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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斯捷帕科夫匪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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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斯捷帕科夫匪帮

邦德照着斯捷帕科夫头一天晚上的样子,把他的9 毫米ASP 枪明显塞在右侧胯后的腰带里。此刻,他转过身,伸手迅速去摸枪,但斯捷帕科夫的手比他还快,紧紧钳住了邦德的手腕。

与此同时,彼特·纳特科维茨屈膝用右手去摸踝部的枪套,但尼基,那个街头拳击手,像狗一样地扑向他,紧紧地把他抓住,致使他保持着一种别扭的半蹲姿式。

“尼娜”,斯捷帕科夫的声音干脆,像西部电影里的警长在开枪示警。

邦德看到那名为他煮鸡蛋的深肤色女郎轻快地撩起裙子,修长的腿和花边一亮,从大腿枪套里抽出的手枪就握在了她的手中。她非常优雅而迅速地像脚不沾地飞过这房间似的,把枪紧贴着左胯,始终把法国反恐怖主义别动队的少校和斯蒂芬妮牢牢地控制着。

令人钦佩,邦德想。几乎就在弹指间,四个人便都被制住了。出口已被守住,斯捷帕科夫显得很平静,但仍然紧握住邦德的手腕。

“我就害怕出现像这样的事。英国人和法国人都不是我理想的伙伴,但又非与他们打交道不可,因此,我要求你们和解。”

“这位少校前天晚上在伦敦那边曾想要撞死我。他妈的,险些就成功了。”邦德的声音很平和,一点儿也没有生气的样子。

斯捷帕科夫低沉地说,“柏林已不时兴拿车撞人了。在六十年代末,克格勃常用这办法。后来他们发现用车干太昂贵了。”

“那是部很旧的车子。”这是亨利·朗帕第一次开口说话。他的英语说得很好,虽然他脸上的肌肉仍然绷得很紧,人人都听得出话中的幽默处。

“阿黛蕾小姐也耍了我。”邦德从斯捷帕科夫手中挣扎出来,实际上是那俄国人放了他。“她说谎,叫我们在伦敦像傻子似地兜圈子。”

一阵紧张的停顿,几乎可以听到受害的双方之间有无形匕首像导弹一样地飞来飞去。

“这就是你告诉我的那起伦敦事故?”那俄国人瞪眼看着斯蒂芬妮。

她点了点头。

“没有人说到企图暗杀或伤害的事。”

纳特科维茨已被放开,可以站直了。“我敢打赌,他们也没有告诉你开枪的事。我们的这场好戏,今年会成为他们在漂亮的肯辛顿茶余饭后的谈资。”

斯捷帕科夫大声地哼了一声,然后向朗帕点了点头说:“你可能想对贝特里奇先生和纽曼先生解释一下吧!”

斯蒂芬妮发出银铃一样的笑声。“他们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在伦敦贝特里奇先生说自己是鲍德曼先生,而他实际上是詹姆斯·邦德上校。”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斯捷帕科夫抬了抬眉毛。“解释一下吧。我们并没有安排你们在伦敦搞对立。”

亨利·朗帕向前迈了一步,目光从邦德又移到纳特科维茨。“我真诚地向您二位道歉。邦德上校,我并无意要杀死你,我只是想让你吃点苦头……”

“用砖和金属把我夹成三明治?”

“可能我会弄断你的几根肋骨。但在你的朋友开枪后,事情就麻烦了。

那时,我以为你是英国安全局的低级成员。如果我知道……”他拖长的声音,像风中的一缕轻烟那样消失了。

“说出来吧。”邦德毫不让步。“你的意思是如果你知道跟踪你的是秘密情报局或特种航空队,你就会更温和些?”

