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当一个共产党员不容易 1．逃出集中营，更名换姓“杨公素” 这所劳动营刚刚新换了招牌，原来的招牌上写的是洛阳劳动营，现在写着西北 劳动营洛阳招生办事处。 进去后才听说，国民党把原来西北的几个劳动营统一起来，归西安的劳动营管 辖，其他如洛阳、兰州统改为招生办事处，归胡宗南、蒋鼎文掌握。 原来国民党在全国各地设有集中营关押政治犯，在营内施行新的严酷手段惩治， 镇压进步人士，因为受到多方的责难，指责国民党采用法西斯统治，所以把集中营 改为劳动营。劳动营伪作学校之名，行集中营残酷镇压之实。 我进去时，正赶上他们转换机制、调人换马的当口。我一进去即送到一办公室， 由两个穿校官服的军官训斥一番，叫我要规规矩矩，遵守训导，不许乱说乱动，要 我先写篇自传。 我写了第一个自传，这个自传强调我做学问的经过，列举我写过的文章及出版 的书名，说明自己是北平著名大学的硕士；再述我在山西国军内为抗日战争服务几 年，尽了我爱国的责任；重点落在与林荫根的矛盾，是他处处陷害我、排斥我，要 求当局替我主持公道、还我自由。 这篇自传写好交出后没有下文，原来劳动营改组变为招生办事处，不搞劳动营 那一套审问、“改造”的作法，站长的责任只是当扣押的人达到一定数目时，用火 车押送西安完事。我知道后，即设法找赵荣声、孟用潜等保我出营，至少也不要送 去西安。若送去西安，在胡宗南、蒋鼎文的手里。 赵荣声来看过我，告诉是刘戡叫文朝藉扣我的，可能不会送我去西安。我写一 信给刘戡表白伸冤要他早日放我，又写信给我在重庆的二哥请他寄钱来我有急用。 都请赵寄走。给刘戡的信自然没有下文，二哥不久即寄来几百元。 我知道是刘戡不会送我去西安。有了二哥寄来钱，我就想法活动起来先改善我 在营中的处境。新上任的处长是个粗人，他在大院内另一个小院同他的姨太太居住， 成天打牌喝酒。这个院内扣押人的房屋和事务，他交给他的同乡（湖北人）兼小舅 子姓王的管。新处长对我们的食、住不管，只克扣伙食费、办公费等自用。可怜我 们这些长住的犯人，吃的是小米夹石子的粗饭，菜只有一碗野菜加盐。这位王管理 员办了个小卖部，里面除香烟、火柴、肥皂外，还有豆腐乳、咸菜，以此大嫌我们 的钱。我自然每顿要买，而且还请他派人在外边买点肉，香肠等回来吃，就同姓王 的关系搞好了，他渐渐对我无话不谈。这位队长克扣犯人伙食费、吞没公款受人的 指责，大有保不住地位的危险，姓王的管理员介绍我替队长写辩白的公文，我因此 又同姓王的一块见了这位队长，我为他写了辩白书。于是我成了营中的一位特殊犯 人。 后来躲警报王曾带我们出院到附近大的防空洞躲避，在解除警报返回营时，我 请王管理员去附近西工街上馆子大吃一顿。他知道我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犯人，是大 学生、学者，又曾是刘戡的同上校秘书，罪情不大，在洛阳关系不少，也特别同我 接近，在我这里他捞了不少钱。一天从山西前线押来十余名犯人，其中有地工会的 何令扬等人，我见了大吃一惊，不知93军出了什么事。晚间我偷偷找到何令扬，他 才说出牛克坚在屯留公路丢失人名单，所有在93军留下的除了李之乾、赵大斌逃去 北边外都被捕了，王文海被酷刑致死、冯毅被扣在军部，叫刘戡回去处理，他们几 人要送西安集中营。他说这是166师师长在刘戡不在时干的，那位师长还说佘秘书是 共产党的奸细。我这才恍然大悟，西安方面为什么要盯梢我，刘戡为什么要在洛阳 图扣我。我还算万幸，假如我被中统抓去，那将不知是什么结果。刘戡总算手下留 情。 