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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无处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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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无处逃亡

尼格西·梅多斯是对的——也是错的。正像他预计的那样,M 在早晨三点钟给他发来了特急电。他们把他叫醒,他急忙下床到圆形屋去处理。此后,他就很难入睡了。电报里没有预期的叫他回伦敦的调令。相反,要他在斯德哥尔摩的大饭店与M 本人见面。从措辞看,老头昨天要尼格西到那里去吃早饭并且喝酒。

他在下午三、四点钟到了那里。民航局的人像往常一样冷冰冰的。虽然有了“公开性”和“改革”的双重推动,俄国人管理旅店、饭店和国家航空公司的方法很少改变。在他回到大使馆后不久,尼格西就听到一对夫妇在莫斯科饭店里吃饭的故事。空荡荡的饭店往往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他们不是“一伙人”。要想在民航局订票,他们就会(像尼格西的老爸爸粗鲁地所说那样)“打破沙锅问到底”。

最后,三秘(负责贸易)帮了他的忙(三秘是大使馆的旅游代理人)。

他得到的明确印象是如果他乘英国航空公司,俄国民航局会很高兴,虽然英国航空公司并没有从莫斯科直达斯德哥尔摩的航班。

斯德哥尔摩的大饭店虽大,但不宏伟。不过人人都承认从正面的房间去看运河对面的皇宫,景色是壮观的。人们都不用侍者叫醒他们,因为在换岗时要奏军乐。音乐声越过狭窄的水面,仍旧很响。在天气睛朗时,人们说话必须提高嗓门,才能盖过进行曲的声音。

梅多斯认为他在距豪华的入口处200 米远就看到了M 已在饭店里的征候。英国大使馆的一辆公用车(绅宝9000 型)的车头在停车处向前伸出,这样司机和观察的人都可以看得清入口处。在斯德哥尔摩,除非特殊情况需要,秘密情报局宁愿有一副不加掩饰的外表。因此那张CD 车牌和英国登记证就在向世人宣告大使馆对这儿附近感兴趣。

在门内休息处,到处都是昂贵的、放在玻璃柜里的玩意儿。弯曲雄伟的楼梯,两名特勤科的人装成游客,这反使他们更像警察。尼格西甚至都叫得出其中一个人的名字,但是这两个人的举止完美得体,从不向人点头致意,不露笑容,甚至连眉毛也不抬一下。他想知道这些人到加那利或马德拉或警察度假的其他地方时会干些什么。

在一名戴着直筒帽子的仆人带他去电梯的途中,他看到有个人略微使他不安,这个人,也装扮成普通人的样子。这是一个矮小、结实有力的年轻人,黑皮肤,很自信,眼睛转个不停,一副街头拳击手的样子。他站在靠近电梯门口的地方,仔细看着每一个走近的人。这个人肯定既不是秘密情报局特勤科的人,也不是瑞典的特工人员。他浑身都透露着克格勃的样子,就像在英国海岸边石头上刻的字那样明白无误。情报局雇用的精神病医生根本说不出梅多斯是怎样看出这一点的,但他就是能看得出来,这部分原因是直觉,部分原因是他有长期在莫斯科的经验。他的鼻子嗅一嗅,脑袋里的天线转一下,就得出了答案,这是克格勃的党徒。对尼格西来说,这很令人不安,因为他知道,如果邦德在那里,也会得出同样的答案。在航班上,他开始觉得他对007 的失踪有负罪感。

他们来到他的房间时,电话上的信号灯还在闪烁,但仆人坚持要向他介绍室内的豪华设施,虽然豪华这个词在瑞典的生活方式中完全是侮辱性的。

尼格西想要将这个仆人赶走,他走向他,想将他挤出房间,将钱塞到他手里,给的小费比最多的还多三倍。但这仆人仍然不管不顾,继续他的长篇讲话,赞扬房间的设备、小酒吧柜和美妙的电视系统,这电视除了一般节目外,还可以放映绝妙的成人片,还有三个台可供选择,加上天气预告和CNN 。

费用也都还公道。

他还在讲个不休,一面炫耀他的英语,一面也是遵从饭店的规矩。梅多斯当他的面关上了门,转过身去,扑在床上,抓起那头的电话想得到消息。

“请呼伯纳多特套房好吗?现在接通好吗?请!”

