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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无行乎?文人相轻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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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无行乎?文人相轻哉

我有两位朋友,一位在大学堂当教习,一位是职业作家,有一天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恶言相加。教习詈作家曰:“你文人无行。”作家也詈教习曰:“你文人无行。”我本来英勇地从中劝架,希望爆发大场面的,但劝来劝去,看他们其笨如牛,任我怎么努力,都骂不出新花样,老是在“文人”这个小圈圈里翻筋斗,不由得兴起江郎才尽之叹。

两个家伙明明都是所谓的“文人”,却硬把自己身上的膏药,揭下来猛往对方脸上贴,大概对“文人”一词印象不太好之故。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文人无行”这句话是谁发明的,真是鬼来之笔,成为克星。一旦惹谁冒火,准飞来这四个字,雷霆万钧地套到头上,套得两眼昏花,招架不住,“无行”送成为“文人”的专利品,自己推也推不掉,别人抢也抢不去。

中国(其实洋老爷之国也一样)古时候,知识分子只是全民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他们治理国家,管理政府,干的都是不识字的人干不了的事——政府中也不断出现过不识字的高官,但只是少数,无碍于政治的运行,如果大多数都不识字,甚至全体都不识字,恐怕这个政府要下台鞠躬。小分裂时代一位后汉帝国老粗大将史弘肇先生,曾用充满了轻视的口吻曰:“笔杆有屁用,捍卫国家,全靠长枪大矛。”宰相之一的王音先生顶之曰:“没有笔杆,那些拿长枪大矛的人吃啥”一个人的见解,往往受他的生活背景所局限,史肇弘先生虽然最后爬到高位,但脑筋仍然酱在长枪大矛的阶段。

刘邦大帝所以高明,就是他具有超人的领悟力,对陆贾先生所说的话:“马背上可以得天下,但不能马背上治天下”,立刻全部吸收。他如果认为只有长枪大矛就够啦,他辛苦建立的西汉王朝势必早完了蛋。辽帝国的皇帝辽律德光先生,就差了一截,他率领契丹兵团,找到开封,把后恶那位荒唐的皇帝石重贵先生捉住后,拒绝重建政府组织,认为他那种原始部落“打草谷”办法,任何地方都行得通,结果激起汉人的反抗,把他赶走,不明不白地死在杀胡林。

所以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当官的知识分子,一类是当不上官,或还没有当上官的知识分子。前者谓之“士大夫”,被称赞为国家栋梁,后者就成了所谓“文人”。发明“文人无行”的朋友,我们可以确定他准是幸而当上了官的知识分子,对于同时往上爬而屁股还没有坐上权力宝座的朋友,一千零一个瞧不起,就跟猪八戒先生见了当年的同类一样,立即大展狸威,狠狠地筑上一钯,借以表示他已非昔日凡品。昔日凡品则一律纳入文人系统,简直臭不可闻也,臭而不问也。

于是乎没有当官的知识分子,凭空被插上“文人”的标签,成了没有甲壳的裸体动物,全身暴露,纵然是流氓地痞下三烂,以及假冒伪善的烂货,都可随时随地踩上一脚,詈曰“文人无行”,而不愁后患。盖笔杆固然可以治理国家,短兵相接,却不能使对方头破血流。

“文人无行”的节目,写起来能写一火车,轻一点的像司马相如先生勾搭小寡妇,韩寿先生勾搭宰相的女儿。重一点的——其实根本没有重一点的,没有当官的知识分子一旦能狠狠地把对手干上一记,那他准已经大大小小至少是个官矣。呜呼,作恶并不简单,不断地作恶更是亨字辈的特权,没有当官的知识分子,手无寸铁,坏一次良心就可能连老本都全部报销,没有坏第二人良心的机会。不地即以司马相如而论,勾搭不勾搭固然在男主角,但卓文君女士也不是幼稚园小班,接受不接受她自有主意,既接受矣,便是恩爱夫妻。如果正义之士坚持那仍是“无行”,那么他就得庆幸他阁下的老爹,幸亏有这种“无行”,才能娶到老娘,精彩地生下了他。至于韩寿先生,那更冤枉加三级,事实上贾小姐先向他下手的,只因韩寿是个没有当官知识分子,就得背上这个黑锅。