就是皖南事后，国民党从安徽河南交界处的太和、阜阳一带逮捕大批新四军， 约有几十人被押来洛阳转送去西安，因为人数较多，这个大队长忙了三四天才送走。 在新四军这批干部中我也是悄悄地同他们接近，才知道国民党蒋介石发起的皖南事 变，这一巨大的反共事变震动了我，使我愈加要逃出这个地方。 mpanel(1); 最令我吃惊的是刘群忽然同一批工合的人关进来了，我简直昏了，不知洛阳又 出了什么事。刘群一来，当夜我们就联系上了。原来徐立行在伏牛山一带搞了个训 练班，准备在敌人打过黄河（那时黄河已在花园口决堤向南流入安徽、江苏）进洛 阳后组织游击队伍打游击。他这个训练班被国民党破获，徐立行跑去延安，刘群在 训练班被捕了，也要送去西安。我才知道徐立行要我等他的消息却久等不到的原因， 原来他是去搞游击训练班把我给忘了。但刘群说他并没有忘记我，只是让我等一等， 谁知山西前方出了事，我就等进了劳动营。我讲了我的近来情况后，向他说第一不 能被送去西安，一去就完蛋，你是工合会计，借口尚有帐目未清，叫孟用游设法留 你几天，俟帐目弄清再送去。第二，我已设法买通了人，可以俟机逃出去，18集团 军驻洛阳办事处在东关，我们可设法逃到哪儿去。他有点将信将疑，经过他同工合 联系他又可以留几天。我特意向王管理员介绍了刘群说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人 一共躲警报后曾去西工吃过小馆，他非常高兴。 在6月中旬的一天，我向王管理员说下午去城内吃馆了，他同意了。在黄昏时由 他带刘群与我去洛阳城内汤包。在吃饭时买了张报纸，上面载有京剧广告，我提出 三人去看京剧，但没带钱，由我同刘群去工合借钱，让王管理员在饭馆等我们，他 居然答应了。也是他多次同我外出，我都规规矩矩，一切行动都照他说的做，所以 他不疑心我们，这次他却上当了。我同刘群一离开饭馆就先去一家小石灰厂躲避。 等到夜深时，我就同刘群去东关18集团军办事处，我们二人就这样逃出国民党的劳 动营了。 我同刘群于1941年6月从劳动营逃出躲进旧集团军洛阳办事处（以后简称洛办） 后，一时间在洛阳引起哄动，说是93军一个秘书逃跑了，洛阳军警马上把王管理员 扣押，那位队长被撤职，孟用潜的工合被搜查，赵荣声也处在追查之下。我到了洛 办，处长袁晓轩早已认识，还认识了处内的各级负责干部和袁的夫人。 他们都对我很热情，我们向袁报告了逃脱的经过。他说外面追查很紧，劝我改 用一个姓名以作掩护。于是我就用了杨公素这个名字。一则杨公素真的曾有其人， 但已失踪多年了，二则我用来可以纪念我的同学好友，有人要查杨公素的家世我也 知道，从这时起我佘贻泽就改为杨公素了。 来到洛办后，我是十分高兴，终于找到共产党了，立即写了入党申请书和自传。 洛办除了本身的人员外，还有不少外面呆不住躲进来的人，其中有演剧四队的几位 演员，孙洪也在其内。每天晚饭后在后院玩耍，后院有一篮球场，我在球场上还很 出风头，毕竟我在东吴时是校队的，虽然几年没有打了，现在重上球场仍然能恢复 当年身手。再就是唱歌，散步，找人交谈，十分自由地活动，我渐渐地与孙洪接近 多了，对她产生了爱慕。 我住进来不久，洛阳经常有日军飞机轰炸，躲警报时我们出后院外郊区农民菜 地分散躲着，解除后即返回。一次我们将返回时，一位同志来告诉我，要我一人留 在菜园内等一会。约两小时后才叫我回去，一问才知道是洛阳卫戍司令部来人，按 洛办的花名册点查人数。卫戍司令部来人中有位秘书是燕大的学生，据说认识佘贻 泽，他是来查我的，而我在花名册上写的是杨公素，他们点到杨公素又不在，说是 出差去了，这样就应付了一次检查。