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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与人权

——中国妇女的三千年路

柏杨说:在中国历史上,妇女曾受到许多迫害,如今则是妇女觉醒了之后适应困难的时期。我们应该把建立女权,扩大到建立人权。仅仅争取女权,很难得到,即使得到,也很有限。

许多人赞成我们的母亲、祖母,或祖先时代的女权运动,却不赞成今天的女权运动。事实上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问题产生,需要去面对和克服。妇女节的前夕,本刊邀请了作家柏杨先生在读者午餐会上,就“女权与人权”,发表演讲,他从历史的观点,对中国妇女地位的演进和今日的处境,作了精辟的分析。

以下是演讲的全文——

《妇女》杂志给我的题目是“女权与人权”,现在就这个题目说说我的意见,请大家指教。我记得两个故事,我小的时候,故乡兵荒马乱,家中常常只有我和嫂嫂、婶娘和其他小孩子,这时外面若有人敲门问:“家里有没有人啊?”我的嫂嫂或婶娘就会回答:“没有人,请改天再来!”当时我心里想,难道嫂嫂、婶娘和小孩子们不是人吗?但我知道她们实质上的意思是说:“家里没有男人,只有女人。”女人不是人,所以没有开门跟你打交道的权利和义务。

另外一个故事是从书上看来的:有一个人生了孩子,邻居向他道贺说:“你生了个儿子,恭喜恭喜!”他说:“不是儿子,是女儿。”邻居很不好意思地说:“也罢!”这时正好街上来了一顶轿于,由四个男子抬着一位官太太,主人说:“你看,四个恭喜,抬了一个也罢。”从前人生下女孩,放在瓦片上,叫“弄瓦之喜”,生了男孩子,放在玉上,叫“弄璋之喜”。由这些例于可以看出女人的地位非常卑贱,即使是四个“恭喜”抬了一个“也罢”,那个“也罢”之所以能坐在轿子上,也不是因为她本身的能力,而是因为另外有个“恭喜”,如果另外那个“恭喜”不是官的话,她也坐不成轿子。

男女分工

从什么时候开始,妇女的地位这样低落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女人比较不值钱,男人比较值钱呢?就我们所知,这种现象,至少有五千多年之久。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分成若干时期。人类在初民的社会中,男女是一样的,在初年部落中,不是个别的婚姻,也不是家庭的婚姻,而是部落的婚姻。我这一个部族的女孩子,整个嫁给你的部族所有的男孩子,我的部族的男孩子,同样娶其他部族的所有的女孩子,在这种情况之下,女人和男人应该是地位平等的。

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不平等,我们只知道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战争,上帝赋予男人和女人的不同之处,是体力上的差别。我们常听到丈夫打太太的事,很少听到太太打丈夫。当然也有,去年报载,高雄有一个太太当街把她丈夫打得痛哭流涕,不过这是少数。有人说,太太比较好心肠,不想打丈夫,恐怕不见得。有时候太太把丈夫恨得会在碗里下毒药,但是她没有打他,因为打不过他,这是体力的不同。男人因为体力比女人强壮,所以不得不扮演一个残忍、凶暴的角色,那就是作战。是不是女人比男人心地要慈爱祥和一点,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知道在战场上需要残忍凶暴。许多女人看见血就会发抖,这种人在战场上只有替她的国家带来灾难。因为男人要作战,要防卫野兽天灾,所以男人担当了另外一种职务——家庭以外的职务,使女人可以安心地生活在洞穴、树上、房屋之中。

除了战争这个原因之外,第二个原因就是生儿育女,世界上所有的动物,以人类最为脆弱,因为人类的幼年期间最长。一只羊、一只狗生下来,很快就能自立,只要母亲将它身上的血迹舔去,风一吹,它的骨骼就开始硬朗,就可以站起来,自己跑去吃奶。只有人类的幼年期太久、太弱,凡是有儿女的人都看过自己怀抱中的小孩,简直随时随地都可以被毁灭。因为分工的关系,这生儿育女的工作就由妇女来负责,女人因此就进到家里,男人就走到野外。

