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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章 七十高龄渡重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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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章 七十高龄渡重洋 尽管他年事已高,但社会活动仍然不少。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接待国外国内来访的客 人,还要看演出,应报刊之约写各种各样的文章。每天家里电话铃声不断,连李玉茹都抱怨 说,一到北京,光替曹禺接电话,把脚跟都跑疼了。他的兼职太多,他是全国人大常务委 员、文教委员会的委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北京文联主席、 中央戏剧学院名誉院长,这么多头衔,有实有虚,但无论虚实,都可能找上门来,留给他自 己的时间就十分可怜了。他自己也抱怨会议太多,他不止一次对记者说:“我只希望能少一 些会议,保证每天有四小时写作。”但是,这个希望常常落空。真有闲暇,那就是因病住到 医院里去了。 1980年,是曹禺出国访问最多的一年。他接连去了瑞士、英国、法国和美国。以7 0高龄,远渡重洋,的确是一件苦差事;但是,国外热情而友好地邀请,又使他盛情难却。 英国是他早就盼望去的国家,那是莎士比亚的故乡,的确对他具有一种诱惑力。在他心 目中,伦敦以及整个英伦三岛,还是狄更斯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沉沉的雾,阴冷的角落。 4月13日抵达伦敦,一下飞机,天气却是格外晴朗,街道是那么安静,那么井然有序,她 既古老又焕发着青春。在伦敦停留的日子里,得知这个古老的城市经过一番认真改造,不但 伦敦的雾少了,连泰晤士河的污染也治理好了。所有的建筑都重新洗刷粉饰过,外出散步, 犹如置身在一个大花园里。他曾和一群孩子在一起看了柯勒律支的《老航海者》。他小时候 就读过这首长诗,特别喜欢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孩子们请他吃巧克力,在一起欢笑,使 他童心焕发,忘却自己是一位老人。最使他高兴的是得以欣赏萧伯纳的歌剧《卖花女》和易 卜生的《野鸭》的演出。英国的剧院经常上演世界著名的剧作,他惊叹英国戏剧艺术的高超 和精湛。 他终于来到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福。这个世界闻名的市镇,位于艾汶河畔,有茴 香盛开的水滩,有遍生的樱草和紫罗兰,馥郁的金银花,美丽的野蔷薇,这是一个迷人的地 方。他参观了莎士比亚故居和纪念馆,还观看了《奥赛罗》的演出。曹禺说:“我看到了一 个完完全全的历史的莎士比亚,也看到活的莎士比亚,那就是他的戏。”斯特拉福已成为一 个戏剧的盛地,在这里,他还看到奥尼尔的《安娜・克利斯蒂》的演出。一生中都迷恋着莎 士比亚,梦想着莎士比亚,想不到自己70岁来到斯特拉福,瞻仰他的故居、他的遗物,世 界各国的莎士比亚剧作的版本,感受着他伟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些使曹禺感慨万千。 在皇家剧院为他召开的招待会上,英国朋友们渴望到中国来,那种对新中国的热烈向往 是令人感动的。他们甚至说,走路去可以,骑自行车去也行。曹禺说:“将来派一艘邮轮那 样巨大的飞船,把你们英国戏剧家们都接到中国来。”他的感情和愿望博得英国同行的热烈 掌声。他代表中国戏剧界,把刚刚出版不久的一套精装的《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送给皇 家莎士比亚剧院。主人们说:“这是你们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永远陈列在博物馆 里。” 2月4日到7日,应法国外交部的邀请,到巴黎作了短暂的访问。在巴黎,他参观了一 些名胜古迹,特别是他和国际戏剧协会秘书长让・达尔维特进行的会谈,是十分欢愉而友好 的。他表示希望中国能参加国际剧协,以便同各国戏剧界进行更广泛的艺术交流。 回到北京,又开始了访美的准备工作。