“我认为,”斯捷帕科夫的嗓音已完全从厚重低音变成抽鞭子或开枪的声音。“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谈这件事。这是容易动感情的事,我们在一个小时左右后有时间来处理这一意外事件。时间很宝贵,因此,让我们先吃早饭,再详细谈。你们都知道,在这个不是十分安全的别墅里干这种事是不合乎我的天性的,所以我也紧张。现在,吃饭吧。”

邦德说,“至少你应该告诉我,为什么法国人也参加了。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从来没有谈起过的。秘密情报局派我们来协助工作,我们有权知道为什么法国国外情报局和反恐怖主义别动队的人也参加了。”

斯捷帕科夫叹了口气说,“邦德上校,在适当的时候,在特别情况介绍会上,会把一切全告诉你的。行了,不谈了。”

事情暂时就这样结束了。邦德这才认识到,当他在军用机场车内半明半暗处第一次看到这个俄国人时就认为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但在开往别墅的路上他的警惕性就已经放松了。现在他清楚地看到斯捷帕科夫的确是个异常强壮,不屈不挠的人,不仅体格强健,还有很高的智商,这种人习惯于发号施令,一般人都听命于他。

比尔·坦纳曾说,“他是个很博学的人。”当这个俄国人咧开嘴向他微笑似乎要去拥抱他时,他认为坦纳的话是可信的。

他又回去吃鸡蛋了,发现煮得糟透了,想必是他脸上的表情将他的想法透露了出来,那个斯捷帕科夫把她叫作尼娜的女孩走过来问,是否再给他做两个,“你对鸡蛋的做法是很挑剔的。”她对他微笑,眼睛盯着他,似乎在考验他。

他点点头向她道谢。她又盯着他看,似乎要看谁先眨眼,然后转身离上。

她穿着一身鲜蓝色的衣服,像是护士服,他发现在她回到大桌子去的期间,他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她。他感到她的身子在衣服里面的动作,每走一步,衣服都窸窣作响,他脑子里则满是她拔手枪时露出的长腿和一闪的花边。

他端起咖啡杯,看到斯捷帕科夫的眼睛看着他微笑,似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秘密。

斯捷帕科夫低声几乎是秘密地对他说,“尼娜·比比科娃很难管教,但她是我手下最好的人员之一。她在华盛顿大使馆工作了二年,但美国人从未看透她。她以秘书为掩护,我肯定地知道美国人甚至没有给她建立档案。你们和美国的情报部门都认为我们雇用妇女只是把她们当作‘燕子’,这是克格勃的俗语,指的是妓女或者熟练地勾引男人上钩的女人,这是他们这一行的老做法了。”

“但是他们看错了。尼娜是很不一般的。”

“是啊!”在邦德脑海里,他看到的是这女孩的大而黑的眼睛,嘴左边的弯月形的小疤,高高的颧骨。而当她将一盘盛着两只刚煮好的鸡蛋放在他面前时,他又看到了她的修长的手指。

他们的目光又相遇了,他明显地感到了受到挑战的快感。不知不觉中,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面,尼娜的脸在他脸的上方,她的嘴唇落在他的嘴上。刹时间他似乎感到了温软的肉。

“谢谢你,尼娜,”他不知道他的目光是否显露出他作为男子汉心中的欲望。

她的双唇微张以示会意,虽然一言未发,但她的舌头舐嘴唇的动作和眼里表达出的信号都直接来自邦德非常熟悉的人类的语言。

在此后的早饭期间,大家都很少谈话。斯蒂芬妮·阿黛蕾努力想使所有的人知道她对在皇家咖啡馆与邦德一起度过的夜晚感到很愉快,暗示这不仅仅是一顿饭而已。纳特科维茨就“正义天平”发表了两点评论,实际上是向斯捷帕科夫提了两个问题,而后者则干脆未作答复,再次明确说他不会被拉入这个题目。亨利·朗帕干吃了三个面包卷,既没有涂牛油,也没有涂果酱。

当俄国人对此表示惊奇时,他只是说,他们在巴黎郊外那个单位的医生说,人们应多吃干面包。“这比美国人请你吃的高纤维食品对你要有益得多。”

