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风声雨声读书声 1．圣路加中学 佘家兄弟 在巫山住了几个月，1924年初，我随着二哥佘光明、二嫂颜姐来到湖北沙市。 沙市属江陵县（古荆州）管辖的一个镇，它在长江北岸，有一条长堤，上自宝 塔河下至龙王庙有二三十里长，把沙市保护着，是荆江大堤的一部分，免得被长江 水冲走。堤上有一条长街，各种生意、铺店都有，主要是客商和沙市商号的货栈、 仓库，再就是船夫、码头工人，搬夫和各种各样的劳动生活以及不劳动而生活的人 们的居住地。由长堤下去有石头砌的梯子约几十级才到沙市正式大街，像这样的石 梯巷子约有十来处，是沙市通往大江的大道。长堤是与江面平行的，那就是大江水 面高出沙市正街约几十级石梯的原因，所以这段长江又称为悬河。这个堤若出了事， 比如说堤坏了或者缺了口，那沙市也就被长江大水一卷而去了。但是这种事好像没 有发生过，人们也从来没有说过、没有想过。长堤江边，舟船密集，桅帆万幅，还 有定期开往沿长江各地松滋、江口、石首、公安、宜昌的小轮船。 沙市是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规定的开放商埠 之一，所以在沙市长堤的结尾部有一大片空地划为日本租界地，建有日本领事馆， 江边停泊有日本小型兵船。沙市既开辟为商埠，日本来了，英、美、法也来了，它 们都常有兵船开来停泊。沙市是一个内陆沿江的码头，当宜昌还仅仅是一个川江与 长江转运码头时，沙市是湖北鄂西、荆洲、公安和江南岸湖南湘西常德等地一带的 货物集散地，外国设立洋行不多，但沙市商人却做着附有买办身份的为外国洋行收 集土特产、销售洋货的生意。沙市商业的范围还远及到川东。我家的川药材买卖就 是运到沙市来出卖的，自然最好是去武汉，但那一定要资本大、买卖生意大，而且 要有熟门的生意关系户，像我家在四川巫溪那点买卖，跑跑荆沙也足够了。像我们 家（当然不只我一家）这种买卖在沙市来说，那是太小的部分，而大的商业是那些 绸缎、洋货、棉花（沙市当时是鄂西荆州、荆门一带产棉的集散地，武汉、上海的 外国、中国纱厂都收集这里的棉花）打包、以及各种京广杂货的大店铺，同时还有 钱庄（那时在沙市还没有银行）、盐业、药业、小型手工业如织袜、卷烟等。总之 沙市那时是湖北西部一大重要城市，水陆交通方便、畅通，商人云集、百业兴旺、 市场发达、人员五类杂处。军阀们视为重要刮钱地，英、美、日、法、德、葡等国 走长江由汉口到宜昌一段的轮船来往穿梭江面。在我到沙市时，20年代初沙市是典 型的半殖民半封建、贸易发达的一个中等城市。 二哥佘克明同父亲思想不一样。父亲跑下江赚了钱，一面扩大生意，重要的是 买回地，当地主。二哥他是青壮年，来回跑下江，眼光开放了，不愿意在大巴山小 镇里生活下去，要在外地大码头他熟悉的沙市一带干一番事业。大哥佘燕昌在夔府 中学毕业后，去上海一个南洋公学读书，这个公学背景不知道，有点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性质，他学机械。他在上海时，要参加去法国勤工俭学，被爸妈知道了，大 肆反对，去信把他骂了一顿，叫他回家。他已是结了婚、有了孩子的人，怎么能去 漂洋渡海，在我父母脑中完全是荒唐的事。但大哥同二哥一样已同父母的思想不同 了，都不愿意再回巫溪那山沟里生活，于是他们串通起来，二哥手中掌握有钱，大 哥在上海买了一套二手货的碾米机，就是把稻谷碾成食用米。他们就如此在沙市私 自（背着父母）开了个碾米厂，由大哥管理机器生产，二哥负责经营掌舵，他们这 个厂，取名为正明。这在当时沙市还是第一家，过去食米都是用人工春磨的，这种 机器碾米质量好，价格合理，马上就被人们接受，走上市场了。他们这个碾米厂在 沙市立了脚，站稳市场，在我们家和巫溪县也立了脚，使县里一些在外读书的青年 主要是夔府中学及个别在重庆读书的学生羡慕。我们家躲棒老二在刘家坪、两河口 住不下去时，沙市自然是一个迁居的地方。但当时我父母似乎不愿意去沙市，他在 巫山买了房子，后来又在巫溪县城里买了房子，把刘家坪那个家搬进城，不在乡下 住了。叫大二哥把他们的老婆搬往沙市自己去过。第一步是二哥来巫山接走他的妻 子。我那时十三四岁，正是少年时代，父亲叫二哥带我去沙市，读书或者学生意由 大哥、二哥决定。我自己却是朦朦胧胧的跟着来到沙市，这个在我眼光里的大城市， 却不知自己的前途将如何安排。 mpanel(1); 大二哥在沙市这个厂我还要多说几句。碾米厂生意不错，过了几年大约在30年 代初扩大了，改成面粉厂，还是叫正明。面粉厂比小小碾米厂规模大得多，资金也 多了，究竟有多少我不知道，因我一直在读书根本管不上厂里的事，虽然厂内的员 工都叫我四老板，我是家中的老四。这个厂在沙市开下去，发生过几件大事。30年 代国民政府向美棉麦货贷，美国麦子进来，又好又便宜，一下就把正明厂搞垮了， 因为厂里收购的大量本地麦又贵质量又差，亏了大本，厂看来开不下去了，于是向 上海银行借款。上海的银行资本家比沙市的小厂家门槛精，办法也多，于是由他们 派人来监督，工厂维持了，后来逐渐恢复，工厂办得有起色。但是足足为上海银行 干了四年多，就是说这四年多赚的钱都被银行拿走了。一直到“七・七”事变后， 正明厂才搬离沙市去西安宝鸡。胜利后又回到沙市，二哥俨然是个资本家，在沙市 商会中是个人物了。这其中同沙市各方面发生过许多纠纷，我一点不知道。另一件 就是大二哥他们两人闹矛盾，大哥佘燕昌管机械，是辛苦的，但他管不了厂。厂里 大小事务由二哥管，银钱帐目在他手中，厂内事务大到招股东，厂外同地方上商界 来往，应酬、打官司、处理纠纷，小到收麦子、仓库用人、花钱等都由二哥经手负 责，他渐渐比较专断，处理事件把大哥甩开。大二嫂都来沙市后，自然是两个家， 二嫂能干也厉害，事事占强，她们两人的矛盾也引起了大二哥间的矛盾。我后来去 苏州读书，每年只在假期回沙市，常常听到大嫂的诉苦，后来她死了，大哥居然在 苏州乡下买了两个女孩子说是当丫头，而且搬到荆州城里去住了，后来同其中一个 女孩结婚，弄得名声很不好。他们之间究竟闹了多少纠纷，我一点不知道，也丝毫 不去过问。记得在叨年代初，我已在大学读书，一年寒假我回到沙市，恰巧父母也 在，大二哥在父母房里吵了几夜，我根本不去听，也不打听，后来据说在父母面前 分了家，他们两人占的份额我不知道，当然二哥占的要多。四川巫溪县那一摊，主 要是田地似乎也分了，我们家在巫溪有多少田地、房产我不知道，听说虽然分了， 但交给我三哥佘贻栋管理，因为只有他一人在四川。二哥会经营，他除搞面粉厂外， 自己另外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大哥就靠在厂里的一份，除管机器外，搞新玩意如 无线电、收音机等，他的境遇就不及二哥。我仍在读书上学，由二哥负责上学费用， 好像我分得一份家当由他保管。这些都是后来听说的，当时我一点也不想去打听。 还有一件事，是母亲同我谈的。她老人家很自歉似地对我说，她给我订的一门 亲事，就是她娘家的侄女，生病医不好死了。她问我有什么打算，是不是再自己找 一个，“你这样大了，又在读洋学堂，该你自己找了”。她老人家很担心我的婚事。 我说：“妈，自己不能自立，没有本事就不能成家，你看大二嫂她们是怎样过的， 我还能有一个媳妇在这个家里受气吗？”妈听了很同情，只叹气，流眼泪。这是我 妈最后一次同我谈话，我永远都记得。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二哥及其全家又回到沙市，厂又开工，生意又做起来。二 哥想在政治上找靠山，没有参加国民党却参加了青年党。大哥依然过他的逍遥舒适 生活。解放战争，大二哥并未站在国民党一边，因为那时他们已知道我是共产党， 他们的上大学的子女都反对国民党，同情共产党，有的已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在学 校里活动，他们都知道我（叫我四爸）在共产党、解放军区域内工作。据他们后来 对我说，好像共产党有股磁力把他们吸引住了。这样在沙市解放战争中他们站在解 放军一边。解放初期，党的政策是发展工商业，正明厂仍然存在，大半做的是政府 加工订货生意，但还是有钱可赚。记得在1950年大西南解放后，外交部派我去重庆 在西南局领导下负责外事工作，我带了几个干部去重庆组建西南外事处。那时是由 武汉乘轮船去四川，船到沙市停泊一夜，当时还不能夜航，我上岸去二哥家看望， 受到了他们全家大小的欢迎，非留我吃饭不可，饭后二哥陪我上船，在沙市大街上 走走，各大商店去看看，他很高兴、殷勤地向我介绍各大商店情况。虽然是夜间匆 匆一过，我觉得沙市比我当时读书时要繁华多了。这是我同二哥最后一次会面。后 来我去西藏工作了，同沙市方面断绝了往来。在50年代，大约是1955年前后，我来 北京开外事会议，居然在我大哥女儿佘名华（她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工作）家遇 见了二嫂颜姐，才知道二哥在公私合营后，受不了职工们的轻视，他投江自杀死了。 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要他交待与青年党的关系等。他是个个性很强、顶要面 子的民族资本家，有能力，会经营，但自信自尊心太强，最后走向绝路。因为他的 事影响了他的小女儿入党问题。大女儿和儿子早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学校里，参军时 已入了党。直到80年代他的问题才平了反，结论他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爱国的民族 资本家。二嫂活到九十来岁才去世。 1950年我去重庆乘船过万县，在万县停泊一夜。大哥佘燕昌正在万县为正明厂 收购麦、棉（好像他们又在合伙经营纱厂），我上岸去看了他。他自然高兴得很， 他还带一个摩登女郎同住，只介绍她的名字没有说什么关系，马上包了一桌酒席， 请了他在万县生意的朋友，为我大摆欢迎宴会，我对这套很反感。1962年后，我调 回北京外交部工作，他忽然来信说他在各地旅游，要来北京看我。我那时还住在外 交部招待所，我爱人生病在天津疗养，身边只有小瑜在芳草地小学读书。我同意他 来，于是在1963年秋天他来北京同我见过一面。这时弟兄见面，共同语言不多，他 简单地告诉我在上海住家，没有讲他的生活情形，实际他是在当二房东，后来公私 合营，房子归公，他大概拿点补贴过活。