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一章　初次体验 我还没有回到国内，从凤凰村起程的那一帮人已经先到了。照预定的计划，我应该在他 们之前回到印度，但是因为我在英国忙于有关战争的工作，原来的打算全部推翻了。当我发 现我将无限期地阻于英国以后，我面临的问题是要找个地方安顿凤凰村这一帮人。如果可能 的话，我想叫他们在印度也住在一起，仍然过他们在凤凰村的生活。我不晓得有什么书院值 得介绍他们去住，因此电告他们去找安德禄先生，并按他的意见办事。 于是他们先在康格立的古鲁库尔安顿下来，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 儿女看待。后来他们又搬到圣提尼克坦书院①，在那里诗人和他的同人都以同样的爱对待他 们。他们在这两个地方所得到的经验对他们和我都有很大的帮助。 　　①圣提尼克坦《Shantiniketan），意即和平村，在加尔各答以北一百英里的地方， 诗人即指泰戈尔。那里的书院后来被泰戈尔发展成为有名的国际大学――译注。 我常常对安德禄说，诗人、史罗昙纳吉和苏希尔・鲁德罗院长，就是三位一体。在南非 的时候，安德禄常常谈起他们，娓娓不倦。我在南非许多甜美的回忆中，安德禄先生关于这 伟大的三位一体日以继夜的谈论，可算是最甜蜜最生动的。安德禄先生当然就把凤凰村来的 这一帮人也介绍给苏希尔・鲁德罗了。鲁德罗院长并没有书院，但是他有一个家，他把这个 家完全交给凤凰村的人去使用。他们到后不到一天，他的人便使他们完全感到象在自己家里 一样，一点也不觉得离开了凤凰村而有所失。 我只是在孟买上岸以后，才知道凤凰村的人已到了圣提尼克坦。所以我会见了戈克利以 后，便赶忙去看他们。 我在孟买所受到的欢迎，给了我一次提供称得上是小小的非暴力抵抗的机会。 那次的欢迎会是在杰罕济・贝迪特先生的地方举行的，我在会上不敢用古递拉特语讲 话。我是一个在契约工人中生活惯了的人，一到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式的地方，更感到自己 是一个十足的乡下老。我穿着一件卡提亚华外衣，戴着头巾，扎着“拖地”，看起来多少比 今天的样子还要文明一些①，但是贝迪特先生的大厅那种豪华壮观，使我不知如何是好。幸 而费罗泽夏爵士在那里庇护着我，我才勉强应付过去。 　　①甘地后来习惯于赤裸上身，穿着“拖地”，踩着木屐；天冷的时候，则在上身披 一件大围巾――译注。 后来又有一次古递拉特人的欢迎会，是由已故乌昙拉尔・特立维第组织的，因为不搞一 次欢迎会，古递拉特人轻易不放我走。我先了解了欢迎会的节目。真纳先生①也参加了，因 为他也是一个古递拉特人，不过我已记不清他是那次欢迎会的主席还是主要讲话的人。他用 英文发表了一个简短而美妙的演说。就我所记得的，其他的人大部分也是用英文发言的。轮 到我讲话的时候，我用古递拉特话表示我的谢意，说明我对古递拉特话和印度斯坦语的偏 爱，并且谦虚地提出不该在一个古递拉特人的集会上用英语讲话。我这样做，并不是毫无考 虑的，因为我也担心象我这么一个久离祖国的没有经验的人居然对已成定例的做法提出抗 辩，会被认为是失礼的。然而似乎没有人误会我坚持用古递拉特话致答词。事实上，我很高 兴，大家似乎都同情我的抗辩。 　　①真纳（Jinnah，1876―1948年）原是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人之一，后来脱党参加全 印度穆斯林联盟，1940年以后极力主张成立巴基斯坦，脱离印度另建国家。1947年印巴分 治后成为巴基斯坦总督，被称为巴基斯坦国父――译注。 