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江安岁月 ４月间，已是春意盎然了。川江两岸点缀着黄灿灿的菜花，几只木船向着重庆西南方向 缓缓地航行。但船上的人们却无心领受这春日的暖意，也无心欣赏这大自然的秀丽景色。 由于日寇加紧了对重庆的轰炸，国立剧校又奉令疏散。刚刚在重庆稳定下来，才一年 多，现在又要来一次大搬迁，到一个偏远的小县城去，师生们是不满意的，但在战时环境 中，却也无可奈何了。 长江自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的一段，人们习惯称之谓川江。他们要去的江安，距重庆３ ００多里，位于川江的南岸。东边是产名酒的泸州，西边就是宜宾。这确是一座名副其实的 小城，只有一万人口。城外有一个坝子，城南面有山――南崖，北边是丘陵地带。江安比较 富庶，盛产竹器，它的朱点竹子是闻名遐迩的。楠竹、毛竹所制成的工艺品，如竹屏、竹 盒、烟盒、笔筒、狮子头竹筷，行销省内外，还出产桂圆、荔枝等。在那时，也可称得起是 一个鱼米之乡了。 一个小小的县城，从重庆来到这里，是显得它太小了，真是个巴掌大的地方。有东西南 北的大街，在城中心的十字路口，可看到四周的城墙，的确是太小了。剧校就设在城西紧靠 城墙的文庙里，曹禺的家安置在东街薨庐。 虽说是个偏远的小城，但却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１９２７年，这里就有了共产党 的支部，江安第三中学，是四川省四所省立中学之一，民国初年开办。１９２７年前就有共 产党人在这所中学里活动。１９３８年建立了中共江安县委，县委代理书记张安国，他们搞 起戏剧协社，团结一些党外同志排演话剧，进行抗战宣传，曾经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 《芦沟桥之战》等。江安的老百姓也很喜欢看话剧，中共江安县委对国立剧校迁来十分重 视，他们以江安戏剧协社的名义组织欢迎大会，准备演出曹禺的剧作《原野》。 江安县城演出《原野》来欢迎剧校，使曹禺感到异常惊喜。但他惊讶的是，没料到这样 一个小县城竟能排出这样一出难演的戏，剧校的师生也都是这样的一种心情。 演出的地点，就在剧校所在地――文庙。文庙中的正面是大成殿，供奉着孔夫子的牌 位，东西厢房是七十二弟子的牌位。大殿前面就是舞台。演出时，舞台上汽灯高悬，白炽的 灯光把舞台照得格外明亮。观众席地而坐。当大幕一拉开，眼前出现了原始森林的布景。那 森林是用新鲜的树枝装制起来的，富有生气，这使曹禺感到新鲜。他没料到这里人们竟然有 这样的创造性。而演员一出场，一念台词，也使他感到欣喜惊异，他们竟然把《原野》的台 词都改为四川方言了。虽然演员的演技不够老练圆熟，但是，那富有强烈节奏感的方言和朴 素的动作，令人感到分外亲切。 这次演出是中共江安县委经过认真讨论并作了充分准备的。扮演仇虎的席明真和扮演金 子的演员雷兰都是地下党员，同时，也都是曹禺戏剧的崇拜者。他们通过演出，把他们的心 意，把江安县委和人民的热忱献给远道而来的剧校师生，自然，也献给曹禺。当时，曹禺并 不了解内中情形，但他看演出时的心情是十分激动的。在这个小城里能找到他的知音，他的 心和这小城贴近了。演出结束，他向演员表示道谢，他说，这样的演出太好了，像这样的汽 灯，用树枝来作布景，是很适合小城镇演出的。他高度赞扬了戏剧协社的创造性。 曹禺的家就安置在中共江安县委代理书记张安国的家里。郑秀还留在重庆，他们的大女 儿万黛出生不久，不便同曹禺同来江安。 mpanel(1); 薨庐，是一个四合院，有一个天井，门外还有些树木，环境清幽。为了使曹禺更好地写 作，好客的主人特意把大门楼上的一间阳光充足，但很清静的房间腾出来，楼上还有一间大 厅。郑秀来了，住在楼下。 薨庐的主人，张薨赓老先生是江安的一位名士，清朝末年的中学生，参加过辛亥革命， 参加过中华革命党、同盟会，曾在杨森部下当过团长、旅长。他和朱德早年相识，朱德任护 国军混成旅长，曾在泸州、江安一带驻防。而张薨赓正在杨森部下任少校副团长。大革命时 期，他当过杨森２０军的党代表。后来，回到家乡，被选为江安县参议会的议长。这位老先 生对曹禺十分尊重，把家里的好房子让给曹禺住，帮助曹禺找佣人，每逢年节总是把曹禺请 到家里吃饭，有什么好吃的也送给曹禺。曹禺在江安的日子，一直得到张薨赓和他的儿子安 国的照顾。张安国是这样回忆的：万先生来江安时，我当时是中共江安县委代理书记。