住了几天走了，后来听说他被判为坏分子， 去安徽一个农场改造，后病死在那里，结束了他的一生。 我在沙市学习了三年多，同开正明厂的大二哥的关系，仅是如此。我要感谢他 们的是并没有强迫我去钱庄当学徒，同意我、支助我读书，直到研究院毕业，当然 还有我自己的坚持，更重要的是父母替我留了一笔钱由二哥代管供我上学。没有这 点，恐怕我不能读完大学。 我一直不管厂里的事，实际我也管不了，更不愿去插手。所以我同正明厂没有 什么关系。只有一次，就是在过年时要写幅对联，我找到国文老师，他说出一幅好 对联： 正其名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这副对联受到大二哥及全厂职员大大欢迎，我也自行得意，认为我为正明厂做 了件大事。 圣路加中学 我同二哥二嫂由巫山登上英国太古洋行的轮船到了宜昌，这个川江轮船约有几 百吨载重量，我们由巫山乘赶轮船的划于，冒着长江急流险浪靠近停机滑行轮船的 下舱上了船。到了底舱后，把行李箱子收归在一起，坐在上面，不久二哥即去找到 茶房头目一类的人，弄到房舱的一个房间，我们就搬上二层楼，房间里有上下铺二 处，四个床位但是空的，只供我们三人住。原来这些房间都由管客房的买办分包给 各茶房头，一切住客及伙食都由他们包了，他们向客人拿钱，所以住他们的房间就 是他们的客人，在客人航行的途中，除了船票是由公司卖的，其他一切费用都由这 些茶房头经手。二哥买到这个房间不知花了多少钱，有了房间就比统舱在底层好多 了，出了房门就是甲板，可以看见大江、巫峡。我顺着甲板张望，走到机器舱门口， 听见轰轰的机器吼声，看见我从未见到的庞大机器，那时还是用烧煤的蒸气机，把 我吓一大跳，一位机器工人很凶的挥手叫我走开，我吓得赶快跑回房间去了。当时 我对三峡还知道得很少，什么巫山十二峰，兵书宝剑峡，牛肝马肺峡，青滩，叶滩 都不大知道。但在甲板上看见江水奔腾，两岸陡岩峭壁，舟行其中，几乎要碰上， 有的地方擦岩而过，真是险极，我看了又惊又怕。那时我已读过李白的“两岸猿声 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句，我却欣赏不到诗人的轻逸宽广的雅兴，而在找 猴子。可是哪里看见什么猴子，却看见了山岩上有纤夫们背纤绳，一步一步的弯腰 吃力的拉着木船前进。 由巫山经过巫峡、西陵峡后不久即到了宜昌。夜间我同二嫂仍在舱船的房间里， 吃了船上茶房开来的饭菜，二哥坐划子上岸去了，那时宜昌码头还没有趸船，虽然 是川轮与江轮换船的地方，客人大都是雇小划子，外国人、大买办、海关的有小轮 机船。宜昌码头夜间，大小船只无数在河上穿行，轮船哨声，人的喊叫声，划水声， 间或有外国小兵船吹号声，弄得我国花头昏，似乎到了天国一般。二哥上岸时一再 叮嘱我们不要随便走动，不管什么人来都不要理，要等他回来。好在那个管房间的 茶房对我们还好，是他赶走了一些来找我们招呼上岸住饭店，叫我们雇划子的人， 大概二哥不只关照了他而且还给了钱。那时宜昌水上码头乱得很，据说这些人非常 霸道，他们不由分说就要将你的行李拿着，拉着你的人硬要坐他的划子，上岸住他 的饭店，甚至有趁伙打劫，抢客人的财物行李，骗人杀人的事层出不穷，像我们一 个少妇，一个小孩在那里没有人照顾早被人抢骗了。 直等快天亮了，二哥来接我们，把行李用划子送到另一小火轮上，这个船比川 轮小多了，只有两层，楼上有四个小房间，我们专住一间，天还未大亮即开船走了。 这是直航宜昌沙市间的小火轮，每天有好几支这样的船航行宜沙间各码头。记得这 天是下雨，虽然在雨中，我仍是好奇的走出房门看看。一看，使我大吃一惊，看不 见山了，大江汪洋一片，雨雾中茫茫一片白，简直分不清天上水上、东南西北，原 来下江是这样的呀！天下真奇怪了，在宜昌过一夜，不知宜昌是啥样，只看见和听 见宜昌的喧杂、混乱的江面，现在看见这大雨下无边际的大江，真是川娃子走出了 夔门，不知东南西北了。 到了沙市，还在下雨，我第一次坐人力车，由车篷遮住，糊里糊涂地就拉到正 明厂，从此就在沙市过了三四年的生活。 来后第三天，即由大哥领我去看无声黑白电影。不是在影院，那时沙市还没有 电影院，是去一个会馆，由大哥同几个沙市朋友自己搞到的放映机器及片子，为了 他们一帮反对教会学校的专制自己创立一个中学作为开会纪念而放电影。这个学校 叫振华中学，是由沙市海关的中国人监督同商会几个人搞的。来看电影即出席会议 的除了这些创办人外，就是由教会圣路加中学造反过来要上这个中学的学生们，同 我大小的青年不少，似乎会开完了，只等看电影。但是这个电影机怎么也开动不起 来，我只得到处玩玩等着，却被那些学生鄙视，因为我穿得土里土气，他们有的穿 学生制服，有的穿绸着缎，款样新式，像我穿一件大蓝布衫，领口不扣，一口黄牙， 我们在四川乡下还不懂得刷牙。他们那些学生见了，就来盘问我，要挥我走，后来 是大哥找到我把我带回家了。我这次受了莫大的侮辱，我从小到现在哪受过那种气， 心里想报复，但又羡慕。 后来我就去这个振华中学上一年级。地点离市中心很远，中午饭学生去海关那 个院子吃，教员也不是固定的。有一件事对我印像很深，就是教中文课的老师，被 学生问到一个中文字写不出来，他却翻英汉辞典，在英文辞典中找出那个字如何写 的。算起来我在一年级中中文算好的。像这样既无固定经费、校址，又无教师，更 无办学的专门人，不到半年就垮了。不知他们那些人怎样同圣公会教会商量的，振 华学校散了，学生愿上教会办的圣路加中学，该校可以接收。于是这个振华中学的 几十个学生，多半又到教会学校读书，我是其中之一。后来，听大哥讲，这是沙市 商会中几个有势力的人同圣公会会长，因争房产而闹翻了，利用教会学校强迫学生 上圣经课及参加做礼拜而闹起来的，他们虽然得到社会同情，赞助另办学校以代替 教会学校，但不是因为“五分钟”（那时有种舆论认为学生爱国热情及活动只能搞 五分钟，闹一下就完了），而是敌不过教会势力不得不解散。 我现在成了圣路加中学一年级的学生。 圣路加（st．lucke）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圣经中有“路加福音”一章。学校 取名为圣路加中学，是美国圣公会教会办的。这个教会在美国属于保守派，它在华 较有势力，办教堂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和幼儿、婴儿院等等事业。在武昌办了个 文华大学，主要是文理学院，而以宗教科为主科。在沙市圣公会的牧师是中国人杨 器之，他自然是文华大学宗教科毕业，听说还去过上海、北京或美国“深造”，所 以他能来沙市独当一面当牧师。他已办了一个教堂，沙市当时唯一的外国教会的教 堂，他宣道，招收信徒，办了一个女子小学中学合校的女子学校，因女生不多就设 在教堂大院内。要办一个中学，一时还找不到地皮盖校舍，就租借了黄州会馆临时 办了圣路加中学。黄州会馆是沙市相当大的一个会馆，一进大门，就有很大的戏台， 台前一个由石板铺的大院，左右两边有两层楼的走廊。戏台作为住宿学生的宿舍， 由于沙市邻近各地方有钱的子弟也送来上学，约有二三十个床位。两边走廊下面改 成教室和部分宿舍，楼上也是教室和老师宿舍。正中是一大厅，有大教堂，后院又 有一个小天井，另有很精巧的小戏台，据说前面大戏台是对外用的，唱戏时广招外 面人看，后面这个戏台是专为黄州在沙市商人富户招待达官贵人和当地军政长官之 用，所以戏台前有一较好的大厅，这个厅就作了学生们食堂和娱乐之地，房子虽旧 但布置精细，改装得也很适当大方，我一走进去并不感觉是一个会馆。据说会馆还 供有他们黄州人相信的菩萨，基督教会租用了，菩萨自然也就拆掉了。这个学校比 我在巫溪读过书的谭家墩小学和振华中学气派正规多了，我一进校就喜欢这个学校 了。 学校校长是杨牧师，但实际管理学校的是由武昌来的另一位牧师姓郑的，我们 又称他为郑校长，他是位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人，宣讲圣经、做礼拜时、滔滔不 绝的连篇大论，我那时很佩服他。那位杨器之校长不在学校上课，也不大来学校， 我们每周去教堂做礼拜要见着他，看他很严肃，不大言谈，但对学生态度还好。他 有位太太，我们叫杨师母，却是个厉害的女人，能干而善于监视人，特别防止我们 和她院里的女学生相会。做礼拜时学生不管男女都参加，但男女有别是分开坐的， 她同那两位美国女修道把守得严，但也禁不住我们这些年轻男女，互相以眉眼交流， 在散礼拜涌出教堂时认识的人互相私下说几句话，至于礼拜天放假，男女学生认识 的去共同玩耍，她们就管不了了。 同女生交朋友、偷偷送信约会，那是高年级有钱家的同学干的事。我是刚入校 的新生，个子并不小，但粗野黑壮，衣着低级，不但那些女生看不起我，校内男同 学及杂役也没有把我这川娃子乡下佬放在眼里。我在学校第一学期除上课外多半是 溜大街，看热闹。沙市比巫溪县、巫山县城又大多了，有两条并行大街。除两条正 街外，还有几条小街，及不少巷子，小街上手工作坊多，小生意小店不少，有的巷 子比较洁净、清静有住家房屋，但连接大街的行人巷，却在巷两头设有几块石板搭 成便所，人们随意大小便，臭不可闻。商务发达，人烟稠密，五方杂处，戏院、妓 馆背街到处皆是。有几处广场在后街外，更是热闹非凡，要把戏、拉洋片，走江湖 玩杂技的，应有尽有。这些都吸引我这乡下来的土娃子，几乎每天都去各处跑跑看 看。有的围着人看，当收钱时我就走开，他们把我当小孩看，吼叫骂几句。有的要 几百钱门票，那时兴用四川造的五十、一百文、一块的铜板，我可在帐房上拿点， 先是花在这些要把戏的玩意上。 圣路加中学是一初中学校，所设课程是按武昌文华大学附中规定的，除了圣经 一课因上次闹学潮取消外，其余照旧。我上一年级，国文、史地等课毫无困难，不 但跟得上而且成绩很好，都是满分，而英文却不行，在四川小学从未学过，在这里 一年级并不是从ABC读起，一上来就是课文，还有英文文法课。弄得我瞠目结舌，不 知所云，看见其他同学诵读自然，我就很羞愧，一定要赶上去。另是算学课，我更 跟不上，谭家墩小学教过加减乘除法，这里一年级就讲四则运用题，光会加减乘除 不行。这两门课我差得太远了。我这人从小好胜心强，功课不行，不但丢面子，三 门课不及格有开除或留级的危险，何况中、英、算那时作为主课，一门不及格就不 行。我只有下苦功把英文算学学好。不知怎地，英文我天天早起苦读，总算跟上去 了，但因为大半是自学，我不愿私下找老师和同学教，所以发音就不大准确。算学 完全自学就不行，虽然我也跟上去了，学年结束考试勉强及格。