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大学生活 眼看就要高中毕业了，曹禺面临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抉择。当然，他心里也在盘算 着，升大学是肯定的，但是考哪个大学，选择什么专业，他还不是想得十分清楚的。但是， 有人比曹禺还要焦急，那就是他的父亲万德尊。 万德尊不止一次对家宝说，他是再不希望他去从政了。他坚决不让儿子再重蹈自己的覆 辙。他对家修彻底失望了，家修抽大烟的恶习改不掉，完全无心做事。特别是在一次父子争 吵之后，德尊把家修的腿打得骨折了，一度家修离开家里，父子二人结下了更深的仇恨。这 样，德尊就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家宝身上了。他希望他不要像自己那样，从官场的腐败和尔虞 吾诈的角逐里讨活计，那是太冒险了。他为家宝想好了，让他去学医，考医科大学，将来去 当医生。这就是德尊为儿子设计好的前程。 曹禺毕竟年轻，年轻人总是充满着色彩斑斓的人生幻想。他从小就想当演员，想做发明 家。他现在演剧演得这么好，受到老师同学的称赞。但是，当演员，特别是话剧演员，是没 有职业剧团可去的。何况，怎么能一辈子当演员呢！如果把演员当作终生职业，别说像他这 种官僚家庭，即使一般家庭都是很难通过的。演员的职业是被人看不起的，在学校演新戏同 当职业演员不是一码事。这时，曹禺自己心中有个古怪的想法，他爱演戏，入了迷，但是他 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演员，这倒不是他故意谦虚，而是在经过舞台实践后产生的自我评 价。所以，他觉得他不能走当演员的道路。但是，他究意要走哪条路呢？ 在他演戏的过程中，也曾产生过写戏的念头。他也正在酝酿剧本创作，如果真能写出好 的剧本来，那该多好！他写过小说，写过诗，搞过翻译，产生写剧本、当剧作家的想法也是 自然的。但是，那时又怎么能指望写一辈子剧本呢。这种想法，似乎也并不实际。但是，事 到临头必须做出选择了。看来，还是父亲更有定见。他怕家宝不愿意报考医科，便写信给他 的朋友李梦庚，请李梦庚去说服家宝。在大城市当一名医生，那是极受人尊重的，医生是铁 饭碗，谁都会生病，谁都会找人治病，哪朝哪代都需要医生，是万人求的职业。何况，又可 避免政治风浪的袭击！也许家宝觉得父亲的意见是对的，便下决心去考协和医学院。那时， 能考上协和医学院很不容易，它是全国最高的医学学府。竞争的人多，录取者寥寥。尽管他 作了认真的准备，也终因物理化学成绩稍差而名落孙山。后来，曹禺又考过一次协和，依然 没有考取。看来，他和医学是没有缘分的。 人生常见的事，是往往追求的东西反而得不到它；并非锐意追求的，反而得来毋须费功 夫。当然，他不是那种功课很差的学生，但是，他就是不善于应付考试。其实，这并不奇 怪，考试有它的学问。曹禺两次考协和不中，后来，他又曾两次考留学生，也未考上。他读 书从来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他是书呆子，但又不会背书考试，所以，往往榜上无名。他就是 这么一个人。１９２８年６月，曹禺作为南开中学第２１届毕业生结束了中学时代的生活。 ９月，他被保送进入南开大学政治系。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专业，但后来证明他是 不喜欢这个专业的。 曹禺进入南开大学的时候，南开大学已经是一个有着十年历史的新兴的高等学府了。 从南开中学到南开大学的路程不算远，走到南门外大街，经过海光寺、万德庄、六里 台，就到了荒芜冷清的郊区八里台了。这里，既看不到高高的院墙，连一个遮拦的铁丝网也 见不着，更看不到密集的建筑群。墙子河沿着校园流过，河上架起一座新式的拱桥，这就是 南开大学的标志了。跨过桥去，就是校园，南开人把这座桥称作大桥，其实，它并不大。 进入校园，映入眼帘的是另一幅景色。一只圆形的时钟，来往的行人都能看到它，它是 南开人运行的指示计。大中路的左侧有一座庞大的古钟，和时钟相映成趣，这古钟上还刻着 《金刚经》。