把万 先生安排到我家来住，也是想照顾好他。他写作的地点，是特意给他安排的。在我家靠近大 门楼一间清静、阳光也好的房间，他在这里写了《蜕变》、《北京人》。万先生和我的父亲 处得很好，两家住在一起几年，感情很深。我的儿子张邦炜，就是万先生给起的名字。我记 得万先生临走时，还把万黛要的一个鼓儿灯留给邦炜。我父亲很尊重万先生，逢年过节常在 一起聚会。那是一段很令人怀念的岁月。① 刚到江安，在大城市住久了的人，自然生活上不大习惯，可是师生们的情绪比较高昂， 组织宣传，开办训练班，搞得十分活跃。据张安国说：“在这期间，办过戏剧短训班，曹禺 亲自任课，举行了开学和结业典礼，我也去参加过，还讲了话。学员有些是地下党员，我的 爱人曹继照，还有雷兰、曹永蕾（继照的妹妹，地下党员）、王德勋（也是党员）都参加了 这个训练班。县委特地派他们去学习，受过训练就下乡搞巡*'演出。万先生上课给大家留下 深刻印象，像雷兰就考上剧校了，他们不少人都是慕曹禺的名去参加学习的。”但是，未过 多久，师生的情绪就低落下来，剧校里有少数人打牌酗酒、做生意，每当曹禺到教务处上 班，就碰到这种令人困扰的现象，他内心里很愤懑。 江安是太闭塞了，远离了大城市，远离了文艺界，成天生活在这狭小的天地之中，未免 使有些人感到气闷异常。但是，曹禺却在想着他的心事。早在重庆，他就酝酿着新的创作， 他要写一部抗战的戏。如今，这里环境尽管发生着种种腐败苟且的事情，却更刺激着他去 写。一出戏，在他的酝酿中逐渐成熟了。他要写一个从南京迁到后方的一个小县城的省立医 院的故事。 战争的灾难并没有磨去他锋利的锐敏感，也没有消却他的热情血性，他那种对现实的愤 懑和对未来充满幻想的浪漫情愫，依然像过去一样。他有时未免有些天真，他写《蜕变》， 既对国统区的现实表示深恶痛绝，同时，又渴望着它“蜕变”。不仅是这样，他真盼着在战 争的烈火中爆出一个新的中国。关于《蜕变》的材料，他曾这样对我说过：我写《蜕变》的 材料，主要是在长沙调查得来的。那时，我曾调查了几个伤兵医院，其腐败的内幕是听人介 绍的，报纸上也作过揭露。丁大夫的材料，是那时就看到过关于白求恩的报道，在长沙报纸 上曾介绍过白求恩，而且像丁大夫这样的爱国的知识分子，我见过很多。至于医院那种腐败 的情形，在江安看得太多了。剧校里就有。有些事情如楼上打牌楼下办公，我就见过。我当 教务主任，但是办公人员中就有二陈（指ＣＣ派的头目陈立夫、陈果夫）的人，做国难生意 的人也有。①在另一次谈话中，他谈到丁大夫的创造。 我写丁大夫的形象，又从丹尼身上取了不少东西。佐临和丹尼夫妇，他们都出身于很阔 气的家庭，在上海，他们住在颇讲究的花园洋房里，条件十分优裕，但是他们在抗战爆发 后，毅然离开上海到大后方，宁可住在潮湿的地下室里。当时，丹尼那种爱国热忱，至今仍 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①从天津逃出，辗转武汉、长沙，又从长沙到重庆，到江安，在 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既看到像徐特立那样令人敬佩的共产党人，也看到了在抗战的大变 动中的“动摇分子，腐朽人物”。他既为抗战这伟大事业感奋着，激励着，同时，也被那些 反动腐败的现实所煎熬着，气闷着。他希望在这抗日的大变动中产生一种“蜕变”，像生物 界的昆虫一样“在生长过程中需要硬狠狠地把昔日老腐的躯壳蜕掉，然后新嫩的生命才逐渐 长成”。“只有忍痛蜕掉那一层层腐旧的躯壳，新的愉快的生命才能降生”。他渴望着“新 的力量、新的生命由艰苦的斗争酝酿着、孕育着，欣欣然发出来美丽的嫩芽”。他希望写出 “在我们民族在抗战中一种‘蜕’旧‘变’新的气象”。②江南的雨季是令人厌烦的。连绵 的阴雨，墙纸都发了霉，木器家具上都是潮腻腻的。曹禺的胃病犯得很重，有时疼得难以忍 受，他用手按住胃部，仍伏在案上写作。一边写，一面油印，一面排练：曹禺在写，张骏祥 就组织师生排演。一旦他投入写作，他就又什么都置诸脑后了，间或休息一下，透过窗子望 去，溟溟镑镑的天空斜吹着清冷的细雨，凄厉的风声过后，树枝瑟瑟发抖，一串雨滴急速地 流下来，他的胃疼得更加厉害了。 为了减轻病疼，他就躺在藤椅上写。他的一个学生季紫剑专为他做了一个可倚在躺椅上 写字的写字台。他怕耽误排演的进度，就干脆把季紫剑同学请来，同他住在一个屋里。他一 面口授，季紫剑一边记录整理，一面便刻写油印。写《蜕变》真像是一场战斗。张骏祥以他 那善于科学组织的才能拼着劲地工作着。曹禺写完了，他也排完了。