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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赴难”和“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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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赴难”和“逃难” ――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编辑先生:   我常常看《涛声》,也常常叫“快哉!”但这回见了周木斋先生那篇《骂人与 自骂》〔2〕,其中说北平的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 而致慨于五四运动时代式锋芒之销尽,却使我如骨鲠在喉,不能不说几句话。因为 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属于“逃难党” 的。   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我想,一半是对的。 那时的北京,还挂着“共和”的假面,学生嚷嚷还不妨事;那时的执政,是昨天上 海市十八团体为他开了“上海各界欢迎段公芝老大会”〔3〕的段祺瑞先生,他虽 然是武人,却还没有看过《莫索理尼传》。然而,你瞧,来了呀。有一回,对着请 愿的学生毕毕剥剥的开枪了〔4〕,兵们最受瞄准的是女学生,这用精神分析学来 解释,是说得过去的,尤其是剪发的女学生,这用整顿风俗〔5〕的学说来解说, 也是说得过去的。总之是死了一些“莘莘学子”。然而还可以开追悼会;还可以游 行过执政府之门,大叫“打倒段祺瑞”。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又还挂着“共和”的 假面。然而,你瞧,又来了呀。现为党国大教授的陈源先生,在《现代评论》上哀 悼死掉的学生,说可惜他们为几个卢布送了性命;〔6〕《语丝》反对了几句,现 为党国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晶报》上发表一封信,说这些言动是受墨斯科的命令 的。这实在已经有了北平气味了。   后来,北伐成功了,北京属于党国,学生们就都到了进研究室的时代,五四式 是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为了矫正这种坏脾 气,我们的政府,军人,学者,文豪,警察,侦探,实在费了不少的苦心。用诰谕, 用刀枪,用书报,用煅炼,用逮捕,用拷问,直到去年请愿之徒,死的都是“自行 失足落水”,连追悼会也不开的时候为止,这才显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关,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内而后可以攘外” 〔7〕。但可恨的是外患来得太快一点,太繁一点,日本人太不为中国诸公设想之 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责难。   看周先生的主张,似乎最好是“赴难”。不过,这是难的。倘使早先有了组织, 经过训练,前线的军人力战之后,人员缺少了,副司令〔8〕下令召集,那自然应 该去的。无奈据去年的事实,则连火车也不能白坐,而况乎日所学的又是债权论, 土耳其文学史,最小公倍数之类。去打日本,一定打不过的。大学生们曾经和中国 的兵警打过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 抵抗么?我们虽然也看见过许多慷慨激昂的诗,什么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呀,用 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呀,但是,先生,这是“诗”呵!事实并不这样的,死得比蚂 蚁还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枪也胶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9〕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 的一个。   那么,“不逃难”怎样呢?我也是完全反对。自然,现在是“敌人未到”的, 但假使一到,大学生们将赤手空拳,骂贼而死呢,还是躲在屋里,以图幸免呢?我 想,还是前一着堂皇些,将来也可以有一本烈士传。不过于大局依然无补,无论是 一个或十万个,至多,也只能又向“国联”报告一声罢了。去年十九路军的某某英 雄怎样杀敌,大家说得眉飞色舞,因此忘却了全线退出一百里的大事情,可是中国 其实还是输了的。而况大学生们连武器也没有。现在中国的新闻上大登“满洲国” 〔10〕的虐政,说是不准私藏军器,但我们大中华民国人民来藏一件护身的东西 试试看,也会家破人亡,――先生,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呵。   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 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 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自然,就是逃也不见得安稳,谁都说不出那 里是安稳之处来,因为到处繁殖了猎狗,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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