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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歌

上个星期,柏杨先生在台北听了一场演唱会——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跟《时报》文化出版社公司,联合主办的“我们的歌”演唱会,柏杨先生日理万机,哪有时间听人乱唱,只因柏杨夫人到处宣传我老人家没有音乐细胞,乃千里迢迢,御驾亲听,以示音乐细胞多不可言。散场之后,在走廊上兜了七八九十个大圈兼小圈,希望碰上一位记者老爷慧眼识英雄,问问我的感想如何,既无人理睬,只好自己下手。

感想曰:

大多数歌手都唱得很好,他们穿着日常的服装,用一种中国舞台上很少有的简单扼要而又幽默风趣的对话,作为穿插,这是一项崭新的贡献,看惯了电视综艺节目的那种挤眉弄眼、装腔作势——电视演员的绝技之一是,唯恐怕观众不知道他在那里故作滑稽——两相比较之下,耳目一亮。“我们的歌”不是皇家剧院嗓子咯咯咯咯,跟公鸡叫一样的贵族之歌,也不是舞台上衣服亮晶晶、红口血淋淋,跟火鸡叫一样的明星之歌。参加演唱的歌手没有特别之处,他们生活在我们小民中间,甚至于,他们就是我们——假如我们有那么好的歌喉的话。

歌手唱的,都是自己作的,或其他中国人作的歌。中国民歌在近五年来的兴起是两种极端引起的反应,一种极端是西洋音乐,一种极端是一天比一天使人难以消化的流行歌曲。“我们的歌”演唱会上人山人海,座无虚席,而且年龄大多数都在三十岁以下。这是一个好消息,说明中国青年已从两个极端——“崇洋”和“伧俗”——的夹缝中,破茧而出,尝试着走出自己的道路,唱中国人自己的歌。只有这些歌中,我们才感觉到自己的血液在自己身上澎湃,和自己生命的充实。

然而,最大的意义更超过于此的,那就小孩没娘,说来话长。柏杨先生在六○年代就喟而叹过,叹的是中华民族似乎是一个没有声音的民族(附带的,中华民族似乎也是一个没有动作的民族)。中国人可是有声音的,“音乐”还被列为六经之一,地位的崇高用不着说啦,所以刘邦先生以皇帝之尊,说唱就唱。其他小民,恐怕更是歌不离口。可是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柏杨先生认为,可能跟道学理学有关,十一世纪以降,道学理学成为儒家学说的主流,要求每个人都要做圣人,而做圣人就要动心忍性,起敬起畏,小说不能看、诗不能作、歌不能唱、舞不能跳——除了一年一度祭奠孔丘先生华诞时跳一阵那种教人起鸡皮疙瘩的六佾舞。于是想圣人、思圣人、看圣人、拜圣人,一心一意地要当圣人。中国人的灵性遂逐渐被酱住,舌头也硬啦,腿脚也僵啦,一千年来,走肉行尸。

记得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那一天,大日本帝国投降,天大的捷报传到后方,中国人欢欣若狂。可是欢欣若狂归欢欣若狂,却无法表达这种欢欣若狂,大家在院子里燃起熊熊营火,只有围绕着该熊熊营火,呆着木瓜,想唱不知道怎么唱,想舞不知道怎么舞,因为大家都不会,天崩地裂般的感情,像哑巴一样无由表达,那情景教人看啦,忍不住为中华民族的老大和衰落,流下眼泪。试看西洋同胞,他们是如何接受胜利的哉。

——回忆一段历史上的小事。想当年清王朝宰相李鸿章先生赴欧洲访问,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御宴招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威先生当场就高歌一曲。这被酱萝卜认为“有失身份”的举动,吓了大宰相一跳,但他也只好跟着唱,他阁下肚子里既然无货,情急智生,就唱了一段“十八摸”,“一摸摸到姐儿的裤子边呀”!幸亏洋老爷不懂中文,任凭摸了个够后,报以掌声如雷。

往事已矣,经过音乐界朋友大力的提倡,中华民族终于发出自己的歌声——真正的中国人的歌,和日益普遍的民族舞蹈相结合,使中华民族恢复昔日那种“载歌载舞”的光荣时代,成为可能。当然,千余年来累积焉既稠又浓的酱缸,不是一下子就可跳出来的,但有一分努力挣扎,就多一分新鲜空气帮助灵性的成长。

