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危机持续不断 约翰・肯尼迪不可能象构思本书或任何一本书的章节那样随心所欲地筹划他处 理外交事务的方法。军事冲突所要求的不仅是军事上的解决办法。共产党人利用了 非共产党人所发泄的真诚不满的情绪。援助和贸易问题、对常规和非常规力量的需 要、盟国和中立国的作用，凡此种种都纠缠到了一起。这种相互关系，在新兴的发 展中国家的局势中――赫鲁晓夫多少有点伪善地称之为“解放战争”的那种情况― ―显得最为复杂。美国承担义务的范围和共产党势力卷入的程度在各国虽不相同， 但约翰・肯尼迪在每个问题上所面临的进退维谷的课题则基本上是相同的：即如何 使俄国人不再插手“解放”运动，如何制止共产党的军事征服而不致造成苏美之间 一场重大的军事对抗。 在1961年总统就职日，有三个这种令人为难的问题摆在肯尼迪的办公桌上―― 刚果、老挝和南越。它们都预示着在这一年内有可能引起可悲的浩劫。但是直到肯 尼迪任期结束时，这些预料并没有一项实现。他在刚果问题上支持联合国的行动， 在老挝谋求建立一个中立的联合政府，在越南则努力扩大当地政权的政治号召力。 他在三个国家内全追求比较有意义的目标，拒绝作出纯军事性的和千篇一律的反共 答案。虽然这些目标依然没有实现，但它们的冲突至少受到了适当的处理和限制， 这部分是因为他逐渐掌握了这些国家的非军事性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部分是因为中 苏分裂既激化又牵制了当时的形势，部分也因为约翰・肯尼迪在猪湾事件后吸取了 种种的教训。 刚果 刚果的动乱如果没有造成惨重的生命损失的话，那就象一出不真实的低级滑稽 歌剧。这个前比利时殖民地被一个领土面积只有刚果十八分之一的国家统治了将近 八十年后，于196O年夏天在对独立尚无扎实可靠的准备的情况下，取得了名义上的 独立，但国内仍动荡不定。它的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力量自身就是无法无天和紊乱不 堪的。它的最富裕的省份迅即脱离联邦。它的首都很快就充斥着和本地大学毕业生 一样多的自封的总理和总统，它的权力中心毫无领导，而它的领袖又毫无权力。这 是一个尚无国家意识、被几十个地方政党和几百个部落之间的竞争撕得四分五裂的 国家。通货膨胀、贪污行贿、部落倾轧和失业现象到处蔓延。 比利时的技术人员被驱逐出去，随后又感到非常需要他们。黑人屠杀白人，也 屠杀黑人；白人和白人自相残杀，想看看哪个黑人将占上风。卡萨武布总统解除了 卢蒙巴总理的职务，卢蒙巴则解除了卡萨武布的职务。卢蒙巴攻击省长冲伯，因为 他不承认中央政府的权力，他自己又因为说代表中央政府而被蒙博托上校所逮捕。 以叛变罪拘留卢蒙巴的军队叛变了。一次次的团结会议造成了进一步的分裂。苏联 闯了进去，出谋献策，提供技术人员、卡车、运输机和装备――必要时，还准备提 供军队――来填补这一正在出现裂口的权力真空，它急于想在非洲心脏建立一个权 力基地。 唯一能同共产党对刚果的渗透和统治进行有效的对抗的就是联合国，因为它不 受白人优越论的影响，而且也没有大国直接干涉的外表。美国单方面的干涉也许会 造成一场毫无必要的、无休止的丛林战。1960年，当联合国应刚果政府的要求出面 干涉时，美国支持这项努力。苏联抵制这项行动，而联合国大会绝大多数会员国都 支待这项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又提出了有力的建议，这几件事配合在一起使联合国 得以非常大胆地出面干预。 mpanel(1); 但是在约翰・首尼迪准备就职时，紧张局势再次加剧了。亚非国家对联合国所 采取的不偏不倚的态度感到幻想破灭，扬言要撤出他们的军队以破坏这次行动。苏 联对哈马舍尔德所起的作用日益感到愤懑。 肯尼迪的刚果政策大部分是艾森豪威尔政策的继续，其目的在于使一个重新统 一、独立和能够生存的刚果恢复稳定和秩序，摆脱共产党的控制，摆脱内战和冷战 冲突。实行这项政策的首要途径是我们从外交、经济和军事（就提供空运而言）方 面来支持联合国，使这个国家恢复和平并调解其内部派系所作的努力。 肯尼迪不想使刚果成为另一个老挝，把美国的精力和善意在同共产党支持的当 地军队进行的一场丛林战中消耗净尽。他也不想使刚果成为另一个古巴，为共产主 义提供一个战略位置重要的军事基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培育颠覆分子与游击队 的沃土。 他就职后第一周内所采取的第一项行动是，救济因刚果经济瓦解而造成的普遍 饥饿和人民的贫困。在一次紧急空运中，他从我们剩余的库存物资里运去了大米、 玉米片、奶粉和其他食品。 但仅仅两周之后，他面临着一场较为严峻的考验。帕特里斯・卢蒙巴被杀害了。 他是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乖僻的钦佩者，曾经在短时期内充当过刚果的第一任总理， 是一个曾经利用过苏联的野心，也被苏联的野心利用过的人。当共产党和非洲民族 主义暴徒出动到西方大使馆门前，甚至到联合国会场内表示抗议时，苏联野蛮地要 求联合国撤出刚果并要求以“凶手的同谋者和组织者”的罪名解除哈马舍尔德在联 合国的职务。他们迅速承认过去卢蒙巴政府的副总理安托万・基赞加（与卢蒙巴相 比，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为刚果的合法首脑，并答应给他“一切可能的援助和 支持”。这里，军事力量的威胁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肯尼迪在2月15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一开始先发表了一篇声明，保证支持联合 国留在刚果，支持联合国承认的卡萨武布总统的政府，并抵制任何政府单方面干预 “刚果共和国内政”的企图”“不应该对美国的立场有任何误解”，他说，如果 “有哪个政府当真打算采取如此危险和不负责任的步骤的话”。 俄国人同我们一样，并不希望在那里发生一场重大的对抗，所以并没有采取那 种步骤。在军事后勤工作和政治力量对比方面，情况对他们都不利。联合国大会投 票支持哈马舍尔德所作出的努力，基赞加运动和共产党的影响渐渐消失。一部新的 宪法、一个具有比较广泛基础的政府和联合国重新进行的维持治安与经济方面的努 力，终于使危机缓和下去，尽管哈马舍尔德去世了。在前面一章中已经谈到过的美 国争取非洲的新努力，使赫鲁晓夫在整个非洲大陆的影响黯淡下去。 不过，莫瓦泽・冲伯在加丹加省搞的脱离联邦的活动，是一个比较难以逾越的 障碍。肯尼迪始终看得很清楚，如果刚果中央政府越不过这个障碍，那么基赞加或 另一个受到共产党支持的领导人不久就会登台执政。加丹加省面积不到刚果领土的 十二分之一，人口只占二十分之一，却提供了全国总收入的五分之三，并拥有大量 的矿藏――特别是巨大的矿业联合公司所拥有的丰富的铜矿和钻矿。加丹加省的精 明能干的领导人冲伯利用这些资源和税收谋取欧洲有力的投资人的援助，以支付他 的军队中白人雇佣兵的军饷并收买在联合国和华盛顿的院外活动分子。美国参议院 中的白人优越论者夸奖他是一名黑人反共英雄。其他的黑非洲国家则把他看成白人 新殖民主义的工具，竭力主张迅速采取行动去推翻他。西欧各国急于想使加丹加省 的铜、钻、金刚钻和铀矿平安无事、照常经营，竭力主张采取拖延的政策。肯尼迪 政府国务院内的非洲司和欧洲司也反映出了类似的意见分歧。 肯尼迪本人思想上的矛盾则和这完全不同。刚果的统一是与美国对非洲的整个 政策一致的。联合国对加丹加省的调停比一场血腥的内战要可取得多，因为内战会 使其他非洲国家卷进对立的两方面――黑人民族主义者和白人优越论者，最终会使 大国也卷进去。不过，他关心的是联合国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他不愿意展开 任何工作，使实现这一目标的负担转移到要美国来直接采取行动。他承认，在刚果 这个国家里，用资金和飞机支持联合国的一场谋求和平的活动，是不得人心的，因 为这一活动既不是和平的，又不是针对共产党人的。他不喜欢同英国、法国和其他 盟国发生分歧，这些国家比较倾向于保护加丹加省――虽然肯尼迪感到，比利时的 保罗・斯巴克在改变该国鼓励冲伯脱离联邦的行动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克制。 但是肯尼迫在能干的大使爱德华・古利昂的支持下，认为反对刚果所有的部落分离 活动，而支持联合国开创先例地去发挥创建新国家的作用，最有益于世界和平，最 有益于把共产主义排除在非洲之外的努力和我们与其他非洲国家的关系。 在1961―1962年将近两年的期间，曾采取了种种策略、派遣了特别代表团并对 美国政策作出了微妙的改变，但结果均遭失败，因而刚果问题经常闯进总统的议程。 一系列的冲突、停火命令和刚果领导人的会议都没有产生恢复统一的结果，只是继 续使联合国的财源不断消耗并使肯尼迪对刚果的对立双方失去了耐心。到1962年下 半年，苏联人的贪婪的目光再次投向刚果方面。印度出于财政和政治的原因，扬言 要撤出已成为联合国部队核心的印度军队。冲伯高谈合作，因而说服英国人和比利 时人推迟实行美国提出的经济制裁，不过他既有资金也有军队，可以耐心等待。刚 果总理阿杜拉既无手腕，又缺乏政治上的灵活性，正处于被一个用武力征服加丹加 省的更激进的政权推翻或取代的危险之中。如果联合国不尽力而为，他们就要直接 地或者通过阿尔及利亚和加纳去谋求共产党集团的武器支持。 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徒劳无益地尝试了打破僵局的各种办法。这时，联合 国准备显示出更大的军事力量，以迫使加丹加省投降。吴丹要求美国增派运输机和 装备。但是国务院对于刚果局势恶化的速度和苏联干涉的前景多少有点大惊小怪， 他们向总统建议要说服吴丹另外接受一中队美国战斗机（由美国空军人员驾驶）， 以便很快地结束加丹加省的抵抗。总统获悉吴丹和亚非国家集团如此急切地要使冲 伯垮台，以致他们在这件事中将不顾联合国在维护和平的行动中不使用大国武装部 队的传统。 