“富兰克林·明特的套房,”比尔·坦纳的声音在他听来是个安慰。

“我是伯特。猎人回来啦。”没有“灰色的鹅今晚飞翔”这种废话。只说伯特就够了,当然,后面是重要的暗语。

“老家伙,尽快上来。”不到4 分钟,尼格西·梅多斯就站在这套著名的房间里了。这房间曾是像吉利、享利·福特第二、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这样一些名人的住处。

M 坐在一把舒适的椅子里,手里捧着一杯茶。“尼格西,来点吗?”他的微笑是狡猾的老鳄鱼的微笑。梅多斯谢绝了,并问这地方是否保险。

比尔·坦纳说,“像坟墓一样保险。”于是尼格西告诉他们,在走廊里有克格勃的人。

M 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慌张,“是的,我们将主持一个小而非常秘密的会议。”

梅多斯说,“噢。我坐下来打牌时,他们就都笑我。”

M 疲倦地叹了口气,“梅多斯,你总是说笑话。我了解,你丢失了我们最钟爱的人。”

他点着头,内心却很愤怒,“雪、冰、莫斯科之夜。这整个情景。我们以为我们完全掌握着他们的行踪。他们却用他妈的一架大直升机直接飞越我们的头顶将他接走了。”

M 又喝了一口茶。“这茶真的很好,你真的不要喝吗?”

“不喝。”梅多斯说。他这一辈子花了很多时间告诉他妻子,当他说不要食物或茶时,他就是真的不要。她总是在他说不要时强迫他要。

M 似乎在与茶壶讲话,“我们派人到了现场,你真的从他那里听到了可靠的信号吗?”

“你可以在十英里以外就听到这信号。只像通常那样偶尔失去信号。这不是设备的问题。”

“于是你就空手而归了,梅多斯。”

这又促使他回忆起另外一件事。他父亲看了格雷厄姆·格林一本书中的一行话后在发笑(他记不得是哪一本书了)。书中一个私人侦探所的头头对他无所收获的侦探说的几乎就是同样的一句话,“这次你又空手而归了。”

“你如果指的是他们逃得太快,我追不上,那倒是真的。我不可能乘着伏尔加汽车飞到天上去。当时又在下雪。我负的责任又有限。”

“他们是太快了。”M 微笑着,表示他是和他的下级说笑话。“这不是你的错,尼格西。”

“是啊,这不是我的错,但也不使我轻松。”

“当然不轻松。请坐下,详细对我们讲讲经过,我想了解细节。”

他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从威尔逊·夏普收到邦德的快速电报起,一直到事情结束。他们在桌上放了一本用螺旋丝装订的莫斯科与郊区地图,让他指出跟踪的每一个地点,M 不断地插问。他说他要了解细节,他问得很细——附近有什么其他的汽车,梅多斯驾车跟踪的方式等。

M 嘟哝着说,“俄国内务部的监视车,你知道他们的车号吗?”

梅多斯想也没有想就朗朗说出了车牌号,这使他自己也吃惊。这类事是一个好的外勤人员的第二天性。在秘密情报局预备学校受训时,他们花了许多小时做一种类似游戏的训练——放了多样物品的盘子打开一分钟,然后要学员列出盘子上各物品的清单。在他们实习时,他们学习记忆法帮助记忆力,像鹦鹦一样将车牌照与电话号码记住。

M 用手指在尼格西与保镖戴夫·弗莱彻驾车经过的街道上划圈。“你们已很靠近莫斯科国立大学了。我指的是城里的附属建筑,不是在列宁山上的主建筑群。”“是,距离不到一个街区。”

“没有什么麻烦事?没有特别的事?有没有车走的样子比较古怪?”

“所有人都开得很慢。有时雪下得很大。”“你没有看到一辆旧的吉尔车?”M 反复说出一个牌照号码,梅多斯摇了摇头。

“你当时距一起凶杀案现场已非常近了。你离开莫斯科以前没有听一起到谋杀案吗?”“我没有听说。在莫斯科经常有谋杀案。每晚都有。莫斯科愈来愈像华盛顿了。”

M 哼了一声。

“有什么特殊的事吗?”尼格西问。

“那所大学的一名英语教授的半个脸被炸飞了。他是坐在停着的汽车上的。是一个姓雷科的人。如果我记得对的话,他的名字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可能他是开车将他们送进城来接头的司机。‘正义天平’还干了另一件事。”

“他们似乎在履行他们的诺言。”