这次集会就这么促使我认为我在同胞们跟前提出一些新奇的主意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我在孟买住的时间很短，但却充满了这一类的基本体验，后来我便应召到浦那去见戈克 利了。 mpanel(1); 第二章　在浦那会见戈克利 我一到孟买，戈克利便通知我说，省督想见一见我，并说照规矩我最好在赴浦那以前就 先去看看他。我照他的意见拜会了省督阁下。寒暄以后，他说道： “我请求你一件事情。我希望你无论在什么时候打算采取同政府有关的步骤时，都到这 里来见见我。” 我回答说：“我很容易答应你，因为我是一个非暴力抵抗者，照例要了解对方的意见， 并设法尽可能同他取得协议。我在南非的时候，是严格按照这个规矩行事的，在这里我也要 这么做。” 威灵顿勋爵向我道谢，并说道：“你什么时候来见我都可以，你会明白我的政府是不愿 意做什么错事的。” 我回答说：“正是这种信仰才能使我支持下去。” 我见他以后，便到浦那去。我不能把我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内所有值得回忆的事情都记述 下来。戈克利和印度公仆社的朋友们热情横溢地欢迎我。我记得他把他们全都召集起来欢迎 我，我同他们坦率地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 戈克利很希望我参加这个团体，我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社员们却觉得，我的思想和做 事的方法同他们的大不相同，让我入社或有不便之处。戈克利却相信，尽管我坚持自己的主 张，我还是愿意、并且能够容忍他们的意见的。 “但是，”他说道：“他们还不了解你是抱着准备妥协的态度的，而他们对于自己的主 张却是固执的，毫不动摇的。我希望他们会接受你，但是如果他们不接受，请你千万不要以 为他们是不敬爱你的。他们不愿意冒险，因为他们恐怕这会妨碍对你的尊敬。但是无论你是 否正式入社，我总是把你当作社员看待。” 我把我的意图告诉戈克利：不管我是不是社员，我想办一个学院，把凤凰村的那些人安 顿下来，地点最好在古递拉特，因为作为一个古递拉特人，我以为古递拉特服务也就是间接 为国家服务。戈克利赞成我这个想法，他说：“你当然可以这样做。无论你和他们商谈的结 果如何，学院的经费请你务必让我筹划。我把这学院当作是我自己的。” 我心里十分快乐：我既不必承担筹措经费的责任，也不必由我一人独自开创这件工作， 而只须我能确保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可靠的指导和帮助就行了。这使我心理上的负担大为 减轻。 于是他把德夫医师（现已故）请了来，吩咐他在该社的账目内给我开一个户头，把我为 学院的用处所需的款项和其他的公共开支随时给我。 现在我准备到圣提尼克坦去了。在我出发前夕，戈克利安排了一个只有少数几个朋友参 加的茶会，亲自定了一些我所喜欢吃的点心，就是水果和干果等。茶会离他的房间虽然只有 几步远，他却没有力气走过来参加。但是因为他太爱我，他竟坚持要来。虽然他来了，却因 为昏倒了而不得不抬走。昏厥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所以他在力所不支的时候，还 吩咐我们茶会照常进行下去。 这个茶会事实上是一次座谈会，是在该社招待所对面的空地上举行的。朋友们在会上一 面吃着花生、枣子和当时的水果，一面谈心。 然而戈克利这次的昏倒在我的生平却不是一个普通的事件。 第三章　这是威胁吗？ 我离开浦那先到拉奇科特和波尔班达去探望我的寡嫂和其他的亲戚。 我在南非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时候，为了和契约工人保持密切的接触，大大地改变了 我的服饰，就是在英国，不出门的时候，我还是穿得很简单的。