这一令人震惊的建议中最令人震惊的特征，乃是它所受到的支持。许多“鸽派” 都支持这个建议，而大多数“鹰派”却表示非常怀疑。作为约两个月前古巴事件取 得成功的后果，我认为这是爱好和平的人士渴望表示他们也相信军事解决办法的明 证。但是总统也表示怀疑。他说，派遣美国作战部队去攻打非共产党的加丹加省， 这是难以向国会、盟国和美国人民解释的，除非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理由来说明有 共产党接管的威胁。我们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采取的慎重做法，赢得了整个西方世界 的信任。如果这时采取一个仓促的、未被证明是必要的行动，那么这种信任很可能 就会丧失掉。 1962年12月14日，当这项建议看来似乎不会使那个空军中队实际参加战斗，甚 至不会使它归联合国指挥时，肯尼迪暂时给予了批准――如果阿杜拉和吴丹都提出 要求的话。但是12月17日，据报道他们两人都犹豫不决，而主张派遣空军中队的人 又要求让这一中队在联合国的指挥下作战，肯尼迪于是否决了立即采取行动的建议， 而授权一个军事调查团去搜集有必要这样做的根据，并推迟作出任何决定，直到调 查工作完毕以后。与此同时，他授权同意吴丹原先提出的给予更多的美国飞机、卡 车和装甲运兵车的要求。 在肯尼迪的军事调查团完成它的报告之前，形势具有讽刺意味地急转直下。由 于加丹加省的混乱和联合国通讯系统失灵而过早发动的联合国新攻势，一路打进了 贾多特维尔，并平息了抵抗。加丹加省重新井人了联邦，比利时和刚果基本上相互 和解，而苏联人则被抛在局外观望。 但总统知道，一个新国家的建立还刚刚开始。摆在前面的经济、教育、行政管 理、医疗和其他任务是艰巨的。部落叛乱仍然是一个危险。政治局面还是混乱不堪。 商业依然处于停顿状态。 他强烈认为，联合国应该逗留下去，“维护已经取得的成果”，正如他在1963 年9月向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说中所说的， 让我们完成我们已经开始的事业，就象《圣经》告诉我们 的，“凡是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入上帝的天国。” 老挝 在东南亚印度支那半岛上，美国在五十年代开始卷入民族独立的工作。肯尼迪 总统虽然对我们卷入的程度感到怀疑，但他不愿意放弃他的前任所作的保证或听任 共产党人进行征服，因而不肯撤回那项承诺。 但是肯尼迪确实改变了我们在印度支那半岛西北部小王国老挝境内履行我们承 担的义务的政策。这里，象在刚果那样，要不是因为接踵而来的悲剧，混乱原会达 到滑稽戏的程度。老挝的悲剧和刚果的不同，不是人类生命的大量损失。尽管叛乱 和内战连绵不断，老挝人却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的许多将领指挥着没有多少军 队，他们的几次有名的战役也没有流多少血。老挝冲突的悲剧在于它把金钱和努力 从印度支那最不发达地区的无可救药的经济问题上转移开。在肯尼迪就职前的那几 年里，美国和苏联的款项都被敌对的、不稳定的派别巧妙地用于他们自身的政治目 的上，而绝大多数老挝人民的景况却很少得到改善。 绝大多数老挝人对冷战毫无兴趣，只要求按照1954年日内瓦协定所许诺的那样， 让他们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美国拒绝签署那项协定，但同意遵守协定。然而，根 据杜勒斯的理论，这项协定所设想的中立的联合政府是“不道德的”。共产党人在 老挝和越南显然全违反了这些协定，美国于是感到也有那样做的自由。因此，艾森 豪威尔政府花了大约三亿美元和五年时间，毫无希望地努力想使老挝成为在赤色中 国和北越边境上的一个明显亲西方并能有效地反共的军事前哨。美国一意对这个国 家的右翼铁腕军人富米・诺萨万将军的支持，促成了一连串大部分是不流血的政变 和反政变，在1960年后期迫使中立派的首相梭发那・富马同苏联人合作，并促使贡 勒上尉领导的军队中的中立部队同共产党领导的巴特寮和解，后者控制了老挝王国 的北部。美国的影响、无能和玩弄权术――包括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特工 人员对敌对的各方面领袖的支持――只能削弱富米将军和他的同僚在他们温厚的同 胞中的地位；而反共的右翼与非共产党的中立派之间的不和，促使共产党人甚至更 向前推进了。 在肯尼迪政府准备就职时，形势正在急剧恶化。苏联每天正从河内空运估计约 有四十五吨的武器和军需品给巴特寮和贡勒的部队，不断扩大他们在老挝东北部和 具有战略意义的查尔平原上的阵地。美国正在空运补给品给处于湄公河流域较为南 部的富米将军的部队（巴特寮在老挝南半部各地还保有不少袋形地区）。英国和法 国仍然支持梭发那・富马，但他已逃到柬埔寨去了。富米将军一心想发动一场对巴 特寮地区的新进攻。他的军队虽然在人数方面占有优势，又受过美国训练并拥有美 式装备，可是听到较为顽强的北越人可能在对方协同作战时，就陷于惊慌失措之中。 总而言之，共产党征服王国境内几乎所有重要城市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当选 总统在棕榈滩对我说，“不管老挝会发生什么事情――或是美国入侵，或是共产党 胜利，或是发生什么其他事情，我希望都在我们接任和为此受到谴责之前发生。” 1月19日，在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的会议上，他就这件事提出的问题比就任何别的 事提出的都多。艾森豪威尔承认，这是他传递下的最迫切而危险的“混乱局面”。 他说，“你也许不得不进入那里去一决雌雄。” 在肯尼迪上任后的最初两个月内同他自己的顾问举行的一轮会议上，他为这个 问题所花的时间和所进行的特别小组研究，比为任何别的问题都多。但是，无论是 艾森豪威尔，还是肯尼迪的顾问都提不出任何“正确的”答案。早期的一项努力是， 取得三个中立的邻国对老挝安全的一项保证――但是这些国家拒绝承担这项任务。 3月初，富米的军队毫不费力地便从他们的一个前沿阵地上被赶了出去――作出决定 的时刻即将到来了。 肯尼迪基本上已作出决定：他有四种选择。一是什么也不做，让巴特寮蹂躏这 个国家。他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这将动摇我们保证要加以保护的所有小国的信心， 特别是亚洲的小国，尤其是在老挝两面的南越和泰国。正如下文关于越南问题详细 分析的那样，放弃一个国家给共产党，几乎必然会导致在亚洲另一处地方进行代价 更高的抵抗。 第二种可以采取的途径是，提供使亲西方军队能取胜所必需的不论何种军事支 持。这实际上是他接下的政策――而且他还接下了拟订这一政策的大部分军事和情 报顾问。但是肯尼迪认为，这一途径是不合常情的，并且同我们主要盟国的愿望也 大相径庭。在中国边境上的一个西方实力堡垒不能由极不愿意做任何人的堡垒的人 民去建立起来。即使没有别的共产党军队进行干涉，似乎也需要把一支很大的美国 远征军长期部署在亚洲大陆的山区和雨林之中，以保卫一个自己的军队无心打仗、 又很不得人心的政府。这就具有另一场朝鲜战争的全部最糟糕的特点――许多陆军 指挥官都曾发誓说过的，如果没有核武器他们就决不再打的那种战争――而且这一 次是在一个没有海港、没有铁路、只有两条山区“公路”（在旱季），几乎没有通 讯设备的国家里进行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1961年4月同总统会晤时曾告诫 总统，不要使美国步兵承担在亚洲大陆作战的义务，总统始终没有忘记这一忠告。 这就导致了肯尼迪的第三种选择：接受分裂这个国家的方案。但是越南和朝鲜 的分裂全表明，如果没有一支很大的美国地面部队无限期地承担义务，要保卫一条 漫长的边界线是很困难的。那样一来，人们便会朝着总统大叫大嚷说他没有解决现 存的军事问题，把一个地区拱手让给了共产党。此外，分裂会把处在北部的王国首 都琅勃拉邦丢失掉，可是老挝国王是决不愿意放弃王宫的，因为那里藏有老挝人民 的神圣的纯金铸的、被看作这个国家唯一真正防御力的勃拉邦偶像。（勃拉邦偶像 曾在1878年被泰国人夺去，那是它离开老挝的唯一的一次。据传说，偶像给泰国人 带去了如此恶劣的运气，以致他们赶快把它送回了琅勃拉邦）。 肯尼迪的第四种选择――也是他最后采纳的办法――是谋求和平谈判，以恢复 中立的联合政府。这就无需军事解决了。一个中立政府不会损害到苏联和美国的重 要利益，而赤色中国和北越也都不准备为此打一场大战。显然，如果让温和的老挝 人自己去处理自己的问题，他们对打仗是没有多大兴趣的。有时，双方会离开战场 去欢度长达一周的节日，然后回来据守着原来的阵地。 虽然通过谈判组成中立的联合政府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总统知道，这不是最 孚众望的办法。这意味着要同赤色中国坐到同一张会议桌上。这意味着放弃的不是 老挝，而是以前那种把我们的立场仅仅同右翼势力拴在一起的政策。这意味着最终 要支持同一个梭发那・富马――中立主义的象征――当首相，而先前美国曾经谴责 过他。这意味着撤退美国军事使团――当时已被认为几乎是永久性的世界组织网之 一环。最后，这意味着接受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因而具有他所知道的战后捷 克斯洛伐克政变以来遗留下的那种种危险。 总统后来常就最后这一点这样说，“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认识到其中包含的种 种危险。但是我同样认为，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如果失败所会出现的种种危险……不 管我们采取什么办法，不管那个地区的战争前景如何。……解决老挝问题的简易可 行而又有把握的答案是没有的。” 