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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迟来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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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迟来的启蒙

盐道街省一师

1921年秋凉的一天,一个瘦削的浑身散发土气的青年人,穿着当年流行的灰市布长衫,外套着羽纱马褂,同另一个衣饰整齐的青年,同时跨进了曾做过前清盐茶道署衙门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大门。这便是杨朝熙与谢荣华。现在我们尚能寻到的一份档案材料《四川省立成都师范学校历期毕业生一览表》,是该校教务处1946年制订的。其中普通科第十班的名单从“张光银”到“周遂初”,共排列二十七名。在第十一人处写明:

杨朝熙,籍贯四川安县,毕业年月民国十五年七月。①从荒僻闭塞的安县来到辛亥、“五四”风云在四川汇集的中心成都,从断断续续读过十年方块汉字、不识得一个英文字母的文化环境,一下子踏入到本省风气纯朴、开明的著名学府,他整个被一种自卑的情绪包围住了。他几个月前,便按照舅父的旨意到省会来考一般学校,发现在这个新的陌生城市里,他变得什么学问都没有了。连考了几个学校,都未录取。特别是英语和数学,虽然请人补习过一番,毕竟底子太薄,一时赶不起来。最后是郑慕周委托他在成都的代表黎少农,通过私人关系,才把他送进了省一师的。

为此,大约有一年时间,朝熙站在这个学校绝大部分清寒好学的同学面前,总觉得抬不起头来。

我不敢直面看任何人,似乎他们都知道我是靠了人情才进去的,因而随时都会向我发出卑视的和诽笑的眼光。②(你又一次被羞耻心攫住了?你说到了一点痛痒处。不要忘记,我是从一个小地方到大地方的,这种由小到大引起的震动,在我以后的经历里还要发生多次。每一次心理危机都逼迫我调动故乡给我的一切自信“储备”。这是我这个“土包子”最后战胜外界压迫的武器)省一师前身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办的优级选科师范,当时设在皇城内。宣统二年(1909)改名川中师范学堂。辛亥后,校址被成都军政府借用,迁至后学门糖业讲习所内。1914年改为一师,拨东马棚街官地建设新校舍(今成都一中)。设立附属小学后又感地方狭小,于1919年迁入盐道街原高等师范校址,而高师则迁进了皇城,等于转了一个大圈,换了个位置。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可笑。

盐道街几乎已面貌全非了,仿佛比记忆中的盐道窄了很多。学校看来改变也大,招牌则已换成“盐道街中学”。原早的校内旧有的浓沼、亭阁,显然也早已不存在了。出版局地址,我记得原是鲜特生的旧式公馆,现在也换成新式楼房。①

说“盐道窄了很多”,那是老年他的眼光。属于一种心理空间感觉。1921年的省一师校园,在他心目中永远是阔大的。

如果当年经大门两旁的石狮子走进这个学校,便可见右面一棵硕大的桂树。人穿行在一条竹丛夹道当中,一侧是附小,及附小操场北面的礼堂,一侧便是东院高年级学生宿舍。在东院与西院之间,是教室群落。向北穿过自修室、实验室,跨过池塘上的小桥,便来到北院低年级学生宿舍。学校的学制,预科是一年,正科是四年,杨朝熙在校五年,就从北院升级般地移到前面院落去。这种每年的移动,是学生们高兴的事:他成了老资格了。

出北院向东,整个学校的后半部分是足球操场。朝熙在班里爱踢脚球(足球),是个前锋。艾芜踢后卫。这在当时还是相当新鲜的一种体育活动。整个校舍,除了实验室是砖房,其余都是泥墙房。几乎每一个院中之院,都有一眼水井。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所学校的学生是太少了:每一年只收一班,每班从二十几人到三十几人不等,满打满算,全校五期五个班的学生才不到二百人。校园在朝熙心中显得宽敞,也是可以理解的。

省一师是官费,这里的学生,家庭困难的多,外地学生多。成都的富家子弟多半进的是联合中学(石室中学),他们看不起师范,称之为“稀饭学校”。但这里的教员很多是成都知识界的名人,师资水平是很高的。

上国文课,最使朝熙宽松。他第一个半年,便一头钻入经史百家的古文堆里。他喜欢明人归有光,爱读他的《项脊轩志》、《先妣事略》,欣赏其不事雕饰、运用细节,刻绘生动的文字风格。但是其他的功课就陌生了。教历史、地理的先生,年纪都在六十上下,这种古老的学科勉强还能让他跟得上,但是像“周三角”的三角课,“王几何”的几何课,还有什么代数、物理、化学,简直使他望而生畏。特别是英语,从零一下子跳到中学程度,上课时用的是狄更斯《大卫·考波菲尔》的英文节本,拿在手里,简直像是一本天书。

当他能够冷静地观察十班这些同窗,就更不安了。这里的学生读书愈好的,衣履愈坏愈旧,也愈得到人们的敬重。好多人在冬季连件棉袄也没有,只穿一身破破烂烂的夹衣度日。省一师的传统是简朴。学生要轮值帮厨、买菜,参加各种体力劳动不会遭人鄙视。到了假期,学生把行李送入当铺,得了盘缠才回家。等到开学返校时再赎回,视同平常。反过来,他从故乡袍哥社会带来的各种成人习惯,在同学间就显得很刺眼了。他连穿戴打扮都是“孤立无援”的。

