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衷寒其人其事 刘美炎 楔子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苏兹贝格是一位对中国，尤其是对蒋介石的发迹地 黄埔军校有浓烈兴趣的美国著名记者。１９５５年３月１９日，他飞往台湾高雄， 访问了在那里养病的蒋介石，蒋介石向他介绍了自己“为了建立中国统一政府的漫 长斗争生涯”，当然离不了谈黄埔。午餐席间，蒋介石对苏兹贝格说：“黄埔时 期，我有许多杰出学生。”并指着陪同进餐的一位台湾当局要员说：“他就是黄埔 三杰之一，我的前交通部长、现总统府国策顾问贺衷寒。” 苏兹贝格友好地朝贺衷寒笑了笑，一个不太可亲的形象立即映入眼帘：他大约 ５０开外，刀削般的脸上棱角分明，头上毛发不多，几乎秃顶，眼里闪烁着蔑视一 切的神情，对苏兹贝格点了下脑袋。 “另外两杰是谁呢？”苏兹贝格追问道。 “那两个是共党，他们背叛了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也背叛了校长。”贺衷寒抢 着回答。 “能说说他们的名字吗？” “一个叫蒋先云，北伐中被打死了。”贺衷寒说。 “另一个叫陈赓，当年我也很喜欢他，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候，他掩护过我，可 惜中共产党的毒太深，后来处处和我作对。这个人你们美国新闻界应该知道，不久 前他还与你们在北越和南韩打仗！”蒋介石接过话题说。 苏兹贝格耸耸肩膀，表示默认。沉默了一会，他说：“有机会，我将去大陆采 访有关人士。” “你不会有此机会！”贺衷寒顿时做出一个鄙夷的姿态。“大陆不会设宴接待 一个美国记者。” 历史的发展与贺衷寒的预言正好相反，１９年后的１９７３年９月，机会终于 来了。６１岁的苏兹贝格作为中美建交后第一个被邀请的美国记者，来参加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国２４周年庆祝活动。他和他的希腊妻子玛丽娜在广州、北京、延安、 西安、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参观采访了近一个月，参加了各种宴会。在他一再请 求下，临回美国前，当年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抽时间 专门接见了他们夫妻俩，并且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周恩来同他们谈了中美关系、 中苏关系等重大问题后，苏兹贝格迫不及待地请求谈谈蒋介石和黄埔军校的问 题。”周恩来满足了他的要求。 “我在台湾见到一个黄埔军校的学生，叫贺衷寒，听说他还是黄埔三杰之 一？”苏兹贝格突然问。 mpanel(1); 周恩来耸了耸浓眉，若有所思地回答说：“他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后来在 政训处培养了一批军队特务，解放前夕跟称介石跑到台湾，但蒋介石知其有野心、 并未重用他。在我们中美建交之时，他忧郁而死……” 贺衷寒，这位国民党黄埔系中颇有影响的人物，对于他的传奇经历，对于他与 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今日大陆知道的人已不大多了。 一、贺衷寒一笔好字，使蒋介石对他另眼相看 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６日上午，在距离广州市中心约２０公里的东郊黄埔岛上， 到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由孙中山先生创立的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正在进行。 ５００名从全国各地招收来的热血青年，身着崭新的灰军装，列着整齐的队伍，正 在聆听孙中山先生的长篇演讲，他指出：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走俄国人的道路， 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今天建立黄埔军校，就是为成立革命军打基础。 他号召大家，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发扬革命党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做一个真正的 革命军人，一生一世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救国救民，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 法……孙先生演讲很长，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 接着，南方政府参议院总参议兼广东省省长、有“副帅”之称的胡汉民，宣读 《总理训词》。 然后，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祝词。 午餐时，不少人找到校长蒋介石反映，说上午领袖们的训示大多听不懂，如胡 汉民是广东番禺人，讲一口客家官话，他念《总理训词》的开头两句“三民主义， 吾党所宗”，北方学生就听成了“三味煮鸡，萝卜大葱”。于是，午餐后蒋介石找 来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要他赶紧找几个字写得好的学生来，把上午领袖们的讲话发 言抄写出来，贴到最显目的地方。王柏龄经过一番了解，很快找来了李之龙、胡宗 南和贺衷寒３人分头抄写。其中，贺衷寒一笔艺术体的双勾字写得又快又好，蒋介 石看后连连颔首微笑。自此，蒋介石就对贺衷寒另眼相看。后经多次交谈和查访， 蒋介石渐渐了解了贺衷寒不平凡的经历。 原来，贺衷寒系湖南岳阳人氏，１９００年１月５日生，原名忠汉，少时游览 洞庭湖中的君山岛，得知秦始皇在君山怒盖“封山印”的故事，因慕秦始皇的威严 而取字“君山”。贺衷寒的父亲是乡间颇有影响的大绅士，家境富裕，望子成龙心 切，贺衷寒６岁时便延师在家读私塾。贺衷寒聪明好学，《四书》、《五经》过目 成诵，师长称奇，乡里传为佳话。１９１６年，贺衷寒考入武昌湖南旅鄂中学读 书，由于勤奋努力，各门功课均得高分，尤以国文为佳，每次作文均由老师批示 “传观”。他写得一手好字，又能说善辩，还喜欢诗词，常作诗抒怀。在学校读书 期间，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深为梁启超那种忧国忧 民、饮冰怀霜的情怀所打动，思想渐渐激进，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充满义 愤，对劳苦群众表示出同情。 