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刘少奇 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选定的第一位接班人。 中国工人的总代表 刘少奇原名刘绍选，字谓璜。1898年11月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离毛泽东的出身地韶 山冲不远。1919年至1920年间，先后在长沙高等中学、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留法预备班、 上海外国语学社等学校学习。在长沙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8月，刘少奇与任弼时、 肖劲光等在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的同学一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经上海共 产主义小组介绍，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2年，刘少奇回国，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不久被派到湖南，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 （书记是毛泽东）。9月，被派往安源，和李立三一起领导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 在刘少奇到安源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和李立三曾到安源 “考察情形，开始活动”，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建立了党、团组织。1922年5月1日， 又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为主任。俱乐部的宗旨是：“保护工人的利益， 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到9月间，部员发展到700多人。 安源路矿当局深感组织起来的工人所带来的威胁，于是千方百计地图谋封禁俱乐部。 他们见威吓不灵，利诱无效，就采取高压手段。9月7日，路矿当局勾结军阀诬蔑俱乐部 是“乱党机关”，禀请赣西镇守使萧安国“以武力封禁”。这一举动激怒了广大工人， 加之矿局拖欠工人工资，物价飞涨，工人生活痛苦不堪，使群众的反抗情绪到了无法抑 制的地步，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时，再次亲临安源考察后返回长沙的毛泽东，深感安源工人的斗争影响着湖南以 至全国的形势，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因此必须派一名“得力的人去安源”，协助李立 三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究竟派谁去呢？经中共湘区委员会慎重研究，认为派刘少奇 去“最合适”。 1922年春，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1921年8月在上海 成立。它的任务：“发动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 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 这时候，刘少奇年仅24岁，风华正茂。在苏俄学习期间，他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 已不能统治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处在这个时代的 人，应以无穷的希望去促进这段历史。经过反复思索，他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 择，确立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革命志向。他对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有火一样的热情， 表示回国后愿意从事工人运动。 1922年夏，刘少奇奉调去湖南。这是当时全国工人运动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他先是 在粤汉铁路做工人工作，后和李立三等发动长沙泥木工人的反抗运动，并建立了长沙土 木工会。 刘少奇去安源的前夜，毛泽东约他到长沙清水塘作了一次长谈。毛泽东从安源工人 的痛苦生活，谈到安源工人渴望解放的要求，从对工人进行革命的启蒙思想教育，谈到 组织工人革命团体，从国内外形势，谈到领导安源工人罢工的具体策略和方法。毛泽东 希望刘少奇依靠安源的党组织和广大工人群众开展工作。这次长谈之后，刘少奇带着重 托于9月11日到达安源。 mpanel(1); 刘少奇到安源后，下矿井，进工厂，与工人促膝谈心，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的 觉悟，鼓励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与此同时，他协助李立三研究和部署了罢工的计划。 就在刘少奇抵达安源的当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函路矿当局，提出3项要求： （一）路矿当局须呈请行政厅出告示保护俱乐部。 （二）路矿当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200元。 （三）从前积欠工人存饷限7日内发清。 同时提出：限路矿当局两日内完全答复，“如不圆满答复，即行罢工”。 9月12日，路矿当局做出答复，表示前两项要求可以解决，至于第三项，则借口公司 亏损、财政困难予以拒绝。工人甚为不满。于是俱乐部进一步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剥削 等条件，要求当局在限定的时间内再作出圆满答复。同时做好各种准备，如当局拒不答 复和接受有关条件，就以罢工相对抗。 当晚，工人俱乐部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罢工问题。李立三说：“干是一定要干的。 不过斗争要讲策略。罢工能不能胜利，主要看大家团结得怎么样，有没有信心。”接着， 刘少奇发言说：“只要我们团结得紧，莫说要矿局发清欠饷，就是打天下也办得到。” 刘少奇分析了安源的情况，认为已经具备了罢工的条件：第一、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工 人罢工的胜利给安源工人以很大的鼓舞，群众的情绪很高，斗争决心很大；第二、俱乐 部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只要俱乐部一发动，绝大多数工人都会行动起来；第三、敌人 是害怕罢工的，路矿当局的后台是帝国主义，它们是不敢得罪帝国主义的，一旦我们一 罢工，煤挖不出，它们在帝国主义面前就交不了差。会议决定成立罢工总指挥部，李立 三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长住俱乐部应付一切”，负责与各方面联系、谈判。 正在这时，工人俱乐部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声援电，鼓励安源工人“努力作 最后的对峙，不要为官威所降服！”同时又收到毛泽东的来信。信的大意是：罢工胜利 的条件，首先是工人群众要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 和支持。因此，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罢工口号。根据这 个指示，李立三、刘少奇在共同研究后，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 这个口号既激励了工人的战斗决心，又博得了社会各方面的同情。 紧急会议结束后，俱乐部通过各种形式，紧张地进行罢工的最后准备。当时的安源， 帮会很多，其中以洪帮势力最大，其头目都是矿上的工头，他们在镇上开有赌场、鸦片 烟馆和妓院。洪帮以“义气”、“保护穷人”、“为穷人谋幸福”等口号欺骗工人，在 俱乐部成立以前，不少工人为寻求保护而加入了洪帮。刘少奇认为：帮会有两面性，有 野蛮、愚昧的落后一面，又有讲义气的积极一面，我们可以争取他们，利用他们积极的 一面。为此，刘少奇和李立三积极地做洪帮头目的工作，争取他们不做破坏罢工的事情， 收到了成效。 同时，刘少奇十分重视加强工人内部的组织工作。在俱乐部召开的工人代表会议上， 刘少奇讲述了齐心团结、维持秩序的重要性，要求各处工人代表把工人组织起来。他问 洋炉炼焦处工人代表袁品高：“你一个拉得拢十个人吗？工人们都能齐心吗？”袁品高 回答说：“你放心，我担保。”各处工人代表表示，要听从俱乐部的指挥，担保自己所 在部门的工友能够齐心，能够维持秩序，并声言在罢工期内，各工友的举动，当比平时 更加文明，维持的方法应当是各归住房而不外出。 9月13日晚，路矿当局对于俱乐部再次提出的要求，仍不予答复。要求萍乡县颁发的 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也未送达。 午夜12时，俱乐部断然发出罢工命令。火车汽笛呜―呜―呜的长鸣声，响彻巍巍的 安源山。由萍乡开往株洲的首次列车先行停开，工人们将车头及机车水柜等各种重要机 件完全卸下，并通知机务处各工友，次日早晨不放进班号。 9月14日凌晨3时，矿局东平巷的供电忽然中断，井里的电灯全部熄灭，运炭电车不 能开动。窿内工人如潮水般涌至窿外，高举着斧头、岩尖，高呼：“罢工！罢工！” “工人要活命！”“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口号声震天动地。 工人们出窿后，罢工监察队员即用树枝、煤桶、坑木等将窿口填塞。俱乐部早已通 知当天4点钟接班的工人不要进班，并派人在各窿口把守。矿井各窿口都竖着一面大旗， 上书“罢工”两个大字。 14日上午，安源路矿大罢工按既定部署全部实现。除关系矿区安全和生活的锅炉房 和电机处照常工作外，洗煤台、制造厂、修理厂、炼焦处等都停止了工作。 工人俱乐部发表了《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宣言写道： “我们要活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 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 问题不发生关系的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 宣言还提出17项要求条件，主要内容是：俱乐部改为工会，路矿当局承认工会有代 表工人向路矿当局交涉之权；今后路矿当局开除工人，须得工会之同意；从前积欠工人 的存饷，一律发给；罢工期间工钱照发；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工人每日工资在4角 以下者，须增加2角等。 工人俱乐部将上述条件用公函递送路矿当局，并提出：“如欲调商，请即派遣正式 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 罢工斗争一开始就进行得坚决而有秩序。工人们听从统一指挥，一律各归住房。监 察队员手持俱乐部旗帜，佩戴红袖章，拿着铁棍等器具，在街市及工厂附近巡逻，维持 秩序。各处墙壁贴满俱乐部布告，有“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及“各归住房，不得扰 乱”等语。 罢工后的安源，显得一片定静，但却酝酿着一场尖锐的斗争。 路矿当局施展种种阴谋诡计，企图破坏和镇压罢工。先是由工头出面，以亲朋好友 关系，出高价诱惑、收买一些工人入窿工作。这一阴谋被监察队制止，未能得逞。之后， 他们又悬赏600块大洋，密遣暗探刺杀李立三。工人们严加护卫，使敌人无法下手。于是， 路矿当局一面请赣西镇守使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设立戒严司令部，任命李鸿程为戒 严司令，妄图实行武力镇压；一面又请商会出面调停，欲使罢工自动停止。 9月14日下午，商会代表谢岚舫和地方绅士陈盛芳来到工人俱乐部，表示愿为调停人， 促请双方协商解决罢工风潮。 刘少奇出面接待，提出以17条要求为基础进行协商。 当晚，谢、陈带来路矿当局的回话：“路矿当局对于工人所要求各条，皆可承认； 但现时做不到，请先邀工人开工，再慢慢磋商条件。”刘少奇当即严正指出：“工人所 希望的在于解决目前生活问题，若路矿当局不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下手，徒用一句滑 稽空言作回话，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 9月15日，路矿当局派全权代表到商会，邀请李立三去谈判。