杨朝熙这时还是个少爷式的人物。他开初时常吃馆子、看戏。成都试行公共汽车那阵,他就买张票从东城到西城逛一圈玩。听说督军杨森的小老婆有架飞机叫“洋马儿”,也会跟了人去看稀奇。当时成都人称去“开洋荤”。这个充满“五四”新思潮的学校的空气,对他无形中造成的精神压力,我们可以从他日后的回忆中鲜明地感觉到。朝熙内在的敏感特质,他吸收外在新东西的勇气,寻求新生活的欲望,显然是非常之大。他心理上甚至不惜夸大省一师同学的良好行为习惯对他构成的“威胁”,从而触发他要求改变过去、改变自我的内驱动力。

(为什么一样在你舅父的庇护下,你与你哥哥走的道路如此不同?同样,都在省一师的环境里,谢荣华改变自己的感觉为何不如你强烈?这是你早年生活转机中最值得玩味的问题)

谢荣华与他可说是总角之交,但论起性情来,这时的杨朝熙越来越觉得彼此有些“隔教”。谢荣华不是没有受到省一师的影响,他后来去上海读光华大学,参加过左翼的“艺术剧社”。只是被捕后走入歧途。重要的一点是谢在省一师时期,原封不动保持士绅子弟的生活习惯,以后回到家乡,很快与杨朝熙哥哥一样,烧烟、操袍哥,缩回到原来起步的生活圈子里去。但是朝熙反叛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一边深深地以过去的自己为羞,暗暗用功,想尽各种办法补习课程,有时急得半夜醒来在自己的床头偷偷哭泣,一边开始在谢荣华以外的同学中觅友。他看着自己脚踏的黑哔叽面的皮底平鞋,“开始默默观察那些穿着蒲鞋、草鞋,以及家造鞋子的级友”。①并留意到省一师的各样师长。

这个学校的教师不乏名人、怪人。讲历史的朱起怀先生,父亲朱颜和也是个历史学家。朱穿得寒碜,破破烂烂,学生给他起个绰号叫“朱讨口”(讨口,即要饭花子)。他讲起历代的官职,如数家珍。讲地理的彭昌南先生,一本地图全装在肚子里,提哪说哪,不费思索。他的教科书是自己编印的,整个四川的中级学校都用他的地理书。据说商务印书馆想买下他的版权,他没答应。还有个陈希禹先生,胖子,不修边幅,也不拘形迹,名士风度。他敞着个领口,拖起鞋子,就来上课了。还带着杯子、饭盒,放到讲桌上,里面有卤蛋什么的。他上哲学课,听课的人很多,暗地称他“陈棒客”。因为他说话语锋极健,把哲学道理说得活灵活现,高兴时会把腿搁到桌子上去。本来是瘦长瘦长的蔡松吾先生教伦理学,因他高师课重,后来辞了,才是陈希禹讲。蔡先生的儿子蔡瑜是朝熙同班同学,曾与盐道街口一家面食店的中年老板娘有了风流事,一时传为谈资。

那时师范学校的文科教员水平是很高的。教朝熙国文的,先是一位萧忠仁先生,诨名“萧神仙”,因他喜爱撇古,嗜吃猪肉,又做气功,养得白白胖胖的。他讲《古文辞类纂》的选文,字也写得漂亮。还有唐笑时先生教心理学,是很新鲜的课程。教生物的姓温,学生叫他“温动物”。教手工的姓黄,在日本留过学,做事很细致。姓罗的教体育,人很随和,大家都喜欢上他的课,因为可以在课上与他随便开玩笑。他也是留日学生,为什么回国教这种课,谁也不明白。杨朝熙爱踢足球,自然是他教导之故。

英文最使他头痛,而教英文的教师章琢如先生偏让他记得最清楚。当时朝熙课余还到他家去补课。章个子奇小,绵竹人,早年在北京读的外文,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后被捕自首,便消极了。1946年新省委在成都成立,吴老(玉章)主持工作,曾命他经绵竹去看与党有长期关系的省议员王干青,其时,章琢如便住在王干青公馆的一个厢房里。吴老与章是很熟的,还特别嘱咐他顺便告章,不要一天就念阿弥陀佛了。章琢如果然天天在念经,请他吃便饭,饭席上感叹地说:“我们这些人不行了!”

“这些人”,自然不能包括在省一师后期也教过杨朝熙国文的袁诗尧与张秀熟(秀蜀)先生。这两位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授业、解惑的教师,他们还是四川最早的初步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教师中,已经有人注意到这个外表冷静、沉默,却强烈表现出愿意融入省一师整个进步校风里去的学生。张秀熟还做过省一师的教务长,与校长龚道耕关系也好,能影响龚办好这个学校。他教杨朝熙已经很晚,但两人保持六十多年的师生情谊,成为忘年之交。张先生操着极慢的、顿挫有力的语调,谈起这个学生来,充满了感情,而且很能传达出中学生杨朝熙当年的风貌:沙汀当时并不十分“跳跃”。因他的性格不是那样的,虽是青年,已能考虑问题。他年轻而又老练,不是回到县里只会搞讲演、宣传之类的脚色。所以他才能坐而搞文学。搞文学也不一定是能在街上活跃的分子。我教过他们国文,除了教科书,我还自选《新青年》这种刊物的文章,选现代文学作品。那时沙汀这些学生已经不爱只听古文了。①

同学之间这种不爱读古文的风气,笼罩了省一师。认真说来,同学的互相影响更要胜过老师。入校半年之后,杨朝熙经过几个同学的引导,全身心地接受社会新思潮的冲击,才补上了几年前因关闭在家乡而被隔绝的“五四”一课,才开始了由一个落伍的士绅子弟向一个时代青年过渡的根本转向。

“播种者”