贺衷寒还积极参加了反对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斗争，曾慷慨激昂地站在 桌上讲演，痛斥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和卖国求荣，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贺 衷寒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他能说善辩，又有根强的组 织能力，因此被全校学生选为代表。１９２０年秋，董必武和陈潭秋在武汉组织马 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贺衷寒被吸收参加，成为我国最早的青年团员 之一。 １９２１年春，贺衷寒赴上海学习俄文，在这里他结识了中共方面很多早期领 导人。同年１０月，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他作为武汉学生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赴 莫斯科，出席翌年１月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解放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 国代表团的团长是张国焘，成员有翟秋白、高君宇、王烬美、邓恩铭及蒋伏生、卜 道明等人，张国焘这个人向来脾气暴躁，待人傲慢，喜欢弄权，这次出国当然不例 外，他不把自己也看作“代表”之一，而处处以“团长”的身份动辄训人，今天骂 这个，明天骂那个，非要所有的代表唯他是从才舒服。贺衷寒这时才２１岁，年轻 气盛，从小就被人当着“才子”捧惯了，哪里看得惯张国焘这一套，兔不了要冷言 冷语说几句，张国焘早已对他忌恨在心。 一次，张国焘为一点小事借题发挥，大骂代表团的成员，说要不是我张国焘， 你们一辈子也别想到莫斯科来，要是不服从领导，我就一个个把你们开除回去。别 人都知道张国焘是发发脾气，不见得就要开除谁，都一笑了之。贺衷寒却忍不下这 口气，当即对张国焘说：“张先生，我们都是中央书记处选派来开会的，你凭什么 要开除我们？依我看，你这个团长当得不耐烦了倒是可以不当，我们另选一个就 是。”张国煮一听，犹如火上加油，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滚！你给我滚！” 贺衷寒一点也不示弱，马上回敬说：“要滚你先滚！”说着就要上去跟张国杰动拳 头。其他代表连拉带劝，才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又因是在异国他乡地盘上，张国 焘一时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先忍下这口气。回国后，张国焘立即向陈独秀告状， 终于以目无组织的名义于１９２２年春将贺衷寒开除团籍。从此以后，贺衷寒对张 国焘恨之入骨，连带也恨上了共产党。 贺衷寒在莫斯科参加会议后，便留在苏联考察，先后共７个月。回乡时途经武 汉，昔日在武昌各校读书的朋友为他洗尘，他报告“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情况时 说：经过西伯利亚铁道沿线车站时，看到许多俄国男女讨乞食物，得到一针一线也 跪地叩谢；到达莫斯科及各都市时，仍然是物资缺乏，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到处有 乞丐、娼妓、小偷；政府对地主、资产阶级、贵族进行杀戮、清算、斗争，极为 “悲惨”。他认为，中国革命不应采用苏俄的方式来进行。 １９２２年，贺衷寒自苏联回国后，在武昌一中学教书，曾一度加入恽代英开 办的“共存社”，后因意见不合而退出，旋即创办“人民通讯社”，从事各种大胆 的报道，经常发表评论，抨击当时军阀横行、政治腐败，阐扬民主、自由之可贵， 积极鼓吹革命。不久，即被军阀查封。继而前往长沙，再创“平民通讯社”，并改 名贺衷寒，继续批评时政，提倡民主，主张革命，同时兼任长沙宏图中学国文教 员。在长沙，他曾联络失学、失业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征求各学校社团的意 见，拟成立湖南公民选举监督团，揭露赵恒惕督政府进行虚假“民选”的阴谋，得 到社会胁同情和舆论界的赞许。当时，湖南第一纺纱厂发生工潮，工人代表、青年 团员黄爱和庞人铨被湖南督军赵恒惕派人逮捕杀害，贺衷寒闻讯，冒着生命危险， 以极大的义愤撰写了《黄庞案之真相》一文，对赵恒惕大加抨击，替死者呜冤。赵 恒惕恼羞成怒，下令将贺衷寒逮捕，关了３个多月。在狱中，贺衷寒受尽折磨，几 乎命丧囹圄。后经岳阳县的两名省议员具保获释，才幸免于难。这次入狱、使他更 加认清了中国黑暗社会的现实，更加体会到了封建军阀的残暴：更增强了他“改 造”中国的决心。 贺衷寒出狱后，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相互见面，百感交集。他父亲要他在家 乡教书，免得在外面惹是生非。１９２３年，贺衷寒向家人一再表明自己投身“改 造”中国之决心后，又返回长沙继续从事新闻事业，担任长沙青年服务社教务主 任，仍兼中学课务。不久，又被聘为上海《时报》特约记者，继续用他的笔杆和嘴 舌，抨击军阀统治，揭露社会黑暗，鼓动青年爱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１９２４年春，贺衷寒在汉口欣闻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兴奋不已，立即与原 旅鄂中学同班同学蒋伏生结伴南下。他们由汉口去上海，即买当日由上海开往广州 的轮船票。不料，当他们抵达黄浦江码头时，船已起铺开往海中。贺衷寒急雇一小 舢板，紧追该船，幸被轮上一青年伸手援助，得以攀登上轮。上轮后，他询问那位 青年的姓名，才知道他叫胡宗南，也是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的，此乃贺衷寒、胡宗 南相见之始。因彼此意志相投，日后便情同手足，私交甚深。又因贺衷寒擅长于 “文”，胡宗甫擅长于“武”，故后来在国民党黄埔系中曾流传“文有贺衷寒，武 有胡宗南”之说。 贺衷寒、胡宗甫到广州后，军校招主初试已过，他俩便联名具函去找主持考试 的廖仲恺先生，叙述过去的经历、南来的动机和矢志革命、报效国家的决心。廖仲 恺阅函，当即准予参加复试。经过严格考试，贺衷寒被录取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科 第一队。当时的黄埔军校，聚集了一大批从全国各地来的好学上进的热血青年，其 中有不少还是各地的共产党组织选派来学习的，因而革命和学习的气氛十分浓厚。 那时，正是国共合作，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黄埔学生中发展党员。共产党发展组 织，是个别秘密进行的；国民党发展组织，是在课堂上把入党登记表当作业一样往 下发，规定每人都要填。贺衷寒入校不久，就和同期学生一起，集体加入了国民 党。 开学以后，贺衷寒认真钻研政治和军事理论，各项成绩都名列前茅，加上他在 组织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才能，便崭露头角，并开始传出“黄埔三杰” 的美名。