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书签
6 十年征战,十年探索,元帅要寻找新的革命之路。有人给他介绍
了苏俄。“中国也有共产党,他们怎么个‘共’法?”他想弄个
明白。
人的命运真是不可预测。
1924年秋,贺龙身为建国联军先锋通电回湘,借道北伐。进湘西,奔涌陵,地
方武装纷纷来投,湘西王陈渠珍远避凤凰县,何其威风!何等潇洒!一年以后,他
却被赵恒惕兴兵三路,逼出湖南,借住贵州钢仁,寄人篱下。真可谓天有不测之风
云,人有旦夕之祸福。一向乐观豁达的贺龙,此时不免有一丝沮丧。他除了收编一
些原滇黔建国联军的零散武装,吸收部分知识青年,开办防营军官学校,进行部队
训练,等待时机之外,几乎无所事事。这次挫折,使他对广州政府几乎失去了信心。
孙中山几次失败,几经奋起,到现在也未完成北伐使命,仅留下一句“革命尚未成
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眼下的广州政府仍是矛盾重重,到底能否继承孙中山
的政策,贯彻孙中山的主张,把革命进行下去,难以捉摸。他对孙中山借助军阀部
队统一中国的确感到失望了。他想,革命难道只有一条路?有没有比孙中山更好的
路?从湘西暴动到现在,他已经征战十年,也想了十年。他感到,现在是寻找另一
条路的时候了。因为,他已经接触到了不少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呼唤着他。
1921年,贺龙率部驻防桃源,常和桃源县的一些知识界人士接触。当时的桃源,
受“五四”运动影响,新文化运动颇为活跃。桃源有两所著名的学校:桃源女子师
范和省立第二师范。这两所学校中一些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等发起的新民学会影
响下,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传播救国救民的真理。桃源女子师范组织的爱国宣传
团,名扬三江四水。这两个学校的校长彭施涤、田佐汉、陈伯陶都是贺龙的座上客。
桃源女师校长彭施涤,早年留学日本,同盟会会员,因反对日本政府《取缔清
国留学生规则》,愤然归国,创办中国公学。1917年,任国会议员,并随孙中山在
广州组织军政府,后来,返乡出任女子师范校长。“五四”运动后,他四出考察,、
锐意革新,为办学筹集资金,不借典当衣服首饰。女师的爱国宣传团就是他扶植起
来的。湘西籍作家沈从文说:“彭施涤先生在桃源,办学多年,以头脑开明而对学
生有显著影响。男女同校运动都出自这个学校,不久,即推广全国。”
贺龙对彭施涤的革新精神和女师的爱国行动十分钦佩,不仅经常予以物质上的
援助,而且,把自己的妻子向无姑、女儿贺金莲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
陈伯陶,贺龙的同乡,其父陈南星,为湘西著名开明土外。贺龙曾率部驻扎他
家,与陈伯陶早已相识。陈伯陶早年在常德就读,加入了同盟会,后赴美国伊利诺
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是中国留美学生会会长。巴黎和会期间,组织“爱
国委员会”,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是一个接受过欧美文化的熏陶、
颇有爱国思想的学者。他主持的省立第二师范一直被誉为“湘西政治摇篮”,培养
出了不少政治家。共产党里的林伯渠、膝代远、粟裕等革命家都出自这所学校。
第二师范的另一位校长田佐汉,力主改革旧学制,采用新教材,提倡学术自由,
鼓励努力创新,深为社会各界进步入土所赞誉。
25岁,思想活跃的贺龙常与这样一些有识之土在一起谈古说今,论世评人,得
益匪浅,使他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这些人的进步革新的思想,在贺龙脑中起着潜
移默化的启迪作用。
1921年是个不平凡的年代。这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黑暗的中国出现了黎明
的曙光。在湖南,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开始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