男人迫害妇女时期

按说这个分工应该是很好的,是一种合作,但这是一种在不平等条件之下的合作,男人仗着自己强大的体力,组织了一个社会。有社会就有政府,有政府就有法律,有法律就有男尊女卑的理论。这种理论,至少在公元前十二世界、周王朝的初年,已经确立。中国最古老的书籍之一的《礼记》,就规定女人有三从:在家应该听的话(没有说应该听母亲的话);结婚后应该听丈夫的话;尤其可哀的是,丈夫死了,要听儿子的话。这种观念早就有了,不知道已在社会上流行了多少年,不过一直到公元前十二世纪的时候,才凝结出一个体系,作为男尊女卑的理论基础。假定我们说中国妇女的命运,至迟从公元前十二世纪就开始倒楣的话,也并不能说是大错。所以公元前十二世纪开始,可说男人迫害女人的时期。

这个时期长达八百多年之久,到了一世纪九○年代,开始出现更特别的现象。个人或群体,受到迫害,多少会产生一种反抗的自觉意识,被迫害的人有了这种意识的话,对掌权的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有一部影片,可能是《宾汉》,片中一个奴隶对某个问题发问,判断很正确,他的主人马上把他绑起来要杀他,别人问为什么,他的主人说:“有思考的奴隶是危险的。”奴隶必须安于命运,如果不安于命运,就会想到为什么要受这么多苦。这是一个火花、一粒种子,会给既得利益分子,带来很大灾害。同样地,妇女受到这样大而长久的迫害,妇女本身会有自觉,假定妇女自觉的话,不但对男人是很大的威胁,对妇女本身也是很大的震荡,尤其是在一、二世纪的时候,那时皇宫中,皇帝有四万多个妻子,包括皇后、小老婆群、宫女。这么多妻子,每个人看一眼都会把皇帝累死,更别说谈情说爱了。可是站在男人的立场,却是多多益善。当时宫中的妇女所想到的,全是怎样取悦皇帝,没有人想到自己不应该处于这个不合理的环境。男人要想统治这个社会,必须要妇女自动自发地感觉到自己是被统治者,而且以被统治、被玩弄为荣,这样,男人的权力才能稳固。

女人迫害女人时期

于是,妇女界中出来一个人——有名的班昭,她写了一篇文章《女诫》。这篇文章字数很少,只有一千六百字,可是已经够了,她站在妇女的立场,不是呼吁妇女觉醒,而是呼吁妇女肯定自己是男人奴隶的地位。在这一千六百字里,她特别强调妇女最重要的事情是应该自卑,承认女人是天生被男人欺负、虐待的,假定你不知道这一点,或反对这一点,你就是叛徒。其次她说,妇女天生是弱者,没有力量和男人抗衡,假定要和男人抗衡,就是狂妄,就要毁灭。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她告诉女人怎样侍奉男人,怎样取悦丈夫。最后她提出“妇德”、“妇容”、“妇言”、“妇工”的最高品德:“妇德”主要的是如何捆绑自己;“妇言”是不可说冒犯男人的话;“妇容”是如何取悦丈夫,使丈夫看到非常欢喜;“妇工”是要牛马般地干活儿,或做针线,或下田。这时期可说是女人迫害女人的时期,使女人肩膀上的枷锁更为沉重。

在这个期间有两件事情开始流行,对女人造成最大的伤害,深入骨髓。第一个是古时已有、现在更盛的纳妾制度,使很多女人有同一个丈夫。这本来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也不是一件羞耻的事,尤其当古代部落战争,杀伤厉害,部落中的男人大量减少时,女人们能得到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的丈夫,比一点也得不到要好些。在部落时代或部落战争中,这件事并不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一旦成为一种迫害的理论根据,妇女就受到很大的羞辱。

发生在这个时期的第二件事是妇女缠足。我实在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什么会发生缠足的事,为什么中国女人甘愿把自己弄成残废?为什么中国男人要歌颂三寸金莲?这两件事发生后,使妇女的悲惨地位,更加确定。而使妇女悲惨的地位更加确定的力量,是妇女自己迫害妇女,而不是男人迫害妇女。一个现象一旦到了内部发生问题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妇女自己甘心情愿地作马牛,受人管辖,就造成了严重场面。各位都很羡慕的神仙眷属是《浮生六记》中的沈三白和芸娘,他们夫妇间非常美满。但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芸娘第一件考虑的事是为丈夫娶个姨太太,假定芸娘不考虑这件事、不允许这种事的话,恐怕婚姻就不见得那么幸福了。一个女人一理甘愿放弃自己的权利,那是男人最欢迎的,因为不需要男人来压迫,她自己已经变成很理想的奴隶了。