１９２４年９月，孙中山率师北伐，贺衷寒随学生第一队担任警卫工作。 １１月，黄埔第一期学生毕业，贺衷寒被分配到军校政治部任上尉秘书，旋又调任 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１９２５年１月４日，军校政治部迁往广州北校场 省城分校，设分部于黄埔本校留守，校方指定由贺衷寒和李之龙（共产党员）负 责。当时黄埔一期毕业同学，除李岳阳因原为川军团长，毕业后被分配担任国民革 命军第一军第二十团团长外，贺衷寒的军阶算是最高的。 二、开始麋集于蒋介石的“反共”纛阴之下 公正地说，１９２５年以前的贺衷寒，即使不能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还是 可以划入革命青年或思想激进的青年之列，他虽然对共产党的某些领导（如张国 焘）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有不同的看法，但总的来说还是基本拥护共产党的主张 的，至少也可以说还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同时也确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 工作，特别是在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抨击北洋军阀的统治方面，尤为突出。从 １９２５年开始，贺衷寒就明显向右转了。此后、他就一直充当反共的急先锋，与 无产阶级为敌。正如他的同僚好友袁守谦在其墓志铭中所说：“……自（民国）十 四年参加孙文主义学会之创立，迄于病革绵＊（左忄右缀之右）之时，固未尝须臾 放弃其挞伐之责任（指反共）。” 蒋介石是一个以两面姿态出现的野心家，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前，因为羽翼尚未丰满，在处理国共两党和黄埔两派的纠纷中，虽然貌似公允，但 他在骨子里是反共的。他实际上是右派势力的组织者和保护者，他在１９２６年上 半年一手制造的陷害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和亲自提出的排挤共产党员的《整 理党务案》，就是他反共嘴脸的最早公开暴露。贺衷寒、缪斌、潘佑强等右派黄埔 学生，对蒋介石当时的所作所为及其真实用心，在实践中也逐渐心领神会，他们实 际上已把蒋介石作为自己的总后台，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庆集其“反共”的纛阴之 下。这还得从黄埔岛上开始出现相互对立的两条阵线的斗争说起。 就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后不久，广州的反动势力就阴谋利用商团组织暴乱。 为对付商团，１９２４年８月经蒋先云、李之龙、杨其纲、陈赓、贺衷寒等人发 动，驻扎在广州的粤、桂、湘、滇各军的军官学校和海军部分军阀的革命军人，开 始联合起来，并以“中国青年军人代表会”的名义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后经报请党 代表廖仲恺和校长蒋介石同意，代表会于１９２５年１月２５日推举蒋先云、曾扩 清、贺衷寒、何畏能４人负责，筹备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２月１日，联 合会正式宣告成立，贺衷寒担任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在成立 大会上，他代表“青军会”宜读了３点志愿：（一）竭诚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 主义；（二）暂不做后起的军阀；（三）与农、工、商、学、妇各界大联合，一致 进攻帝国主义与军阀，他还在当时第一期《青年军人》杂志上发表了一向《青年军 人与军阀》的文章，历诉了近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军闷的罪恶，指出中国的祸乱是帝 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闷造成的，号召青年军人要打倒军阀，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 而战。 青年军人联合会创建初期，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其领导人的想法比较 简单，都想以这个组织来团结在粤的青年军人，削弱军间派系的势力，打倒陈炯 明。到１９２５年的二三月间，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消息传到广州，人心颇为不 安，国民党右派势力便开始抬头，乘机加紧活动，并对青年军人联合会大肆加以攻 击，惊呼“青军会是共产军”。当时，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里有名的 “大炮”、强硬的反苏反共分子谢持，正在广州大沙头医院“住院”，黄埔军校中 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王柏龄，便趁机把谢持请到黄埔岛，让他到接近右派观点的学生 中游说。谢持说：“国共合作，实在是孙先生做的第一件大糊涂事。共产主义是豺 狼蛇蝎，与豺狼蛇蝎焉能为伍。”又说：“孙先生年纪大了，虑事难免不周。我辈 正当壮年、为党为国，都不可不中流涉险。”他还进一步煽动说：“共产党名虽与 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趁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 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都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的余地！”他还对贺衷寒 等人说，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们在里边工作是为共产党做嫁衣裳， 等等。贺衷寒听着谢特的演说，很自然联想到张国焘那张讨厌的嘴脸，又回忆起在 青军会内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每每与蒋先云、周逸群等共产党员意见不 一致的往事，便情不自禁地称赞谢持“见解精辟”。在谢持、王柏龄等国民党右派 的煽动拉拢下，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这些平常与共产党同学关系不太和睦的学 生，思想迅速向右转，当场就一个个脸红脖子粗的大骂共产党。 为了对抗共产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贺衷寒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主意，这就 是以研究孙中山思想的名义，组织一个“学会”，以此来联合右派势力。