谈判中，当局仍坚持先 开工后商条件为辞，工人方面严辞拒绝。谈判无结果。 第二天早晨，绅商学界来信劝工人让步先开工。俱乐部发表宣言，明确表示路矿当 局“不承认条件无说话之余地”。 9月16日下午，路矿两局派人来到工人俱乐部，请工人代表去戒严司令部商量解决办 法。 来人一进门便大声喝问：“谁是工人代表？戒严司令部请他”。 刘少奇挺身而出，声音宏亮地回答道：“我就是工人代表。”说完，叫来人引路， 往戒严司令部走去。 工人群众担心自己的代表受到迫害，对刘少奇说：“他们不安好心，你不能去。” 刘少奇解释说：“请大家放心，我会注意的。我们不去谈判，资本家反会说我们无 理，我们就会上他们的当。我们正好利用这个谈判机会，同他们面对面的进行说理斗争。” 有位老工人说：“你去戒严司令部谈判，他们会害你，这是入虎穴啊！” “不要紧。我为大家办事，就是死了也光荣。”刘少奇毫不犹豫地说。 戒严司令部设在矿局公事房内，戒备森严。台阶两边，架着机关枪，楼梯口、走廊 里，都有士兵站岗，真是如临大敌。刘少奇赤手空拳，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跨入戒严司 令部，与戒严司令李鸿程开始了谈判。 李鸿程先是假装客气地询问罢工过程，并做了一番劝导，然后张口追问：“你们俱 乐部为什么要鼓动工人作乱？”刘少奇毫不畏惧，反问道：“你们究竟是谈判，还是审 问？ 是要解决问题，还是要把问题越搞越大？” 李鸿程以命令的口气说：“请工人先上工，路局每日先开火车两次。” 刘少奇断然回答说：“这不能答应。不从磋商条件入手，无解决的希望。” 李鸿程立刻现出本来面目，威逼说：“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你这个代表先行正法！” 刘少奇毫不为之所动，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如不能达到万余工人的要求，虽把我 斫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 戒严司令吼叫起来说：“我对万余工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万余军队在这儿！” 刘少奇愤然说道：“那就请你下令制裁去！” 稍后，副矿长舒楚生来到，与刘少奇说了些工人罢工无理的话，要求工人即时上工。 刘少奇请其磋商条件，舒楚生不肯。 这时候，外面喧声如雷。数千工人把司令部包围了，提出请代表出来，有事请司令 和矿长到俱乐部商量。 刘少奇出外向大家解释说：“工友们！现在正在谈判，请大家耐心等一等。”然后 进戒严司令部继续谈判。 最后，李鸿程以调和的口气说：“请代表下午再来这里商量。” 刘少奇当即厉声说：“若不磋商条件，即可以不来；至于说用别的方法可以解决， 请你们把我斫碎罢！”说时怒不可遏。 刘少奇在谈判中临危不惧，宁死不屈，表现了他作为工人总代表的胆识与才干，也 表现了他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工人们称赞刘少奇“浑身都是胆， 真是我们工人的好领袖”。当年安源工人集体创作的歌谣《劳工记》中有这样几句词： “少奇同志好胆量，我往矿局去一趟。 代表全体众工人，见机而作把事行。” “明知山中出猛虎，岂肯贪生又怕死。 偏偏要向虎山行，贪生怕死枉为人。 少奇下了坚决心，特到安源办工运。 任他把我为甚难，不畏汤火与刀山。” 9月17日，发电厂抽水机和打风机房因燃料用完而有停机的危险。一旦停机，所有矿 井都将报废。路矿当局迫于工人群众的威势，不得不软了下来，答应继续与工人代表 “从事磋商条件”的谈判。 9月18日上午9时，路矿当局全权代表与工人俱乐部代表在达成的13项协议上签字。 路矿当局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答应了发清拖欠的工资、罢工期间工资照发、 少量提高工资等要求。至此，历时5天的大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 当天，萍乡安源路矿工人发表《上工宣言》。宣言说： “罢工胜利了！气也出来了！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 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宣告上工。” “我们这次罢工的‘秩序、齐心、勇敢’，要算是我们神圣精神的表现。各界的朋 友们！你们不要说工人无知识呵！” “我们这次罢工，是安源工人出头的第一日，我们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 为我们自己的权利去奋斗！” 9月18日下午，1万多工人涌到大操场，举行罢工胜利庆祝大会。李立三在宣布胜利 成果后发表演说称：“我们这一次罢工胜利，全在各位齐心。希望各位将此种精神永远 保持着。”接着，刘少奇讲话。他说：“工友们，这次罢工，我们胜利了。这是大家团 结一致，斗争坚决的结果。但是，这次胜利，仅仅是个开始。我们要继续团结，共同战 斗下去，争取更大的胜利。”全场掌声雷动。工人们执帽欢呼：“劳工万岁！”“罢工 胜利万岁！”口号声和爆竹声汇成一片，显示了工人团结的力量。 会后，由李立三、刘少奇为前导，工人群众举行大游行。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 中。刘少奇说：这一次大罢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未伤 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 安源工人大罢工的胜利，不仅对当时湖南工人运动有很大的鼓舞，而且对全国工人运动 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初露才华 1922年10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改组，李立三任俱乐部总主任，朱少连任路局主 任，刘少奇任窿外主任，余江涛任窿内主任。1923年4月，李立三调离安源，刘少奇代理 俱乐部总主任兼窿内主任。8月16日，俱乐部改选，刘少奇当选为总主任，全面负责安源 工运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少奇在安源工人运动中的决策作用日渐突出。他井井有 条地而又富于创造性地工作，引导全体工友向劳工解放运动的正确道路前进”。 1923年9月，工人俱乐部举行罢工胜利一周年庆祝活动，刘少奇发表题为《对俱乐部 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的演讲，提出了安源工人今后的任务。他说：“社会改造的 步骤，我们所主张的是：（一）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 力；（二）实行夺取政权，用政治的力量消除社会一切阶级的压迫――人的压迫；（三） 在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减少人类所受自然的压迫。”刘少奇认为， 后两项“是我们无产阶级终极的目的”，前一项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他指出：安源 工人俱乐部当时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努力建设与进行内部整顿，以稳固并扩大 安源团体的基础；（二）扩大组织，由安源地方的组织进而为全国的组织；（三）训育 部员，提高工人阶级的知识并训练工人做事的能力。 自大罢工胜利后，有更多的安源工人加入俱乐部，部员很快发展到1．2万多人。当 时全国矿工加入工会组织的共有2．6万多人，其中安源工会会员就占了近一半。刘少奇 认为，“工会的组织必须十分严密，极有系统”。为此，他主持制订了《安源路矿工人 俱乐部总章》，规定：俱乐部的基本组织为十人团，即部员每10人（或10人以下）联成 一团，选举十代表1人；再由10个（或10个以下）十人团选举百代表1人；每工作处选举 总代表1人。百代表、总代表由各处十代表选举之。由各处总代表组成最高代表会，为俱 乐部最高决议机关；由各百代表组织的百代表会议，为俱乐部复决机关。由全体百代表 会议选举总主任、路局主任、窿外主任和窿内主任，组织主任团，总理俱乐部一切事务， 对外为俱乐部全权代表。在各级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主任团为俱乐部最高机关。主任团 下设干事会，作为俱乐部的办事机构。“总章”施行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按照“民 主的集权制”原则，把工人群众更加严密地组织起来，团结战斗，成为当时全国“组织 最好的工会”之一。 自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各地工会差不多都被封闭，或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搞 秘密活动。在阴霾密布的白色恐怖的大气候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却搞得有声有色， 以雄伟的姿态巍然独存，成为全国工人运动低潮时期“硕果仅存”的“世外桃源”。 在大罢工胜利后的安源，工人俱乐部打破包工制，为工人群众谋得了一大福利。过 去，安源煤矿实行包工制，窿内煤工、炼焦工等由矿局包与工头，工资以银元数计，而 工头发给工人工资时则以铜元数计。工头每月剥削所得，有银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 者，超过工人工资好几倍。罢工胜利后，俱乐部废除了包工制，实行合作制，议定合作 条规，将窿工处及窿外各处包工都由工人合作，窿工处工头每月工资自10元起至30元止， 工人工资照罢工时条约规定不改，其余各项消耗归合作帐内开支，所有红利工头占15％， 管班占5％，其余80％由工人平分。这样，实行了20多年的包工制破天荒地被完全打破了。 大罢工胜利后，工人俱乐部创办了不少的文化福利事业。设立工人学校7所，对工人 “专事主义与政治上之训练”，“工友们得到必需知识，促进改革社会的精神”，经常 参加学习的工人子弟学生有700多人，工人补习学生有600多人。还有工人读书处5处，工 人图书馆1所。建筑大讲演厅1所，能坐听2000人，购买房产3栋，并有化装讲演，各种游 艺活动。组织青年部，作为掌管青年工人教育的机构。还有经常纠察团、裁判委员会等。 并办有消费合作社2所，资本2万元。这样，安源的工人做完了工，可以读书，可以看戏， 可以听讲，又可以参加各种游艺活动。子弟读书不要钱，社会秩序有纠察团维持，不受 军警的蹂躏。犯事有自己的裁判委员会裁判，不致受腐败法庭的虐待。青年工人有青年 部进行游戏教育，不致年长失学。买东西有合作社，不致受商人的中间剥削。 大罢工胜利后，工人俱乐部继续组织各种革命活动。如举行“二七”纪念、“五一” 纪念、罢工胜利纪念、十月革命纪念等集会或示威游行。每次集会及游行，群众精神异 常振作，秩序异常整齐严肃，旗帜、口号、呼声等，莫不惊振一时。 取得罢工胜利的安源工人还大力支援各地的工人斗争。如从经济上援助唐山、京汉、 水口山、汉阳铁厂等处失业工人近2000元；援助株洲、长沙等地水灾难民1000多元。安 源工人俱乐部并联络汉阳钢铁厂、汉阳轮驳工会、大冶铁厂工人俱乐部、下陆铁厂工人 俱乐部，于1922年12月成立了汉冶萍总工会，后又加入全国铁路总工会，“开中国劳动 运动未有之创举”，为恢复和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作出了贡献。大罢工胜利后，安源的党 团组织也有了发展。到1923年底，共产党员由罢工前的10多人发展到60人左右。1925年 5月，安源有党支部15个，党员增加到300多人，约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1B3。1925年， 安源的团支部发展到36个，团员有400多人。 为了培训党员，1923年冬，安源办起了党校，由刘少奇兼任校长。校址设在三十间 房子（地名）。1924年冬，党团校合办，设初级班和高级班，初级班招收工人党团员， 高级班主要培训学生党团员。学员结业后，有的被送去广州黄埔军校或农民运动讲习所 学习，多数被派往工厂、农村开展革命工作，对各地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罢工斗争的胜利，使安源工人的生活有了改善，地位大大提高，工会有最高的权力， 并且有法庭，有武装，能指挥当地的警察及监狱等。但是，在胜利的喜悦中，出现了新 的问题。许多工人头脑发热，在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全国工运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还要盲 目行动，以致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例如，要求再增加工资，超过了实际可能的程度；自 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12小时减至4小时，以致随便提前下班或自由旷工；不听管理人员、 工头指挥，自由行动；要求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会范围内的事。