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书签
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 唐宝林・著 几句闲话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辛亥 革命、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历史上,他都留下了巨大的足迹,被称为“思想 界的明星”、“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慧星”。   20年代后期,由于主观与客观各种复杂的原因,陈独秀犯了错误;不久,他 又转向托派,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   从此,这颗“明星”就暗淡下去了。但是,虽然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发展到了不 可调和的地步,而被开除出党,然而他与党的争论,仍是革命阵营内部在反对帝国 主义侵略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路线和方法上的分歧,而且,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和若干思想,如“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在中国革命中反对把“拥护苏 联”当作最高原则;落后的中国应注重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人类社会最终将通过和 平和民主(而不是通过暴力)过渡到共产主义等,仍为史学界认真地议论着,而且 议论得越来越深入。   本书时限,从陈独秀在1927年“八七”会议后正式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 起,到1942年逝世止,可称为陈独秀的后半生。在这个时期中,陈独秀的思想 和活动错综复杂,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与国民党以及民主 党派等各种政治势力的关系,都发生了与他前半生不同的变化。自然,他与托派的 关系最深,但是,除了一致以外,二者又有许多矛盾和斗争。所有这些,都是陈独 秀后期历史上的重大课题,几十年来,吸引着不少中外史学工作者,进行研究和评 论,对有些问题的争论还相当激烈,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笔者几年来参加了陈独秀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写了几篇习作, 与林茂生协作编著了《陈独秀年谱》,还与京、沪、皖、徐等地学者一起合作编辑 了《陈独秀研究资料》;本书是这些研究成果的一个小结,对以前发表的论著中的 错误和不足之处,凡发现的,作了纠正和补充。   本书在收集资料和撰写的过程中,得到了李新、史洛明、陈铁健、张永通、刘 传学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彷徨与思索瑕瑜共有的意见取消主义的开端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   是喜玛拉雅山的山鬼狂啸;美满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沛如涛;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鸣,血泪滔滔。那畜辈的良心早泯,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我们要 恢复固有的幸福, mpanel(1);   呀,但有我们自己的觉醒。   ……   这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陈独秀编辑《革命文学史》一书时,在卷首写 的一首《献诗》。诗中表现了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罪行的满腔 悲愤之情,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正式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   9月10日,他和秘书黄文容(又名黄?然)以及汪原放、陈啸青化装后秘密 登船,前往上海。到沪后,住在江西北路福生里(今罗浮路)酱园弄一幢三层楼的 房子里①,过起了漫长的地下生活。   9月下旬,中共中央也迁到上海。瞿秋白同志亲自去看望他,并调黄文容到中 央宣传部工作,协助郑超麟出版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当时,陈独 秀虽犯有严重的错误,并一再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决定(指赴苏讨论中国革 命问题),中共中央对他还是尊重的,“并没有把他当敌人看待。中央并没有给他 处分,他的待遇还是同往常一样”②。   而其他有些中央领导同志,因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失败,先后受到各种 各样的处分。   尽管如此,陈独秀这时的表现,还是比较消极的:一方①   ②《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访问李维汉同志谈话记录》,《党史研究》19 80年第4期。   汪原放:《陈独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刘建整理),《中国社会科学》19 80年第5期;郑超麟致笔者的信(1980年10月8日)。汪原放是陈独秀好 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的侄子。陈啸青是党在武汉开办的一个纸行(党的地下机 关)的经理。大革命失败时,陈独秀和秘书就隐蔽在纸行的楼上。   面,对于大革命的失败,他因自责而陷于深深的苦闷之中,如他自己所说: “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 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①另一 方面,他拒绝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要他去苏联“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布尔 塞维克》出版时,瞿秋白叫他写文章,他只写些“寸铁”一类的短文,署名“撒翁”, 可见他的情绪。   他整天埋头于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和音韵学问题。   这是他个人学问爱好所在。当时有人到他家去,寒暄几句后,他就把这个问题 提出来:遇见湖北人时,他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样读;遇见广东人时,又问那几个 字广东音怎样读,等等。对于他进行这项文字研究工作有种种议论:有人认为他像 《汉书》中的曹参为相一般,人家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曹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 议者之口。陈独秀也是故意以文字学的研究来回避政治问题,并掩盖他在党的路线 政策问题上与中央的分歧。因此,不少人果真以为他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②   有人还认为他像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家那样,在政治上受挫或失意 之后,到纯学术的领域中去寻找精神寄托。历史上的这类人物,有的还在学术上取 得辉煌的成就,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陈独秀在文字学研究领①   ②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柯柏年谈话记录》(1980年 6月29日,唐宝林整理)。   陈独秀:《答国际的信》(1930年2月27日),《无产者》第2期。   域中,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因为不管人们对他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动机作何 种猜测,谁也不否认,他对这项工作的确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并且一年以后,即1 929年3月,终于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稿。此稿分五部分:(一)自序 及说明;(二)北京话;(三)汉口话;(四)上海话;(五)广州话。陈独秀还 请邓颖超校核北京话,项英校核汉口话,沈雁冰和陆缀文校核上海话,杨殷和罗绮 园校核广州话①。   陈独秀为什么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他在《自序》中说,用现在的文字― ―衍音的象形字,“不能够使多数人识字写字”,“加造新字很不自由”;还由于 中国文字长期以来被官僚文人用来作八股文,“所以一用现在的文字,代表现在的 语言,叙述现在的生活,便自然感觉到中国的文字已经破产了”。“文字只是代表 语言的符号,中国许多语言只能说出,不能写出,它不成了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国家!” 他还指出,现在有许多人努力平民识字运动,但所谓平民千字课丝毫不曾注意平民 日常生活之所需,所以其中平民日常所必需的字,百分之九十都没有,“教他们识 了这些字又有什么用处!”   当时我国文字改革运动的阻力很大,只做了一些注音字母的工作。但陈独秀认 为当时的注音字母还不如日本的假名便当。他指出:“注音字母不能通行,自然原 因很多,而其自身缺点太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制造注音字母的人们,既 然没有把它做成拼音文字的决心,而又要用拼音文字①何之瑜:《独秀丛著总目》 附注。转引陈独秀:《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1949年8月商务印书馆 清样搞。该稿在上海解放后没有出版。   的方法,方法太简陋,不成其为拼音文字,所以弄得不三不四,自然没有人肯 用了。”为此,陈独秀决心率先向旧的传统宣战,为后继者扫除前进的障碍。他说: “有人讥笑制造拼音文字的人,是想做仓颉第二,其实想做仓颉第二并不是什么可 以被人讥笑的事;中国文字当然不是什么仓颉一人所造,是从远古一直到现在无数 仓颉造成的,今后需要许多仓颉来制造新的文字。”   他表示自己“贸然做这本书,……十分冒险,所以希望许多有志做仓颉的人们, 加以讨论,纠正,并且有实际的运动,使最近的将来,中国真有一种拼音文字出现”。   在《说明》中,陈独秀讲了为什么不用当时流行的国语,而用四种地方话做标 准语,主要是他认为当时中国还不曾达到国语成立时期,“现在的所谓国语,或所 谓的普通话,人为的性质太过份,离开实际语言太远了,它不能够叫做国语”;一 种国语必须有一个地方语做标准,现在真正国语未成立以前,应该以有最大影响的 地方语作标准语来过渡。于是他采用了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四个地方语。他说: “这四个地方都是中国产业中心或政治中心的最大都市;这四个地方语,确能代表 全中国大多数人的实际语言,并且它们都有相当的文学作品。”   《草案》内拟定的单声母和单韵母共43个,采用的字母形体“大致是比较最 完备的国际音标,但也有小小增改的地方”。尤其是因为“中国结合声母的语音特 别发达,国际音标不尽适用”,于是,陈独秀依据音理参照国际音标及各国字母, 创造了九个结合声母及三个单声母①。   此稿完成后售给商务印书馆,该馆主持人与国民党当局关系甚深。陈独秀当时 是国民党通缉的“共党首领”,该书自然不可能出版。但陈独秀毕竟非一般作者, 于是张菊生、王云五、胡适之,傅孟真、赵元任等共捐赠稿费千元,使陈独秀得以 维持了一段贫困的生活②。   其实,陈独秀的消极是表面现象,他的内心却奔涌着革命再起的怒涛,如他在 《革命文学史》一书卷尾写的《致读者》一诗中呐喊的那样:   快放下你们的葡萄酒杯,莫再如此的在昏迷沉饮;   烈火已将烧到你们的脚边,你们怎不起来自卫生命?呀,趁你们的声音未破, 快起来把同伴们唱醒;趁你们的热血未干,   快起来和你们的仇敌拚命!在这恶魔残杀的世界,   本没生趣之意义与价值可寻;只有向自己的仇敌挑战,   就是死呀,死后也得安心。①   ②何之瑜:《独秀丛著总目》附注。《何之瑜致胡适的信》(1948年1月 7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306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陈独秀:《中国拼音文字草案》,手稿。苏维埃的列宁永生,孙中山的精灵不 冥;热血未干的朋友们呀,   莫忘了你们尊贵的使命!   因此,他一直密切注视着政治局势的发展,认真阅读党的文件,紧张地思索革 命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将自己的意见经常写信给中共中央。   那么,他的意见是什么呢?   首先,他不同意“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主张 在敌人的疯狂屠杀面前,实行完全退却和防御的策略;“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 要动,也“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尤其 “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①。   陈独秀之所以持此意见,是基于他对大革命失败及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 认识。陈独秀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时,曾写信给中共中央,说“国民党 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像你们所估量的那样 高昂”②。