最早作为一个“五四”人物,对他施加时代影响的,是他的同班级友张君培。

二十年后,上海的良友图书出版公司,要编一本对真实人物作回忆的集子。书名就叫《良友》。经过巴金来约他写篇文章,他怀着思念写下一篇完全用真实细节构成的作品,算是“纪实小说”,那个主人公的原型便是张君培。他称他是“把我从茫没无际的挣扎里挽救出来”,“第一个用全力鼓舞我上进的人”,称他为“播种者”。

张君培的脸似乎永远没有洗净过。牙齿洁白,鼻子和眼眶周围有几颗隐约可见的麻子。穿了不合身的又旧又破的斜纹制服,蓝布袜子和火麻草鞋。最引人注意的是张的独往独来、爱好争嘴、直言批评旁人的性格。他经常发出朝熙听来是那么令人吃惊的怪论。

“你们只觉得娼妓很无耻吗?当嫖客的也同样的不要脸哩!为什么呢?”浮上一个挑衅的和傲慢的微笑,他又教训的紧接着说,“因为卖淫并不是娼妓一方面的事情,一定要有嫖客,这个可耻的行为才能成立。……”①

他还说分娩是“某一器官的天然责任”,虽然没有亲眼看过生孩子,“可是哥白尼说地球是绕着太阳走的,我们能说没有亲眼看过,就不相信它吗?!……”②为了找一个同学温习自己几乎要得零分的英语,杨朝熙鼓起勇气向这个班里英语学得最好的同学请教。张君培认真地教其识字,解释文句,领着他读。但是自尊心使他隐瞒了自己真正的英文程度,教过三次仍不能懂得,于是遭到张君培的率直批评。朝熙对他是又想接近,又怕接近,两人的关系处于一种微妙的程度。

这天,乘着礼拜日别的同学去少城公园喝茶,张君培去高等师范看老师,杨朝熙溜进自修室,偷看了张的一个抄本,发现里面摘录了《学灯》、《觉悟》和一些流行小册子里的文字,懂得了张那些新奇谈吐的来源。他热切地读下去:人生观是甚么意思?社会主义应该作何解释?圣西门又是怎样个人呢?越读不懂,求知的欲望越强烈。最后索性将这个抄本偷出,想拿回寝室细细地看一遍。事也凑巧,他拿着窃物穿过天井,正跨上那条联接几间教室的甬道,却意外地撞见了张君培。张见他忸怩的样子,先发了话。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大约我那天把你得罪了吧?”“哪里呵,”我说,更为混乱的把头勾下。

“你要知道,我并不是想要侮辱你呢!”他接着说;并且两手插入制裤的岔包,两足微微张开,有如讲演一般的说下去了,“我这个人么,你不来找我算了,既然找到了我,我是决不肯敷衍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怕缺了席扣分数才来的,我也不是想拿点钟点费,只求混过完事!……”①

张君培打着“为什么呢”的口头禅,接着嘲笑起班上混事的同学。朝熙为他们的国文根底辩白了几句,却遭到了“这些破铜烂铁再多装些,又有什么用”,只能“当秘书,拟通电,说些自己并不真心要说,别人也不真心要听的假话”的批评。凝想了一会儿,张接连向朝熙问起新文化运动中赫赫有名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的名字,可他却连一个都不知道。

“你是怎么的呵!”他突异着,又叹息了,“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我告诉了他,忽然间兴奋极了。

“这个县名,你恐怕听都没有听说过吧?”我接着说,“四面是山,风气蔽塞得很。甚么新文化运动啦,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我上一年还在读私馆呢。从七八岁起,我母亲每一年就拖钱借债,都要接个老先生教我的,但她自己从未受过教育!……”

……“我的处境就是这样!”我悲愤的结束着;“又聋又瞎,什么都不知道!……”

……“没有关系!一个人只要觉悟了就好办了。”他忽然同情的说。

他挨近我,在我肩上放上一只抚慰的手掌。

“我从前又懂得甚么呢?”他继续说,竭力想瞅牢我,“我小时候才读过四五年书!你没有听到说吧,我原先是在高等师范当小工的,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还能求学呢。我起初只希望有事情做,不会饿死就万幸了。像我都能够奋斗出来,在你们更容易啦!……”①当朝熙无意中暴露出他私自拿了这个抄本,原以为会使他们刚刚建立的关系破裂时,张君培却非常高兴。以上便是两人最初交往的一幕。对于他,张君培的思想放出异彩,照耀了他,这实际就是“五四”的魅力。而张君培却显出一个寻找自己思想伙伴的成熟态度。

以后杨朝熙才知道,张君培是涪陵人,家境贫寒,流浪到成都,在高等师范当过校工。因此,认得了比张秀熟还高一班的刘砚僧先生。刘是推行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健将,很赏识张君培,有意培植他。接着,高师学监王右木先生又来帮助他进夜校学习,成绩斐然。这样,张终于考入了省一师。

王右木是四川建立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者,江油人,在日本留学时受河上肇等的影响,信仰马克思主义。归国后在高师任教,指导成都社会主义读书会,进而1921年在川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王右木生活简朴,经常吃几个锅魁当一顿饭,把大部分薪金都拿来资助贫苦学生,或者印刷革命宣传品,以至于夫人在家连菜金都发生了危机。这个人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广州开会,经过贵州时不幸失踪的,估计是牺牲了。

张君培每次与杨朝熙谈起王右木的道德文章,总自然流露出敬意。他经常到王右木那里借书看,都是一些谈妇女、劳工、社会制度问题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朝熙又看张借来的一些铅印、油印、手抄的禁书、刊物,两人互相切磋讨论。通过这些,朝熙感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思想变动。“五四”给予他的影响虽然迟了两年,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时俱来,使他整个换了脑筋。他开始密切关注当代社会问题,以后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一生喜爱社会科学,都是与张君培的启发分不开的。