mpanel(1);
9月,贺龙的司令部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介绍他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老师陈图
南,另一位是陈图南在日本的同学,湖南宝庆(今邵阳)人花汉儒。好客的贺龙留
他们在桃源住了两个星期。白天陪他们同游桃源,指点江山;晚上,与他们灯下同
坐,谈政局,说主义,纵论天下大事。
这两位客人各有自己的哲学观念和政治主张。陈图南大谈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
政府主义。他认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虽然不错,但权力、政府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
源,将来的中国,必须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自由”社会。花汉儒则向贺龙宣传苏
俄的社会主义。他告诉贺龙,苏俄在列宁领导下已经打倒了沙皇,建立了工农兵苏
维埃。“五四”运动说到底是在苏俄十月革命影响下产生的。苏俄的路是工农当家
作主的路地是中国要走的路。这两个人,观点截然不同,他们口若悬河,佩侃而谈,
时常争论不休,甚至弄得面红耳赤。
这两个人宣传的东西,都是贺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因而引起了浓厚的兴趣。
对于他们的争论,他听得格外仔细,还不时插嘴问些弄不清的问题、名词术语什么
的。他觉得,陈图南讲的,仅是一种想法,一种理论,似乎根据不足,颇似空想。
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很难做到。花汉儒说的,却是一个国家已经做过的,是实
实在在的现实,尽管这个国家实际情况到底怎样,他不清楚。他多次请花汉儒具体
介绍苏俄革命情况。花汉儒告诉他,俄国革命是一个叫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领导的。
贺龙问花汉儒:“世界其他地方有没有这样的政党?”
花汉儒说:“有,全世界有一个总的国际党(即共产国际――笔者注)。”
“中国有没有?”
“中国有许多共产主义小组,刚刚成立了共产党。”花汉儒回答,并对贺龙说:
“云卿兄,带队伍光有人和枪还不行,还必须有一个党来作靠山,那才稳当,有方
向,有力量。”
不久,贺龙奉命率部移往辰州、浦市。花汉儒返回原籍去了。陈图南却留了下
来,当了贺龙的一名副手。
这是贺龙平生第一次听到共产党,听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的思想上引起
了很大震动。他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听他讲克鲁泡特金,无论在理论上、政治上、国家、军队等问题上,
都没有什么根据。而谈社会主义的,我听得条条有道理。我就问花汉儒,有没有谈
社会主义的书,他找了一些书念给我听。过了几天,我又问他,有没有这样的党,
他说有个国际党。我对于这个印象是很深的。对于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他
们讲的党,对我很有帮助。这时候,共产党在我脑子里印象就相当深了。自从我知
道了共产党,我就注意找共产党了。”
四川讨贼之战失败,他对孙中山的做法产生了怀疑,又想到了花汉儒介绍的共
产党。
有一次,他和参谋刘达伍谈到讨贼失败时,突然发问道:
“你听说过俄国革命没有?”
刘达历说:“前几年在四川就听说过了,近两年在云南非常闭塞,俄国革命后
的情况就不大清楚了。”
“我也不大清楚。”贺龙沉思着说:“听说,沙皇、贵族、地主、资本家统统
被打倒了,由工农兵当家,搞‘共产’。我很想知道这个‘共产’怎么‘共’法?
它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有什么不同?中国也有了共产党了,不过我想,不管怎
么‘共’,要有产才‘共’得成,穷人反正是不会吃亏的,你说对不对?”