这时正是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战况激烈，德 军进攻很得势，国民党内法西斯势力猖狂，反共更加卖力。 朝鲜爱国志士组织了朝鲜义勇军，他们有部分人从重庆来到洛阳要去华北，洛 办决定让我们（洛办指导员同几位逃来的人包括我、孙洪在内）同他们一起去华北， 叫我化装为朝鲜义勇队的成员，从后院郊区上船，同朝鲜义勇队人员一起乘船离开 洛阳。 我们这一路三十来人打着朝鲜义勇军的招牌，得到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批准 文件，大摇大摆地从洛阳坐船由僵师、孝义到汜水，由汜水过黄河经过温县、武陟、 修武到山西陵川、壶关沿途几百里地，逢关过卡受检查，同沿途国民党军政人员打 交道。 2．入党遭怀疑，彭总作保证 金秋10月，我们来到壶关国民党军与八路军交界地，这里被称为游击区，是因 为这里是日军、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势力范围的交界上，三方都不能完全控制，但都 经常来巡查一番。这三方面的军队汁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村里的村长都知道。 我们找了这些村的村长，摸清了三方人马的底细，决定钻空子进入壶关人民政府管 辖地方，较安全的地段是一个陡险的山坡，我们就在山坡对面的一片森林里等待时 机、中午村里炊烟起时，四野无人，我同一位朝鲜青年爬上山坡，爬到半山时看四 下无人，便发出信号，然后大队人马登山而上，翻过山头即进入壶关人民政府辖区， 找到了村干部，被引进县政府招待所住了两天。至此，我们与朝鲜义勇队分手了。 由壶关分路，我们洛办来的去太行山根据地，他们去河北某军（国民党杂牌军）。 当时129师师部驻在涉县，我们到时正开运动会，大会会场上高挂红布上书“在 毛泽东旗帜下奋勇前进”。洛办的孙超对我说这是一个新的口号，说明党内已确立 毛泽东为领袖。他是共产党员，说这话时显得有点惊讶，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心思， 但也知道一点党内斗争历史。从我当时所看到的党内历史书籍知道，自大革命失败 以来，党内曾发生几次斗争，现在终于确立了毛泽东为党的领袖。听了也很高兴。 129师运动会进行了一半，我们洛办人员也参加了，我是洛办篮球队队员，我们 进行了比赛，得了个第五名。由于开运动会，129师的各部队都派有人来，我在这里 遇见了陈赓，他是385旅旅长，从太岳来，他为人非常平民化，同我们一起吃大锅饭。 我久仰大名，自动去找他，我们谈起来了。我说大革命在武汉时，我听说外交部特 务处的领导陈大少爷就是你，他哈哈大笑了，问我如何知道的。他劝我去他那里工 作，并且向罗瑞卿（当时政治部副主任）要我。被罗拒绝了，他临走时向我说咱们 庙小装不下大菩萨。在会场上见到白天（魏巍现改名），他同129师首长们在一起， 只同我简单地谈谈，说夏讷等在抗大学习，我们将去总部详谈。 参加过129师运动会后，我们就去豫县熟峪镇前总政治部所在地。住下不久，洛 办来的人都一一分配工作离开了。我被分配到前总司令部，司令部住在武军寺的一 个大庙中，秘书处设在庙前一个舞台上，三间房间，我同另一位同志住一间，刘文 华秘书住另一间，当中是过道堂屋。我来前总司令部后，见到了彭德怀、左权及参 谋处、机要处的人员。 我一到司令部即提出入党申请和写自传，因在洛办时，袁晓轩曾告诉我组织问 题去前总解决。申请书交上去以后，静候组织讨论、审查。这时魏巍与我谈同他去 云南中越边境一带开辟根据地的工作，我想我正在申请入党，要等入党问题解决才 能考虑他的意见，他自然不能勉强我，于是他同夏讷走了。 