在孟买上岸的时候，我穿了 一身卡提亚华服装：一件衬衫，一条“拖地”，一身外衣和一条白围巾，全都是印度布做 的。但是因为我要从孟买坐三等火车出去旅行，我认为围巾和外衣是多余的，所以我不带这 两样东西，却花了八、九个安那买了一顶克什米尔帽子。穿起这样的服装，人们一定以为我 是一个穷汉。 当时因为黑热病正在流行，我不记得是在维朗坎还是八德弯，便有人上来检查三等乘客 的健康情况。我有点发烧，检查员叫我等车到拉奇科特时，亲自向医务所去报告，并记下我 的名字。 大概有人通知八德弯说我要经过那里，因为当地有一个知名的公共工作者，莫迪拉尔裁 缝，到站上来接我。他告诉我维朗坎的风俗习惯和火车乘客因此必须遭遇到的困苦情形。我 因为发烧，不大想讲话，想用一句简单的问话结束这次谈话： “你打算坐牢吗？” 我把莫迪拉尔当作一个轻率的青年，以为他讲话是不加思索的。然而莫迪拉尔并不是这 样的人，他以坚定的口气答道： “只要你领导我们，我们当然愿意坐牢。我们是卡提亚华人，我们对你有特别的权利。 当然了，我们现在并不想把你留下，但是你得答应回来的时候，在这里停一停。你要看到我 们这些青年人的工作和精神，你就会高兴的，你可以相信我们，只要你一声号召，我们就会 立刻响应。” 莫迪拉尔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同志夸奖他说： “我们的朋友不过是一个裁缝。然而他精通他的业务；他每月只需要15卢比，他一天 只做一个钟头工便可以得到这笔收入，因此他就把其余的时间放在公众工作上。他领导我们 大家，使我们原来所受到的教育感到惭愧。” 后来我同莫迪拉尔有密切的往来，我才晓得人们夸奖他一点也不过分。他决定每个月到 当时刚刚成立的学院来住几天，一方面教那些孩子们学裁缝，同时他自己也为学院做一些裁 缝工作。他天天同我谈维朗坎的情况和火车乘客的困难。说他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他 因为害了一场急病便在壮年时死去了，八德弯的公众生活因为少了他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一到拉奇科特，第二天便到医务所去报告。那里的人并不是不认识我。医生觉得难为 情，他生那个检查员的气。这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那个检查员那样做是他的责任。他不认 得我，就算认识，他也不能做别的。那个医生不让我再去看他，坚持要让检查员来看我。 在疫病流行的时候，检查三等乘客的健康情况是很必要的。如果大人物也愿意坐三等 车，不管他们的地位如何，他们应当自动遵守穷人所遵守的规定，而铁路上的官员也应当大 公无私，我的经验是，铁路上的官员并不是把三等车的乘客当作自己的同胞看待，而是把他 们当作一群绵羊。他们态度傲慢，不容分说或争论。三等车的乘客必须服从官员，好象是他 的奴仆似的，当官的还可以无缘无故地打他们或勒索他们，而且常常把他们弄到无以复加的 地步才把票卖给他们，有时甚至弄得他们误车误点。这一切都是我亲眼看到的。除非受过教 育和有钱的人自愿屈居穷人的地位、坐三等车、不享受穷人所享受不到的待遇，而且不单单 是愿意承受可以避免的艰难困苦、无礼和不公道，还得决心为消除它们而斗争，不然，改革 是不可能的。 我在卡提亚华，到处都听见有人在诉说维朗坎海关的弊端。因此我决定立即利用威灵顿 勋爵的建议。我搜集并翻阅一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亲自证实那些意见是确有根据的，然 后便和孟买政府通起信来。我去拜访了威灵顿勋爵的私人秘书，并求见勋爵阁下。