他点燃了一支高卢香烟,狠吸了几口,继续说,“美国人对食谱、健康、胆固醇和吸烟都特别在意,简直都疯了。以前,选择很简单,要末吸烟,要末不吸烟。现在你不能吸烟了,因为怕别人被动吸烟。如果这真是那么严重,他们应该去注意报纸和书藉。油墨里满是碳,同他们所害怕的香烟一样危险。

你怎么办呢?将书藉都烧掉?禁止出版报纸?戴着呼吸器上街以免吸入来自内燃机的烟雾?我保证,读两小时的书所受的伤害与从二手烟雾中走过是一样的。”他说起来像一名狂热分子,还带一点儿愤愤不平。但是没有人理会,因为这是一种习惯了的自言自语,是想要为无理者辩护的长篇演说。

亚历克斯与尼基站在门旁,而可爱的尼娜则在圆桌与咖啡之间走动,给杯子加咖啡,又送来烤面包。她昂然地做这些事,毫无侍候人的感觉。她显然是这支队伍的成员,但是这一事实并没有使她担任侍应生的角色时有屈尊之感。

这间与外界隔绝的房间是在地下,有水泥覆盖,像个防弹所。邦德注意到墙上挂有很厚的一层反电子材料,这些材料是大使馆圆形室里用的。圆形室多少是从美国人那里偷学来的,它占地少,而且百分之百地保密,但使用它们的人都感到不舒服,因为它们像是大使馆腹部里的一座爱斯基摩人的圆顶小屋。但在别墅这里,有一整间大房间,对它的装修毫不吝啬。虽然墙和天花板都有衬里,但还有小的反电子器材,这是装在屋顶和房间四角的闪着红光的灰色盒子。门上加了一个推拉的部分,使房间与粗糙的本质楼梯隔开。

没有电话,这又是一个防范措施,怕的是泄密和被人窃听。

他们坐在舒适的皮椅子里,椅子排成半圆形,每个人都无法记笔记。房间里不准有钢笔、铅笔和纸。

斯捷帕科夫开始讲话,“这必须绝对保密,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才做到这一点。我猜我们对‘正义天平’的了解比来自法国和联合王国的客人多得多。首先请让我解释我在这事件中的地位。你们都知道我的名字是鲍里斯·伊凡诺维奇·斯捷帕科夫,我拥有克格勃将军的军阶。此外,由于我们害怕内部的恐怖主义,我不是通过正常渠道汇报的。我不到中央委员会或主席团去汇报。我不用亲自到你们肯定知道的捷尔任斯基广场2 号即克格勃莫斯科总部的地址去汇报。我只直接向克格勃主席(他现在也是我们的总统)负责。

马上你们就会知道这是为什么。

“你们已经与我贴身的工作人员——亚历克斯、尼基和尼娜——见过面了。他们是我最信任的人。我们还有些别人,他们有的在这里,有的在几英里以外森林里另外一座别墅里。他们以各种身份活动——当保镖、中介人、分析员和我最重要的数据库的保管员。我们是一支特遣部队,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一些人是隐秘的——在克里姆林宫里,在我们边境内外秘密地工作着。我们组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斯捷帕科夫匪帮。在英语里,我想可以译成斯捷帕科夫的黑手党。克格勃和军队里有许多人根本不喜欢我们,我必须在消息和个人行踪方面特别保密,尤其是在莫斯科。

“你们必须明白,在我们苏联干国际反恐怖主义这一行当的时间并不长。我们还没有开始像你们在西方那样投入这项工作。我想这就是我们对你们称之为‘正义天平’组织没有直截了当加以解决的原因。”

他咳嗽了几声,在继续说下去以前清了清喉咙。“‘正义大平’在去年10 月才第一次引起你们的注意,而我们对它了解的时间要长得多。我们了解的情况无疑会使你们吃惊。”