更可怕的迫害时期

女人到了这般田地,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是最悲哀的时候,到了十一世纪宋王朝中叶,理学兴起,对女人的迫害,更加严厉。公元前十二世纪男人就有经典规定女人没有地位;到了一世纪,女人也挺身而出说:“是的,我们承认我们不如男人,心甘情愿地盼望男人来鞭打我们,管理我们。”到了十一世纪,理学开始,圣人出面。圣人一出面,事情就不好办了,因为圣人跟老虎屁股一样,是不可以碰的。理学大师的圣人程颐,曾发出“男人可以休妻,女人不可以离婚”的指示,这绝对不是平等的标准。我们看朱买臣休妻“马前泼水”的故事,他的太太想和他离婚,但是太太不能这样要求,只能要求他把她“休”掉,她不能与丈夫站在平等的地位,即使她不要丈夫,也得在形式上表示丈夫不要她——也就是男人可以离婚,女人不能离婚。太太死了好像墙上的泥皮掉下来,随时可以补上去;丈夫死了却是失去了“天”,不可以再嫁。这是圣人讲的,没有人敢反抗。

另外一位圣人朱熹的名言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曾经有人问朱熹,假使一个寡妇非常贫苦,是不是可以再嫁?朱熹说:不可以借口贫苦而再嫁,因为饿死是件小事,失节是件大事。

《儒林外史》一开头讲的故事是,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她的未婚夫死了,她的父亲就把这小女孩关在房子里,小孩不懂事,一直叫饿,妈妈哭成一团,爸爸就是不让她吃东西,因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感谢上帝,朱熹已经死了,不然的话,我们要把他捉住,教他饿死一下,看看哪个事大?一个人能看到一个妇女或他自己的女儿,辗转在破床上,活活饿死而无动于衷,还认为那是“借口”,是应该的,真是禽兽行径。

从十一世纪到十九世纪末叶,漫长的九百年,是中国妇女最悲惨的时期,可称为更可怕的迫害时期。从男人的迫害,女人自己的迫害,到圣人的迫害、政府法令的迫害,使女人不仅没有地位,在十九世纪以前,可以说是一种最可怜的动物,随时随地被人虐待、玩弄、羞辱、杀戮。

中华民国的建立使妇女地位提高

妇权运动的第五个时期,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初,一直到现在,也许还要再延后若干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使妇女的地位实质上向前跃进,国民政府颁布了很多法律,使妇女的地位有了很大的突破,例如取消纳妾制度。我们常讥笑美国人离婚快,认为美国人容易离婚,中国人不容易离婚,其实都一样:美国没有纳妾制度,必须离婚,不离婚就会闹出人命;中国因为有纳妾制度,可以妥协,美国社会,国家下面,就是家庭,他们重视家庭,事实上超过中国人万倍以上,所以不允许两妻并存。中国人对家庭并不重视,很多人下班以后云游四方,东窜窜、西窜窜,就是不回家。因为中国社会比较复杂,人际关系也比较复杂。外国人下班必须回家,固然也有人去酒吧,但是少数。中国社会纳妾制度终于在二十世纪取消了。

国民政府也明令规定不准妇女缠足。现在各位一定和我一样,永远不了解为什么女孩子要把脚缠起来。在我少年时代,比我稍大的妇女,像我的姊姊、姑母、阿姨等,全都是缠足的。记得我有一位堂兄,是高级师范毕业,在我们那一带是个绅士,他娶亲惟一的条件就是要新娘子天足,结果在附近几个县都找不到一个天足的女孩子。我小的时候,县政府派很多女学生担任“放足委员”,到各县去宣传不能再给女孩子缠足啦,已经缠足的要放开,结果被乡里的人打出来。这些乡人有道德上的根据,有圣人的支持,做母亲的会说:“如果我不给女儿缠足的话,我对不起我的女儿和我的良心。”