人们都喜欢在古钟前面拍照，留下珍贵的纪念。 mpanel(1); 曹禺入学时的心情不能说是兴高采烈的，他毕竟没有考取他想要上的大学。但这里对他 还是有吸引力的。校园还正在修建之中，仍然保留着郊野田园的朴素美。校园的中心是一个 十字形的湖塘，湖中荷叶荡漾，岸边垂柳依依，秋风吹过，倒也清静爽人。十字湖的南侧是 理工学院的思源堂，右侧是文商学院的秀山堂，距秀山堂不远的一片桃林丛中是女生宿舍芝 琴楼。还有一座木斋图书馆。这些精巧剔透的楼舍散落在湖的四周，形成一个幽雅而恬静的 读书环境，这倒是曹禺所赏识的。 大学的新生活给他带来新的希望和追求。自然，他仍然刻苦地攻读，更加奋发地吸取新 的知识，探索新的领域。正是青春燃烧着旺盛生命火焰的岁月，他用心地体验着人生，锻炼 着自我。也许，从表面看来，他生活的圈子十分狭窄，从家到学校，但他的自我感受却是相 当锐敏而丰富的。 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在驱使他，突然对体育发生了兴趣。不是体操，不是球类，也不是 跳高跳远，而是迷上了马拉松。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对马拉松那么热衷。 曹禺这个人就是这样，只要发生兴趣的，就拼命去追求。跑马拉松谈何容易，得要经过持久 而艰苦的锻炼才能适应起来。每天清晨起来，出校门朝着海河的方向跑，先是跑到法国桥， 再逐渐地延长距离。他似乎是在探索身体的秘密，也在锻炼自己的意志。他身体并不好，跑 到一定距离，就支持不住了，好像就要倒在马路旁边。但是熬过去一阵儿，似乎又觉得可以 坚持下来，反而产生一种轻松感。有一次，他加大了运动量，接近终点时，他实在觉得自己 不行了，心脏负担已经承受不了，满眼冒金星，差点就摔倒在地了，他咬着牙，默默地鼓励 自己：“坚持就是胜利！”“忍耐，再忍耐！”硬是这样熬过来了，跑到了终点。他是这样 回忆的： 我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有这样一个阶段，大概是春天，我练习马拉松跑，从南大出发， 经过法国桥，朝着塘沽方向跑，到一个俄国公园再折回来，约摸有几十里路。开始跑不到三 分之一的路程就坚持不下去了，就没有力量了，眼看就要瘫在马路上了，这就是所说的“极 限”吧！但是咬着牙坚持过去，就又跑得轻松起来。这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一种人生的体 验，就是坚持这么一阵子，难关就度过去了。①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疲倦极限”，人在锻炼中一跨过这个限度，反而迎来一个新的阶 段，带来一种新的适应力，跑得反而更加轻松自如。曹禺亲自体验到它，就带来一种人生的 启示和领悟。他总是把一些事情同人生哲学联系起来。 在南开大学的日子，他对音乐也着了迷。他对音乐的节奏和韵律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他从小就喜欢听法国教堂的钟声，有时，他特意跑到平台上去听那远远传来的沉实的钟声， 那声音在他心中荡漾开来，产生一种美妙的心境。在宣化，傍晚在城垛上听那凄凉的军号声 音，又别是一种感受。他经常沉浸在这些富于乐感的氛围里。他有时还跑到教堂去，专门聆 听教堂的音乐。他对音乐从未刻意钻研过，他是凭他的直感去感受，并陶醉在音乐的境界 里。最难忘记的，是俄国著名的歌唱家夏里亚宾到天津演出，他知道这个消息后，便抢着去 买票。好贵的票，一张要五块钱！但是，只要能听到这位大歌唱家的歌唱，他也在所不惜。 他永远忘不了夏里亚宾的歌唱。他那浑厚而沉实的歌声，他的《船夫曲》唱得悲怆有 力。随着钢琴的伴奏，他似乎听到伏尔加河岸边的纤夫的脚步声从远处隐约传来，渐渐地走 近了。歌声中饱含着愤懑和不平，钢琴的伴奏交替地出现着连音符和四分音符，好像伏尔加 的波涛在翻滚，又好像是纤夫的心潮在澎湃汹涌。那歌声就是他们发出的深沉有力进行抗争 的呼喊。随后，纤夫的脚步声音又渐渐远去。他好像真的听到纤夫的沉重的步伐，声声的叹 息。