他似乎是要他们准备接受一些可怕的事——一切。西方可能根本不了解的事。不管这是些什么事,詹姆斯·邦德感到有一个熟悉的冲动,就是迫切想了解敌人的一切。他还有另外一种感觉,似乎他的整个经历把他带到了这里。在他长期生涯中,他曾多次战胜过邪恶,有传奇色彩的邪恶,刑事、政治和军事的邪恶。这些事在当时看来似乎都不是真实的。而现在他觉得他要面对的现实似乎是以前从未面对过的。

斯捷帕科夫告诉他们,“正义天平”早在1987 年就存在于苏联和东欧集团的卫星国里了。起初,他们的观念是俄罗斯的,所以克格勃将他们看成是不稳定的另一种表现。一开始就有告密者了。到1987 年秋,他们就知道“正义天平”的组织形式类似特务组织。“开始时有三个小组在苏联境内。现在已合而为一。”斯捷帕科夫的态度严肃。他天生的愉快、好热闹的性格消失了,似乎是因为他所说的这些人太危险了,不应该去笑话他们或将他们作为谈笑的资料。

“我们知道另有一个小组在以前的东德,一个在波兰,一个在捷克。我们也知道他们与美国、英国和法国有联系。我们是通过告密者知道这些的,都是些我们信任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如此,告密者也不知道全部情况。

从1987 年秋天到1988 年秋天,我们跟踪了42 名告密者,结果只看到了与他们直接联系的人。让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做法。

“开始时只是私下传闻。最初只是‘正义天平’这个名字传来传去,它以一种奇怪而混乱的方式传遍莫斯科。在涅夫斯基大街沿线的豪华公寓里,在工厂里,在非法市场和交易场所,在百货公司里,在军营里,甚至在克里姆林宫里,这传闻像野火一样扩散着。几天之内,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了。只有外国记者除外,因为人们本能地不将这个名字告诉外国记者。这样‘正义天平’这个词就家喻户晓了,也成了实实在在的东西了。由于人们反复念叨这个名字,这个组织就有了它自己的生命。

“然后,告密者开始传递情报,最后送入了我那个新成立的反恐怖部门。

他们使用了内务部和警察的特种部队来监视所汇报的每一个案件,但什么结果也没有。在我的匪帮的档案柜和文件夹里到处都是断了线的材料。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可以说是天才的策略。当他们想追查与告密者有联系的人时,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因为‘正义天平’吸收新人时,恰恰是因为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这些被吸收的人有几种,他们往往是单独生活的,有时是些傻子和笨人,他们只能执行简单的任务,有时是生活贫困和无事可干的老妇人,她们迫切想有些事可以消磨时间。任务往往是陌生人在排队买肉或酒吧间,甚至是在车站等公共汽车时交给这些无知的人的。有电话的人则是悄悄接到任务的,往往是一大早,而且总有报酬。这些陌生人告诉他们这是好工作,容易的工作,对国家有利,不是犯罪。他们给每个人都起一个名字,往往是他们略有所知的人名。他们向这个人提许多问题:你想为祖国服务,从而改善生活吗?你愿意负担一些特殊工作吗?我们知道这工作很适合你。

总是有‘正义天平’这个密语,也总是有特殊的报酬,如少量的卢布、新的电视机、一包食品等。

“这些头脑简单,基本上是好人的人就这样被劝诱加入了,就像在英国或美国的男男女女在家得到报酬丰厚的工作(如写信封,在电话上进行调查)

一样。我们都知道这方法是怎样起作用的。但要命的是这些人的确收到了他们的报酬——少量的卢布、电视机,有一例还有一个星期的度假。这些人确实都是无意识地当了特务。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在为非法的恐怖分子做工作。

当恐怖分子收到了对他们一系列提问的答复时就将这些人收下了,然后叫他们等待电话或来人。而来人却往往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孩子甚至就是在第一次接触的地方的某个人。这些线索都没有用,都没有结果。”