一 些职员、工头则借机制造事端，对工作故意不负责任，任凭工人自由行动，把事情做坏， 使产量下降，然后煽动说：“工人们要这样，现在有工人俱乐部领导，我们管不着工人 了。”将生产减低的责任推给俱乐部。路矿当局则借此向工人施加压力。当时在二七罢 工失败以后，资本家与军阀勾结向工人进攻，反动势力弥漫全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独自为战，犹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实行退却与防御的方针，然而工人要 求进攻。这种情形使刘少奇“苦闷欲死”。 为了忠实于工人的长远利益，刘少奇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具体的环境条件，确定了安 源工人运动“立取守势”的策略，劝戒工人不要骄傲，不要乱动，竭力团结内部，防止 资本家的进攻；同时，对资本家的破坏，奋斗到底，毫不退缩。刘少奇认为，当时最重 要的是教育工人“认清自己阶级的地位和真实目的”。 刘少奇指出，争得工人直接的利益，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并不是工人运动的最终 目的，而是“使大家认识阶级的利害而结合团体的一种手段”。他认为，这种经济斗争， 从工人将来的全部的利益看来是很小的，但是，我们必须从这种利益很小的运动做起， 使工人从切身利益中看见利害，“划清资本家与工人之界限，使工人阶级自觉的团结起 来”。 刘少奇强调，工人不能为部分的暂时的利益而妨害长久的整个阶级的利益。在一定 的条件下，经济要求应有最高限度，不要以为要求越高越好，更不能因为工人俱乐部是 “青天衙门”，就不顾一切地“事事冒险直冲”，“盲目的奋斗”。刘少奇指出，除保 障工人利益外，“提倡工人自治，促进实业进步，在工作上服从职员责任范围内之正当 指挥，都是俱乐部的主要任务”。当时首要的一条，就是要遵守协议，保证矿区产量， 消除资本家制造事端的借口。 1923年夏，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邀集各处总代表与矿局矿师、总管段长等召开联席 会议，共商整顿矿局生产的办法，刘少奇在会上依据调查得来的材料指出：煤矿出产减 少的原因，第一为缺桶；第二为工头职员在工作上太不负责；第三为一部分工人见工头 职员完全不负责，不服指挥。他要求矿局采取补救办法，如添制新桶，赶修烂桶，严令 各工头职员在工作上切实负责。同时，要求俱乐部教育工人在工作上服从工头职员在其 责任范围内的正当指挥。1924年6月和11月，刘少奇又先后写了《救护汉冶萍公司》和 《整顿萍矿意见书》，提出了改善经营管理、增加生产的建议，这是后话。联席会议后， 安源煤矿的生产很快恢复到正常水平，产量逐步上升。 刘少奇以正确的策略武装工人，使刚刚兴起的安源工人运动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1922年9月的大罢工胜利后，安源工人不但没有被资本家夺走其已争得的利益，而且还取 得不少新的胜利。 大罢工胜利不久，1922年12月23日下午，刘少奇即与窿内主任余江涛去找矿长李寿 铨（镜澄）交涉，谈工人要求加发半月工资的事情。因为大罢工时劳资双方达成的13项 协议中有“每年12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一条，这时工人即向矿 局要求发给年终夹薪。12月25日，矿长约见刘少奇等说：“矿局经济困难，难于照发”。 并要刘少奇劝导工人“勿再要求”。后几经交涉，路矿当局尚不能圆满答复。且11、12 月的工资亦以经济困难为由拖着不发。工人俱乐部坚持文明交涉，提出月饷可待下月再 发，先发年终夹薪，矿局亦不承认。于是，工人群众十分气愤，以致要以怠工相对抗。 至1923年1月中旬，矿局同意先发夹薪的一半，其余一半夹薪待后缓发；上年11、12月份 工资移至下月初发。 索饷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3年6月，路矿当局私自给少数亲近的工人增加工资，引起多数工人的不满。工人 俱乐部认为这样做不合理，于是提出“要增一起增”的要求。路矿当局以经济困难为理 由，不同意普遍增资。从6月11日起，刘少奇多次代表工人俱乐部找矿长李寿铨磋商。7 月11日，他与矿局代表签订了协议条件。具体内容是： 一、凡薪资每日在1元以上之工人，上年罢工时未增工资者，照原薪增加5％。 二、矿局每月津贴工人俱乐部经费1000元（原有200之津贴在内）。从1923年7月起 付给。 三、矿局以后增加工人工资，须通知俱乐部。 四、矿局对于学徒，每年须考查其成绩一次。 五、俱乐部对于矿局出产应竭力维持，照现人数，每日平均出产额达到2300吨以上 之数目。 六、矿局所订工人通（遵）守规则，无论何处工人，皆应共同遵守。如有违犯，照 该规则办理。 七、以后工人如有事项，应由俱乐部主任团与矿局 接洽，不得动辄聚众喧扰要挟，并不得动辄罢工妨碍工作，有此项情形，应由俱乐 部负责。 1924年7月以后，矿局又施出拖欠工资的老办法来困迫工人。到当年年终，矿局不仅 拖欠工人11、12月份的工资不发，且要取消年终夹薪。1925年1月7日，安源路矿工人俱 乐部发《快邮代电》，申明要“向矿局索取夹饷，给清积欠工资，非达到目的不止”。 1925年1月15日，刘少奇领导安源工人举行第二次大罢工。 在罢工之前，路矿工人俱乐部先礼后兵，向矿局提出要求：（一）当欠饷未发清时， 萍矿运往汉冶及轮驳的焦煤一概停运，若售卖以发工饷者，则照常运驶；（二）当欠饷 未发清时，须多煤售卖以发工饷，饷未清时或以后工饷无着时，得将此办法延长，卖煤 之经济，并须公开；（三）欠饷每月2分5之息，须1月15日算起。矿局对工人的要求不加 理睬。1月15日，根据工人俱乐部的命令，安源工人举行罢工，拒绝运焦煤。 罢工两天后，资本家被工人包围，只得请求与工人代表谈判。于是刘少奇代表工人 俱乐部与矿局代表进行了谈判，使矿局答应在两星期内发清欠饷，照发年终夹薪。安源 工人的斗争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工人阶级最奋发的战士 1925年春，刘少奇作为汉冶萍总工会的代表前往广州，参加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 动大会的工作。 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刘少奇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在 会上作《关于工人阶级与政治问题议案》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 济斗争、组织问题、工农联合等30多个决议案。这些议案多是刘少奇起草的。大会决定 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选举林伟民为全总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邓 培、郑绎生为副委员长。 会后不久，刘少奇受全总的委派，到上海筹建全总上海办事处。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1925年5月15日，日本资本家镇压上海工人罢工，枪杀了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 共产党员顾正红。这是五卅运动的导火线。1939年5月，刘少奇在延安工人学校做以《中 国职工管理简史》为题的讲演时，回顾了这个事件发生后的情形。他说： “那时，我们用一切方法去动员群众，拿被打伤者的血衣及被打死的工人照片，到 学校去做鼓动工作，结果各学校、工厂都决定，五月卅日这一天动员群众上街，召集群 众开会，号召上海市各界起来援助工人。学生的一支宣传队走到南京路，英国巡捕施行 逮捕，结果大家包围巡捕房，迎捕房下令开枪，打死了许多中国人。当时我们提出的口 号是要求工人罢工自由，要为顾正红伸冤，反对交易所等，这便是南京路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后，青岛、汉口、九江等地又相继发生帝国主义军队屠杀中国民众的 惨案。 1925年6月1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宝山里2号挂牌办公，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 总务科主任（相当于秘书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7月6日，全总上海办事处在闸北宝通路顺泰里正式成立，由 刘少奇总负责，领导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工会工作。 上海总工会成立的当天，就发表了宣言及告全体工友书，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并 宣布全市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反 帝风暴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刘少奇曾经生动地描述上海“三罢”斗争的情景： “此时，上海工厂无人作工，商店罢市，轮渡不通，车马断绝，交通为之梗阻。此 时的上海，真的陷入荒凉恐怖之境况。同时上海学生也一律罢课，即各教会学校也都加 入。那时我们到上海马路上一看，只见满街贴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图画；处 处都有游行的、演讲的、募捐的、演戏的，闹个不休，个个人都忙着反帝国主义的工作。” 正当反帝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资产阶级由动摇走向妥协。6月19日，上海总商会宣 布，将于6月26日单独提前开市。当天晚，刘少奇主持召开上海总工会代表大会，讨论对 付上海总商会开市的态度和办法。到会的有60多个工会的代表130多人。大会议决：不管 商界开市与否，工界决不依赖，要坚持罢工到底，6月25日，上海总工会发出通告，号召 工人坚持罢工。“不得总工会命令，不得（达）完满目的，则头可断，工不可上！” 6月末商界开市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开始集中力量镇压工人运动。 8月22日下午5时许，上海工团联合会指派工贼、流氓数十人，手持刀枪、铁棒等凶 器，冲入上海总工会，捣毁办公室，当场打伤职员8人，并图谋抓捕李立三和刘少奇。他 们四处寻找，但没有找到。 原来，刘少奇早有警觉，迅速把文件、帐册收拾好，便离开总工会，去向中央报告 了。李立三也在工人的掩护下，从房顶上出去报警了。 及至工人纠察队赶来，工贼、流氓匆忙逃窜。 从8月初开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人先后开市，学生因放暑假纷纷离校，工人 只能孤军奋战。为了保存力量，巩固既有成果，上海总工会决定改变策略，以经济的要 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有领导地有组织地复工。8月10日，上海总工会发 表宣言，提出了9项复工条件： （一）无条件交回上海会审公堂； （二）租界内（有）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 （三）租界华人须与外人有同等参政权利； （四）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之权，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 （五）工人复工，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六）发给罢工期间工资50％； （七）增加工资15％，工资一律发给大洋； （八）优待工人，尤须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条件； （九）赔偿死伤学生、工人。 当时，有些工人对复工想不通。刘少奇便深入工厂，耐心地做说服解释工作。8月2 9日，刘少奇出席华商纱厂代表会议。他在会上讲话时指出：华商纱厂快要开工，开工以 前，必须对厂主提出一些要求，否则，厂主将会有不利于工人及工会积极分子的举动， 但是，所提条件应当能够做得到，与其提出厉害的条件来不得解决，不如先提较低的条 件，以得到胜利。 9月间，经各厂工会同厂方交涉，复工条件得到部分实现。大多数工厂先后复工。 这时，刘少奇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强工会组织建设的任务。9月12日，他在召集日商工 厂代表会议时说：我们这次罢工取得了胜利，现在要进厂做工了；但各工友不要以为有 了工会就骄傲起来，因为现在我们的工会还未十分稳固，现在资本家还是想使用种种手 段来破坏。