“这是同一伙人干的两个案子。有一名外交政策顾问和他的妻子在别墅中被人勒死了。那天他休假。”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度假方式啊。”梅多斯总是不由自主地顺口说一些不恰当的评论。M 对他皱了皱眉头,他的脸一副怪相,就像吃了一口腐败的鱼似的。“他们用那女的唇膏在镜子上写了‘正义天平’四字。我谴责那些为引起轰动效应而拍摄的系列杀人片。”他面向比尔·坦纳说,“我认为应该叫鲍里上来了。要他明白,我们要他等在那里,并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

我不想使他认为我们是对他进行心理战。”

当坦纳出去时,M 告诉梅多斯他们要见的是什么人。他详细介绍说,“他叫鲍里斯·伊万诺维奇·斯捷帕科夫,是俄国反恐怖部门的负责人。像往常一样,他这种人是不受法律管辖的。他只向最高层领导人报告。他与克格勃其他部门没有往来。他的档案不在总部的大型计算机里。就是这个人来向我们请求帮助的,我对他有百分之八十的信任。”

梅多斯问,“还有百分之二十呢?”

“我们必须留有怀疑的余地。如果没有未知因素,就不需要我们了,会计师都能干我们的工作了。”

“我有时认为会计师已接管了这个世界了。”

M 回答说,“可能是的。”这时,比尔·坦纳回来了,带来一个高高个子,脸长长的,像个小丑,不停地把额头一绺金色头发向后拂。

鲍里斯从委琐的、皱巴巴的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包万宝路香烟,问道,“介意我抽烟吗?”说着,用齐波牌打火机点着了烟。打火机的一面有金红两色的克格勃剑和盾的装饰。斯捷帕科夫将它抛向空中,又接住,笑着说,“一位朋友从洛杉矶带来的。我们买不到这样的东西,在新俄罗斯也不行。但这装饰不对。我们已将剑取消了。”

“是啊,但是会取消多久呢?”M 问道。

斯捷帕科夫耸耸肩说,“谁知道呢?历史教导我们说,人基本上是精神病患者。人不会汲取教训,这就是为什么历史总是周而复始。有一天,剑会回来的。”

他不愿在旅馆房间里谈话,他们也理解这一点,因为这不符合他所受的训练,于是他们到外面,沿着饭店前面的码头走。M 的人在一定距离外围着他们,而斯捷帕科夫的两个人——一个像街头拳击手,另一个和他不相上下——则靠他们很近,不过也听不到他们说话。

斯捷帕科夫说,“我们也试图跟踪他们。我们有汽车和两个监视小组跟踪你们”,说时向尼格西·梅多斯点了点头。“直升机很大,马力很强,是军用米12 型新型直升机。北约称之为“导航台”。它的航程近700 公里。他们很有效率,甚至把开车送你们的特工人员进莫斯科的人也除掉了。”

“我们的人,还有你的人,鲍里,”M 低下他的头,这时正有一股冷风沿码头吹来。“你们也渗入到这次行动中来了。”

斯捷帕科夫点了点头继续说,“雷科在把人放下后半小时内就被谋杀了,这说明‘正义天平’有可靠的内部消息。而且显然,他们的联系人已打入到军队,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像我一直担心的那样,打入到克格勃内部去了。可能也打入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但我还掌握一些大牌。有一个人,我的一个人,潜入军事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工作。我想我们有‘导航台’的飞行计划。

因此,我想我们知道他们现在哪里。”

“离开俄罗斯了吗?是离此不远的一个地方吗?在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斯捷帕科夫摇了摇头。“不,他们在俄罗斯。只是在边境。在靠近芬兰边境的森林里。在北极圈里。”

他将确切的地址告诉了他们。他继续说,两年前,红军在北极圈有森林掩护处开始修建一座豪华旅馆。这是为了在严酷寒冷条件下受训的特种部队军官们。“但是,从来没有完工,这种花了很大一笔费用又取消了的工程有许多。许多人被派到这里来工作。军队称之为‘失去的地平线’。苏联国际旅行社并不想要它,但还是给了他们。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工作人员住在那里,但并没有开业。莫斯科电影厂要求用它拍一部电影,用飞机送去了许多技术人员。有少数人留下了。我估计这些人仍在那里。其中有些人,我认为,是受‘正义天平’控制的。那是个很好的安全屋。我猜想他们把可怜的彭德雷克先生就关在那里。”

“我们能从这里发起救援活动吗?”M 问道,似乎他已经知道答案了。

“我不认为能从任何地方发起救援活动。在开春以前,唯一的办法是用直升机。这地方是孤零零的,看上去像是中世纪的庙宇,但是用木头,而不是用石头建造的。”

“你没有办法吗?”

