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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言万语只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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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言万语只一愿

愿中国人认真

今年(一九八○)二月初,报上有一则新闻曰:

高雄讯:为了三两红糖,妇人赵庭芳远从高雄县燕巢乡赶到高雄地方法院检察处,控告杂货店商人赵凤山涉嫌诈欺,检察官林鸿鹏侦讯后,以罪证不足,判处不起诉处分。告诉人赵庭芳控称,她于去年(一九七九)十二月十四日,教儿子到赵凤山所经营的凤业商店(燕巢乡深水村)购买红糖,回来后觉得分量较少,遂至另一商店称量后,发现少了三两。她再到赵凤山店里理论,赵某不承认偷斤减两,反谓系其子于途中偷吃。她返家后再问其子是否偷吃,儿子坚决否认。她气愤不过,乃到派出所控告。警员认为如此小事,不宜兴讼,遂来劝解。最后赵凤山拿出一千元请客,但是本人却不出面。告诉人赵庭芳认为赵老板此举缺乏诚意,日前气冲冲地坐车到高雄地检处按铃申告,控告赵凤山诈欺。检察官林鸿鹏侦讯后,认为赵凤山应不会只为价值二元的三两红糖诈欺,且红糖已开封,无法证明短少是谁搞鬼,因而判定不起诉处分。

不久,某报的“小评”老爷,就给这位女主角赵庭芳女士,上了一课“小事学”,课题是“小题大作”,课文曰:

高雄最近发生了一件讼案,导因于顾客在商店中购买一斤红糖,回家过秤,发现少了三两,她不甘损失这两元两角,向店家理论,店家认为糖包业已拆开,可能买糖的孩子在途中取食,但店家还是愿意以一千元请客道歉,她却拒绝,向法院告上一状。这官司虽经检察官裁定不予起诉,但已劳师动众,耗费了自己的精力不算,还耗费了警方与法院的精力。我们是法治国家,法院是裁判是非曲直的地方。但为了三两红糖的争执便上法院打官司,毕竟于法虽合,而于情欠妥。假如这种三言两语便可解决的小事,都要通过法院判断,法院若不增加几百倍人手,势将难以应付。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节约国家的人力,希望类此的事情不再出现。

“小评”老爷既然认为告状是合法的,却又认为告状有损法律尊严,不告状才是维护法律的尊严,不知道这算哪门子逻辑推理?如果说“小事”不应告状,“大事”才应告状,这就要回到过去谈过的话题,势必得请大法官会议,或“小评”老爷之类,组织一个委员会,为“小事”、“大事”下个定义,划个标准。大亨之辈,认为柏杨先生身首异处是小事,可是在我老人家看来,这事可大啦。同样地我认为你阁下恐怕非向法院请求惩凶不可。三两红糖涉及到儿子的人格——他到底偷吃了没有?和母亲的人格——她称错了没有?女主角显然不是追求面子和追求金钱,老板大人已拿出一千元请客矣,她追求的是一个“真”,这不是可哂的,而是可敬的。赵庭芳女士是如此的纯洁,相信法律保护弱者,不遗巨细,她单枪独马,以乱箭横飞中,向传统的酱缸挑战,虽然败下阵来,但更使我们崇拜——崇拜她执著的认真精神。

执著的认真精神是现代化的基本精神。一个认真的行为,竟被肯定为一种应受责备的小事,而且乞求上苍,希望它“不再出现”,这说明虽然经过西洋文明百年来的冲击,有很多人的意识形态,仍沉淀缸底。所以如此,可能因为下列两点:

第一是,“讼必凶”的观念,残存不退。专制时代谚曰:“屈死不告状”,这里面含着海一样的血泪。盖司法黑暗,“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有理无钱的小民,只好把自己屈死当成小事;有钱无理的大爷,当然更一口咬定小民屈死是小事。如果小民含垢忍辱,倒还罢了,如果胆敢把小事诉诸法律,于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那就死无葬之地矣。

第二是,大多数中国同胞,迄今仍没有培养出“对事不对人”的观察和判断的能力,而只习惯于“对势不对人”和“对人不对事”。酱眼朦胧,一片模糊。表面上看来,只是对所谓“小事”不屑理会,其实是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对所谓“大事”,不但没有能力,同时也没有胆量分辨是非。而最好的掩护,莫过于对啥事都认真:“今天天气哈哈哈。”连艳阳天都不敢肯定它艳阳天,连倾盆大雨都不敢肯定它倾盆大雨,还能有肯定是非的能力和道德勇气乎哉也。

看一下台北人行道上的红砖,有几个是真正铺平了的?再看一下欢迎国宾时,夹道飘扬的旗又有几个旗杆是竖直了的?再看一个任何建筑,又有几个不是粗糙的?柏杨先生御驾驻跸的台北新店明德新城,就有一栋五层公寓当中裂缝,只因为当初填地基时,认为那是“小事”,没填结实。这还是被称为第一流的国泰公司产品,如果是第二三流的一些公司的产品,恐怕早塌他娘的啦。

一个螺丝不认真旋紧,可能使空中霸王在空中解体。一个钢板不认真焊接,可能使百万吨巨轮在海上稀里哗啦。核子发电厂的一钉一铆,如果认为它是小事,不去认真,请读者老爷想一想它的后果吧。

不认真,就无法发展精密工业,也无法建立精密思考和精密推理,中国就永远不能现代化。一直坚持和稀泥不求甚解,坚持对“小事”不可认真,认真就是“百般挑剔”,恐怕只能古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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谚云:“行行出状元”。在只有一个最高层面的社会里,科举考试的状元才是真状元,其他行业有成就的状元,不过饿不死而已。事实上这句话是官场人物安抚小民的一句空话:你可别不满意造反呀,你也是状元呀。呜呼,戏剧界的状元,见了官场状元,都得蹶屁股以便挨板子。有谁听说过一个杰出的木工,能跟县官(更别说宰相啦)平起平坐乎哉。但二十世纪七○年代之后的社会层面,才真正开始“行行出状元”,一个“演戏的”或“唱歌的”影响力,能把官场人物气得冒烟,一个工程师,更受到人们更多的尊敬。

多元层面的结果是,每一场所可以想到的行业(小偷除外),都是康庄大道,不仅可以崛起状元,而且可以崛起巨人。官场不再是唯一的最高目标,“僚气”只能伤害自己,不能伤害别人;“酸气”更是使自己生气的工具;“洋气”的威力已日渐衰退,因为大家都洋气啦。

真正伤害国家的是“混气”、“戾气”,这需要赤子之心的清醒汤,才能治疗。

结语

八○年代十二愿陈述并补充已毕,不敢提出更多的愿,如果再提出更多的愿,恐怕玉皇大帝都要让座曰:“老头,我可招架不住,你来干吧。”不过事实上十二愿千言万语,只有一愿,愿中国人跳出酱缸,打破酱缸,在品质上彻底改善,然后中国才能强大,在世界万邦中,才能担任一个建设性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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