所以，我们要对工会加以整顿，努力使工会更加坚固。 9月18日，奉系军阀封闭上海总工会，并下令通缉刘少奇。面对反动派的镇压、迫害， 刘少奇毫不畏惧，更是出生入死，继续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英勇战斗。旋因工作繁重， 积劳成疾，患了肺病，但仍然抱病坚持工作。11月间，他的病情加重，不得不离开上海， 回原籍湖南养病。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人在1968年提出的对刘少奇的所谓《审查报告》 中，诬蔑刘少奇在五卅运动后“畏惧斗争”，“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 “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 刘少奇当时离开上海去长沙的原因，从当时报刊上的大量报道即可以得到回答。 1925年10月16日出版的《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发表了题为《刘少奇的奋斗》的报道： “本会总务科正主任刘少奇在本会未被封以前，早就患重病在身，但因工人利益要 紧，宁肯牺牲个人，抱病工作。自本会被封后，因工作过劳，病势更重。而刘少奇不仅 不因病辞工，更日夜不休息片刻，检阅各种稿件，亲往工人群（众）家中接洽各项事件。 昨日刘君与某工友云，如果真正为工友奋斗，替工人谋利益的人，并不在平日工人组织 公开的时候，看他的工作如何，而在最紧急的时候，看他努力不努力为断，而某工友异 常钦佩刘君奋斗的精神。” 另有1925年11月19日上海英国（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英文报纸）刊登的一 份情报说： “昨晚6时约7名罢工鼓动者，包括刘华（当时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引者注）在 闸北谭子湾三德里31弄32号碰头。刘华说：原总工会成员刘少奇在罢工斗争中很积极， 现在病的很重。已经和他的家眷回湖南去了。” 这些记载，足以戳穿林彪、江青一伙人的谎言，从侧面证实刘少奇在革命斗争中的 表现。 刘少奇回长沙后，于1925年12月16日被军阀赵恒惕逮捕。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全国各 地各界团体纷纷通电救援。这样的通电，有时一天多达40多分。全总致电赵恒惕说：刘 少奇“历年尽瘁爱国运动，为工人群众所爱戴”。在五卅运动中，他“更废寝忘餐从事 奔走，号召国人为救国运动，以全力为罢工工人后盾，爱国热诚，举国同钦。”电报谴 责赵恒惕，要求即速释放刘少奇。 经多方营救，刘少奇于1926年1月16日获释出狱，但被赵恒惕驱逐出湖南省。 2月19日，刘少奇抵达广州，受到省港工人和各工会团体的热烈欢迎。这时，为响应 上海人民反帝斗争而发起的省港大罢工仍在继续。3月3日下午，中华全国总工会举行欢 迎刘少奇大会，到会群众有1500多人。全总宣传部主任邓中夏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演 说，介绍了刘少奇为工人阶级英勇奋斗的历史，称赞刘少奇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最奋 （发）最勇敢的一位战士”。接着，刘少奇讲话，对工友及各界的欢迎表示感谢。他着 重讲了领导工人运动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帝国主义要来解决省港罢工，一定要 与我们工人来订条约；第二、我们要严守秘密；第三、我们要打破帝国主义的阴谋；第 四、我们内部应该团结得像铁一样，将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刘少奇讲话后，全场掌声 雷动，高呼口号：“中华全国总工会万岁！”“省港罢工胜利万岁！” 在这期间，因全总委员长林伟民身患重病，由刘少奇代理全总委员长职务。他和邓 中夏、苏兆征等共同担负起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重任。 这时，省港大罢工虽已持续近10个月，但广州、香港的工会组织涣散、派系很多， 行动不统一，直接影响到工人阶级战斗力的发挥。为促成各工会组织的联合，刘少奇做 了大量工作。1926年4月1日，他出席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致词中明确指出：你 们以后的责任，是应该怎样整理自己的内部，巩固这个战线，延长这个战线，以及于全 中国全世界。会后不久，广州各派工会成立了统一的工人代表会，加入的工会组织有21 0多个。香港原来有100多个大小工会，分属于工团总会、华工总会和无所属的三个派系， 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下，也正式成立了香港总工会。4月9日，香港总工会代表大会在广 州举行。刘少奇在会上强调了组织统一工会的重要性，指出：香港工人甚多，但是没有 系统，如果我们不能统一力量，就不能一致地与帝国主义奋斗，就不能战胜敌人，所以， 要组织这个统一的总工会。 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502人，代表全 国699个工会团体和124万有组织的工人。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到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 正好是一年时间。5月4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题为《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 告。他说：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有极大的发展，尤其在五卅运动中，更有长足的进步。 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能领导一切民众向帝国主义与军阀进攻。“在各种奋斗事 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他指出：中 国工人阶级在组织上已有极大的进步与发展：全国工会会员不但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增加， 且能改良他们的组织，比如香港、广东工会的统一运动，及上海工人群众在严重压迫之 下，尚能有20万工人在秘密组织之内，且能不时为各种问题而奋斗。“以此即可证明， 中国工人阶级之组织已非反动势力所能消灭的了。”他认为：工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 离开要求其经济上的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斗争的发展，即为中国职工 运动的发展，因此，“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加强各种经济争斗”。大会选举苏兆征 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为全总秘书长。 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刘少奇坚决保护工人利益，支持工人的正义要求，逐步 成为深受工人爱戴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 1927年，是中国革命浪潮大起大落的一年。继上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后，1927年 初春，北伐军又打到南京、上海一线，革命区域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形成了 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人民大革命的高潮。 武汉三镇地处长江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占武昌 后，全国革命的重心由广州转移到武汉。这里革命气势很盛，工人运动十分活跃。在北 伐前夕，武汉地区只有13个工会；到1927年初，工会发展到300多个，会员达30万人。从 1926年10月起的半年时间里，武汉工人举行罢工300多次，大多数取得了胜利。为适应形 势的需要，从1926年9月起，大部分中共中央委员相继到达武汉。 1926年10月21日，刘少奇抵达武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址武汉做准备，并兼任全 总汉口办事处秘书长、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1927年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由广州迁到 武汉。在全总领导成员未到齐之前，由刘少奇、朱少连、项英、李立三等组成临时常委 会，负责主持日常工作。 在这期间，刘少奇将相当精力用于加强工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早在广州时， 他曾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开办的劳动学院讲授《中国工会组织法》，通俗、系统地说明工 会的组织原理和组织方法，深受学员欢迎。到武汉后，他即应邀到工人运动讲习所讲授 《工会组织法》和《工会经济问题》等课程。 1926年12月26日至28日，刘少奇在汉口友益街16号湖北省总工会办公室提笔疾书， 先后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和《工会基本组织》3本小册子，交由湖北 全省总工会宣传部印行，对会员进行教育。 在这些小册子中，刘少奇着重阐明工会的组织原则及其作用，指出：“工会是群众 的、奋斗的机关。工会的权力，应该十分集中，才能奋斗；同时又一定要是民主的集中， 才能容纳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致为少数人所包办，变成专制。”他强调：“工会必须有 严密的组织，才能克尽所担负的使命。”所谓“严密的组织”，就是在执行委员会之上， 有真正的工人代表会，在执行委员会之下，有群众中的支部基本组织。他说，要使大家 懂得，“支部、小组是工会的基础，工会是建筑在支部、小组之上，支部、小组若不坚 固，工会的基础就不坚固，有了好的支部和小组，工会的基础就有了保障”。 1927年1月1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华商总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刘少奇是大 会主席团成员之一。1月3日，刘少奇在会上作组织报告，指出：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要求各级工会给以正确的指导；武汉的工人，大部分已参加工会；但是，各工会的组织， 还没有在群众中建立的基础；因此，武汉各工会及总工会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使 工会在群众中建立稳固的基础。 会议进行过程中，突然，几个工人急急忙忙跑进会场，气喘吁吁地对刘少奇刘： “少奇同志，快，不好了！出大事了！” “怎么回事？”刘少奇站起身来警觉地问。 几位工人答道：“英国水兵打伤了好多中国人。” “这帮帝国主义强盗！”刘少奇把棉大衣往桌上一甩，手一挥，愤怒地说：“走！ 我们到现场去。”说着，大步向出事地点奔去。 原来，从1927年元旦起，连续3天，武汉各界为庆祝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和国民政府 迁都武汉举行各种活动。1月3日下午3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宣传队在汉口英 租界附近的江汉关前面的广场上讲演，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听众越聚越多。 这时，全副武装的英国水兵从租界冲出来，当场打死码头工人李大生，打伤群众30多人， 制造了“一三”惨案。 刘少奇赶到现场，望着地上的血迹，怒不可遏地说：“这笔血债，我们一定要他们 偿还！”他向工人纠察队员招手说： “跟我来！我们去向英国当局提出抗议！” 夜深了，汉口友益街16号三层楼上仍灯火通明。刘少奇和李立三主持召开全总汉口 办事处和湖北全省总工会联席会议，研究对策。刘少奇在会上报告了“一三”惨案有关 情况，并就如何领导群众斗争发表了意见。