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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孝道和新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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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孝道和新孝道

希腊人把“爱”分为三大类:一曰天伦之爱;一曰夫妻之爱,包括兄弟姐妹之爱;一曰朋友之爱,延伸到对智慧、对正义的热情,和对其他动物、其他事物的喜悦。

天伦之爱和夫妻之爱,猛一瞧是一回事,实际上却不是。这可用一个故事说明:春秋时代,郑国君主姬突先生,要杀他的宰相祭仲先生,就跟另一位大臣雍纠先生密谋如何如何,一切布置停当,只等下手。想不到雍纠先生的妻子是祭仲先生的女儿,知道了这个消息,左右为难起来。这真是人生历程中最可怕的选择,守口如瓶则老爹丧命,透露风声则丈夫挺尸。无可奈何中,她请教老娘曰:“父亲与丈夫哪一个重要?”老娘曰:“爸爸只有一个,而人人都可以当丈夫。”结果是雍纠先生的脖子一刀两断。这位老娘一定是什么大学堂毕业,不然不会有如此高深的学问,一语道破天伦之爱和夫妻之爱基本上的差异。盖夫妻之爱的特质是不稳固兼十分脆弱,谚语曰:“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大多数的海誓山盟,都抵挡不住一场大灾难。天伦之爱则恰恰相反,注定了不管天翻地覆,其爱不变。柏老常想,上帝老爷当初造人时,一定在人身上特别多放了十公斤的天伦之爱,组成一个有天伦之爱的高级社会。一些老爹老娘无穷无尽为儿女牺牲的种种奇怪行为,真教禽兽们大感不解。三○年代一位福建籍的女作家冰心女士,对她娘亲一直深深地怀念,她小时曾问娘亲曰:“你为什么爱我?”娘亲捧着她的小脸曰:“不为什么,只为你是我的女儿。”这就是天伦之爱的特质,为爱而爱,没有条件。儿子腰缠万贯兼学问包天,固然爱得不得了;儿子是个白痴兼穷酸,同样爱得不得了。女儿美丽兼贤慧,又是打狗脱,固然爱之;女儿是个麻子脸兼歪嘴,更爱得不像话。吾友王晓民小妹遭遇那种惨事,父母大人二十年来含辛茹苦,服侍在侧,如果换了丈夫老爷,恐怕早就远走高飞。

中国人更进一步地把天伦之爱加以分类,并分别地加一个专有名词。父母对儿女是一种下倾的爱,名之曰“慈”。儿女对父母是一种上报的爱,名之曰“孝”。就在这种分类上,显示出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大大不同。在洋大人社会,“慈”占着一个拔尖的地位,洋电影焉、洋电视焉、洋小说焉、洋学堂焉、洋家庭焉,到处都有一个幽灵,随时随地耳提面命曰:“爱孩子,爱孩子”。所以有人称美利坚是“儿童的乐园”(下一句就难听啦,曰“老年人的坟墓”,那些被美国儿女接去“奉养”的老爹老娘,似乎忘了下一句)。洋大人很少教孩子们孝的,根据柏杨先生四处打听的结果,英文里好像根本没有“孝”字。这不是说洋大人不知道爱父母,只是说洋大人的文化是以下倾为主的焉。

孝文化是中国的特产,也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以上报为主的文化。夫什么社会,就产生什么模式的道德范畴。中国孝道的源头是中国古老的社会结构——这古老的社会结构,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叶,实在很长。在这种稳定的文化体系中,财产和权力的转移,有赖于老爹老娘的赐予。小子们如果在老爹尊肚上练两个武功,或教老娘当长工,恐怕结局是啥也没有。所以凡是表达中国文化的东西——诸如用文言文写的书,几乎字字行行,也都有一个幽灵随时随地敲打着尊头,喊曰:“孝顺父母,孝顺父母!”而很少提醒老家伙们去研究研究儿童心理。

这种古老的孝道,花样繁多,不能备载,而且随着时间的进展,对年轻人五花八门兼惨不忍睹的要求,也越层出不穷。卫道之士左拼右凑,著成一部巨著,名曰《孝经》。一部书一旦自称或被称为“经”,那就具有谁敢碰它谁就要倒楣的威力。于是不久就把孝道神话起来,认为只要《孝经》一读,孝道一行,人类一切纷争都没有啦,天下非太平不可。西汉王朝时,吾友张角先生,揭竿而起,反抗当时的暴政。就有一位大臣向栩先生,向皇帝老爷建议曰:“不须兴兵,但遣将于黄河向北读《孝经》,贼自消灭。”幸亏皇帝老爷和满朝文武(他们都是把《孝经》读得滚瓜烂熟的朋友),对《孝经》的威力,没有那么大信心。可是,一千五百年后的北洋军阀,却是有这种信心的,他们在他们割据的地盘上,教学生猛念《孝经》,认为《孝经》可以消除年轻人的锐气,可以抵挡正在北伐的国民革命。

因为要研究孝道,所以不得不往古回溯回溯,否则就没有根啦。学问庞大之士写文章,都是如此,称这为历史背景。柏老正力争上游,不得不努力效法,为的是用不着拉嗓门喊叫,阁下就可看出,我们所建议的新孝道——解决两头利刃的方法,跟古孝道大大不一样。古孝道的精神是“为父母活着”和“为祖宗活着”,主要的在保护老一辈,老一辈势如泰山压顶,有百是而无一非——君不见有句话乎:“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年轻人被束缚得连牙都不敢痛。就在一九一○年代,终于激起了“非孝”的反动。现在我们说的孝道,非只是为了保持老一辈,也是为了保护小一辈,保护社会的安全,和保护人类的延续。所以不是开倒车,更不会开到月台上,我们的孝道有新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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