在1961年3月，上文概述的这第四种选择确实没有提供简易可行而又有把握的答 案。鉴于我们处境困难，总统决心在停火之前不开始谈判。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 题的日内瓦会议是在战斗继续进行时召开的。随后，法国在奠边府的败北不可避免 地使共产党在这次会议上占了先。巴特寮和它的支持者赞成在1961年重演这一幕。 他们同意召开一次新的日内瓦会议，但不肯结束敌对行动。肯尼迪则坚持在谈判之 前应先停火、他警告说，不管美国多么不愿意，如果不先停火，美国就不得不在地 面上进行军事干涉，以阻止用武力接管老挝。他设法使这个信息通过驻华沙大使这 一渠道传达给了赤色中国；同时由英国人――在他于基韦斯特亲自会见麦克米伦以 后――把它传递给了日内瓦会议的两主席之一苏联人，而且还由尼赫鲁和汤姆森大 使传给了赫鲁晓夫。肯尼迪在白宫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举行第一次会晤时，也 亲自把这个信息通知了他。 为了给这个信息作后盾，我们着手准备了一份共有十七部分的逐步升级的军事 行动计划，其中包括从军事顾问转为派象征性的部队，从象征性的部队再转为全面 出兵。总统下令让日本和冲绳岛的海军陆战队登船，准备开往泰国湄公河流域的阵 地。有一支配备有直升飞机和游击战专家的部队则已经登陆。第七舰队处于待命状 态。国会领袖都听取了简要汇报。当军事计划的消息走漏出去时，肯尼迪并没有感 到不安，他认为让共产党人知道他的意图只有好处。 3月23日晚上，他在记者招待会一开始就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烈的关于我们老挝政 策的很长的声明。在他的建议下，我们拿了一张大地图到会场上来说明共产党威胁 的范围。外界普遍传说，这份声明是为了使美国人民对入侵老挝有所准备。如果不 能说他的全体顾问都没有这种意图的话，至少总统并没有这种意图。为了把这一点 表达清楚，他仔细修改了由各部门起草的声明初稿的措辞。他的意图在于用毫不含 糊的词句警告共产党人，在谈判之前必须停火（“谁也不应怀疑我们在这一点上的 决心”），在于使美国公众注意这一危机的存在而有所警觉（“老挝虽然离美国很 远，但是世界是很小的。……它自身的安全涉及到我们大家的安全”），而且还在 于表明美国的新政策是支持“一个真正中立的政府，不是支持一个冷战的走卒；要 在会议桌上解决问题，而不是在战场上解决。……我们不会被挑动起来，堕入圈套， 也不会被拖进这一局面或任何其他局面之中，但是我知道，每一个美国人都希望他 的国家履行它的义务。”他讲得冷静、沉着，毫不夸张。他不肯把老挝说成是一个 小国，只说它的面积相当于“奥地利的三倍”。在回答问题时，他指出，他一点也 不把中立主义看作是不道德的，所以准备对中立的老挝继续提供经济援助。 他并没有规定停火的最后期限，不过他表示“每一天都是重要的”。在随后几 星期里，由于零星的战斗继续不断，停火的前景也忽明忽暗。总统在3月9日的关键 性战略会议上同意为一次军事集结作好准备。但是他当时曾向全体到会的人强调指 出，他不同意发出“出动”这个最后的信号。在3月和4月整整两个月中，他沉着地 顶住了要求发动新的军事努力的各种压力，深信赫鲁晓夫也许还是会同意停火的。 巴特寮很狡猾地避免发动任何全面的攻击，继续扩大和巩固他们的阵地。总统后来 私下承认，“如果再打几个星期，共产党就会具有占领全国的一切军事前景。” 在5月1日左右，白宫就老挝问题重新举行了一轮磋商。但是由于插进来的两个 因素或事件，这些磋商具有一种不同的调子。一个因素是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如 果我们在老挝进行干涉，我们这个国家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陷于单干的境地。五角大 楼讨论派一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部队去登陆，在这支部队里，美军将只担负他们自 己的那部分任务。但是在极力敦促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其他国家就他们援助的实际范 围表明态度时，总统发现法国人强烈反对，英国人拖拖沓沓，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则 仅仅愿意提供象征性的部队，如果提供部队的话。老挝人民自己则一点也不起劲， 而且富米的军队也并不愿意为他们的祖国拚命作战。富米本人口头上仍然说得很凶， 可是他和他的部下似乎既不能也不愿进行多次实际的交锋。 另外，猪湾的惨败也产生了影响。提出那次行动的主要就是赞成干涉老挝的同 一批顾问。但是这时候，总统对专家，对他们的声誉，对他们的建议、承诺、前提 和事实等等比以前更为怀疑了。相比之下，他更相信白宫的班子和他自己的常识， 他叫司法部长和我去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所有会议。他就老挝的军事行动开始提 出了以前没有提过的问题。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每一成员把他对于我们在什么 地方进行干涉、谁会参加到我们一边、我们怎样对赤色中国的大规模反应作出反应， 以及这一切结果将会如何等等用书面详细写明他的看法交给他。他们的答复，在5月 1日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考虑之后，看上去同原来设想的行动大不相同，而 他越仔细看下去，这些答复就变得越站不住脚和解释不通。9月间，在他向联合国致 辞的前夕，我们在纽约旅馆内他的房间里闲谈外交政策时，他对我说道，“感谢上 帝，猪湾事件发生得正是时候，要不然现在我们就会卷进老挝去了――那会比猪湾 事件糟糕上一百倍。” 总而言之，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以及大部分其他的顾问）毫无保留地接受 了“多米诺骨牌”的理论，也就是说接受了这样一个前提，即美国不进行军事干涉 就要失去老挝，这就会使泰国进入共产党的轨道，这就会危及东南亚条约组织，这 样只要五、六年就会失去整个东南亚，并带来一系列的灾难。但是他们个人的书面 意见却暴露了先前没有让总统知道的种种分歧。其所属部队不得不进行战斗的那些 参谋人员犹豫不决，他们指出陆军在供应部队给养和在高低不平的山区肃清游击队 时所会遭到的困难，并且警告说（总统后来得知这一点并不太正确）赤痢和当地的 其他疾病还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总统还获得警告，共产党人拥有在亚洲其他地方 开辟另一个攻击我们的战场的人力。然而，大多数人似乎赞成美国军队在泰国、南 越和在老挝这个狭长地带中政府所控制的那一部分地区登陆。如果这样不能导致停 火，他们建议对巴特寮阵地进行空袭并在战场上使用战术核武器。如果北越人或中 国人进行干预，他们自己的国土就将受到轰炸。如果接着大量红军给动员起来，那 末就威胁使用核弹轰炸，并且，如果有必要，就进行轰炸。那时如果苏联出面干涉 的话，我们就应“作好准备，接受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向总统保证，苏 联“不大可能希望看到一个控制不了的事态发展起来”。至少这是他们的判断―― 而总统在猪湾事件中就曾依赖他们的判断。 较早的时候，参谋长们曾谈论过经由老挝飞机场（因为老挝王国是内陆国家） 使美国作战部队登陆并向他们提供给养。这时的诘问发现，即使在天晴的日子，也 只有两个可以使用的简易机场，附近的农村又为巴特寮所控制，这使开头的登陆发 生困难，同时如果共产党轰炸这些简易机场的话，我们就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去轰 炸共产党的土地。 总统问道，如果我们使用核弹，那末这场战争将到什么地步才结束，我们将不 得不打击多少其他的共产党行动，而那时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谁也回答不上来。 他又问，如果我们不使用核武器，那么面对中国全面的干涉，我们是否不得不退却 或投降？回答是肯定的。他还问参谋长们，如果我们在老挝投入更多的部队，那会 不会削弱我们为了在柏林和别处采取行动而保留的兵力。回答又是肯定的。如果王 都和行政首都都没有陷落，而停火的争吵只是为了决定在什么地方签署休战协定， 那么这些冒险是否值得？没有人能作出确切的答复。 他问道，一旦卷进去以后，我们怎样脱身和什么时候脱身呢？为什么海空力量 不够？我们要不要没有一定限期地缠在一个不热情的、深色皮肤的民族那里，把我 们的部队，而不是把共产党的部队困住？在同赤色中国的一场对抗中――在它的内 陆邻国的山区和丛林之中――这是不是我们最好的贻注？在越南和泰国登陆的部队 最终是否会不得不也保卫这些政权？首先，他问，为什么老挝的军队不愿意为他们 自己的自由而战呢？总统后来在这一年5月间他的第二篇国情咨文中说，“经验教育 了我们”， 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解决世界上一切问题或支配其革命潮流的 力量和智慧；扩大我们所承担的义务，并不总会增加我们的安 全――……核武器不能防止颠覆活动；一个自由的民族如果 自己没有意志和能力，就无法保持其自由。…… 他笼统地谈到全世界，但特别想到的却是老挝。 不过，他仍然没有改变他的姿态（一种他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的把恫吓和真正 的决心结合起来的姿态），即如果不能用别的方法拯救老挝的话，美国将不得不进 行于涉。这种姿态――在他3月2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通过命令驻老挝的美国军事顾 问穿上军服，以及通过准备向泰国增派一个分遣队表达出来――有助于说服赫鲁晓 夫，使他没有把事情做过了头。