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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代大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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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代大愿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不仅一九八○年驾临,一九八○年代也同时驾临,双马并驰,响声如雷。柏杨先生对世界大事,从来不管,这不能怪我,像霍梅尼先生在伊朗扣留美国人质,以及俄国大军占领阿富汗,他们事先既没有和我请示,事后又没有向我报备,所以我也就懒得面授机宜。值此大地春回,隆重开笔之际,盼望一点小事,前瞻几桩美景。

吾友冯延已先生,十世纪大诗人也,有《长命女》一词,语曰:“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长健,三愿同为梁上燕,岁岁长相见。”于是柏杨先生也有词焉,名《长命男》,词曰:“春日宴,香烟一支咳一遍(烟吸的太多,不咳嗽不行),磕头陈六愿(磕头比再拜更正心诚意,十世纪距今整一千年矣,一千年才多出三愿,不能说冒犯天威):一愿取消籍贯,二愿吃饭分饭,三愿直呼名字,四愿联考改变,五愿不再托人带东西,六愿自己争气,莫一味把别人怨。”

吟诗已毕,请听宏论。

第一愿是——取消籍贯。

在三○年代之前,中国人见面,往往问曰:“老哥,吃饭了没有呀?”于是被洋大人讥为吃饭的民族。有些中国同胞自己觉得脸上挂不住,认为洋大人见面时那一套,才是经典之作,美不可言。夫洋大人见面,昔之时也,还多少有点关心,所以曰“好都有都”。前之时也,已退化为没话找话,曰“哈罗”。今之时也,为了节省能源,就只剩下一个音节,曰“嗨”,不过表示看见你罢啦,“嗨”了之后,各奔前程,你是死是活,他毫在不乎。中国同胞所以把吃饭放在第一位,因为过去中国大多数小民都在半饥饿状态,常常空着肚子投亲投友。柏杨先生幼时,常看到大人们相逢的场面,一把抓住远客,号曰:“闲言少叙,填饱肚子再说。”人生温暖,就在此一句。

以上是老朋友见面,如果是新朋友见面,则另有一种问法,除了问他尊名大姓外,准问他曰:“府上是哪里?”即你是啥地方人呀。一旦发现对方跟自己是同一个省,立刻大喜若狂。——即令不同省,只要邻省,也是一样,贵阁下不闻“直鲁豫大同乡”乎哉。大喜若狂之余,就急急追问哪一县,如果再是同县,就更手舞足蹈,再急急迫问哪一村。于是,两个陌生的家伙,可能刹那间成为通家之好兼刎颈之交。

乡土之情,是人类最原始的感情,盖人不亲地亲也。以色列人分崩离析了两千余年,仍开枪开炮打回巴勒斯坦,以及中国人的落叶归根,都是对乡土的眷恋。然而,一旦乡土之情变成了法定的“籍贯”,就成了人为的桎梏。

世界只有中国对“籍贯”百般珍惜。这玩艺不知道是谁发明的,但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和成长的条件,可能跟专制政体下的奴隶制度、兵役制度、文官制度,以及考试制度有关。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王朝时代,上自国王,下至封国的国君,都有固定的田亩,金枝玉叶们当然不肯御驾亲耕,全靠家奴苦干。为了防范这些倒楣的朋友开溜,就用名册登记,限制在一个地方,越此一步,活活打杀。后来奴隶制度崩溃,公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时,又发生兵役问题。兵役问题实质上是逃兵问题,那时候当兵,比不得现代当兵,那时候当兵,老命不如一屁,于是有些人举家远走高飞,有些人则单枪匹马,脚底抹油。反正不管怎么吧,跑了神跑不了庙,有名册在焉,一旦捉住,立刻押返原籍——有名册在焉的故乡。押回去之后,查对清楚,当然有罪受的,不必细表。和防范逃兵同时产生的,还有文官制度,更使“籍贯”一项,有政治上的重要性,盖专制政体下文官制度的特色之一,是“回避本籍”,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本地人都不能在本地当官——当“吏”可以,吏是三四流以下的小职员。四川省人不能当四川省长,龙岩县人不能当龙岩县长。盖皇帝老爷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小民抗暴谋反。本省本县人在本省本县当官,因乡土关系,亲友密布,最容易官民结合,一旦揭竿而起,那种瓜蔓似的子弟兵,可能使皇帝老爷坐不稳龙墩。为了防范未然,所以才教那些具有才干的领袖人才,离开他的本乡本土,越远越好。