这次,是应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美中艺术 交换中心的邀请去讲学访问的。费正清、杨振宁都是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委员。美中艺术 交换中心,是于1978年11月1日创立的,主要负责人是周文中,哥伦比亚大学艺术院 的副院长兼音乐教授,曹禺这次访问,都是由周先生安排的。 mpanel(1); 波音707在太平洋上空飞行,透过舷舱望着蓝色的太平洋,又想当年同老舍一起乘史 格脱将军号赴美访问的情形。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老舍先生已作古人,历史是那么遥远但又 是这样贴近。当年,他离开美国时,曾想着再次访问美国,不过,应是在祖国强大的时候, 他终于如愿成行了。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同35年前是迥然不同了,这次随同他访问的是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英若诚。 访问的第一站是纽约。纽约依然像过去那样繁华,到处都是耸入云霄的摩天大楼。上次 是美国国务院接待,这次,倒是真正的民间交流,因此更为纯真而热情。特别是美籍华人学 者、作家朋友们,更是倾注满腔热忱,欢迎这位早就倾慕的老作家的到来。 在纽约最重要的安排,是观看《北京人》和《日出》的上演。3月25日晚,在纽约曼 氏剧场上演《北京人》,导演肯特・保罗(KentPaul),舞台美术昆亭・秋玛斯 (QuentinThomass),剧本是由一位香港的留学生LeslieLo翻译 的。《北京人》深受美国观众欢迎,得到美国同行的称誉。前来陪同曹禺观剧的老朋友阿 瑟・米勒,把此剧称之为“感人肺腑和引人入迷的悲剧”。曾家的小客厅布置得十分出色, 古色古香,颇具美感,只是小道具鸦片烟枪有些失真。这也难怪,即使在中国,许多人也没 见过这种玩意儿。演员也都是中国人的面孔,这使曹禺感到格外惊讶,原来这些演员多系亚 洲人。曾皓祖孙三代的扮演者都是日本人,江泰的太太曾文彩也是位美籍日本人,瑞贞则是 朝鲜人,愫方、思懿,江泰、陈奶奶都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演员。江泰演得格外出色, 他的台词中有一段是北京的大小馆子的名字,都采用意译的办法,听来饶有趣味。曹禺在大 洋彼岸看到此剧的演出,心中十分激动。这出戏是很难演的,中国味道很浓,竟然演成这 样,也够难为这些美国朋友了。演出结束后,他衷心地感谢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激 动地说:“演出好极了!演员、导演、舞台设计,以及所有有关的朋友们都非常严肃热情地 演出了这个戏。这次演出表达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是美中文化交流的成果之 一。”《日出》和《北京人》几乎是同时上演的,地点在印地安那大学。他觉得《日出》演 得比《北京人》更好些。他对美国朋友们说:“看了《北京人》和《日出》这两个戏,你就 会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非革命不可。今天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中国人民选择了正确的道 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也许是触景生情吧,他回忆起1946年访美期间,曾协同一位美国 朋友李吉纳尔・劳伦斯(ReginaldLawarence)整理过《北京人》的英译 本。但是,此书并没有出版。这次人们却告诉他,《北京人》早就在纽约演出过。1953 年4月间,在纽约西城54街121号的StudioTneatve演出的,剧本的译者 就是那位劳伦斯先生。他很怀念这位朋友。1979年阿瑟・米勒来中国访问时,同曹禺建 立了亲密的友谊,这次,轮到他作东道主,在3月28日的欢迎会上,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 讲演。阿瑟・米勒特别强调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说文学戏剧是超越国界的,热情称赞 曹禺的剧作,说一谈到曹禺的戏剧,就使他联想到俄国、美国的戏剧传统,称誉《雷雨》的 结构是很有气魄的。