军事解决――冒大国对抗和“升级”的危险――也 不符合苏联人的利益。此外，雨季已使最主要的军事行动停了下来。在1961年春末， 危机缓和下去。军事停火开始生效，新的日内瓦会议开始举行，西方再一次在一个 “中立和独立的”老挝这一目标上联合起来。 6月初在维也纳举行的肯尼迪一赫鲁晓夫会谈，促进了东西方关于“中立和独立 的”老挝这一词句的含义的协议。肯尼迪非常直率。他说，美国在那个地区的政策 并非总是明智的，他要在老挝改变一下政策，因为那个国家不是战略要地。他承认， 巴特寮赞成改变，这对它有利，同时，他不能就人民的愿望作出最后的判断。但是 美国根据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议定书仍然负有条约义务。必须找出一种解决办法，避 免把大国的威望牵连进去，以保证和核实停火（每一方都谴责另一方违反停火协定）， 搞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政府，从而以一种使两方都满意的方式把战火从那种局面 中引开。他提议把缅甸和柬埔寨作为“中立和独立的”国家的榜样。 起初，赫鲁晓夫似乎不重视老挝，把它当作无足轻重的小事。他宁愿比较笼统 地谈论老殖民地的“解放战争”，并涉及有关中国、非洲和游击战争的各种其他阿 题。但肯尼迪耐心地坚持把他引回到老挝这个专门问题上来。在会谈的第二天，他 再度在双方减少承担的义务问题上劝说苏联主席。他说，老挝并不重要，我们不应 象目前这样卷入进去。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声称苏联在远离它的边界的这个小国里， 既没有承担义务，也没有既得利益。他承认停火应予核实，并保证推动老挝王国内 的双方取得一致意见。他说，应该把腊斯克和葛罗米柯关在一间房里，叫他们找出 一个解决办法来（这时，通常总是板着脸的葛罗米柯突然插嘴说，日内瓦的国联大 厦是一个有许多房间的大地方）。 但是日内瓦的谈判拖延下去。老挝三派的亲王领导人在细节上取得一致意见是 缓慢的，而在退出会场表示抗议方面却是敏捷的。他们在安排梭发那・富马的新的 联合内阁的阁员名单时陷入了困境，在这个内阁中右派人士和巴特寮应占有适当的 代表，而中立派则将占有优势。他们在各个中立派倾向于哪一方的问题上突然发生 了争论。战斗不时发生，违反了停火，巴特寮蚕食了更多的土地。赤色中国和北越 的代表不仅比俄国人更缺乏理智，而且更易于采取粗暴的态度。虽然如此，总统耐 心地说，“只要我们感到仍有一线成功的希望，我们决心留在会议桌上。” 最后，在1962年5月15日，巴特寮越过湄公河对南塔镇发动了一次主要攻击，使 会议和泰国边界都受到了威胁。这时，肯尼迪再次采取了行动。他不得不表示，他 在1961年3月发表的讲话是算数的――即他不允许老挝被别人用军事行动纳入共产党 的轨道。在一个迅速作出、迅速执行决定的基础上，只要求泰国根据东南亚条约办 了一下“请求”我们加以援助的手续，美国就把海军和两个空军中队开进了该地区。 五千多海军陆战队士兵和陆军作战人员在泰国登陆，推进到老挝边界。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英国也派去了部队，同时，我们对苏联集中施加了外交压力，明确表示我 们仍然赞成一个通过谈判的中立解决办法，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仍然控制着他 们那一边的事态。 巴特寮的袭击停了下来，相信美国说的话是当真的。富米将军也停止了行动， 南塔的败北也许使他感到怀疑，他的反共（而且显然是反流血的）军队能否有朝一 日赢得这个国家。谈判的气氛很快有所改善。6月，一个不稳定的“民族团结政府” 组成了由三方面凑合的内阁。7月，在美国的主要谈判代表艾夫里尔・哈里曼坚持了 十五个月以后，一个关于老挝的新的日内瓦协定由十四国政府――包括赤色中国政 府和北越政府――签署了。赤色中国政府和北越政府虽然没有得到美国的正式承认， 但是任何协定都缺少不了他们。肯尼迪随后不久就撤回了在泰国的美军，留下一些 后勤机构以备日后部队迅速重新介入之需，并恢复了对梭发那的经济援助。 新协定反映了所有主要国家主张列入的东西，即应让老挝决定自己的命运，地 理上不被分割、政治上不结盟、军事上不侵犯别人，而且除了作为一个缓冲国之外， 一般并不重要。这是一个靠不住的协定，共产党人始终就没有全部予以履行。西方 军事顾问都撤了出去，苏联的空运停止了，但是北越继续对巴特寮提供军事支持， 并使用老挝的走廊进入南越。巴特寮不愿意在一个由富米的军队巡逻的首都和他们 的对手共事，终于退出了梭发那政府，攻击他们以前的同盟者贡勒，并阻止国际管 制委员会在他们控制的地区视察可能违反日内瓦协定的行为。右派反对肯尼迪提出 的减少他们军队力量的建议，对梭发那把共产党人也包括在政府内一直感到不安。 梭发那不断威胁要退出政府，而肯尼迪则不断向国际管制委员会或者苏联呼吁，请 他们马上履行日内瓦协定委托他们办理的工作。哈里曼在1963年同赫鲁晓夫会谈了 两次，感到他不及以前那么关心东南亚了。这一点可能反映出赤色中国在这一地区 的影响有所上升。那一年春天，肯尼迪又感到有必要使第七舰队进入待命状态，并 在泰国演出“战争游戏”作为对共产党企图接管发出的警告。然而，卷入老挝的各 方，包括赤色中国在内，没有一方似乎愿意把战斗推向决定性的高潮，或通过激烈 的武装政变来谋求控制全国，他们显然害怕这样一种尝试会把另一方也引了进来。 日内瓦协定虽然是不够完善的、杂乱无章的，但总比没有协定要好些，比重大 的军事对抗要好些，比共产党征服要好些。总之，它比肯尼迪在1961年1月发现自己 所处的那种站不住脚的立场更符合这个国家的能力和利益。同许多“专家”的公开 预测相反，梭发那・富马并不是一个伪装的共产党人，他的国家并没有很快地滑到 铁幕后面去。总统说，“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说，老挝可以有一个不费力的一劳永逸 的解决办法。它的形势捉摸不定、充满了危险……（但是）世界不少地方的生活也 就是（这样）。” 越南 在老挝毗邻的南越，生活确实捉摸不定又充满了危险。在那里，要取得一个不 费力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的前景更为渺茫。不象老挝，越南是一个由中央政府 统治的、人口高度集中、物产丰富的国家。这个政府坚决反对一切共产党的入侵和 颠覆。不象老挝那种往往具有喜剧性的战役那样，越南的战争就双方来说都是残忍 无情的。政府军――尽管缺少富于想象力的、精力旺盛的领导――数量是相当大的， 他们参加了实际的战斗，而且大批为国战死。不象在老挝的局面中那样，大国全比 较坚定地对越南双方承担起了义务，这场斗争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对政府的控制，而 且是为了民族的生存。 然而，肯尼迪在越南的基本目标，实际上同他在老挝和东南亚其他地方的目的 是一样的。他既不寻求一个冷战的走卒，也不寻求一个热战的战场。他并不坚持南 越应当维持一些西方基地或保持成为西方联盟的一员。同在老挝一样，他的希望就 是制止一场共产党发动的游击战争，让当地居民和平地选择自身的前途。但是南越 太弱，不能自立，而且共产党人在战斗中已占了上风，他们不仅在北方而且在南方 也已成了最强有力的因素，在这个时候，任何想使这个国家在1961年象老挝那样中 立化的企图，都会使南越人在对付受外界支持的共产党优势中处于毫无防御的地位。 1954年的日内瓦协定曾指望北越和南越中立化。但是当腊斯克向葛罗米柯重行提出 这项解决办法时，后者并不令人意外地回答说，北越是“社会主义阵营”不可更改 的一部分。 总统常常说9我们不会在违背任何当地政府的愿望的情况下在东南亚逗留下去。 但是除了当地政府的利益外，我们呆在那里也同自由世界的安全利害攸关。赤色中 国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把唯一能有效地抑制它霸权的西方势力和影响的最 后一点痕迹从东南亚――实际上是从整个亚洲――清除出去。具有大量人口、资源 和战略地位的东南亚，对于饥饿的中国人来说，将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捕猎对象。正 如肯尼迪改变我们在老挝的政策所表明的，他认为没有必要在这个地区保留美国的 前哨阵地。肯尼迪的东南亚政策尊重所有希望保持中立的国家的中立立场。不过这 一政策也坚持其他国家应同样尊重这种中立，撤退它们的军队并遵守商定的解决办 法和边界，从而使每一中立国家在自己的文化和传统的范围内可以自由选择和实现 自己的前途。这就需要美国军队暂时留驻在那儿，而在这方面美国的目标和共产党 的目标便发生了冲突。主要考验这场冲突的战场就是倒霉的南越，但是肯尼迪或共 产党都不认为这个国家的成败所产生的影响仅仅局限于越南本身。 美国最初是在1954年保证援助和保卫南越的领土完整的。那一年，日内瓦协定 把这个国家在北纬十七度线上划分为共产党地区和非共产党地区，双方答应（但双 方都不指望）通过选举重新统一祖国。新的南越共和国要在将近一百年的殖民统治、 日本占领和对法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国家，面临着似乎不可克服的困难。由于 大多数居民和工业都在北方，由于缺乏受过训练的和出名的行政骨干，由于五分之 四的居民实际上住在难以到达和难以管理的农村，由于上百万饥饿的难民从共产党 的压制下逃到南越，这个国家在建立初期就崩溃原是意料中的事。日内瓦会议之后， 共产党人在向北转移时，秘密地留下了干部和隐藏下武器，以备发生事变之用。但 是美国的援助、越南人的干劲和南越总统吴庭艳的旺盛的行政才干，防止了这种崩 溃，而且实际上获得了比北方更大的经济和教育成就。 不幸的是，吴庭艳也清洗了政治上的反对派，使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转入地下、 流亡国外或逃到共产党那里去，并使当地的共产党人转而求助于越南的传统敌人― ―中国人。