１９２５ 年４月２４日，在蒋介石、廖仲恺的支持下，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立的又一个军 人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早期也称“中山主义学会”），发表通电，宣告正 式成立。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就是贺衷寒和潘佑强。 两个军人组织的出现，使黄埔岛上结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条阵线。由于青军会成 立后，组织发展很快，一年多时间成员就发展到两万多人。孙文主义学会建立后， 第一步便是拿出吃奶的力气到全国各地去发展组织，不久也号称有了５０００会 员。接着，两个组织便公开对着干。青军会组织了一个“血花剧社”，孙文学会就 组织一个“白花剧社”唱对台戏；青军会办了《青年军人》和《中国军人》两个杂 志，孙文主义学会也办了《国民革命》和《革命导报》；青军会又办了《兵友必 读》和《三月刊》，孙文主义学会也又办了《革命青年》和《独立旬刊》。你开一 次大会，我也开一次大会，并且比你的还要大。你在我的大会上发表了反演说，我 下次就组织人去踩你的会场。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三句。你打我一拳，我非踢你一 脚。而在两派对立斗争中，贺衷寒总是充当孙文主义学会的智囊人物，为其谋划， 有时也公开出面展开“舌战”。第一次东征胜利后，由青军会发起，在梅县中学广 场开军民联欢会，李之龙在台上发表演说，正讲得起劲时，贺衷寒、缪斌等一伙孙 文主义学会的人，手持短枪，突然上台来把李之龙挤开，由贺衷寒发表演说。青军 会的人哪里服这口气，很快聚集一群骨干，也持着枪向台上硬冲，李之龙趁势抢占 了讲台，要贺衷寒“滚下台去”。贺衷寒见奇袭得手的讲台又要易主，伸手朝李之 龙的脸上就是一拳！李之龙也不吃这一套，憋足劲一拳又打回去。于是，两个便扭 打起来。顿时，会场大乱，两派枪口对枪口，怒目对怒目。后在梅县党部负责人的 劝说下，才暂时平息。事后，贺衷寒、李之龙两人都受到蒋介石的臭骂，贺衷寒被 “撤职查办”，李之龙“令调回黄埔军校工作”。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为总司令，贺衷寒任 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途中，蒋介石曾主持召开第一军政治部职员及各级党 代表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贺衷寒在发言中大肆鼓吹戴季陶“共信不立，互信 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共存”的那一套，说什么一个革命政 党内，决不能允许两种不同主义的信仰者长久存在、长久合作，与其将来分裂，不 如尽早各走各的路，但我们两党（指国、共两党）可以联合对付敌人。贺衷寒的这 段发言，极合蒋介石的口味，因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鉴于黄埔两派斗争愈演愈烈，１９２６年２月２日，蒋介石以“解决本校党务 纠纷”的名义，在黄埔军校召开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组织负责人联席 会议，校党代表汪精卫也从广州赶来参加。蒋介石以貌似公允的口吻把两会都责备 了一番，骂他们破坏了黄埔的统一。汪精卫也以劝解的口气，强调两派要“精诚团 结”。最后，蒋介石提出４点解决办法，其中心意思就是要两会都接受蒋介石本人 的领导，有矛盾由他来解决。４月７日，蒋介石颁布“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明 令解散两会。为了将黄埔学生置于自己一手控制之下，蒋介石决定另行组织黄埔同 学会，指派蒋先云、贺衷寒、曾扩情、李之龙、潘佑强等为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 并亲任会长。１９２６年６月２７日，黄埔同学会在广州正式成立，贺衷寒缺席当 选为干部委员兼秘书长。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这一组织中继续攻击共产党人， 排斥国民党左派。 三、在苏联异得声名狼籍的贺衷寒想亲自带兵，蒋介石却偏不交他兵权 １９２６年四五月间，广州国民政府组成军事政治考察团赴苏联考察，贺衷寒 是考察团成员之一。他在苏联进行一段时间的考察后，随即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 习。这时，他的思想进一步向右转，虽然自吹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但认为只能是三 民主义范畴内的社会主义，并要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他认为，像苏联共产党那样 用“残酷的阶级斗争”去实现社会主义，不但“惨无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 国决不能容许有这种情况发生。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贺衷寒和邓文仪、肖赞育、郑介民、康泽等人，看到同 学中有数百名国民党党员，便以留法学生中的国民党员有旅法支部为由，发起组织 国民党旅莫支部，想以此作为日后回国争取权力的政治资本，由于此事遭到校方的 坚决制止，加上也未得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批准，闹腾一阵后就偃旗息鼓了。但 他们仍不甘心，又着手在中山大学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分会。由于该组织在国内已是 臭名昭著的右派团体，所以当他们吸收会员时，被人向校方告发。学校立即召开全 体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孙文主义学会是反共反苏的反动组织。因此，贺衷寒等人遭 到大家的严肃批评，而他拒不认错，在会场上大闹起来，说这是“民主”、“自 由”，不应该压制。学生们纷纷要求校方给他以处分，并将其遣送回国。贺衷寒在 中山大学声名狼藉，只好转入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 １９２８年１月，贺衷寒自苏联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杭州军事训练班学生总 队长，负责收容逃散到杭州的黄埔军校第五、六期学生。３月，该校正式迁往南 京，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对内仍称黄埔军校）。同月，黄埔同学会在南京举 行全体会员大会，贺衷寒被选为监察委员。