勋爵表示 他的同情，但是把责任推到德里身上。他的秘书说道：“如果这件事归我们管的话，我们早 就把关卡撤了。这件事你得去找印度政府。” 我于是和印度政府通信，但是除了承认收到我的信件以外，什么答复也没有。直到后来 我有机会见到了詹士福勋爵，这个问题才得到了解决。当我把这些事实告诉他的时候，他表 示惊讶。这些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他耐心地听我陈述，立刻打电话调阅有关维朗坎的文 件，并答应说，如果当局不能说明理由或加以辩解，他就把关卡撤销。我会见他以后不过几 天，便在报纸上看到维朗坎关卡已经撤销了。 我把这次事件当作是非暴力抵抗在印度的前奏。因为我去找孟买政府时，那个秘书对我 在巴格斯拉（在卡提亚华）的一次演说中所提到的非暴力抵抗表示不以为然。 “这不是威胁吗？”他问道：“你以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会在威胁之下屈服吗？” “这不是威胁，”我答道：“而是教育人民。把解除疾苦的一切合法的方法都告诉人 民，这是我的责任。一个想要自立的民族应该晓得一切获得自由的方法和手段。这通常包括 暴力，而且被当作是最后的办法，可是非暴力抵抗却是一种绝对不使用暴力的武器。我认为 向人们解释它的做法和界限是我的责任。我不怀疑不列颠政府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是我 也不怀疑非暴力抵抗是一个最有效的良方。” 这位聪明的秘书怀疑地点一点头，并说道：“我们瞧着吧。” 第四章　圣提尼克坦 我从拉奇科特赶到圣提尼克坦去。那里的师生热烈地欢迎我。欢迎会是朴素、艺术和爱 的美丽的结合。我在这里第一次会见了卡卡萨希布・柯列卡。 当时我还不晓得柯列卡为什么叫做“卡卡萨希布”。后来我才知道我在英国一个很好的 朋友、现在巴洛达邦举办一所叫做“甘伽纳斯学院”的柯沙福劳・德希潘特先生，为了给他 的学院创造一种家庭气氛，常常给教师们起一些家庭名字。柯列卡先生在那里教过书，所以 叫做“卡卡”（意即伯伯）。伐德克叫做“摩摩”（意即舅舅），而哈利哈尔・夏尔玛则得 到“安纳”（意即兄弟）的称呼，别的人也得到类似的名称。阿难达南（史华密）是卡卡的 朋友，巴特华昙（阿巴）是摩摩的朋友，后来都加入了这个大家庭，并且一个一个地成为我 的同事。德希潘特先生自己常常被称为“萨希布”。他的学院被解散以后，这个家也就拆散 了，但是他们精神上的联系并没有断绝，他们的别名也没有改变。 卡卡萨希布到各个院校去吸取经验，我到圣提尼克坦的时候，他正巧也在那里。金大 满・萨斯特立原是同他们一起的，也在那里。他们两人帮助讲授梵文。 凤凰村的那一帮人在圣提尼克坦都分别分到了住处。摩干拉尔・甘地是他们的领导人， 他的职务是叫人严守凤凰村学院所有的规矩。我看到由于他兼有爱、知识和忍耐，使他在圣 提尼克坦芬芳四射。 安德禄和皮尔逊也在那里。孟加拉教员中和我们比较接近的有贾格丹南德巴布，尼巴尔 巴布，孙托斯巴布，克希提穆罕巴布，纳庚巴布，沙罗巴布和卡里巴布。 我照例很快便和那里的师生打成一片，并且引导他们讨论自力更生的问题。我向教员们 提出来：如果他们和学生都不雇用厨子而自己做饭，他们便可以根据学生身体上和道德上的 需要管理厨房，并且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自力更生的实物教育。有一两个教员摇头表示不以 为然，也有极力赞成我的意见的。也许是因为好奇的缘故，学生都欢迎这个建议。于是我们 便开始实验。我请诗人发表意见，他说只要教员们赞成，他没有意见。他对学生说：“这个 试验包含着自治的钥匙。” 