每次考试时，我是 采取两种办法，一是猜题目，估计老师要出哪些题，就死准备这些题。一是临时开 夜车，考试前夕通夜不眠地准备，比如预猜算学老师可能出那些题，就把那些题的 算法答案死死背下来，考试时总要猜对一两题，但是考完后，我就再不去复习了。 所以有些课程我是用这种方法考及格的，考试一完，只要不补考，书本一丢，学的 东西又完全忘了。我这个读书取巧法，一直用到高中毕业，但实际没有学到东西， 尤其是算学的基础没有打好，使得我对自然科学学得也不好。在中学培养基础知识 时代，我的学习路子就窄了。 但是社会科学功课方面，我却是兴趣横生，除正式课程外，我还看了不少课外 书。对于历史、地理、国文特别有兴趣。学校的课本已不能使我满足，我看了一些 课外书，像吕思勉的中国史，梁启超、胡适之等演讲集我非常倾倒。吕思勉有一篇 为秦桧辩解的文章，看了觉得新奇，但不满意，因为我脑子里，也许是受了《说岳 传》的影响，秦桧是个大大奸臣，成为辽金的内奸害死岳飞，怎么能说他的外交政 策、讲和妥协投降是对的，是对当时南宋局势的正确决策？更多的是基于岳飞精忠 报国思想，鼓励我们这些青年。梁启超的演讲文集当时也喜欢看，现在想来有许多 都忘了，但是有句话，就是“为天下最多数的人谋最大幸福”，我一直到现在还记 得。其实这句话在我后来决心加入共产党时也想起过，它不也就是共产党的目的吗？ 这句话是否真是梁启超说的，在什么场合说的我不记得了，但它却使我终生难忘。 那时求知欲特别强，尤其我这从大巴山沟里来的乡下孩子，花花世界已够我应 接不暇，而知识方面更使我如饥如渴。还有小说，在沙市可以看到许多中国旧小说， 当时迷了《三国演义》，把诸葛亮佩服得五体投地。《红楼梦》、《青楼梦》、 《九尾龟》等等也看，也迷了一阵《红楼梦》，那时认识还浅，只知道贾宝玉林黛 玉的恋爱悲剧。后来又看了新的小说，蒋光慈的、郁达夫的、还有武侠小说，平江 不肖生的江湖侠客，看得津津有味。可以看出，我看的读物非常杂乱，受影响大的 还是武侠小说。同学中有两种朋友，一是打球玩的朋友，一是感情比较好的朋友， 对他们好得有近似同性恋，常常在一起游玩名胜古迹，谈笑非常融洽，这也是我在 沙市家中孤独生活的一种寄托。 学校里举行的课外活动我都积极参加，比如演讲会，辩论会，我总是积极分子 而且常常获胜。我记得那时有本讲辩论学的书，我好好的钻研过，应用其中几种辩 论的方式与方法，在辩论会上大出风头。学校还举办有演剧队，排演新戏，我也参 加。凡是我参加的活动总是要出人头地，出风头，要搞得比别的人强。年轻时个人 英雄主义特别强，好胜心超越一切，因而我渐渐在圣路加中学学生中脱颖而出，成 了一个知名学生，不到一年，我那川娃土气就没有了，学生中已没有看不起我的眼 光，那些有钱人家的子弟已对我另眼看待，处处还要巴结我，我俨然已成为学生中 几个小头头之一的人物了。 但是课外活动我最迷的还是踢球。学校里没有体育场，更没有任何体育设备， 只有在下课休息时在戏台前院中踢小皮球，大家踢球玩，有时分作两队，我是踢小 球的积极分子。踢小皮球太不过瘾，但锻炼了腿劲，后来就踢大的正式的足球了。 由于踢球认识了几个校外青年，其中有一位姓傅的，他是旗人，家里并不富有， 但过得可以，他年纪不大与我同岁，但是不上学读书，还结了婚，在家闲着，是个 球迷，我同他成了莫逆之交，常去他家玩。他家是过去满洲驻荆州将军部属留下的 旗人，不事生产，只留有若干亩田地在乡下，靠收租过日子，家道中落，但架子未 放下，我去他家玩，他已有老婆，待朋友很客气。傅经生就是这么个无所事事，靠 租吃饭，既不读书，又不经商管家的闲人，但他是不抽大烟，也不花天酒地，只喜 欢打球、逛街，在打球这点同我合得来，成了好朋友。 有一位王老先生在圣公会小学教中文，他也是穷途末路，前清考过秀才，辛亥 革命后，无处谋生，就信了基督教，在小学里教书。论他的中文程度教我们中学完 全可以，但他教小学多年，是学校一个台柱。他现已年老（他不过50来岁），就靠 圣公会吃饭，一家五六口人，大女儿在教会中学（武昌）毕业，也在教小学，还有 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圣公会学校读书。他家就住在圣公会教堂院内一排平房，占了 三间。他大儿子和我同班，也打球，但他要管家事，却同我很好，他个性耿直，学 习成绩不错，常到我家同我大二哥闲谈，很有见解，自成一套，特别对当时沙市一 些社会腐败现象不满，抨击不止，这点投了我哥哥们所好。我是他家常客，因为下 学后我除了打球无处可去，几乎是天天泡在他家。青年人多，还有一位姓李的也是 住在教会内的同学，人很精明能干，小聪明很多，球也踢得特别好，王家成了一个 小小俱乐部，我们谈天说地，骂人骂世，发泄我们小青年的不满。我还常在王家吃 饭，伙食自然不及我家好，可吃得津津有味，自然我不白吃，总是买些包子、猪腿、 熟肉等东西一起吃。在王家我受的影响不小，老先生有学问但不大参加我们谈话， 我们有不懂的他耐心向我们解答。他有一股傲气，觉得怀才不遇，流落到靠教会养 家吃饭，对社会、对国家、特别对军阀非常不满。听他大儿子讲，他信教是迫不得 已，怕人打击才找教会庇护的。大女儿我们叫大姐，人长得不好看，中学毕业教小 学，一直没有结婚，快三十了，愤嫉世俗，骂世道不好，男子都不好，很可能是她 找不着对象，没有结婚的原因。大儿子也是一肚子牢骚，同我很好，但有时也讽刺 我几句，说我家是财东。我也是个不服气的青年，同他也吵架，但同他一鼻孔出气 骂人时候多。我从四川乡下来，一年多才把土气乡巴佬帽子甩掉，家中虽开工厂， 却是个小厂。同沙市那些大字号，大杂货号，洋行等不能比。像我这样的小厂的小 老板同钱号小开、小先生更差得远，他们把我们当作野孩子看待。我哪吃那个气， 王家就成了我们小青年发气的场所。我在那里骂那些有钱人的子弟和圣公会长。 到了初中二年级，我二哥忽然叫我去重庆考川东师范学堂，因为这个学堂是专 为川东各县办的公费学校，学生读书不要学费，毕业后还保证给工作。我在十四岁 时就去了重庆，这次才体会到川江轮船的生活。我自然坐统舱，最低层的舱位，照 规定是有一个床位的，事实不然，统舱在船低层一个大舱里，有几十个上下铺木板 床，但这些床都由统舱里的茶房分包了，你要睡床就得给他钱。那时由宜昌到重庆 要走三四天，给他几块现洋，他不但给你床铺而且管你吃饭。否则不但没有床睡， 只好坐在空地方，而空地方实在很少，因为到处都是行李、货物堆满了，而且只能 吃到船上给的粗米加沙子的光饭。我花了几元银洋买了个茶房服侍。 在重庆川东师范开学不到一两月我就被开除了，当时我不知犯了什么错。暑期 未开学前我就到重庆也就住在川东师范学校学生宿舍里，那时还未开学，我同房是 一位巫溪同乡姓邱的，我们两人自然同玩同住，他有位哥哥在川军不知哪个部队的 一个连长那里当文书，他带我去认识了，我们来往很多，我常请他们去吃豆花饭。 重庆又比沙市市面大，热闹得多，我的玩性又大起来了，把军队的文书领来学校玩， 在球场上（川东师范校内只有一篮球场）我去乱打一阵。大概那时学校最反对军队 的人来校，我常带那位姓邱的哥哥来校，遭到多数学生反对，学生会向我提出过警 告，我置若罔闻。开学不久，还没有上一星期课，学校就挂出牌子把我开除了，理 由是行为不轨，在校破坏校规，在外结交坏人。我那时晕头转向，无法申诉，只好 向我二哥在重庆的朋友处借了点钱坐船回沙市，挨了我哥哥一顿大训，又请求圣路 加回校读书了，好在刚开学不久，作为迟到学生允许我人校。这件事是我读中学的 一个插曲，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我始终摸不清是什么原因，对家里我说是因为打 架，他们也信了。 三十年后，1951年我被派去重庆任西南外事处处长，在党的关系上受中央西南 局宣传部领导。宣传部的原副部长是中共四川地下党的老党员，他就是跟我同一个 川东师范的学生，他那时已是共产党兼国民党员。在学校里活动，掌握了学生会。 据他说他们那时最反对川军内的一些人，他们与川军作对，后来曾演成教场坝镇压 学生集会打死不少学生的惨案。使我想起了那时我与川军一个连长的文书过往太密 切的事。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居然把军队的人引进学校里来，犯了进步学 生的大忌，我被开除是不能避免的了。其实我是被冤枉的，我那时只因是同乡好玩， 对于政治一点也不知道。 重返沙市进入圣路加中学后，我不知不觉地卷入了国民革命大风暴中。 2．大革命中赶潮头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荆州、沙市工商教育学生各界在沙市径太会馆开追悼大 会，我们圣路加中学也参加了，我是第一次听到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背诵他的遗嘱， 知道国民革命、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事。那时我们常去沙市大堤上看日本水兵在草 场上踢球，但每次都受到那些水兵们的侮辱，不是拿球踢我们，就是推我们走开不 许靠近。每次我们都很生气，既恨他们又想看他们踢球。有时沙市江边还停泊有其 他外国的小兵船，多半是英国的，我们走近江边去看，也被那些高鼻子、黄头发的 水兵无理地赶走，所以，心里很恨这些外国水兵及兵船。 圣路加中学这时聘请了几位武汉来的老师，其中有位姓童的叫童世光，还有一 位叫刘以成，他们是青年教师，姓童的教算学，刘老师教史地，我对他们在教书方 面不大感兴趣，却喜欢看他们给我们看的课外书：三民主义，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 会宣言，还有许多小册子，看了使我大开眼界，兴趣马上就被吸引到打倒列强、除 军阀这些道理与活动中了。6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荆沙各界马上组织后援会， 积极援助上海人民的反英日帝国主义斗争。说来也怪，圣公会牧师杨器之是我们学 校最高负责者，他却也是后援会的发起人之一，而且支持我们学生的活动。他能聘 请和允许童刘两先生在学校散布国民党的宣传品颇不容易，因为荆沙驻的是北洋军 阀的军队，专杀国民党。现在想来那位平常道貌岸然、不大言谈、态度严肃的牧师 可能是地下的国民党人。 