在此期间,即1987 年秋到1988 年秋,主要令人烦恼的是向斯捷帕科夫匪帮汇报的告密者显然只是“正义天平”所接触的人中的一小部分。

“我们知道,”他对他们说,“‘正义天平’的存在已是个现实,我们还知道他们已从苏联发展到了原东方集团的卫星国家,甚至到西方国家去了。我们的特工人员已掌握了类似发展成员技术的线索,根据这些线索,我们有根据地估计小组的数量和地点。‘正义的天平’完全像温斯顿·丘吉尔说苏联那样,是层层包裹着的谜中之谜。但丘吉尔也预言,这个谜语可能有答案。的确是有一个答案,但起初它只引导我们取得很小的进展。它使我们进入了‘正义天平’的外围,而我们所听到的情况已令人胆战心惊。”

这完全是偶然的。内务部的一个单位的审讯科抓了一个在莫斯科大学教书的语言教授。他被怀疑从事了当局一般称之为“黑市活动”——做非法货币交易到买卖奢侈物品,以至真正、直接的间谍活动都是黑市活动。

在高级英语教授弗拉基米尔·雷科案件中,有几笔价值达十万美金的非法货币交易。证据都已齐全,钱也已起出。这是教授的一名学生报告的。

斯捷帕科夫把大屁股顶到椅子背,像是准备讲一个精彩的故事那样。“那是在1989 年1 月,一天早晨,他们从被窝里将我叫起来,我就直接到了列福尔托沃去。内务部有命令,如果他们遇到与‘正义天平’有关的证据,就要与我联系。负责审讯的官员告诉我雷科有事要讲。他要做一笔交易,但你知道这是完全违反我们的惯例的。”他咧开嘴微笑着说。“我们从来不做交易,除非我们能有很大的收获。从小的的橡子……不错,雷科是个小橡子,但他长成了一棵很大的树。”

在机场,邦德就认为这俄国人会是个善讲故事的人。现在斯捷帕科夫以他那小丑似善变的脸和生动描述的技巧向他们讲述了与那位教授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邦德是对的。斯捷帕科夫一个人大侃起来。

列福尔托沃在季节宜人时也是个阴森的鬼地方,到冬季则是一片荒凉。

他们将弗拉基米尔·雷科带到一间小审讯室里。这间房间空荡荡的,没有友善气氛,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固定在坚硬的石头地板上。犯人的背对着墙,在他背后石墙高处,有一个小圆孔。以前,受害人就是从这小孔被枪杀的,往往是在审讯官从桌子上取得犯人签字的口供后向一旁闪开时枪杀的。

斯捷帕科夫穿着厚重的大衣,因为墙上有积冰。雷科看来胆战心惊,这是有道理的。他是个典型的大学书呆子。这是个神经质的小个子,40 岁左右,短头发,脏兮兮的一副虔诚者的瘦脸,一双曾经是狂热的眼睛现在露着恐惧。

在斯捷帕科夫递给他一支香烟时,他双手颤抖,这位克格勃的成员不得不抓住他的手腕稳住他才能为他点烟。

“弗拉基,你现在处境不妙啊。他们告诉我你有10 万多元现钱,这是一大笔,每十元就够判一年徒刑了。为每十元就得在古拉格呆上一年。你以为这儿冷吗?等你到那里的营地去看看吧。这儿就像在度暑假。”他停下来,看着这个愁眉紧锁、畏畏缩缩的人。这人认为自己是快要死的人了。

“这儿的人就要回来了,他们记录你的口供,你的交待,你要在上面签字,然后你会面对法庭,然后你就会到集中营去。那些像你一样心软的人也感到不好受,而耻辱将萦怀在你家庭成员的胸中。”

雷科第一次开口说话了,“我能提供情报”。

“好啊!说出来。如果情报确实可靠,那么你会减刑50 年。”

“我是一名……”他停了下来,似乎在下巨大的决心。“是一名‘正义天平’的成员。”

“真的?”斯捷帕科夫表示惊奇。“‘正义天平’的成员都是些什么人?