杨朝熙像海绵吸水一样急切地接受新思想。那些日子,连放假都不回灌县舅父那里,常与张君培一起留校读书。张对他的督促如同严师,一丝不苟。朝熙把舅父给他送来的呢制服、皮鞋、自行车,都搁置不用,学着张那样穿斜纹布的衣服,踏草鞋或者穿便鞋,不用洋袜用布袜。心里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体现时代精神的新青年。

(你穿着上的变化预示了你心灵上的变化。可以说,如果不到省一师,我是不会这么快否定安县的故乡社会、和背弃我刚刚尝到的少爷生活滋味的。不过,这个故乡社会是由你的亲朋组成,舅舅就像你父亲一样,这就使你很难产生厌恶到底的感情,嘲弄的心态是不是就种下了呢?)

张君培1925年不幸患肺病早逝,所以现在省一师十班的名册里没有他。他病后,走路摇摇晃晃,却非常馋,想吃东西。朝熙管束着他,有时两人往往争执得脸红。所以在《播种者》的最末,有一句充满懊悔和挚爱感情的话:“早知道如此,我该多让他吃几块杨麻子的花生糖呀!”所谓杨麻子的吃食,是开在省一师对面空坝子上的一个摊子,扯了个篷篷卖的。花生糖是自制的,卖光了,主人便坐在那里扯胡琴,极悠闲。这花生糖,连同每天清晨小贩送到校门口,装在瓶里,用棉被一类东西捂住保温,取出便可喝的豆浆,或者拿到夜自习课教室来卖的各式糕点,都是穷苦师范生的恩物。现在,每当杨麻子的胡琴声悠然飘进自修室,便会引起杨朝熙一阵思友的惆怅。

到了清明节,沙汀的生活条件好一些,便由他出钱买些菜,替张君培上坟,也邀请我们一起去。我们都是一个班的同学嘛。在那个时代,沙汀能看得起一个校工出身的人,并这样吊念他,是许多人做不到的。①(这里请停一下。你引入艾芜的时机虽然还算适合,但显得不郑重,连个出场的序曲都不奏。艾芜与我存在着一个“甲子”以上的友情,可能会让你注目,但你知道怎样来叙述它吗?我会注意你们各自对这份友谊所说过的话的,但我可不想只对你们两位老人礼赞一番。你们还需要这个么?)

艾芜在班里用的名字是汤道耕。杨朝熙以后一再说起,在省一师,张君培如何启发了他的社会科学的头脑,汤道耕则是影响他接受五四新文学的最好伙伴。

朝熙很快发现,汤道耕与张君培的性格正好是两极。张外向、爽直,说话毫不留情面。汤老成持重,生活严肃,没有任何不良习惯,却很少批评别人。同样是对待他抽纸烟这件事,君培是再三地严厉指责,道耕却不管。他问过汤:“我吃烟,你为什么不劝我戒掉呢?”

汤道耕反问道:“你知道吃烟不好,为什么还要别人劝?

如果我的行为还不能影响你,再说也是空话。”这是杨朝熙另一个畏友自造的逻辑。

最初引起他注意汤道耕的,便是汤的读诗和写诗,而张君培对文学的兴趣不大。汤道耕接触五四新文化稍早,朝熙最早读到的白话诗,像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集,都是在汤那里借来的。等到经汤介绍读了郭沫若《女神》里那些代表“五四”狂飙突进精神的诗,才真正被新诗吸引住了,许多段落至今仍能背诵。星期天两人一起去成都的通俗教育馆、少城公园游逛。在望江楼俯视滔滔江水,两个青年常不自禁地诵出郭沫若的诗句:山在那儿燃烧,

银在波中舞蹈,

一只只的帆船,

好像是在镜中跑,

哦,白云也在镜中跑,这不是个呀,生命底写照!①两年后,汤道耕与省一师的新繁同乡办了个文学刊物《繁星》,汤在那上面发表的诗,朝熙也是读过的。这是许多文学青年都有的诗的年龄、诗的时代。

最早读鲁迅的作品,已经不是《狂人日记》。记得很清楚,是与汤道耕一起到商业场旁边的昌福馆普益书报社,在《新青年》九卷一号上读到的《故乡》。开始还读不懂,两人反复讨论,一遍又一遍地读,才感受到闰土那一声“老爷”称呼的震撼,被“我”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认识所感动。鲁迅、郭沫若,打开了两人的眼界,养成他们的文学兴趣。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创造社那些“思想大于艺术”的激进作品,在很长时间里,吸引着他们。沙汀与省一师其他同学一样用功。他不仅搞功课,还在课余找有新思想的文学书来读,这就与别的同学不同了。为此,我们接近起来。读创造社的书,读《小说月报》、《语丝》。我买不起,沙汀听说书到了,便跑去买来,他看,我也看。商业场上的华阳书报流通处,专卖上海、北京的书。还有一家书店卖泰东书店出的创造社的书。商务出的书,是在青石桥街上。我们经常一块跑去翻看新书。①

(买书是在商业场里陈育庵开的“华阳书报流通处”②,专卖有关新文化运动的书刊。陈为四川做了好事,可惜后来赶船淹死了。我每星期至少要跑那里两次,买书、看书。《创造月刊》、《创造周报》、《未名》、《莽原》及后来的《语丝》,往往一到便抢光。商务用“共学社”名义也出了些好书,如俄国戏剧集、小说集,都是名著,耿济之、耿世之译的——沙汀1986年12月9日讲)