这时，他还担任了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 部监委会常委委员。贺衷寒很想从此转入带兵，像蒋介石那样亲自掌握兵权，可蒋 介石看透了他不好驾驭的本性，偏不把兵权交给他。 １９２９年春，贺衷寒被蒋介石派往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其实是要他利用留学 机会，潜心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为蒋介石集团寻求统治之术。贺衷寒虽身处异 国他邦，仍时刻关注国内的政治斗争，不时发表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言论， 其所写的《改组派之检讨》的小册子，颇受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赏识。 贺衷寒在日本学习、考察的两年时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之际， 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要求建立法西斯专政，以镇压人民的反 抗斗争，贺深受其影响。 四、致力反共的政治训练，受到蒋介名赏识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接着宁汉合流，全国 出现一片白色恐怖。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革命的武装斗争如星火燎 原，尤其是红军在湘、赣和鄂、豫、皖边区的发展，更使国民党反动派日夜不得安 宁。１９３０年１２月，蒋介石纠集１０万兵力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 “围剿”，不仅被红军迅速粉碎，而且连前敌总指挥张辉瓒也被活捉。铁的事实使 蒋介石认识到，光靠军事实力是不能消灭共产党的，于是提出了所谓“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的指导原则，企图在抓紧军事进攻的同时，用“加强军民政治训练”的 办法，维系其内部统治，破坏红色根据地内鱼水一般的军民关系。由于贺衷寒早年 参加过共产党的一些活动，又曾两次去过苏联，蒋介石便认为他的这位高徒对共产 党的政治工作最熟悉，于是急召他回国。 １９３１年２月，贺衷寒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宣 传处处长、训练总监部军事教育处处长、鄂豫皖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 处长等职。国民党部队分为嫡系与杂牌两大类，嫡系部队因经过“清党”运动，一 大批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所谓“嫌疑分子”被“清”出军队，杂牌部队原来就 无政工人员。针对这种情况，贺衷寒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在原有高级政工干部中 挑选１３０人，办起了“星子训练所”（即军校特训班前身），对这些人进行为期 两周的短期特别训练，讲习“对共产党政治斗争技术”及所谓“对全国军民宣传和 平统一的国策”。蒋介石对这个训练班也特别感兴趣，先后５次亲自到该所训话。 这些学员，后来大多成为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反共政治训练的骨干。 当时，国民党部队不仅政工干部缺乏，政工体制也极为混乱，南京的中央委员 会政治训练处，不能对全军各级政治机关实施有效控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况。 １９３３年２月，贺衷寒接替刘健群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后， 采用办“政训研究班”和“军校特训班”的办法，抽调一批又一批军队中的原有政 工干部和大专毕业生进行短期集训，然后分派到全国各地的军队中去，并规定各 军、师都设政训处，团、营、连派指导员，所有中上级政工人员都由军事委员会直 接委派，而这些人大多是军校出身的复兴社成员。这样，贺衷寒就直接掌握了一支 庞大的军队政治训练队伍，最多时达３４００余人。贺衷寒还与刘健群、袁守谦等 人策划，采取派遣“宣传队”的形式，把政工人员安插到西北、东北和西康等地国 民党杂牌军中去做反动宣传工作，以防止这些军队“异动”。 贺衷寒先后主持召开过３次国民党部队的政治工作会议，提出了一整套反动政 治理论，制订了一系列反动政工文件。如：１９３３年５月在南昌召开的全军第一 次政工会上，拟订了《政训令》，明确了所谓政治工作在军队的１７条任务和职 权；１９３４年３月在南昌召开的第二次全军政工会上，针对“剿匪”（围剿红 军）与“整军”之双重任务，又制订了“新的工作方针”；１９３５年４月在汉口 召开的第三次全军政工会议，专门研究了军队各级政工机构如何配合抓好“整军” 的问题。７月，由贺衷寒主持制订的《整军宣传方案》和《整理部队政训工作纲 要》等文件正式出笼。 贺衷寒在贯彻实施蒋介石提出的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围剿”红 军方面，可谓呕心沥血，绞尽了脑汁，提出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坏点子。如在他 主持军队政训工作以前，各种书刊和公私文件上对于围攻红军一事用词各不相同， 有的用“剿赤”，有的用“剿共”，贺衷寒上任后即提出要统一用“剿匪”二字。 他还着重从政治方面提出了许多“围剿”红军的办法，更是受蒋介石赏识。 从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６年，贺衷寒还兼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处 长、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武汉行营政训处处长、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委委 员、军委会政训处秘书长、新闻检查局局长等职。这样，贺衷寒就将国民党军队、 乃至全党、全国的政训大权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成了名符其实的国民党法西斯政 训系统的总头子。 五、揣摸出“老头子”的真正意图，成为复兴社“十三太保”中的核心人物 贺衷寒在致力反共政治训练的同时，还积极参加直接为蒋介石所掌握和为其服 务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中华复兴社”的筹组工作，成为该组织“十三太保”中 的核心人物，他与邓文仪、康泽、戴笠等人被称为“复兴社”的４大台柱，而贺衷 寒名列第一。