他不同意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认为大①   ②《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11月11日)。《关于中国革命 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 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11月11日)和《中共中央常委给 陈独秀的复信(1927年12月9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另参见蔡 和森:《论陈独秀主义》,《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5期。   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形势”①的观点。他还 说服一些人同意他自己的意见。有一天,王若飞到他家拜访。陈便向王谈了大革命 失败后革命形势“向下落”的看法。王开始不赞同陈的看法,认为革命是“向上涨 的”,于是争了起来。陈问王:“这几天上海的外国兵大部分撤退回国,你以为中 国革命还在高涨时候,帝国主义肯把军队撤退么?”这么一问,使王若飞恍然大悟 起来,回去起草了一个“江苏省委决议案”的文件,批评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央“左” 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这个议决案未及省委通过,王即赴苏参加“六大”,但它被莫 斯科中山大学译成俄文,当作中国问题材料散发)。②   但是,陈独秀生活在上海,只能根据他视野所及的一些现象和国民党报纸的报 道,来判断革命形势,看到的主要是革命力量和各地武装暴动在城市中的失败,因 此,不免流于肤浅和片面。当时,毛泽东也认为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但是由于他斗 争在第一线,因此他对这个问题就看得更加真切,更加深刻。他说:“现在全国是 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 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 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我们深深感觉寂寞, 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①   ②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王若飞当时是江苏省委常委。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1927年11月8日),《中共党 史教学参考资料》(一)。   生活的终了。”①更重要的是,在领导秋收起义和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 争实践中,毛泽东不仅看到了革命的低潮形势,而且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希望和可能。由此可见,陈 独秀的“低潮观”与毛泽东的“低潮观”,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前者得出了革命应该全面退却的取消主义结论,后者则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 平衡造成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张把城市的防御与农村的进攻结合起 来,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其次,在某些问题上,陈独秀还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   例如,他在1927年11月11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此时“所有政治的 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的政纲”,表示怀疑,认为与“国际屡 次决议案”所说的“民族革命”不同,“现在的革命性质及吾党政纲急须确定,应 迅速由中国党起草送国际批准。”12月13日,即广州起义时,他给中共中央的 信,对广州起义采用“‘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这些口号”, 表示“我殊不以为然”,其理由是“苏俄政制精义是无产阶级独裁,离此,则苏维 埃并无特殊意义”。这些意见表明,他当时仍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他 甚至赞成举行广州起义:“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这是毫无疑义的。” 并积极地建议:“在广州的非战斗员悉数遣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 动,此事一刻也不能延搁……不如此,则不独广州孤立不能①《井冈山的斗争》,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9、76、77页。   持久,并且广州一旦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 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   ……即谭平山①如以国民党地位或另组他党而能从事土地革命工作,我也不可 以加以排斥。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这些意见,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 可是,以后陈独秀在转向托派、反对“六大”路线时,却背弃了他的这些正确主张。   当时,中共中央在给陈独秀的回信中,否定了陈的错误主张,坚持了“八七” 会议制定的武装斗争的方针,指出:   “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以引导到政治暴动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唯一的方针。” “农民群众在现在阶段,已经分不开经济与政治的。所以以‘四不’口号(不交租、 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发动农民群众是非常之对,非常之必要;然而由此便必 须走到暴动,……接下去立刻就是政权问题。”“只准备做经济斗争,而不要指出 政权的目标,这就不对了。”“如今经济上改良的可能非常之少……非工农自己取 得政权是不可能得着改良的。”②但是,此时的中共中央也有许多错误的认识和政 策,包括陈独秀信中提出的那些问题,以至这些错误的认识和政策发展成“左”倾 盲动主义,并一度统治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   在给人以醉心于文字学研究印象的同时,陈独秀把上述①   ②《中共中央常委给陈独秀的复信》(1927年12月9日)。   当时因领导南昌起义失败,被开除党籍,然后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 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的活动。   这些意见不断写信贡献给中共中央。但是,他的错误意见,当然不被接受;正 确的部分,则由于中共中央正在盲动主义错误统治时期,也未被采纳。   在此期间,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时常来看望他。 乔年同情父亲的遭遇,也赞同父亲的某些意见。但他对父亲与党中央之间的矛盾, 很感为难。有一次乔年劝告陈独秀不要再给党中央写信了,因为中央里有些人把他 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①。于是,陈独秀听了乔年的话,在较长一段时间里, 不再给党中央写信,直到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时,他才按捺不住,又动起笔 来写信给党中央。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止 过。   “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领导”拒绝参加“六大”担负的历史使命,而陈独秀又 是大革命时期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央路线也提出过重要意见, 所以被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列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可是这次与“八七”会议相反。 那时他人在武汉,本可以参加会议而未被邀请。这次特邀他参加,他却坚决拒绝了。   党中央为了争取他赴苏参加“六大”,做了许多工作。除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 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亲自邀请外,还①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 的信》(1929年8月5日)。   通过与他关系亲近的人劝说他,如王若飞、郑超麟、黄文容等,但都没有做通 他的工作。为什么陈独秀如此坚决地拒绝邀请?是否像王若飞为他担心的那样,怕 苏联“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 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原故来打击他”?这种担心对陈独秀来说,也不是不可能 有的,但其主要的原因:第一,是他日益滋长起来的对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不满 情绪。他认为中共中央是在排挤他和谭平山两个老人①;尤其在大革命失败的错误 和责任问题上,他不满意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把他当替罪羊,作为右倾投降主义的 代表来批判,甚至出现“某些超过事实的指摘”。他承认,他没有这种“万方有罪 在予一人”的雅量②。   第二,他自己解释不赴苏的原因时,很强调“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他曾提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并认为大革命失败的错误主要责任 在国际身上;而国际之所以错误,在于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曾反问当时劝 他赴苏的人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 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③所以,不管共产 国际和中共中央如何决定,叫他去苏联①②③黄?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 史情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黄?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7 9年第1辑。   学习也好,研究中国问题也好,参加“六大”也好,他都一概拒绝。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有人称他是“怪杰”。他 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顽强的个性,常常能提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见解(自然,也有些 是奇谈怪论)。   “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在当时,提出这个想法,无疑是大胆而深 刻的。因为,当时党内几乎没有人怀疑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也不敢怀疑。 而恰恰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 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 革命几乎陷于绝境”①。可惜的是,陈独秀不是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思想纵 然经常能迸发出闪光的火花,却提不出正确而完整的理论和路线,同时又不承认后 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开辟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所以,他自己一直未能实行“中 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的愿望。   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隆重举行。这次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 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大会在批判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时,不仅批评了陈独秀,还批评了国际代表鲍罗廷、 魏经斯基、罗易等。共产国际虽然未作自我批评,但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 体会议一致通过)。   也认可了中国方面对其所派代表的批评,并在组织上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从此 改变了由外国人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体制,而改为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设立 常驻机构――中共代表团,以此来指导国内共产党的工作。   