在日内瓦会议后的最初几年中，北越领袖胡志明满足于巩固他的地位。 但是当他自己的经济和吴庭艳的经济比起来显得不稳定时，当吴庭艳的政治压制使 温度上升，便于游击队这条鱼在水里游起来时，当赤色中国的好战情绪在胡志明自 己的阵营内占了上风时，胡所说的“为重新统一祖国的斗争”――“把南方从美帝 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残酷统治下解放出来”――认真地展开了：1957年的暗杀活动， 1958年对南越叛乱分子的训练和加强南越叛乱分子的重新渗透，1959年宣布的一项 有计划的“解放”运动，以及196O年12月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成立。 1961年，南方反政府的军队在何种程度上已成为北方共产党的工具，我们掌握 的证据还不十分充足。但是相当清楚的是，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在北方受的训练，由 北方武装起来和加以补给，并从北方经由老挝走廊，越过稠密的森林边界或是从海 路渗透进来的。北方给他们撑腰，出主意，并作出重大努力帮助他们调度与控制。 当游击队在拂晓时分潜回丛林隐藏起来之前，他们的膳宿主要是由南越村民在晚上 提供的。这些村民有时受到功诱，许他们以上地、国家统一，以及消灭政治上的腐 败、压迫和赶走外国军队；有时则遭到绑架、谋杀和抢劫等等威胁性行为的恐吓。 叛军的很大一部分武器是美制的，是从南越军队手里夺去的。 到1961年年初，这些“越共”游击队（这是西贡政府给他们加的称号）正在使 南越逐渐流血致死，毁掉它的抵抗意志，腐蚀它对未来的信心，并且通过对那些为 数已经有限、拒绝同他们合作的地方官员、教师、卫生工作者、农业人员、农村警 察、僧侣、乡绅，甚至普通村民进行有计划的恐怖行动而使南越的进展陷于瘫痪。 他们喜欢破坏的目标有学校、医院、农业研究站和疟疾控制中心。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的时候，在致吴庭艳总统的各项声 明中，以及在评论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时――曾在1954年作出保证，并在1957年再 次作出保证，表示一定帮助越南共和国抵制任何“威胁其政治独立的侵略和颠覆活 动”。除了经济援助外，军事援助于1954年也开始了。那一年，美国在南越边界划 下了抵抗共产党扩张的界线。姑且不论当初是否可以更为明智地把这条界线划在一 个比较稳定和易于防御的地区，美国在1961年1月所作的承诺――尽管这种承诺比之 将近七年前所作的承诺承担了大得多的义务――不是肯尼迪总统认为可以放弃掉而 不致使对整个亚洲和全世界发生不愉快后果的一种承诺。 不幸的是，他在越南继承下的不仅是一项承诺和一场日益扩大的冲突。他还继 承下了一项外交政策，它使美国在亚洲人的心目中的形象等同于独裁者、中央情报 局的阴谋和对革命进行大半是军事性的反应等等。他继承下的军事政策使我们完全 没有准备――或者连训练别人打仗也毫无准备――去同地方游击队打一场战争。我 们的军事使团为南越的人数相当多的军队作好对付朝鲜式人侵的准备，训练他们以 师或营的兵力沿着公路行进，而不是在丛林小道中行动。美国也没有鼓励他们建立 在游击队袭击中首当其冲的地方民团和自卫队。 在肯尼迪执政时期，先前对南越承担的义务不仅实行了，而且，如下文所述， 还花了巨大的努力子以加强。这种加强努力的主要责任不在于肯尼迪，而在于共产 党，因为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大力加强他们接管这个国家的努力。我们努力 的规模不幸也不得不有所增加，以弥补吴庭艳政权政治上的弱点。 在这种意义上，艾森豪威尔、胡志明和吴庭艳全帮同制订了约翰・肯尼迪在越 南问题上的选择方案。他的实质性的贡献是――现在我们按当时出现的情况加以回 顾，而不去评论随后的发展――既提高了我们承担的义务，又使这种义务有所限制。 他既不允许这场战争升级，变为全面战争，又不在会议桌上出卖越南的安全，尽管 他受到急于想取胜和急于想撤退这两派人士从两方面施加的压力。他的策略基本上 是避免升级、退却或限于这两种选择中的一种选择，同时谋求争取时间――争取时 间使美国和越南政府的政策与计划对村民更有吸引力――争取时间去建立一支足以 使共产党人确信他们不能在军事上夺取这个国家的反游击力量――以及争取时间使 越南人自己可以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这种办法只有在他们可以控制住恐怖 行为时，才能够实现。 他毫不怀疑，这将会有一个漫长、艰苦而又令人灰心失望的时期。最终将会有 一项商定的解决办法。但是整个斗争实际上是为了回到先前商定的一项解决办法， 即1954年的日内瓦协定的基本原则上，即使不是回到字面上的话。北越人和中国人 对于不是他们决定的任何公正而可行的解决办法都毫无兴趣。总统确信，在他们认 识到继续侵略定会遭到挫败并得不到什么好处之前，他们是不会对这些办法表示出 兴趣的。任何别的解决办法只会承认侵略是有好处的，并成为要美国撤兵的借口。 这将引起全世界对我国作出的保证的可靠性感到怀疑，并使南越人遭到报复（特别 是那些相信了美国的话，保卫自己国家的人），它还会鼓励共产党人在泰国、马来 西亚和亚洲其他地方对“纸老虎”美国人重复使用同样的策略――直到最后，肯尼 迪或某个继任人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他希望避免的那种选择：撤兵或全面战争。 肯尼迪几乎一就职立即建立起一个由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美国新闻 署和白宫共同组成的特别小组，就越南问题提出详细的建议来。这些建议在1961年 4月底和5月初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介入老挝的建议同时加以考虑。事实上，这两 个报告很相象，而且互有联系。这两个文件都要求美国作战部队对越南承担义务。 猪湾事件的教训和老挝报告中的漏洞，使总统的怀疑加深了。他再次要求对更 多的问题作出答复，并提出更多的选择方案。他说，关于越南的军事建议是根据不 能得到证实的假设和预测作出的，那就是老挝和柬埔寨会帮助制止来自北方的渗透， 吴庭艳会同意改组他的军队和政府，吴庭艳在农村会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以及封 锁会切断共产党的供应线。关于时间和费用这两方面的估计不是没有，就是不现实 的。 最后，批准了一个比较有限的计划。本来人数很少的美国军事顾问团这时人数 增加到三倍，顾问人员既派到团一级也派到营一级，既是军训的顾问也是作战的顾 问，既在常规战斗中提供帮助，又在非常规战斗中提供帮助。美国的后勤支援增加 了，同时还提供了经费和教官以扩大南越军队和民团与自卫队的规模。为了显示他 的支持，为了取得独立的第一手报告，为了向吴庭艳表明他坚决认为吴庭艳本身的 努力必需有所改进，总统派副总统约翰逊到东南亚去访问，包括在西贡作长时间的 停留。 但是在1961年全年里，越南的形势不断恶化。游击队战术和恐怖控制下的地区 不断扩大。美国教官――他们和越南军队一起作战，并且奉命如果遭到射击便予以 还击――阵亡的人数虽然不多却不断在增加。副总统的报告为主要以实力和决心投 入东南亚反共的战斗中去。他说，亚洲人办事的关键在于对美国以及对美国的力量、 意志和判断力的信心。10月末，一个以马克斯韦尔・泰勒和沃尔特・罗斯托为首的 新的高级使团到越南去访问，为总统的一次重要政策检讨作好准备。 一整套新的建议提了出来，要求美国政府和越南政府采取一系列行动。最困难 的问题还是关于美国作战部队所承担的义务问题。据估计，南越军队在数量上已以 十比一的优势超过敌人，而且还可以动员更多的人。但是许多人认为，之所以需要 美国军队，主要并不在于人数，而在于他们能够向吴庭艳军队提供士气和决心，以 及能够向共产党人提出的警告。总统对这样的论点都不满意。他不愿意为了抽象的 心理上的理由，使美国军队承担起在亚洲大陆同亚洲人作战的义务。 然而，迫使总统作出这种承诺的压力在这时候比在其他任何时候都大。他的越 南问题的主要顾问都赞成这一承诺，称它为我们诚意的“试金石”，我们决心的象 征。但是总统实际上投了“反对票”――而且只有他的一票是算数的。 他这“一票”的答案可以在1954年4月6日他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就法国――印 度支那战争问题发表的演说中找到： ……由我国采取的单方面行动……没有亚洲其他国家武 装部队的参加，没有广大〔越南）人民的支持……我还可以补 充说，有一大群一大群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在边界那面摆开 阵势，期待我们单方面进入他们那种战场――议长先生，在印 度支那普遍存在的这种军事局面中，进行这种干预实际上是 没有希望的……这个敌人到处存在而又无影无踪――他们是 享有人民的同情和暗中支持的“人民的敌人”。 那一年，他曾经看到拥有几十万英勇的、装备精良的军队的法国人遭到了可耻 的失败，伤亡人数超出了九万。现在，轮到他来选择了。他问道，如果美国在战场 上把战争的指挥权接过来，共产党人会不会更容易说，我们是继承法国人的新殖民 主义者呢？我们能不能比属于同样肤色和文化的越南军队获得越南村民和农民的更 大的支持？这种支持对游击战争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人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二南越 的军官会受到鼓舞，还是感到不快，而且大量军队登陆是否会引起共产党人的大举 入侵――这种入侵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核战争，导致西方的撤退，或者导致在他所能 选择的最坏的战场上打一场没完没了的消耗战。 