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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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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

《笑林广记》上有这么一个故事,甲先生和乙先生在道上相遇。乙先生曰:“听说你生了一个儿子,恭喜。”甲先生曰:“不是一个儿子,是一个女儿。”乙先生曰:“也罢。”甲先生一肚子火,恰巧过来一顶轿子,四句臭汗淋漓的轿夫,抬着一个官太太。甲先生曰:“老哥,你瞧,四个‘恭喜’,抬着一位‘也罢’”!

中文系晨现代人们的观念中,似乎也有点“也罢”的滋味。美国哈佛大学一向有一种优越感,认为只有哈佛才算大学,别的大学不过小杂货铺,引起的反感可就大啦。有别的大学斯密斯先生和约翰先生焉,闲逛动物园,斯密斯先生指着一只企鹅曰:“它阁下一定是哈佛毕业生。”约翰大惊,斯密斯曰:“看它那种昂头阔步,目中无人的模样,不是哈佛毕业生是啥?”我们也可以反而套之,在目前的台湾,一个大学生如果看起来精神不振,自顾形惭,用不着到测字摊算卦,就可以肯定他是中文系的。柏杨先生就常有这种奇遇,有一天,到朋友家串门,朋友的大学生儿子进来,我就问曰:“你念的是哪一系呀?”只见他面红耳赤,扭扭捏捏,我就赶紧往别的地方瞎扯,可是吾友没有柏杨先生这么聪明,不了解现代行情,催之曰:“告诉柏老呀。”小伙子只好硬着头皮答曰:“中文系。”声细如蚊,要不是柏杨先生耳朵奇尖,简直听不见。

中文系在大学堂各系中的排列顺序,是第一把交椅,只要有中文系,在各系中一定要坐首席。我们既是中国人,又说中国话,又写中国字,又读中国文,而中文系即马尾提豆腐——提不得,实在教人双目流泪。最近,台北自立晚报刊出陈媛裕女士的一篇大文:“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道出了中文系的种种伤心。嗟夫,柏杨先生念北京大学堂文科时,文起九代之衰(本来是八代的,我又给它加上一代,就是“五四”那个使大家七嘴八舌,心惊肉跳的一代),还没出学堂哩,各衙门敦聘“夫子”前往屈就的八行书,就雪片飞来。连洋教习都承奉颜色,摆在八仙桌上,苦口婆心地央求学生老爷,务请光临敝邦。想当年何等威风,如今落得“也罢”局面,竟然焦急得不知道“到何处去”,怎不教人掩面唏嘘也哉。

中文系现在这么狼狈,是残酷的事实,陈媛裕女士的文章代表了中文系学生老爷老奶们的心声,也代表了非中文系,包括全面社会的心声。柏杨先生也早都有这种感觉。我虽然没念过中文系,但察言观色,感同身受,而现在又是靠着在格纸上写字吃饭,更不由得同病相怜。不过翻来覆去地左思右想,似乎事实并不如表面上所显示的那么单纯,有很多节骨眼的地方,值得商量商量。

第一,是近程的,中文系因“不被社会所需要”,出路太窄。“出路”——眼前来说就是吃饭,是中文系满面无光的焦点。不过大学堂跟专科学堂最大不同的是,大学堂设立的目的,不是培养就业人才,而是培养追求更高深学问的基础人才。如果为了就业而上大学堂,那算走错了路。既然谁劝也不听地走错了路,走来走去走不到目的地,还抱怨个啥。中文系自认最佳的前途是当中文教习,这就跟柏杨先生晋见大官一样,还未鞠躬,气已先馁了半截,太小看了自己。夫中文教习当然由师范大学堂担任比较合适,不可以认为凡中文系就一定能教中文,犹如不可以认为凡中国人就一定能教中国话。从前洋大人学中国话,只要是中国人,他就拜师,现在的行情有点大变。柏杨先生有位朋友的太太,言语天才是第一流的,英文版《新约全书》简直能倒着背,在美利坚合众国教洋大人学中国话,每天两个小时下来,就像跟谁打了一架,回家之后,气喘如驴。盖那些洋大人死心眼,三更半夜不睡觉,却听白天课堂上的录音,而且听得仔细,某一句中某个字的发音跟另一句某个字的发音,稍有不同,第二天她就得作满意的,也就是有学理根据的解释。中国人对自己语文语气的高低四声的分辨,一向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洋大人却是逼着她非说出个道理不可。于是有一天,她被赶出大门,只不过她坚持“鸡蛋”就是“鸡蛋”,而洋大人却标准的北京话,非要读成“鸡子(儿)”不可。——去他妈的“鸡子(儿)”,北京话在语尾所加的轻声“儿”韵,实在混帐王八蛋,它把语气搞得既轻佻而又不正经,至少它把庄严的气氛完全破坏。可是洋大人也有他赶人的理论基础。是非且不必管,反正吾友之妻如果是中文系,就不愁没饭吃矣。

陈媛裕女士又叹息外文系可以当英文秘书,中文系却沾不上边。这就要问啦,台北市各衙门或公司,有几个英文秘书哉?职位有限,纵是外文系自己人,也挤得丢盔摞甲。何况“英文秘书”跟“中文秘书”的意义不同,目前所谓英文秘书,不过打字员罢啦,中文秘书却是三号老板。当打字员易,当三号老板那就得狠狠地下点工夫。目前的现象是,英文人人都会挤两句,最香气四溢的是阿拉伯文,谁要是精通阿拉伯文,就跟有一个金矿一样。可是万一中东的石油涸竭啦,又怎么办?也有一位朋友,会葡萄牙语,在巴西大使馆就像太上皇,现在也开始没啥意思。中文系的风光,自有不同。