会议决定，以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 会的名义发表《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通电说： “为争得生存，为要求自由，本代表大会誓领导我全省有组织之三十万工人，与英 帝国主义奋斗到底！兹经全体一致决议，提出下列条件： （一）请政府自动收回英租界。 （二）在英租界未收回之前，要求英租界当局立即撤销电网、沙包及各军事上之准 备，并绝对不得在租界内干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讲演等自由。 （三）要求立即撤退在华军舰，以后租界内永远不得有外国武装军警驻扎，由公安 局派警驻扎租界。 （四）要求赔偿死伤损失。 （五）要求英政府向我政府道歉，并担保以后不得有此等事件发生。 （六）要求凶手即移送我政府惩办。 汉口的英国租界，是1861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天津条约》时设立的，面积 计有115英亩。它濒临长江，南起歆生路（今江汉路），北至界限路（今合作路）对面的 大智路一带，四周筑有一道砖墙，各界路口装有铁栅和铁门，不许中国人进入。租界成 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 1月4日上午，李立三、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全省总工会，前往国民政 府商谈，要求政府立即与英方交涉，通过外交途径收回英租界。 中午，刘少奇出席武汉农工商学各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以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 代表大会的6项条件为基础，补充为8项，要求国民政府向英国领事交涉，限其在72小时 内答复。会后，国民政府表示全部接受8项条件，以之与英方交涉，与人民一致行动。 1月5日下午，武汉三镇30万市民从四面八方向汉口济生三马路空坪汇集，举行追悼 “一三”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刘少奇站在队伍前列，和各界群众一起愤怒声讨英 帝国主义者的罪行。大会向全国各团体发出《通电》，要求英国租界当局圆满答复武汉 各界联席会议提出的8项条件。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像波涛汹涌的扬 子江水，向英租界行进。刘少奇带领工人纠察队奋勇在前，冲入租界。在英国巡捕房的 屋顶上很快升起了中国国旗。被英帝国主义强占了几十年的中国领土，回到了中国人民 手中。 当晚9时，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在普海春大酒店举行招待会，招待全 省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到会的工人代表有400多人。刘少奇在招待会上发表演说。他讲道： 我们的立脚点是什么？就是解除一切束缚，完成革命。“现在虽然解除了一部分的束缚， 但是还有帝国主义者及未打倒的军阀，仍然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准备我们的头颅、我 们的血，往前奋斗。” 4月3日下午，日本水兵在汉口乘坐人力车不给车钱，并行凶杀死前来干涉的中国工 人。附近群众闻讯赶来，同日本水兵搏斗，当场捉住几名肇事者。日本租界当局调动大 批水兵，对中国民众开枪射击，死4人，伤40多人。造成“四三”惨案。 第二天下午3时，武汉各团体举行紧急联席会议。刘少奇代表全总在会上报告了“四 三”惨案的情况。晚上7时，全国总工会又召开武汉各工会代表紧急会议，到会代表六七 百人。刘少奇报告了武汉各团体联席会议的情况。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工人阶级即时与 各界革命民众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同胞的惨杀，取消中日间的一切不 平等条约。4月9日，刘少奇在全总召集的代表大会上报告，号召工人群众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者的屠杀，反对妥协。在刘少奇等人领导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屠杀行为的斗争 很快开展起来，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气焰。 革命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阵营内部原来存在的矛 盾日益尖锐地表露出来。当时，已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加紧进行反共反人 民的活动。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唆使暂编第一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倪弼杀害了赣州总工会 委员长陈赞贤。这是蒋介石公开反共的一个重要信号。 陈赞贤，江西南康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因领导当地人民反抗军阀 拉夫的斗争，遭搜捕。后去广东南雄开展工农运动。1926年7月间，他到广州中华全国总 工会找刘少奇谈话。他说：“现在国民政府北伐，江西的工人，没有很多组织，请全国 总工会派我回江西，先到赣州去秘密组织。将来一方面在战争上可以帮助国民革命军， 一方面在公开后工会就有了基础。”刘少奇对他主动请求去江西做秘密工作的胆识，很 是佩服，即刻写了一张委任状，委他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回江西开展工人运动。 陈赞贤到江西没有数月，就组织了数万工人，领导他们开展经济斗争，被选为赣州总工 会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 陈赞贤被杀害后，刘少奇于1927年3月17日发表了《论陈赞贤同志在赣被害事》一文， 揭露蒋介石镇压工人行动的罪行。文章指出：“江西这事件的发生，是摧残革命，是革 命战线内反革命的开始，大家应一致起来奋斗，督促政府及党部肃清一切反动派，并竭 力援助江西的革命民众，务必到达国民革命之完全成功。”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刘少奇的预料，蒋介石从赣州开始，一路走，一路杀，从南 昌、九江、安庆、南京，一直杀奔到上海。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 和共产党员。上海滩顿时成了恐怖世界。 像闪电，像惊雷，蒋介石的血腥暴行很快传到武汉，各界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 蒋运动。4月16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讨蒋通电，列举了蒋介石的6大罪状，号召“全 湖北工人阶级应当尽其力量，与革命同志一致行动，向敌进攻……以求打倒蒋介石。” 这个通电，表明了湖北工人群众的严正立场和革命决心。 这是一个严峻的历史时刻。1927年4月上旬，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4 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 急时期的任务。这次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 革命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 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未能根 据当时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刘少奇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会后，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继续领导工人群众同国民党 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的“国民政府”， 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形势急转直下，武汉地区接二连三地发生反革命叛乱事件。5月 17日，驻在宜昌的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进攻武汉。5月21日， 反对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解除工农革命武 装，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即将同蒋介石公开 合流的信号。 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常委会议，讨论马日事变后的政治局势及对付反 革命叛乱的方针。刘少奇列席了会议，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 示。刘少奇深知武装工人的重要性。早在1926年10月湖北全省总工会一成立，就组织了 工人武装纠察队。到1927年5月，队员发展到5000多人，拥有约3000支枪。在武汉三镇， 到处都可以看到工人纠察队员。他们身穿蓝卡布中山装，佩带着红布上缝有“工纠”二 宇的臂章，帽子上面安着红帽花，腿缠绑带，俨然是军人打扮，显得威武雄壮。省总工 会纠察委员会制订培育计划，举办训练班，请刘少奇、邓中夏等去讲课，对队员进行军 事、政治训练。夏斗寅叛变后，工人纠察队担负起卫戍武汉三镇、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 动的任务。5月19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第198号通告，要求各工会负责人领导全体工 友“共同努力，以镇压一切反革命势力“，号召工人武装纠察队“正式荷枪弹”，讨伐 夏斗寅。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工人武装纠察队配合叶挺部，击败了叛军，保卫了武汉的 安全。 6月14日，刘少奇在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对于蒋介石的叛 变和夏斗寅、许克祥的行为，应一致反对。他号召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削平湖南叛乱”。 大会通过了《武汉工人目前主张》决议案，提出明令拿办许克祥、解散一切反革命机关、 保障工农组织的绝对自由、严惩一切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分子、实行讨伐蒋介石等8项 主张。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举行。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全 国总工会会务报告》。大会号召工人阶级同农民、小资产阶级结成坚强的同盟，坚决反 对蒋介石的政变，并继续深入开展革命斗争。 刘少奇第一次遭反“右倾” 进入1927年月以后，武汉的政治风云异常险恶。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国民革命军第 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向全国发出《讨共宣言》，制造借口，企图在武汉发动军事叛乱。 鉴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背叛革命、实行宁汉合流的反革命企图日益暴露，中其 中央决定紧急疏散各地聚集在武汉的干部。凡是能秘密返回本省工作的，都回本省工作； 适宜于到其他地方工作的，分配到其他地方去；还有一批人送去苏联学习。刘少奇和湖 北全省总工会根据这一精神，将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做了妥善安排，有的隐蔽、转移， 有的派往贺龙、叶挺部队。同时，又新调进一批干部来坚持工作。采取这些应变措施， 为的是使党组织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6月28日，陈独秀在汉口西门子鲍罗廷住宅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对待即将发生 的事变。会议决定：为了削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公开宣布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中 共中央把这个决定交给湖北全省总工会执行。