“我们的歌”是青年努力的一部分。赵学萓、张小雯二位女士的“拜大年”,以急风骤雨的节奏,表达出绥远省——事实上是全中国,在农业社会中新年时的欢乐。郑泰安先生,这位充满了爱心,多才多艺的精神病科医师,用方言唱“杯底不可养金鱼”,道出台湾同胞举杯高歌的慷慨豪情,每一句都会在听众心头引起一声呐喊。张伯仁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歌手,他用丰沛的感情和雄浑的歌喉,唱“玛家乡的多纳村”,那是一个游子的心声,在离乡背井若干年后,再回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再相逢熟悉的山川,和忽然亭亭玉立的美丽姑娘。呜呼,世界上最美的回忆是童年,不管童年日子是幸福或不幸福;世界上最使人不忘的是童年生活过的故乡,那里的土地比任何地方的土地都洋溢着芳香。这种歌声,特别震人心弦最突出的一个节目是吴至青女士吟咏古词“摊破浣溪沙”、“如梦令”、“雨霖铃”,这虽是一千年前的古老词句,可是因为现代学堂的中文课程里,都有词选的缘故,所以在观众心灵中也很容易共鸣。词的吟咏没有伴奏,而是独吟。乡土的声音引我们回到故土,词的声音引我们回到一千年前宽袍大袖的时代,而一点也不觉得陌生。

赵树海、黄大城二位先生《打鱼的儿郎》,使人想起三○年代的《渔光曲》,不过三○年代的渔家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哀怨,八○年代的渔家却生气勃勃地面对着汹涌的海洋,歌声就是信号,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的信号。

这几位歌手的歌是成功的,然而,少数歌手,和演唱会方面,也有值得严重检讨的一面,也就是柏杨先生认为差劲的一面。我想,如果作为一个同乐晚会,无懈可击,如果作为一个售票一百元,甚至二百元的正式演唱会,就不够水准。抛开有些不成熟的演唱不谈,仅舞台就没有好好利用,而若干歌手似乎太弱,弱到使人有一种凑和的感觉。

有位歌手先生唱自己作的词,意思是感慨往事如烟。呜呼,往事如烟应该是柏杨先生之流老家伙的事,不应是年轻小伙子的事。小伙了当然也有往事,问题是,还不到感叹的时候,辛稼轩先生曰:“少年不识愁滋味,为作新词强说愁。”愁自不能深刻。年轻朋友要习惯于眼睛往前看,前途固如锦如花也。中华民族不能再往下沉啦,我们希望青年唱出他们的喜悦、他们的盼望,甚至他们的愤怒,是不希望他们唱出林黛玉女士的情意结——那种顾影自怜,自怨自艾的灰白色情意结。各位老弟老奶,以为如何乎哉。

诗词吟咏,为我们的歌开辟新的天地,但这里似乎有一个问题,唱出现代人的感情易,唱出古人的感情难。尤其是,古诗词都是用的古音——现在保存古音最多的是闽南话和客家话,例如“天上人间”,必须闽南话或客家话发音:“天上人干”,才真正是古诗人的原味。如果用现代北平发音,稍微粗心大意,处理不当,就成了莲花落。

最后,就是伴奏的乐器,从头到尾,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用的吉他,吉他是西方社会的言语工具,对东方若干情调,在结合上有相当困难。“好了歌”如用二胡或月琴伴奏,恐怕更能表达出那种消极沉郁的人生情绪,换上吉他,就跟在锣鼓喧天的京戏台上,唱圣歌一样,“乐”跟“歌”处于格格不入的窘境。嗟夫,既然是“我们的歌”,就不要搞成“他们的歌”。最显著的例子是压轴歌《海棠——我爱中华》,那才真正发挥吉他的功能,疾风暴雨,怒潮狂涛,包围着赵树海、黄大城二位先生雄壮的歌喉,使全场震动,听众融化在伟大的认同之中。

再最后,节目不宜变动,不宜临时改得跟节目单不一样。时间要控制,不能控制,一万个理由之外,再加一万个理由,都是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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