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浪潮的冲击和国民党 内部派系斗争的倾轧，坐在“国民政府主席”宝座上的蒋介石，深感自己的统治岌 岌可危。但他处心积虑、苦心焦思的，并不是怎样去抗日，而是想搞出、一个什么 新的东西出来，加强他的国家机器，进一步巩固其独裁统治。 蒋介石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重大问题上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惯于用骂 人的方式，迫使部属去揣度他的心思，再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这次也是这 样。这年的１１月间，他接连几次在南京召集贺衷寒、康泽、桂永清、肖赞育、周 复、膝杰、郑介民、戴笠、曾扩情等黄埔爱生开会，只是一个腔调，叹中杂骂、骂 中杂叹地说：“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现在时局艰难，我们的革 命就要失败了……”蒋介石的独角戏唱完，会也就没头没脑地散了。贺衷寒脑瓜最 “灵”，每次蒋介石“训”完之后，就把“这些不中用的学生”约到他家里去商 量，揣摸“老头子”的真正意图。第一次没有结果，第二次大家议出了一点头绪， 认为“要组织起来”。当蒋介石第三次召集这些人去开会时，蒋介石一骂完，贺衷 寒就立即站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然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即“要组 织起来”的意识），还是有办法的。”这时，蒋介石感到这些“不中用”的学生还 是有点用，有点门道，就一面骂，一面顺水推舟地往下逼，并露出了自己一点点真 实意图。他说：“我们要有像苏联那种‘克格勃’的组织就好了。”最后，蒋介石 叮嘱这些“不中用”的学生“慢慢地去研究”，就结束了这次会。于是，贺衷寒又 第三次把这些人邀集到自己家里，研究怎样组织起来，对组织名称、政治纲领、组 织原则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但没有产生具体的东西。以后，又连续开了几次 会，还是没有结果。这时，蒋介石迫于形势宣布下野，离开了“主席”宝座。但 是，秘密组织的筹建工作仍在进行。在曾扩情举行的南京浣花菜馆晚餐上，根据胡 宗南的提议，这些被蒋介石再三骂过的学生，推举贺衷寒、邓悌、膝杰、周复、康 泽等５人负责筹备。第二天又召开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由康泽起草纪 律条例。１９３２年２月蒋介石复职后，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赶快搞成那个组织。 贺衷寒向他汇报了筹备经过、并呈上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 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并决定这个秘密法西斯组织的名称为“中华复兴社”。 １９３２年３月初，由贺衷寒主持在南京励志社开复兴社成立大会。按该社章 程，蒋介石是“真命”社长，自然毋庸选举。此外，选出贺衷寒、邓悌、腾杰、周 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９人为中央干事。会后，蒋介石又 指定贺衷寒、邓悌、膝杰３人为常务干事。 复兴社的第一任书记是膝杰，他是黄埔四期生，资历较浅，能力也比较弱，并 且与贺衷寒的私交甚好，所以有事必先与贺衷寒商量。１９３３年１月，贺衷寒接 替膝杰担任书记，由于贺衷寒狂妄自大，常以黄埔领袖自居，遂引起蒋介石的讨 嫌。１９３４年８月，由邓悌担任第三任书记。邓梯是留欧派首领，在黄埔学生中 被认为是较有才能的一个，但此人过于自负，与所有黄埔学生中的其他上层人物都 不亲近，因而实际上被孤立起来了。１９３５年１０月，贺衷寒联合留日派将他赶 下台，由刘健群担任复兴社的书记长（以前三任都为“书记”）。刘健群不是黄埔 出身，原只是何应钦的秘书，因曾上书蒋介石，建议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和希特 勒的褐衫党组织“蓝衣社”，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被人称为蒋介石的“螟岭 子”，但贺衷寒并不把他放在眼里。１９３６年８月，刘健群调北平工作，由郑介 民代理书记长。这样，至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之前，贺衷寒在复兴社中便始终 以常务干事的身份负实际领导责任。 另外，贺衷寒还与他的湖南老乡肖赞育、邓文仪、刘咏尧、袁守谦、张镇、潘 佑强、杜心如等暗中结成了“湖南派”小集团，以贺衷寒为首领，肖赞育居第二把 交椅。连江西的桂永清、周复也与他们很亲近。这些人除了同乡关系外，又绝大多 数是留俄和留日的，而贺衷寒既留过俄，又留过日，因而在留俄派和留日派中都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１９３３年下半年，在南京的留俄学生２００多人发起成立留俄 同学会，贺衷寒虽被选为理事长，但因同学会负实际责任的是非黄埔出身和非复兴 社分子的代表段诗园，致使留俄同学会的活动并不完全受贺衷寒控制。贺衷寒便与 邓文仪召集留俄学生开会，说军队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都非常需要人，所有留俄学 生都可以包干安排，因而许多留俄学生部被贺、邓拉入了自己的控制圈。 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唯一的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他不仅到处发表演 讲、撰写文章，利用他主办的《前途》月刊和《扫荡报》大肆进行法西斯反共宣 传，而且还参与了组建中国文学会、成立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主持南昌的“新生活运 动”等活动。他的著作虽不多，可长篇大论的讲演却很不少。他对“蒋介石教义” 的阐发和注疏，也自命为第一人。如他所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就为蒋 介石所提倡的所谓“礼义廉耻”，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贺衷寒写文章 或演讲，不像邓文仪那样总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槽的口号堆积，而总要咬文 嚼字，力求说出个自以为深奥的道理来。从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７年间，贺衷寒每 年出版一册《一得集》，打着“救国”、“统一”｀“复兴民族”的招牌，宣扬 “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 共”的反动政策。 