斯捷帕科夫耸耸肩,把头迎着风,好像要让风将掉在前额上那绺不听话的头发梳好。“除非我能说服我们特种部队的高级军官去——你们是怎么说的,冒一次险?”苏联特种部队是真正的精锐部队。斯捷帕科夫又将头在风中抬了一下,“但他们是由格鲁乌(军事情报局)控制的。”

“你在里面就没有朋友吗?”M 的声音突然变得急切了。斯捷帕科夫摇了摇头。

“我可能从中帮上忙。”这次M 几乎用得意的口气说。

几年以前,詹姆斯·邦德奉命到洛杉矶去杀一个人。在超级大国玩的游戏中,这既非同寻常,又完全不合法。与一般人以为的相反,情报部门是不参予暗杀事宜的,因为这会起反效果。如果你知道某个人是特工,或者是特工网的头,你可以用更高明的办法来消除这个威胁。第一条法则就是与你知道的敌人共处比用暴力除去他再冒一个更狡猾的暗藏的人来接替他的风险要好。

确实,有过一些报复性的暗杀,但这是卑劣下流的做法。是的,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曾有一些愚蠢的想法,提出许多可笑的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办法。但是,总的说来,暗杀不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

邦德被派去暗杀的人是在伦敦干了几乎10 年的双重间谍。年复一年,他的要价越来越高,他给得少,却要得多。他开始表现出自大狂的各种征候。

最后,当风雨欲来,威胁到他时,他已被一名女子推至绝境。那个在伦敦与他同居的美女离开他,跑到美国洛杉矶去了。他跟了去,做了许多蠢事。

例如偷偷潜入到她住的房子里,在黑夜里将花放在门阶上,深夜打电话给她。

他还打电话给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要求与主管特工人员谈话,并提出有可能对英国的情报界造成很大麻烦的威胁。因此邦德在没有征得美国同意下被派往美国执行任务。

他跟踪这个人,并在好莱坞山区使他的车驶出道外,从而杀了他。他仍然能回忆起那天晚上的情景——汽车翻了几个身,头灯照亮了黑暗,然后撞在石头上,爆炸成一个火球。

第二天黄昏,他设法与这名间谍的女友的新相好不期而遇。这个人的名字是托尼·阿达默斯,一个职业电视新闻摄影记者。他们在一起吃了饭,邦德弄清了这个人和那个女人都没有怀疑在这间谍之死中有什么手脚。他已经知道洛杉矶警方认为这是一起事故。他们就阿达默斯的工作谈了很久。

在谈话中,阿达默斯告诉他,“摄影棚里的摄影师工作不难。这种人必须有好的记忆力,反应快,眼睛好,能很快正确地对焦;听力好能服从导演的命令;身体还要强壮,搬得动架着摄影机的底座。

“作新闻摄影记者的真正技术表现在外场。”阿达默斯说。他当然是外场的工作人员。

邦德对各种专业人员的生活细节极感兴趣。他还知道最好是了解新闻业的各方面,因为新闻记者往往是最可靠的身份掩护。回到英国后,他曾特地去多了解一些电视工作人员、摄影记者及与其共同工作的人员的情况。

现在,在这个大摄影棚里,这些知识就起了作用。第一天,克莱夫指示他们要录下许多人提供的证词,不过被告不会出庭。不久,就看出法庭是一种军事法庭。三名高级军官任法官,检查官与辩护人轮流询问许多证人。

邦德吃惊地看到彼特·纳特科维茨对录音设备竟了如指掌,把装在无声装置上的录音架移来移去,微调好证人说的证词。大部分证词都是用俄语说的,也有一些是通过译员反复询问的。克莱夫说最后的录音是俄语的,但要增加字幕,使得听众能听清非俄语人说的回答。

起初五六个证人都是德国人。每个人都证实不在场的被告是约瑟夫·沃龙佐夫。他们都说,在1941 年,他是武装党卫军特务营的小队长。他们证实,在1941 年9 月29 日,在娘子谷大屠杀时他在场。他们作为士兵也在场。检察官告诉法庭这些人的罪行已获赦免,不会对他们采取行动。他们已免于起诉了。