我不了解他们。”

“你完全明白我现在在说什么。我可以给你们许多帮助。详细的情报。”

有一会儿,雷科似乎找到了内在力量的源泉。这就好。这个可怜的不像人样的人找到了一点儿自尊。

“你能给我提供姓名吗?”

“提供姓名有困难。但我可以告诉你活动的程序、组织、方法,更主要的是‘正义天平’实际上在干什么。”

“说下去,说啊!”

头发脏兮兮的小个子雷科摇了摇头。那一刻的勇气似乎给他注入了新的生命。“我可以对你坦白,甚至与你合作,只是必须撤销起诉。”

斯捷帕科夫缓慢地站起来,走向门口。然后他转过身来,“如果你有关于‘正义天平’的好情报,你可向这里的审讯官提供,他们会转给我的。他们干这种事很内行。”

雷科抬起头来,甚至微笑了一下。他平静地说“我懂,”几乎掩饰不住地害怕,所以声音在颤抖。“问题是没有我,我提供的那类情报就没有用。

情报本身对你们并无帮助。例如,你知道‘正义天平’是干什么的吗?”

斯捷帕科夫站住了,对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说,“告诉我。”

弗拉基米尔·雷科笑了,示意再要一支香烟。斯捷帕科夫重新坐下,给他们两个人都点着烟,重新说,“现在告诉我。”

这位教授发出了声干笑。“‘正义天平’是一个专供雇用的组织,他们是恐怖主义的雇佣军,没有政治目标,不讲道德,没有固定的意识形态。如果伊斯兰圣战者需要帮助,他们就会提供帮助,只是为了要钱;如果德国的红军派有一个具体的目标,要他们帮忙,‘正义天平’就会动用他们在德国的人,完全是为了现金。全世界任何恐怖主义组织都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后勤支援,有时则是现场支援。‘正义天平’是他们说的笑话。从他们那里得不到正义。他们是为了钱而干的,除了苏联,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能做基地呢?苏联本是共产主义的摇篮,现在他们将它变成资本主义恐怖的摇篮了。”

斯捷帕科夫又回到别墅地下这间保密的房间现实中来了。他看着邦德、纳特科维茨、斯蒂芬妮、阿黛蕾、亨利·朗帕和三名助手。他扬起眉毛,耸耸肩说,“可怕的是他说的是实话,这确实就是‘正义天平’过去和现在干的事。如果我们不予以制止的话,他们今后还会干。”

这俄罗斯人继续说着,不时作些补充,使人们对事情有正确的理解。姓名和地点都难以获得,因为“正义天平”已精于隐蔽之道。他们的工作都是通过许多临时工作人员做的。主要的小组只是制订计划,然后计划由收取报酬的信使或起间谍操纵者作用的人去执行。从一个人可能查到一个人,但是当你想顺着线索往下追时,指挥系统却分岔了,最后线就断了。就像他们吸收人员一样,他们进行活动、恐怖主义的袭击、骚扰、暗杀和一切可以想像得出的袭击之后也要抹去一切踪迹。

“甚至他们从工作中得到的钱来的也极为复杂,所以我要求给我一批熟悉金钱在全球范围流动的会计师,但还没有来到。支付给他们的钱往往是现金,这钱分成许多小份额,寄来寄去,最后不知所终。我的朋友雷科那十万元是帮助谋杀一名意大利政治家的报酬。”他大声说出了这个人的名字。然后说,“这件事全是‘正义天平’干的。”

邦德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鲍里,如果你说的都是可靠的,那么,这些人必定有办法能接触,能打进各种各样的组织。你能举出哪个全球性的恐怖主义活动是他们插手的?”