第三个最重要的突破是继承权。国民政府颁布的法令中规定,女孩子可以继承财产,这是破天芦的一件大事。中国五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中,女人不算人,没有继承权,武曌当女皇帝时,最大的一个困扰,就是没有女继承王位的理论根据。许多皇帝有女儿,没有儿子,往往发生宫廷政变,杀人千万,血流成河。古时女人不但在政治上不能继位,在财产上也不能继承。但是中华民国的成立,使女孩子有了继承权。当然也有些不好的后遗症,很多已经出嫁了的女儿一听说有继承权,都回来争遗产,伤了一向和睦的手足之情。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女孩子可以受教育了。不论男女,如果不受教育,就没有做事的能力,受了教育就可以胜任职业工作。妇女能受教育,有继承权,又不缠足,这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天地,也就是在座各位太太小姐一生下来就有的环境。过去妇女所受的悲惨命运,你们不会了解,也不会有什么难过。我上个月在吉隆坡演讲时,谈到往日大陆上的贫苦岁月和我在河西走廊、太行山所受的种种痛苦,吃糠、挨饿,我讲得很痛心的时候,底下有人在笑。我很不愉快,我说:“你们为什么对这么严肃的问题会笑呢!”结果一位听众站起来向我道歉说,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太幸福了。过去妇女所受到的种种迫害,你们不知道,讲给各位听,大家不过听听罢了,因为各位太幸福了,一生下来就是这么一个比从前完美的时代。

新的女性诞生

在这种情况之下,新的女性诞生了,这个新的女性的意义就是刚才说的,在纳妾制度取消下的社会中,不缠足,有财产继承权、有选举、当选的政治权利,可以受教育和就业。然而,大家对现在得到的这些,却不珍视。在我这样年龄的人看来,各位三生有幸、祖上有德。然而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问题,常常有很多的政治家、革命家,都希望能发明一种思想或制度,把人类所有的困难,一次解决,这种想法我们非常佩服,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的问题总是不断地在产生,到了一个新的时间、环境,会有新的问题。好比现在空气污染问题,各位已习惯于它的存在,可是我这一代的人,觉得这真是怪事,空气还会污染吗?它竟然真的污染了。新的女性产生后,所面临的新的问题,虽然不再是传统的屈辱地侍奉男人的问题,但确是面临很多别的压力。这个时期,是妇女觉醒之后适应困难的时期。

我们觉得,美国总统林肯解放黑奴,对奴隶来说,有人为你流血,发动战争,把你解放了,你至少该有感谢之情,事实上不然,很多奴隶不但没有感谢之情,反而痛恨林肯,觉得当奴隶很好,有人供应吃住,现在解放出来,什么事情都要自己用大脑、体力,何必过这种生活呢?他们反而抱怨。同样地,新形象的妇女一旦呈现在社会上之后,有很多人不能适应。常听许多太太小姐们说,还不如以前的媒妁之言好,现在恋爱很辛苦。当然这是抱怨,真正要她回到那个时代,她也不会同意。这说明妇女必须适应新的情况。

新的妇女遭遇的压力很多。在观念上、意识形态上,妇女认为现在已经是新的女性,应该跟男人完全一样,可是,却逐渐发现并不一样,男人还是在很多地方占强有力的优势,妇女因而感到困扰、困惑、痛苦,甚至于起来进一步地反抗。所以现在有许多新女性,提出对妇女地位和角色的再检讨。我认为一个新的女性比一个旧的女性在某一点说来,困难和痛苦都要加倍。从前的妇女只要煮饭、带孩子,没有别的事情。现在的妇女要上班、上学,回家之后还要煮饭、带孩子,多了一倍的工作,这就是一种困扰。明明学识、地位、薪水都和丈夫一样,甚至还高些,可是回到家里,他是老太爷,你要伺候他,你一定会有很多懊丧。不过我以为,这是一个适应期间,五千年的社会积压下来的许多残余意识,还没有完全消除,男人们总认为自己是一家之主。抗战时,一位朋友带着太太、两个孩子和很多行李逃难,到了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很高兴,拍拍胸脯说:“总算把他们都安顿好了!”这种感慨和表情都非常正常,但是也有一种显示,显示孩子和太太都是他的零件。男人们多少都有这种想法。记得刚来台湾时,我在一所学校教书,一个同事每天中午由太太送便当到学校。有一天太太送得迟了,我们都在吃,他一个人没得吃,饥火中烧,这时太太来了,他站起来照着太太的脸上左右开弓,打了两个响亮的耳光,他太太站在一边,好像心安理得地挨打。我们都跳起来,说怎么可以随便打人,大家起哄要揍他,他惊讶的程度远超过我们,他说:“我打我太太,你们这是干什么,疯啦!”这就是观念问题,他认为太太送饭迟了应该打,他的太太也认为挨打是应该的,而我们却觉得不应该打人。