由于贺衷寒极力拥蒋反共，因此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器重。１９３５年１１ 月，贺衷寒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１月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１０月又晋升为陆军中将，并获四等云麾勋章。贺衷寒凭着他的资历、能力、势力 和蒋介石的器重，在复兴社中自居于第一把交椅，发言表态都始终处于权威地位。 六、西安事变爆发，贺衷寒积极主张“讨伐”，遭到蒋介石破口大骂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在国民 党高层领导内部，迅速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和平 解决派”。此时，贺衷寒这位“政治领袖”便乘机活跃起来，成为复兴社和黄埔系 对此事表态的中心人物。他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１７０余名青年将领通 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他还怂恿刚上任不久的复 兴社书记长邓文仪，召集复兴社骨干分子会议，通过了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 案，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 杨叛逆”之总责。贺衷寒和邓文仪等人还拿着这个决议案去征求宋美龄的意见，结 果被训斥了一顿。与此同时，贺衷寒还与邓文仪等人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中 央各军校毕业生，发动和组织了３００人的“讨逆赴难团”。该团的口号是：“武 装起来，开赴泛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 贺衷寒等人之所以要这样做，是认为：如蒋介石万一被释，则可得“勤王”之 功；若蒋介石“驾崩”，又可成为拥何（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岂料，正当他们乱 哄哄的闹着要出征的时候，传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贺衷寒、邓文仪 顿时泄气，所谓的“讨逆赴难团”也只好作乌兽散。 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这场闹剧后颇为不满，把邓文仪等人找去大发脾气： “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讨逆，坐地打冲锋，娘希屁，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 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在杭州，蒋介石一见贺衷寒就破口大骂，骂得他失 声大哭。蒋介石则愤恨地说：“你哭，滚出去哭！”加上在“西安事变”期间，何 应钦、贺衷寒等人的言行已引起戴笠注视。蒋介石获释后，戴笠就在蒋介石面前告 密。因此，贺衷寒便从此失去猜忌成性的蒋介石的欢心，变得一蹶不振，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的职务也被免去了。 七、蒋、贺相互看透，久相互利用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对贺衷寒冷落起来。１９３７年６月，蒋介石派他 赴欧美考察军事、政治、经济，明显含有放逐之意。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 发，贺衷寒才奉蒋介石电召回国，复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之职，并任军官训练团 教育委员会委员。１９３８年２月，在武汉设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原政训处裁 撤，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设３个厅。贺衷寒任第一厅厅长 （中将），主管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后又任该部秘书长，但仍兼任第一厅厅 长；康泽任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组织训练；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文化 工作。在此国共合作期间，贺衷寒因反共本性所决定，终日与陈诚、康泽等人相勾 结，与周恩来、郭沫若等共产党人明争暗斗。 １９３８年初，蒋介石决定解散包括复兴社、改组派、ＣＣ派等国民党内的一 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亲自兼任三青团团长。７月，三青团在武汉成 立，贺衷寒先后担任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及中央组织处书记 长等职。同年秋，他随军委会政治部迁往重庆。１９３９年，他曾奉蒋介石的命 令，任西北慰问团团长，前往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情，并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 会谈。此后，由于他不愿与共产党协调合作；便辞去军委会政治部的所有职务，在 重庆影息一时。 １９４０年秋，贺衷寒住在重庆郊外，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外，未有任何公 职，加上其８岁的二女儿因病夭折，夫人亦因在医院照顾女儿染病身亡，其心境极 为不佳。适逢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邀他前去恩施小住，以 作顾问性质，这才聊以慰藉。 １９４１年，贺衷寒闲居于重庆李子坝，整天无所事事。有一次，他请曾任中 国文化学会总会书记长的肖作霖吃腊狗腿。肖作霖醉后大发牢骚，痛骂蒋介石昏 暴。贺衷寒此时也醉眼迷离，竟也说出了他的真心话。他说：“你哪里知道，蒋先 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吗？他一向抓得很 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３个命根子。