钢琴的伴奏铿锵有力，象征着纤夫的坚韧不拔，走得远了，更远了……。歌唱早已停止 了，他还沉浸在这歌声里，激起他的感情的波涛。纤夫的号子声，在他胸中激荡着，激荡 着。曹禺说：夏里亚宾是高尔基的好朋友，我听过他的歌唱。他到天津来了，开独唱音乐 会，我记得是在英租界的一个礼堂里，相当讲究的一个音乐厅。那时，最高的票价是十元， 我穷，但仍然化了五块钱买一张票去听。他的《船夫曲》唱得深沉，浑厚，有力，令人神 往。我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妙绝顶的歌唱。西洋音乐给我以很好的影响。① 他热衷跑马拉松，他迷上音乐，而大学的课程，却引不起他的兴趣，甚至他每次去上课 都觉得厌烦，这与他的爱好相去太远了。他不喜欢政治系的课，不愿意去听那些政治经济之 类的枯燥学问。讲什么比较政治啦，比较议会制度啦，把各种议会制度拿出来比较，论其短 长，评其优劣。这些，对他来说真是太难入耳啦。即使上课的教师都是留学外国回来的教 授、讲师，也不能引起他的半点兴味。何濂教授的经济学课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而曹禺也 同样感到枯燥无味。只有司徒月兰的课，他还愿意去听。司徒先生经常挑选一些外国作家的 文论诗论来讲，倒使他觉得受益不少。司徒先生讲雪莱的《为诗辩护》（ＡＤｅｆｅｎｃｅ ｐｏｅｔｒｙ），雪莱的文章写得漂亮，笔端激扬着论辩的才气，浪漫派的风格十分鲜明。 特别是雪莱的观点，他那种以为诗是以其想象和热情而引人向善的见解，颇能引起曹禺的共 鸣。而雪莱对诗人的论述，也很令曹禺向往。雪莱说：“一个诗人既是给别人写出最高的智 慧、快乐、德行与光荣的作者，因此他本人就应该是最快乐、最良善、最聪明和最显赫的 人。至于说到诗人的光荣，我们不妨让时间来回答，在人类生活的建树中，有何种人的名誉 能比得上诗人能名誉。”他本来就喜欢诗，自然也崇敬着诗人。而雪莱的话，无疑使他对诗 人的光荣和职责更加向往了，他是要做一个诗人的。 当然，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对戏剧艺术的迷恋。实际上，他的心早就同戏剧凝聚在一 起了。无论他有多少兴趣，多少爱好，但戏剧就像磁石一样，把它们都吸收过来。 事实上，他也摆脱不开。南开大学把他留下来，也是不愿意把这个有才能的演员放走。 当他演出《娜拉》时，他已经在南开大学读书了。但也正是在演出《娜拉》之后，他心里在 起着变化，萌生出新的想法，就是要写剧本。他曾这样说：“很快就发现我不适合演戏，我 想，还是写剧本吧。”①“小时候，我很想当演员，想一辈子当一个演员。大约因为我是一 个很不好的演员，这条路，我终于放弃了。但是，我觉得一个写戏的人如果会演戏，写起戏 来就会知道演过戏的好处。我小时候参加了一些戏剧活动，在中学和大学都演过戏。这对我 有一些帮助。”①他把自己的想法最先告诉给他的一个要好的同学杨善荃。杨善荃比曹禺高 两个年级，岁数也比曹禺大，他看过曹禺演的戏，很欣赏他的才能，真像个老大哥那样关心 着他。他热心地辅导曹禺学外文，把英文单词写成卡片贴在曹禺的床头上，曹禺也把他看作 是个老大哥。曹禺回忆说：《雷雨》的构思很早了，在南开中学时就产生了一些想法。但 是，我还不知道写个什么样的戏。我记得跟杨善荃谈过，谈得很乱，头绪也多，我自己都理 不清楚。杨善荃很鼓励我。他说，一个大作品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搞起来的，总得搞很多次， 反复地修改琢磨，才能搞出好作品来。杨善荃作为一个比我年长的高年级同学，还把他收藏 的戏剧书借给我看，他特意买了英文的编剧法之类的书送给我。我后来到天津女子师范学院 当教授，也是他推荐的。②杨善荃是这样回忆他和曹禺的友谊的：是张彭春把曹禺培养出来 的。张彭春对戏剧有研究，在南开大学开过戏剧班，这个班上有曹禺。曹禺的戏受易卜生影 响，也受希腊悲剧的影响。他未写戏之前，是搞了调查的，学习人物的语言是下了功夫的。 《雷雨》的背景材料，可能来自他熟悉的一些家庭，还有他自己的家庭。他的戏剧语言，恐 怕在中国要数他了。