大会就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应负怎样的责任,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王若飞对陈 独秀的错误比较注意实事求是,他曾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反 对不让陈独秀参加那次会议;在“六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甚至提名陈独秀当候 选人。①由于他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工作和斗争,瞿秋白在《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 中说:“是否责任由他(注:指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 一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 是他要负责的。……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 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现在只能说他个人做了 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②不仅如此,“六大”通过的《政 治决议案》在写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大革命时期的机会主义是发生在“党的领导机 关”、“中央委员会”,甚至没有采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   应该说,这个“结论”和“决议”,对于陈独秀来说,是比较公道的。而且, “六大”制定的路线,与他1927年11月①②“六大”记录。   李培之:《飞度关山的人――回忆王若飞同志》(李小丁整理)《人民日报》, 1982年1月8日。   致中央的信中的基本思想也是吻合的。所以,当王若飞从莫斯科写信告诉他 “六大”的情况,劝他不再消极,站在“六大”路线上重新工作时,他比较平静。 后来他还承认:“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 和对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①所以,当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鼓动他起来 反对“六大”选出来的党中央时,他就明确表示拒绝。因此,“六大”以后他对于 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对立情绪,不说是完全消除,也理应有所缓和。在拒绝参加 “六大”时,他曾表示再不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 可如往常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对共产国际和中 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②。“六大”以后,他本来是应该履行诺言,继续跟着党前 进的。当时的党中央也是这样认为的。“六大”期间,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 曾担心陈的对立情绪,会导致他另行办报和另行组党,进行反对派的活动。中共领 导人还为他辩解说:没有可能③。然而,陈独秀毕竟在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和责任问 题上背的包袱太沉,又对自己取消主义的意见太自负,所以经不起托洛茨基主义这 一外来因素的刺激,他终于动摇了。他的历史也就发生了根本性质的转折。①②③ 同②第425、426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366、367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 0年版。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   没有陈独秀的“陈独秀派”托陈取消派的胚胎在叙述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主义结 合之前,先要交待一下存在于陈独秀身边的派别活动,因为它对这个“结合”起了 催化剂的作用,而且以后成为托陈取消派的胚胎。   这种派别活动,发端于大革命失败之后不久。参加这个活动的人,都在大革命 时期到“六大”以前,担任过中共中央或地方党组织的领导职务。例如彭述之先后 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顺直省委书记和北方区委副书记,其妻陈碧兰在中央妇女部工 作,并兼上海区委妇女部书记。尹宽先后任山东地委书记、中央局秘书、江浙区委 书记兼宣传部长、安徽省委书记。何资深做过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及书记(毛泽东之 后)。   郑超麟长期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布尔塞维克》, 还做过中央出版部部长。蔡振德做过湖北省委委员、江苏省委委员。马玉夫做过上 海区委委员兼码头工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刘伯庄任过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局委 员、湖北省委书记、顺直省委“前委”书记。任旭(任曙)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 局委员、湖北省委代理书记。陆沉是安源地委书记、中央农运委员、湖北区委农民 部长、省农协委县长、江西省委书记,等等。   “八七”会议,实际上撤了陈独秀的职。这些人对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在陈 独秀一个人身上不满,于是,就自称“陈独秀派”,进行反对瞿秋白为首的新中央 的活动,企图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权。但是在“六大”以前,由于这些人还担 任着各种领导职务,不少人还在外地,所以,他们的活动比较和缓,比较隐蔽,没 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陈独秀本人不支持这种 活动。据郑超麟说,他们曾争取陈独秀来领导他们的活动,但陈表示“不参加,而 且反对这种活动”;“他是希望秋白、亦农等人,同他一般客观,坦白,大公无私, 可以渐渐接受他的意见,而恢复过去的工作精神”。他甚至“相信莫斯科是真诚革 命的,虽然对于中国问题认识错误,将来在事实证明之下,仍能觉悟而接受他的主 张”①。他自信给中央信中的那些意见是正确的。若从个人品质作风上来衡量他, 从任党的总书记时起,就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把一 切党员都视为他的群众,从不拉拢一部分拥护他的人去打击反对他的人。   “六大”以后,瞿秋白、王若飞、张国焘被留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总书记向 忠发、宣传部长蔡和森等人回国。但不到一个月,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蔡和森,因 “六大”前的工作错误被撤销职务,再加上不少中央委员牺牲、叛变、消极,李立 三就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并任宣传部长,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在这种 混乱的形势下,彭述之等人看不起新的中央领导人,而且他们自己又都在“六大” 前后,先后失去了党内重要职务,于是,他们纷纷聚集到上海,又积极地活动起来。   首先是汪泽楷,他参加“六大”后一回国,就去看望陈①郑超麟:《回忆录》, 1945年手稿。   独秀,报告了“六大”情况,然后鼓动陈与他们一起起来反对中央。但是,陈 独秀断然拒绝:“我不来,我要来时就另外创造一个新党。”   “创造新党”的想法,最初是张国焘提出的。1928年2月至4月,正是 “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时期,张国焘几次拜访陈独秀,建议组织“工农党”,以摆 脱瞿秋白为首的中央领导,摆脱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束缚。据张说,陈对此“大感 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地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同时考虑到种种困难, 提出须慎重。后来因盲动路线结束,中央准备召开“六大”而作罢。陈独秀预料 “第六次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的这种明显的盲动错误”①。“六大”的结果,在 大的方面自然是无可非议的,因此,他暂时没有“创造新党”的念头,更反对为了 恢复自己的领导权,团结一部分亲近的人,在党内进行秘密的小派别活动。李维汉 说他是我党早期犯错误领导人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的确如此。但是,汪泽 楷和郑超麟却认为在党内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是应当的,但另外创立一个新党则是 大逆不道。其实,这恰恰反映了这个没有陈独秀的“陈独秀派”的活动是很不光明 的。郑也承认,我们这时反对中央,“与其说有甚么路线或理论的斗争,宁可说只 有人事的斗争。我们仍未抛弃恢复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幻想。”②所以,周恩 来在分析这帮人与托派结合原因时指出:“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国共合作时代的 动摇分子,①②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65、367页。   有脱离工作的,有坚持地方观念的,有固执自己错误的,这些在组织上并未克 服。他们专以个人的小问题闹无原则的纠纷,而反对派就抓住了这些不满意党的路 线的分子,利用这种无原则的斗争,以进行其反党的活动。”①这个“陈独秀派” 参加的一个重大活动是所谓“江苏省委独立事件”。   省委书记项英的支持下,对抗中央派人加强省委领导的措施,宣布“独立”。 据郑超麟说,这次事件“不是甚么原则的冲突,而是人事的斗争”②。不过为了宣 传他们“独立”行动的“正当”性,以争取党内的同情,他们也寻找了一些借口。   “六大”后,中共中央为了执行“夺取群众”的中心任务,决定全力整顿全国 各重要区域的产业支部,并把江苏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因为江苏有全国最大的产业 区域经济中心――上海,有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南京。中央决定派一个政治局 委员去做江苏省委书记,以扩大省委的力量。江苏省委同意中央视省委力量薄弱的 观点和应该加强的意见,但反对中央派人去当省委书记,也反对中央由别处调人去 加强省委,主张从江苏省内部找干部。中央批评了省委的地域观念后作了妥协,同 意省委的意见③。①②③李立三:《江苏问题与全体党员应有的认识――在各省来 沪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29年1月15日),《党内生活》第5期,192 9年2月19日出版。   郑起麟:《陈独秀与托派》,手稿,1980年8月。   周恩来:《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周恩来选集》 (上卷)第4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接着,中央发现省委在上海邮务工人罢工中工作薄弱,于是决定在即将发动的 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罢工斗争中,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来指导这次罢工。此委员会 由中央、省委、共青团、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共同派人组成,又遭江苏省委反 对,认为这个委员会“妨碍了江苏省委的职权”。这样,中央便派巡视员李维汉视 察了江苏的党组织和工会。李视察后提出两个解决江苏省委的办法:一、以中央兼 省委,撤销省委和上海市委,将省委干部分到区委,再从别处调二、三同志,加强 区委;二、中央不兼省委,而分一部分人组织省委,同样将省委分到各区。但是, 这两个解决办法,中央正在讨论时,江苏省委就表示,无论中央怎样决定,一概不 接受,宣布“独立”,与中央脱离关系,拒绝一切指示,拒绝中央巡视员巡视,并 指示各区委转移,使中央找不到他们;同时,向在沪各省部代表进行宣传,企图联 合反对中央①。因为当时江苏省委的经济有独立的来源,不需依靠中央接济;他们 还能单独与外省党组织通信,有可能联络某几个省委起来响应,壮大声势。   江苏省委制造的借口是:现在的中央被“广东派”及“旧中央派”把持,解决 江苏及各省问题是“抢地盘”;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仍是“盲动主义”,只专注 农民,忽视工人;中央经济不公开,中央委员生活奢华等。   搞宗派活动的人,往往用宗派观念观察别人,观察一切①李立三:《江苏问题 与全体党员应有的认识――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29年1月15 日)。   问题,这是个典型。明明自己要搞“独立王国”,对抗中央,却反咬一口。另 外,当时“盲动主义”或“左”倾错误即使有,也主要表现在留恋城市,轻视农村 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决不是相反――“只专注农民,忽视工人”。