皮尔逊为了使这次试验成功，竟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他把全副精力都投进去。他组织 一批人切菜，另一批人洗米，等等。纳庚巴布和别的几个人负责厨房及其周围的环境卫生。 看到他们拿着锄头去工作，我心里很高兴。 然而要指望这一百二十五名学生和老师如鱼得水地进行这种体力劳动，那就未免太奢望 了。他们几乎天天都在讨论。有些人早就露出倦意，但是皮尔逊却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我 们常见他笑容满面地在厨房内外忙碌着。他自愿担任洗涤较大的餐具。有一批学生在这批洗 涤餐具的学生面前弹着“希达”①，以使他们忘却疲劳。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做着这件事，圣 提尼克坦便象蜂群聚居的地方那样显得忙碌起来。 　　①希达（sitar），印度一种弦乐器――译注。 象这样的变化一旦开始，总是继续发展的。不但凤凰村的人自己做饭，而且他们的饭菜 极为简单。作料是不吃的。饭，豆汤，青菜甚至面粉同时放在一个蒸笼里蒸。圣提尼克坦的 学生们为了改革孟加拉的厨房，也着手进行类似的试验。有一两个教员和几个学生负责进行 这个改革工作。 然而这次试验进行不久便中断了。我认为这个著名的学术机构进行这一次试验，时间虽 短，却没有什么损失，其中所取得的一些经验对于教员来说，是有利无弊的。 我本想在圣提尼克坦多住一些时候，但是事与愿违。我到那里不到一个星期，便接到浦 那来的一个电报宣布戈克利逝世了。圣提尼克坦陷入悲痛之中。所有的人都来向我表示哀 悼。他们在学院的神庙里举行了一次特别的集会来哀悼国家的损失。那是一个庄严的集会。 我即日带着妻子和摩干拉尔赶赴浦那，其余的人照旧留在圣提尼克坦。 安德禄送我们到八德弯。他问我：“你以为印度也可以进行非暴力抵抗吗？如果可以， 你看是在什么时候？” “这很难说，”我答道：“我在一年之内，不打算做什么。因为戈克利叫我答应过他， 要我旅行全印度以广见闻、吸取经验，在这个观察时期内，不准我就公众问题发表意见。即 使过了一年，我也不急于说话或表示什么意见。因此我想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不至于有什 么非暴力抵抗运动。” 关于这一点，我还记得戈克利常常笑我一些关于印度自治的想法，并且说：“等你在印 度住上一年以后，你的看法就会得到纠正的。” 第五章　三等乘客的疾苦 在八德弯的时候，我们亲身经历到了一个三等车乘客连买一张车票都要遇上莫大困难的 情况。“三等车票没有那么早卖，”卖票的对我们这么说道。我去找站长，这也是一件难 事。有人好心告诉我站长在那里，我便去向他诉说我们的难处。他也是作了同样的答复。后 来卖票的窗子一打开，我便赶过去买票。然而买票实在不容易。有力气的才有权利，上前去 买票的人不管其他人，一个个上来不断地把我挤出来。所以我差不多是第一批最后一个买到 车票的。 火车进站了，上车又是一次考验。已经上了车的人和要上车的人对骂起来，你推我，我 推你。我们在站台上跑来跑去，可是到处都碰上同样的回答：“这里没有位子。”我去找车 守想办法，他说：“只要挤得上去你就赶紧挤上去，要不然，你就等下一班车吧。” “可是我有急事呀，”我恭恭敬敬地答道。他没空听我的话。我实在急坏了，我叫摩干 拉尔随便挤个地方，我自己则带着妻子走上二等车的车厢。车守看见我们上车了。到了阿三 索尔车站，他便过来要我们补票。我对他说： “给我们找个位子原是你的责任。我们找不到位子，所以坐到这里来了。如果你能在三 等车厢里给我们找个位子，我们当然很高兴到那里去。” “你别跟我多话，”车守说道：“我不能给你找位子。要么你就补票，不然就下车。” 