斯捷帕科夫慢慢地点了点头。他开始列举一系列恐怖活动和暴行,从汽车炸弹和燃烧弹到枪杀和绑架,这些活动各大洲都有,渗透各国的边境。

最后邦德说,“我不相信。分散在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组织我们都已入档在案。我们知道它们的名字、地点、活动。它们都没有得到过外界的帮助,更不要说苏联境内某些疯狂的秘密阴谋家的帮助了。”

“这一点你真是错了,詹姆斯。”斯捷帕科夫一动也不动,仍然靠着椅子背,不露笑容。他的声音是平稳的,几乎像催眠师的声音。“我们关心的是‘正义天平’已能向成百个事件提供武器、炸药和支援。你们这些正规的反恐怖专家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赫兹波拉或红军派或任何已知的恐怖小组声称某一具体‘事件’是他们干的,我们就会相信他们。证据有线索,熟知的给传媒的代号,炸药的种类以及手迹。你以为这些不能伪造吗?它们当然可以伪造。它们就是这个小组在苏联境内伪造的。这是一种新型的私人企业,邦德上校。你最好还是相信我。”

“这与我们在这里有什么关系?”邦德回敬说。在他脑海深处,有一缕黑色的、威胁性的疑团升起。

“有两个原因。”房间寂无一声,似乎听者都准备被判重刑。“第一,我们的祖国走向新的、更开放、自由的社会的漫长道路受到了威胁。第二,联合国给伊拉克的限期已很临近。我们觉得‘正义天平’在这两件事中都插了一手,而且,奇怪的是,乔尔·彭德雷克这个战犯的整件事都与这两件事有牵连。”

“怎么个牵连法?”

“怎么个牵连法?”这俄罗斯人重复着说,“这我留给你亲自去了解,邦德上校。你和你的同事会有机会去会见‘正义天平’在莫斯科的核心成员。”

他向站在门边的亚历克斯点了点头。“把他带过来。”亚历克斯拉开门,匆匆去了。

“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接近事实了,现在要由我们在‘正义天平’中的鼹鼠弗拉基米尔·雷科来向你们介绍情况了。他一会儿就到这里来。”

“那么,如果我们还有时间的话,”邦德还是不放心,“你是否能告诉我们这些法国朋友在这里干什么?”

“问题是他们真的干了些什么?”这个俄国人又咧开嘴笑了。“我们本可以去请你们情报局,但是我估计你们不会这样做,美国人肯定会拒绝,以色列人对此有既得利益。最后,我们请了法国人,他们的确干得很好。斯蒂芬妮,亲爱的,你愿意告诉邦德上校你究竟为什么到这里来吗?”

斯蒂芬妮·阿黛蕾文雅地点了点头,然后转向邦德。“是,詹姆斯,我来告诉你。我们的国外情报局,与朗帕少校那个单位合作在美国进行了一个活动。我们就在美国人和以色列的捕捉小队的鼻子底下将真的约瑟夫·沃龙佐夫带了出来,这是一次很大的成功。我们安全地弄到了沃龙佐夫,这样,如果世界上的人要看到他仍然活着的可靠证据就好办了。”

“唔,”邦德点点头,向彼特·纳特科维茨看了一眼,后者似乎觉得这个事件很有意思。当斯蒂芬妮·阿黛蕾告诉他们法国人将约瑟夫·沃龙佐夫从佛罗里达州绑架出来时,纳特科维茨只将头向后仰了仰,张开嘴无声地笑了。

这法国女郎有本领将消息传达得既不令人感到安慰,又不感到愉快,就像用槌子敲核挑一样。她那甜甜的、说话像银铃似的样子是里面裹着铁拳的丝绒手套。她的名字斯蒂芬妮·阿黛蕾在他脑子里经过,自然而然地使他联想到史蒂夫多尔。

“你们将他关在哪里?”邦德开始尖锐而恼火地说话。但纳特科维茨乐呵呵的克制态度起了稳定情绪的作用。于是他转而微笑地说,“显然你们干得很好。但是,请原谅,如果你们安全地弄到了沃龙佐夫,那你们到这里来做什么?为什么到伦敦去?”