在这期间，他和张骏祥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张骏祥这样回忆到：“在清华时，我比家宝高两个年级。我到美国留学之前，曾到南 京，余上沅就要我写信给曹禺，请他到南京剧校来，他来了。我们真正熟悉起来，是我从美 国回来，在江安这一段。那时，几乎整天呆在他的家里。我刚从国外回来对国内的政治形 势、文艺界情况不了解，都是他给我介绍的。哪个进步，哪些人是国民党，都是从他那里知 道的。当然，更多的是谈戏剧，我回国后排的第一个戏《蜕变》，就是他赶写出来的。”① 《蜕变》同他过去写的几部戏有所不同。他的《雷雨》、《日出》和《原野》都是悲 剧，而《蜕变》则不是悲剧。在人物塑造上，过去的几部戏里有他同情的人物和鞭笞的人 物，但却没有他歌颂的英雄人物，而《蜕变》可以说有他倾力歌颂的英雄形象。故事发生在 一个小县城内撤退到后方的省立医院里。从第一幕开始，作家展现的是这所医院的腐败而杂 乱的景象，从院长起，就不把救死扶伤作为己任，而是同当地士绅鬼混，打牌酗酒，互相勾 结做“国难生意”。院长秦仲宣用人办事全凭他的喜怒，奉迎拍马的便得信任，否则，就只 能混吃等死。谁要认真负责，反而遭到申斥。因此，这座医院像一架上锈的老钟，公事无法 推动，坏人为非作歹，好人情绪消沉。因循懈怠，苟且偷安。“抗战只半年，在这个小小的 病院里，历来行政机构的弱点，俱一一暴露出来，迫切等待政府毫不姑息地予以严厉的鞭 策、纠正和改进”。就在这时，上级派来一位“贤明官吏”、视察专员梁公仰。他是“奉了 中央命令，要把这个医院重新改组。公务员们负责的，继续工作；不负责的，或者查办，或 者革职”。他暗地查访了三天，发现了医院的弊端。他把官僚院长秦仲宣赶跑了，把胡作非 为的庶务主任马登科下了狱，来了个彻底改革。不到三年的时间，使它成为一所规模宏大的 伤兵医院。“今日的干部大半是富有青年气质的人们，感谢贤明的新官吏如梁公仰先生者， 在这一部分的公务员的心里，已逐渐培植出一个勇敢的新的负责观念”。如爱国的丁大夫， 本来不满这里的腐败而执意离去的，而在梁公仰的感召下坚定地留下来，忘我地为抢救伤员 而工作。她既是一个忘我献身的医生，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这是一部揭露腐朽，催促新 生，鼓舞人们抗战的戏。《蜕变》的遭遇，是曹禺所未能料到的。他满以为写一部鼓舞抗战 的剧本，公开上演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蜕变》的演出却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百般刁 难。 由曹禺、张骏祥带着剧组到重庆去演出。真像是一次庄严的出征。 几只小木船载着剧组顺川江而下，在波涛汹涌的大江上，小船时而为波浪掀起，时而跌 下。船夫们小心地驾驶着，绕过险滩，避开礁石。弄不好，便会船毁人亡。就是在这样风波 险恶的航行中，他们还抓紧排练，挤在小小的船舱里对台词。夜晚船停靠在码头上，他们还 躺在船板上体验着各自角色的心理和动作。整个剧组热情高涨极了。 但是，一到重庆却遭到冷遇。从很远的地方来到重庆演抗战戏，可当局连演员住处都不 给安排，只能住在歇业的澡堂里，又只能睡地铺。吃、住、排演场分散在三个地方，每天来 回奔跑。一边排练，一边联系演出剧院，一边赶作布景。好不容易把戏院租定了，海报也贴 出去了，国民党当局却提出要审查。张骏祥回忆说：“《蜕变》公演，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 委员会不许演出，戏票已经卖出去了，余上沅奔走，还是要审查。提出十几个地方要修改， 曹禺不干。最后由余上沅改了几个地方，才勉强让演出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此后大显淫 威，就是由《蜕变》开始的。”①参加审查的，除了潘公展，还有张道藩。那些检查官老爷 们，像狗一样拚命嗅着，他们提出要修改的地方，一是质问为什么剧中的后方医院要写成是 “省立”的，这样写是不是要影响政府；二是为什么院长的小老婆要叫“伪组织”，当时汪 精卫已投靠日本，在南京组织起伪中央政府，蒋介石和汪精卫暗中勾结，检查官老爷以为这 是影射蒋汪勾结；三是为什么丁大夫的儿子丁昌要唱《游击队之歌》；四是最后一幕丁大夫 在欢送抗日伤兵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