所以,中央批评 他们的借口“全是造谣”,是用“派别观念”和“封建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无 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观察中央;攻击中央“盲动主义”,则本身就是“不动”, 是对大革命失败的悲观,动摇①。   江苏省委的这种观点和行动,与“陈独秀派”基本一致。   所以,省委委员中的两名“陈独秀派”分子蔡振德和马玉夫竭力推动这个“独 立”事件的发生,而且在“独立后”,又通过他们,找更多的“陈独秀派”帮助, 特别需要宣传方面的帮助,因为他们“缺乏摇笔杆的人”。于是,李富春亲自到郑 超麟家,请郑出山,答应以后让郑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郑对宣传部长无多兴趣, 但欣赏他们的行动,一口答应帮忙。郑超麟、彭述之、刘伯庄、汪泽楷、蔡振德、 马玉夫等几位主要的“陈独秀派”分子,就聚集到蔡振德家好几天,听蔡讲述“独 立”经过,然后为江苏省委起草了几篇宣言和议决案。   但是,这些文件一篇也未用,据郑超麟说,因为都超过了项英、李富春等人的 政治界限。   这个事件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对省委做了深入细致的说服 教育工作,并召集外省在上海的代表①李立三:《江苏问题与全体党员应有的认识 ――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29年1月15日)。   开了几次会,以全党的名义谴责江苏省委的行动,拥护中央,保证了外省党组 织与中央采取一致的立场。同时,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政治局中,李立三、周恩来 等批评了暗中支持江苏省委行动的项英,项英表示服从中央决定,出来做省委的工 作。最后,江苏省委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放弃“独立”,接受中央关于“改组省 委,加强区委的办法”。①事件失败时,蔡振德和马玉夫不知改悔,宣布退出省委。   但是,整个“陈独秀派”反中央的活动,终于被揭发出来了。   陈独秀对此事件,依然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既不鼓励,也不阻止。   彭述之等人拉拢陈独秀反对中央,进行派别活动,遭到陈的一再拒绝;加之党 在“六大”路线指引下,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这样,“陈独秀派”的活动就很难 搞下去了。然而,与陈独秀一样,这个派别在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以后,也死灰复 燃了,而且与陈独秀相互作用,越走越远,终于不可收拾。   ①李立三:《编完以后》(即《党的生活》第5期“江苏问题专号”编后语)。   二与托洛茨基主义相结合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全面否定共产国际中国托洛茨基 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起源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开始是苏联托派的一部 分,后来成立了独立的秘密组织,苏联托派还派专人与他们联系①。他们始终没有 独立的政治纲领,一切都来自托洛茨基的说教。   托洛茨基的理论就是所谓“不断革命论”。这个理论的基本论点,在他自撰的 《不断革命论》一书中,归纳为14条,或“互相联系的三个思想”:(一)民主 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论。即以“无产阶级专政” 的纲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革 命,混在一起进行,毕其功于一役。他以“小资产阶级在①王文元:《双山回忆录》, 第64、83、84页,香港周记行,1977年出版。   经济上和政治上缺乏独立性及其深刻的内部分化”为理由,轻视甚至否认农民 的革命性,并认为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没有任何革命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也不例外,甚至认为“越到东方的资产阶级越反动”。为此,他提出,无产阶级在 民族民主革命中,不能与资产阶级建立任何形式的联合战线。   (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他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进行愈来愈激烈 的阶级斗争,向一切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进攻,包括贫农及一切小私有者。“这种 斗争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国外引起战争”,从而推动世界革命; 否则,无产阶级政权不能维持长久,将在外部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进攻,内部阶 级敌人的不断叛乱中灭亡。为此,他反对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而应放在国 内国际的阶级斗争上。   (三)一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不断性――“国际革命”论。   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革命”,它“在民族舞台上开始,然后发展到几 个国家的舞台上,最后在世界舞台上完成”。所以“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能比 先进国家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要比它们晚进入社会主义”。他认为俄国落后的 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在十月革命后,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来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 唯一出路是把苏联作为基地,用输出革命的办法,使西方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 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然后互相支援,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   以上这些问题,起先是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争论,1923年以后,是托洛茨 基为首的苏联托派与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争论,在具体事件上,中国革命是这场 争论的焦点之一。   托洛茨基根据自己的理论,竭力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执行的路 线,尤其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政策。其实,据当时访问苏联的蒋介 石说,在国共合作初期,托洛茨基是苏共领导人中最支持这种合作的,对国民党人 非常热情。与斯大林等人比较起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越飞等人, “更加关心国民党和俄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我同托洛茨基谈话比同其他苏联 领导人多。   我发现,在他们所有的人当中,数他最开门见山。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除 了苏军不直接参加之外,苏俄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积极提供武器和 经济援助’。”①但在“三二○”事件以后,托洛茨基一再宣称,从1923年一 开始,他就坚决反对这种合作,后来又几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 际执委会多次讨论陈独秀提出的这个主张时,托洛茨基都予支持,但又都被否决。 在武汉政府时期,托洛茨基又提出了建立苏维埃的主张,如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策略 那样,逐步由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过渡到一个政权,亦被斯大林所否定。大革命 失败之后,托洛茨基乘机发起猛烈进攻,攻击斯大林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的是彻头 彻尾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了中国革命的惨败。   这些争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 席团会议、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一直到联共(布)莫斯科活动分子会议、中山大 学的群众集会上,在党内党外,上层下层,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公开进行。有①蒋中 正:《苏俄在中国》第22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7年版。   时,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甚至面对面争吵。因此在群众中,尤其在莫斯科中山大 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等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并使 他们分裂。一部人拥护托洛茨基的观点,逐渐形成一个派别。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从 苏联托派那儿接受托洛茨基的文件,然后互相传阅。   中国留学生区芳、陈亦谋、梁干乔、陆一渊、史唐等人也参加了红场上的游行。 他们在经过主席台时,与苏联托派一起,当着斯大林的面,突然打开写有“执行列 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字样的旗子,并高呼口号①。苏联两派群众 也发生了火并事件。联共党内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11日,联共中央监察委 员会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红场上发生的严重事件,要求托洛茨基立即停止反党 活动,被托和季(诺维也夫)拒绝。14日,联共中央开除了这两个人的党籍。   翌年1月,托被流放到苏联东南的边疆城市阿拉木图。与此同时,苏联国内开 展了大规模的肃托运动。托派的活动转入地下。史唐、梁干乔等人,也在1927 年底被遣送回国。   经过约一年的酝酿和筹备,他们于1928年12月,在上海陆一渊家中召开 了所谓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为“中国布尔什维克 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简称“总干”),其 成员及分工是:史唐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组织部长;梁干乔、区 芳、陈亦谋负责华南区;宋逢春、肖冰①《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 月18日,唐宝林整理)。   洋、李梅五负责华北区;徐正庵负责江浙区。①他们还在武汉、香港、苏州、 广州、北平和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但是,由于这些人中不少人是团员,党员则 企求继续混在党内,还由于这时忙于建立组织,未及在党内大肆活动,所以他们对 党还没有什么影响。   “六大”以后,共产国际也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斯大 林和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会前,流放在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写了《共 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的文件,要求在大会上讨论,并恢复其党籍。文件第三部分 的标题是《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②,抨击“草案”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只是拥 护已经破产的机会主义”,在基本原则上,仍继续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文章 系统论述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本 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共产国际“六大”,只译了这个文件的第一、第三部分,发 给中国及其他少数几个代表团阅读,规定阅后收回,不准带回国。但是,参加大会 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王文元、刘仁静、赵济等人,是中国留学生中隐蔽下来的托派 分子,他们看到此文件后被深深地打动了。于是,他们就在1928年9月,在留 学生中正式建立托派秘密组织,选①②托洛茨基著、王凡西校译:《中国革命问题》 第171一203页,1947年春苑出版社印行。以下所引《中国革命问题》中 的文章,皆出自该版本。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86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年出版。   出安福(书记)、王文元(宣传)、范金标(组织)、李平、曾猛组成“干事 会”,与俄国托派组织建立联系,为国内托派组织翻译投寄托洛茨基的文章和托派 文件等。