这时的贺龙,思想上已有了一些深刻的变化,他对花汉儒介绍的共产党和俄国
革命的确如他所说,“印象相当深了”。因此,在旧民主革命的道路上,一遇到挫
折和失败,他便会想到共产党。不过,从他的谈话来看,他并不了解共产主义。他
想弄个明白,这是当时的心态。然而,上哪里才能弄明白呢?他不知道,有些无可
奈何。
世界上的事是千变万化的,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机遇突然会来到你的面前,
使你豁然开朗。哲学家叫做“必然性中的偶然性”。时局的变化,给贺龙弄明白共
产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1926年初,经过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的激烈较量,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
定接受孙中山遗嘱,继续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国民
党右派――西山会议派,处分了其首领邹鲁、谢持等人的议案;选举了包括中国共
产党人在内的六十名执行委员。国共两党的合作得到了巩固。在这样的形势下,湖
南人民开展了“打倒赵恒惕”,“请国民政府北伐”的运动。赵恒惕北逃,湘军第
四师师长唐生智兵进长沙,并由他代行省长职务。这年夏天,广州政府任命蒋介石
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出兵北伐。作为北伐先遣队的叶挺独立团率先入湘。唐生智
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军。广州政府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
总指挥及湖南临时政府省长。湖南各地形成了支援北伐的热潮。
贺龙得知广州政府开始北伐,立即离黔返湘,到达湘西首府澧陵,准备参加北
伐,并派鲍君勉为代表,与广州政府联络。7月16日,广州政府任命贺龙为第八军第
六师师长,后改任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在北伐军左翼作战。
对于这次北伐,贺龙充满热情。他曾对唐生智派来了解情况的第八军教导师政
治部的李奇中说:
“北伐战争是打土豪,打军阀,打外国强盗的,是谋求中国的统一。这正合我
的心意。所以,我的部队参加了北戊战争。我以前的想法太狭隘了,以为劫富济贫
就等于革命。现在已经懂得,要想大家富裕,不容许少数人发财,必须依靠大家的
力量,只靠少数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我的理想是让大家富裕。”
当时,左翼总指挥是袁祖铭,此人乃黔军首领。由于北伐军声势浩大,大势所
趋,他便向广州政府提出“恳子收容”。广州政府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
其部属彭汉章、王天培分任第九、第十军军长。然而,袁祖铭对北伐心存观望,只
派彭汉章率第九军入湘,其余部队和他本人都按兵不动。贺龙对袁祖铭早有所认识。
他在四川讨贼时就说过:“袁大脑壳这个人,又想到南京去买马,又想到北平去捐
官,没个主见。”现在,此人两头观望,迟迟不动,使北伐军的整个行动受到不少
的影响。贺龙心中焦急,出面敦促左翼各军积极投入北伐战争。他把彭汉章请到院
陵,向其表示,只要他们肯出兵,贺某愿为前驱。彭织章在四川讨贼时就结识了贺
龙,深为其大义凛然所感动,表示一定出兵北伐。贺龙又利用关系,对投靠吴佩孚
的湘军叶开鑫、贺耀祖两个师做了许多争取工作。他策动叶部旅长姚继虞倒戈,投
入北伐军;他说服贺部参谋长毛炳文认清大局,不要与北伐军为敌,使贺部军心动
摇。
8月,贺龙率部占领常德以后,北伐军司令部决定进行汨罗会战。兵分三路向北
推进,命令左翼军出港州,取宜昌、沙市,牵制鄂敌,掩护中路军侧翼。可是,袁
祖铭仍在贵州坐视不动,第十军也远在立江,只有第九军第二师杨其昌部到达常德,
敌人却已经在荆江地区集结大军达八万之众,准备进攻北伐军左翼。这怎么办?事
关大局,贺龙再次挺身而出,联络杨其昌,代表未到常德的第九军军长彭汉章,联
名发出讨吴通电,以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彭汉章率师北进。8月中旬,贺部占领临澄,
北伐军下令发动总攻。但是,左翼第九、第十两军主力仍在湘西,袁祖铭则在贵州
未动,前线只有贺龙的第一师和杨其昌的第二师。这使贺龙忧愤交加。他联络杨其
昌,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由前来督师的党代表吕超代理左翼军总指挥,迅速指挥
左翼军行动。蒋介石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终于使左翼军的情况有了改观。
贺龙顾全大局,多方奔走,努力斡旋,反映了他积极参加北伐的心态。
8月下旬,贺龙率师攻克慈利,月末,在逼迫湘军贺耀祖师倒戈以后,进入津市、
遭州。
这时,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共产党员周逸群为队长,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
的“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宣传队”来到第九军第一师。
周逸群,贵州铜仁人,家里是个大地主,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创办刊物
《贵州青年》,号召拥护孙中山。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考入黄埔军
校,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贺龙两次驻防铜仁,早知周逸群其
人。贺龙的秘书长天仁珊是其同乡亲戚。在严仁珊引见下,贺龙会见了周逸群。
两人一见如故。贺龙笑着说:“很对不起你哟,在铜仁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吃
了你家谷仓里好多谷子呀!”
