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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医大阵

住在美国加州的薛俊枝女士来了一封信,叙述她的母亲薛太夫人住院的奇遇,以及最后还是被糊里糊涂医掉了命的经过,不禁汗流浃背。呜呼,我们过去所谈的恶医,不过只是个别的焉,而薛女士所陷的,却是恶医大阵。除了恶医外,还有恶护士。重重绊马绳,叠叠杀人坑,那就没法度矣。

薛俊枝女士信上曰:

我妈逝世快九年矣。我的家庭背景秀是单纯,父亲是位识字的小商人,母亲小学毕业。我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父亲一生吃苦受累,用一双手养活我们全家,我妈除了帮父亲做小生意,就是洗衣烧饭。为了抚养我们姊弟三个成长,为了我们姊弟三个受教育,父母牺牲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们平常根本不懂什么检查身体,发烧就打退烧针,发炎就吃消炎片,有病也撑着说没病。我们姊弟三个,除了忙升学,就是忙出国。我们不认识高官显贵,没有显赫的亲朋(柏老按:这就注定她母亲的命运),我们姊弟总认为等我们长大成人,父母就不再受苦,有福可享。谁知天不遂愿,我妈是一九六七年冬,突然大出血晕倒,送到台大医院的,经医生检查后送回家。等检查报告下来,说她害了癌症,而且已到了二期,必须住院割治。父亲和弟弟商量,这种病要很多钱,所以考虑住什么医院。当时大弟在军中服役,所以我母亲就住进了三某总医院。主治大夫是明啥啥先生,左查右查之后,决定阴历年开刀,而这时已拖了一个多月,我妈在开刀那天排第三号。前面两位病人和我妈害的是同样的病,但比较轻,只不过一期。可是,当第一号手术完成之后,病人一直昏迷不醒,不敢送回病房,后来终于逝世。第二号当时就死在手术台上。明啥啥拒绝再给第三号——我妈——开刀,换为物理治疗。这就应了你老人家的话,病人交到医生手里,就全心全意依靠他,他怎说,父亲弟弟怎么应。

接着几个月的物理治疗,在啥民总医院照钴六十。罪是怎么受的,我都没有看见,那时我在美国,爸妈瞒着我,怕我担心害怕(可怜天下父母心)。数月后明啥啥检查,说完全好了,说可以出院,我妈就出院了,可是不到三个月,又大量出血,人开始瘦下去,父亲弟弟急得找到了徐千田大夫,徐千田大夫要立即开刀,于是又住进了台北省立医院。徐大夫剖开我妈的肚子一看,叹息曰:“迟了一步,可惜可惜。”原来癌菌不但没有杀死,而肠子却被钴六十烤焦,太脆弱,医生碰也不敢碰,所以给我妈在肚子上造了一个人工肛门,再缝起来。一九六九年八月,我叔父来美,告诉我妈的病,我立即收拾回到台北。进了家门,见到我妈完全脱了人形,每天都要用吗啡跟“痛”来搏斗。九月,我妈又开始出血,又回到三某总医院,急救输血。从此出血输血,由两个星期减为一个星期,由一个星期减为二三天,最后上午输血,下午就流出,再最后,血管僵硬萎缩,输不进去。十月份起开始昏迷,十月六日夜去世,我们全家四口饱受熬煎,眼睁睁看她离开,留给我们姊弟三人无穷的悔恨和遗憾。

我不知道主治医生是仁医还是恶医,我简直不知道如何下判断。一条人命在医生眼中,大概算不了什么,我妈就这样被断送性命。我恨我父亲不马上再去找别的医院开刀,我也恨明啥啥不转送给别的医院开刀,而主张物理治疗。我更恨啥民总医院那位医生,为什么用钴六十烤肠子,而不烤癌菌。