我要赶到浦那，因此不打算同车守争论，就把他要补的车钱付给他，然而受到这种不公 平的待遇我却非常气愤。 第二天早上车抵莫加尔沙莱。摩干拉尔设法在三等车厢里弄到了一个坐位，我便搬过 去。我把所有的事实都告诉查票员，请他开个条子证明我在莫加尔沙莱便搬到三等车厢来。 他却不肯开证明。我又把这情形去向铁路当局陈述改正，得到这样的回答：“照规矩没有证 件是不能退费的，但是我们对你可以例外。不过，从八德弯到莫加尔沙莱的补票费是不退 的。” 自此以后我乘坐三等火车的经验，如果全部写下来，就很容易地写一本书。因此我只能 就便在这几章里提一提。由于身体健康的关系，我不得不放弃乘坐三等火车的做法，这是我 终生的大憾事。 三等车乘客的疾苦无疑是由于铁路当局的高压手段造成的。但是乘客本身的粗野、肮 脏，自私和无知也不能辞其责。可惜的是他们往往并不觉得自己不雅、肮脏或自私。他们以 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极其自然的。所有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我们这些“受过教 育”的人对他们漠不关心。 我们到卡利安时，已是疲惫不堪。摩干拉尔和我从站上的水管里弄了一点水来供让我们 洗澡。我正设法找地方给我妻子洗澡时，印度公仆社的高尔先生认出了我们，他走过来。他 也是到浦那去的。他建议让我的妻子到二等车厢的浴室去洗澡。我不想接受这个殷勤的好 意。我知道我的妻子没有权利到二等车厢的浴室去洗澡，但是最后我还是接受了这种不相称 的做法。我明白一个崇奉真理的人是不应该这么做的。这倒不是因为我的妻子非到那里去洗 不可，而是因为做丈夫对自己的妻子的偏爱胜过了他对真理的尊崇。《奥义书》说：真理的 脸隐藏在玛耶的金纱幕后。 第六章　追　　求 到了浦那参加葬礼以后，我们自然而然地讨论了印度公仆社的前途以及我是否应当加入 的问题。这个入社的问题，对我来说，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戈克利在世的时候，我用不着 请求入社。我只要服从他的意愿就行了，这正是我所乐意的。现在我既已投身于波涛汹涌的 印度公众生活中，便不得不有一个可靠的舵手。戈克利就曾经是这么一个人，而我在他的庇 护之下也觉得安稳。现在他已经去世了，我只得靠自己去奋斗，而我也觉得应当请求入社。 我想这样做才能告慰于戈克利的在天之灵。于是我便毫不犹豫地而且坚决地提出请求。 当时大多数的社员都在浦那，我向他们游说，设法消除他们对我的疑惧。但是我看得出 来，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一部分人赞成我入社，另一部分人却竭力反对。我明白这两派人 对我的友爱不相上下，但他们似乎更忠于印度公仆社，无论如何，这种忠心并不亚于爱我的 心意。因此我们所有的讨论都只限于原则问题，而不作意气上的争论。反对我入社的那一派 人说，在重大的问题上，他们的见解同我的想法相差甚远。他们恐怕我入社以后，印度公仆 社原来的宗旨便要大受影响。这当然不是他们所能忍受的。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便各自分散了，等日后再作最后决定。 我回家的时候，内心颇为激动。如果大多数人投票赞成我入社，我是不是应当加入呢？ 这个行动是不是符合我对于戈克利的忠心呢？我清楚地看见，社员们对于我入社的问题，意 见既然如此分歧，我最好是自行撤销入社的申请，免得那些反对我入社的人处境为难。我想 这才是我忠于印度公仆社和戈克利所应当采取的行动。这是在一刹那间决定的，我立刻写信 给萨斯特立先生，请他不必继续开会。那些反对我入社的人，非常欣赏我这个决定。这使他 们不致陷入进退维谷的地步，并使我们的友谊更加密切。