“不要紧嘛。”周逸群大笑:“我家的谷子,只怕革命军吃得太少了。越吃得
多,越好打仗啊!”
贺龙伸出三个手指头说:“三十多大担啊!我们刚到铜仁,正碰上缺粮,幸好
你丈人老于大方,听说我贺龙缺粮,要多少挑多少,还不要过秤。”
“这完全应该嘛!”周逸群说:“我家的谷子都是农民种的。看来铜仁的农民
运动不兴旺,否则,这些谷子应该没收,全部交给你们吃。”
听周逸群这么说,贺龙心想,听说黄埔军校,特别是青年军人联合会里有不少
共产党,周逸群可能就是个共产党。但他不便直接问人家,那样太不礼貌了。他眨
眨眼,问道:
“选群先生,我在铜仁看见过你寄回去的材料,知道黄埔有个青年军人联合会,
不知这个组织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
周逸群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青年军人联合会反对孙文主义学会,反对军
阀,反对独裁呀!”
“他肯定是个共产党。”贺龙这样想,于是,坦诚地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诸
如,革命政府怎样领导军队?国民革命军为何要设立党代表、政治部和政工人员?
宣传队的宗旨是什么?部队怎样整训才有成效,等等。周逸群十分认真地作了详细
回答。从他的回答中,贺龙听到了许多带兵以来从未听见过的新鲜事,感努十分兴
奋。第二天,贺龙召开欢迎大会,把周逸群和宣传队介经给全体官兵。
他向周途群提出:我想请宣传队帮助办两件事:一是帮助我改造部队。他说,
我的这支部队把自四面八方,虽经多次整顿,亦有不少变化,北伐以来,又有不少
湘黔边境的地方武装加入本师,人员庞杂,不象个革命军队,急需用新思想加以改
造。能不能请广东方面派点人来?二是既是革命军队,就应有政治工作,请宣传队
帮我建立政治部和政治工作。这方面我一点经验也没有。
周逸群高兴地说:“很好呀,师座。不过,改造部队不要希望广东派人,应该
自己招收一些青年学生,还可选拔部分青年军官,开办一个青年军官政治讲习所。”
贺龙说:“这样好呀!”
他马上决定在随营军官学校基础上,开办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政治讲习所。
在第一师政治讲习所当过学员的丁志、杨伯泉回忆说:“贺龙决定创立政治讲
习所开办不久,就在常德招生。在招生广告和录取学生榜上,写的所长是严仁珊
(师参谋长),后来,严参谋长军务繁忙,无暇兼顾,就一直由周选群负责。”
“入所前,我们每个学生除考数、理、化等科外,还要写一份自传,填一张表。
表上有‘个人在学生中的地位’一栏。录取的学生多数是各校学生会的负责人。举
行考试的考场,设在常德城内黄金台附近一所学校里。我和同学喜亚子一起去应考,
结果我们都被录取。这次共录取学生一百五十多人,其中多数是湖南各县中学的进
步学生,个别的是中山大学、湖南大学、武汉大学的学生,部分是由共产党、共青
团组织介绍来的党团骨干(如黄精卫、贵立功等),也有少数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毕
业生(如向汉翔等)以及社会青年。还有来自友军师旅长的亲属(如本军第二师师
长杨其昌的胞弟和第八军独立旅旅长卢嘉的胞弟)多人。”
“政治课程有《中山主义大纲》、《社会主义大纲》、《世界革命史》、《资
本论入门》等。军事课程有小教程,包括《步兵操典》、《阵中要务令》、《射击
教程》;大教程包括战略、战术、战斗指挥,步、骑、炮、工、辎重各兵种协同作
战,以及防空、兵器、筑城等知识,还有操场式教程,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夜间
紧急集合等训练。”
“每天除六小时政治、军事和军训课外,晚饭后还开展文娱活动或教唱《工农
兵大联合》、《打倒列强除军阀》、《少年先锋队歌》等歌曲。《少年先锋队歌》
由周逸群教唱。每天晚上开讨论会,每周一至二次民主生活会,检查军风纪。有时
还上街开展宣传活动。”
从这些回忆中,可以看出贺龙委托周逸群办的这个讲习所,是在培养完全区别
于旧军队的青年军官。这个讲习所在常德招生,到1927年3月在湖北鄂城毕业。这批