到1928年冬天,莫斯科及列宁格勒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据说发 展到了一百四五十人左右①。   中国问题》②,详细论述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策略。此件和上述 《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被中国托派视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 件,它与中共“六大”制订的纲领、路线针锋相对,为中国托派规定了系统的理论、 纲领、路线和策略。   为了传播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宣传托派主张,“总干事会”在19 29年4月,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创办的刊物《我们的话》,也创办了 一个同名油印刊物,作为它的机关报。从此,他们被简称为“我们的话派”。他们 不断地、连篇累牍地把托洛茨基的文章翻译介绍到中国来,造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 次大分裂。   1929年四、五月间,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从归国留学生托派分子 王平一手中,首先见到了一系列托派文件和几期《我们的话》,主要是翻译过来的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王平一回国后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工作, 同时又与“我们的话派”关系密切,把托派文件传入党①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 问题,第203―233页。   《双山回忆录》第83.92.102页。   内。彭述之等人先接触到的是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前,托洛茨基批判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推行国共合作是孟什维克路线、大革命失败后, 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材料;后来,又看到了上述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 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两篇纲领性文件。他们很 快就完全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郑超麟说,他第一次看托的文章的印象,“仿佛有 甚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   接着,他们又介绍给陈独秀看。陈首先被托洛茨基关于大革命问题的论述深深 打动。他惊喜地发现,大革命时期,自己多次提出的先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后来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原来与远在莫斯科的素不相识的托洛茨基主张不谋而 合;而正是因为这种主张被共产国际一再否定,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感 到他原来的主张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他特别注意托洛 茨基把大革命失败完全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那些论断:“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 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①;“苏联布尔什 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 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当反对派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陈独 秀)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进行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时,就说我们是‘诬蔑’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在当时是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无疵 ①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的。”①陈独秀见此恍然大悟道:“当你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将革命失 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 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他极口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 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后来他回顾说,只是由于得到托洛茨基关于 中国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的系统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 主义之真实根源之所在”②。   陈独秀认为,以“阶级联盟”政策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政策, “是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③。“使中共加入国民党,根本已毁坏其 独立性便不能执行其独立政策。中共要执行国际这机会主义政策,则步步投降资产 阶级,毁灭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乃必然的逻辑。”④他以此攻击“六大”对 机会主义的纠正“未曾把这些错误之根由系统的彻底的指摘出来,遂至留下现在的 祸胎”⑤。这时,当初使他勉强接受的“六大”对于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做的结 论,已经远远不能使他满意了。   按照陈独秀的错误逻辑,党的阶级联盟政策是一错百错,党的机会主义路线贯 彻于大革命始终,这是完全不符合大革命的历史事实的。众所周知,正是由于共产 国际的创议和支①②③④⑤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19 29年8月5日)。   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29年12月15日)。   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10日)。   陈独秀:《答国际的信》(1930年2月27日)。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   持,中共决定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各革命阶级反 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从而推动了1925―是历史上空前的。”①党本身的组织 力量,也由“三大”时的只有432个党员的小党,迅速发展到“五大”时拥有5 .79万多党员的大党。这次大革命,在终于失败之前,“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 指导之下,在中国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迅速的发展和伟大 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②而陈独秀攻击“党整个的 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全盘否定国共合作这一统一战线政策曾经取得的伟大成就, 不管他的主观意图如何,不能不使他把大革命的历史看作漆黑一团,一无是处。他 的这个结论,只能给党和人民的光荣历史抹黑,同时也是给他自己过去的革命历史 抹黑。   其次,陈独秀的这一“逻辑”也是不能成立的。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否一 定要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形式,这是一个形式问题,不是不 可以探讨的。但采取“党内合作”这一形式与不能保持党的独立性及领导权,没有 必然的联系。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陈独秀大革命时期多次提出的反对加入国民党的主张,是同他的“二次革命论” 思想相联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①②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6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9页。   下,党把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 ①,更有利于发展工农运动,壮大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力量。这是一条争取 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的关键是要去争取领导权。陈独秀则认为国民党 目前的使命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②;“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 政权”③;“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 发生这类问题。”④显然,在这种“二次革命论”的思想指导下,根本就没有在民 主革命中夺取政权的打算,即使当时国共合作采取“党外联合”的形式,陈独秀同 样是会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大革命又怎能不失败呢?说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 响和作用,应该进行具体分析,既要肯定它的历史功绩,也要研究它的缺点错误。 但是,阶级联盟即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并不是错误,而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 贡献和功绩。至于它在国共合作领导权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 条件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陈独秀。过去检讨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完全归咎 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太着重了个人责任”,是不足取的,而且“六大” 也有所纠正。但身为党的总书记,反①②③④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 《向导》,第172期。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号。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9页。   过来把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说他本人原来是完全正确的,错误都“来自国 际”,是“遵守国际纪律”、“服从国际命令”的结果,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从大革命时期中国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看,从陈独秀与国际派驻中共党内的代 表的关系看,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与国际及其代表执行国共合作政策中的错误有关, 甚至可以说后者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但是也要看到,陈独秀又有自己的“二次革命 论”的思想,再加上他那倔强的个性和他在中国党内崇高的地位和影响,他在执行 国际路线时,不是始终处于违心地绝对服从的境地,往往是认为其正确而自觉地执 行。关于这一点,大革命时期与他关系较深的郑超麟说得比较客观:“在武汉,他 执行的是新路线,是国际路线,是秋白代表的路线,但他并不以为是屈服于别人的 主张,而是认为应当这样做去的,因为北伐毕竟胜利了,革命毕竟因为北伐而更加 深入了,虽然产生了反动的蒋介石力量,但也把我们拥上了政权。”①不仅如此, 在执行国际指示时,无论错误还是正确,陈独秀还往往加以主观的发挥和创造,因 此,成绩,故然打上了他的烙印;错误,他往往走得更远。所以,大革命失败,他 的确负有较其他中国同志更大的责任。对这一点,陈独秀本人没有足够的认识。   ①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接受托派观点视歧路为正途然而,在大革命失败根源问题上,陈独秀倒向托洛 茨基,只是他转向托派的第一步,更严重的是,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理论路 线上的全面转向。   