我撤销入社的申请，倒使我成为一 个真正的社员。 现在经验告诉我，我不当一个正式的社员更为恰当，而当时反对我入社的人也是有道理 的。经验也证明，我们在原则问题上的看法是极不一致的。但这些分歧既经承认以后，我们 并不因此而疏远或发生什么龃龉。我们仍然是情同手足，而印度公仆社在浦那的家也一直是 我经常出入的一个地方。 我虽然不是印度公仆社一个正式的社员，但是我始终是一个精神上的社员。精神上的关 系比物质上的关系更加珍贵。 离开了精神的物质关系，就等于是没有灵魂的躯壳。 第七章　坎巴庙会 接着我便到仰光去看梅赫达博士，途中还在加尔各答作了逗留。我作了已故巴布・普本 德罗纳斯・巴素的客人。孟加拉人的好客在这里达到了顶点。当时我还是一个严格的水果食 者，所以凡是加尔各答搜罗得到的所有水果和干果全都买遍了。主人家里的妇女通宵不睡为 我去剥果皮。他们还想尽办法把新鲜的水果按印度办法调制，还为我的同伴――包括我的儿 子兰达斯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我对于这种亲切的款待是极为感动的，但是一想到他们竟以 全家的人忙于招待两三个客人，实在令人过意不去。然而我却看不出来有什么办法可以逃避 这种令人为难的款待。 我是作为统舱乘客搭船去仰光的。如果说我们在巴素先生的家里所受到的过分接待使我 们感到难为情，那么，同我们在船上所受到的最粗野的待遇――连一个统舱的乘客最起码的 安适也得不到的待遇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所谓浴室，实在脏得令人难受，厕所更是污浊 不堪。要上厕所就得踩着屎尿或者跳越过去才行。 这简直不是人所忍受得了的。我去找大副，但是没有结果。如果说这幅又脏又臭的图画 还有不够完备的地方，那么旅客们毫不在意的坏习惯便把它补足了。他们坐在哪里便在哪里 吐痰，吃剩的东西、烟头和槟榔叶子随便乱丢，弄得周围肮脏不堪。嘈杂的声音永无休止， 而且每一个人都想霸占大地方，他们的行李比他们自己占的地方还大。我们就这样经过了两 天的最严重的考验。 我一到仰光便写信给船公司的代理行，把这一切事实告诉他。由于写了这封信和梅赫达 博士在这个问题上的努力，我们回来虽然还是坐统舱，却不是那么难受了。 我在仰光拿水果当饭吃的问题，又给主人增加了莫大困难。不过梅赫达博士的家就象我 自己的家一样方便，我多少还能控制一下奢侈的菜单。然而因为我究竟能吃多少种水果并无 任何限制，我的胃口和眼睛总是情不自禁地超过自己应吃的限度。当时吃饭的时间又没有一 定。我个人喜欢在日落以前吃晚饭，但是往往要到晚上入九点钟的时候才能吃上。 那一年，即1915年，正是坎巴庙会①的会期。这种庙会每隔十二年在哈德瓦举行一 次。我本来没有多少意思要参加这种集会，但是我却很想到古鲁库尔去见摩哈德玛・孟希朗 吉。戈克利的印度公仆社已经派了一大批志愿队到坎巴去工作，潘迪特・赫立达亚纳斯・孔 知禄是队长，已故德夫医师是医官。他们请我派凤凰村的人去协助他们，所以摩干拉尔・甘 地已经比我先去了。我从仰光回来后，便同他们会合。 　　①坎巴庙会（Kumbha　fair），是印度教徒十二年一次的大庙会的节日，在印度北 方省的哈德瓦地方举行――译注。 从加尔各答到哈德瓦的旅程特别使人感到疲劳。有时车厢里没有灯火。车过沙哈兰埔以 后，我们被塞上装货物或牲口的车皮。这种车皮没有车顶，头上是炎炎酷日，脚下是烫人的 铁板，我们差不多被烤熟了。在这样的旅途上，喉头虽然枯渴不堪，正统的印度教徒还是不 肯喝水，如果这种水是穆斯林的。他们要等到有了印度教徒的水才肯喝。应当指出，正是这 些印度教徒，当他们有病的时候，医生叫他们喝酒或牛肉汤，或者是由一个穆斯林或基督教 徒药剂师给他们水喝时，他们就不那么犹豫，左问右问了。 