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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手

台湾宝岛上,只有两个人认识侯仰民先生,一位是我柏老,一位是杨纳福。我跟杨纳福先生小学堂时同班同学,可是杨纳福先生来台之后,官拜将军之职,身统大军,威风凛凛,而柏杨先生却猛爬格纸,只会招灾引祸。杨纳福先生从小循规蹈矩,不知体罚为何物,而柏杨先生几乎是天天挨板子,哭叫之声,使全班垂涎。

我老人家从小就喜欢算术,小学堂三年级时,女教习在黑板上出了一个题目,谁都不会,只有我老人家会,教习就把她手里用的粉笔作为奖赏,使我对算术更兴趣高昂。想不到五年级时,侯仰民先生——就是天天向我下毒手的元凶——担任我们的级任兼教算术,于是噩运来临。偶尔一次,我算错了一题,他阁下就把我叫到讲台之上,狠狠打了五下手心,把我对算术的兴趣,打得无影无踪。而这“五下”也就成为挨打国宪法,每次一律五下。因为每天都有算术,每有算术,都要缴一次习题,每次习题,我准有错,他阁下在“都是为你好”的招牌之下,名正言顺兼理直气壮地,每天都大动干戈。我也曾力争上游,可是,他阁下的板子太厉害啦,使我对算术由恐惧而厌恶,成了恶性循环——我越不会,他越打;他越打,我越不会。除了长期保持双手红仲半寸的世界纪录外,到了今天,连九九乘法表都背不熟。偏偏各级学堂入学考试,都是非考算术不可的,算术的魔爪抓住我终身不放。我不但在功课上力争上游,被侯仰民先生打得走投无路之后,也曾想尽方法,讨他的欢心。有一次,他练习篮球,一连投进两篮,我拣到球,不敢自己去投,可怜巴巴地再传给他,馅笑曰:“请投进第三个呀。”这句话不知道犯了他哪条筋,他翻脸曰:“你怎么敢侮辱老师?跟我来。”我像一只待宰的小羊,浑身哆嗦地跟着到了他寝室。他一面轻松潇洒地玩弄那个可怕的板子,一面斜眼问曰:“你说,打你几板?”我心里凄凉地喊,最好不要打,但我不敢出口,又想讨饶,也一时磨不开。可是他阁下一直追问,我只好回答,猝然曰:“随便。”我的意思只是请他阁下定夺,可是他立刻暴跳如雷,喝曰:“我就是打你这个‘随便’。”这次却没有按照宪法行事,他的板子照我手上、背上、腰上、屁股上,飞舞而下,最后,我只好双手抱头,蹲在墙角哀号。

那时,柏老才十三四岁,童心中就立下血誓,我要报复。可惜,我没有报复得成,并不是我宽恕了他,而是当我四年后考进高级中学堂,人强马壮,回乡找他比武的时候,他阁下已翘了辫子,不禁兴起伍子胥先生听到楚王芈弃疾先生翘了辫子时,那种失望之叹。去年(一九八○)年底,杨纳福先生还问我曰:“如果侯仰民还活着,你会不会对他动粗?”我曰:“从前会,现在当然不会,一拳下去,准吃人命官司。”他曰:“那么,你不恨他啦?”咦,这算啥话?我岂止恨他,而且恨他入骨,我虽不动粗,但我会唾他的脸。

呜呼,体罚固然使一人个身体受到创伤,施行体罚时那副凶恶的嘴脸,更使一个人心理受到创伤——是一种鲜血淋淋,永难愈合的创伤,它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或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方向。对于侯仰民先生,我老人家本业应该作圣人状,宣称我已原谅了他的,一则是他早已完蛋啦,二则是我正好趁水和泥,使聪明才智之士瞧瞧我真是温柔敦厚呀。何况侯仰民先生那时刚刚初级师范学堂毕业(初中程度),年纪也不过二十一二岁,还是一个未成熟的大孩子。可是,我不原谅他,每一想起他攒眉怒目,情断义绝的青面獠牙,三百六十五日如一日地,殴打一个哀哀无告的穷苦孤儿,我就咬牙切齿。

就在柏杨先生咬牙切齿之际,忽然传出一连串奇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接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委托,调查大家对体罚的意见,提出报告说,百分之九十一的教习,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长,及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认为只要不造成伤害,适当的处罚是应该的。这个调查表示,开揍的和挨揍的,跟赤壁之战周瑜和黄盖一样,两情相悦,一方面愿打,一方面愿挨。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测验学会的联合年会上,也提出讨论,与会的若干侯仰民型的朋友,在学院派魔术名词的云雾中,要求把现代课堂,恢复成为古代刑堂。而身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的林洋港先生,跟柏杨先生的命运恰恰相反,在台湾省议会中,现身说法,说他小时候读书,就是因为教习把他打得哭爹叫娘,他才获益良多。

