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最后一跳” 正当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蒋介石却接受国民党河北保安司令张荫梧“曲 线救国”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对其心腹们说： “对日本这场战争，我本是不主张打的，后来没有办法，非打不可，也只得打了， 看看现在成何局面！战争初起时，我在庐山曾对一些高层领导说过，希望在抗日战争中 削弱共产党力量2A5，可是目前共产党越来越多了，力量越来越大了！日本也发现了这个 危机，因此已把重心指向共产党，我们也早该把重心指向共产党了！千万不能够让共产 党再进一步获得人心，千万不能够让汪精卫利用这个局势获得日方信任，我们要在剿共 方面同日本方面有所配合，让日方对我们有信心！万一有人说闲话，你们不要管，这是 ‘曲线救国’，你们要按照我的口号去做，‘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 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是在蒋介石授意下，由汉奸 陶希圣代笔写的。这本小册子只不过是希特勒《我的奋斗》在中国的翻版而已。它的主 要内容是反对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歌颂中国封建主义。书中写道： 至于所谓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 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 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他们的 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 ……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者失败了，那 中国的国家亦就无所寄托，……。 蒋介石在极力夸大国民党在中国革命的地位和作用之后，便开始以一个革命者的姿 态，诬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新式割据”、“新式军阀”，是“革命的障 碍”。尔后蒋介石趾高气扬地宣称“二年内决定命运”，想在两年内，消灭中国共产党 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 《中国之命运》的出版，受到日本和汪精卫的特别关注。不久，戴笠就收到上海的 秘密电台报告说，最近将有一个“神秘人物”，前来重庆。蒋介石左盼右盼，终于把汉 奸吴开先盼来了。蒋介石即派朱家骅、潘公展、洪兰友、杜月笙等百余人赴机场欢迎， 又有军警周密保护。 汪伪政府要员吴开先来到重庆的第3天晚上，蒋介石即单独同他谈话，蒋说：“本来， 我老早要请你来，无奈外面流言太多，不得不这样做，不得不这样做。” 吴开先一躬到地，答道：“委员长的处境，南京、北平、上海各地友人都很清楚。 自汪先生以下，都委托开先致敬请安。动身之前，日本军部小林少将说：日本同重庆迟 早会化敌为友，共同反苏反共。今日之下，准许汪先生的政权独立，完全是希望蒋委员 长回来的准备，即华北也可以恢复战前政委会的组织形式。” 蒋介石道：“这个，慢慢谈罢。” 吴开先又道：“日本方面要开先向委座劝驾，双方合作，共建亚洲和平，他们这样 说：如果中日和平了，日军便可以从广州、武汉撤退，方便我们从武汉、广州派兵北上 剿共；不过南京与沿海一带暂归日军掌握，待共产党全部肃清后归还；华北定名为剿共 区；至于汪先生的去留问题，倒容易解决。” 蒋介石道：“这几个条件，我当然可以考虑的，双方都为和谈再创造些条件。” 蒋介石感到“蒋日合作剿共”而让日方出面，问题更好办了。于是，国民党忠义救 国军副总指挥何行健，得到蒋介石默许后，在苏南率5万人向日军投降。第二十四集团军 总司令庞炳勋、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苏北游击总队第二支队司令张良才、晋绥军副 师长蔡雄飞等，在蒋介石“可略走曲线”的指使下先后投敌。庞炳勋于1943年5月在豫北 投敌后，即被敌伪委任为晋冀鲁豫“剿匪”总司令。山东国民党李仙洲部队联合日军夹 击八路军，公开宣称“奉中央命令来打八路军”。 到1943年8月，先后有20个国民党中央委员、58名旅长、参谋长以上的高级将领和5 0万军队投敌，出现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国民党50万余军队投敌，占 80万伪军的60％。这些“曲线救国”的军队，成为日军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的反动力量。 后来日军无条件投降时，这些“曲线救国”的汉奸们，又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政府的 “中央军”，同共产党的军队争收失地，抢夺胜利果实。 mpanel(1); 蒋介石的“曲线救国”并不限于军事方面，在情报和特务工作上也是联合日伪反共。 国民党山西省委李犹龙，在太原帮助日寇反共，后来回到重庆，被委任为陕西省调统室 主任。1942年下半年，大汉奸陈公博竟为重庆方面设立了两个专用电台，一台供蒋介石 侍从室刘伯川使用，一台是供戴笠使用。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去，陈公博当了南京汉 奸政府主席。蒋介石通过何世桢、顾保安、赵冰谷、何柱国等和陈公博联系，商量军事 合作，共同反共。何柱国派人去见陈公博说：“奉蒋先生之命来联络剿共的。” 