当天，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解散纠察队 的布告》。随后，将一些破旧枪枝送交武汉卫戍司令部汉口办事处，而把绝大部分枪支 和纠察队员陆续转移到贺龙、叶挺的部队里。7月2日，刘少奇作为湖北全省总工会的秘 书长，被指责“全总党团与中央职工部的领导”已陷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从 对于目前革命情绪悲观失望的估计出发，走到对于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走到向黄色工 会领袖的屈服与投降”，“一直走到纯粹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因此，临时中 央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击”这种“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这之后，临时中央认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还公开批判刘少奇。4月25日， 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 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再次批评刘少奇“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不久，刘少奇离开中央职工部和全总，到上海市工会联合会任党团书记。他虽然受 到临时中央“左”倾领导的打击，但仍然不畏风雨，坚持真理，怀着一颗对革命事业的 赤诚之心，积极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一面深入沪东区纱厂从事党的基层建设工作，一 面努力学习，研究白区和苏区的工人运动理论，为扭转白区职工运动屡遭失败的严重局 面做了不懈的努力。 在毛泽东家里遇见了第一位夫人 1945年3月22日，刘少奇在延安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自己的亲密伴侣何宝珍，为她写了 一篇小传： “何宝珍，女，湖南道县人。湖南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一九二二年加入社 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党。因反对学校当局的学潮被开除学籍，一九二三年到安源路矿 工会所办之工人子弟学校教书，是年与我结婚。 和我一道参加过长沙、上海、广州、武汉、天津、满洲等地党的、工会的、妇女群 众的许多工作。生二子一女。 于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入狱，被判徒（刑）十五年，由南京第一监 狱执行。因她与狱外党的组织发生关系被发现，第二年判决在南京枪毙。” 在这篇言短情长的传记里，记录了刘少奇和何宝珍在白区的艰苦条件下并肩战斗的 历程。 1923年初，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新调来一位女教师。她20岁出头，个子不 高，但干劲十足，白天给工人子弟上课，晚上到工人夜校教工人识字，同时兼任安源路 矿工人俱乐部书报科委员。这位教师就是何宝珍。 刘少奇与何宝珍第一次见面，是在何宝珍到安源之前――1922年的秋天。当时，安 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刘少奇到长沙清水塘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恰好，何宝珍因 领导衡州第三女师学生进行反对反动校长欧阳骏的斗争，被学校开除来到长沙，住在毛 泽东家里。在毛家的初次见面，使他们彼此有了一些印象。 何宝珍到安源后，刘少奇与她接触多了，逐渐了解到这位农村姑娘有着一段颇为曲 折的生活经历。 何宝珍，又名葆珍、葆贞，乳名林英。1902年出生于一个贫寒家庭。父亲何瑞蓉是 个潦倒的穷秀才，靠做小买卖维护5口之家的生计。本来家境就十分清贫，加上苛捐杂税、 荒年歉月，生活更加窘迫，父母不得不忍着骨肉离散的悲痛，把宝珍送给地主家的女佣 做童养媳。此后，她随着婆婆在地主家侍候小姐。年纪稍长时，地主命她陪小姐到私塾 念书，后又到县立国民女子小学堂伴读。宝珍聪敏好学，博得了老师的同情和赞赏，被 允许作为正式学生与小姐同班上课。苦难生活的磨练，养成了宝珍那种勇敢、坚强的性 格。 后来，宝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 她积极参加游行、演讲等活动，接受了新思想，成为第三女师学生运动领袖之一。 宝珍在长沙期间，受到毛泽东、何叔衡等的亲切关怀和教育。毛泽东给她取了“葆 贞”的名字，勉励她永保革命精神，做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 不久，何宝珍被中共湘区区委派去安源。行前，毛泽东对她说：“安源工人俱乐部 极需要女同志去工作，你去很好。” 何宝珍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到安源后，何宝珍在刘少奇的启发、帮助下，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她在工作中表 现得那样热情、认真，在生活上又那样开朗、淳朴。没有教材，她找来李六如、陈清河 编写的《平民读本》、《工人补习教科书》，自己动手抄刻蜡纸，油印成书。缺少纸笔， 她就发动工人自制石板石笔。她还经常运用参观访问、化装演说、组织辩论等多种教学 方法，向工人传授文化知识。有一次，她讲《农夫们辛苦了》一课时，先教大家熟读课 文：“成群的牛羊，很大的瓜；金黄的稻子，白白的棉花……”；然后又把学生带到矿 区附近的三号桥，直接听农民讲怎样种田耕地，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当年，曾听何宝珍 讲过课的周德华回忆说：“何老师教书，把课文引到我们心里，至今我还能背诵许多课 文。” 刘少奇和何宝珍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1923年4月一个春光明 媚的日子里，他俩结为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侣。这种结合，没有花前月下的偎依，也没有 林荫道上的甜言蜜语。但其同的理想和信念，却使幸福和充实感在他们内心深处洋溢常 驻。他们心甘情愿地准备为革命事业去共同承受各种艰难阻险的考验。 婚后第二年，他们的儿子斌斌（允斌）出世了。孩子还不到一岁，刘少奇就调离安 源。为了工作方便，何宝珍只好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抚养。 之后，刘少奇在白区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何宝珍随同他四进上海。 第一次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不久。当时，刘少奇在上海总工会工作，何 宝珍从安源来到刘少奇身边，担负通讯联络、管理文件、抄写资料等工作，同时细心照 料身患肺病的丈夫。同年底，刘少奇回湖南养病，不幸被捕入狱。何宝珍四处奔走，多 方营救，先是找在长沙长郡中学任教的李治安，争取他的同情和帮助，后又通过关系找 湖南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疏通，让宁乡籍省议员及绅士出面保释。 北伐战争期间，何宝珍随刘少奇进入武汉。她除了完成党组织交给的文件收发管理 工作外，还经常参加慰问北伐军伤病员和救济妇女、儿童的活动，热情帮助派到武汉工 作的同志解决困难。1927年7月，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公开背叛革命，武汉形势日趋险恶。 刘少奇正在庐山养病，记挂着留在汉口的何宝珍，于是立即通过关系转告她马上转移到 庐山。此时，他们的女儿爱琴呱呱坠地来到人间只有几个月。何宝珍为了革命工作，只 好把女儿寄养在汉口一个工人积极分子的家里。 1927年10月，何宝珍同刘少奇再次来到上海。那里上海正处于血雨腥风之中，敌人 杀红了眼，到处搜捕革命同志。有一次，刘少奇正在工人宿舍里开会，一群流氓打手闻 风赶来搜捕。刘少奇立即布置转移。这时，何宝珍站了起来，把手一挥说：“我们与敌 人决一死斗！”拔腿就往外冲。刘少奇一把拖住她，严肃地说：“快走，这是命令！” 把她推了出去。1929年春，刘少奇从顺直省委调回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何宝珍 随他第三次到上海。不久，又同刘少奇一道去满洲省委工作。 1930年3月，何宝珍随刘少奇离开满洲省委，第四次到上海工作。这次在上海期间， 她当过交通，住过机关，搞过联络，守过店铺，任过教员，进过工厂。她不顾个人安危， 任劳任怨，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为同志们排忧解难，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这时， 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刘少奇仍有忙不完的工作，何宝珍就坐在灯下，默默地为 他抄写文件。人们不难看到，在刘少奇的成功后面，凝聚着何宝珍艰辛的劳动。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刘少奇和何宝珍过惯了患难分手又相聚、相聚又别离的生活。 1932年冬，刘少奇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何宝珍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继续留在上海坚 持工作，担任全国互济总会负责人兼营救部部长，他俩又一次分离。 互济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专门做援助困难同志及其家属的工作的革命群众团体， 于1925年10月在上海成立。到1929年时，全国有会员1．5万多人。何宝珍到互济会就任 后，化名王芬芳，以教师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负责同赤色国际互济总会联系， 争取国际援助。同时，四处奔走，为狱中难友聘请律师，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营救被 捕同志。1933年3月，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被捕，地下党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营 救。于是何宝珍多次与张琼夫妇联系，并和他们一道去做何香凝的工作，保释廖承志出 狱。 何宝珍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3月底的一天，一群便衣特务包围了何宝珍 的住处。她意识到可能要出事，就机智地抱起年仅3岁的小儿子毛毛（允若），迅速塞到 邻居一位大嫂的怀里，说：“请帮助照看一下孩子，过几天会有人来领他的。”说罢立 即转回室内，销毁了机密文件，然后从容地应付前来搜捕她的敌人。由于猝不及防，她 终于落入敌人的魔掌。 何宝珍被捕后，被囚禁在上海市公安局。敌人把刑具放在她面前，威逼她供认自己 的真实身份。何宝珍说：“我是家属，也当过教师。”敌人不相信，说：“不对，你是 政治犯！”何宝珍装着听不懂，一笑答曰：“我只会煮饭，不会蒸饭。”敌人对她严刑 拷打了几次，始终没有问出结果，便将她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 仲夏的南京――闻名全国的“火炉”，又闷又热，一丝微风也没有。关押在老虎桥 “模范监狱”里的“囚犯”更加受罪，空气里散发出霉烂的臭味，简直要令人窒息。三 号号子是专门关押女“政治犯”的牢房。这是一个小独院，一条走廊里共有10间小牢房， 关了30多个犯人。大家挤在一起，热得浑身汗水涔涔，实在难过，只盼望晚饭时刻早点 到来，因为饭后小放风时可以到井边打水洗一洗。可是，火辣辣的太阳仍高挂在天边， 离晚饭时刻还早呢！ 突然，哐嘟一声，牢门打开了。姐妹们惊异地朝门口望去，一个新难友被推了进来。 她30岁出头，身材细瘦，穿咖啡色的旗袍，一副女教师模样。从她那披肩的长发，苍白 的脸色看去，大概已被关了好久，也经受了不少磨难，但那清瘦的脸盘上一对大大的眼 睛，却闪烁着倔强、坚毅的光芒。她就是何宝珍。 何宝珍走进牢房，曾与她一起工作过的夏之栩愣住了。 “你……”，夏之栩正欲开口呼其真名，何宝珍机智地抢先说：“还认得我王芬芳 吗？真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她巧妙地告诉夏之栩等人自己用的是化名。 