我们正处于一个矛盾冲突的时代,应做的是:每个人都要有“打人是不行的”观念——送饭迟了固然不对,打人可不行——使丈夫认识与太太是平等的,两人不过分工而已,在意识上不可以认为自己有权随便打人,有权把太太不当人;使社会舆论发挥制裁的功用,不允许发生这种欺负女人的现象。在这种困惑的时朗,包括事业与家庭上的冲突,爱情与婚姻上的冲突,以至上一代与下一代的冲突,新女性的烦恼,与日俱增,这主要是由于男人仍残留有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总觉得没有机会则已,一有机会,还是要骑到女人头上。

妇女没有真正醒悟

事实上,妇女本身也没能做到真正的醒悟,觉得这样已经不错了,在潜意识中,还有三从四德的存在,好像菟丝花、牵牛花、爬墙虎一样,总要寄生在一个男人身上,才能存在。最近一个女孩子告诉我她家乡一句:“不可小看女人,因为男人的前途是看得见的,女人的前途是不可预测的,一旦嫁给一个王子,她就是王妃,一旦嫁给一个有钱人,她就是富婆。”我承认这是一种社会现象,但这也是女权不能发达的原因之一,女人总是要攀附着男人——攀附着任何一件东西就表示自己不能独立。攀附着男人,又希望男人来尊重你,这很困难。妇女必须在意识上要能自立。关于这种自立,若干年前,有过许多奇怪的论调,比方“女人不要下厨房”,还有些人家里挂两块门牌,一个是“张先生”,一个是“王女士”。我相信真正的女权不在这方面,真正的女权是需要自己有充实的内容、独立的思想、人格和能力。

要谈到这些,这已不是女权问题,基本上是人权问题。因为不仅是女人受迫害,男人也受迫害。女人受迫害也不限于男人对女人的迫害,女人对女人的迫害有时还超过男人。我今早抄了一段《金瓶梅》中女人迫害女人的惨事,大家都认为潘金莲的反抗性很强,看见武大郎不漂亮,不想要他,他不肯离婚,就毒死他。我觉得这很了不,因为我们中国人不大习惯民主政治生活,所以挫折感特别强,中国男人假定被一个女人甩掉,那自尊心简直破碎得无法收拾。武大郎应该答应跟潘金莲离婚,如果不答应,这种男人就应该把他毒死。但是,许多人认为潘金莲具有叛逆性,为了争取婚姻自由、爱情美满,勇敢地嫁给西门庆。我觉得潘金莲不是这么一个人,我来念一段潘金莲怎么打她的丫头的文字,给大家听:

因叫她(秋菊)到跟前,跟春梅拿过灯来,教她瞧踩得我这鞋上的龌龊,我才做的,恁奴心爱的鞋儿,就教你奴才糟蹋了我的。哄得她低头瞧,提着鞋拽巴,兜脸就是几鞋底子,打得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顾揾着擦血。那秋菊走开一边,女人(潘金莲)骂道:“好贼奴才,你走了。”叫春梅:“与我踩过跪着,取马鞭子来,把她身上衣服与我扯了,好好教我打三十马鞭子便罢,但扭一扭儿,我打乱了不算。”春梅于是扯了秋菊衣裳,妇人教春梅把她手扯住,雨点搬鞭子抡起来,打得这丫头杀猪也似的叫。

