饥荒(他天不亮就要起来吃饭),被仇人砍得血肉模糊,手臂吊起,脚也成重伤,却一声不哼,让人用门板抬他到茶馆,请秀水的一个大舵把子景大爷出来,说某人把我砍了,我要在你这里养好伤报仇。他的硬气得到安县哥老界的一致赞扬。向浑的弟弟后来与杨朝熙过从甚密。

这种性格在普通农民中也很常见。西山有一个朝熙家认识的农民吴麻子,与镇上的梁温如合伙栽种果树。梁有一定文化,修理钟表为生,后来还想搞本县的水力发电,算是一个实业家。他与吴麻子事先讲好,他出树苗,吴出地出力,成林后却因分配不均,打了官司。官家一看两人身份不同,把梁断赢了。退堂后,吴找到姓梁的一顿拳打脚踢,被抓入狱中关押。刑满释放,在十字路口堵住梁,二话不说,扭住便打。又被关。放出再打。梁只得找人调解讲和。农民懂得,强硬是他们保存自己的手段,而且强悍之外要有风趣,才能忍受得了繁劳、险恶的山地生活。

所说的“趣人”,实在是本乡特产。像龚老法团这种典型的乡镇人物,不拒绝任何酒宴,在席上还要用一方手巾包裹腊菜,口里说着“让我给孙娃子带点回去”,朝熙是从小熟识的。他的原型叫钟子吉,住在南街,为人和善幽默,从外貌到习性都是天生十足的小说人物。

十字口开酱园的刘久发,这个老头十分得趣:高大,留一部雪白胡子,像一头公牛一样倔强,说话硬得像石头。可他做的酱油、泡菜、豆瓣酱、泥豆腐(腐乳)却是上好的,全县第一,不由你不去买。

唐酥元也是个怪物。一辈子没有结婚,嗓子沙甜,会哼几句戏文。什么人愿意听,只要提出来,他没有不满足你的,高高兴兴就唱上几板。他连姓名都没改动,进入了小说《联保主任的消遣》,成为一个配角。而唐酥元的寡嫂“老腊肉”,更是安县名人录里不可或缺的一位。年轻时风骚漂亮,现在鲜肉成了腊肉,而且搁置久了。这种貌似粗俗的起绰号的习惯,也是民风有趣的一面。

酷爱海椒、胡椒、大蒜、浓茶的乡人,会有倔强、荒诞的喜剧性格,自然可以理解。杨朝熙一直就生活在这样的乡镇人群中,他们的性格也融入他的身内。

(乡情的陶冶,在你,可算得天独厚了。我理解的乡情主要是民情、民风,这比一般地方山水更重要。当然两者大有关系,所谓一方土地养一方人。这个“人”,包含地方文化形成的地方性格)故乡的自然风光要数圣灯山,“安县八景”之一。“圣灯一盏照安州,腊溪桥前水倒流”。山上有明代古刹普照寺和圣灯寺,周围古树参天。民国二年侯国志攻打县城,杨朝熙一家曾在此避难,住在吴麻子家里。

朱大娘多次领他到她乡下去玩,一定程度扩大了他的民间视景。这是永安乡场口上的一座烂草房,屋檐挂满一串串的草鞋,是她的两个女儿打的。去永安要经过金霞洞、白马堰,也是好玩的去处。金霞洞供千手观音,每到观音节,香火也很盛。庙后的石洞幽深,寒气逼人。朝熙曾跟随大人打了火把进去过一次,洞内多奇形怪状的石筍和钟乳石,终因火把准备不足,半途而废。这个洞永远给他一种神秘味。白马堰上的铁索桥,只要一个人走上去,全体便摇晃起来。朝熙喜欢在上面跑来跑去,便是枯水时节,也不愿去走临时搭的小木桥。

还有一处野景对他日后非常重要,叫金厂梁子。实际的地名应叫东山观。是从东门灵官楼延伸出去的一条黄砂丘陵。“安邑采金”,在四川久负盛名,都是山金风化为砂砾石从山上冲刚下来形成的矿床。早在上一世纪,就有农民在城区附近开矿淘金了。金厂梁子便是其中的一处。

朝熙愿意看这里山坡上一个接一个排列的帐棚,宛如搭子的商人站在棚子的桌后,装出一副笑脸。其他的棚子照例是茶馆、吃食店、赌场,一个完整的乡镇小社会。金子大部是露天开采,称为“明窝子”。先是挖砂,然后是在河边围成一个塘子洗砂。傍晚时分,到了要用尖尖的木质“金盆”淘出砂金的时候,那些出钱采金的老板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紧张地等待他们的财运。朝熙把这一切都装进了他的小脑瓜里。“金案子”弄得像个鬼样,股东才干干净净。一般是几人合股挖一个洞。当然要有后台支持,否则争夺矿区的扯皮会成为没完没了的官司,直到把你拖垮为止。