六世纪九○年代之后,隋王朝发明了新的教试制度——科举,规定只有本县的知识分子,才能在本县考试。问题就跟着来啦,甲县的教育程度高,人才济济,乙县的教育程度低,识字的没有几个,但名额却有限制,甲县的青年才俊,遂大动手术(大概类似乎台北就学儿童的乱迁户口),前往乙县应试。乙县当然严密防范,一经查出,称之为“冒籍”,除了要开除大吉外,屁股还可能有挨板子的艳遇,一顿板子下来,至少哎哟三天。

然而,这些都是想当年的破铜烂铁矣,我们已踏进二十世纪八○年代,产生并维护“籍贯”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早已片瓦无存。奴隶没啦,惩治逃兵不必押解回乡,民主政体选举的结果,官员都是本地乡亲,考试制度完全开放,河北年轻人跑到广东参加联考,没有一个人过问,只要有两下子,照样头名高中。按理说,“籍贯”的基础既不存在,它也应该魂归天国。想不到它不但没有魂归天国,反而在我们社会上,到处挺尸。呜呼,聋子的耳朵虽然没有用处,却跟美容有关,不必把它干掉。“籍贯”则不然,它不但跟美容无关,干掉它反而更增妩媚,而且在实质上还帮助肠胃消化。它阁下已完成历史任务,应该去坟墓安息啦。

官老爷可能考虑到“籍贯”与选举有点牵连,某省产生若干委员,某县产生若干代表,如果不标明籍贯,怎么选举乎哉。咦,纵然贵阁下的籍贯是湖南,如果回到湖南,不住够法定的年数,你也选不成。而柏杨先生的籍贯是河南,在贵湖南住够了法定年数,我想选张三就选张三,想选李四就选李四,想选王二麻子就选王二麻子,盖选举根据“户籍”,不是根据“籍贯”也。呜呼,在新生代的小朋友身上,更可看出“籍贯”的毫无意义,广东省年轻人对广东省一无所知,江西省年轻人连江西省在哪里都摸不清。如果仅靠着“籍贯”来慎终追远,那就更其乱如麻。河南人是从山西省洪洞县(吾友苏三女士起解的地方)大槐树下摔铝片摔到河南的,福建人更多半是八世纪时的河南人,台湾人更多的是来自福建、广东。为啥只慎终追远后半截,而不慎终追远前载截乎哉?有本领的人千万解释给我们小民听听。如果前半截也算,台湾人籍贯应改为福建、广东,福建人籍贯应改为河南,河南人籍贯应改为山西,山西人籍贯应改为匈奴和沙陀矣。呜呼,累死人啦。

我们的愿望是,把“籍贯”一笔勾销,只记地“出生地”。欧美朋友都是只记载出生地的,照样办他们的选举,而且办得更漂亮。“籍贯”在今天唯一的功能,是加深并加宽地域观念的鸿沟。当我们的物质文明正拼命地现代化之际,精神文明上,也应该紧跟着现代化,千万别紧抱住僵尸不放。

一位朋友以真知灼见的声调曰:“即令取消了籍贯,也不能消灭现在省籍的和地域的观念。”呜呼,谁说可以消灭了哉?泥土的芳香,故园的眷恋,“根”的追寻,正是人类异于禽兽的特有情操。取消“籍贯”的记载,只不过使地域观念不至于发展到危害向心力的程度。而且,泥土的芳香和故园的眷恋,事实上只是童年的怀念。老一辈怀念的是他们儿时的乡土,因为工商业发达和交通太过于方便,所以新生代怀念的则是台北的圆通寺、高雄的大贝湖。不要把孩子的乡土硬生生地跟父母的“籍贯”结合,那时代已一去不返。

我们建议取消“籍贯”,只记载出生地,不在急功近利,而在培养中国人开阔的胸襟。现在已是太空时代,还有人坚持着在小圈圈的“籍贯”里跳来跳去,实在使人着急。在八○年代中,我们愿看到“籍贯”化为乌有,而各省各县的同乡会之类,也都该停止营业。文明进步神速,说不定九○年代,出生地只记载国别,到了二十一世纪,出生地恐怕只记载“地球”就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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