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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为瓦碎,不为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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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为瓦碎,不为玉全

名字是一个人的标志,前已言之,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名字的世界,只有监狱例外。盖监狱里囚犯的名字都被一笔抹杀,只有号码。柏杨先生在绿岛努力坐牢期间,号码是“二九七”,只要一喊“二九七”,我不知道叫的是我啦。吾友索尔仁尼琴先生当年在尼古格群岛时,号码是“二六二”,落后的多矣。呜呼,一个人坐牢,如果一直保持名字而没有号码,那不算真正的坐牢,只能算玩票,没啥可提的。

编号办法,只有监狱才可实行,无法推广到社会。今年(一九八○)全世界人口已到三十二亿,如果用阿拉伯数字命名,每人要写十个位数,而且死了的号码不能再用(用了就同名矣),新生的娃儿又层出不穷,一百年后,恐怕二十个位数都不能打发。所以,用文字作名字,乃正常之规。

——中国人很少用数目字作正式名字的,偶尔出现,立刻名垂史册。普通的张三李四,不过泛称而已。日本同胞则比较茂盛,吾友山本五十六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身拜总司令之职,把美利坚打得叫苦连天,他爹老山本先生五十六岁时才生他,即用以纪念,中国便不兴这个也。

命名是一件重要大事,古之人之也,老爹老娘都请德高望重或私塾里的教书匠,代起一个,全都是荣华富贵兼忠孝仁义。今之人也,小两口那么一嘀咕,名字就出来啦,于是产生下列三种现象,对于我们努力嚷嚷的互相称呼盛举,造成绝大的障碍。

一曰:男女不分。洋大人之国,从名字上往往可以判断性别,玛丽总是老奶,约翰准是男子汉。古中国亦然,张兰秀、王春梅,和李得功,赵必胜,男女一目了然。可是现在不行啦,柏杨先生常接到一些读者来信,有些名字实在分不清胡于脸或女娇娃,回起信来,抓耳挠腮,只好乱猜。既然猜矣,就有差错,一位林蓉芝“女士”赫然彪形大汉,来信开骂曰:“老头,你越来尾巴越大啦,竟阉起人来啦。”咦,谁教你以女性名字出现乎哉。更有男性名字出现的,若“建国”、若“健雄”、若“伟智”,打死我我也不相信她们是位娘子。最近报上不是刊出一些怪事乎,若台北县永和镇陈老妹,若台北市内湖詹家香和北投吴妈杉,谁能相信他们跟柏杨先生一样乎哉。

二曰:稀奇古怪。十年前有一则故事,一位美国朋友,被父母命名为莎士比亚,他这一生就麻烦个没完。在学堂念书时,教习们无不对他失惊打怪。毕业后第一次求职,公司老板一跳而起曰:“你应该躺到坟墓里,来这里干啥?”柏杨先生有位朋友,姓唐,名太宗,有一次在旅馆登记时,掌柜的怒目曰:“客倌,你吃谁的豆腐?你是唐太宗,俺就是秦始皇。”最后掏出证件,才没有打架。

然而,这只是有点滑稽而已,不伤元气,一旦越过滑稽的界限,就成了严重局面。清王朝一位状元秦先生(名字惜忘之矣),曾有拜墓诗曰:“自宋以后无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如果有一天,站在你面前的赫然是一位秦桧先生,恐怕秀难建立友谊。秦桧的名字当然有点顶尖,但父母应有使儿女们不要在名字上受窘的义务。报上载,高雄县桥头乡一位少女名“春宫”。台北县贡寮乡一位先生名“吓扭”——“吓”如何发音欤耶?当你决心称呼名字时,恐怕张开嘴就再合不住。

还有一种也属特别的,自从欧风东渐,中国人有起西洋人名字时,男曰张彼得,女曰王玛丽,但中国名字一向徘徊于两个单字和一个单字之间,“彼得”、“玛丽”还可应付。吾友“薛司提反”先生,五○年代末期,曾在台北通化街一带传教,现在不知道反到啥地方去啦;他的名字,就实在难以启齿。

——十九世纪的英国,好像颇为流行稀奇古怪的名字,有人叫“一个太多”,有人叫“没有被通缉的”,有人叫“他就是想干那件事的人”。即令二十世纪,美国除了一位“莎士比亚”外,还有人叫“空白、空白”,有人叫“经济恐慌”。更有一位叫“你猜”——当老板严肃地问他名字时,他回答“你猜”,恐怕非卷铺盖不可。

三曰:不好的谐音谐意。这不是名字的本身有毛病,而是称呼起来有毛病。一位朋友为他的爱女起名“投珠”,偏偏他阁下姓倪,教习在课堂点名,遂成为“一头猪”矣。“仁义”是好名字,但如果姓“吴”,听起来像“无仁义”,就不太光彩。报上,嘉义县有一位“李爱娥”女士和一位“金伟男”先生,叫直起来成了“你爱我”、“真为难”,闹着要改。做父母的为子女命名时,应多多思量,才是真正的爱。连姓带名,固应注意,但直接伤害互相称呼名字时,定有名字在谐意谐音上,造成的错觉——这错觉能使人哄堂。曾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散文,署名“丝仁”,既雅又美,可是一旦在大庭广众中大吼他“死人”,恐怕四座皆惊。

若干年前,叶庆炳先生曾在台北《联合报》上,提出名字的“五好律”,曰“好辨识”、“好光头”、“好听”、“好看”、“好写”。柏杨先生斗胆再加上一条,那就是,命名的时候,最好用两个字,别用一个字。

单名在四世纪之前,最为盛行。曾有人说,三国演义里的人物,都是单名的,若曹操先生、刘备先生、关羽先生、张飞先生,无不如此,因之一口咬定那个时代,没有双名。其实不过是比较少罢啦,像诸葛亮先生的兵父黄承彦先生,便是双名的也。呜呼,单名最不好称呼,写信时,遇到单名的朋友,真能急出一身臭汗。从前有“别号”作为补救,所以你喊“飞”不便时,喊“翼德”就顺口啦,写“亮先生”别扭时,改写“孔明先生”就正式啦。

问题是,农业社会,人口流动量少,一个人七八九十个名字,还可以消化。工商业社会,记一个名字已经记得头脑都要爆炸,再记七八九十个“别号”之类,就无力招架,非精神崩溃不可。民法现定,每人只有一个名字的,可是如果取了一个单字的名字,就不得再多出一个别号。为了救苦救难,柏杨先生遇到单名的朋友,就毫不客气对他来一个霸王硬上弓,在“姓”和“名”之间,硬加上一个“君”字。像《中国时报》编辑老爷骆绅先生,每逢给他写信,我就称之为“君绅”。盖骆夫人娇滴滴叫他一声“绅”,固可销魂蚀骨,柏杨先生耳红脖粗地叫他一声“绅”,恐怕一块钱也借不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先把名字整理得清清楚楚,互相称呼大业,才能通行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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