他还特别谈到曹禺在“四人帮”统治下的苦难遭遇。曹禺在这个会上发 表了学术演讲,对中国戏剧史作了简明的介绍,博得与会者的欢迎。 在纽约他出席了大大小小的会议,会见了许多美国朋友,如著名的剧作家琼斯(Ler oiJones),辣妈妈实验剧团的创办人黑人妇女都华(EllenStewar t),还有美籍华人作家李欧梵、夏志清等。在百老汇大街蓉园有一个座谈会,参加者多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老师,其中不少人都是在北京长大的,同这些同胞谈起来,使曹禺增添 了一种故乡温暖之感。这些老师中,不少人又是“曹禺迷”,这就更多了谈资。当这些朋友 告诉曹禺,许多大学都把曹禺的剧本当作课文讲授时,他十分高兴。 4月12日到15日,到印第安那大学访问,由罗郁正、李欧梵安排,到达普鲁明顿, 下榻于印大学生联谊中心,他和英若诚住在一个颇有气魄的套房内。在罗郁正家里的一次聚 会,一时罗家门前车水马龙,到会的人有50余人。在印大观赏了由T.Hernande z教授导演的《日出》,曹禺发表了题为《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话剧的创作》的讲演,并回 答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整个会场的气氛由始至终是轻松而热烈的。印大国际研究院的院 长,特意送给曹禺一件别出心裁的礼物:一把导演用的座椅。曹禺答谢说:“我一定要继续 写作,我自己写不完,我会叫我的儿女来写,也会请朋友们继续写。” 4月20日,到达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访问。在柏克莱接受了远东学系和中国研究中心 的宴请,晚间在陈若曦家里聚会,作陪的有李欧梵、白先勇、水晶,主人特别置备了中国茶 点,大家开诚相谈,从国内政治经济到剧坛影坛的种种情势。4月22日,在柏克莱的大学 生中心“棕橡树室”,曹禺再一次作了学术演讲,谈了中国戏剧的发展情况。在回答一些美 国朋友的问题时,他感到他们对中国并不了解,就此,他说:国与国之间,尤其中国和外 国,常有神秘的“幕”存在。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历史问题、生活习惯、个人思想的不能理 解。此外还有一种东西,就是老希望人家生活形态要和我们的一样,所以满清时代,您老人 家到我们家来,我们正处在挨打的情况下,就自然呼您们为“洋鬼子”。这个称呼自然不礼 貌。后来,您把我们打怕了,老百姓不怕,官吏是真怕,这些官吏就改称您们为“洋大 人”。直到现在我们与外国有极复杂的关系,中国有30年的隔阂,但始终是一条心,我们 就有“外宾”的称呼,现在则叫“贵宾”。历史是这样的奇怪,我们得用颠倒的方式来看自 己破碎的路。 此次赴美访问,增进了中美文化界的交流,海外有过不少报道。如夏志清写的《曹禺访 哥大纪实――兼评〈北京人〉》,刘绍铭的《君自故乡来》,水晶的《长夜漫漫欲曙天》, 这些报道观点不同,角度各异,但均可看出海外侨胞、美籍华人作家增加了对祖国的了解, 对曹禺及其剧作也均有坦爽的评价。夏志清在开始接触曹禺时,颇感失望,但在几次接触中 增进了互相理解。曹禺曾去听他讲课,并把《王昭君》赠他,另外还赠他一件小小的礼品。 夏志清说:“礼物是一只浅绿色的小象,看来是由一块雪花石膏alabaster雕刻而 成的,非常晶莹可爱。曹先生虽然记不清我的中文名字(所以称我为‘C・T・夏教 授’),显然对我不无好感,临走前还托人带给我一本书,一件礼物,真的很为其友情所感 动,先在这里道一声谢,并祝他在访游美国期间,珍视身体,多多保重。”对曹禺剧作的评 价也在变化着,他说:“我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对曹禺批评较苛,惟独对《北京人》 另眼相看,认为它比《雷雨》、《日出》、《原野》好得多。……后来刘绍铭写曹禺博士论 文,同意我的看法,也肯定《北京人》为曹禺真正的杰作。这几年因为教书的关系,每年重 读一遍《雷雨》、《日出》,《雷雨》我一直认为不佳,对《日出》却增加了不少好感,曹 禺处理银行经理潘月亭、书记李石清、小职员黄省三三人之间的关系,尤其精采。有机会真 想把曹禺全部作品看一遍,再来评断它们的高下。”写过《曹禺论》的刘绍铭,在同曹禺的 接触中,也修正了他过去评价的偏颇。