国立阳明医学院教习刘家煜先生,还要建议教育部,认为教习对学生,可以作适当的干活。

最精彩的还是台北《自立晚报》记者杨淑慧女士的一篇特稿,标题是:“爱心乎?体罚乎?运用得当最为重要。只要避免学子误入歧途,教育当局何需硬性规定。”文中有一段留芳千古的话,她报道曰:“据了解,台北市某著名国民中学一位男老师,他的‘教鞭’和‘教学’同样有名。上课的第一天即在教室中安置好藤条(柏老曰:好一个大刑伺候的场景),然后和学生约法三章,每次考试距离标准成绩几分,就打几下。结果,这位老师的班级,成绩总是特别好(柏老按:也就是升学率高)。他的大名全校响叮当(柏老按:他如果在讲台上摆上铜铡,大名叮当得恐怕能响到伦敦),学生都期望让他教(柏老按:这得作一个科学调查才算数,不能用文学的笔法)。许多毕业后的学生怀念的竟是‘排队打手心’(柏老曰:刚考上联考的老爷老奶,还可能有此一念。以后下去,恐怕不见得),足见实施体罚与否并不重要(柏老按:在该响叮当的教习看,恐怕是实施体罚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体罚所带来的意义。”

这段文章是酱缸文化的特有产品,远在一○六八年宋王朝,这种产品就已经上市。当时皇帝小子上课听教习讲书,是坐着的,教习却像跟班的一样站在一旁。宰相兼皇家教习王安石先生尊师重道,建议应该也赐给教习一个座位。消息传出,酱缸立刻冒泡,大臣之一的酱缸明人物吕诲先生,好像谁踩了他尾巴似的嚎叫起来,提出杀气腾腾的弹劾,曰:“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和,也不知道君臣之份。”

呜呼,古之时也,有些教习以站着伺候为荣,今之时也,有些学生以“排队打手心”为荣。记得一九一○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初,一个遗老爬到县衙门前,露出雪白可敬的屁股,教他的家人打了一顿板子,蟾后如释重负曰:“痛快痛快,久未尝到这种滋味矣。”这比打手心的含义,就又进一层。

百思难解的是,奴性在中国何以不断根乎哉?中国文化中最残酷的几项传统,其中给女人缠小脚、阉割男人和体罚,都已被革掉了命。教育部严禁体罚,是它所作的少数正确决定之一。想不到在二十世纪八○年代,竟面临挑战。问题是,羞辱就是羞辱,只有奴性深入脑髓的人,才会身怀绝技,把羞愤硬当成荣耀。有候仰民这样的人不足奇,有吕诲这样的人,有甘于“排队打手心”这样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危机。如果这等羞辱竟能变成荣耀,则世界上根本没有荣耀矣。被羞辱而又其乐陶陶,如果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故意打马虎眼,包藏祸心,再不然,准是天生的奴才或奴才胚。

主张体罚的朋友,强调只要有爱心就行。呜呼,爱心,爱心,天下多少罪行,都披着爱心的美丽画皮。父母为女儿缠小脚,为了她将来好嫁人,是爱心。“君父”把小民打得皮破血流,为了“刑斯无刑”,也是爱心。试问一声,教习对学生,一板子是爱心,十板子是不是爱心?如果把侯仰民先生从坟墓里弄出来,包管他会坚持他出于爱心。报上说,教习把学生三个耳光打出脑震荡,他同样也会坚持他是出于爱心。分际如何划分?内涵又如何衡量?爱的教育中绝对没有“修理学”镜头。至于“适当”,啥叫适当?谁定标准?去鉴定?又用啥鉴定?“只要不造成伤害”,事实上,任何体罚都造成伤害。好比说,只要不造成伤害,就可把手伸到火炉里,这话比轮胎漏气的声音还没有意义。任何人在开揍时,都要先行肌肉扭曲,目眦惧裂。而这种邪恶的神情和眼中冒出的凶光,还没有动手,就已造成伤害矣,再加上所展示的绝对权威的感情蹂躏,像教孩子自动伸手待打,那根本没有爱,只有恨——双方面互恨,因为那是一种人格上的凌辱。

一旦学生们对“排队打手心”都不在乎,羞耻心便荡然无存,体罚也失去被认为“好”的一面的意义。考试有标准答案,不合规格的就要受到暴力镇压,孩子们的自尊、灵性和最可贵的想象力,恐怕全部斲丧。至于有百分之二十九的教习,因为教育部严禁

体罚,就“心灰意冷,不管教学生”,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文化人,如果不准他施展把学生打得鬼哭神号的手段,就束手无策,怠工弃守,教育部应请他们卷铺盖走路,介绍去赌场当保镖。

柏杨先生没有力量反对百分之九十一,百分之八十五,以及百分之八十,但我老人家可要向那些不甘受辱的学生老爷,提个秘密建议:如果打到你头上,你虽不能起而抗暴,但你应该跟柏杨先生对侯仰民先生一样,记恨在心,来一个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有些好战分子的教习,可能发狠曰:“我就是打啦,十年后见。”对这种地头蛇,你就应该更永矢不忘,给他来一个真的十年后见。

然而,这并不是柏老的主要意思,主要的意思是,这次调查结果,愿打的跟愿挨打的,所占比率竟如此之高,使人沮丧。夫教育的目的在培养人性的尊严和荣誉,而今大家居然有志一同,都醉心于摧毁人性的尊严和荣誉,可说是教育界二十世纪八○年代十大丑闻之一。说明酱缸的深而且浓,即令政府出面帮助,有些人仍难自拔。也说明我们教育畸形发展,已到了倒行逆施的地步。越来越毛骨悚然,嗟夫。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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