在灵官楼与金厂梁子之间,有一座讲究的坟茔,是本城李翰林家的祖坟地。据说那一段金砂含量高,留下了老老年曾挖出金栓之类无从考查的传说。朝熙不会想到,他的幼时玩耍之地,将来会成为一部长篇小说虚构的起点。(这些乡土环境,已化入你的文化性格内。规定了你最初的眼界,一生爱好、习惯的基点,创作的活的源泉,最终成为你文学生命的基本原素)

四川是中国古代三大产金地之一。安县淘洗麸金也有千年的历史。盐井、蜀锦、栈道、索桥、采金,悠久的蜀文化熏陶了小小的杨朝熙。闭锁的故乡文化图景一旦有了现代思想、生活的参照与穿透,便会全盘激活的!

舅父的袍哥社会

朝熙的舅父郑慕周便是由川西北特殊环境造就的传奇性人物。

(母亲之外,舅父应算是你最近的亲人了吧?不错。说他向我展露了一个特殊的世界,一点不过份。不过我和他的关系时间很长,有各种变化,你不要写简单了。叫我说他与他的世界是丑还是美,我会一下子绊住舌头。丑即美的感觉,是不是他的世界赋予我的?)

舅父学名世斌,慕周是他“反正”以后,县里的文人赠他的名号。

他长得高大,喜活动,从小爱打抱不平,有豪侠气质。人是很精干的。十六、七岁时不能忍受后母的苛刻管束,离家在社会上游荡。他本是败落的世家子弟,因父亲早逝辍学,身无一技之长,只剩下一股强烈的求生意志。流落市井后,最初当过卖吃食的小贩。白天顶一簸箕赊来的油糖餣子或油饼,沿街叫卖。夜里就在吃食店的灶边缩着身子混一宿,俗称“烤大火”。后来靠着唯一的姐姐周济,帮人放船、放木筏,兼做点小生意。就在他沉入社会底层的时候,加入了本县的袍哥帮会。

四川的袍哥源远流长。它本是清代民间的秘密结社,属“天地会”的一支。最初以“灭清复明”为宗旨。据说始于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金台山会盟。于是,首次的开山立堂定名为“金台山”“名远堂”。入盟者悉照水泊梁山英雄互称兄弟,会堂首领称老大哥,遂名“哥老会”,又叫“洪帮”、“汉留”。相传清道光年间四川永宁(叙永)人郭永泰开“荩忠山”,会盟者四千人,不久兄弟伙遍及全省。安县各乡镇就在那时始建立“堂口”,先后发展到十八个之多,鼎盛时期拥有三万余人。

辛亥前,安县袍哥的主要成员是城镇无业游民、摊贩、手工业工人。因为当时官绅勾结,连一个家奴小子都敢估吃霸赊,欺压百姓。百姓参加袍哥,是为了保护自己。也偶有破落子弟,或急公好义的小粮户侧身其间。朝熙从小熟悉的舅父好友萧维斌、范绍才、刘德胜,都是小商贩出身。与郑慕周关系最深,后来结为儿女亲家的谢象仪(森隆),还在金厂梁子上用尖底背篼背过矿砂,当过所谓的“沙班”、“金案子”。他们在朝熙心目中都是“绿林英雄”,是专与官府作对的好汉。他还不懂“清水”袍哥与“浑水”袍哥的区别,对于他们偶尔采取的“浑水”袍哥的行动,贩烟,路劫(极少嫖、赌),都认作是面对为富不仁者的,没有什么不应该。达到的也是“清水”袍哥的目的:重仁取义,济困扶危。

袍哥的光棍精神,在故乡的社会舆论中一律涂上神奇色彩,使朝熙十分向往。睢水的向浑有一年去成都赶花会,在东大街青石桥路口“马裕隆”店里买东西。他穿着随便一点,看中了一套景德镇细瓷餐具,便伸手去摸。店员看他不起,问:“你想买呀?”语调带了轻蔑。他一听,沉着气问明价钱,叫兄弟伙付完款,当场把碗盏哗一声掷地摔碎,然后扬长而去。这个故事被添油加醋,流传久远。

