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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午夜12时与明日的一时之交,是个奇妙的时间。它可以被称为零时,好像是于天地之间,无所依属,又似乎同一切都有关联:过去、未来。1989年新年的钟声刚过不久,就在这样一个时刻,我写完了这本传记的最后一个字。

我没感到有什么轻松。断断续续的一年时间,加上搜集材料,连在一起有了三年光阴,涂了这样一本语不惊人的东西,实在也抖不起来。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沙汀,我只能回答,因为我爱读沙汀。如果有人再问我,为什么一定要给一个健在的、并非超一流的作家写传,回答也不复杂,就因为他健在,他并非超一流。

传记面对逝去的一切人、事。应当尊重历史,言之凿凿。但是逝者如斯夫,尽管是已经流逝的史迹,它仍然处于永久的“变动”之中。传记并非绝然建筑在对象物的凝固不动上面的。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不习惯诉说一个鲜活的人,表面是要待盖棺论定(即凝固),或许正想随心所欲地打扮历史。当然,现在多半又鉴于传主及传主的同辈人俱在,怕受多方的掣肘,“为尊者讳”,而不易发表创见。即便别人不干预,自己都会疑心生暗鬼,习惯成自然地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在中国这样一种人文环境下,发表纪实性文字,说不定半空里会落下什么责难、挑剔,要说写一本见血见肉的传记,谈何容易!

但正因如此,就更应该多写今人,多写后人,除了写伟人,也多写非伟人,写一切有价值的人,让历史摆脱僵直,摆脱“钦定”、“官办”、“经院”的樊篱,走向多元,走向人间。

那么,面对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和一秒钟前的人物行为方式、感情心态,一个传记作者的态度只能是开放的、科学的和现代的。我追求今人对永不停止的历史运动的充分理解。我期望能与历史“对讲”。

这包括让沙汀和他的同时代人“原原本本”地表现,也允许我“平等”地解释他们。我是不是做到了此点,有白纸黑字在,我听候裁决。

我要感谢沙老。他不顾年老多病之身,与我谈过数十个小时的话,无保留地向我提供了许多第一手的材料。特别是允我读他劫后残余的笔记、日记,有的是未经发表的。但是,他坚决地表示,不读我传记原稿的任何一个字!我懂得他的意思,他是要解放我,放我到一个宽阔的去处,不受更多的阻碍。为此甚或可能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某些细节未能得到权威性的纠正。不过,为了更好地保证历史“对讲”的确立,权衡得失,可能还是值得的。

从全书“对讲”的结构出发,除了引文,我采用了不少沙汀本人及其师友亲朋的口头材料。我要向他们表示谢忱。这些材料,大部分是我面对面访问得来,少部分是别人搜集形成笔录,由沙汀转交我的。本来可以将这些材料一一请本人审核,形成被认可的文字。但我从沙汀的不读原稿得到启示,认为可以不把这副“枷锁”套在别人头上。所以,我要说明:这里所有的讲述文字均未经原口述者审阅。这是讲述者的话,经过我的头脑和记录反映出来的,似包含了主、客双方。它们都没有发表过。

我本质上是个文学研究者。这本传记仍是按学术性传记的目标来写的,不是文学创作,几乎没有什么虚构的成分。只是想要尽量靠近研究对象和我自己,设置了贯穿到底的传主和笔者的对话,来沟通这两者。这传主的对答才是我唯一的虚拟文字。至于沙汀以外的同时代人,他们是按照与沙汀的人生重合的那一部分,进入传记的。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全面的表现和全面的评价。如果与沙汀的交往,正好显出他们的优长处,或偏偏把他们的缺欠处露得过大,它们都是同等地属于局部,属于偶然。我都要深深地致歉。只有我,应当对全部的传记文字负责。

我感谢向我提供宝贵传记资料的各位前辈与同辈。先后接待我的有:复衍、艾芜、吴组湘、卞之琳、苏灵扬、张秀熟、萧崇素、约瑟、胡甫臣、李眉、王苹、葛一虹、郑瑛、常苏民、李累、周克芹、郭付仁、洪钟、徐文耀、束沛德等。四川省作协罗湘浦替我筹划在川访问的事宜。杨刚俊、邓仪中陪同我访问了沙汀故乡,受到安县上下的亲切接待。重庆市文联王觉引我寻访张家花园六十五号“文协”原址,郭福田不辞辛苦陪我查访南温泉桃子沟、铜元局华裕农场。上海宋永毅等助我寻觅德恩里、天祥里等沙汀在沪的住址。感谢多次对我的调查给予支持的杨刚虹、向时文夫妇,杨礼、曹秀清夫妇,还有秦友甦。感谢在我的传记形成过程中给过我帮助的所有的人。感谢他们的厚爱。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鼓励传记写作,在目前出版业困难的景况下,显出出版家的胸襟气度。文艺室的编辑几年如一日地对我保持信心,我深表敬意。

我的背后永远有北京大学我的导师、学友投来的亲切目光。

说到底,我并不是写沙汀传的最理想的作者。我仅仅读过他的全部作品,作过一点研究,加上我对蜀地的一份亲情。可我不是川人,不会说川话,对于川西北的乡土民情风俗只一知半解,这对我是个太大的限制,使我对沙汀的认识,总嫌不深。而且论文写惯了,驾驭叙述性文字总不漂亮。我想,到应当淘汰这本传记的时候,它自然就被淘汰,应当毫不可惜。

我期待来日,期待来哲。

作者

1989年2月20日是日元宵,月全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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