从原来基本拥护“六大”路线,到彻底否定“六大”路线,对于陈独秀这样的 人来说,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陈独秀常到昆明路提篮桥监狱对面一幢房 子里去,那儿住着彭述之和汪泽楷两家人,“陈独秀派”那帮人都聚集在那儿阅读 讨论托派文件。陈独秀就与他们一起学习,但他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就同 尹宽、彭述之、汪泽楷等人辩论。问题如此之多,如此之复杂,陈独秀很难一下子 接受托洛茨基的全部论断,尽管经过尹宽等种种解说,每次辩论完,他还是不能接 受。但是下次来时,他不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洛茨基的 意见)为基础,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一层一层讨论下去,到其余人都百分之百 地赞成托洛茨基观点时,他还有不同意见。最后卡在革命政权性质及下一次革命性 质问题上,他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和下一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的提法。   在这个学习和辩论的过程中,陈独秀不仅口头说,而且有时还写书面意见和文 章给尹宽他们看,大概有七八篇。最后一篇对革命政权和革命性质问题有保留意见 的文章叫《论中国革命性质》。   这样,大约经过三、四个月的思考,到这年秋天,除了在革命性质上有一点保 留外,陈独秀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在8月到10月,他给中央写的关于中 国革命问题的几封信,其观点都来自托洛茨基的文章,特别是那两个纲领性文件, 甚至有些话也是一样的,比如:(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托洛荻基认为,“中国 没有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封建地主阶级”;“中国……是在奴隶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 “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地占优势和直接的统治地位”①。陈独秀说:“封建 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 和资产阶级对立地位……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②陈独秀就由此出发得出了一 系列错误的结论,他轻视反封建的任务,从而轻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反对党的 工作重心逐渐由城市转向农村。当时,以毛泽东、朱德、方志敏、贺龙等代表的共 产党人,利用新军阀的混战形势,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而城市斗 争由于敌强我弱及“左”倾的干扰,不断遭到失败,迫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农 村,而且由被迫变为自觉,终于摸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 命的特殊道路。陈独秀一开始就反对这种转变。   他在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和周恩来辩论关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比重的问 题时,反对“此时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①②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 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以下托的观点,均引自此二文。配城市”的说法。①陈独秀这里的错误是十分明显 的。   首先,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又逐渐沦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经济与殖民地经济相结合,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辛亥 革命,只推翻了一个皇帝,丝毫未触动这个经济基础。1925至1927年的大 革命,随着北伐的胜利,广大农民刚刚起来向封建势力进攻,就被国民党右派的背 叛镇压了下去。这两次革命,陈独秀都是参加的,尤其是大革命,他是主要领导人, 在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亲自参与制订了反对农民土 地革命的纲领,以制裁“过火”行为为名,做了镇压农民运动的帮凶。怎么因此而 失败的大革命,竟成了“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 “封建残余……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呢?这无论在事实或逻辑上,都是说不过去 的。   陈独秀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主要根据是:“自国际资本 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 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②这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码常识,不知资本 主义为何物,竟把商品经济和殖民地经济视为“资本主义”。   是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是①②陈独秀:《关于中 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   从商品分析起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剥削,离不开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讲,凡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商品经济的社会。但是反过来却决不能 说,凡是商品经济的社会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当时的中国就是这样。帝国主义对中 国实行经济侵略,大量倾销工农业产品,而把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必需的原料源源 不断地掠夺走。这是釜底抽薪,从根本上破坏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帝国主义 也在中国搞一点投资,办一些企业,但多是为他们掠夺中国同时也排挤中国民族工 业服务的殖民地经济,如加工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使中国 农村破产,加速了小农经济的瓦解,使广大农民赤贫化。这似乎为资本主义的发展 创造了大量工人后备军的条件。但是,由于中国民族工业的不发达,只有一小部分 破产的农民流落到城市成为工人,而且其中多数进的是帝国主义办的企业;大部分 破产农民都变成贫雇农,承受官僚、军阀、地主、富农、高利贷者越来越重的剥削。 据统计,国民党统治时期,光田赋附加税一项,就超过正税数倍,甚至数十倍。至 于苛捐杂税,更是层出不穷,川各县的田赋,有的竟预征到30年以上。再加上连 年灾荒,广大农民就大批大批地冻死饿死,有的就沦为乞丐,或逼上梁山,成为所 谓“土匪”。地主、官僚乘机兼并土地,但他们并不因此在农村实行资本主义生产, 反而认为把土地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把资金放高利贷更有利,这就更强化了 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南京政府建立,表面上结束了十几年来军阀混战封建割据的 局面,造成了一个“和平统一”的国内市场,这对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有利的。 但是,在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国民党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压迫下,它没有也不可能大 发展,实际上是相对下降不断破产的趋势。比如据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发表的材料, 1928年,向政府注册的新设工厂为250座,资本额为11784万元,19 31年就下降到113座,2769万元。   由此看到,托洛茨基和陈独秀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已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 优势或占统治地位,是多么站不住脚。   (二)关于国民党政权性质:托洛茨基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关”, 并能取得“更有利的与帝国主义的妥协”;陈独秀说:“中国的一九二五――二七 年之革命……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 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 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我们应该肯定的告诉党内党外的群众: 背叛革命后整个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 政权。”①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述经济分析,足以证明国 民党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和工农平民一 样,“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②大革命失 败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度依附了大资产阶级,但是,他们①②《中国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47页。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   只得到了南京政府中几个不起决定作用的部长的职位,为点缀大地主大资产阶 级独裁的政权当花瓶。所以,他们如蔡元培、杨杏佛等,很快就醒悟过来,与宋庆 龄等一起,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有人曾拿“六大”决议案中“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 家政权”的提法,来为陈独秀视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的错误观点辩护。“六 大”的提法当然是一个缺点。但是,它是在肯定“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 的民权主义革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前提之下,为民族资产阶级一 度依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事实所迷惑,而产生的缺点,白璧微瑕,容易克 服,而且很快就克服了。在革命实践中,后来毛泽东又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长期的革命联合战线。而陈独秀在这问题上的错误是根 本性质的,是他整个理论路线的一根主要支柱,由此得出了资产阶级是现在革命主 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对象等一系列结论。并由此出发,中国托派始终疯狂攻击我党与 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所以,他们这个错误是不可克服的。这与党在“六 大”决议案上的缺点,不能相提并论。   (三)关于革命形势与策略:托洛茨基认为:“现在全国并无革命局势。” “革命被搁置到不定的未来了。”“报纸上已经有好几十种消息,证明中国相当的 和平和相当的统一(?!),已经使各种各色的经济生活开始活跃起来,……明显 露出兴盛的征兆。”据此荒诞无稽之谈,这位在中国之外根据主观想象和报纸上的 片面宣传来观察中国局势的托洛茨基开出的药方是:“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提出以 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为基础之全权的立宪会议口号”,这个口号 “与‘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中国民族完全独立’等口号,有密切关 系的。”   陈独秀则说:“过去的革命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还未到来”;目前“资产阶 级政权相当稳定”,“经济相当恢复”。中国的革命高潮“几时到来,却没有人能 够预言”①。在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时期,即反革命的时期,应该“提出总的民主 主义的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 ‘反对国民党军事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等”②。在10月26日,他与彭述 之联名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进一步明确要求把召集国民会议作为现阶段党的中心任 务,“即民众自己起来,为召集代表民众自身利益的国民会议而奋斗,亦即是一个 由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出来的国民会议,以民主的组织运动来 对抗国民党的军事独载,由全国人民代表自己来解决一切国家问题”。   