7月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派出“五卅”惨案宣传团到长江沿岸，也来沙市， 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向各界募捐、接济上海罢工工人。在他们未来之前，荆沙学生 已上街游行示威。为了迎接全国学生会宣传团，我们组织了荆沙学生会，同社会上 三育社联合接待他们。这个“三育社”我们不知道是个什么组织和背景，那时只知 道其中有一些沙市名人，有钱的商店老板，好像很有办法，他们有钱也可以同军政 人员办交涉，跑腿活动都是我们青年学生的事。在这些活动中，我是最积极的一员， 组织我们学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组织沙市学生会。我们同学中有邓恢复。柳树堂 同我最好，一起搞这些活动。我们曾联合荆州、沙市各校，除了荆州中学外，沙市 还有一商业学校，几个小学校。加起来有上千人，上街喊口号，声势不小，哄动一 时。我们队伍游行到大堤上日本领事馆（实际没有设领事馆，只是圈了一块地，修 了一小房住着一个中国人看门的）门前示威，马上日本小兵船就上来几个持枪水兵 看门，也向我们示威。双方几乎冲突起来。我们若要闯进门，水兵就要开枪，形势 严重，还是童先生一再教我们不要去惹他们，免得发生流血惨案。 自上海学生宣传团来后，我们成立的荆沙学生联合会就固定下来，沙市学生联 合会就在我们学校里，由邓恢复、我和另一位同学三人负责。游行示威开群众大会， 讲演宣传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外，提出抵制洋货，不许买卖 英国、东洋货，由学生会伙同商会组织纠察队，上街到商店搜查，将英国货、东洋 货搜出后，当街烧掉。并派人在码头上检查不许洋货上岸。这个活动却引起了很大 矛盾，口喊抵制洋货口号，人人同意，真正烧毁起来，引起一些卖洋货商人不满， 他们在商会内争吵起来，开始同意不再买卖英、日洋货。但搜查时，学生对洋货真 假难分，而且在商店门前烧毁，这个商店一下子声名扫地，就开不了门再做生意了。 这个关系太大，商会内闹得不可开交，也就不派人参加检查队了。同时学生会内部 也争吵起来，有的学生受家长或亲戚指使也不赞成搜查烧毁。我家开碾米厂与洋货 无关，两位哥哥没有干涉我，因此我主张要继续搞下去。但是人心不齐，学生会开 不成。同时罢课搞运动久了，学校当局也不赞成，于是这场反对帝国主义，抵制洋 货的运动，就逐渐冷淡下来了。 在1925年冬1926年春由武汉来了一位叫方声隆的学生代表，他住在运河街（由 沙市通向荆州各地的运河水码头）一个小客栈里，我经童、刘两位老师介绍认识了 他。他原来是共产党跨入国民党的党员，公开身份是武汉农会、学生会湖北省会代 表，实际是来组织农民协会、工会和国民党共产党（那时是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 员都是以国民党身份出面的）的发展工作。我认识他以后，看了不少他给我的小册 子，其中有中国青年向导、全国学生会会刊，以及共产主义A、B、C和共产党的第一、 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等书。这些读物又使我大开眼界，顿开茅塞，才知道国民革命， 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道理，知道国家的命运处在危急之中，非实行国民革命不可。 这时我球不踢了，学生会也搞不起来了，经常往老方那里跑，同他一谈就是很久。 我渐渐知道他不只是国民党员而且是共产党员，也知道重、刘两位也是党员，我向 他要求加入党。我当时才十五六岁，从我在“五卅”运动的表现来看，是很坚决的， 所以他才培养我，但我还年轻，个人英雄主义意识很强，又是资本家的弟弟，对我 自然要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和教育。我看了一些革命书后，在学校里就公开同别人辩 论，当时是国民革命的积极鼓吹者，同一些信教者、有钱人的子弟争论不休。但我 对共产主义却是一窍不通，读了ABC也说不出什么道理，在老方那里遇着一些青年我 就说不过他们。这些青年大半来自荆州中学及武昌师范学校，大约有五六人，看他 们已不在学校读书而是在搞农民、工人运动，很让人羡慕。一股虚荣心鼓动着我， 向老方一再要求加入小学（即CY），要求做农工工作。他总是很严肃地对我说，你 还年轻，还要经过锻炼、学习。后来竟要我了解我家正明厂的工人情况，其实正明 厂只有十来个长年工人，他们的姓名、出身、工作情况及工资收入等我很容易就知 道了。那时在老方他们的领导下，沙市人力车夫已组织了工会，而多数的码头工人 却不知什么原因一时组织不起工会，后来才知道码头工人有帮会（不知是红帮还是 哥老会），要打人进去很困难。我却煽动我家厂的工人组织工会小组，反对帝国主 义、军阀和资本家。几个工人总是开玩笑对我说：“四老板，你要砸我们的饭碗， 小心二老板（我二哥）知道了，打你。”自然搞不成。老方告诉我已发展我为国民 党员，我听了很高兴，但是很奇怪一直没有叫我去举行入党宣誓，我知道，入党是 要宣誓的。不管怎样，我已是革命党人一分子，心里高兴，搞起工作来更有劲。19 26年广州国民政府已宣布北伐，分几路军向湖南、江西。福建出发，为了迎接国民 革命军北伐，我们发传单、到处贴标语，遭到驻军北洋军阀和警察的追捕。 1926年上半年，是我在圣路加中学三年级毕业的学期，初三毕业考试，我马马 虎虎应付过去算是毕了业。圣路加中学虽然属武昌文华大学附中的一部分，但要进 高中还得进行考试，我们是在那两位外国女修士监督下考试的。我这一年多来只顾 闹革命，功课丢得太多，特别是数学、英文，数学几乎交了白卷。这个时候，已不 由我考虑升学问题，北洋军阀大肆逮捕国民党和进步青年，我二哥急急地要我回四 川老家去躲避一下，大概也是在沙市警察局向二哥提出警告后，他才下了决心，于 是我在1926年6月间又回到了刘家坪。 回到老家，我无论如何在刘家坪呆不住。恰巧我三叔家小姐出嫁给巫溪县城万 家，我作为送亲人送小姐去了巫溪县城，在城里会见了在川东师范的姓邱的同学， 经过他又认识了几位青年，我们在一起谈得很投机，自然我是大吹特吹在沙市闹革 命的“惊天动地”事业，听得他们兴奋极了。大家提倡要在巫溪也闹起来，我都不 感兴趣，还在留恋沙市，幻想再回去干一场。不久，听说北伐军已打进了湖南，打 开了长沙，四川军阀杨森已投了国民革命军，改编为第20军。1927年春，杨森在万 县办了国民革命军20军军官训练学校。既然是国民革命军，我就同姓邱的几位青年 去万县投考杨森办的学校。在万县住在姓邱哥哥的一个朋友家里，这个朋友是巫溪 县人，从小在外边混，在哥老会有点地位，就在万县开码头，平时他家里来往人很 多，一开饭就是两三桌，由他的老婆招待一切，这位老板娘年轻、漂亮、泼辣，同 那些来往朋友打情骂俏，什么玩笑都闹，但那些人总听她的话。我们几个人是巫溪 同乡青年，这两位哥子、嫂子待我们不错，吃喝住随便。我们第一次碰上这些袍哥、 跑江湖的人非常不习惯，但却有件好处，他那里消息灵通，每天都听到很多川内川 外的新消息。我们考上了杨森办的军官学校，听到了两个消息，一是国民革命军总 司令部派有两个代表来到万县杨森部队检查，我们就去找这两个代表，要求去黄埔 军校，回答是加入这里军校也是一样。再一个消息是北伐军打到了湖北，攻下了武 昌。这个消息令我很兴奋，我想既然北伐军打下了武昌，沙市不久也要打开了，我 留恋沙市那段“革命”工作，还在四川杨森这里干什么，于是就同老邱商量回沙市， 我们就一同由万县乘船东下。我们从宜昌到沙市乘的船是英国太古公司的，船到离 沙市不远的地方，忽然南岸有人向船射击。船上人都说这是北伐军队，我们跑到甲 板上去看，对于真正的北伐军我是非常欢迎的。一上甲板，老邱就中了一枪，打在 他的右手上，到沙市下船后，他就住在我家养伤。 我一到沙市就找到了邓恢复等一帮闹学生运动的同学，离开沙市半年，情况发 生了变化，老方、童、刘等老师走了，新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刘佐龙部来到沙市，党 部、各种组织、工会、学生会、商会都公开了，可是人都换了。国民党江陵县党部， 沙市市党部都公开挂起牌子在沙市最大的建筑物商会办公，但沙市属江陵县领导， 是它下属一个区党部，县、市党部的领导人都是由武汉新派来的，不认识我们，把 我们排斥在外，不给我们工作。我同邓恢复、彭泽林找到过去一起闹运动的人去同 他们交涉，由一位姓文的代表县党部找我们谈话，说可以接纳我们入党并作为第一 区党部（沙市区党部）委员，但必须服从县党部领导。那时县党部也驻在沙市，直 接领导沙市工作。我们不同意，还想兼做县党部工作，认为县党部也只是做沙市工 作（实际当然不是的），说实在的，我们不愿服从他们领导，认为沙市的革命工作 是我们搞起来的，应由我们来主持，这就是争夺权力。当时我并不自觉认识这点， 以上述理由来反对他们。结果就在1927年2月间，江陵国民党县党部就公布把我们三 人开除党籍，他们这样做是消除我们在沙市部分学生中的影响。 这样，我、邓恢复和彭泽林三人就无事可干，再也不能去商会那里，也不能找 一些老同学，只有另想办法。我们就想去武汉直接找老方他们，听说童、刘两位在 汉口特别市党部工作，认为他们了解我们，会给我们想办法的。 恰恰那时由朱霁青率领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点检团来沙市点检刘佐龙的部队。 我们找上了朱团长的一位秘书闲聊，询问他关于北伐和武汉的情况，他很想知道沙 市的情况，我们就把我们知道以及不满对他说了，他很感兴趣。他同意我们乘坐他 们的小火轮去武汉。现在想来，我们当时很幼雅，不知道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中发 生的问题，所有由武汉来沙市的国民党负责人实际上都是共产党人，怎么能允许我 们这些人参加权力机构。我们更不知道国民党内、国民革命军内的复杂情况，以为 这个朱霁青的点检团就是真正的国民革命军了。 我在沙市三四年的时间，由一个乡下顽童成了洋学生，又在大革命浪潮中闹了 一场“革命”，成为一个热情盲目的赶浪潮的青年。 3．“外交部特务处” 我们到武汉时，正赶上汉口工人拿下英租界，多年的江汉关前大英租界收归中 国人管理，一时武汉三镇革命气氛十分红火，街上有工人纠察队，儿童团巡查、站 岗，到处是红色标语口号，人们扬眉吐气、喜气洋洋。