华阳书报流通处,是五四时期四川新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这个店只有一间门面,前面陈列,后面连着屋子。杨朝熙在这里买过《朝花旬刊》,读到挪威汉默生的《饿》。这篇小说写主人公一天傍晚散步,遇一披黑纱女子,调情后被引到女家,在黑暗中经一大厅到其内室,留了一宿。晨起,女人催他走。男人走过大厅,见停一尸体,大惊。跑到咖啡馆读到晨报,见一启事说某地(即他昨晚居地)某人瘫痪二、三十年,几天前逝世。才悟到原来此女二、三十年没得到性满足,丈夫刚死便……。这篇小说到结尾突然翻转出整个作品深意的写法,给他留下极深的记忆,所以六十年后他还能清晰地叙述出它的故事。这是他最早读到的翻译小说之一。

还有一部长篇小说,是商务出版,徐炳旭译的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写的是圣经故事。它所体现的早期基督教的殉道献身精神,使年轻的杨朝熙久久不忘。他还喜欢读少年中国举会办的《少年中国》,记得上面有田汉的《诗人与劳动问题》、《吃了刺果以后的话》。旁征博引,体现出创造社的思想风貌。他读了郭沫若、宗白华、田汉的《三叶集》,其中的通信讲述三人各自的身世,令他同情。鲁迅、周作人的《域外小说集》中东欧弱小民族的短篇小说,《乐人杨科》、《老仆人》等,他也相当欣赏。还有日本小说,也能读得津津有味。那种传奇性的讥刺,尤其使他神往。他对外国文学的爱好越来越浓了。

不过,他虽经汤道耕的引荐喜爱上了新文学,但在省一师期间,主要养成的还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喜好。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正处于形成、锻造的时期,在省一师这个环境里,被席卷着参加政治活动,使他的思想经受着时代激荡。他对高年级七班的叶道信、刘砻潮(刘弄潮)颇为崇拜。这两人是全校有名的活动分子。后来都遭到“斥退”。1922年6月12日、13日,为争取教育经费的独立(刘湘被迫答应划拨全川肉税作为教育经费未兑现),成都学生在王右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发起请愿。杨朝熙、汤道耕跟着叶、刘这些学生领袖都参加了这次斗争。

(争教育经费,当时闹得很大,我们到省议会请愿,责问副议长熊晓岩和议员曹叔实(西山会议派)。除了省师,还有“工专”一些学校。省议会不准。议员都有轿子,他们让轿夫来驱逐学生,我也在场。学生代表先去熊公馆谈判,熊诬告学生“擅入民宅”,让警察软禁代表,这就动了公愤。几千学生赶去抢走代表,发生了骚乱。学生打进熊晓岩公馆,我记得抱起他家的花瓶打穿衣镜。过后轿夫们又赶来,我们翻墙跑了。我跑进一个成衣铺。那时的成衣铺当门都放个案子,我钻入里面才得脱身。我记得那天艾芜也在。①——沙汀1986年12月9日讲)

阳翰笙在省立一中,加上省一师同学,有搞学生运动的传统,我和沙汀都参加过。像抗议减少教育经费,反帝,反四川军阀,参加游行请愿。四川当时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派(曾琦),也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不过学校里建立组织是1926年以后的事。我们读书时,处于思想宣传阶段。全国知道有共产党,省师有没有就不清楚了。①

不管是谁领导的,凡学校风行的活动都参与其中,这是大势。包括抵制日货或后来成都青年会提倡的“平民教育运动”,当时十班的同学,杨朝熙和汤道耕都起而响应。朝熙上街教过几次课,听课的人中有小贩、苦力,更有家庭妇女。教识字、看报,热心地干了一阵子。与平民的贴近,使他这样的热血青年,具体领会到“五四”人权平等、劳工神圣等等精神的含义。

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思索。1923年中国思想界有一件大事,便是著名的“科玄之战”。这正是他钟情于哲学的时期,被人生观、宇宙观问题闹得好苦,看《向导》,看改组后李大钊编的《新青年》,突然一场轰轰烈烈的论战展开在面前。

他不一定能立即读到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的《人生观》②。此文强调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引起地质学家丁文江发表了《玄学与科学》一文①,激烈地批评张“玄学鬼”附身。张再答辩。一时梁启超、胡适、吴稚晖、张东荪、林宰平、唐钺、孙伏园等文化界名流纷纷著文表态,这就引起整个学界的注目。广大的进步知识青年立即站到了新文化健将一致推崇的科学派一边,对于杨朝熙,这不消说也是一次极好的“五四”补课机会。科学的理性的观念,认为一个人、一个社会,均可用当时理解的唯物论来彻底分析清楚,自然最符合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他就是经过这次论战而全心全意接受唯物论的。所以,他经常说,哲学史上这场争论,在传播唯物思想、宣传科学、破除迷信上面,值得大写一笔。那时,向浑的同父异母兄弟向履丰,正在联合中学读书,很用功,与他过从甚密。他还信仰过梁漱溟的学说,梁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就是向履丰介绍给他读的。他可能再也想不到六十年后他会与梁先生在北京一座大楼里面毗邻而居。但是到了这次论战来临,是以东方的文化为本位,还是用西方近代的科学主义来思考人生与宇宙,如此鲜明的问题需他抉择,杨朝熙便毫不迟疑地认定片面鼓吹“东方文明”,是只能倒退到“五四”以前的中国去了。他对于优秀外国文化的终生喜爱,从此更理性化了。