我比他年长，高两三个年级，我那时很喜欢曹禺的才能，看他演戏演得 那么好，我的书比较多，我就把我收藏的外国戏剧的书都借给他看，他还跟我学英文。① 曹禺很怀念这位老大哥。的确，他曾给了他许多的鼓励和帮助。 在曹禺的大学生活中，演戏和钻研戏剧依然占据着主要地位。张彭春总是抓他排戏演 戏。《娜拉》公演时，他已经在南大读书了。紧接着便又参加《争强》的改编和演出了。为 迎接１９２９年的校庆，张彭春准备把高尔斯华绥的《争强》搬上舞台。那时，有了郭沫若 的译本，但是，作为演出本还有距离，张彭春就把改编任务交给了曹禺，师生合作。由此， 也可见老师对他是越来越赏识、越信赖了。此剧仍由张彭春执导，不过曹禺再不扮演女角 了。他这次承担的角色是董事长安敦一，张平群扮演矿工领导人罗大为。《争强》的改编， 对曹禺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第一次改编就是一部写劳资矛盾的戏，这对他后来的创作很 有影响。当《争强》的舞台演出本由南开新剧团于１９３０年出版时，曹禺写了《〈争强〉 序》，其中可看出他当时的一些思想和艺术见解。他说：《争强》（Ｓｔｒｉｆｅ）是晚近 社会问题剧的名著。著者高尔斯华绥（Ｊｏ－ｈｎＧｕｌｓｗｏｒｔｎｙ）的性格素来敦厚 朴实，写起剧来也严明公正。在这篇剧内他用极冷静的态度来分析劳资间的冲突，不偏袒， 不夸张，不染一丝个人的色彩，老老实实地把双方争点叙述出来，决没有近世所谓的“宣传 剧”的气味。全篇由首至尾寻不出一点摇旗呐喊，生硬地把“戏”卖给“宣传政见”的地 方。我们不能拿戏中某人的议论当作著者个人的见解，也不应以全剧收尾的结构――工人复 工，劳资妥协――作为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作者写的是“戏”，他在剧内尽管对现 在社会制度不满，对下层阶级表深切的同情，他在观众面前并不负解答他所提出的问题的责 任的。 特别是他对安敦一和罗大为的性格和悲剧的理解。他以为安敦一和罗大为是“一对强悍 的人物”，“全剧兴趣就系在这一对强悍意志的争执上”。他认为安敦一是“一位有骨气的 老先生”，而罗大为作为罢工领袖有“火一般的性格，也保持不妥协的精神”。这两个人 “都是理智魄力胜于目前一时的情感，为了自己的理想，肯抛开一切个人的计算的。安敦一 说得好，‘让工人一步，工人就会要求十步’。对工人有怯弱的退让，在他看来结果只能 ‘毁坏大家’，并且‘毁坏工人们自己’。他一向抱定团体内应当‘有主脑，有服从’。现 在他们团体出了罢工反抗的事情，他当然是不让步。罗大为呢，他自己受过厂方苛刻的待 遇，他说他认得资本，资本是一个吃人肉喝人血的妖怪。这东西一日不铲除，一日工人便没 有幸福。他对工人们喊着：‘为你们子孙计，你们也要奋斗到底！’所以他当然也不让 步。”基于这种理解，他认为结局是悲剧性。他这样说：然而结果，二人都过于倔强，他们 的意见都没有实现；一个女人白白做牺牲，两个头脑也徒然被人推倒。大概弱者的悲剧都归 功于他太怯弱，受不住环境的折磨或内心的纠纷，强者的悲剧多半归咎在过于倔强，不能顺 应环境的变迁。两个都是一场凄惨的结果，而后者更来得庄严，更引起观众崇高的情感。此 剧最后，当安敦一颤巍巍地向罗大为走来，对他说：“我们两个都是受伤的人！”，叫着 “朋友”把手伸去，罗大为“由敌视而变成惊异，二人凝视半天”，终于互相敬服，彼此握 手。曹禺认为“这段描写的确是这篇悲剧最庄严的地方”。从他这些理解，多少使我们看到 《争强》对他写《雷雨》的某些影响。那时，他就是这样理解的。后来，他回忆改编《争 强》时说：还有高尔斯华绥的《争强》，郭老曾翻译过，我也把它改编成演出本。我扮演其 中资本家的脚色。当时思想很模糊，知道工人和资本家是有矛盾的，但结尾是工人和资本家 握手言和，主题是妥协的。那时，对阶级斗争从来都不曾想过，只知道演戏。我记得校长张 伯苓说过：罢工太可怕了。他说他看到一次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凄惨极了，家家都没有煤 烧，罢工可怕。所以，那时受的教育还是１９世纪的资产阶级教育。