他说:“我首先向曹禺招供,如果我今天重写《曹禺 论》,我对他剧作的评价,会高得多。我对《雷雨》和《日出》二剧批评得极不客气,理由 不外是那时我刚念完比较文学的课程,眼中尽是希腊悲剧以来的西方戏剧大师,而把曹禺的 作品与易卜生、契诃夫和奥尼尔等人,平放着来看,那曹禺自然吃亏些。”如果没有偏见, 随着他们对祖国现实和历史的深入了解,相信会对曹禺及其剧作作出更加客观而公正的评 价。 占去他时间最多的是社会活动,但并未因此使他对新时期话剧的发展失去关注。不管他 多忙,大凡有新剧出来,他总是要看的。他注视着、思索着话剧创作中的问题,他关心着青 年剧作家的成长。 打倒“四人帮”之后,话剧创作在一段时间是相当繁荣的,在冲破思想禁区上领了先, 如《报春花》、《救救她》等社会问题剧久演不衰,受到观众欢迎。但是,他却十分锐敏地 感到,在一些社会问题剧中所存在的问题,谈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我刚读过《文艺报》 上发表的孙犁同志的《文学和生活的路》,谈得很深刻,他那么解释文学的真实性、文学的 思想性、政治性是非常合理的。当前,我感到有个极大的问题,无论写戏,写小说,写什么 东西要有思想性,思想性我并不反对,但是,怎样体现这种思想性,这就是个问题。现在一 出戏,有个官僚主义者,另外必有几个正面人物是代表正确思想的,于是按两种思想写成两 种人物,形成两种思想斗争,这样写成一部剧。当然不是那么笨拙的,也有曲折,也有故 事,但是,终避免不了这么一个套子。这种戏需要不需要呢?当然也需要,这就是社会问题 剧,针对当前社会上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写出戏来,看这些戏也是让人激动的,觉得讲得有道 理。过去只敢写生产小队长、大队长的毛病,现在思想放开了,甚至连老干部都敢写出他的 问题来。但是,我觉得这样写下去,是很令人担忧的,这是一条很狭窄的路。如果把文学仅 仅搞成政治需要什么就表现什么,该解决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比如《权与法》,这部 戏即使全国都上演了,是不是“权与法”的问题就解决了,就不再搞特权了,这很难说的。 为什么说这样写的路子是狭窄的呢?你们看所有大作家的好作品,都不是被一个问题限制 住,不是被一个问题箍住了,他们把整个社会都看过想过了,观察生活思考生活的范围比较 开阔,也比较深入,这些作品的思想性,不是按作家规定的思路去想,而是写出让人思、令 人想的作品,让你想得很多很多,想得很远很远,去思索人生,思索未来,甚至思索人类。 《红楼梦》、《水浒》没有鲜明地提到某一个社会问题,却把整个社会反映出来了。《战争 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这样。看见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看见什么人物 就写什么人物,不是真正从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深思熟虑过的,真正在自己感情世界中感动过 的,就拿来写,这样的戏写出来,也许可以感动一时,但不能感动永久。我是不赞成这样一 种写法的,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文学艺术太讲究“用”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创作 世界性的作品?这是颇令人深思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在我们看来有这样那样的毛 病,但它确有世界性。我们总是写那些“合槽”的东西,“合”一定政治概念之“槽”, “合”一定哲学概念之“槽”,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样是写不出好东西来的。真正深刻的作 品,不一定有什么预先规定的主题。我以为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道路和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 的,应该是一片一望无际、繁花丛生的大地,碧绿碧绿的草原,牛羊遍野,一派生机,天地 广阔。我真是盼望有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问世啊!