陈公博即设电台与何柱国通电。 戴笠竟将八路军、新四军布置地域、番号及指挥官姓名详表交给陈公博，陈即按表 布置剿共。 重庆国民党密电陈公博：“转告刘启雄、孙良诚、吴化文等，目前应严密布置，协 力剿共。” 蒋介石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1943年8月死去的机会，在9月6日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 全会上，一手操纵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掌握全 国一切军政大权。接着，蒋介石在全会上“选举”自己为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这样， 蒋介石就有了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等职，成了一手包 揽全国党政大权的大独裁者。 国民党统治区与敌后根据地团结抗战、欣欣向荣的情况相反，黑暗重重、充满着十 分严重的矛盾和危机。蒋介石打着“三民主义”的招牌，实行封建专制主义，而不允许 其他党派和人民群众有任何民主和自由。为了箝制舆论，国民党特务横行，并规定了严 格的新闻检查制度。 蒋介石为维护其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提出“全国党化”的口号。宣扬“中国人 都有加入国民党的权利与义务，中国青年都有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权利和义务”，处 处推行“集体入党”、“举手入党”的办法，使许多人糊里湖涂地成为国民党员或三青 团员。 蒋介石拨出巨额特务经费，聘请美国特工专家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 戴笠为主任，美国军官梅乐斯为副主任，参加这个特务组织的美国特务就有1000多人。 蒋介石在全国各地、各单位普遍建立特务组织，有许多地区设立了集中营，诸如江西上 饶、重庆磁器口、贵州息烽，西安集中营等，囚禁和残害共产党员、抗日爱国青年和民 主人士。国民党特务在国统区内横行无忌，任意捕杀人民，造成一片恐怖的黑暗世界。 从城镇到农村，普遍实行保甲制，保甲机构由特务系统操纵和指挥。保甲长必须加入国 民党，得到特务支持的保甲长横征暴敛，作威作福，欺压百姓，鱼肉人民。一党专政， 特务统治，保甲制度，三位一体，互相结合，互相渗透，维护着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用反动政权，在经济上进行毫无限制的掠夺。从1942年 7月份起，施行“货币统一发行办法”，四大家族掌握的4大银行存款数额约占全国银行 存款的80―90％。大量发行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实行外汇统制政策，因外 汇紧束，又助长了黑市交易之风，国民党权贵们以官价买进，用黑市价格抛出，大做倒 卖外汇和黄金生意，顷刻间即成为腰缠万贯的暴发户。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用政治特权，又垄断了金融，进一步发展到公开垄断工 商业，垄断原材料加工制品，以及对内对外的贸易，从而操纵市场。民族工商业纷纷倒 闭而被官僚资本吞并。在农村，苛重的田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对农民的剥削量高 到农民收获量的一半左右。加上高利贷、抓壮丁、天灾人祸，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 破坏，农民走投无路。 广大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在重庆，甚至中产阶级也难以度日，大街上乞丐、饿殍、 卖儿卖女的越来越多。国民党各级官吏寻机中饱私囊，勾结奸商，囤积居奇，营私舞弊， 利用权势地位贪污受贿，大发国难财。大官大发财，小官小发财。国民党要人仅在美国、 巴西、瑞士的存款多达5亿美元，利用这笔存款可装备300个机械化的国际师。孔祥熙1人 在美国的存款就达1亿美元。国民党官僚们在昆明囤积的物资，足供全省5年之用。国民 党各战区军官贪污现象也极严重和普遍。诸如就地抽税、敲诈民财、虚报兵额、克扣军 饷、走私贩毒，屡见不鲜。 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和祸国政策，日益遭到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群众为争 取生存权，不断掀起抗捐、抗税斗争。西南、西北地区先后爆发过多次回、汉、苗、瑶 民族起义。河南桐柏、遂平等县农民在1944年7月举行起义，反对第一战区军队敲诈勒索、 抽丁抽税，并将前往镇压的第69军第28师缴械。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其海上交通线也更加难以维持。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决 定打通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线，使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恢复通车，经由印度支那与南 洋地区同日本建立交通联系。 日本大本营为了修复黄河大铁桥，恢复南北两岸的交通，命令关东军拨运铁桥钢梁 和架桥机械，由铁道兵在河南中牟县霸王城附近进行修复工作，同时命令关东军拨运渡 河器材和部分兵力，支援华北方面军。 