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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莫斯科到广州(1) 担任着第四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区委委员、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 任、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等重要领导职务的李立三,同时又被 中央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准备前往莫斯科去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执 委扩大会议和赤色职工国际会议。 1925年10月下旬,李立三、李一纯夫妇与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在翻译沈泽民 陪同下,乘轮船经海参崴前往莫斯科。 会议召开之前,即1926年2 月5 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专门接见了李立三、蔡和 森等中共代表团,与之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会议于2 月17日至3 月15日举行。这 次会议非常重视中国问题,其中包括“五卅”后开始的阶级对抗。李立三受邀在会 上作了专题发言,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五卅运动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 详细情况,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援助中国革命。李立三的发言在会上引 起强烈反响。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工人在上海 和香港的政治罢工,已成为中国人民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解放斗争的转折点。中国 群众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进一步加速了封建军阀的衰败、分化和崩溃的过程。” 在对未来形势的估计时,《决议》说,中国革命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 革命道路,另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这两种趋向现在正为争夺革命运动的领导 权而进行斗争。革命的前途取决于哪种趋向占上风,它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也可能 是非资产阶级的。会议结束后几天,就发生了“三二○”中山舰事件,从一个侧面 表明这次会议的估价和推测总体上是正确的。 此时,李立三还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会议。共产国际原 准备派李立三到西方某个国家去搞工人运动,为中国驻某个国家的分局,以逃避中 国国内反动派对他的追捕,但李立三婉言谢绝了共产国际为他做出的善意安排,仍 主动要求回国参加革命斗争。 就是在莫斯科期间,李立三夫妇和蔡和森夫妇,这两对同是“革命伴侣”的婚 姻关系不约而同双双发生了裂变,李立三只得只身乘轮船于1926年4 月回到广州, 蔡和森则以中共代表的身份留在共产国际工作,向警予、李一纯进入莫斯科东方大 学学习。后来的情况是,蔡和森最终与李一纯在莫斯科结婚,并于1927年 3月与共 产国际代表罗易以及谭平山等取道广州、长沙,抵达武汉。而向警予也于1927年初 回国,1928年3 月20日在武汉被叛徒宋岳林指认后被捕,当年 5月1 日,向警予被 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在武昌昙华林。 李立三回到广州后,参加了第三次全国劳大的筹备工作。 此时,广州处于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原准备把第三次全国 劳动大会与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一起召开。目的是为了贯彻中共中央1926年 2 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精神,深入发展工农运动,以准备和支持广东国民革 命政府的北伐战争,使北伐战争建立在工农联合的基础上,争取国民革命在全国范 围内的胜利。但由于没有能够把北方各省的农民代表集中来广州,故取消了全国第 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改为召开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与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 联合召开。 这次会议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到会代表502 人,代表有组织的 可以统计的400 多个工会组织的124 万人,有英、俄、法、德、美、日等国家的工 会组织代表参加。会议的目的是总结五卅运动以来的工运经验,进一步组织领导全 国工人阶级迎接北伐战争开始后全国革命的新局面。 由于李立三刚从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会议归来,加上他领导安源罢工和五 卅运动所形成的威望,理所当然地成为大会领导成员之一。在4 月30日上午的预备 会上,他与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陶作然、许世光、郭笔俊、肖贰敏、袁福青、 郑绍山、王亚章、张春奇、冯敬、卢星三、叶章等14人被选为大会主席团。 mpanel(1); 会议于5 月1 日在广州市国民党中央大礼堂开幕。 5 月3 日上午9 时,李立三以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代表、上海总工会委员长 的身份在大会上报告了“世界工会运动状况”。 5 月4 日下午,李立三以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代表、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身 份,又在大会上作了“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经过”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特别指出帝国主义、军阀、土豪破坏工人组织工会之阴谋,其手段 主要有:①凡各工厂与某一种职业当中,限令工人仅可组织一个工会,而且不能联 络其他工会,而妨碍工人势力集中;②资本家教给工人以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使 各地工人不相联络,而相互打击;③利用工程工钱多少以识别工人,若工程工钱多 者则收置之,少者则压迫之;④愚弄工人,以信教不同之分,使各自组织各教之工 会,以分散工人联合势力;⑤资本家时令其走狗职员混入工人组织中,以弄乱之, 若其中有奋斗工人分子,则开除之。因此,李立三指出,今日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压 迫,内受军阀摧残,非我们工农大联合不能完成中国国民革命。我们农工是国民革 命的最革命的分子,我们今后应负起责任起来,才可得我们农工永久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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