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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母亲
我的母亲王志筠,一九一零年出生在沈阳小河沿一个基督教家庭。她的父亲只
是个小商人,并不富有。
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后,在许多地方都创办了教会学校以及医院和孤儿院等福利
机构。
母亲仅十五个月大的时候,由于霍乱的流行,双亲相继去世,留下的五名子女,
生活陷入了困顿。我的大舅去山东投靠了他的二伯父,也就是我的二舅爷。十六岁
的大姨当时已在教会学校寄宿,于是,二舅和二姨也随同大姨住校,他们三人全由
教会收养。才一岁出头的母亲,留在了大舅爷家。大舅爷也是小商人,已有两个儿
子,生活非常拮据。母亲在那里只住到五岁,也由教会收养,去了坤光小学。“穷
人的孩子早当家”,从此,一切生活杂事全靠母亲自己料理了。
早年,坤光小学是沈阳非常有名的一所教会学校,除中学部以外,还有小学部
和幼儿园。母亲深感求学不易,学业自然加倍努力,成绩也相当出色。在坤光小学
毕业后,她半工半读,在幼儿园帮忙并在小学二、三年级兼音乐课,还在中学部跟
班读书。
坤光小学的校长是个英国人,幼教工作者,她教母亲教育学、心理学、教授法
和弹琴。后来,很有艺术天分、酷爱音乐、又喜欢孩子的母亲,以初中同等学历及
向坤光小学借贷并承诺学成回校任教来偿还贷款的方式,历时两年,得到了沈阳崇
正女子师范学校幼师的毕业证书,日后,成了一名杰出的幼教工作者。
母亲的一生,得助于教会颇多,精神上寄托于“主”颇多。
“文革”中,反右时被“内定右派”的父亲进了学习班;大哥远在西安;“老
三届”的妹妹大曼被分配到东北嫩江达斡尔族地区插队;仅二十出头的我被打成
“现行反革命”,进了单位的“牛棚”;刚初中毕业的小弟大谷也被打成“反革命”,
甚至被拘留数年。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批评共产党搞“党天下”的民主党派人士,都成
了国家级的大右派。民盟负责人章伯钧和罗隆基更被打成“章、罗反党联盟”,当
时,他们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老少皆知。
“文革”期间,刚初中毕业的小弟被分配到首钢河北迁安铁矿当装卸工。一九
六八年,就在我被打成“反革命”不久,小弟也突然出了事。听说因为小弟刚巧是
位国家级大右派之子在北京二十五中的同学,而那位右派之子由于屈打而成招,他
的许多同班同学都被供成是“反革命小集团成员”,有的还判了死刑。小弟被说成
是“情报部长”的根据,仅仅因为我家有一本“文革”前在书店里买来的《情报术》,
一本薄薄的译本。为此,我的小弟,一个才十几岁的孩子,先是在首钢被隔离审查
和批斗,后来又被大兴县胡同的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拘留。
我永远不会忘记白发苍苍的母亲在凛冽的寒风中缓缓而行,去给幼子送冬衣、
送粮票、送饭费的佝偻的背影。月月年年,这一送就是四年。
在那压抑的年代,我这个“炮打”了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还被专案组
归为最具危险性的“内定一类”。母亲多次对我说:“信主吧!向主祷告吧!我的
朋友们都在为你祷告。”有一次,她还执意带我去了她的陈大姐家。陈大姐是位医
生,她把手放在我的头顶上,我不懂这是在做什么,但却十分虔诚。在那无助无奈
的境遇中,我真的希望有个能够救助我的“卞。
“文革”时代的中国,信奉基督教,做礼拜,可能会惹来很大的麻烦,但母亲
常去陈大姐家,那可能就是所谓中国的“地下教会”。不言而喻,帮助安分守己、
与世无争的母亲度过人生中一桩桩磨难的精神支柱,就是她心中万能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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