1944年3月下旬，日军修复了中牟附近的黄河大铁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 次一面极其秘密地调兵遣将，把第12军所辖的3个步兵师团14．8万人，集结在黄河北岸 的新乡南部和南岸的开封西部地区；一面进行虚假宣传，制造情报，以迷惑麻痹河南的 国民党军队，使他们认为日军准备西进去攻打重庆，达到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目的。 东条英机发出命令，要求在4月下旬从黄河两岸发动攻势，1个半月打通平汉铁路， 6至9月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这个命令定名为“一号作战”。这是东条在中国大陆发动 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故称“最后一跳”。这次作战地区从黄河到信阳400公里，从湖 南的岳阳到越南的谅山约1400公里，从衡阳到广州约600公里。在这条漫长的战线上，日 军出动约50万人，10万匹战马，1万多辆汽车，1500门大炮和250架飞机。 4月17日夜间，日本第12军的部队强渡黄河，在中牟突破了中国守军的阵地，18日凌 晨便向郑州突进，19日傍晚攻陷郑州，日军主力接着向新郑一线集结，于23日攻陷密县。 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蒋介石懵头转向，不知所措。随即召集军政要员紧急会议。 参谋长、亲日派何应钦，对日本的意图了解得最清楚，他发言说： “昨天我同几位盟军高级军官在一起吃饭，他们向我转达了盟军对河南战局的看法， 美国认为东条看到欧洲战场上的苏军节节反攻胜利，太平洋上的盟军也发动了越岛进攻， 海上交通线有被切断的可能，所以就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以便配合海上作战，并可与 孤悬在南洋的日本兵联系起来。” 对何应钦的看法，蒋介石不置可否，问道：“还有吗？” 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说：“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昨天几位美国空军朋友也对我说， 日军这次攻打河南，在于决定执行一个早已准备的企图，就是开放东北到广州与越南的 直接铁路交通线。因为盟军的潜艇与空袭一天天加强，日军在沿海的移动很受影响，而 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在铁路沿线的活动更使日军伤脑筋。日本占领军远布于东南亚， 急需一道安全的输血管，而它在中国的占领区已不再是安全的了。” 蒋介石故作镇静地说：“我已经电令河南前线的将领，要他们一定顶住！日军在河 南只有五六万人，而我们在河南却有40万精锐之师；40多万对付几万人，无论如何是不 成问题的！” 蒋介石话音刚落，陈布雷送来十万火急电报：“郑州已告沦陷！” 蒋介石立刻惊恐万状，问：“怎来得这么快！蒋鼎文哪里去了？” 何应钦忙说：“委座在洛阳召开反共会议后，他已奉调调走了3个军的兵力回陕西反 共去了。” 蒋介石又问：“胡宗南上哪里去了？” 何应钦又答道：“胡司令奉委座的命令，派出2个军，去新疆镇压叛乱去了。” 蒋介石又恼怒地问：“那汤恩伯呢？” “汤司令今晨也曾给我一个电报，说是按着委座指示，为了保全实力，不打算和日 本死拚，他已调集了800辆大卡车，装运重要东西，看看风头再说。” 河南守军司令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官汤恩伯，他拥有43个师，兵力可谓雄厚，武 器可谓精良，但这个汤司令只知搜刮民财，祸害百姓，河南人称他“水、旱、蝗、汤”， 即四大灾害之一。他对日寇却十分亲善，这个号称40万精锐之师的统帅，与日本交战， 一触即溃，望风而逃，20天之内就丧失郑州、洛阳等49个市县。 蒋介石虽说有321个步兵师、22个骑兵师，号称600余万人军队，又有苏联、美国、 英国等国援助，美国在1943年底援助蒋军的军事物资计为3．927亿美元。另外，美国为 蒋介石训练和装备30个师的部队，向蒋提供战斗机和飞行员，成立航空志愿队，帮助在 中国设立军官学校，派出军事代表团等。然而，蒋介石把外国援助的军事物资、用小部 分来抗战，用大部分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在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的政治路线影响下，国民党一些爱国将领无法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另一些人以保存实 力作为保持官位的手段，一见日军压境就仓皇退避，望风而逃，汤恩伯就是这类将领中 的一个。 5月1日，日军从许昌沿平汉路南进，5月5日占领郾城，9日到达确山，设在汉口的第 十一军司令部令在长台关的日军北上，与南下日军会师。至此，平汉线南段完全沦入敌 手，中断6年的平汉铁路又恢复了交通。 日军占领许昌之后，便转向西进，攻打郏县、登封、禹县、襄城，对中国军队实行 各个击破的战术，在洛阳周围消灭汤恩伯的主力。洛阳东南地区汤恩伯军队一部陷入日 军包围圈，损失很大。日军第十二军主力乘胜前进，向洛阳、新安猛扑。 侵占山西的日军约2个旅团，从垣曲南下，强渡黄河后，攻下渑池，向新安推进。孟 津日军也从北面近逼洛阳。至5月14日，日军从四面包围了洛阳。19日，敌人以部分兵力 攻城，但被击退。23日，日军第十二军主力开始攻打洛阳。25日，中原名城洛阳终于陷 入敌手。日军38天完成了“一号作战”的第一阶段的计划，占领了河南全境。 5月28日，日军侵华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