“因为我们在这里有个问题,与沃龙佐夫有关的问题。”斯捷帕科夫摊开双手,好像说这样回答就足够了。

“什么样的问题?”

“好吧,”斯捷帕科夫将脑袋歪向斯蒂芬妮。“你该了解抓人质的技术吧。”她在告诉而不是问邦德,“在我们与沃龙佐夫所处的那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取得他的信任。起初我们给他服了大量的镇静剂。你知道,我们没有秘密渠道能将他弄出美国。他必须自觉自愿地走,没有什么约束地走。就像1960 年以色列捕捉小队抓阿道夫·艾希曼一样。”

邦德回忆起,当以色列将纳粹反犹暴行的主要策划者阿道夫·艾希曼从阿根廷抓到以色列受审时,他们说服了他假扮成机上服务员走到航班上去。

“是,”他示意请斯蒂芬妮继续说下去。

“我不必告诉你技术方面的所有情况,但是我们先给他服镇静剂。以后我的任务是做他的朋友。向他保证他用不着过分担忧。”她作了个法兰西式的耸肩。“这当然是个大谎话。我们告诉他不会对他怎么样,这就使他完全听话了。”

邦德又作了个小小的姿势,说明他听懂了,他也的确听懂了。他知道抓人质和政治绑架者的各种办法。你或者使他吓得服服帖帖,或者使他觉得无所谓。总有一个人像斯蒂芬妮奉命做的那样行事。如果必须杀死犯人,执行者总是犯人所信任的人。“显然,这都是你的杰作。你使他完全听命于你。”

“当然,他甚至仿效艾希曼那样。我们一起穿着机上服务员的衣裳走向苏联民航总局的喷气机。事情很容易。”

“这就是你为什么现在在这里的原因?”

“还有一个小问题。鲍里……”她转向斯捷帕科夫。

这使小丑的微笑笑得更大了。“由于明显的原因,我们并不想使沃龙佐夫服镇静剂。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需要他呢?斯蒂芬妮将她的职责交给尼娜,但是事情并不顺利。”

斯蒂芬妮插嘴说,“你知道,这就像精神病医生和病人,他们叫什么来着?”

邦德说,“转移。当一个病人信任一个精神病医生时,他就完全依赖于他了。如果他们的性别不一样,病人往往对自己说他爱上这个精神病医师了。”

“对了,事情就像你说的那样。”鲍里·斯捷帕科夫兴奋地说。

斯蒂芬妮似乎很满意,“我调走了,但他想我,他不接受尼娜,甚至想要打她。”

“事情很难办,”斯捷帕科夫打着手势,好像在说一个重大的物理问题。

“尼娜到我这里来,说她应付不了这件事,她建议将斯蒂芬妮叫回来。”

“亨利是来兜风的吗?”

朗帕甚至没有朝邦德看一眼,“我是作为保镖来的,用你们的话说,是保护人。”

“唔,”邦德的声音表示仍不完全满意。

“詹姆斯,”阿黛蕾小姐的声音诱人地轻声说,“这是有合同的,我们是受雇于人的,有钱存在银行里。”

“老鼠”,邦德喃喃低语,他们都知道他是指什么。“老鼠”是情报界用来表示作特务的四个主要动机的英文缩写:钱,意识形态,协议和自我①。

法国人参加这一活动是受了钱的诱惑。现今这往往是最有力的动机。

“为什么到伦敦?你们为什么……?”邦德开始说。但这时,门打开,拉门拉开。亚历克斯回来了,带着一个矮小、瘦脸、头发脏兮兮的、带了副眼镜的人。

“进来,弗拉基,欢迎。”斯捷帕科夫将椅子向后推,张开双臂拥抱新来的人。

① 这四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构成“老鼠”(MICE)。——译者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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