天下勾搭女人最多的,莫过于皇帝。说他勾搭,未免过度温柔敦厚,绝大多数都是霸王硬上弓,搞得各级官民,家破人亡。玩腻啦一脚踢开,还杀之剐之,甚至连全家全族都要赔上老命。又有哪个正义之士,敢龇牙说一声“皇帝无行”乎哉。同样一件事,没当官的知识分子做啦,正义之士就哇啦哇啦,拉起来嗓门叫曰:“文人无行呀。”可是皇帝老爷做啦,正义之士的嘴巴里就像塞了一根香蕉,连哼哼都不敢,只敢铁证如山地喊“皇帝圣明”。面对着没有甲壳的裸体动物,义愤填膺:“虽千万人,吾往矣。”不但安全,而且还可以烘托“俺奴家可不是那种人”。如果一时把握不,面对着九五之尊,“虽一个人,吾往矣”,恐怕一往不返。悲哉,发生在有权势的知识分子身上,丑闻会自动化为佳话。发生在没权势的知识分子身上,佳话会自动变成丑闻。

除了“文人无行”还有“文人相轻”。这个疮疤的发明人我们可是知道的,他就是身为皇帝老爷的曹丕先生。曹丕先生的话,有他的根据,但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一个动物学家曰:“蝴蝶是有翅膀的。”门徒们遂闭着眼睛一口咬定天下只有蝴蝶才有翅膀,但有翅膀的动物固千千万万也。文人固然相轻,可是医生就不相轻乎哉,教习就不相轻乎哉,商人就不相轻乎哉,当官的就不相轻乎哉,司机就不相轻乎哉,工程师、科学家、电影明星、开饭店的,都不相轻乎哉?柏杨先生最近想装一个小铁窗,以防贼老爷光临乱俘,当时就有三家铁匠老板,把对手贬得一文不值。巷口磨剪刀的老张,就没把另一位打游击磨剪刀的老王放在眼里,认为老王半路出家,是一个大大的外行,连刀刃的薄钢都磨光啦,呼吁我们这一带亲爱的住户,不要上当。

古人曰:“同行是冤家。”“冤家”的情调,似乎比“相轻”要严重得多。可是正义之士却不敢碰冤家,只敢乡下佬吃柿于,专拣软的捏。没权的知识分子没有保护自己的甲壳,只好被捏。被捏的结果是,“相轻”也就成了没权势知识分子的注册商标,动不动都会有聪明才子,掀起盖来让大家瞧瞧。中国的艺术批评,包括文学批评,以及严格的批评态度,始终无法建立,原因全出在这个注册上。你只要胆敢批评某一幅画或某一部书,对方只要一句话就可一手遮天,先作心平气和状,然后悠悠叹曰:“这不过是文人相轻罢啦。”一切公论,全付落花流水,甚至还可能惹得一身膻腥。

问题是,偏偏也有不相轻的。夫一个真正的作家——不是炉火中烧的作家——他实在没有时间去轻视别人。然而在“无行”和“相轻”两块巨大的夹板之下,没当官的知识分子,遂倒了八辈子霉,连走路都得小心翼翼,不敢碰一个石子,否则正义之士和文坛打手,前击后攻,无不大败。

不过,时代已大大的不同,教育普及的结果,人人都成了知识分子。柏杨先生的一个朋友,老年丧妻,想找一位老伴,共度残年。有些朋友建议他最好找一位不识字的婆娘,以免她阁下挑三嫌四,胡思乱想。朋友辛辛苦苦找了几年,不得不悲哀地发现,要想找一个不识字的,可真不容易。这年头连五六岁的娃儿,用注音字母写起信来,都长篇大论。

每一个人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特别不起来,不能构成一个阶层。当官的知识分子既非荣耀不凡,不当官的知识分子就没有资格被封为“文人”。在私人公司当绘图员的博士,在计程车上当司机的大学生,你总不能说他们是文人吧。嗟夫,教习就是教习,作家就是作家,“文人”跟“进士”一样,早已绝种,所以,这个法宝最好少祭,动不动就念念有词的正义之士和文坛打手,就得先把自己的尾巴夹起来,才不会被别人踩得哇哇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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