秘书处有位女秘书叫吴青，她是我在燕京的同学，大概是龚澎走后调她来的。 还有就是刘文华，他是德国留学生，同龚澎结婚不久，龚就调去重庆了，我们很谈 得来，他们俩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是1941年11月被批准入党的。入党后吴青告 诉我，不知道我这几年经历这样复杂，在小组，支部讨论时，许多人对我复杂的经 历很吃惊，抱有怀疑态度，是彭老总亲自参加会议作了说明与保证才批准我入党的， 本来我们在93军那几年的工作只有彭、左几位知道，他们不说明，别人是很难相信 的。 1941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对我个人来说，我从接受徐立行的任务返回93军到在 洛阳被扣，又逃到洛办，进入太行山并于前总入了党，不只是一生中的大事，也是 我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是我从自由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重大转变。 我已是而立之年，从大革命到现在，由闹革命不问政治，到最后找到了归宿。 3．日寇扫荡前总，左权将军之死 1942年是敌后根据地艰苦的一年。那一年发生了日军进攻我黄崖洞兵工厂的战 斗。我后勤部门在黄崖洞建立了兵工厂，我的东吴同学陆某由德国留学回来后参军 做了工程师，他就在黄崖洞。我们司令部离黄崖洞不远，战斗激烈时可以听到日寇 的炮声。我们天天起来收拾好行李，准备驴子，万一日军打过来，我们就进行反扫 荡。结果日军近一月才打下了黄崖洞，我们的兵工厂被毁了。当时大家意见纷纷， 认为在敌后应以游击战为主，即使建立了根据地也不能搞大规模的建设，象黄崖洞 兵工厂，居然有高炉和炼钢厂，虽然是小型的，但目标太大，日寇的进攻使我们损 失了几年的积累。接着又发生了华家岭反扫荡战役。 1942年冬日军进行扫荡，司令部由武军寺出发经过下麻田转入沟里向西北方向 行进。下麻田村有一山岭，约50米高，司令部一个警卫连在岭上掩护，日军已攻进 下麻田要占领岭上高地，我们在日军大炮、飞机、机枪下急行军转入沟里，当时我 们这些非战斗人员，加上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人员约百人迅速转移，而彭老总却 屹立阵前，指挥若定。在我们这群人进沟向西北走后，他才令警卫队撤下来同他转 移，日军随即攻人武军专。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位红军大将军指挥作战，他身临前 线，在枪林弹雨中站着不动，他算定了日军不会追击我们而只是在我军撤下岭后才 进攻武军寺。 后来我们谈起此事，参谋处同志告诉我，彭、左老总们对日军作战方式研究很 深透，可说是了如指掌，可以指挥日军行动。 我们沿山沟走向西北方向时，发现日军这次扫荡有合围之势，左权参谋长派人 侦察，但未得回报，也摸不清日军的动向，司令部人员不知该向何处前进才好。于 是左权参谋长亲自在夜间出发侦察，把我带着作为参谋跟他一起。我们几个人走了 一夜，天明时在一村内休息，这时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大批非战斗人 员都聚齐在这小村内，还没有住下，即有警卫人员报告，村山头上发现敌军。彭老 总召集罗瑞卿、左权等在村外小山里开会时，发现已被日军包围。