讲习所出来的军官成了贺龙部队的骨干,是贺龙率领的这支部队能走向革命的基础。
周逸群在一师同贺龙朝夕相处,给贺龙思想影响很大。贺龙感到,周逸群确实
是个人才,如果按照他讲的一套来治军,不仅部队能改造好,而且革命也有了办法。
他多次在月明星稀的夜晚,独自(口卸)着烟斗,静静地思索着,回顾着周逸群来一
师后所做的一切。周选群的种种言行,深感他们共产党人主张好,办法多,勤勤恳
恳,不辞辛劳,照他们这一套做下去,很有希望。办讲习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他发现了,这就是他多年来想寻求的东西。他想弄明白的共产党就在眼前。他好象
觉得一条新的路就在脚下了。
他清严仁珊通过周选群和常德党部,去找一些左派分子来任教,以便扩大政治
讲习所。1926年9月8日,中共《湖南军事报告》中记载:“贺龙近又要我们替他在
常德办政治讲习所,我们以政治关系想阻其实现未果。现已派陈昌会主持其事。”
陈昌,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他带领一批共产
党员和从黄埔军校、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军政人才来到一师,其中有,任总教官的
贺澍,政治教官、原湖南工会副主席兼工人纠察队长武文元,军事教官、后来随毛
泽东上井冈山的张子清。张子清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上课时公开宣布:“我教的
军事课程.如果你们回部队用不上,可以写信骂我张子清的娘。如果在这里学习不
及格,那就莫怪我姓张的不批准你们毕业。”
周逸群担任了第一师政治部主任,他领导的宣传队员,除有十人去第十军王天
培部工作外,其余二十余人都留在了贺龙的部队里。
贺龙想写一段新的历史。1914年,他参加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中华革命
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他没有参加,现在,却想参加已经找到的共产党了。他把这
个想法告诉了周逸群。当时,中共中央有规定,在友军内部不准吸收高级军官入党。
周逸群当然不敢贸然表态。他对贺龙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时机
一到,一定会有人来找你的。”
但是,贺龙这个人,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东西,是必须追求的,就会有那么一
股韧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要求加入共产党也一样。他并不因为周逸群的婉言而
停止、等待,而是不断地要求。有一次,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有的材料写着我
七十次找党,算上历次的要求,我也记不清楚了,没有七十次,恐怕也有几十次吧!”
贺龙的这些变化,引起了共产党方面的注意。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1926年
9月20日给中共中央写的《湘区政治报告》中说:
“川黔军在湘西,……其首领袁(祖铭)、王(天培)、彭(汉章)、贺(龙)
各不相下,入湘部队实力以王、贺较大……我们的政策:一、促其出湘入鄂,二、
在军事上扶贺制王。第一点有三个理由:l.军事上有必要;2.湘政局上有必要;3
.离湘是他们的出路。第二点有两个理由:1.我们对他们不能消极,必须拉一个有
力者,于袁、王、贺中择一;2.袁在历史上绝无希望,王为保定系,贺比较与我们
有关系,且对民众亦较好。”
此时,共产党尚未把贺龙看成“自己人”,但已经作为可以帮助的朋友了。
贺龙,开始寻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书写新的历史!
|
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