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说 刚才接到袁晴晕先生大函，说看了敝大作《非人也》，非常感慨，曰：“在这个非 人社会，该段可对那些满口讲道德说仁义，而行为盗跖之伪君子，作一当头棒喝。”拜 读之后，浑身舒服。不过有一点却提出异议的，那就是当头棒喝问题。袁先生恐怕误矣， 一个人在酱缸里酱得久啦，任何属于灵性的当头棒喝，他都不在乎，打他头上就像打到 南墙上，虽有响声，却如春风吹驴耳，他不但茫然如故，而且如果爱之心切，用劲过大， 恐怕反而会把自己的虎口震裂。必须换一个富贵功名的当头棒，才能其效如神。好比说， 他再随地吐痰就教他“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他立刻就会不吐，而且其尊嘴之现 代化，用猪八戒先生的五齿耙都掏不出一滴唾沫。 袁先生信上又曰：“常见有些小姐太太，大雨中路滑，撑着伞，穿着高跟鞋，偶不 小心，一个两脚朝天，或且弄破衣裤，则路人拍掌，呵呵大笑。我自少年到老年，曾亲 眼看见几次，可谓无同情心又无公德心，冷酷之极。一些伪善者在中国数千伟大陈年酱 缸中，有酸腐臭酒味，自我陶醉，还发明外国人重公德，中国人重私德之邪说。我认为： ‘仁’者，从二人，是讲人与人的关系，如既无同情心，又无公德心，则可谓非人也， 无论自己私德如何配合天地，都是社会败类，不配称作人，盖公德私德岂可分乎？” 袁先生此论，我老人家又有异议啦，盖袁先生称有人发明“外国人重公德，中国人 重私德”，是一种“邪说”，非也，非也。这不但不是邪说，反而恰恰地是“正路”， 一个人必须走此“正路”，才有富贵功名。若只追求灵性，追求侠义情操，那才叫“邪 说”哩。可惜袁先生没有介绍出来这位发明家群甚名谁，以便拜识尊颜，不过也用不着 介绍，读者老爷中有不怕输一块钱的，敢跟我赌上一赌乎？十拿十一稳，该发明家准是 一个酱缸蛆――势利眼主义兼富贵功名之士。 欣赏老奶天天在大街上表演翻筋斗，还是小焉者也，袁先生一定还看见过游街示众， 闹市枪决人犯的节目。日俄战争时，日本皇军常把当俄国探子的中国人，五花大绑，背 插白旗，在大街上一路鞭打，打到刑场，用军刀斩首。斯时也，中国观众，人山人海， 却一个个呆若木鸡，不但没有愤怒，也没有哀怜，好像被砍的不是自己同胞，而是山坡 上的一棵椰子树。这景象曾使鲁迅先生吐血扼腕。其实固老毛病也。柏杨先生曾介绍过， 昔黄道周先生于明王朝覆亡后，被逮至南京，途中正逢过年，家家笙歌，处处狮舞，一 窝蜂围上来看那个囚犯老头，同样没有表情。有表情的话也是叹惜他“富贵功名，一旦 化为乌有”！也是叹息他不走“正路”，不肯“正干”，如果不叛逆异族，“妄图非分 之福”，何至落得绑赴刑场。 袁晴晕先生是现任监察委员，按照正常的酱缸传统，一个人不要说当到了监察委员， 就是当到了一个五六七八流，甚至根本不入流的官崽，好比说，不过当了一个科长、组 长、股长，有的甚至连个“长”还没混上哩，就自以为已走上了“正路”，对于凡无益 于富贵功名的事，想都不敢想，更别说有啥感慨啦。要感慨也只是感慨长官不欣赏他， 或感慨同一条线的弟兄挤他，绝不敢乱交“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的朋友。所以我颇 为担心，袁先生憋不住三昧真火，写这一封信，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富贵功名？但愿没有 影响，如不幸而有影响，则不妨学学苏雪林女士骂鲁迅先生的绝技，随时再写一文，把 柏杨先生蹂躏得一钱不值，我老人家绝不大惊小怪。 “正路学”来自势利眼主义，强烈过度的势利眼主义来自酱缸。《笑笑录》上有一 则故事说，宋荔裳先生小的时候，在私塾念书，有一位老科甲莅临参观，问曰：“你看 的啥书？’对曰：“《史记》。”问曰“谁作的？”对曰：“司马迁。”问曰：“他是 哪一科进士？”对曰：“老爹，他不是进士，只是汉王朝国史馆的一个小职员罢啦。” 老科甲把《史记》拿到手中，翻了半天，不屑曰：“这种书，读它干啥？”据书上说， 宋荔裳先生当时就恨不得咬他一口。 问题是，那老科甲为啥司马迁都不知道，连《史记》是啥也不知道？无他，只缘那 不是“正路学”而已。把《史记》读熟啦，有啥用处？而必须把八股文读熟啦，才有得 官做。现在虽然没有老科甲，但却有的是老酱缸蛆，在他脑筋中，廖季衡先生跳海救人， 算不得正路，岳飞先生精忠报国，也算不得正路。即令他的尊嘴不得不努力宣传那是可 敬的，但关着门训子勉女，恐怕真心话就出来啦。《说梦》上有两句诗，曰：“一个忠 臣九族殃，全身远害亦平常。”每个人都全身远害，结果虽然并全不了身，远不了害， （呜呼，全世界哪个国家民族，有中国这么长久的内乱外患，砍砍杀杀没有个完？）但 却养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淡漠和冷酷。 绝大多数问题，如果探讨其第一因，任他千头万绪，都会追踪到酱缸。中国人天生 地如此淡漠冷酷乎？当然不是。这不是我老人家也一厢情愿啦，呜呼，须知道任何一个 民族的婴儿孩童，都是天真烂漫的也，从天真烂漫逐渐地一个个变成丑剧人物，绝不是 先天的，而是后天的焉。 　　黄金书屋 扫描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