而我们除警卫连 外尽是非战斗人员，彭总一面对这次反扫荡布署提出批评，一面下令马上分散人马， 由罗瑞卿带政治部人员向摩天岭邢台方向，杨立三带后勤人员及大批驴子向南突围。 正在下令时敌机来了，飞得很低，连驾驶员都可看见，飞机向我们轰炸扫射，四方 山头看见敌人，我们完全被敌人包围并已受攻击。 这时我们司令部人员向华家岭冲出，眼看彭老总骑一黑马在岭上飞奔，后面只 有一个警卫员跟着。我在岭右侧向一山口前进，看见左权参谋长正指司令部机要、 杂役人员躲避炮弹。 我看见对面山顶上日军大炮，看见他们每打一炮高兴欢呼情景，炮弹呼啸着飞 来，在我们旁边落地。轰然一声，硝烟大起。我向山口跑去，那时山口小路已被日 军机枪封锁。我跑向山口时，有两位机要员小鬼吓得走不动了，我急急上前夹着他 俩沿路边连跑带爬向山口外冲去，总算冲出包围圈。我遇见北方局青委彭华，我们 三四人沿途遇见警卫连几个士兵，才知道左权参谋长在指挥别人躲避炮弹时，中弹 身亡。后来找到彭总随着他行动，队伍渐渐集聚起来。司令部人员损失不大，北方 局的同志却有很多下落不明，彭总命我带一部分警卫队进入敌人驻扎地区去收集落 伍人员。我们夜行昼伏，模进华家岭附近，见岭上及周围尽是日军，夜间到处点着 火堆，根本进不去。回来后才知道北方局牺牲最大，秘书长、调查研究室全体人员 被俘，英勇牺牲。 这次扫荡后，司令部住在上麻田，滕代远调来代理左权之职，任副参谋长，我 调去北方局调查研究室作研究员。对我来说，入党一年来，经过了几次扫荡，经受 了考验。 4．在抢救运动中被“抢救” 我在调研究室先做室内工作。从敌占区搜购来的北平、天津等城市的报刊中， 研究敌人的动向。那时日寇在冈村宁次带领下在华北搞治安强化活动，我收集整理 了一篇研究日军在华北搞政治、经济奴化中国的文章，题目就是论同村宁次的治安 强化活动。这算是我在调研后完成的一个任务，这篇文章刊登在北方局出的调研刊 物上。这是第一期北方局的“调查研究”，也是最后的一期刊物。可惜这期刊物现 在已找不到了。 到了1943年，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后的基层民主运动中，我到××村搞民主民 生试点工作。那时地方群众工作都有两重性，一是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减租应该是 向地主、富农减，但在穷苦小村中实际也减到中农身上，要减租就要发动群众，就 要进行阶级斗争，组织农会，掌握村的领导权。还要团结被斗的地主、富农们进行 抗日战争，斗他们要有限度，不使他们跑到敌人那边去。所以被斗的地主富农不但 要减租减息，拿出东西来给贫下中农，还要心服口服，一同去抗战，这就是民主民 生运动的实质。我在领导一个村的运动中，听信村支部党员的话出了些偏差。 村里贫下中农党员们对本村的老财历来十分痛恨，不只是因为他们有钱，还因 为他们在老财的财势下受过气，挨过打骂，有的甚至被老财弄得家破财空。 我在这个村搞了近四个来月，虽然名义上由我这个上级派来人的指导运动，但 实际上我对村里情况一点也不了解，进了村便一头扎进村支部，听他们的介绍，进 行阶级分析。依我看这个村算得上中小地主的只有两三人，其中一个逃跑了。其余 三家最多只能算富裕中农，连富农也算不上，他们有的只在农忙时雇短工，平时在 村里摆阔气，喝三呼四的训人，结下了仇恨。运动一开始矛头针对这几家，村支部 一班人要开他们的斗争会，我开始不赞成，觉得他们一不是罪大恶极有人命的地主， 又不是投敌死心塌地地当汉奸，他们有点田，放了债，减了租、息就行了。于是一 个村近二百家就死气沉沉，情绪低落。