我们可用“出路”衡量一个系的市场,但不能衡量一个系的价值。师范大学堂中文系的学生老爷,命中注定要当中文教习,其他大学堂中文系就不必流口水。能在一家公司润色稿件,正是一个起步,难道一开始就能写出一部让诺贝尔先生花钱的大作乎?至于待遇太低,嚷这干啥,清汤挂面,无依无靠的朋友,有几个是待遇高的?一个大学堂刚毕业的老爷老奶,就要高待遇,那已经毕业三十年四十年的老家伙,难道白活啦。

中文系又羡又妒的,是外文系见了洋大人,可以咭哩咕噜,有较多的铁机会赚洋银子。其实中文系的只要下三个月的苦功,照样也可以咭哩咕噜。主要的是,千万拜托,别传染上流行性感冒,误以为中国人乃天下第一聪明人,洋大人脑筋都少一条折纹。除了咭哩咕噜外,还得有点结结实实的本领才行,否则只能当保艾,或者给洋大人擦背。如果想博得洋大人的尊敬,中文系也占优势很多。有一个家伙上月抄赴夏威夷大学堂当客座教授,洋银子哗啦哗啦的响,他讲的不是莎士比亚,而是“老庄与禅学”。假使中文系能把《红楼梦》弄出一个体系来,你对自己和对国家的贡献,可大得多也。

不但中文系,任何大学堂刚毕业的学生老爷老奶,都不应该有“大才小用”的心理。“大才”不是毕业出来的,而是追求、苦修、磨练习出来的。薪水太低固然可恨,但薪水太低的结果,绝不铁定产生陈媛裕女士所肯定的“只求棊口,既少有自我鞭策,更少更进一步进修充实的工夫”。恰恰相反的,薪水太高,恐怕反而会产生这种局面。我可不是也赞成低待遇政策,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只是讨论在低待遇政策下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公子才女们总不能天天守株待兔,等钱多啦再发愤图强吧。有些从大学堂刚毕业的朋友,一下子就拿一万两万,它值得羡慕,但并不能保证那就是福。一个没有家累的年轻人,只要还没有饿得躺到马路上哼哼,他就有的是自我充实、自我进修的机会。一定要太监在左边装水烟袋,宫女在右边打扇子,灵感才能被搞出来,才能有盖世之作往外冒,自盘古开天地,可从没有听说过。

要说悲哀,大家一齐悲哀,中文系的悲哀不特别多。理科工科的固可在洋大人之国安家立户,中文系安家立户的机会同样不少,只看你中文的道行如何。只要中国不亡,中文系就永远是一个宝库(即令中国亡啦,像罗马帝国一样不见啦,以中国文化的丰富,中文系更会成为珍宝。)所以,问题不在中文系不中文系,而在你有没有中文系应具备的神通。说句老实话(老实话者,得罪人的话也),目前真正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政治系,中文系实在没有顾影自怜的资格。

第二,远程来看,中文系的受用是无穷无尽的。举个简单明了的例子吧,任何行业的顶尖人物,到了人老珠黄,都要从顶头上“扑通”一声摔下来,学院派谓之“退休”。一旦退了休,他就没得折腾的,只好到街上荡荡,到公园坐坐,晒晒太阳,找找同类,骂骂年轻人把世界搞得不像样,然后瞪眼等阎王爷下请帖。只有中文系朋友,职业上有退休,事业上永远没有退休,即令活到两百岁,只要一纸一笔在手,仍照样驰骋战场,写写回忆,谈谈往事,深入地检讨人生,可为国家,甚至为人类留下无价之宝。吾友冯志翔先生对打发退休生活,有个一点诀。曰:“忙”。但任何系都忙不起来,物理系的总不能在家弄个原子炉,经济系的也总不能在家开个银行,政治系当官的更苦,他总不能在家再充壳子摆架子,吆五喝六吧。只有中文系才有能力“忙”,而且忙得有意义、有成果、有贡献。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但我们只能长话短说,中文是全世界法定的五种言语之一。国家弱啦,语文跟着也就不值钱(法国人为了他们的法文不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国际语文,简直恨入骨髓,以致准备了很多钉子,随时拿出来给不会法语的人碰)。国家强啦,语文的行情就看涨。中文是一个除了西崽之外,谁都不敢轻视的语文,在殖民地型的意识形态中,西崽遍地,隐隐然把美利坚当成祖国,非会英文,跟洋大人拉上关系,简直没得混。但西崽的烦恼是永无止境的,非洲有位作家(偶忘其名),曾在他的大著里,列出英文、俄文、法文、中文、阿拉伯文,认为这五种文字,是世界任何一个学者必修的语文。我们绝不用洋大人乱唬,但这位学者是非洲黑种同胞,就恰可看出中文的份量。柏杨先生可能见不到啦,但陈媛裕女士这一代是可以见得到的,现在中文位置在时代巨潮的头端。我们应该认输的,就应该有勇气认输;不应该认输的,实在不必努力认输。中文系各位老爷老奶,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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