肯尼迪同意他的顾问们的意见，即需要的是一种重大的反暴动行动――是这个 国家以前从未进行过的第一次这种行动。南越可以提供必要的人数――而且还必须 提供作战的勇气和决心，因为没有一个局外人能提供这两种品质。可是美国可以提 供较好的训练、支援和指导，较好的通讯、运输和情报，较好的武器、装备和后勤 ――他的顾问们说，这一切都是南越人所需要的，如果他们准备重新调整他们的力 量去打游击战的话。 肯尼迪从未正式对出兵问题作过任何最终的否定的决定。按照肯尼迪的典型风 格，他使任何赞成于涉的人很难私下指责他软弱无力。他命令各个有关部门作好使 用作战部队的准备，万一使用作战部队证明是必要的话。他通过派遣支援作战的部 队、空军作战部队和直升飞机部队，还通过派遣更多的军事顾问、教官以及六百名 戴绿色贝雷帽的特种部队人员去训练和领导南越军队的反游击战术，从而逐步扩大 了军事援助团的规模（1961年年底为二千人，1963年年底为一万五千五百人）。 肯尼迪政府以扩大援助来履行美国对越南承担的长期义务的决定，在1961年12 月15日肯尼迪总统和吴庭艳总统互换的公开信件中曾正式予以确定并相互作了转达。 双方信件的措辞都是经过两国政府仔细斟酌拟订，虽然正如下文指出的，吴庭艳在 许多改革面前逡巡不前。肯尼迪对我们援助的时间或数量并没有加以限制，只是指 出，一旦北越停止侵略，援助就不再需要了。但是他在信件中一直强调，主要的责 任仍然要由南越人民担负，美国人到那里仅仅是帮助他们，同时他“深信越南人民 会维护他们的独立的”。在其他声明中，他重新强调这一事实，即这仍然是一场他 们应打赢的战争，而不是我们应打赢的战争，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努力而不是我们 的努力。这场战争必须在南方既作为一场军事冲突又作为一场政治冲突来打赢。 总统在写给吴庭艳的另一封同样以泰勒的报告作根据的信件中说，这样做意味 着南越的军事力量必须充分动员起来，重新加以组织并使之具有主动精神；这意味 着必须制订特定的税收、土地、教育和其他社会及政治改革包括建立基础更为广泛 的国民政府，增进公民自由，减少政治限制，以及增加对农村的援助，同时表明， 没有这类保证和合作，包括美国参与制订重要的军事规划，美国的援助将是毫无用 处的。美国不可能把士气灌输给吴庭艳的军队、不能改进吴庭艳和南越军队与农民 的关系，也不能把民族同一性的意识授与全国。这是要靠吴庭艳来做的事。但是吴 庭艳作出的唯一引人注目的反应就是，在受到控制的越南报刊上发表一系列反美的 言论。 肯尼迪比他的大多数顾问远为清楚地认识到，光是军事行动并不能挽救越南。 当他在1951年作为众议员从印度支那访问归来时，他曾经警告说，共产主义的南进 势头使它的对手需要“在这些地区”建立起“当地人民强烈的非共产主义情绪，并 依赖这种情绪作为防务的开路先锋，而不是依赖……武装力量。”1954年，他作为 参议员曾经列举出法美两国官员多年来作出的保证中所具有的危险和不精确的地方， 因为这些保证说越南人民已经真正的自由和独立了。 但是不幸的是，作为总统，他想使我们在越南的军事作用不至于掩盖起我们对 政治目标的努力，但这却因为国务院没有能力同五角大楼竞争而受到了妨碍。例如， 1961年春天的专门小组报告几乎完全集中在军事计划上。一项五年经济计划，即 “一项以地区为基础的发展东南亚经济的长期计划”，一份致联合国的外交呼吁书， 以及其他五花八门的意见多少是含糊地、随意地插入其中的，为的是使总统感到满 意而已。但在这里面并没有就保证军事努力取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民政工作加以具 体说明，而且在随后的岁月中也没有去加以说明。经济援助和农村复兴计划扩大了。 但是游击队使不少农村居民过于害怕，不敢合作，或者对合作采取敌视态度，他们 一再伏击卫生和教育工作者，并烧毁学校和其他政府中心。“你们无法执行一项土 改计划”，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如果当地的农民领袖遭到有计划地杀害的话。” 给南越的任何数量的社会和经济援助都不能制止北越的野心。而且，美国的援助没 有得到使之有效所需要的那种国内改革的配合。 总统就美国在东南亚的长期的政治与经济目标发表一篇全面的声明，也许会加 强他的越南政策中受到忽视的非军事这一面。泰勒报告建议发表一篇重要的电视演 说。可是总统不愿使越南具有可与柏林相比拟的地位，决定保持沉默。甚至他在记 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关于越南问题的声明，也是闪烁其词的。此外，1961年下半年和 1962年年初发动的新的军事努力开头似乎收到了效果。1961年秋天行将出现的迅速 崩溃现象刹住了，尤其在越共威胁要把南越切成两截的那些沿海省份里。美国的直 升飞机特别向游击队提出了一个新的、有效的挑战。美国部队在这个地区的集结继 续不断地进行着，特别在1963年年初空中力量有了更大的加强。总统在那年1月满怀 希望地向国会报告说，“侵略的锋芒已在越南受到了挫折。” 事实上，受到忽视的非军事方面的努力已开始妨碍到军事方面的努力了。到了 1963年，这些妨碍就变得明显起来。1961年的泰勒报告曾提醒肯尼迪――肯尼迪也 曾彬彬有礼地提醒过吴庭艳：西贡总统府周围的人士往往是腐败而有野心的；吴庭 艳的军队由于政治派系的斗争和偏爱而受到了削弱，他对政治对手的处理办法压制 了全国的民族主义意识，而吴庭艳本人在农村的不得人心也妨碍了反游击战的努力。 一向多疑而执拗的吴庭艳曾答应进行改革，但改革很少实现。他们征求美国军方的 意见，但这种意见仍然经常受到忽视――例如，在过于扩大“战略村”的计划方面 就是如此。这项计划企图从各地把所有的游击队清除出去，然后把居民保护在新建 的、筑有防御工事的居民点里。美国传授了反游击战术，但它并不受重视。他们为 增加几营越南军队筹措起了经费，但这些军队在出动去迎击敌人时过于呆滞、过于 小心谨慎了。吴庭艳及其家族仍然深深地卷在军队的政治斗争里。 作为总统，吴庭艳距离人民越来越远。他的政府越来越受到一个越来越精神失 常的人、总统的兄弟吴庭儒的控制。天主教徒吴庭艳、他的兄弟及弟媳――利嘴尖 舌的吴庭儒夫人――被势力很大的佛教领袖指责为进行宗教迫害，而佛教领袖中有 许多人则是出于政治原因把个人受到歧视的小事件煽动成为全国性的危机。 1963年年中局势迅速恶化。吴庭艳的军队驱散了佛教徒抗议禁止使用佛教旗帜 的示威游行。吴庭儒的特种部队袭击了佛教的庙宇。佛教僧侣自焚以示抗议的图片 以及吴庭儒夫人对于“所谓圣人”进行“烧烤表演”的牺牲精神所作的冷酷无情的 评论，引起美国国会中有人要求断绝对越一切援助。越南学生举行了反政府的暴动。 个人与吴庭艳家族没有关系的官员――包括吴庭儒的岳父、驻华盛顿的大使――全 提出辞呈，抗议政府实行的新的镇压。摇摇欲坠的吴庭艳政权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 在维持国内的安全上，使用了最专横的手段和最可宝贵的军队。战争的进程不可避 免地逡巡不前。据传，吴庭儒准备与北方达成一项秘密交易。他和他的妻子两人都 公开严厉批评美国致力于扩大政府并恢复战争。 宗教迫害深深地触怒了约翰・肯尼迪。他于1963年9月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说中尖 锐地指出，“当一个佛教僧侣被驱逐出他的庙宇时，人类的……权利就没有受到尊 重。”当吴庭艳的兄弟吴庭儒对美国的干涉感到恼火，公开声称美国驻越南的军队 过多了的时候，肯尼迪更是怒不可遏。“随便什么时候只要南越政府提出”，总统 说，“我们在提出的第二天就会把一些军队调回国来。”可是尽管他公开对“镇压 行动”表示遗憾，他开始时对那些抱怨说我们正在援助一个独裁者的国会议员和美 国新闻界人士，特别是那些在西贡受到严格限制的记者，却太不重视了。一般说来， 他在谈到我们支持的是这个国家的愿望而不是个别政权时，比他的下属更要来得慎 重。但有时候国家的安全要求美国援助一些独裁者，特别是在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还毫无准备的新建国家中。他知道我们依靠一个人很危险，可是又没有捷径可以迫 使这个人扩大他的政府或者培养起更多的有代表性的文职领袖，而又不危及整个作 战努力。 到1963年夏末，他对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关切了。西贡非共产主义阵营内日益增 长的分裂和混乱，进一步妨碍了全国的作战努力。正如他在1961年强调指出的，反 游击战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单纯是一个军事问题；一个政府不能采取有效的政 治行动和进行普遍的改革，就会继续不断地在全国各地遭到失败。 在给吴庭艳的一封长信中，总统坦率地回顾了两国政府间的令人忧虑的关系。 他对吴庭艳写道，贵国政府某些人士所采用的某些方法，也许会使贵国政府在越南 不可能取得公众对反共斗争的支持。他又说，除非贵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明显关系 发生重大的变化和改善，否则美国公众和国会的舆论将使他们目前共同作出的努力 不可能毫无改变地继续下去。他强调说，美国的合作和援助将不会提供给那些言行 似乎与真正和解的目的、与举国一致的反共努力背道而驰的人，而且也不会通过这 些人来提供合作和援助。 他敦促吴庭艳放松他对美国派驻越南记者的新闻检查和干扰，因为，肯尼迪说， 这样做只会有损于我们两国之间的信任。他强调说，美国在越南的官员和军事人员 在尊重越南独立的同时，必须广泛参与对局势有影响的决策，因为我们本国的资源 和我国武装部队的成千上万名战士对这种局势承担着重大的义务。肯尼迪知道，市 越一贯拒不接受我国顾问的意见，已使我们的许多援助和努力变得毫无用处。 