我们看了真是高兴极了。下 了船后，我们三人先住在武昌一个小客店，然后商量怎么办，最后决定各人自找熟 人想办法。邓恢复的叔父在文华中学教书，他一去就被叔父留下，叫他继续上学， 于是他就当了文华中学学生，从此走了另外一条路，他大学毕业后，当了上海银行 办的旅行社武汉分社职员，我们几十年未见过面。直到1950年我去重庆路过汉口时， 才在武汉外事处见过他，那时他还在上海银行，以后就没有再见过。我很关心他， 因为他是我在沙市圣路加中学闹学生运动的好伙伴，他家生活不是很宽裕，是基督 教徒。他叔父就是因为信教才能在文华大学毕业来到圣路加当教导主任的。他叔父 虽然是英文教员、教导主任，管学生不是很严，对我们只要功课及格，在校内不闹 事，就不大管我们，我们在“五卅”案后闹学生运动他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邓恢 复能说会辩，英文很好，冲劲很大，但服他父亲管，胆子不如我大。我常常责问他 信什么洋教，他大概因从小受的影响，反帝国主义、反洋人他干，反基督教他不干。 记得有一次我们学生反对做礼拜，那时圣路加中学学生每礼拜天必须去教堂做礼拜， 我们不信教的学生反对，那位邓副校长在教堂门前把我们集合起来讲话，大声说谁 不做礼拜站出来，只有我一个站出来邓恢复当天下午就找我说我胆子大，有勇气， 但又劝我还是要遵守校规，我们两人这次吵了一架，我以为学校要开除我，后来却 没有事，我照样去上学。邓恢复反而成为我的好朋友。我多少年来一直记得这件事。 不知这位同学还健在否？ 彭泽林家在沙市是做皮鞋的，他原在武汉读书，后来转学到沙市一个商业学校， 我们是在搞罢工罢课，收查洋货时认识的。国民革命军来到沙市组织党部时，我们 三人站在一起反对由武汉派来的人掌权，也就成了好朋友。来武昌后他找到熟人去 黄埔武昌分校，后来听说去苏联学习，以后就不知道下落了。 我走了另外一条曲折的路。 我找到了原来圣路加中学教员童、刘两位先生，他们都在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 部工作。武汉特别市党部、湖北省总工会、全国总工会都在原英租界友谊街的三间 大楼内办公。这个友谊街很特别，有东西二道门，东门出去是中国地界大马路，西 门出去就是英租界。据说这个街内的三间大楼是三个军阀、政客的产业，可能是荆 云鹦、萧耀南等三人的，三座大洋房成了革命工会的住所，三座房子对面几间小洋 房是住人的。这个街把东西大铁门一关，就成了一个单独的区域，与东西边中国地 界和英租界隔开了，无论开那边的门都可以和中国势力和英国势力发生联系，真是 巧妙的安排，也可见民国时代那些大军阀、大政客的处心积虑与背景。 我找到童、刘两先生，把我们在沙市的遭遇说了，他们是1926年初和老方同时 离开沙市的，对于沙市一年来情况不了解。他们带着我去见在湖北省总工会工作的 老方，听了我的汇报（自然是我自己的意见，说我们这些在沙市搞学生运动，在他 们领导下受排斥）他们听了很不高兴，老方就留我在他那里工作。他现在是总工会 武汉宣传总队的队长。在省总工会宣传部领导下，而宣传部长就是当时有名的工人 运动家林育南。宣传部在三楼上，我被安置在对面小房子集体宿舍睡，白天上班， 同老方到各工厂向工人们宣传演讲革命道理和形势，鼓动工人闹革命。我跟他去过 几个在武昌的纺纱厂，还去过汉阳兵工厂等大厂。开宣传会往往是老方先讲话，然 后是工人宣传队（那时每个厂都有工人纠察队和宣传队）的人讲话，要我作记录。 我那时已被武汉革命气氛所陶醉，热情高涨，眼花缭乱。我每天都可以看到当时的 工人运动领袖，向忠发当时是湖北总工会委员长，和项英、林育南等在一个大餐厅 吃饭，我当然可以见到，当时青年人崇拜的偶像恽代英我也见过。全国总工会就在 隔壁大楼里，还见过有名的工人领袖苏兆征。大革命期间共产党只注重做群众工作， 特别是工人运动，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共产革命，我能够参加进去该有多么的高兴， 在宿舍里同房的青年互相吹嘘。但只有一个多星期情形就变了，老方忽然对我说不 我适宜作他助手，教我搬出去另找工作，于是我只有搬出友谊街。暂时在一个小破 旅馆住下，等着另找工作。当时我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被开除，我想可能是秘书工 作我担任不了，事实上老方叫我作记录我记不下，叫我抄写一些文件我字写得不清 楚，做宣传工作真是不胜任。但现在想来，情况可能较复杂。那时沙市的国民党部 的宣传工作是由中共湖北省委派人去组织的，我们在沙市反对他们自然不能为中共 所接受，老方可能通过中共湖北省委了解到我们在沙市的情况，虽然我们不是反革 命右派，也没有做什么不利共产党在沙市发展群众工作的事，但以我当时对共产党 的认识及觉悟程度是不适合在湖北总工会内工作的。我当时并没有这个觉悟，只认 为我本事不行。 住在那个小客栈里，吃饭发生了问题。幸好我在圣路加中学的同学柳树堂救了 我。他在武昌中央军校武汉分校（黄埔分校）速成班学习，临时派出来帮助武汉市 政府做武汉市户口调查工作。他负责调查原英租界中的一段，每天挨户挨家地去调 查，找我临时帮他一起干，他干这个工作每天有点补助金，他就分一部分给我做饭 钱。 柳树堂是我在圣路加中学的好朋友之一，他忠厚老实，比我小一两岁，我们不 是球友，也不是闹学生运动的朋友，我拉过他参加过这些活动。他是另一种朋友， 他很喜欢看小说，也有很多小说，我开始看《红楼梦》就是从他那里借来的。想不 到他一个文弱书生却考上了军校，后来竟成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一名下级军官。在19 30年我在苏州读书，暑假回沙市过武昌时，曾去他家见过他一次，当时他已是连长， 军队作风较重，他请我吃了一顿饭。那时我已讨厌军队，看不起武人，我们虽叙谈 旧日友情，但已格格不人，从那次别后就一直没有见过或听到他的消息。后来老方 介绍我去武汉总工会，有位工会负责人见了我，派我去武汉包车总工会当秘书。 武汉包车总工会是拉包车工人的工会组织，它与一般技人力车工人不同，都是 拉包月车或者私家包车夫。这些拉包车的都是私人雇的长年车夫。当时武汉三镇有 这种包车工人二、三千，他们都是这个总工会的会员。虽然是秘书，名义上在总工 会委员长领导下，实际权力比总工会的委员长大，工会的一切活动都由秘书听上级 工会的命令负责指挥，除了财务由工会选的会计管以外，其他工会正副委员长都听 秘书的话。我和会计是脱产的，每月除伙食外还有十来块钱津贴，工会的正副委员 长有车马费办公费，每月大约也有十来块钱，就为这，当然不只是这点钱，工会委 员会的委员们就争夺起来。原来拉包车的工人就有帮派，各派的头头各领一帮人马 进工会来，他们都被选入委员会，但争夺正副委员长的职位，却不仅仅是为了那点 车马费，还要争取委员长拉拢势力的权力。我一去就有委员长和委员找我私下吃茶 谈话，以介绍工会情况为名拉拢我讲某某的坏话。我开始听了信以为真，就同会计 闲谈，因为只有我们两人住在一起。那位会计是本地人，精明得很，他慢慢告诉我 工会内有几派争夺权力，叫我既不要干预，也不要断然拒绝，含含糊糊地混过去。 我当时把工会工作看得很神圣，听了这些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工人会这样。渐渐也 看出这些包车工人完全不像那些海员，铁路、纱厂的工人，组织纪律很差。那时上 街游行示威活动很多，要领着工人队伍手拿小纸旗，扛着工会大红绸旗，列队上街 游行，沿途呼口号，这些都由我领着干，每次我感到我们的队伍最不整齐。 那时长街地区有区党部，有共青团支部，它们领导工、青、妇和少年儿童团， 游行时我们有时归武汉总工会，有时归它们指挥，这样我认识了长街共青团支书一 位姓任的四川青年，我们很谈得来，我就渐渐加入他们一伙玩。记得“四・一二” 上海事变后，武汉方面发起大规模的反对蒋介石大屠杀的示威游行。游行完后，姓 任的给我一张票第二天去血花世界听报告。血花世界是汉口新世界游乐场改名的， 同上海大世界一样，地方很大，里面各种游戏都有，国民革命来到汉口后，就改名 为血花世界。里面的大舞台原来是演京戏的，这时经常成为各种革命集会的场所。 血花世界由在广州中山舰事件中闻名的李之龙负责。第二天我去了，原来是上海工 人纠察队总队长顾顺章报告上海“四一二”惨案的经过，共产党许多有名的人物都 参加了。这个报告会虽然不是一个保密的会，却是政治性很强的会，我参加了自觉 很荣幸。听了顾顺章的报告，心中热血沸腾，痛恨国民党右派及蒋介石。自那以后 我同姓任的（我非常难过把他的名字忘记了）来往很密切，参加过他们的读书会， 还听了小型的演讲会。其中有一次由我们青年崇拜的恽代英来讲话，我显然已成为 CY发展的对象，原来是学生，又闹过学生运动，现在又是工会干部，满够条件入CY。 在四、五月间，湖南长沙发生马日事变，许克祥叛变，在何键指示下，大杀农 会及共产党。宁汉分裂，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汪精卫来 到武汉，一时表现很左，与唐生智、共产党合作，由唐生智担任总指挥继续北伐， 出兵去河南打奉军。杨森又出兵由四川来湖北，与夏斗寅汇合要向武汉进攻。这些 消息我当时听到不知其内幕，感到革命形势紧张。武汉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了一 次声势极大的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国民党右派。儿童团上街 纠察行人，一面宣传，一面不许人穿长衫，见了穿长衫的就要脱下穿短衣，因为五 一是工人节日要工人化。平日武汉街上虽然闹革命但仍是很繁华，街上马车、人力 车、包车很多，汽车也不少，还有出租汽车。有钱人家仍然可以花天酒地，街上红 男绿女，特别是卖笑。卖唱的青年女子仍然生意很好，看得我目不暇接。可是在五 一节这一天街上气氛紧张，平时那个花花世界突然消失了，街上到处是工人纠察队， 儿童团，过往人员常常要受到检查。汉口江面上外国兵船很多，有很大的军舰停在 江心，据说英国开来有万吨级的巡洋舰。这一天，军舰上的水兵上了岸，架着机枪 在各租界和沿江边大堤把守，虽然他们还没有检查行人，但来往行人就少多了。我 那时好奇还特别去到江边看看。