①不久,他就写了《戏剧创作 漫谈》,发表在《剧本》1980年7月号上,更深刻地论述了这些问题,在戏剧界引起了 热烈的反响。 关于戏剧创作,他写下了一系列文章,有滔滔宏论,也有短小剧评。他谈古代戏曲,谈 现代戏曲,谈莎士比亚,谈易卜生,谈奥尼尔,也谈自己的创作经验,谈导演,谈表演,也 谈及舞台美术。即使是短短一篇,他决不应付。有时应报刊之约写一篇剧评,他也是反复琢 磨,数易其稿。他想的是,哪怕三言两语,也要对人有所裨益,有所启发。有一次《文艺 报》约他写一篇《上帝的宠儿》的剧评,催稿很紧。头一天写就一稿,读来不尽其意,翌日 清晨起来重写,直写到午后两点钟,那种叫真的态度,对于一个有病的老人,委实令人感 动。在这些文章中,凝结着他毕生创作的经验教训,也蕴含着他对当前创作的沉思,有热情 的期望,有睿智的见地。也许他觉得不能再奋力写出新作,便把一腔希望都寄托在整个剧坛 上,期待中青年人写出伟大作品。他无心作理论家,但是,无论是长篇谈话和短篇小品,都 耐人寻味。愈到后来,他的文章写得愈精萃。像《〈莎士比亚研究〉发刊词》、《作莎士比 亚知音》,都是两千字的文章,但却是言简意赅,妙语连珠,深蕴哲理意味。他所写下的关 于怀念郭老、怀念老舍和田汉的文字,少套语,有真情。在他诸多文章中,有几篇是值得称 道的传久的文章,如《我对戏剧创作的希望》、《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我的生活 和创作道路》等,都是在文学艺术界为人称道的好文章。 在他所有的谈戏剧的文章中,能看出他所探寻所强调的方面:一是他强调写人,强调认 识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探寻人的灵魂的秘密。他借对莎士比亚、奥尼尔等人的评论,引 导人们对“人”的发现和认识。他说:“有史以来,屹立在高峰之上,多少文学巨人们教给 人认识自己,开阔人的眼界,丰富人的贫乏生活,使人得到智慧,得到幸福,得到享受,引 导人懂得‘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一位使人类永远又惊又喜的巨 人。”①他以为自古以来的文学大师,都是对“人”有深刻见解的人,他说:“戏剧的世界 是多么广阔、辽远而悠久!可交流的知识与文化,尤其是对于‘人’的认识,表现得多么美 丽,多么翔实,又多么透彻啊!如果从古希腊到现在,把这几千年来的戏剧大师们从坟墓中 唤醒,请这些对‘人’有深沉见解的人们,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戏剧大家到中国的 上海,饮几盅龙井,喝几杯茅台,让他们互相认识‘中外古今’的同行,谈谈梦一般的思 想,诗一般的感情,把心中还没有说尽的话对面讲,沟通沟通,那会是多么伟大而又不可想 象的盛会啊!”②显然,他把戏剧大师们看作是最懂得“人”、最了解“人”、最尊重 “人”、对“人”有着透彻深刻见地的巨人。因此,他不止一次同中青年剧作家讲,要去了 解人,要探索人的灵魂的秘密。他说: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不同的身世、心理,不同的精神面貌,我们要 放开眼界看到更多人的心灵。要不怕艰难,探索他们的灵魂深处,是高贵的还是龌龊的?亲 爱的作家们,不要满足于已有的生活知识,不要满足于已经知道的人物性格。只有勇敢地、 艰苦地探索人物的灵魂,在生活中开阔眼界,才知道应该写哪一种人,甚至于怎么写。①这 些意见,是切中时弊的。 二是他强调作家要读书,要提高文化修养。在文学艺术创作队伍中,突出地暴露出一种 非学者化的倾向,文化修养较差,知识面不广,视野狭窄。曹禺从他切身的创作经验中深深 体会到,一个作家要有生活,同时要有学识和胆识,而后者则是要靠刻苦攻读、勤奋思索才 能获得的。他是最懂得舞台和舞台艺术的。他曾说: 舞台是一座蕴藏无限魅惑的地方,它是地狱,是天堂。谁能想象得出艺术创造的甘苦和 艰辛呢!学习舞台知识、技能与艺术;探索世界一切美好的修养与人性的秘密;取得心领神 会、活脱脱地表现各种人生境界的本领;积累多少深刻理解与偶得颖悟的舞台经验。…… 一场惊心动魄的成功演出,是从苦恼到苦恼,经过地狱一般的折磨,才出现的。据说进 天堂是美德的报酬,天堂是永远的和谐与宁静。然而戏剧的“天堂”却比传说的天堂更高更 幸福,是不停地孕育万物的土地,是乱云堆起、变化莫测的天空。只有见了万象人生的苦和 乐的人,才能在舞台上得到千变万化的永生。