同时，1963年9月，他在两次电视采访中说话出乎意料地坦率。他同意一个记者 的意见，即我们已被一种政策拘束住，很难作出任何改变。他对另一个记者说，我 们正试图使用我们的影响，说服吴庭艳政府采取必要的步骤，以争取民众的支持， 虽然“我们不能期待这些国家件件事全象我们希望的那样去办”。他对另一个记者 更直言不讳地说，吴庭艳要重新取得人民的支持并打赢这场战争，唯一的办法只有 改变政策，也许还要更换一些人员。……我认为除非人民支 持作战努力，否则战争不可能打赢。在我看来，过去两个月里， 政府与人民已经脱离……归根到底，这场战争是他们的战争。 是他们必须打赢或打败。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我们可以给予 他们装备，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人员派到那里去当顾问，可是， 是他们，是越南人民，必须打赢这场战争。 这些公开声明是一种例外。私下施加的压力却不是那么偶然。总统于同年8月在 科德角度过周末休假时发出的一份有争议的电报甚至更进一步指出，美国不会阻挠 反对吴庭艳的任何自发的军事叛乱。（批评这份电报的人不知怎么总是认为，肯尼 迪发出的一份电报不是会引起，就是会制止越南军官集团中日益增长的不满趋势。） 无论如何，接下来并没有发生政变。肯尼迪越来越怀疑的是这场战争能否由吴庭艳 打赢，尽管他本人对吴庭艳还是钦佩的，但他却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美国必须不 使他垮台，必须尽量让他继续待下去。他所希望的是改变吴庭艳的政策和人员而不 是把他去掉。 不过，肯尼迪依然不愿意推动或阻挠越南当地发生的任何运动。他扣压了与前 线没有直接关系的一切经济援助，其中包括提供给吴庭儒的特种部队的经费。同时， 他加强了新任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的职权，并把亲吴庭艳的中央情报局驻越南 站站长召回华盛顿。洛奇大使是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驻西贡的所有官员中 对吴庭艳及其家族最不友好的人物。他极力主张撤销吴庭儒夫妇的职务，并结束吴 庭艳的专横行动。 但是这些努力为时已晚，而且徒劳无益。这些努力的拖拉缓慢反映了肯尼迪的 困境。有十八个月，他一直对吴庭艳支持者的汇报感到怀疑。可是他同样感到怀疑 的是，如果吴庭艳不实行必要的改革，美国扬言要撤换他是否可行，吴庭艳的实际 撤换是否会有所帮助。他责怪自己没有对美国在越南所作的努力更侧重于政治一经 济一社会方面，以便抵消新的镇压对越南人民所造成的影响。而如今为时已太迟了。 吴庭艳拒绝听取意见。只有吴庭儒夫人到处去活动。使肯尼迫极为恼火的是，她竟 然周游美国各地，对肯尼迪的政策作了刻薄的攻击。（当有人问到这么柔弱的一位 妇女，态度何以会这么激烈时，总统揣测说，吴庭儒夫人――总统把她比作美国一 位出名的利嘴尖舌的女人――“由于通过男人才取得她的权力而感到愤慨”。） 肯尼迪的顾问们，对西贡内部的形势比对先前的任何问题，有着更大的意见分 歧。总的说来，国务院汇报说，政治混乱严重地干扰了西贡以外的作战努力，几乎 每周都在谣传的许多政变之一肯定会取得成功，如果我们袖手旁观的话。另一方面， 军方和中央情报局则满怀信心地谈到战争的进程和吴庭艳的领导，并且对于能否找 到一个取得人民的信心、能够同样有力地使战争进行下去的同样能干的领袖感到怀 疑。 两派之间出现了激烈的争执，一派往往乘另一派不在的时候便要求总统表态。 结果，向总统提出的关于继续援助还是规定继续援助的条件以及应该要求这个政权 作出什么样的改革等方面的建议分歧极大。无论转向哪一方面，是继续支持吴庭艳 还是插手干预他的内政，肯尼迪都预见到美国将在许多越南人的心目中失去尊重。 通过9月和10月间的一系列会议（以及通过派赴西贡的几个代表团），他希望使南越 政府不再完全依赖吴庭艳，同时又不致造成南越的失陷或是他自己班子的大分裂。 最后，在1963年11月1日，由于腐败、镇压和混乱日益增加，越南军方发动了一 次新的接管政府的努力，并取得了成功。军方并没有受到美国的援助，美国也没有 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或挫败军方的行动。虽然关于越南军方策动的种种阴谋和拟议 中的政变的所有报道经常传到美国人的耳里，但这一次政变发动时美国既不知道它 的时间，也不知道它的规模（肯尼迪更不知道，他先前曾打算让洛奇在这时候离开 西贡回华盛顿来汇报）。南越的将领们夺取了对政府的控制，并杀害了吴庭艳和吴 庭儒。他们两人拒绝了到美国大使馆去寻求庇护的建议。 肯尼迪感到震惊的是，不管吴庭艳有些什么缺点，他长期献身祖国而竟然遭到 这样的结局。他指出，吴庭艳的最大的敌人共产党人也从没有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一个不稳定的军政府在西贡接管了权力。新的领导人与其前任一样，并没有深厚的 群众基础和行政才能。经常自上而下的人事更迭，以及后来发生的更多的变化，进 一步削弱了作战努力中还留存下来的一点锐气和斗志，并使共产党人进一步获得了 好处。 显然，在1963年11月，早日结束越南战争的希望还很渺茫。总统急于想表明我 们的目的是要撤出越南，而对军方就战争进展情况经常提出的乐观报告却始终表示 怀疑。1954年，他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的那篇演说中曾经批评法国和美国的将 领，说他们作出了类似的“充满信心的预测，哄骗了美国人民”。他知道，共产党 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招募到足够的游击队，使战争延长上许多年。他认为，这场 斗争很可能是对美国耐力和耐心的最严峻的考验。他往往把这场斗争与希腊、马来 亚和菲律宾的反对共产党游击队的长期斗争相比拟。然而他至少正在进行一场重大 的反游击战的努力，而且美国在人力方面相对地来说，承担着较少的义务。他仅仅 是要度过这个难关，这是一个没有其他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难以应付的、乱七 八糟的混乱局面。总统说，提出要放弃这么不稳定的一个盟国和代价这么高昂的一 项义务“只会使共产党人感到惬意”，“我认为我们应该留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在军事前景方面还是在谋求改革方面，他都拿不出什么成 就来移交给他的继任人。他本人犯下的错误对继任人也并不能有所教益。但是如果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增加这个国家的义务，他也许会用威廉・皮特使用过的话来概 括他的立场。1805年，当有人在英国下院询问对法战争有什么好处时，威廉・皮特 是这样回答的：“我们得到了倘若我们不打这场战争就会失去的一切。”就越南而 言，事情就是如此。 赤色中国和印度 在老挝和越南危机的背后，隐隐地浮现出共产党中国这一更大的威胁。这个国 家抱有毫不隐讳、坚定不移的野心，要把一种极端敌视我们的基本信念和利益的制 度强加于亚洲大陆，而这种野心反过来迫使约翰・肯尼迪承担起了不抛弃任何一个 希望得到我们保护的独立政府的义务。当美国的作战部队没有介入时，中国在老挝 和越南的作用似乎最多也是间接的。但是赤色中国宣布要用武力占领福摩萨的意图 或是蒋介石宣布要从福摩萨重新打回大陆的意图――这对这个地区的和平是同样危 险的――就全不是间接的问题了。 蒋介石由于联合国接纳外蒙古，由于我们发给一个反蒋的讲学人员签证，由于 我们悄悄地施加压力要蒋从缅甸撤出其掳掠为生的军队，以及由于其他种种问题， 经常对肯尼迪感到恼火。但是他们的联盟最紧张的时刻是在1962年中期。蒋介石及 其大多数追随者由于年事已高，更为急切地想反攻大陆。他们看到苏联人和赤色中 国人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看到大陆的农业和经济的困难日益增长，于是认定1962 年似乎是他们发动进攻的最后一次良机。 在肯尼迪看来，这种局面比较象猪湾事件的全面重演。那次事件也被认为是推 翻一个共产党独裁者的最后一次良机。在那里，当地人民的不满情绪也被认为已使 那个国家由流亡者接管政权的时机趋于成熟。但是在那里，流亡者的力量也是过于 微弱，它对当地居民的号召力也极其有限，警察国家的控制又那么牢固，所以全部 行动是注定非失败不可的，除非美国发动一次全面进攻予以支持，从而冒一场世界 大战的风险。这一次，肯尼迪一刻也没有受到诱惑。他对蒋介石重掌大陆政权的能 力缺乏信心，即使有美国援助的话。他不希望把美国承担的义务扩大到福摩萨和澎 湖列岛的防务范围之外。他没有直截了当地拒绝蒋介石，以免这位大元帅在政治上 钻空子，只是彬彬有礼地告诉他时机尚未成熟，美国不会给予他无限制的支持的。 但是，蒋介石开始信口侈谈进攻大陆，指望使美国为难而不得不采取行动。与 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重要的沿海地区部署了大批军队。他们的目的究竟是防御 性的还是想对金门和马祖发动一场新的进攻，当时无法确定。总统决定再度利用他 的记者招待会发表一篇政策声明。他要我从他的竞选演说中摘录出那些声明，明确 表示他保卫福摩萨和澎湖列岛抵抗进攻（包括对近海各岛的任何进攻，如果这威胁 到福摩萨的话）的决心。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声明既是对共产党说的，也是对 蒋介石说的。这篇声明强调了这一事实，即“我们反对在这个地区使用武力……美 国在这个地区的目的是和平的和防御性的”。一份同样的信件通过华沙大使级谈判 提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人；福摩萨海峡两边的紧张局面很快平息下去了。 