我一再做支部工作，最后一个近七十多岁的 老贫农对我说，不斗某几个大人，老乡们不敢起来，因为过去就是这他们把持村政， 称霸一方，谁都受过他们的气，谁也不敢惹他们，你们在这里他们不敢动，你们一 走还是他们当家称霸，不杀杀他们的威风，老乡们虽然有了共产党也挺不起腰来。 这下我才明白了，为了发动群众，替村支部撑腰，我答应让他们放手干。于是一场 轰轰烈烈的斗争大会就开幕，把那几个人，一个个的揪上台，接受老乡们控诉、斗 争，有的老乡诉说当年受他们的打骂、诈财、欺压时，痛哭流涕上台殴打，以报昔 日之仇。 斗争会开过了，老乡们喜笑颜开，村里工作马上开展了，生气勃勃。我自以为 很成功，回来一汇报，大家称赞。有人却对我说，你是不是当了村支部的尾巴，发 动了群众，丢了政策。这使我大吃一惊，赶紧再阅读文件，我才意识我违反了政策， 犯了左倾错误。 我要求继续在该村留下同支部一同做总结，一是提高支部的认识，很好体会党 的政策，再则也可纠正偏差，弥补损失。这时北方局党校在杨献珍同志领导下也移 住该村，北方局书记韩进把调查室的工作暂时交杨负责，我就常去杨献珍同志处请 示和汇报工作。那时《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了一篇署名王大可的文章讲华北 根据地民主民生问题，彭老总来党校作报告时专门提到了这篇文章，认为这是讲述 根据地发动群众运动的一篇带指导性的文章。文章是秘书李琦在彭老总指导下写的， 琦字折开就是王大可。 不久，彭德怀去延安，北方局、前总由邓小平政委负责。1943年开展了党内整 风运动。我回到北方局。我同宣传部的同志编为一个小组进行整风运动学习。 运动开始是很温和的，学习文件除了中央关于整风的通知外，主要学习毛泽东 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到了43年底延安来了人，传达了延 安抢救运动的精神，就在太行山开展了抢救运动。 所谓抢救运动就是要清查党内，根据地各单位内暗藏的内奸、敌伪特务、党的 叛徒，还有打着红旗混进党内根据地来的一切敌人，包括地主、富农、各种非无产 阶级的异已分子，把这些人揪出来，或者由他们自己坦白交待，把他们从阶级敌人 变为同志，就是对他们的抢救。 这个运动一开始就不同以往，北方局同党校及前总机关各整风组织联合在一个 庙内开大会，先是由个别人上台自动交待自己的罪行，或是敌人派来的间谍，或是 曾经叛过党的叛徒，讲完后，即宣布宽大处理，算是抢救过来了，接着就号召大家 坦白。没有人自动坦白，就由各学习小组中的积极分子高呼某人某人姓名，要他坦 白。被点名的人不坦白交待，当场即将他捆绑起来，吊在梁上进行拷打，用刑迫供， 我哪见过这种斗争法，心惊胆寒。 这样的大会开了几次，每次总有一两个人上去坦白交待，接着就有很多人被当 场揪出来进行拷打迫供，一些我认识的党内地位较高的老同志也不免被吊起来，真 是丢人难过。 不久就要轮到我了。我们小组内的积极分子在大会站起来点我的名，说我是敌 人派来的间谍，历史不清。我害怕了，怕在这大会上丢人，我提出我可在小组会上 交待，免去了在大会出丑，但免不了在小组会上受围攻。那些积极分子们认为我是 个重点，两三个小组合起来开我的会。我能坦白什么呢，只能反复交待我的历史和 找党的经过，当然不能过关，于是劝说、威胁、恫吓，一切打击都来了，他们可以 轮流换班，我则无日无夜的苦熬。 