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4) 　　记者：您在北京上完了中学之后又上了北京医士学校，后来参加工作。这个 过程中您有没有因为与彭老总的关系而受到别人的照顾啊？您跟彭老总的这种关 系外人知道吗？ 　　彭梅魁：我是被分配的，自己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学校里当然是知道的， 但我们在学校从来不说这些事。1956年我被分配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在厂子三年， 我没跟任何人说过我是彭德怀的侄女。后来我穿了一双皮鞋，那是我伯母浦安修 送给我的，同事们就问我这鞋是谁给的？我就说我捡的。 　　后来，是在1959年9 月吧，我听我们厂子的党委副书记传达庐山会议的文件 以后，我才说出了我是彭德怀的侄女。在此之前大家不知道我跟彭德怀有亲戚关 系。 　　割舍不掉的亲情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一下子成了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 人，他从中南海搬进了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在这个小小的院落里，他继续 探询着久思而不得其解的有关人民公社、“大跃进”问题的答案。彭德怀亲自开 荒种地，执著地用实践检验着自己的观点。 　　虽然彭梅魁百分之百地相信党，和伯伯在政治上划清了界限。但是在生活上， 她一直照顾着孤单的伯伯。 　　记者：1959年7 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彭老总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 社化的“左”倾错误，为民请愿而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的骨干成员，并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在彭老总一下子被打成“罪人”的时候， 您却主动向单位说出了您和他的关系。当时您为什么这样做呢？有没有考虑过您 这样做的后果？ 　　彭梅魁：我是党员，党支部向党员干部传达庐山会议文件内容，说彭德怀是 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我听了很难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们说的 话我句句都信了，这是党的话啊，我百分之百地相信。回来以后一夜没睡觉，我 老伴不是党员，这是党内的秘密，我没跟老伴说。我相信党的话，但是自己有一 个疑问：伯伯对我们这么好，伯伯工作了这么多年，平江起义、长征、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我认为我只能从政治上跟他划 清界限，我不能现在就不管他了，这样做我就缺了人性。 　　第二天我就去找我们党委书记，跟书记说我是彭德怀的亲侄女。这是我第一 次跟别人说起我和伯伯彭德怀的关系。然后我就问，伯伯没儿没女，对我们这些 侄儿侄女关心得非常周到，我今后还能不能去看他？书记很爽快地说，你能去看， 他不还是政治局委员嘛。我当时就放心了。 　　记者：您后来去看彭老总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好吗？他有没有向您说起他 当时的状况？ 　　彭梅魁：9 月我到中南海看伯伯。平常伯伯都是坐在办公桌后面，这次他在 屋里的沙发上坐着。我一进去就喊伯伯，但声音好像有点噎住了。也许他听见了， 也许没听见，他也没喊我，也不和我说什么。我就到那儿自个儿坐下，我一句话 都没说，我也没流眼泪。我就用牙齿咬着嘴唇，在那儿待着。 　　伯伯就说，梅魁，我名誉不好，你也知道了，你以后不要到我这儿来了，以 免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进步。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 我握着伯伯的手，说我走了，伯伯跟我说，你以后再也不要到我这儿来啦，我很 快就要搬家了，要搬到清华大学和颐和园那一带。就这样，我走了，一句话也没 跟伯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