但是没过几个月，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一次新的侵略引起了总统新的关注。1962 年10月20日，正当古巴出现苏联导弹一事使危机在华盛顿达到了顶峰时，中国对印 度喜马拉雅山区西北边境和东北边境的持续进犯达到了侵略的程度。尽管总统全神 贯注于对美国和本半球的更为直接的威胁，但是对于哪一个危机从长远来看将具有 更重要的意义，他却感到十分困惑、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大队人马几乎随心所欲地深 入印度约一万两千平方公里的领土，甚至越过了他们长期主张属于他们的有争议的 地区，致使印度士兵大批阵亡，还因为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拥有比整个 拉丁美洲和非洲合在一起还多的人口，它广泛地受到其他中立国家的钦佩，受到苏 联的大力支持，又是亚洲大陆上唯一能够与中国人争夺政治和经济领导地位的国家。 从长远的意义来看，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的一场全面战争，是可以和 加勒比海地区的对抗相匹敌的。 但是中印边界的战斗并不是一场全面战争。中国人占领了有利于未来侵略的山 区阵地后，很巧妙地要求停火，不过他们既不撤出已夺取的领土也不保证以后不再 发动进攻。尼赫鲁一向把赫鲁晓夫视为朋友和支持者，这时赫鲁晓夫告诉这位印度 总理说，他不能为他调停，中国的建议他应该接受。尼赫鲁的中立主义伙伴纳赛尔 建议由亚非人士调解这场争端。印度总理被刺痛了。他拒绝了这两个人的劝告，承 认印度以前是生活在一个梦境里。10月26日，他转向美国和约翰・肯尼迪求援。 他的求援信，这是以后六个月内他和肯尼迪往来的大约十五封信中的第一封， 要求给予“同情”和“支持”。尼赫鲁的亲属、驻华盛顿大使B・K・尼赫鲁在那天 下午亲自递交这封信件时向总统解释说，尼赫鲁总理在中立主义的和平阵营呆了这 么多年之后，觉得很难向美国直接提出军备的要求。不过他希望总统在复信中将在 “同情”而不是在“联盟”的基础上提供“支持”而不是提供“军事援助”。总统 回答说，我理解这一点，又说他无意利用印度的不幸强迫它签订结盟的条约。美国 将提供出于同情的支持――而我们的代表可以把这些词句解释为军事上的具体项目。 （他非正式地补充说，尼赫鲁应该使赫鲁晓夫把以前作出的提供米格式飞机和军事 装备的许诺“兑现或作罢”。） 尼赫鲁不愿提到军事上的具体项目，这仅仅是暂时的。取得庞大美式装备的要 求不久就源源而来。肯尼迪虽然没有完全同意满足所有这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却迅 速作出反应，提供了大量轻武器、迫击炮、弹药和其他装备。几天之内，他派遣了 以艾夫里尔・哈里曼为首的高级调查组，要他们提出确切的报告，在不把巴基斯坦 赶入赤色中国的怀抱中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如何最大地发挥作用。使总统非常满意 的是，当印度军队明显地表现出不顶用时，那个尖刻的反美人物克里希纳・梅农不 当尼赫鲁的国防部长了。随着比较年轻的、比较亲西方的人物在尼赫鲁的政府中实 力增强后，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至少暂时变得较为现实了。尼赫鲁说，美国和英国 （它也提供了军援）是他的真正朋友。中国人再也不能信任了。印度人民对美国提 供援助的一切表示都感到高兴。 正如在刚果问题上一样，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所取得的成功鼓励了某些人， 他们敦促美国采取更为直接的或更为广泛的行动。他们说，由于苏联人两面为难， 而世界舆论又同情尼赫鲁，印度乃是抵制中国在亚洲扩张的地方。但是肯尼迪看不 出把喜马拉雅山区的这场战争变为我们的战争，对印度、对美国或对自由世界有什 么好处。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有天午夜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他不动声色地取消 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会把我们直接卷进同中国的一场战争中去。 从此以后没有再提到这件事，以免使提这个建议的人感到不安。 此外，美国与印度关系的改善带来了我们同它的邻国和死对头巴基斯坦关系的 恶化。总统在与尼赫鲁函件往来的同时给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1封信中竭力向 他保证，我们给印度的军援限于直接用于抵抗中国人，它将不会用去攻击巴基斯坦， 同时也不会因为它而削减阿尤布经常从美国收到的甚至更为大量的军援。他在信中 建议阿尤布再次私下向尼赫鲁作出保证，即他可以安全地撤出驻扎在克什米尔边界 ――两国之间发生最激烈争执的地点――的军队，并用他们去打共产党人。总统强 调说，这也许是一个使印度人最乐于同意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好机会。 虽然阿尤布对我们的大使说，他在一周内不能仔细研究总统的来信――同时抱 怨说我们没有与他磋商过――但克什米尔问题解决的前景开头显得比这场争端的漫 长历史中以往任何时期都好。尼赫鲁和阿尤布发表了一份想法融洽的联合声明，一 轮谈判开始了。但谈判的进展等于零，巴基斯坦对美国给予印度武器的抱怨也有增 无已。 总统在内阁会议室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也许巴基斯坦人始终就不明白，我们 与他们的联盟是为了对付共产党人而不是为了对付印度人。也许，阿尤布出于政治 原因宁可使克什米尔问题得不到解决。但是，他说，加尔布雷思提出的迫使印度人 就克什米尔问题提出一个慷慨的解决办法，条件是我们给予他们一笔巨额的援助， 这个建议是行不通的。这也许只会在巴基斯坦造成激烈的反美情绪，致使阿尤布垮 台――而他的继任人肯定会更难于应付。他注意到，印度人也不愿意从巴基斯坦边 界抽走一些军队去加强他们对中国人的防御。他说，双方都认为克什米尔争端“比 反对共产党人的斗争……更重要”。事实上，巴基斯坦大使在到总统办公室来拜访 时发表了这么一篇不合外交礼节的激烈发言，以致肯尼迪冷淡地站起身来，结束了 这次谈话（他的接替人带给杰奎琳一枚极为漂亮的饰针作为一件“和平礼物”，肯 尼迪总统请她给阿尤布画了一幅画作为回礼）。 印度军援计划的紧急阶段随着停火而宣告结束，但肯尼迪仍然面临着尼赫鲁提 出的长期援助这一同样不切实际的要求。肯尼迪的特别代表团告诉他，就印度陆军 来说，对中国人的全面进攻进行充分的抵抗或重新夺回被中国人占领的地区，实际 上都不可能。不过，空防是我们能够予以帮助的独一无二的方面。印度人由于担心 中国轰炸机对印度不设防城市进行报复性轰炸，而抑制了他们军队所需要的空中支 持。为了尽可能减少巴基斯坦人、中国人、苏联人和敏感的印度人本身的任何不利 的反应，总统谨慎而低调地与英国人拟订了一份提供空中防御的联合协议。 他知道，中国人很快就会再次威胁印度或其他地方。“这些中国人是强硬的，” 他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说，“问题并不在于他们怎样谈论我们，而在于他们怎样谈论 俄国人。他们处于斯大林主义阶段，信奉阶级斗争和使用武力，并且在必要的时候 似乎准备牺牲三亿人民来统治亚洲。”他阅读了所能读到的有关中国人的一切材料 （不时还喜欢一连串地引用恰当的和不恰当的中国古代格言）。但是自从他就职之 日起，赤色中国人――与苏联人不同――就不断地对他大肆辱骂。如果美国不能耐 心、持久地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存在下去，他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说服他们放弃 其侵略计划。他说，因此，即使赤色中国没有成为美国的一个感情上和政治上的问 题，美国这时发起的任何谋求谈判、外交承认或接纳入联合国的倡议都会被认为是 对侵略予以奖励。他准备使用一切有效的手段来制止赤色中国取得国民党中国在联 合国的席位。 虽然如此，他对他的政府未能在这个地区开辟新天地感到不满，他要求国务院 考虑可能采取的新步骤，而且并不认为这个国家长期推行的僵硬政策是奥妙的或永 远不变的。他说，“我们并没有与敌视赤色中国的政策结下不解之缘，” 我希望……中国和西方之间……和平的关系……关系的正常 化……将会出现。我们希望和平，我们希望与中国人民和睦 相处。……但和平要由双方共同缔造，同时我希望中国人将 会被说服而认识到与邻国和平共处是反映了我们大家最良好 的愿望。 他对东南亚所作的努力以及他对苏联人的做法，其目的都在于帮助进行这种劝 说。他希望，时间的推移、赤色中国领导人的演变、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隔绝、 他们日益增长的国内问题，以及他们通过侵略不能取得好处等情况的发展也都会起 说服的作用。但他认为，他这方面进行的任何新的努力都需要有一个更为友好的国 会和公众更为广泛的谅解。与此同时，“门户开放”只有在有可能改善关系的情况 下才能推行。他出售小麦给俄国所取得的成功，使他揣测向中国人赠送谷物或食品 是否有可能改善关系。他早些时候曾经说，“如果这样做会减少他们的恶意，那么 我赞成这样做。”但是他听到的意见是，我们无法肯定这些食品或谷物不会被转运 到别处，这些东西是否会发给最需要的人，以及中国人民是否能知道是谁送来了这 些东西，这些是没有保证的。他被说服了。“让我们面对着这种局面吧，”他半幽 默、半失望地对我说，“这是一个留给下一任任期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