一时武汉形势非常紧张，人人都怕工人要闹事，各 国租界又怕像年初闯进英租界一样的事发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只觉得兴奋与新奇。 并不了解那些现象的内幕。我还去参加了一次由陈公博主持的什么会，当时陈公博 是武汉国民政府负责工人的一个什么部的部长，他主要说的是国民党南京右派和帝 国主义勾结反对革命一类的话，还说江中有外国万吨巡洋舰来威吓我们。我那时还 认为汪精卫、陈公博、唐生智等是国民党左派，是拥护国民革命的。 一天，武汉总工会里一位秘书找我去，说我是沙市人，对宜昌一带情况熟悉， 现在给我一个任务去宜昌看看，那里住的是什么军队、番号有多少等情况，说白了 就是去作一次军事侦察。我欣然同意，于是他就向一位海员工会的人在外国轮船当 茶房交待，就坐那条船去宜昌。去时很顺利，在船上有人照顾，一到宜昌情况就不 同了，说岸上戒严，不许杂人上岸，要上岸就要受严格检查。我无任何证件不敢去， 而且这只轮船第二天就要回武汉，那位茶房把我介绍给另一外国轮船的茶房，我就 搬到那船上去，这船还要呆两三天才开船。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交待的，在这个船 上待遇就不同了，把我当“黄鱼”看待。所谓“黄鱼”是船上茶房、水手带的私客， 不买票，在船上一切食住由带黄鱼的人管，讲好多少钱把你带到目的地，但是在船 上不能自由活动。船上常常要查票，每到码头都有客人上下。开船后就要查一次票， 没有票就得受罚补票，没有钱就搜身拿走所有东西，到下一码头就撵下船，这些没 有票的人大半是穷苦人偷着上船的，他们受到的侮辱与谩骂，令人非常难以忍受。 我是茶房的黄鱼，查票时就把我藏起来，藏在船头下一个小舱房里，小舱房挤着可 睡三、四人，它本来是水手的地方，现在成了我们的藏身处。地方太窄小，在里面 很闷气，每一到查票完了我们即可出去上甲板活动了。讲好的这位茶房把我带回汉 口要给他20来元。我搬到这艘船后，曾在黑夜乘划子上宜昌岸上去看过一次，岸上 军队很多，尽是新到的川军杨森部队，处处戒严不许通行，街上贴的有打倒共产党、 打倒武汉国民政府标语。我不敢多走，为了了解情况，我只有找到上岸的茶房水手 问一下宜昌街上情况。开船后，因船头小舱太热太闷，我拿张席子跑到甲板上去睡， 突然下起雨来，我抱着席子就跑着躲雨，一下把我放钱的皮夹子丢进大江去了，本 来没有多少钱，这下连给黄鱼钱也没有了。好在船到沙市停泊过夜时，我去正明厂 哥哥处，吃了顿饭，拿了些钱，解决了我的困难。在哥哥家谈到武汉情况，我满口 革命胜利的乐观态度。我也问到荆沙一带的情况，他们给我讲了很多川军夏斗寅部 队到了荆门、仙桃镇一带，如何向百姓要钱要物的情形，这些是我在宜昌船上不能 知道的。当时我哥哥曾留我住下，我自然没有答应。 回到汉口去武汉总工会处交了差，把我在宜昌、沙市看到听到的说了一通，好 像他们很满意。回到包车总工会，又同姓任的会面了，他同我讲了目前武汉形势很 紧张，汪精卫要同蒋介石合流，武汉北伐军受阻在河南，武汉现在是一座空城，要 我们工人、青年担负起保卫武汉的责任，现在是全民动员。为了保卫武汉革命，特 别需要侦察从南京和长沙方面派来的特务间谍。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是陈友仁，他 那里有位苏联顾问负责这件事，他们用外交部名义搞了一个特务处，需要一批可靠 工人参加，他征求我的意见。想不到我这次宜昌之行竟被看上了有资格参加这个共 产党秘密组织，搞特工工作。当时在武汉我接触的青年中，革命虚荣心很强，北伐。 工会纠察、宣传队，都是他们要求参加的出风头的工作，搞特务工作是秘密的工作， 出不了风头，别人也不知道，但我内心里觉得很骄傲。姓任的对我说，他们从长街 CY支部介绍我去，虽然我还未正式入团，但已把我的情况介绍过去，希望我能在那 里入团。这一下满足了我的革命虚荣心，就去加入了外交部特务处。 这个特务处据说是外交部陈友仁的儿子主持、由苏联顾问领导的，但我去后既 未见到陈大少爷，也没有见过什么苏联顾问，只有一个年约三十多岁面白清秀像读 书人一样的秘书，他常来布置工作，我们叫他张先生。他来也不是向我们全体讲话， 只同我们这个组的两个年大的负责人谈。我们这个组约有十来个人，都是工厂来的 工人，以汉阳兵工厂的最多，有三四个纺纱厂工人，其中有两个女的，年纪约在二 三十岁，以我年纪最小才十六七岁，还有一位约二十来岁的兵工厂工人，我们两个 关系最好。大家住在一起，对外称为什么公馆的人员，住家不像住家，公司不像公 司，来往的人极少，邻居也不来往，大家似乎知道这是个特别的单位。开始我们负 责汉口洪桥一带，那是在汉口大智门车站西北靠汉阳一带地区，干的工作很简单。 我是有人带着支派到那些地方注意一些人的行动，有时是监视，有时跟踪一些人。 我是莫名其妙，听带我的人的话，他教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们是在于 保卫武汉的反间谍工作，清查外地的反革命派来的特务。我们每人发有一个长方形 证章，上面印有外交部特务处字样。有了这个证章，可以随便出入车站、戏场，各 种公共娱乐场所。那时武昌汉口间是用小火轮作轮渡，我们可随时坐船过江不用买 票，行动真是太方便了，但却引诱我的玩心，除了干工作外，其余的时间我就利用 这个便利条件，去汉口这个花花世界玩玩。 我们这个处，搬了几次家，后来搬到原英租界一个弄堂里，我们的主要任务又 变为监视由下江南京、上海来的某些人。我有时被派看守法租界某个楼上一个人， 他不出来就在街上监视他，他要出来就跟着他。这个人是谁，为什么监视他，他是 干什么的等等我都不知道，既不告诉我，也不许我问。我能记着这件事，是因为这 个人后来被捕了，被捕后押到公安局，我也去了，所以我印象很深，我来到特务处 几个月这是我唯一参加捕获的一个反革命。 这个特务处有CP、CY小组，只有我一个不在组织内，我看出来了，他们有时开 组织上的会没有叫我参加。而其他的会我都参加了。他们讲党内的事也不瞒着我，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的工作用外交部是个名，所谓陈友仁陈大少爷其实是共产党的代 名，这是他们告诉我的。他们很奇怪为什么我不提出入团的申请，还派那位与我很 好的青年来培养教育我，可惜我当年玩心太大，以为自己已在做革命工作，对参加 组织的要求不大。用外交部特务处证件可自由出入各个公共娱乐场所，那时我去得 最多的是汉口两大娱乐场，血花世界和怡园，那里各种游戏、戏剧、清唱、杂耍、 电影都有，我们凭证进场，但占座位则要照价给钱，所以我只好站着看或听。那里 面有不少漂亮姑娘，也引诱我去看。时间不长，在特务处不过一个多月，我玩遍了 汉口所有游乐场，醉心于花花世界，几乎忘记了自己的特殊工作。在那特务处没有 学习时间，更没有什么书籍可看，我在他们中虽然年纪小但却是个小知识分子，念 报纸居然是我的事，这样我就更不求上进了。有时路过一些学校，看见一些中学生 在球场上踢球，我也一看半天，常常想起能回学校读书多好，但当时并没有想到离 开那单位进学校的事。不久，我们那个处解散了，让我去一个大饭店看守一个房间。 那个房间是上级机关包下的，他们没有告诉我上级机关是什么，只说是陈大少爷用， 来了人我先叫他等着，一会秘书或者另外一位我认识但不知姓名的中年人来与来人 谈话，我得离开，不能听他们谈什么，他们谈完了走了，我又进去守着。实际上那 是一个党的秘密联络点，只是他们不告诉我罢了。在这里生活很好，吃住都不错， 就是不能离开。幸好时间不长，大约不到半月就又把我调去武昌，同另一位也是搞 秘密工作的姓何的一起，白天住在武昌南部振寰纱厂的工人宿舍，晚上去武昌车站 监视由湖南长沙乘车来的某些人。这位老兄对我非常好，把我当作小弟弟。他同那 些纱厂女工打情骂俏，甚至在一起睡觉也不避讳我。我现在把他的姓名连同在特务 处一些人的姓名都忘了，但是同他们一起生活的情况仍历历在目。同这位姓何的也 没干几天就又搬回汉口，同三四位同志住在一个背街的小楼上，说是等候分配。只 住了几天，又命我去后花楼一家纺织公司的办公室，宣布我们那个单位解散了，我 可以自由去找事或者回家，已同他们没有关系。这是顾顺章向我们讲的，我听过他 的“四・一二”惨案报告当然认得他。他说了现在形势紧张，汪精卫叛变与南京蒋 介石合作，宁汉合作反对共产党，唐生智也站在他们一边，武汉已成了白色恐怖地 方。叫我们赶快离开武汉，并发给我一、二十元遣散费。我知道形势紧张，孙夫人 发表宣言痛斥汪精卫国民党右派，说他们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她已离开武汉 了。共产党已转入地下，同我工作的人都已走了，我不能不走，但感情上还是舍不 得，并没有打算走，仍常去后花楼那个联络处，一次被顾顺章碰见了，他向我大发 雷霆，骂我为什么还不走，在武汉等死呀。他愤怒的目光吓得我赶快离开，想留下 来的希望断绝了。第二天就买船票回到沙市，结束了我自1927年2月到8月半年多的 武汉革命生涯。 回到沙市家中不久，武汉即发生了白色恐怖大屠杀，在报上经常看到枪杀共产 党人的名字，有时也发现我认识的，那位对我很好的姓何的也在被枪杀之列，我看 见心惊胆战。我两位哥哥问我在武汉干了什么，回家来有没有危险？我并没有将全 部情况告诉他们，更不敢把外交部特务处的事讲出来，只说我是在工会工作现在被 解散了。回到沙市困居家中，找原来圣路加老同学，他们也都不在，各奔前程去了。 后来我去圣公会教堂王老先生家玩，他们知道我去武汉闹了一场革命，问起武汉情 况，我也不敢多说，因为沙市风声也紧，要抓共产党。好在我在沙市是被国民党开 除了的，没有人来找我的麻烦，我只有闲坐家中看书，也想想我这几月在干些什么。 现在想来，由于我不是党、团员，又不是一个很有革命意识的青年，所以把我遣散， 不给我工作。我当时却不这样认识，觉得他们把我甩了，危难时不要我了，这是为 什么呢？我有点怨恨组织了。我哥哥们的意见是，我什么也不懂，跟着共产党乱混， 弄得几乎要掉脑袋也不知为什么，叫我好好想想这几年闹革命的事。他们说，自己 没有本事，没有学问只能给人当替死鬼，死了还不知道为什么，还是继续好好去读 书，学点本事，将来好有出路。我虽然只有十六七岁，但自命是个老革命，经他们 这样一说自己也有点糊涂了，我究竟知道些什么，干了些什么，这就是革命吗？共 产党与国民党他们为什么一时合作，一时闹翻了大屠杀，共产党是败了，不知他们 怎么办？