这些第三帝国的老兵对大屠杀的细节作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叙述。两个人在叙述时痛哭流涕,一个人则昏了过去,不得不用医务兵救活。他们拍的是黑白录像片。克莱夫说这使成片更可信。人们还记得在纽伦堡审判中起诉纳粹领导人时用的是带颗粒的黑白片。在以色列审判阿道夫·希曼时向全世界转播的也主要是黑白片。这是合适的,对心理上的震动会很强烈。

这也是可怖的。邦德注视着纳特科维茨和尼娜·比比科娃,看出,虽然他们知道这都只是表演,都深深受到了感动,对他们所看到和听到的十分厌恶。这是完全令人信服的,你可以听到尖声呼叫,哀求声和枪声。

到下午晚些时候,德国人的“证言”结束了。下来是另一些证人——犹太人。有的很老,有的是中年人,据说他们都在索比堡死亡营中遇到过沃龙佐夫。如果说德国人的证言令人十分痛苦的话,这些新的证言引起人们的是六十分的痛苦。

到那天晚上9 点钟,他们听到的回忆足以使人发疯。这些老人极详尽地描述了在死亡营中每日正常发生的暴行——拷打、棒击、绞杀。在听了头三名证人之后,人们的脑子就因极度厌恶而麻木了。这的确像导演事先警告的那样,无处逃亡。

克莱夫说,还有时间可以再拍一个镜头。一名老妇人,由同样年纪的丈夫搀扶着站到位置上去。他们看上去已精疲力尽、困惑不安,好像他们的生命已在很久以前被剥夺走了。他们用俄语说证词,缓慢地回答所提的问题。

他们是在索比堡相识,并在后来结婚的。

老妇人说,“我们并没有想到能活下来,虽然我们当时很强壮,能成为受信任的俘虏,我们不敢希望经历过死亡营后还能生存。没有人是长期受信任的。沃龙佐夫,就是那里的那个人。”她以颤抖的、衰老的手指指着镜头以外的空无一人的席位。到这时,大家都认为约瑟夫·沃龙佐夫的影子就像真的站在那里一样。

那个老妇人结结巴巴地说,“那个人,沃龙佐夫要你相信,你不会老是受信任的。一天早晨给我们小组派来了两个年轻女孩。我们的工作是令人厌恶的,因为我们必须从尸体上将能回收的珠宝或个人物品捡回来。这两个女孩身体很强壮,20几岁。她们曾在农场里工作过,但是受不了这项工作。一个开始呕吐,使另一个也呕吐起来。那天早晨沃龙佐夫就站在这堆尸体旁边。

天阴沉沉的——每天都如此,但今天更糟,在下着毛毛雨……他给警卫下了一道命令。

这两个女孩子被拉走了。他认为她们不适合做这工作,于是将她们关在一个特殊的茅屋里,连续两天都被士兵们蹂躏。第三天,她们被拖了出来。

他给她们穿的衣服是从死人身上剥下来的,被认为是能引起性感的好衣服。

他将她们在全营示众。然后……”她停了下来,无法继续讲她们死去时的惨状。当她勉强说出来时,每个人都大为震惊。这是邦德从未听到过的最可怕的暴行。他甚至都无法在脑子里将这惨景形成画面。他不去听那老妇人说的话,专心致志于摄影机的取影器,执行耳机里克莱夫用颤抖的声音发出的指示。克莱夫要他尽量推近“拍她的头部,就这样。一直推近,现在拍嘴唇,近景。只要眼睛、鼻子和嘴唇。”

邦德注视着,看着嘴唇在动,但不去听她那描述可怕情景的话。当他看着这张脸拍近景时,他意识到,在化妆的遮掩下,他看到了别的东西,这突然引起了他的思索。他的眉头皱了起来,在不自觉的反应中挺直了背。他感到胸紧。他看了尼娜一眼,看到她在哭泣,但是眼睛却盯着那个老妇人。

邦德看到隐藏在这个年老、受尽折磨的面具背后是笑着的眼睛、年轻的嘴、完美无缺的口红和弯弯的眉毛。他知道这个老态龙钟的妇女是谁了。虽然聪明的化妆师用了各种化妆品,他还是看出这是挂在伦敦总部照片里的埃梅拉尔德·莱西的脸——60 年代的莱西在施乐牌机器前诉说着某种秘密。只有在那时,他才隐约回忆起据说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业余演员。她和迈克尔·布鲁克斯一起热爱戏剧。他的目光于是又移向了那年老的犹太人,她的丈夫。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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