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祸当头 中国人当然也够顽强的，世界各国的华侨社会无不使当地的洋大人感到难以理解。 不过，那都是上一代的人啦，到了现在这一代，随着民族自尊心的堕落，好像不但不最 难同化，反而最易同化矣。近百年来，中国对外来文化，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进口 之后，先行酱它一酱，把橘子酱成枳子，一直酱到适合中国特有的“国情”为止。于是 乎洋大人有斑马线，台北也有斑马线，不过台北的斑马不是保护行人的，而只供轧死护 士小姐之用。洋大人有圣诞，台北也有圣诞，不过台北的圣诞不是骨肉团聚，而只供跳 舞狂欢之用。洋大人有阳历新年，台北也有阳历新年，不过台北的阳历新年不是休息庆 祝，而只供寄贺年片之用。 贺年片应该是一种极有人情味的举动，柏杨先生每年一定要寄。盖工商业越发达， 社会也越紧张，谋生也越不易，时间也就越是金钱。除了少数生有异禀的朋友，大多数 小民都兢兢业业，东奔西走，马不停蹄，从太阳东升跑到红日西下，不要说休息啦，就 是静坐十分钟想一想的时间都没有。自然产生了一种现象，那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圈子 逐渐缩小，除了工作上，也就是除了为赚几个钱而必须接触的那一小撮人外，很难心平 气和地找几个朋友东南西北聊聊天、轻松轻松。做官的忙于逢迎钻营，表演忠贞；做商 的忙于轧头寸，打算盘；做工的忙于担挑拉抬，腰痛背酸；当教习的口干舌渴；当文人 的爬格纸能把鼻涕都抓出来；当权的每天提心吊胆，惟恐谁踢他的屁股。以致人头乱钻， 人腿乱跑，正如元曲上说的：“密匝匝蚁排兵，闹嚷嚷蝇叮血。” 于是乎，再要好的朋友，不要说远到异国异地矣，纵是同在台北市，也成了咫尺天 涯，如果没有特别安排，真能三年不通音讯，病了的固然不知道，便是出了车祸被轧断 了脖子，也不知道。而人是感情动物，疏远得久啦，最老朋友间的友情可能慢慢褪色； 半老朋友间的友情已经不太浓，说不定十年下来，会变成了陌生人矣；至于新交的朋友， 好像妓女接待嫖客一样，几个月下来，更是无啥介事。 不知道从哪一年起，可能是一九五五年吧，寄贺年片成了一窝蜂。一个交际相当狭 窄的小子，能一口气接上三五十张。柏杨先生一向是人多地方不去的，每天除了上班， 就是蹲在家时冒充老太爷，很少与外界来往，为这件事，老妻还一口咬定我完啦，她常 曰：“你瞧人家张先生，天天跑处长公馆，如今当上主任啦。”又曰：“你瞧那个姓赵 的，走上部长太太的内线，就要去美国出席啥会议啦。”说得我心痒难抓。呜呼，柏杨 先生天纵英明，腿有黑痣，岂是没前途之人？就决心也奔走奔走权贵之门。可是拍马屁 钻路子这玩艺，和其他救国救民的大道理一样，说起来容易，真的去干，就不简单。而 且现在社会，圈圈差不多都是先天的，单纯靠把头削尖猛钻，并没有太大用处。夫先天 的也者，最典型的莫过于同一训练班，同一训练学堂，或留美时同一个客柔扑。同学焉， 教习焉，自然成为一个圈圈。于是东圈西圈，勇不可当，圈外之人，纵然把头皮钻破， 顶多也不过钻成“门神”，猛一瞧你在门里，可是遇到风雨黑夜，大门一关，你仍然被 关在门外。所以后来我也就不再钻啦。我说这些，不是说我清高，谁要以为我清高，谁 就大脑不清，盖没有圈圈的人永远受到排斥，老妻虽程度甚低，见识倒并不甚低也。 一个人到了没有圈圈的地步，真是孤苦伶仃，不过社会关系也顺便地就单纯起来。 从前有人说，谢冰心女士写作范围是个哑铃，一端是母亲，一端是学堂，当中只被一条 细线相连。柏杨先生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哑铃，一端是办公室，一端柏府，当中不过一 条马路。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可怜老头，在那几年过年时，都能接到七八十封贺年片， 其他稍微有点架势的显赫人物，其贺年片之多，真要用洗脚盒装也。 直接受贺年片之灾的，有三种人焉：一曰秘书老爷的手，照册猛抄，有时能抄三天 三夜，关节都抄得脱了臼。一曰邮差先生的腿，身上背着一袋袋漠不相关的“大宗邮件”， 脚底下都能跑出燎泡。一曰官崽的娘――不是他娘的胴体，而是他娘的耳朵，盖接到该 官崽贺年片的朋友，打开一看，开台湾省骂曰“干他娘”，则他娘的耳朵如不泡到凉水 里，真能烧掉。风气所及，凡是有秘书而他又有权乱花纳税人钱的家伙，把各机构单位 的职工名册，收集一份，不管大哥二哥麻子哥，不管人死了没有，或离了职没有，更不 管认识不认识（当然不认识），只闭着尊眼教秘书老爷写而寄之，这种贺年片，不叫贺 年片，而叫干他娘片。 （柏老按：一九七○年代之后，社会层面加多，传统的政坛是唯一重要层面的现象， 逐渐退却，成为重要层面之一，不再是唯一层面啦；但各种层面里，圈圈仍在作怪，简 直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咦！） 　　黄金书屋 扫描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