我又应该怎么办呢？一句话，什么都搞不清楚，一切随着大流转，假若死 了还不知为什么，真是太糊涂。我觉得哥哥们说得对，自己要有本事，要有学问， 要做自己认清了应该做的事。 1927年是中国大转折的一年，国民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打倒列强、除军阀的 风暴，被反革命右派扑灭，国民党共产党从合作走向分裂，中国人民经历了又一次 浩劫，白色恐怖笼罩整个中华大地，工农学生青年遭到大屠杀，红色的鲜血流满神 州大地，中国又陷入受外国欺辱、人民分裂、内战与烟火的苦难中。1927年的变化 太大了，我在这大变动中像根小草被狂风暴雨卷得不知所终。 4．朦胧年代 我家是大巴山里的中等财东兼地主，在乡间有钱有势，为人所“尊敬”，也为 人所嫉妒，但算不上“为富不仁”。我从小长大在这种家庭，没有受到好的教育， 母亲只是爱抚与企盼，父亲忙他自己的事，只在我顽皮闹了事才管教我，我自五六 岁起人私塾后就自由自在的玩。喜欢新奇，哥哥们从下江、夔府带回来的东西和他 们讲的故事，件件吸引我，激起我对外面世界无比的羡慕与好奇。从两河口到谭家 墩、巫溪县城、到巫山，地方越走越大。及至乘轮船、出三峡、顺大江到沙市，一 步步的走进繁华的城市，看到小时做梦也没有见到的世面，把我的好奇心引向高潮。 什么都想看看，都想去尝试一下，都想知道为什么。 从小我就是大人们所说的有天分的聪明孩子，虽然不能说是过目不忘，但私塾 老先生那点功课、小学及中学的课程倒也难不倒我。从来没有为读书发过愁，连不 大懂的难读的算学，我只要在考试前开两个夜车也是稳及格。在学校里包括在沙市 圣路加中学，读书学习不是个坏学生，但在学校课外活动上却是个活跃分子。哪里 有热闹，哪里便有我，演讲，演戏，打球，赛跑我都参加而且要做积极分子，出风 头、当领袖的欲望吸引着我。凡是我参加的我总是不甘落人后，极力要出头。 在我1925年到1927年的活动中，像我这样出身的一个初中学生，从哪里去了解 共产主义？我的先生，童、刘和那位方先生，他们都是跨党的共产党员，给我一些 小册子看，我是看不懂的。共产主义ABC，共产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新青 年》、《响导》等等，以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刊物，我都看过，但理解 不了。在大革命国共的合作与斗争中，我是糊里糊涂的在风暴中旋转。我没有接受 共产党训练及其活动经验的基础，当时共产党工作的重点是工人，北伐中才搞农民 运动。我与工、农隔离太远了，一个初中学生、工厂里的小老板不是没有当共产党 的，可那却不是我。 到了武汉，城市更大了，新奇事更多了，我完全被那花花世界迷着。好奇、好 新鲜与闹革命同样吸引我。我一个十来岁的学生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后来竟被吸收 做保卫工作，革命给我的机遇是好的，但我自已丢失了。我出身于资本家、地主家 庭，没有受到任何痛苦，只受了洋人和大财东的气，又没有在知识和理论上有认识， 没有接受共产主义的桥梁，只是被大革命的风暴所吸引而已。我觉悟低是自然的， 在武汉自己身在特务处，已经是革命者了，但却没有参加组织的要求，在大革命紧 急关头，把我解散是必然的。 5．东吴中学 重温读书梦 1928年春我去了苏州，进了东吴大学附中，当了初中三年级下学期的学生。 我去苏州上学，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个学校有位沙市人叫彭文余的，他在那个 中学当体育教员，在寒假回沙市来，与我大哥相识，谈起我来，他赞成我去苏州上 东吴中学，他可负责代管。另是我不敢去武汉上学，怕被国民党查出来，上海也不 敢去，觉得苏州比较安全。 1927年下半年在沙市呆了几月，除了接受我哥哥们的观点，认为人自己没有本 事就不能立足在这个社会，没有知识干什么都是糊里糊涂。闹革命不懂得革命道理， 不知道国民党、共产党斗争的情况，跟着潮流跑是很危险的。我这两年来的生活就 是这样。我自觉算是为革命尽了力，为什么到了危急时不要我了？我留恋那几个月 的武汉生活，但看到报上血腥的大屠杀，尤其是有我认识和一起工作的人，我既是 恨又怕。想起我若是还留在武汉岂不也成了刀下鬼了吗！白色恐怖吓坏了我，认为 这些人是冤枉死的。我否定了自己，觉得好比大风暴中的一粒小沙子，只有被风暴 冲刷，自己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我既不懂得也不了解那些革命的内幕，何必跟着 去卖命？还是好好读书，学点真实本领，重新做人罢。在1927年秋冬的沙市，我准 备考学校，重新拿起课本，再就是看小说。当时的报纸、官方的宣传尽是骂共产党， 反对革命的，我自然不看，从此产生出一种厌恶政治的情绪与心理，总是拿小说来 消遣，排除或者说是逃避心中的空虚。那时还追求过一个姓王的女孩子，我们是在 圣公会王老先生家里认识的，我对她很有意，找机会在王家见面谈天，还算谈得来， 王家的大姐也有意搓合，但她家是沙市很有钱的大家，她哥哥在上海读书，不久就 把她送去上海读书了，我经历了情感上一番小波折。 1928年春我穿着马褂蓝袍，手提网篮行李，拿着大哥给彭文余的信就走进苏州。 我在汉口买了一枝当时盛行的watennan自来水笔，别在马褂的扣子上，一到下关由 轮船转到火车，这枝新买的外国笔就被扒手摸走了，我吓了一大跳，幸亏带的路费、 学费还没有丢。那时南京已成立了国民政府，江浙一带交通还是畅通的。到了苏州， 找到了彭文余，他帮我补考，考上了初中三年下学期，从此我就又当上了外国教会 学校的学生。在苏州上学七年半，直到在东吴大学毕业。 苏州是有名的地上天堂，我初到时印象颇不佳。从南京坐火车到苏州，经由常 州站后，即上来一些小帽灰袖紧腰的青年，说话类似女子，我第一次听到江南声音， 颇觉奇怪，这些南方人竟同女人差不多。但窗外江南景色十分迷人，我去时正近暮 春三月，沿车窗看去，两边树密草长，河渠纵横，一片绿色，间有菜花块块，黄绿 相间，非常迷人。下站后先住阎门一家旅馆，阎门是苏州繁华的商业区之一。街上 车马拥挤，行人众多，我不敢上街闲玩。第二天坐人力车去天赐庄找彭文余。久仰 苏州有东方威尼斯之名，但我第一眼，对城内河桥的印象并不佳。后来在苏州住久 了，才领会苏州水乡之美。东吴大学占天赐庄一大片土地，砖墙内圈住广大的林园 楼房，有高大西式建筑，有绿草如茵的草场和球场，有教员特别是洋人住的小楼， 有男女生宿舍，我一进去看校内好比大花园一般，心中豁然开朗。我又进入了另一 个天地，重新开始我的学校生活了。 我在初三算是年纪大的，同学家里都是地主，孩子不必要靠读书学本事，上学 是让孩子去混资格，但多数年纪小的同学，学习成绩都很好。虽然我在沙市、武汉 呆过，但比起江南子弟来乡土俗气还是不少。这里的中学生衣着入时，高级衣料， 大都是面皮细白，也有几位身高体壮的。再有一点就是语言不大通，他们都说苏州 话，功课除英文数学外，音乐使我最难堪，我不但嗓音哑而且五音不全，一唱就走 调，成了班上开玩笑的对象。在苏州住久了，听苏州及上海等地的话已不成问题， 自己也学会了说一些。 我进入高中后，熟悉了环境，渐渐活跃起来。首先令同学及学校注意我的是在 体育场上。我踢足球算是老手，从分班比赛到与大学队比赛，我都是中坚分子。 我还学会了打篮球，不久我就被选入校队，有一个时期我在足、篮球场上出尽 了风头，成为全校学生中的知名人物。我因而结交了不少朋友和几位密友，杨公素 就是其中之一。 东吴大学除了文理法（法学院在上海是夜校）学院外，还有体育系，培养体育 教师，上这个系的人不多，只有十来人而且大多数是外省来的。体育系主任姓许， 叫名辉，广东人，美国什么大学体育系毕业，他是打排球出身，在当时中国排球界 是个老前辈，知名人士，他很想拉我上体育系，但我有我自己的打算，毕竟是经过 了大革命浪潮，我要学本事、做学问，有专长，我不想做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的人。 在中学三年半，是我适应苏州学校生活，功课打基础的时代。有几门课程我是 不喜欢也学不好，只是敷衍应付及格。我的几位同学高三毕业后上东吴大学学的都 是医预科，三年就可直接上协和医学校，那是当时较好的前程。有一位姓陈的同学， 在中学时我们时常在一起谈论文学上的话题，上大学他选了医预科，就几乎见不着 他人了，有时很晚了才见他从科学楼穿着白大衫出来吃饭。后来他上了北平协和医 学院，我到燕京时，有时去看他，他已是大夫了，那时协和医学院，在全国以及亚 洲都有名，在东吴上理科的都以上协和为目标。上医科不需要高深的数学，但需要 很坚强的耐心与记忆力，我曾想去试一下，因为我的自然科学成绩不佳，而且死守 实验室却不及坐图书馆引起我的兴趣。我要学本事，自然想到学医，那可是铁饭碗， 但由于我的基础与兴趣的关系，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 因为苏州离上海近，上海滩上一些新文学、俗文学、闲趣文学、低级文学的作 品、刊物，苏州都能买到。鲁迅、梁实秋、郁达夫、沈从文、林语堂等等各类作家 的作品我们都看过，但是只是作为消遣而不深作研究。一位徐商寿同学对文学特别 对新诗有兴趣，常常作些新诗在上海（现代）杂志上发表，他身体瘦弱，但极聪敏。 我那时不懂诗，不喜欢新诗，更不喜欢他那现代派的不规则的诗句，常常同他开玩 笑。他却执着地做他的文学学问。 我发现我真正的兴趣与志愿却在政治、历史、国际政治方面。 6．“九・一八”与我的边疆问题研究 在东吴大学 自进东吴以来，很少谈大革命、武汉时代的情况，一则中学生不谈政治，东吴 中学生多是些有钱人的子弟，他们都年轻，无论是家庭和苏州那个社会似乎都超然 于国家政治以外，接受了南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没有人去谈论它。其实那时国内 战争不停，但乱不到苏州来。二是我自己不愿谈，特别是武汉生活那一段，我当时 的心理是矛盾的，我认为在武汉和在沙市闹革命的一段经历是自己的失败，但对东 吴学校同学们那种不问政治、不问国家大事，昏昏然过一种在外国教会指引下的无 忧生活又非常看不起，自认为是老革命、过来人，觉得同他们谈国家大事没有必要， 他们也并不要谈。