这３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 看守；同时他又让这３种力量互相依赖、相互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这３个方 面的每一个方面，又都各有３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 诚、汤恩泊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 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间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除了孔、 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 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算是 ‘昏’？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 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 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唯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于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 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是湖南人，这也是他难以放心的。他的运用和打算，都是有 极高明的权术的。你还骂他‘昏’，可见你还是年轻不大晓事，你自己才是有点 昏。”从这番话可以看出，贺衷寒对蒋介石也和蒋介石对他一样，都是看透了的。 但由于他们在反共反人民这个根本方向和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上，是完全一致 的。所以，蒋介石虽疑忌他，也还是用他；他虽怨恨蒋介石，也还是服从蒋介石， 只是感到“壮志”难酬，忧郁不乐。 八、研究中国“积弱”的“病根”，竭力挽救蒋家王朝 １９４１年春，贺衷寒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国家动员委员会人力组主任。 １９４２年９月，调任行政院社会部劳动局局长，任职６年。其间，曾于１９４１ 年至１９４５年兼任《扫荡报》社社长，进行抗日反共宣传。在劳动局长任期内， 虽在协调劳资关系，辅导劳工就业、进行技术培训、安排因抗战而西迁的技术人员 和工人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涉及到各阶级、阶层的利益调整，往往触及 到统治阶级的某些利益，而引起这些人的不满，因而成效甚微。有人曾用“劳动 局”３字撰写了一副对联来嬉笑劳动局的工作：上联是“劳而无功”，下联是“动 辄得咎”，横批是“局促不安”。贺衷寒听后苦笑着说：“这算是笑我没有成就， 也是好意同情我的任务艰难。总之，评论由人评论，但我只得努力为之。” １９４７年，贺衷寒担任行政院社会部政务次长。这年６月，人民解放军开始 战略反攻，蒋介石派贺衷寒代表国防部赴西北担任宣慰任务，负责调解胡宗南与 “二马”（马步芳、马鸿逵）的关系，要他们积极合作剿共。可“二马”见国民党 大势已去，根本不与宣慰团照面，贺衷寒只好怅然而归。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贺衷寒追随蒋介石，积极参加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１９４９年１月，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贺衷寒亦同时辞职。大陆解放前夕， 随国民党军政人员败退台湾。 贺衷寒在担任人力组主任、劳动局长、社会部政务次长期间，接触了大量的社 会实际问题，看到了不少当时中国社会的“积弱”，并就中国落后的实况、病根和 危机等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并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名叫《后期革命的号角》 （在台湾出版时改为《中国的病根》），企图为挽救危在旦夕的蒋家王朝“切 脉”、开“处方”，但由于他反动的阶级立场所决定，不可能看到当时中国真正的 “病根”，也不能开出真正有效的“处方”，蒋家王朝依然摆脱不了覆灭的命运。 九、遭受流言，忧郁而死 １９５０年，贺衷寒出任台湾国民党交通部长。他上任后，首先设立交通干部 讲习会，使交通工作人员接受专业训练；接着又制订了交通部所属各事业单位企业 化的政策，要求资金向最有利的方向投资，劳力往最有效的地方调配。随后，按科 学管理的要求，推出了职责契约制、资本责任制、劳动效率制、工作检核制、公共 关系制、资历管理制等一整套企业经营管理的制度。在他任交通部长期间，还撰写 有《交通管理要义》、《交通管理论丛》等著作。这一切，都在客观上为以后台湾 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当然，贺衷寒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蒋介石集 团“反攻复国”服务的。正因为如此，他在主持交通部工作时，特别重视海洋船只 的发展，除充实所谓“国营”航运及辅导民用航运外，并成立打捞公司，重建复兴 航业公司，以备战时之用。 １９５４年，贺衷寒辞去交通部长之职，出任“总统府”国策顾问。１９６１ 年，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１９６６年以后，任“行政院”政务 委员、“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等闲职。这时，“湖南人有 小组织”、“贺衷寒想搞分裂运动”等流言，逐渐在台湾上层人物中传播。贺衷寒 本人亦有所闻。有人劝他晋见蒋介石，表明心迹。贺衷寒闻言，久久不说一句活， 继而自我表白说：“我贺衷寒前额有字，我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我是中国国民党的 党员，我是领袖的学生。搞一个运动，必定有言论、有行动。我贺某未离开台湾一 步，从未写过一篇违背中央决策的文章与言论，运动从何而来？……”忧郁伤感之 情溢于言表，好在他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表面上尚能泰然处之。于是，他便于 １９７１年辞去其他一切职务，仅留一个国策顾问。 贺衷寒的晚年，除偶尔出席几次会议外，平日在家，或读书看报，或练字作 诗，并戒除烟酒，注重身体保养，以求延年益寿。 １９７２年１月，贺衷寒忽感腰背骨痛，赴台北荣民总医院诊治，仍未见效。 及４月检查，断定为骨癌，遂转入台大附属医院治疗，贺自知去世已近，曾自我安 慰地对家人说：“我已７２岁了，不算短命吧！”随后，病势日渐恶化，处于昏迷 状态，于５月１０日在医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