经过多次审讯，何宝珍坚不吐实，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最后，敌人判她15年徒刑。 被关押期间，何宝珍和早先被捕的帅孟奇、耿建华、夏之栩等几位老大姐同在一个 牢房。她是岁数较小的一个，但处事却很老练、果断，所以姐妹们称她为“小大姐”。 一天，从事秘密工作的熊天荆遵照地下党的指示，以探监为名，来同狱中难友联系。 她路过何宝珍所在的女牢房时，从窗孔里塞进去一个小纸团。何宝珍拾起纸团，还未来 得及打开看，就传来了看守开牢门的声音。她急忙将纸团扔入便桶，从难友黄海明手中 接过抱着的孩子说：“你坐在便桶上，我来逗娃娃。”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逗起 了孩子。看守闹腾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发现，只好到别的号子去了。看守一走，何宝 珍马上从便桶里取出纸团，打开一看，原来是让她们转递给男号子的一个重要消息。何 宝珍立即将纸条夹在食品里传递了出去。 有一次，一个名叫“二科长”的狱吏在大家没有防备的时候突然闯入牢房来。他发 现了帅孟奇正在起草的一份报告，如获至宝，奸笑着质问道：“你不是不识字的工人吗？ 这回又怎么解释呢！”“在监狱里闷得慌，不识字，还不兴学？这是抄书练字。”帅孟 奇回答说。帅孟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和妇女工作，曾任 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部长，1932年10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被判了无期徒刑。何宝珍 平时很敬重这位老大姐。见状，马上机敏地接口说：“我是她们的老师，我教他们认字。 你对这个号子有什么不放心啊！一个小脚，一个半瞎子，一个老实得连话都不说的。我 嘛，是个小学教员，平时就爱唱唱。对这些人有啥搞头啊！”何宝珍指着旁边一本《世 界知识》说：“那些话不就是从上面抄下来的吗！”“二科长”翻了翻那本杂志，毫无 所获，只得悻悻而去。 何宝珍不仅机智、聪敏，而且活泼、开朗，爱唱歌、唱戏，还擅长表演，她不但常 把一些带有鼓励性的故事讲给同志们听，而且常把旧戏曲填上自己编的新词唱给同志们 听。她常唱《国际歌》，有时唱《打渔杀家》，以此来鼓舞大家的斗志，给大家留下最 深印象的是那段骂蒋介石的京戏：“骂一声，蒋介石，你这卖国的奸臣……”。她那丰 富的表情，诙谐的动作，引得姐妹们捧腹大笑。在饭后小放风的时候，别的号子的难友 要小大姐表演一个节目，她总是大大方方地唱上一段。她的歌声，驱走了难友们的寂寞， 带来了激昂奋发的欢乐。 何宝珍很会关心体贴同志。看到耿大姐是小脚，帅大姐受刑时损坏了眼睛和腿，行 动不便，她总是抢着去提水、刷碗、倒便桶。她乘放风的机会，与其他号子的姐妹接触， 打听消息，为难友们排解疑难。所以，姐妹们都很喜欢这位小大姐。 在阴森恐怖的铁窗里，何宝珍和其他共产党员一道，利用一切机会同敌人开展了一 次又一次的斗争。帅孟奇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在狱中，我们常常为改善生活进行绝食斗争。每次斗争，小大姐都积极参加。记 得，当时职工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牛兰夫妇被捕，恰恰也关在我们这个监狱里。社会上的 人士不断声援，要求释放他们，牛兰夫妇也在狱中绝食。为了援救牛兰夫妇，我们向监 狱当局提出释放牛兰夫妇，允许向监内送书、送食品，改善伙食，每周吃一次肉等要求。 接着就开始了绝食。要取得绝食斗争的胜利，必须大伙心齐，否则不是饿死人，就是坚 持不下去，使斗争失败。阴险的监狱当局就采取分化的办法，先下令把我们几个判无期 徒刑的拉出去打一顿，然后由狱长跑来训话：‘你们这些人闹什么？！留得青山在，不 怕没柴烧。关几年就可以出去。你们别跟着那几个无期的闹。她们是没指望的，你们还 有希望。’但是妹姐们团结得很好，没有一个动摇的。平时饭量好的人，两三天后就开 始呕吐，到后来都吐出了绿水，但大家仍然坚持着。俗话说，‘七日不食则死’。七天 过去，监狱当局害怕饿死人，不得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斗争胜利了。不久，牛兰夫妇被 释放出狱了。走前，牛兰夫人到牢房来看望了我们。” “绝食斗争的胜利，使监狱内的情况改善了不少，外面可以来探监，可以送书、送 食品进牢；伙食也改善了些，每周吃一次荤。但是没隔多久，监狱当局又下令禁止送食 品进狱了，这激怒了我们。一天，最凶恶的‘二科长’来查号子时，宝珍质问他：‘为 什么不许送吃的？’ ‘二科长’说她带头闹事，下令将她拉出去打。姐妹们火了，大家都闹了起来。为 了这次闹监，我们每人都遭到一顿毒打，于是又开始了绝食。四天以后，狱方只得再同 意恢复向牢内送食品的制度。” 何宝珍是个革命乐观主义者，但有时也呆呆地坐着发愣。姐妹们知道，这是她在思 念自己的亲人。有一回，一位妹妹问起何宝珍的孩子，她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最使 她放心不下的还是毛毛。毛毛现在怎样了？邻居会好好照看他吗？有人去领他吗？这些 问题，就像一根根针一样，刺痛着慈母的心。但何宝珍毕竟是位坚强、刚毅的妇女。她 很快抹去眼角上挂着的泪珠，把手一甩说：“咳，干革命还顾得了这些！人民不解放， 我们的孩子也得不到幸福。但愿小宝贝们能在艰苦的环境里挣扎着生存下去。只要他们 活着，等革命成功后，找到他们，一定要送他们去学习。让他们学科学，学技术，建设 我们的新国家。”说到这里，她又和姐妹们开怀地笑了起来。1934年深秋的一个清晨， 云暗天低。荷枪实弹的狱警恶狼般地嚎叫着，前来押解“王芬芳”。姐妹们深为小大姐 担心，不知又出了什么事情。何宝珍听到呼叫她的化名，整理了一下衣服，便从容地离 开号子。走到门口时，她回转身来，用沉毅的目光默默地和姐妹们告别。原来，敌人已 决定枪杀何宝珍，这是她和姐妹们的永别。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何宝珍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一个年仅32岁 的妇女，把青春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用鲜血染红了雨花台。 何宝珍英勇牺牲的消息传到狱中，姐妹们都哭了，无不感到格外的悲痛。 何宝珍是被叛徒出卖了。出卖她的人，是互济会的一个女干部，曾经被捕关押在模 范监狱。当时，这个人害怕丈夫供出自己，发生了动摇，何宝珍为此曾做过她的思想工 作，对她说：“你有孕在身，你丈夫不会供出你的，只要你一口咬定自己是家庭妇女， 到生孩子时是可以取保释放的。”不久，她获释出狱，仍在互济会工作。有一次，她来 监狱探监，何宝珍还嘱咐她帮助一位难友家属解决困难。不料，这个女干部后来重新被 捕，经不住严刑逼供，供出了何宝珍的真实身份，致使何宝珍重新被提审。 敌人对何宝珍用尽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逼她招供，但她始终坚贞不屈。审判官气 得发疯，最后宣布：“是死是活，两条路由你选择。要活命，就老实招来。顽抗，则死 路一条。”何宝珍响亮地回答说：“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请吧，革命者是杀 不尽的！”何宝珍在敌人的法庭上，就像绝壁上的一棵苍松，无论怎样威逼利诱，严刑 拷打，始终傲然屹立，宁折不弯，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松柏气节和云水襟怀。 帅孟奇在《一件永远不会忘记的事》一文中，称赞何宝珍“是一个模范党员……具 备了共产党员优秀高贵的品质，对党一贯忠实，为党牺牲了个人的一切利益。……平日 她热爱她的孩子们，当被捕之后，却忘记一切。她常说：共产党员为人类解放事业而牺 牲是光荣的。”“她以她生命的光辉，照耀了在狱中的同志们，……更坚定了斗争的意 志。” 刘少奇和何宝珍在革命斗争中，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建立起了一种高尚纯洁的爱 情。刘少奇在追念何宝珍时，称颂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1951年12月初， 刘少奇到南京视察时，曾参谒雨花台烈士陵园，深切悼念何宝珍和其他烈士。 何宝珍生前，对未来满怀希望。她希望推翻黑暗的旧世界，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 的新社会，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学习技术，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何宝珍的遗愿终于实现了。 在她牺牲后的第四年，周恩来派人在武汉找回了她的女儿、已沦为童养媳的爱琴。 爱琴在《女儿的怀念》一书中回忆这段生活经历时说： “为了革命工作，父母亲把我寄养在汉口一个工运积极分子的家里。到了这家，奶 妈刚生了一个男孩，她用乳汁和眼泪抚育着我们两个瘦弱的孩子。她心地善良，对我像 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开始，党通过父亲的亲属和旧谊，经常给奶妈一些经济补贴， 日子还过得去。几年后，这个关系断了。生活的重担逼迫着奶妈，眼看饿得皮包骨头， 不得不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把我卖给武汉的一家人去当童养媳，讨碗饭吃。临走的前 一天，奶妈像被剜了心头肉一样，哭了整整一夜。” 1938年4月，爱琴来到延安，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刘少奇。刘少奇深情地对 女儿说：你受了苦，不要紧的，这回就好了，你回到家里来了。刘少奇给爱琴讲述了何 宝珍牺牲的经过，接着说：“你的母亲牺牲了，她是为革命牺牲的，就是蒋介石国民党 把她杀害的。你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很快就要回来了，找你们都很费劲，弟 弟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当时为什么把你们送出去？我们没办法长期在那儿住，革命嘛， 今天住这里，明天在那里，带着小孩子不方便，就把你们寄养给人家了。现在你回来了， 不是挺好吗？” 这一年的夏天，允斌也由湖南老家被接到延安。他1岁多时就离开了母亲，稍一懂事， 就开始放牛做活，经受了苦难生活的折磨。如今，兄妹俩一起生活在父亲身边。刘少奇 教导他们：“一定要记住你们的母亲，学习你们母亲的精神。 要晓得她为什么牺牲，国民党为什么杀害她。” 过了夏天，允斌和爱琴进了延安保育小学。第二年，他们被送往苏联莫斯科国际儿 童院学习。行前，刘少奇嘱咐他们：“你们到了那儿，最大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掌 握更多的知识，学到更多的本领。另外要把身体搞好，把身体锻炼健壮，回来建设我们 的国家。”他们深感任重而道远，在异国勤奋学习，逐渐成长起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允斌结束了十年制学校的学习，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后转入莫 斯科大学化学系。1957年从苏联回国，曾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爱琴于1949年8月回到北京，第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习，毕业后先分配到 国家计委，后到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工作，参加边疆建设。 允若直到1946年才从苏北农村找回来。当年何宝珍被捕后不久，他被送到一个贫苦 农民家做养子。十二、三岁时流落在上海、苏北等地，卖报，当学徒，拣破烂，受尽了 百般折磨。回到父亲身边后，他先中学毕业，后入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无线电仪表 专业学习。1960年夏回国，在第七机械工业部工作。 三个孩子都学得了一门专长，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贡 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何宝珍烈士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刘少奇的一个英明决策 1936年初春，西北高原上寒风凛冽。一天黄昏，在陕西耀县通往临潼的大道上，一 队人马在急急地赶路。其中一位身材高大的人，稳稳地骑在一匹骏马上。他身穿棕色缎 面皮袍，头戴礼帽，俨然像个富商，眼睛里透出沉着、聪慧、机警的光亮。他身后跟着 一头颠着碎步的毛驴，上面骑着一位“阔妇”。这就是刘少奇和他的夫人谢飞。