另外,他接受这场论战的角度,显然不是纯哲学的。所以,这些笔战的文章最能让他记住的居然是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这是他和道耕一起跑到青石桥商务印书馆的阅览室里读到的,发表在《太平洋》杂志上,他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个以后自命为蒋介石政权下的“刘姥姥”的吴稚晖,当日这篇文字写得可是洋洋洒洒、风趣泼辣。他挖苦玄学家,说他们虽然盛赞东方这好那好,一出门还是要坐轮船火车,绝不会坐鸡公车的。吴稚晖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讽刺文采,使他感到兴趣。吴还有一部《上下古今谈》,他和同学当时没能找到,一直等他第一次到了北京方寻来读。他对吴的文章的着迷,就同爱好搜罗尼采、泰戈尔、罗素的中译本一样,都是他思想急剧变动的外在表现。到了1925年,好友张君培逝世,在汤道耕临去云南流浪以前,杨朝熙与同学一天比一天多地谈起社会改革来。道耕读社会科学书的兴趣也日甚一日。两人读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经常交换意见。汤道耕本来就很沉静,甚至有点孤僻,钻进哲学就更爱思索问题。两人都很佩服恽代英、王光祈一批人。恽任过川南的师范学校校长,人俭朴,思想又新,在四川青年中威望很高。杨、汤虽无缘见他,但他们都是《中国青年》这个发表早期共产党人理论文章的著名杂志的读者。

我们当时认为青年最有希望。所以沙汀在学校取名杨只青,即·只·有·青·年才有前途的意思。这是我们在省一师经常谈的话题。记得他很长时间给我写信还用“只青”的名字,后来才正式成了“杨子青”。①杨只(子)青、汤道耕曾经与另外两三个同学一起,散发过一次传单。完全是青年人自发的政治举动,没有任何人指点,就草拟一个内容,攻击一通社会的黑暗,油印了到处送,表示对社会的“宣战”。

他们还商量如何去进行社会调查,想到四川以外的地方去看看。受了勤工俭学潮流的影响,汤道耕和九班的苏玉成很早就酝酿步行去云南的计划,他也表示愿同行。因为改革社会依赖实践,已是他们谈论唯物主义的必然结论。两人在一起读《红楼梦》,好多次汤道耕都提到贾政书房里的那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包含了人的阅历经验比读书更为重要的思想。本来说好要几个人一起走的,可是这一年暑期,汤道耕对家里给他订下的一门亲事,越发不能接受。正好,九班一个姓黄的同学要回川南的家乡珙县,可以结伴走至川滇边界。于是,汤忽然抛下一切,走了。待他从家里赶回学校,却只见南行者给他留下的一封信,劈头第一句话他至今还记得,是:“我相信世界是唯物的!”(你说你真会与艾芜一起去流浪吗?实际上既然没能流浪,现在探讨一起走的可能性也没多大意思了。当然,艾芜的牵挂比我少,他可以自顾自。社会捆绑我的绳索要比较长一些)

新与旧——包含一个新人的旧式婚姻

(艾芜流浪去了,我实际仍旧以一个大少爷的身份空谈新思想、新文化,一面沉溺在文学作品当中。——沙汀1986年12月9日讲)

这是一个各方面都呈现出新旧冲突的时代。杨子青的思想也在激荡之中。大约在1924年,他便认识了十一班的周尚明、冯棣、刘尔钰几人。他们既倾向革命,又喜欢进步的文艺作品,一有空就跑华阳书报流通处。他在书店里常常发现这几个低一班的同学和自己一样,买的都是北新书局等出版的书刊。后来又知道因为家境都不富裕,又渴望得到新知识,他们采用了一种“分买共读”的办法。周尚明负担购买《向导》、《中国青年》,总是星期天便赶早跑到昌福馆去,抢先买到新刊物,带到附近的一个茶楼上,热心地阅读起来。他们也买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周尚明在这几个人当中格外能引起他的注意。他的模样是:高高的身材,两颊经常泛着红色,向左边横梳过去的头发,总是拖一撮在额头上;发觉时便那么敏捷的把头往后一撂。①

这个人注定要在他的政治生命中成为继张君培之后的重要角色。特别是汤道耕走后,他与周尚明几人的关系由一般的相识,迅速发展到亲密的程度。实际上周尚明1925年已加入了共青团,不久任了团的成都市委书记。不过在杨子青眼里,他只是省一师最进步的学生而已。

周尚明很有正义感。当时学校里有旧生欺侮新生的陋习,一次,见到一个高年级学生又在侮辱新入学的同学,他挺身出去当众指责,得到杨子青他们的钦佩。周吸收新知识的欲望旺盛,少城公园图书馆成立不久,他在学校办了个“通学证”,每天晚饭后跑去阅读馆内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一读就是两三个钟头,然后积极介绍他们也去。周为人爽朗,说话锋利、机智,有组织才能。在校内他最先与几个同学办起一个文艺性的板报,起名《砧声》,声望很大,吸引杨子青每期都去看。很快地,全校各班都纷纷办起了这种板报。

周多才多能,话剧演得也不错。在校外组织了少年俱乐部,十一班好几个同学像陈昌村、石邦榘,被他带动去参加演戏。上演过《刀痕》、《一个漂泊者》(据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改编)、《假洋鬼子》(据《阿Q正传》改编)等剧目。周在一个戏里饰过哑巴,在成都演出了名,所以后来他在下莲池被枪杀,有的小孩子听说了,回家抱住母亲哭,说“哑巴也死了”!周尚明演戏,杨子青当过配角。周的精神、人格力量显然吸引了他。

这时候,在成都的青年学生中,“五四”以后思想的分化渐渐演变为政治斗争。按照不同的政治信仰,青年们分成了三民主义、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三派。杨子青周围比较接近的同学大都看不起国民党。因为省一师的学监罗锐伯曾经为国民党内部的一次选举,企图拉自己的学生冒充代表去投票,结果被他们拒绝,从此威信大降。加上他们周围没有左派国民党的多少活动,形成了自然的疏远。