①舞台的艺术,编剧的艺术,是一条漫长而艰 辛的道路,只有经过千百次探寻,千百次琢磨,才能找到“自己的创作道路”,才能望见戏 剧艺术的“自由王国”。为此,他认为从事舞台艺术和编剧创作的人,应该尽量吸收一切美 好的文化,来提高自己的修养。他说: 无论是小说、戏剧、诗歌、历史、哲学,都有我们非读不可的书。这些书会启发我们, 开阔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分清楚是和非,分清楚高贵和卑贱,使我们知道人是多么完美的一 个构造(《哈姆雷特》中有一段谈人的台词,请大家读一读)。人能改造自己,能改造世 界,叫人们勇敢起来向前奋斗。 看了这些伟大的作品,能使我们明白起来――才开始明白起来,我们写作的天地是多么 辽阔、深远。原来几千年来,中外多少勇敢的作家,已经在无限大的天地中为我们指出多少 道路。②所有这些谈话,都似乎凝聚成他内心中的一种深深的期待,为促使伟大作品的问世 而作出他的努力。当他看到舞台上涌现一股蓬蓬勃勃的、不可阻挡的新生力量,他是异常兴 奋的。他觉得自己老了,写东西不像以前了,但他的心却是年轻的,他多么想同这些青年人 一起扬起风帆,鼓足马力前进啊!1982年6月11日,迎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30 周年纪念,曹禺因病在上海治疗,他特地委托刁光覃代表他参加庆祝大会。邓颖超、乌兰 夫、万里、习仲勋、谷牧、邓力群、周巍峙出席了大会。这里,应特别提到邓颖超同志对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关怀。在十年动乱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已名存实亡,后来,连剧院的建 制都被撤销了。1978年4月,邓颖超亲自写信,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恢复北京人民 艺术剧院,并宣布曹禺为院长,甚至说,曹禺不但现在而且永久是剧院的院长。邓颖超像周 恩来同志生前那样,一直关怀着这个剧院的建设和成长。 为庆祝剧院建立30周年,曹禺在《戏剧论丛》上发表了《纪念北京人艺建院三十周 年》,为剧院编辑的《攻坚集》写了序言。剧院的同志对曹禺在剧院建设中所作的贡献给予 高度评价,纷纷题字、作画、签名,向他表示祝贺。于是之同志是这样写的: 从30年代到80年代,您用您心血凝结的文字,培育了一辈子又一辈子的演员。今 后,还将有大批新人凭您的剧作成长起来。我以我能作为他们当中的一个感到幸福。 董行佶这样写道: 在我37年的艺术实践中,有幸演出过您几乎所有的剧本,周冲、胡四、张乔治、白傻 子、曾皓、祝希堂、伯、温敦,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锻炼了我的演戏技能,这些不朽的剧 作,又是认识人生的教科书。解放后,在您领导的剧院,多次得到您艺术上的帮助,您是我 的良师。十年动乱的年代,我们曾睡在通铺上,白天劳动,晚上灯下又一次聆听您的教诲, 您写给我的诗句:“莫道逾花甲,壮心岂可息”,它一扫我思想上的灰尘,您是我的挚友。 愿您健康长寿! 曾经同曹禺住在一个大院的童超这样写到:50年代初,您拥冰挥扇,写《明朗的 天》;60年代初,您对月临风,吟咏推敲勾践独白;60年代中,您访赵奶奶,构思白发 孙美人。现在,您迁居了,我也搬家了,但,往事记忆犹在;您上岁数了,我病了,但,您 仍是我前进的楷模。 其他如叶子、吕恩、蓝天野、狄辛等都把自己最美好的祝愿献给老院长。30年来,曹 禺同剧院的同志们探讨剧本,切磋技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早就梦想建立一个像莫斯科 剧院那样的剧院,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实现了这个愿望。30年来,他同剧院风雨同舟, 历经困难,建成了一个独具风格、蜚声世界的艺术集体。他认为,“‘不怕攻坚’,这是北 京人艺的艺术家曾经走过的道路,是北京人艺多年来立足于话剧一角的根本精神。”①曹禺 的名字,是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联结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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