几位随 行人员扯开大步，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他们是护送刘少奇去临潼的游击队员。 刘少奇是在1936年春，受党中央的指派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来到天津，领导北方党 的工作的。 当时，日本侵略军已越过山海关，威胁平津。蒋介石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 辱国的“何梅协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搞所谓“华北政权牺牲化”。在党的 领导下，平津学生已发动“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标志 着中国革命新时期的开始。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得到广泛的响 应。我们党面临着领导一场伟大斗争的历史任务。 可是，华北地区的党组织，由于长期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损失严重，干部 十分缺乏，无力进行领导。少奇同志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在白区除开保存 了党的旗帜而外，其他的东西是很少保存下来的，党的组织是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 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数十个中下级干部。” 而有些保存下来的组织，还没有摆脱“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不顾主客观条件，号召 和组织党员、群众，采取严重白色恐怖情况下所不允许的斗争方式，上街游行示威，举 行集会，冒险进攻。1936年3月31日，北平学生举行了一次“抬棺游行”，参加游行的， 都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和很少数思想激进的青年。这次冒险行动，遭到敌人的镇压。 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很不容易聚积起来的力量，不应地消耗掉了。 刘少奇看到这种情况，并鉴于历史教训，认为扭转局面的关键，在于恢复和建设华 北地区党的组织，把这个地区党的工作引上正确路线。他明确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党 中央的正确路线，此时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内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 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 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退却防御的必要性等等），是当时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 主要障碍。很明白，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执行，就是不 可能的。”刘少奇同志以极大的努力，在华北地区党内彻底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 险主义的影响。他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提出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是：坚持党中央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 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这个正确的方针，当时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对，而在北方局工作的彭真同志和林枫、 徐冰，在北平市委工作的李荷华、黄敬，则表示坚决支持。为了统一党内的认识，刘少 奇在北方局的《火线报》上发表了关于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文章。他写道：“关 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同盟者作暂时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 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还说：“党的策略任务， 就是要用极广泛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 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 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刘少奇 同志又用陶尚行、莫文华、胡服的笔名，在《自由评论》等报刊上发表《关于共产党的 一封信》和其他文章，阐述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大多数党员、 干部和进步群众，经过“左”倾错误路线不断失败的教训，看到刘少奇的文章，对党的 正确主张，普遍表示拥护。这些文章的迅速传播，使党的号召在华北地区更加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刘少奇领导北方局，用极大的力量，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 地的党组织。北平、天津两个市委很快就健全了；河北省京东、津地、保属、直南等地 区的党组织都恢复了；山东省委、山西工委和河南工委也先后成立起来；还根据中央交 给的任务，派干部到华中、华南一些地区协助恢复党的组织。一年多的时间里，华北地 区的党员，发展到5000多名。党领导下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了。由华北的一些进 步团体发起，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平、津为活动中心的民族解放先 锋队，很快扩展到全国的大中城市。在华北地区，北平、天津和各省出现了大批宣传队、 戏剧队、歌咏团和下乡工作队等等，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活跃起来。 党的正确主张，也影响到国民党军政系统的上层人物。当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 义，多次命令驻北平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撤退到保定。宋犹豫不定。刘少奇亲自起草 了主张抗日救国的三条意见，通过二十九军的一位参谋处长作为自己的意见拿给宋看， 宋认为很好，就没有执行撤退的命令。那时候，北平的爱国学生还喊“打倒卖国贼宋哲 元”的口号，少奇同志派人劝大家改喊“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 不久，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就转上了同情抗日救亡运动的立场。 从1936年春到“七七事变”，只有十几个月的时间，刘少奇果断地纠正了“左”倾 错误路线，使党组织恢复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加强了，群众发动起来了，抗日统一战线 工作开展起来了，创造了党在白区工作中前所未有的成绩。党中央对北方局的这一段工 作，评价很高。当时，中央书记处在给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一封信上说：“我们认为北 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 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在刘少奇来到北方局工作的时候，薄一波和一些同志还被关在北平的国民党监狱里， 狱中的党支部，组织他们学习了1935年党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 又学习了刘少奇的文章。大家注视着华北和全国出现的新形势，看到了党领导的革命事 业，经过艰苦斗争和多次挫折之后，重又展现出广阔天地和胜利曙光！ 当时，摆在华北地区党组织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坚决执行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 议，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在这一工作中，既 要团结反日基本力量，又要通过谈判、协商和必要的妥协、让步，争取其他党派和无党 派人士中可能合作的分子。于是，北方局把当时可能抽调的干部都陆续派往华北各省、 市。薄一波和几位同志一起被派往山西。 1936年8月下旬，薄一波刚从监狱出来，阎锡山的代表来见他，拿着阎的电报，邀他 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他过去一直做党的秘密工作，没有做过上层的统战工作， 也不愿意同阎锡山打交道，所以婉言谢绝了。 过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北方局。第二天，徐冰来告诉薄一波：“胡服同志说，机会 难得，要去！”又告诉我，刘少奇还指出：不想去，大概还是认为我们不能同阎锡山合 作抗日，只应当做基层群众工作，不应当搞上层工作，这也是对形势认识不足。一定要 看到，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 山在动摇中。当前，党的任务是，既要搞好基层群众工作，又要搞好上层统一战线。阎 锡山找你去，是个好机会；找上门来，不去，就失掉了这个好机会。 9月，薄一波来到太原，找到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并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包括一个同 阎锡山历史渊源很深的老军阀，进行了四十多天的调查研究，对山西情况有了进一步的 了解，他深深地体会到刘少奇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和提出搞好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要求， 是非常正确的。随后，他见了阎锡山，表示回山西帮助搞抗日救亡工作，还要同远方朋 友商量商量。阎锡山完全意识到他是要向党组织请示去的，表示理解。他返回北平作了 汇报，北方局分析了山西的情况和阎锡山的动态，研究了今后的行动方针。 阎锡山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封建统治者，是个地方实力派。他在山西经营了20多年， 在“西北实业公司”的名义下，办了35家大企业，修了同蒲路，还有银行、钱庄之类。 他的家当和他的势力都在山西。他总是要千方百计保住这些的。当时，阎锡山处境十分 困难，经济破产，民怨沸腾，统治摇摇欲坠。日本侵略者向华北步步紧逼，山西不可避 免地要遭到日军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就成为主要的、 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随着日军的进逼而激化。 与此同时，阎锡山还有同蒋介石的矛盾，在反共这点上，虽然他们是一致的，但蒋 介石一直想吃掉山西，一面暗地策动河东道独立，一面收买阎的高级军官，挖山西的墙 脚。在这种情况下，阎和蒋的矛盾也激化了。 这时，在阎看来，降日、迎蒋都不是好办法，抗日、拒蒋又没有力量，他不得不寻 找暂时的同盟者，借用我党的力量。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使阎锡山感到 共产党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同时，他又看到共产党要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联共 可能还是一条出路。在他的头脑里，联共和反共是并行不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