哥老会的被压迫地位,决定了他们在保路运动中,能与同志会形成同志军共同举义。袍哥乘势发展。无路可走的农民大量拥入,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过去瞧不起袍哥的士绅,也纷纷参加。照安县城里说法,当了袍哥就算“掐了眼睛”,变成人了。绅士的加入,不必像郑慕周、谢象仪那样,从老么十排做起,不必按劳绩一级一级提到九排、七排、副六(六排)、管事(五排)、三爷(三排)、二爷、大爷。他们只需捐钱便可成为辈份最高的“一步登天的大爷”。这样,哥老的实权落在了绅士手里。这些人一变又当上团总、乡长之类角色。安县许多乡镇头面人物往往是“土匪”型的,而拥有武装力量的袍哥头目多被“招安”成军。

这种心理也许外省人不很了解。但仔细想想吧,我们省有半打以上的师旅长是招安出身的,而在县城里也就有着不少出色榜样。那个出名的胡子团长不必说了,十三年前,大头统领还在镇上饭店里当过堂倌哩!此外,还有不少干脆卖了田产买枪成军的绅士,简直把这看成科举一样。①

这就使得四川形成了官府、乡绅、军阀、袍哥四位一体,互相联结又互相争斗的局面。哥老会可以是执政的势力,也可以是在野的势力,无论是哪一种,它已变了质。

经由舅父,朝熙自幼年起便熟悉袍哥的内幕。安县有名的袍哥大爷,最早桑枣大同公民社的舵把子何鼎臣,永安乡永益公社的航把子陈红苕(绍),是川西有名的人物,都与郑慕周发生关系,并伸入到杨朝熙生活里来。安县城区的龙头李丰庭,大家族出身,有声望,郑慕周与谢象仪正是他的属下。杨朝熙的第一个妻子就是李丰庭的女儿。

(论起来,你这个共产党人是从袍哥世家里分裂出来的?“世家”谈不上,有渊源吧。历史的蜕变是奇妙无情的。我的舅父、岳父都是本县的大袍哥不假。所以我后来与李劼人这个“四川通”谈起哥老的规矩、饥口,他也吃一惊,不能不让我三分)

朝熙跟着舅父从小上茶馆、串门,拜年、会客,对于大大小小的粮户、豪绅、军官、兵宿、流氓、普通光棍,都极为稔熟。实际上直到四十年代在安县刘家沟,他才真正了解到农民,而他小时所接触的亲朋,都是些乡镇的头面人物。他们是依靠农民为生的,有的甚至出身农民,但比农民聪明、狡滑,善于应付生活,有更多的社会关系。他们是最先从土地劳作中脱离出来的“人尖子”。舅父给他带来的整整一个袍哥世界,多半便是这种人物。

袍哥世界为他展开了四川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和人际关系的网络,展开一个十足的强力社会。而郑慕周本人便是其中一个没有沦为十恶不赦魔王的代表。这也算是一个奇迹。郑慕周在生活的搏斗中日益磨练得胆大心细,有决断,乐于助人,很快得到袍哥界的器重。按照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郑慕周不自主地要靠枪杆子打出来。郑先是依仗姐姐,后来便给予报答。

朝熙的哥哥杨印如似乎一生便在舅父荫庇下过活。他靠舅父任职,从部队到学校,收税理财,搞了钱只会消耗。娶了三次亲,两个女人都死了。他坐吃山空,弄到卖田地、家具、房子的地步,一辈子也没离开过安县。后来双目失明,1961年带着牢骚病故。

舅父对第二个外甥的生活道路,起初也实施了这种决定性的影响。但是朝熙与哥哥毕竟不同,他没有跟着舅父走下去,到反而最终影响了能干的舅父看清社会大势,成为一个开明绅士。

这些当然都是后话。现在是辛亥革命的前夕,满清王朝的气数已尽,中国千年的封建社会已经像一个烂熟的桃子。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都将要在这个摧垮帝制的舞台上一试身手,包括郑慕周。在幼年的朝熙身边,正酝酿着一场大的社会变动。

他出生后四年,慈禧、光绪“驾崩”了。1909年,清政府允许各省设谘议局。1910年谘议局代表汇集北京请将立宪预备期九年加以缩短。1911年6月,四川爆发保路运动。“天下未乱蜀先乱”,谁也没想到,几个月后,发生武昌起义。而在安县,袍哥界的何鼎臣等卷入了辛亥革命,郑慕周发迹的时刻也即将来到,这一切对杨朝熙的少年生活,将投下巨大的光影。

许多作家称社会是“我的大学”。我看你从读私塾起,就在翻乡镇社会这本大书了。

结束基础教育我太晚,进入社会我太早,我是个没有纯真少年时代的早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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