我开始犹豫了，认为既然自己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受过外国教育的知识分 子，要参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得脱胎换骨，自己既然要做无产阶级一份子，就 要背叛原来的阶级，做无产阶级的驯服工具，党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现在党抢 救你，你就必须顺从党的要求，承认自己是间谍，坦白了，适应党的需要了，不就 可以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了吗？ 于是我就编出一套刘戡派我来搞间谍活动的谎言，受到宽大的处理。那些积极 分子一听我坦白交待，高兴不已，对我的态度马上改变了，热情照顾，好像我是浪 子回头，又像是他们从深渊中抢救起来的失足者。我在他们追问下，编了一套刘戡 如何派遣我来的故事，说在西安游黄陵时刘戡如何与我私下商量叫我在中共长期埋 伏，并假装把我送到劳动营扣押起来以骗取中共的信任。但是假的真不了，积极分 子们并不满足我的假坦白，追问埋伏的目的是什么，联络的任务，联络的人员等等， 我一时答不上来，于是他们就要我详细写下来。真正要提笔写成文字，却叫我为难 了，编的这套假坦白当时是为了在大会上挨斗丢人，现在要动真的不觉面红耳赤痛 苦之极。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怎么能昧着良心与事实胡写？一个共产党 员怎么能谋求自己一时的面子与安全欺骗党呢？我内心斗争了很久，找到支部书记 陈××去坦白。 陈是一位老红军，可能经历过多次党内斗争，对我的翻案坦白除了要我仔细想 好，也要我把这段反复过程写下来。这样一来我的问题吊就起来了，一时作不了结 论，还过组织生活，但无工作，听候审查。这年春天根据地号召开荒生产，我被派 去参加开荒，安排在那太行山脉高山岭上，挖树根，割草皮开荒，我拚命卖力地干 以减少我心中的苦恼，秋天又去收获，一样地卖力，心中虽苦闷但很安静，一切听 组织，这时听说延安已开始平反甄别。从冀南调来的抢救干部队在队长李菁玉的指 使下，用酷刑屈打成招了一大批“叛徒、特务、汉奸”，现在要甄别了，李菁玉下 不了台，这些被迫害的干部一定要他讲清楚为什么要逼供信，讲不清也要以其人之 道还其人之身。我听了这些，以为北方局也要搞甄别平反，我可能会平反，但还是 没有下文。 不久北方局撤销了，改为平原分局，邓小平为分局书记，带着机关部队去了冀 鲁豫，留下张际春留守。张际春同我谈话，我除了诉说抢救经过外，表示一切服从 组织。他告诉原来要送我们去延安，一则太远，再则我的问题在北方局，还是去平 原分局去听候处理好。 1944年秋，我背起行李山太行山去了冀鲁像平原，好不容易进入了冀鲁豫解放 区找到了分局，就在组织部住下了。这时侵华日军已临近失败。 5．基层工作的考验 一次斗争会 革命工作需要大量的干部，因此我虽然有历史问题还是分配了工作。1945年春 我由地委派到濮阳城关当区委委员。 濮阳城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鲁豫行署在抗战末期最先打下的一个城市，经 过一番战斗，日军及伪军自动撤走了，冀鲁豫区党委、地委很重视这里的工作，认 为我们历来是在农村中工作，对城市工商业工作还没有经验，要我们在濮阳城关区 工商业工作中摸索出点经验来。我来后不久原来的区委书记即升为濮阳县委委员， 县委驻在乡下。我当了区委书记，区长当了副书记。我们对于如何开展濮阳城区工 作讨论了很久，仍不知从何处入手。濮阳城内有四条大街，街上商店很多，最大的 是钱庄、绸缎店、盐店、日用杂货店等，手工业有陶器、木工、纺织上布等。日军 占领时城内有铁路、公路与外界联系，商业畸形发展，主要供敌伪之用。