妇人打秋菊,打够约二三十马鞭子,然后又盖了十栏杆,打得皮开肉绽,才放出来,又把她脸和腮颊都用尖指甲掐得稀烂。

女权是人权的一部分

我看了这一段,有一种感想,这是女权问题吗?《红楼梦》里我们最崇拜的晴雯,多么美,为了贾宝玉,半夜不睡觉,给他织补衣服,非常可爱,那是因为贾宝玉是她的主人。她对下人,对小丫头,却是另一副嘴脸,一言不合,劈脸就打过去,而且坚持她们跪在瓦片上问口供,恶毒得可怕。这不单单是女权问题,而是人权问题。我想与其单独地提出女权,为什么我们不考虑这是整个人权?女权是人权的一部分,妇女是人、男人是人、儿童也是人,大官是人、囚犯也是人,大商是人、穷人也是人,每个人都有人性的尊严,不但不可以迫害妇女,也不可以迫害儿童,也不可以迫害男人。所以女权不可能单独存在,中国自从立国以来,王朝不断地更换,每一个王朝的更换,都杀人千万、血流成河,结果一个新的政权成立,在经过若干年之后,又是杀人千万、血流成河地恶性循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像英国人一样,建立一个民族法治的国家?为什么我们打来打去,不能建立议会政治?为什么我们的妇女受到这样的迫害,迟迟不醒?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中缺少人权思想,所以妇女不过是大迫害中的一部分而已。即使把女权提高得和男权一样,没有人权同样会受到迫害。中国人始终没有能力成立议会制度,所以打来打去,也一直在帝王将相的圈圈里转。儒家思想中惟一的希望是圣君贤相,问题是,如果君不圣、相不贤的话,人民一点办法也没有。西洋国家就不然,他们有议会制度,君不圣也没有办法发挥兽性;有议会牵制,相不贤就请他走路。比较起来,西洋社会的人权比较受到保障,我们比较缺乏。

我们的女权现在是遇到这么多困扰,需要妇女自己努力,靠男人是没有希望的,假定自己认为已经够好了,就无法再往前进一步。妇女们现在所遇到的困扰仅仅是过渡期间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困扰,不足为奇,也不必抱怨。权是要争取来的,不会由天上掉下来。我们也应该把建立女权扩大到整个人权,如果人权建立起来,男女所得到的实惠完全相同。单讲女权,即使得到,也很有限,正如一个人的肌肉不可能某一点特别发达。

演讲后,读者们诚恳地提出一些问题与柏杨先生讨论

问:许多人都鼓励妇女独立自觉,而当妇女真正独立了,男人的感觉是如何呢?会不会觉得惶恐,怕女人不再爱男人了,或自己的既得利益被瓜分了?

答:我想男人不会害怕的,女人不爱男人爱什么人呢?一个男人应该以自己的妻子能干作为荣耀,而不是一种威胁,除非是妻子瞧他不起。至少我觉得妻子的孤荣耀就是我的荣耀,就好像妻子把丈夫的荣耀当做自己的荣耀一样。不过我想还是有若干的情形不是这样,有些男人会觉得是一个威胁。我认为:“男人对女人的栽培,不可以超过他所能控制的范围。女人对男人的培植,也不要超过她的能力所能控制的范围。”这句话听来很功利,不过,假如我们是兄弟妹妹的话,我就建议你注意这一点。往往一个男人把女朋友千方百计地培植成一个电影明星或什么的,最后她掉头而去。女孩子对男孩子也是一样,中国古代有很多这种例子,像刀铡陈世美,妻子为他牺牲一切,让他上京赶考,他当了状元就不要妻子了。这能怪陈世美吗?其实大家都是一样。

问:您提到女权和人权,是否要女人争取到女权后,再争取政权?

答:我想我刚才没有讲清楚,女权、人权与政府没有关系,那只是人性的尊严。我刚才举的例子可能有点混淆,我只是说中国的人权不发达,不大受重视,中国有一句话是“人命关天”,只要出了人命就是天般的大事,但这要看是出了什么人命,谁害了人的命。小民的人命可能就不及王孙公子或有钱人的人命值钱。凶手如果是王孙公子、有钱人,和凶手是小民也不一样。西洋有句话说,做坏事是需要有资格的。我讲的人权问题,不一定是政治问题。例如女人的选举权、罢免权、离婚权、职业权、继承权,可以说是政治问题,也可以说不是政治问题,我想我们应该把政治两个字抛开,压力就比较轻一点。

问:家庭主妇把一生的岁月都贡献给家庭,可能与社会脱节,丈夫和孩子有时又并不尽如期望,常有一种失落感,应该怎样平衡?