可是国家主义派的风头在省一师却很足。特别是其首领四川人曾琦1924年由法国回来,办了《醒狮周报》,推波逐澜,发展了一些青年学生。他当时不知道,四川的共产党、共青团组织,这时已经初步建成。国立成都大学在声援“五卅”运动中由党团发起而组建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便坚决地同“醒狮派”斗争,被称为“社科社”。与社科社取一致立场的,有省一中的石犀社,师大的导社,法专的共进社和省一师的赤锋社。周尚明便是赤锋社的领导人之一。十一班里“醒狮派”的学生不少,周尚明他们与不提反帝反军阀,又反对三民主义里面的“民权”、“民生”,主张所谓“救国”论的同学,时常展开唇枪舌战。杨子青也和周尚明一样,幽默地称他们为“狗儿派”,意思是他们根本不配和“醒狮”的形象连在一起。

杨子青对辩证唯物论的兴趣越来越浓,他的革命倾向已很明显,但是这时他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别人对他的军阀舅舅的背景是否有所“警惕”,或者也令他自己迟疑不前,这都是可能的。至少后来袁诗尧老师听说要把他派到安县去搞组织活动,便曾在内部表示过不以为然。袁不够了解他,也不知道周尚明在省一师高年级的学习阶段里已经完全信任他的这段经历。而这段经历正和二十年代中期一部分进步青年相仿,面前展开的是一条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道路,并不是文学。

1925年5月,杨子青被舅父和母亲催着回家结婚。女方即李丰庭之女李增峨。在郑慕周当上旅长之后,他与李丰庭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四川防区制时代,凡能占据到现在专区那么大一块地盘的军阀,不仅可以任意决定防区内各级行政官员,还可预征粮食,制造铜币,做稳土皇帝。郑慕周的防区也不算小了,松、理、茂、汶,又兼汉军统领。李丰庭就被他保荐去茂县当过县长。但没多久,茂县境内发生一次教案,几个基督教徒遭了抢劫,死了一个。责任追查下来,将李撤了。慢慢地,李和他从前的下级郑之间有了点隔阂。为了弥合这种缝隙,就由谢象仪力主保媒,让杨家娶进这个李家小姐。其时,杨子青二十一岁,李增峨十七岁。(一个接受了“五四”精神洗礼的青年,应当只有一条路:抗婚。但是你却屈服了。我替你惋惜。我不想反驳,不过我劝你还是去读读鲁迅的传记,仔细想想为什么我与艾芜的行为不同,把人生想得复杂一点,把人想得复杂一点)

杨子青平稳地接受了这桩包办婚姻。他没有立时反抗,这是他与汤道耕的相异之处。山区的童年生活,似乎给他以后带来冷峭和不动声色的文学个性。富庶的故乡平原使汤道耕的小说充满感情色彩。但在日常生活里恰恰相反,他是太懂得社会上的人情,他受人与人关系的牵掣太深,很少自管自地行事。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也经常要为自己溢于表面的热切人生态度,付出感情、时间的代价。

眼前的李增峨是母亲给他的“一件礼物”(鲁迅谈他的旧式妻子朱安语),是舅父政治生活中的一场平衡性交易。他对这两个人的感情,他对母亲的孝心,对舅父的从小敬爱,很难使他违逆。省一师的环境里没有女性,黄玉颀这时太小,当时还根本没有作为爱恋对象的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影子而已。这样,非自由的婚姻所能引起的反感,被亲情的层层绳索捆住,被对即将降临的两性神秘世界压倒,暂时潜伏深藏起来。

迎娶的场面很大,李增峨的陪嫁也不少。县城里这样体面的两亲结了亲,双方都想全力把婚事办好。杨子青挑开新娘的盖头,看到的是一张年轻而丰润的脸,额前的刘海黑得发亮。她不能算美艳,也绝不丑陋。穿了长到及地的裙子,上身是当时流行的那种袖子短而宽大的绸衫。直到1986年在绵阳沙汀大女儿杨刚俊家里人们看到这位老太太,还隐约可以推想她当年贤良的影子。

李增峨与他的夫妻生活过得也十分平静。他很快就回省继续追求他的新思潮去了,留下妻子在家里。李的脾气和善,少言寡语。她脑筋清楚,粗识几个字,能看简单的书、唱本、皇历,但不会写。后来与他分居,但一直与婆母和睦相处。她总是埋怨说,为什么当年她父亲不让她读书呢?如果读了书,朝熙就不会不要她。

(这是谁告诉你的,有根据吗?你说呢?你不相信她会这样想?我看这是你感到这句话里你前妻的感情冲击了。她毕竟一生只跟了一个男人)

李增峨是小脚。现在所能找到的他对李不满意的最大根据,便在这双脚上。虽然他是用曲折幽默的语调来叙述的。(李增峨年轻时还是漂漂亮亮的,但是缠脚。我这个人有时爱开玩笑。汶江小学有个教师叫郑学元,河清乡人,这个人有学问,我当教育局长时,他是视学,后来当过小学校长。我在成都他曾跑去,说很快要结婚了,是父亲给他订的,女方人不错,就是一双小脚。我张口就说,你结婚我送你一件东西:放脚药水!那个时候女人已经有改造脚了,投机商人想出法子专卖这种药水,说是用来洗脚可慢慢把脚放大。这当然是骗钱的。郑一听我这样说当即不悦,以后终于没有同意这门亲事。——沙汀1986年12月9日讲)

这段话充满弦外之音。老年的他刚刚谈到年轻的李增峨的缠脚,便陡然地叉过话去,大谈了一个同事的小脚待嫁女人是如何被他的一席趣语断送掉的。这里不就暗含了他最终会和鲁迅一样背叛已经承诺、执行下来的婚约了吗?