1928年出了件大事，蒋介石北伐在济南被日军拦阻，日本军人疯 狂到占领我青岛、济南并杀死我山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打死许多中国士兵和平民， 甚至扣押南京国民政府前去交涉的外交部长黄郭。这样辱国的侵略行为，当然引起 全国人民公愤，报纸的报道与宣传也轰动了东吴校园。当时我同大学生接触少，而 在中学生中却引不起什么波澜，只有少数个别同学同我谈谈，表示恨日本，对蒋介 石不满。我心中却激起无限爱国热情，觉得日本人欺人太甚，国民政府太不争气， 中国军队太软弱，这个学校太不爱国，这几个“太”，让我心中十分难过。我当时 对国内政治，尤其是国民党内派别斗争，什么胡汉民派。汪精卫派、蒋介石派之争， 丝毫不感兴趣，特别是吴稚晖倚老卖老的一派胡言，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大量登载， 人人拿它谈论，我对之看都不看。而对日兵在山东济南杀人，中国军队不敢回击却 绕道而过，躲开日兵还声称什么继续北伐！到了北平，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 李宗仁四人合影登在报上，称为四个集团军总司令会师，中国统一了，北伐成功了， 国民革命胜利了，大肆宣传，东吴校园里也有一股高兴、胜利、乐观的气氛，我也 受了点感染，但掩不住心头的济南国耻。我本来也是不谈政治的，但对外国帝国主 义的屠杀与侵略，心中忍受不了。在中学时代虽然我迷于踢球，但仍留心国家大事， 尤其是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与国耻。 在功课方面我用心的攻英文，几乎每天早早起来在校园河边读英文。东吴大学 里的课程除了中国文学系外，其他课程都是用的外国人写的英文课本，上课外国老 师也是用英语讲课，所以不得不学好英文。课外读物除小说外就是看中国历史书， 尤其是中国、外国近代史，我对历史很有兴趣。看小说完全是消遣，看了就忘，读 历史我却做笔记，对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我从高中起就开始学习并做 笔记。但是我并未选择历史系搞历史专业。东吴大学有历史系，但它主要是西洋历 史，重点读外国人写的世界史、英国、美国、法国史的几本书。我对外国侵略中国 历史及现状有兴趣，对国际政治有兴趣。东吴大学有政治系，英文叫政治科学poli tical science，很适合我的需要，我在中学毕业前就选择了考东吴大学政治系。我 也很奇怪，当时北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政治、历史、国际政治学课都很有 名，教授也是名教授，常常在报纸刊物上发表评论时事，国际政治、中外关系的文 章，我看过也很佩服，但是我从未想到中学毕业后去考这些名牌大学，一心只想进 东吴大学政治系。现在想来，当时有几个原因使我如此。一是当时北平很不平静， 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驻在北方，经常有战争恐怖，各大学内政治派别争夺，我当时 虽想学政治，但不愿参与政治，这是我在大革命运动后的一种否定，认为搞实际政 治活动只是受那些政客们的愚弄，掉了脑袋还不知为什么。二就是在苏州住惯了， 东吴学校环境与人缘都很好，校园内很安静，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进大学不需要 任何考试，我留恋这个学校，何况我在东吴校园内还已取得了一定的声誉。对于东 吴大学政治系师资的水平不高，只有两、三位教授并且只会教外国课本，对当时中 国政治、中外关系毫无见解，图书馆这方面书籍不多，心中是不满意。但我却自搞 一套“研究”工作，说研究有点夸大，就是自己在课外阅读、收集一些有关中国对 外关系的资料，说来奇怪，我对国内政治派别斗争特别反感，而对外国在中国侵略 活动的过去与现在特别有兴趣。当时我的同学中很少有人搞这一套，好的学生都是 努力把功课学好，不少同学因为家庭关系，有钱有势的都打算毕业后去读别的名牌 大学，像我这样自己搞一套准备在东吴读下去的很少，除了几位学医。生物、化学， 或法学的。 1931年我进了东吴大学一年级政治系，开学不久，就参加了在镇江开的江苏省 全省运动会。这届运动会是为选拔运动员参加秋季在杭州举行的全国运动会，我是 学校和苏州足、篮球队的运动员，还报名了田径运动的三铁：铁球、铁饼、标枪， 这三项我成绩平平，但那位姓许的体育教员一定要我去试试，好争取多几个名额。 三铁中我对铁饼较有兴趣，但成绩只在30米左右，实在不高，但我很喜欢扔铁饼的 旋转动作与姿势。江苏省全省运动会以我们东吴代表队为主力，人数多、气派大， 还有女生篮。排球队，浩浩荡荡开进镇江这个江苏省会。运动会进行到将结束时， 大半选拔赛已告结束，突然发生了日本占领沈阳的“九・一八”事变，上海报纸报 导得特别详细，激起了我们全队人员的气愤，我极力主张停止参加最后几场比赛， 返回学校，大多数队友赞成，上海的一些报纸攻击国民党政府，群情愤慨下再也没 有可能办什么运动会了，于是我们返回苏州。 当时全国各地学校进行了罢课，游行，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反对国民政府的不 抵抗主义。我们返校后，就召开学生大会，有几位高年级大学生主张罢课游行，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我自然是积极分子之一，我被选为纠察 队长，纠察学生不许去上课，接着在上街游行队伍中任总指挥，带领学生队伍游行 示威。当时东吴学生中竟然有不参加罢课、游行的，我以纠察队长身份去他们宿舍 强令他们参加。学生会组织军训，搞学生军，要直接去东北抗日。接着在平津学生 南下南京请愿的运动推动下，上海的学生也开赴南京请愿，沿途受到政府的阻止， 学生进行卧轨强行爬火车，一时人心混乱，谣言四出，有人说这是共产党、国民党 左派、邓演达的改组派、青年党与国社党等等党派搞的，目的在推翻蒋介石。我本 来义愤填膺积极要求抗日，一听到这次运动有党派参加与操纵就犹豫了，武汉革命 的经历告诉我不要受人利用，学校当局也设法劝阻我们，我不参加去南京请愿的活 动了。当时与我相好的几位同学像杨公素、吴志章等也都听我的话不赞成去南京请 愿，所以影响到东吴及苏州的学生。 我在高二、三年级就注意看有关中国边疆问题的书和刊物，可惜那时有关这方 面的书太少。“九・一八”事件后就研究东北问题及日本在东北侵略的历史。国民 政府不抗日，东北的马占山抗日，社会各界组织援马团，并且在上海举行援马团抬 棺游行大会，表示以死援马抗日并且要由上海游行直去东北抗日。我去上海参加了 这个大会，当时曾决心同他们一起去东北援助马占山抗日，到了上海大会就听说这 个援马团有政治背景，是以此来搞政治活动的，我就不参加了。抬棺游行号召力大， 但被国民政府制止，后来这个援马团有部分人到了北平，硬被国民政府解散了。东 吴另一位同学徐商寿，就是那位现代派诗人，他去了北平参加了，解散后他就在北 平进了燕京大学读书了。 “九・一八”事件所激发的爱国抗日活动我只搞了这些，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就 是爱国抗日不要被政治派别利用，这是从武汉革命时期所总结的经验，哪怕是共产 党发起的我也不参加。那时国民党把一切抗日活动都扣上共产党阴谋的帽子，以便 他们放手镇压。另外我不知道共产党的主张与目的，与他们毫无关系与联系，我何 必又去走武汉时代的老路。我这个读政治系的人反而不搞实际政治而且还避免搞政 治。当时东吴大学生中却有搞政治的，是青年党的一位姓李的和国民党的孙宝刚 （此人后来混得有点地位，曾随国民党去台湾），他们在第二年开学时就被开除了， 我虽然出面搞罢课、游行，学校却仍留下我允许继续上学，重要原因是我没有政治 背景。我是东吴的老学生，从中学进入大学，学校当局了解我。罢课久了，学校提 前放假，我回到沙市过寒假。1932年我国苏州上学，到南京时，上海爆发了“一二 八”抗日战争，波及苏州，日本飞机曾来轰炸，学校关门不开学，我就住在杨公素 家，我同杨公素兄弟是好朋友，他家的人对我很熟悉，对我也很好。东吴不开学怎 么办，杭州之江大学开学，之江与东吴都是教会学校，功课成绩互相承认，我提出 去之江借读，学校同意了，我就带着杨公素、杨公敏（当时他在中学）去杭州借读， 上海打仗铁路不通、坐小船沿途经过太湖运河沿岸城镇，使我长了不少见识。在杭 州之江大学借读，之江的功课比东吴差，条件也不及东吴，更重要的是它离杭州城 市远，没有什么娱乐场所，连电影也看不上，杨公素是位爱玩的花花公子，实在呆 不下，竟不读书回苏州了。谁知他这一走就一直没有再见。我将在“杨公素”专题 下叙述我所知道的他。 1932年秋天重新回到东吴大学，我开始研究中国边疆问题。东吴大学政治系说 来可怜，主要课程有国际法、国际关系，各国政府与政治等，用的都是美国大学的 课本，教授大半是美国教会派来的，也都是照本宣科，没有什么自己的见解。这几 门功课我是很用功读的，觉得不满足于课本上的知识，而且课本远远不结合中国的 实际。有位叫吴芝芳的中国教授，他开了一堂“中国政府与政治”，算是一门新课， 但内容贫乏得很，只是把国民政府公布的法规，国民政府组织法、临时约法等等重 述一遍而已，对于当时中国的政治争斗，连年内战、江西“剿匪”，国共之争，连 同外国侵略，日本攻占东北，上海之战等等大事一概不谈，而这些都是全国上下人 人关心的重要问题，所以他这门课令人失望。 于是我就自己另行研究一套，先从令人焦心的东北问题开始。先是收集报章杂 志上有关东北、日本侵略、中国边地情况的报导，东吴图书馆里订有不少外国的报 纸、杂志，主要是美国的，也有上海外文报纸如字林西报等，这些报纸、杂志有时 登载日本对华侵略的情况与文章，上海非国民党的报章也有这方面的报导和评论。 我收集整理这方面的材料，编写了一本《东北义勇军抗日史》，由程小青先生介绍 由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出版了，这是我在大学里出的第一本书，也是我所谓研究、 关心中国边疆问题的第一本书。说来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