对工人的理解同后来写 《雷雨》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①他对高尔斯华绥的戏剧技巧十分钦佩。“总观全剧，章法 谨严极了，全篇对话尤写得经济，一句一字，不是用来叙述剧情，就是对性格有所描摹。试 想把一件繁复的罢工经过，缩在一个下午源源本本地叙述出来，不散，不乱，让劳资双方都 能尽量发挥，同时个人的特点，如施康伯的浑，王尧林的阴，安蔼和的热，魏瑞德的自私， 尤其是第二幕第二场写群众心理的难测，和每一个工人的性格，刻画得又清楚又自然，这种 作品是无天才无经验的作家写不出来的”。他对高尔斯华绥对全剧节奏的把握大为佩服： “作者洞彻全剧节奏，刻准时间转移剧情的本领委实是可敬。” 特别令人注意的，在《争强・序》中，他那种不能按捺的热情又来了一次燃烧。他借题 发挥，以安敦一和罗大为为例，说“他们那种不屈的魄力，肯负责、顾大局的勇气，的确是 增近青年们心灵贫弱的补药。在势在位，不为自己打算，抱定专一的见解，拚着财产、性 命，‘为将来，为大局’争！争！像这种呆子打着灯笼在今日中国找，真是‘凤毛麟角’， 实在不多。结果，二人失败。那位老董事长便决不恋栈，立即辞职，光明磊落，来去昭然， 这比那群蝇营狗苟，‘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东西们，哪一个值得我们赞仰是不问可知 的。”也许从今天看来，他的看法有可讨论之处，但是，他的矛头，那尖锐的矛头，是针对 着现实的。 《争强・序》是曹禺大学期间难得的一篇论评，由此多少可看到他的锋芒，他的思索， 他的见地。 《争强》公演之后，他得以结识了黄佐临。佐临刚从英国回来，那时，他对戏剧已怀有 浓郁的兴趣。他去观赏《争强》演出，并随即为《大公极》写了一篇观后感。曹禺看到这篇 观后感后，似乎找到了一个知音，便通过《大公极》找到黄佐临，亲自登门造访求教。由 此，他和佐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佐临有这样的回顾： 我们是在１９２９年１１月在天津见面的。他正在演《争强》，扮演董事长。他的表演 给我的印象是很有精气神，眼睛发亮，声音很洪亮，在场上是很活跃的。我看后给《大公 报》写了观后感。那时，我刚从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回来，我不是学戏的，但对戏剧很感兴 趣。家宝看到观后感，就来找我，并把我引见给张彭春先生。那时在天津有七八个人对文艺 感兴趣，常常聚在一起谈论文艺问题。他到我家里，看到我有许多书，便借去看，主要是戏 剧的书。当时，我在南开大学还兼点课，我讲的是肖伯纳和狄更斯。家宝对肖伯纳不感兴 趣，没有共同语言；但是，对易卜生我们都感兴趣，还有高尔斯华绥也有共同语言。后来， 他对奥尼尔发生兴趣，我对奥尼尔不感兴趣。①由于改编《争强》引起他对改译外国剧本的 兴趣。１９２９年底，他把《冬夜》（ＮｅｉｔｈＢｏｙｃ著）和《太太》（ＬｅｅＤｉｃ ｋｓｏｎ和ＬｅｓｌｉｅＭ．Ｈｉｃｋｓｏｙ合著）翻译出来，分别刊登在１９２９年１２ 月出版的《南开周刊》第７７期和第７４期上。 《冬夜》是一部悲剧。曹禺把剧中的人物姓名、布景、台词都中国化了。故事并不复 杂。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哥哥顾阿光，弟媳阿慈为弟弟阿贤送葬回来，外边的田野被积雪沉 沉地压着，月光清冷寒淡，室内烛光幽微，显得格外寂寞而凄凉。阿贤病了十年，阿光和阿 慈也整整守护了十年。在漫长的岁月中，阿慈早已失去少女的活泼，她也从未享受到爱情的 幸福，那心灵都窒息了，异常寂寞而孤单。在这沉静的夜里，阿光向弟媳倾吐了十多年来埋 藏在他心里的爱情，但却遭到弟媳的拒绝：“你完全疯了！……这种思想简直可怕！简直可 怕极了！”这严酷的拒绝使阿光的希望破灭了。他走出家，用猎枪自杀了，弟媳也因之惊呆 了。 这虽然是个独幕剧，但悲剧的氛围十分浓郁，有一种说不出的悲怆沉重的窒息感，但又 有一种说不尽的人生的悲凉和令人沉思的诗意。 《太太》是一出喜剧。戴士敏是个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