而对于李增峨来说,这注定是一个悲剧。他们平静地生活了四五年。他正在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思想处于不安定状态中,李对丈夫很体贴,两人很少争吵,至少要比他与黄玉颀的争吵少得多。到1928年两人基本分居后,她还为他生下第二个孩子,即长子刚锐。但是,不争吵的夫妻不一定是幸福的夫妻。到1950年四川解放,杨刚俊在罗江当县委宣传部长,父亲路过该县去看她,她已经把自己的生母从其娘家接了出来赡养。那一次,他见到了李增峨。

刚俊说:“爸爸,现在是新社会了,你们分居这么些年也不办一个手续,我看不太好。”

父亲同意了,说:“那么,今后我来负责你母亲的生活费用吧。”

女儿没有同意。就这样,他在自己女儿的提议和帮助下,在整整二十多年过去后,与李增峨,正式离婚。这笔婚姻的旧帐和新帐的恩恩怨怨,是否就此了结了呢?也只有历史知道。

这时还是二十年代的中期,四川的新旧变动之快让老百姓摸不着头脑。全国是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走马灯一样上去下来。四川表面打的是五色旗,实际却是刘湘、杨森各据一方。归结为“保定”、“速成”两大军事系统的实力之争当然可以,但同系中并非完全一致。只见各自扩充自己的势力,招亡命之徒成军。有枪便有一切,队伍素质糟到不能再糟。1925年速成系杨森发动所谓“统一之战”,刘湘联合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和贵州军阀袁祖铭等组成“川黔联军”抵挡,反转来将杨逐出成都。刘湘占据了川东,成都被三个保定系的军阀刘、邓、田占领,仍然是勾心斗角、矛盾百出。

就在1925年那场混战中,郑慕周的上司刘禹久(成勋)岌岌可危,被迫下野。郑与其心腹们商量对策,大部分人都主张对刘倒戈,自谋生路。郑却坚决不从。因为他觉得刘禹久对他太好,他有今日不应忘恩负义。但是这支由他一手带起来的军队的命运,他也不能置之不理。最后,郑慕周毅然决定与刘共进退,把军队转交给他的下属。他本人去职,放弃继续高升的前景,永远离开军旅。

郑慕周下野时已很富有。他回到安县,购置了五百亩田产,做起了士绅。川西北掌握武装的袍哥大爷几乎都是他的旧部与至交,与成都的旧军人也保持往还。他没有倒台。在安县,每一任新县长到任都要去拜会他,假如不想得到他的全力支持,至少也希望不要引起麻烦。郑慕周俨然是安县地方实力派中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这样的人如果作恶,没有人能挡得住他,但幸好他没有忘掉他是怎样从一个“烤大火”的流浪汉混出来的,对新潮流也不是全然无知。杨子青还太嫩,影响舅父还没到时候,但外甥的日益趋新,老有经验的郑慕周看在眼里,也不会不懂得时势是怎么回事。娶着好几房姨太太的下野军人热心地为家乡做些公益事情,和更恶的势力角逐,这里,既有封建士绅和袍哥的“传统”在起作用,也有他本人慷慨好义的性格在内。他的作为,与杨子青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仍然发生着密切的关联。郑慕周下野是1926年。这一年的7月,杨子青完成省一师五年的学业,也毕业了。这时他二十二岁,与同学比是个老大哥。他读了不少新文化的书籍,哲学的、政治的、文学的,接近着四川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迟来的启蒙显示了出其不意的优势,由无条件接受“五四”民主主义思想跨越到社会主义边缘,两步似乎并成了一步来走,加上对新文学发生的向往,彻底改变了他旧日军阀子弟的生活态度。他结婚是在老宅。但随着哥哥跟着舅父积下一些钱财,母亲在振兴家业思想的驱使下,买下并建起了杨家碾房,同时,感到两个儿子都已成家,房子住得挤了,开始在碾房一侧兴建新房。规模搞大了,以至不惜大肆借款来盖新的院落,连郑慕周都感到不妥。这是母亲多年心里酿成的一个梦。

他已经变了。母亲治家的理想,在他心目中无形缩小,失去光彩。他利用次子的优越地位,向家里提出出川求学的计划。他想去的学校本来有两个,一个是北京大学,一个是上海大学。这后一个学校,因他读过它们的社会科学的讲义,觉得是把革命和读书两相结合的好处所。去北京大学,因想到有可能使自己成为鲁迅的学生,也十分向往。在政治上他热烈拥护国共合作的新潮,赞成在广东已于7月份宣言誓师的“北伐”。有机会能去看看全国沸腾的政治情势,也是他极愿意的。刚好,下野后的舅父在北京了解局势和拜会朋友,来信要他去考学校。这样,他便打点行装,准备第一次离别故乡远行。

外面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他不清楚。当他登上重庆朝天门江边的一艘火轮,站到船头看两江汇合的滔滔洪波,他只是确信,东出夔门,迎面而来的必是一个更大的天地。他的年龄使他对生活的憧憬、追求,大大高过于对人生现实的忧虑、失望。这时候,他还没有学会忧虑和失望。这是你第一次出川。每次离川和回川,构成你一个生命之圈。开放这圈,你受到外来的冲击;封闭这个圈,你又实现了你自己。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这时我决然选择了一定的政治和爱情之圈,而且永远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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