陈独秀从此出发,为中国革命设计的道路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应 该认识并抓住大多数民众尤其是最下层民众对现状不满这一动力,向他们提出他们 所了解所感觉到必要与可能的‘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的口号,指示他们一条政 治的出路。我们对于国民会议本身当然不能有一点幻想;可是这一口号,对于国民 党的军事独裁以及所谓‘党①②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有10 日)。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   治’‘训政’是一个决定的革命口号;在目前反革命的时期中,只有这一口号、 这一运动,才能够调动群众,才能够推动群众向前斗争,才能够动摇统治阶级的威 权。并且,即在国民会议召集的阻碍中,假冒中,流产中,及不能实现我们的要求 中,便有无穷的斗争;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地 位,都是使我们得着广泛的机会教育本阶级的及其他下层阶级的群众,扩大我们的 政治影响;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证明统治阶级无希望,打破群众对它当中任何 派系的幻想,都是证明非群众的革命暴动,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苏 维埃政权,不能消灭军阀战争,不能解决群众要求的实际问题。”①托洛茨基和陈 独秀为中国革命设计的这种通过议会斗争的合法运动,过渡到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 完全是闭门造车自欺欺人之谈。   毛泽东说得好:“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 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 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 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 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②所以,国①②《毛泽东 选集》第507、509页。   陈独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29年10月26日)。   民会议的主张,实际上是取消革命的主张。郑超麟后来写回忆录为他们辩护, 说俄国革命史上的“取消派”是主张“解散”秘密的党,而他们“没有一个人主张 解散秘密的党。因此,国际和中共那种所谓‘取消派’的恶谥完全是诬蔑”①。这 种玩弄名词概念的“教条主义”,实在不值一驳。   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当时给中央的信中,把“国民会议”吹得神乎其神,同时讥 笑中国共产党“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斗争”等口号,是“无政府主义的空 想”,“在实际行动上,等于一根鸡毛抛在空中,落至地下,一声也不响!”②。   然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武装斗争的炮火中诞生的时候,陈独秀及托派奋斗 了20多年的“国民会议”的回响,又在哪里呢!   (四)关于革命性质和任务:托洛茨基声称:“要在中国解决基本的资产阶级 的民主任务,完全要归结于无产阶级专政。以工农民主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乃从事一种反动的企图……”。中国“第三次革命③(不管中国经济比俄国落后得 多,或者更正确些说,正因为这落后得多),将不会有一个‘民主’时期,甚至像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半年的‘民主’时期也不会有(1917年10月――1918 年7月),而将被逼于一开始时就要最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 财①②③托派称中国辛亥革命为第一次革命,1925―1927年的大革命为第 二次革命,未来革命为第三次革命。   陈独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26日)。   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手稿,1980年8月。   产。”对此,中国托派认为下次中国革命将“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转变得比较勉强,并且与中国托派的认识始终有差距,成为 双方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1929年9月,陈独秀在别的问题上都接受托派观点 的时候,还写了一篇题为《论中国革命性质》的文章,结论说:“将来的中国革命,…… 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是二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总和。”①刘 仁静当时看了这篇稿子后批评他转变不彻底,实际仍坚持“民主革命”和“工农民 主专政”。于是陈独秀在10月10日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以“无产阶级贫农专政” 来代替“六大”确定的“工农民主专政”。他甚至鹦鹉学舌地说:“民主专政现在 已成为一种反动口号,成为将来机会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政党联合,阻碍群众革命 运动发展的理论根据。”他在解释自己提出的口号时说:因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及 中农,在革命斗争激进时,都必然动摇,只有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而 也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将来的革命中,只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始终坚决的 站在领导地位,坚决的领导一般的工农劳动者、中小农民以及城市乡村中的成百万 成千万的劳苦饥寒奴隶,以不断的革命斗争,彻底扫荡……一切剥削下层民众的① 《刘仁静致陈独秀的信》(1930年11月22日),《陈独秀复刘仁静的信》 (1930年12月15日),均载《无产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出 版。   陈的这篇文章一直未发表,后来在这两封通信中,提到了这篇文章及其内容。 陈在写复信时,观点又有发展,认为“不必机械地以十月代表社会主义革命,以二 月代表民主革命”,因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十月革命的初期才“彻底完成”,将来 中国革命初期不必“经过二月”。   反革命势力,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统一全国 的政权,才能够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在 他看来,“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口号比托派传统的口号“无产阶级专政”,实质 是一致的。所以,他在这年年底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明确地赞赏 托洛茨基早在1927年4月就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立即退出国民党,建立苏维埃,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举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主张。这样,陈独秀 就由昔日的“二次革命论”,一下子跳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即“一次革命 论”上来了。   其实,这种“一次革命论”,是早已被列宁批臭了的机会主义理论。列宁曾在 好几篇文章中反复指出:“无视目前的革命是民主主义的,即从根本上来说是资产 阶级的革命,那是荒谬的,所以,提出成立革命公社(即无产阶级专政――引者) 这样的口号也是荒谬的。贬低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并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任 务,回避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那是荒谬的和反动的。混淆民主革 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和条件也是荒谬的。因为这两种革命,我们再重复一遍, 无论按其性质来说,无论按参加这两种革命的社会力量的成分来说,都是不同的。” ①不仅如此,托洛茨基和陈独秀,一方面把民主革命混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去进行, 似乎极“左”;另一方面,又说“现在中国并无革命局势”,“革命被搁置到不定 的未来了”,实际上又回到取消当前革命的立①《社会主义与农民》,《列宁全集》 第9卷,第293―294页。   场上来了。这是对他们提出的取消革命的“国民会议”主张的最好的注解。所 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 努力,也是很有害的。”   “‘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①综上所述,陈 独秀接受托派观点后,把原先一些不失为正确的思想抛弃了,而把那些零碎的取消 主义的观点,上升为系统的理论,从而,他们一伙被称为“托陈取消派”。   毛泽东曾经指出:“陈独秀、王明……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都盲目地 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②从陈独秀这个转变 过程,可以看到他理论上的贫乏及由此造成的悲剧:只是由于托洛茨基在大革命失 败责任问题上,与自己耿耿于怀的错误情绪心心相印,以及在取消中国革命的立场 上气味相投,他就在没有真正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条件下,拜倒在托洛茨基的 麾下。这样,他扔掉了一根“指挥棒”(共产国际),又接受了另一根“指挥棒” (托派国际③);“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言犹在耳,却南辕北辙,还 是跟着别人走向歧途。   不过,应当指出,陈独秀这里表现的“教条主义”与王①②③1929年初, 托洛茨基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后,就在土耳其联络俄、美、奥、法、意等国的托派 分子,筹备了托派临时国际(即“第四国际”的前身),指挥各国的托派活动。   转自王方名:《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 话》,《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   《毛泽东选集》第646页。   明的“教条主义”是不一样的。陈在运用这些教条时,经过了自己的一些思索 和“消化”,确认其为“真理”,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一些筛选和改造;既然 这样,为什么还跳不出“教条主义”的圈子呢?根子在于他那个没有改造好的小资 产阶级世界观和理论上的贫乏,使他无力鉴别外来理论的是非,也创造不出适合中 国国情的理论来。   陈独秀走上托派道路,完成了他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转化。对这次转化,托派 曾吹嘘“其划时代的意义,当不在创立中共之下,……是他的政治生活还在向上的 象征。”①恰恰相反,这个转化,是他参加革命以来,由“选学妖孽”转化为“康 党”,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化为马克思主义,不断进步之后的一次大倒退,是一个 历史的悲剧。   对“中东路事件”的意见性质不同的“三封信”陈独秀在向托洛茨基主义转向 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中东路事件”。   中东铁路原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产物,是根据1896年的《中俄 攻守同盟密约》、《中俄合办东清铁路公司合同章程》、1897年的《旅大租借 条约》、1898年的《中俄续订东三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由中国清朝政府出股金500万两,沙俄政府修建经营的。1897年7①犀照 (即彭述之):《悼陈独秀》(1942年6月6日),《斗争报》(托派中央机 关报)第6卷第1期。   月动工,1901年11月竣工,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道相连。   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种特权,还明确表示:中东铁路“归还给中国,不受 任何报酬”①。但是,1924年5月,双方签订《中苏协定》时,按照苏方旨意, 该路暂由中苏“共管”。   1926年3月,苏联曾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托洛茨基是主席,成员有伏 罗希洛夫、捷尔任斯基和齐采林。据托洛荻基说,该会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代表 的同意下,作出了一次决议:“为了保障在‘第二时期’(所谓第二时期,即指中 国革命还未胜利的一段时期――托洛茨基注)中东路不至为帝国主义者所夺取,必 须将该路的管理权保留于苏维埃政权之手”,同时“必须采用广大的政治教育方法 使铁路趋于中国化”②。