敌人走了， 他们原来的商业渠道断了，但同四乡打通了。但那时一切活动服务于战争，广大乡 村尚没有什么消费能力，濮阳城里的工商业发达不起来。 到目前为止我只有在农村搞群众运动的经验，那时党尚没有对城市工作的指示 与政策，只能摸索着干。我同区委几个人都是外来的，先找濮阳老党员谈，这些老 党员熟悉情况，斗争性强，立场坚定。一提起发动群众就一口咬定要斗争商会原会 长，他姓张，是濮阳城大户，替敌人做过事，开了几家商店，有重大贪污嫌疑，只 有斗倒了他，群众才能站在我们一边，群众才发动得起来。这几位老党员同这位张 家有很深的仇恨，过去他们贩私盐被张大户缉拿追捕过。听了老党员的话我就决定 斗争张大户。经过调查，觉得以汉奸罪名斗他打击面太大，因为濮阳城被敌人占了 好几年，除了少数党员、贫苦人家，都与敌伪有来往。不能以汉奸罪名斗他，只有 算他的贪污帐，把他贪污的钱退出来分给城里贫民。大家认为这个办法好，于是分 头联络动员，准备搞一场反贪污斗争大会。 斗争会一定要有人诉苦，这不难找到。这位张大户，在当敌伪商会会长时欺压 百姓、狗仗人势，他的手下的人更是为非作人，受害人登台指着他诉说被害经过， 声泪俱下，这种场合最易激发群众义愤，台下竞有人上台揪打他。我在这时要掌握 会场，看群众情绪已到高潮，宣布组织清算委员会，查张的贪污帐然后散会。党内 认为这次斗争会是成功的，濮阳城关区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但结果是工商户怕 了，怕穷人跟他们算帐，纷纷关门，有的逃跑了。区长很着急，问我怎么办。城市 里没有商店。贸易，光只一些摆小摊的，那算什么城市。我们决定召集各种小会向 商户们解释，说只是清算张大户一人，与其他人无关，但仍然不见好转，我就觉得 这件事做得可能有问题。当时县委、冀鲁豫区党委也来了人，了解濮阳城关区发动 群众的情况，他们同我一样都只有在农村进行民主民生、减租减息斗争那一套，对 城市如何发动群众也说不出什么。那时党中央对城市工商尚没有发布政策，他们对 濮阳城关区的工作抱着怀疑态度。 办中学 1945年8月16日，日本投降了，大家高兴异常，冀鲁豫军区集中部队准备攻打接 收平汉线日军占领的几个城市，我们这个军分区要去接收新乡，把我调去作为接收 城市工作的干部。我离开了濮阳跟着军分区部队，那时司令员是张国华，政委是赵 紫阳。日本军不向我们投降，要攻城力量还不够，最后放弃了接收新乡城的打算。 我被分配到高陵县当秘书，县长姓葛，是个大学生，曾在晋察翼工作过。县委书记 是新从延安派来的人，很年轻。我不是县委委员，参加不了决定县政大事的会。但 县秘书等于二县长，替县长管事，这位葛县长很好，知道我是个知识分子，也能干 事，差不多县内大事都交我办。 没有半年又把我调去冀鲁豫五中当校务主任，一说办学校，我的兴趣来了，上 课讲革命史，同学生打成一片，干得很积极。我正要拿出办学计划，又派我去滑县 办五中分校。滑县是新开辟区，那一带沿铁路线各县都是日军撤退后新设的军分区 和地委，需要一个学校招收新区的知识青年，我带了二、三十位包括教员和学生骨 干去滑县专员公署所在地办学校。到那以后，我们找了一个基督教堂的院子，教会 的人已经走了，我们自己动手收拾屋子，开设课堂、宿舍，招收学生，决定课程。 我是校长、教员又兼党的总支书记，和五中来的几位教员一起干得很起劲；不到四 个月，学校初具规模，忽然又要我去冀鲁豫行署做翻译。于是我就同那位专员由滑 县赶到荷泽，当上了英文翻译，从此做外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