我相信今天像我这样家破人亡的情况很多,台湾的医院、医生、护士,大都缺少丰富的仁心与爱心。今天,我喜欢美国,在这里,穷也是过这种日子,富也是过这种日子。我妈住三某总医院时,我随身要带二三万元以备急需。我妈要输血,我得跑到红十字会去买血。输血要输血管,我得跑到药房去买成打的输血管,全背在身上。医院没有病床,我妈就躺在急诊室里,小床二尺宽,四尺高,我得随时看着她别滚下来。医院连被单都不给,我把全家的被单都拿来用。我妈浑身血渍,医生竟毫不掩饰地表示“恶心”。看病的时候,除了医生,还有学生——实习医生,还有来来往往过路的病人。诊治时拥来一大群,我妈被检查得全身发抖,我泪流满面地抓住她,恨不得为她分担一点痛苦。大概他们看我和我妈拥在一起悲哀痛哭的样子,十分有趣,护士以及那些未来的“仁医”们,都笑了起来。这件事我一辈子不能忘记。我惶惶如丧家之犬,整天呆在医院里,不敢得罪她们。要打针得找她们,要输血得找她们,请医生也要找她们,我恨不得向她们下跪,救救我妈的命。那时小弟也服兵役去了,请假回来不准。父亲日夜不能成眠,卧床在家里里外外,都是我一个人支持。我是一个基督徒,若说这份罪是上帝的惩罚,那个有眼无珠的上帝,不要也罢。

还有一幕不能忘记的,就是三某总医院的一位护士小姐,短短胖胖,是急诊室的专任护士。有位母亲带着一个发高烧的孩子来急诊,实习大夫立刻拿着盐水、针管下手(在台湾,我所看到是,只要发烧,就注射盐水针,不懂是啥道理)。那根长针,柏老,不知你见过没有,东插一针、西插一针,头上、手上都试了,针就是插不进去,一下子就滑出来。孩子哭得快要断气,可怜的母亲一串串的眼泪往下流,最后她大着胆哀求那位护士说:“请大大夫先来看看,再给孩子打针。”那位护士勃然大怒,嗓门升高了十度,骂起来:“什么大大夫,小大夫?没有小大夫,哪里有大大夫?”那位母亲连忙认错哀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已半个小时,孩子受不了。”我和那位母亲同病相怜,看她心如刀割,我就悄悄地站到跟前,怕万一她碰墙自尽,我好拉她一把。后来那位乱插针的“小大夫”终于放弃尝试,叫来了“大大夫”,把针插入,总算是雨过天晴。

这种“天使”,这种“仁术”,我宁可去自杀,也不去看这些嘴脸。不知道他们生不生病?他们的家人生不生病?还有一次,病人需要立即开刀,开刀房没有水(那时台风刚过),所以工友就用水桶(那水桶是黑的,还有锈),一桶一桶地往开刀房提,大概是用来消毒的吧。幸好没有停电,否则医生摸着黑,给病人开刀,那才是绝技。

还有一次,托我的老师许宗尧先生,找到啥民总医院副院长,请求收留我妈,副院长立刻吩咐下去。第二天一早就来了一辆救护车,把我们母女上拉到啥民总医院的急诊室,不到十分钟,放射科的主任“亲自”带着一群随员要下楼探视。我想他大概不晓得来者是何许人物,竟能劳动副院长亲自下手令。但一看我们母女枯焦干瘦,衣服褴褛,好像饭都没得吃的,身旁又没有嘘寒问暖,他就明白了一切,问了没两句话,站了不到五分钟,就呼啸而去。那一刻,我们的自尊心完全破碎,只觉得死了比活着好。不久又有一位女医生下来问话,千遍一律,给我妈输血,要我立即去买血(就在啥民总医院里面)。我先去排队领买血的证明,再去排队付款,再爬到三楼(记不清了)去领血,再送到急诊。放心不下我妈一个人在病床上,急得我团团转。柏老,柏老,这种煎熬,你可经历过?孙观汉伯伯要我扬善隐恶,我实在做不到。累积起来的恨,不是局外人几句话化得开。

在美国,我住过三次医院。在美国这样社会里,我是一个渺小的人物。一切都是由医院负责,我丈夫用不着装着钞票,来医院陪我,他完全放心。在医院里吃喝随时供应,每天一定铺床、换床单、换冰水,为病人洗身、洗头发(依病人自己的意思),帮助病人行动。护士们都面带微笑,随唤随到,哭丧着脸的太少了。医生最少每天来看你一次,和善地开玩笑,捏捏你、逗你,没有一个板着脸训话的……这样的医生、护士,你当病人的会不安心?说句老实话,就是被他们治死,我都觉得应该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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