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出于内压共产党外亲帝国主义的需要, 制造了一系列反苏事件,致使苏联政府被迫撤回了驻广州、上海、武汉、长沙等地 领事馆及商业机构。   1929年5月,蒋介石出于上述需要,同时为了借他人之手削弱张学良东北 军的势力,以便进一步控制东北,又不顾苏联政府的抗议,指使张学良派军警包围 哈尔滨苏联领事馆,进①②转引自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载《中国革 命问题》第316页。   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1919年7月25日),载《新青年》第7 卷第6号。后来苏联出版《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时,将“归还中东铁路……” 这一段文字删去了。   行非法搜查和劫掠;接着,又调东北军沿苏联国境布防,作出武装进攻苏联的 姿态,并用武力接管了中东路,逮捕、驱逐苏方人员,致使苏联政府被迫于7月1 7日宣布对国民党政府绝交,撤回苏联政府任命的一切驻华外交、商务及在铁路等 方面供职的人员,并保留1924年《中苏协定》中的一切权利。   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对蒋介石制造的这个事件,表示喝采和鼓励。 他们并且乘机干涉,企图趁火打劫,染指东北,提出所谓国际共管中东路的方案。 国内各党派、各阶层也对这个事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应。   共产国际作出决议,指示各国共产党组织人民群众,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 运动。中共中央对这个涉及到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复杂事件,采取了简单化 的策略,在机关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决议和文章,如《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 攻苏联宣言》、《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李立三)、《反对国民党向苏联挑战》 (恽代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要开始了》(罗绮园)、《中央通告第 41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2号――动 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9号――目前政治形势中的两大任务 ――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等①。这些文件和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帝国 主义支持下制造中东路事件的阴谋,但却提出了过“左”的宣传口号,如“拥护苏 联”、“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成①分别载《红旗》 第31、33、34、49号。   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等。在行动上,还强行组织群众游行罢工,甚 至号召“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   当时中共中央所以如此,除了在组织上作为中国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 之外,还由于对形势有一种“左”的估计,认为中东路事件是整个帝国主义向苏联 的进攻,会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而促使世界和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早日结束 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形势。   这种情况,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他改变了对政治问题长期沉默的态度,在7 月28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在中东路问题的宣传上,要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 情,应该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他认为中东路问题,不单是 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的导火线,由这导火线而至爆发战争“是慢性的”。 这种战争,无论是帝国主义各国在援助中国名义下,共同向苏联进攻,或是苏俄退 让后,帝国主义之间因争夺中东路而导致第二次大战,都要在中国做战场,“在战 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他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 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 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这种情形 不用说是于我们不利的。”   鉴于此,他认为“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要特别慎重。他 批评中央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太说教式 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 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 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为此,他提议中央赶快补发一个通告,以取消中央 第四十二号通告中说的这样几句话:“并且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 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 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他认为这种宣传,使同志们会很 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 苏联进攻吧!”①应该说,陈独秀的这个意见是可取的,而且是很宝贵的,在当时 全党及全国纷纭复杂的政治氛围中,吹进了一股清风。   但是,中共中央在8月3日复信时,却认为,陈独秀与中央的分歧,“不只是 部分的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指责陈提出的“反对 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左派(如改组派、第三党) 的口号,“走上了资产阶级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②。   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对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的批判,上纲 最高,说陈独秀是“反共产国际”,“反苏”,“机会主义”等等。他发表一篇又 臭又长的文章,列数陈独秀的意见有七大错误,“从共产主义者的观点堕落到社会 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一)不了解战争问题的本质;(二)①②《红旗》192 9年8月7日。   《红旗》1929年8月7日。   不懂得以列宁主义方法(即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去研究战争问题;(三)不了 解反苏战争的意义,不从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去了解这一战争的意义; (四)“把帝国主义列强反苏联的战争看成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相互战争,看成有同 时爆发的可能,而且以为这些战争的是否爆发都由苏联的政策来决定其命运”; (五)把帝国主义间的相互战争与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战争,看成同样的“直接蹂躏 中国人民”和“加于中国民族灾难”的战争;(六)以和平主义的宣传来代替武装 拥护苏联的口号;(七)把“中国具体的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的利益”对立起 来。他说综合这七种错误,就是陈独秀“不相信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 潮的到来,事实上就是不相信在进攻苏联的战争中,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 会有‘拥护苏联’的直接行动”。   这种既高喊“拥护苏联”,又欢呼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到来” 的混乱思想,正是陈独秀7月28日给中央信中揶揄的对象。   王明的文章又指出,陈独秀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历史 继续”:(一)在国共合作中躲在为“民族利益”的旗帜之下,牺牲工农群众的 “阶级利益”;(二)把“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利益”对立起来,躲在“毛子 不懂中国实际”的宣传之下,使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不能成为全党领导的中心;对 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表示怀疑、消极、怠工以至于公然反抗;(三)放弃和不 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属和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四)不 懂和不愿以群众的革命武装力量去战胜反动的武装力量;(五)不认识和不了解革 命高潮。①王明的文章,是一个媚上(苏联和共产国际)欺下、打棍子多于说理的 代表作,充分暴露了说教者不学无术的政客嘴脸。可惜在那个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 的尊重淹没了理智的年代,这种丑恶的东西竟能在党内横行。   陈独秀自然不能接受党中央以及王明之类的批判。他于8月11日,再函中央, 重申自己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认为中央对中东路问题的宣传方法,在战略上有 两个缺点:“(一)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主观上的理论,对于 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析及打碎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 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宣传的领导。   (二)‘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最觉悟 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比较意识落后的 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   他辩驳说:7月28日我那封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指对于 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特别指出其中关于宣传方法的缺点。“我的意见 也并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要收回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 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们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向 反革命的势力进攻”。而中央“缺①韶玉(即王明):《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 的意见》,载《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期。   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策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争取群众”。   最严重的是,陈独秀也反过来猛烈抨击中央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原则的 错误,“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凭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①这样, 双方就把中东路问题上宣传方法和策略的争论,大大地升级和激化了。   为什么本来简单的问题会如此复杂化,一个具体问题的宣传方法和策略之争, 会发展成原则路线之争呢?这是因为与这个争论绞缠在一起的,存在着一个陈独秀 转向托派、反对党的“六大”路线的问

Search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