答:男女平等应该求实质上的平等,而不是形式的平等。男女生理结构不一样,生儿育女一定是妇女来从事,妇女不能说我只管生,不管养。男人不能喂奶,除非喂牛奶。孩子需要人来抚养,以母亲最适合。家庭主妇待在家里,如果不想与社会脱节的话,必须设法使它不脱节,必须付出代价,那就是,不断地求知。有些女人结婚三年后,就变得面目可憎,既不看报,又不看书,以前的气质完全没有了。妇女自己先脱节了,怎么能怪社会不要你呢?你要不脱节,必须不断地充实自己,这是其他人帮不上忙的。

最近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女孩子说,她十几年没回来,回来后发现一个现象很奇怪,跟女同学聚会时,每个人都谈丈夫和孩子,从来没有人谈到自己。女人已经不存在了,消失在丈夫、孩子的影子里了。你自己这样不自尊、没有自我,先把自己抛弃了,怎么能怪社会和男人抛弃你?这需要自己的觉悟和努力。一个人想要别人爱你,首先要使自己可爱,自己不可爱,教别人爱你,怎么可能?你要社会不抛弃你,首先要自己不抛弃自己,要多看书、多接触、多吸收、多思考,不能让自己被家庭埋葬。

年纪大的人总觉得孩子不孝,在埃及金字塔里就发现有责备儿女不孝的纪录,几千年来,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父母、祖父母在内,都是不孝的子孙。我愿有一点离经叛道的建议,对儿女的爱心是不是可以不要付出太多?固然很多人说爱儿女不希望儿女报答,话所以这么说,那是没有遇到节骨眼上,人只要有付出,总希望回报,至少希望儿女对你笑一笑,从远处回来时给你抱一抱。你付出的愈多,潜意识里希望他回报的也愈高,一旦达不到你希望的水准,你就会非常伤心。现在工商业社会,每个家庭都必然崩离,儿女离开父母,就像没有儿女一样。假定你不能认识这个倾向,不训练自己适应这种情况,不肯在这方面努力,就要付出代价,悲悲惨惨地过老年的日子。假如你能够觉得人生就是如此,内心觉悟对儿女到此为止,你才会有快乐的老年。

我有个朋友在慕尼黑做事,家对面住了一对德国年轻夫妇,每星期天早上,这对年轻夫妇都要出门去看父母,一面等车,一面唉声叹气。他问他们:“既然不喜欢去,何必要去?”他们说:“不去不行,因为父母的遗嘱上规定如此。”做父母的很可怜,明知道子女的爱是购买来的,还是要购买。这件事给我们很多启示,各位还年轻,要知道,将来儿女孝顺不孝顺,看你定的标准而定。

台湾省立高雄师范学院曾昭旭教授也曾在场发表意见

我想提醒各位几句,听柏杨先生的话要会听,如果不会听的话,恐怕不会得到益处。原来柏杨先生说的话都是反面文章,虽然柏老教大家不要太爱儿女,并不是表示柏老是个没有爱心的人,事实上他的同情心非常深厚。但是为什么要说一些反面的话呢?就是因为如果世界上只有正面的话,没有反面的话,正面的话就会过分,产分流弊,变得僵化,因此需要有点反面的话来反省一下。这个反面的话,并不是跟正面的话相反的,刚刚柏老很庆幸圣人朱熹已经死掉了。这是反面的话,如果你能了解这跟朱熹正面的那些并不矛盾的话,那你就是会听了。

世界上要使真理真正成立,一定是相辅相成的,不可能走极端,一边的意见一直推下去一定会出毛病。我想我人的社会就是有太多对于反面的忌讳,都是讲正面的话,讲到后来变成僵化腐朽,需要有人起来对那些已经僵化腐朽的、正面虚假的话,做一个反省,才能完成相反相成的作用,使正面的变成真正的正面,而不是假的正面。刚才柏老说的许多话都应该作如是观,这是我的感想,也许柏老不同意,不同意正表示他是反面文章。

我觉得我非常了解柏杨先生的话,虽然我跟柏杨先生不是很熟,可是我跟他的夫人张香华女士很熟,因为柏杨夫人的缘故,才认识柏杨先生,见过几次面,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他说的话我非常了解,我希望大家听他的话一定要会听,不然的话,就会听错了。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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