我们住在圣提尼克坦时就已经懂得，我们在印度的特殊作用就是作清道夫的工作。现在 因为哈德瓦志愿队都集中住在福舍里，德夫医师已经挖了一些坑作为厕所。他是雇用清道夫 来打扫这些厕所的。这就是凤凰村来的人的事情了。我们建议用尘土盖住粪便并且加以清 除，德夫医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建议自然是由我提出的，但是执行这个意见的却是 摩干拉尔・甘地。我的任务是以大部分的时间坐在帐篷里，接受无数香客的“朝拜”并和他 们讨论宗教和其他的问题。这样我竟连一分钟的时间都没有了。就连我去河边沐浴的时候， 这些“朝拜”者也尾随着我，甚至我在吃饭时他们也不离开。至此我才了解我在南非所进行 的微小的服务在整个印度造成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值得夸耀的地位。我仿佛是陷在魔鬼和深渊之间。在没有人认识我的 地方，我是受着国内千百万人同受的疾苦，如乘坐三等车之类。但是我一到了有人认识我的 地方，他们就把我包围起来，于是我又成为“朝拜”狂的牺牲。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更可怜 呢，我常常是无法决定的。不过我至少知道，这些“朝拜者”盲目的爱往往使我生气，甚至 令人痛心，但是旅行虽然劳顿，我的情绪却很好，很少生气。 当时我的身体还很强壮，可以到处走动，而且认识我的人还不多，到街上去还不会有那 么大的麻烦。我在这些闲逛中，看到了香客的心不在焉、虚伪和无聊，比他们的虔诚表现得 更加明显。聚集在这里的“沙陀”们，就象是生来专门享受人生中的好东西似的。 这里我看见有一头五脚母牛！我感到惊讶，但是知道的人很快便把内幕告诉我了。这头 不幸的五脚母牛是一个坏人的贪婪的牺牲品。我听说第五支脚原来是从一只活生生的小牛身 上砍下来的而栽到母牛的肩上的！这种双重残暴的结果是为了骗取无知者的钱。除了印度教 徒以外，谁也不会被这头五脚母牛所吸引，而且也只有印度教徒才愿意为这么一头奇异的母 牛布施。 庙会的日子到了。这对我来说是个纪念日子。我并不是怀着香客的心情到哈德瓦去的。 我从来没有想到以朝圣为进德之助。然而据说有一百七十万人参加了这次庙会，他们未必都 是伪善者，或者仅仅是为了游玩。他们当中，无疑地有无数的人是为着功德和自洁而到那里 去的。这样的信仰对于人们的灵魂究竟能有多大提高，是不可能，或不容易断定的。 因此，我终夜不寐，反复深思。这一班虔诚的人生活在一些伪善者之中，出污泥而不 染，在造物主的面前，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到哈德瓦来本身就是一种罪过，我便应当公开抗 议这件事，并在开会那一天离开哈德瓦。如果到哈德瓦来参加庙会并不是什么过错，我便应 当有一种自动的克己苦行，为那里流行着的罪恶进行忏悔以自洁。这在我来说是很自然的。 我的生活是以遵守纪律为基础的。我想起我在加尔各答和仰光所受到的优厚的款待，实在是 给主人增添了不必要的麻烦。我因此法定节制我的饮食，并在日落以前进晚餐。我深信，如 果我不这样限制自己，将来会给接待我的人，造成很多不便，这样，我便不是为人服务，而 是让人为我服务了。所以我法定在印度的时候，每天二十四小时内，食物不过五样，天黑以 后绝不进食。我对可能遇到的困难，作了充分的考虑。但是我不愿意使它有什么破绽。我对 自己说，假如我生了病，把药物当作五样食品中之一，而不要求特别食品情形又怎样呢？我 最后决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有例外。 我严格遵守这个誓言已经有十三年了。这是一种严重的考验，但是我可以证明它也是我 的保护者。我认为这个办法使我的寿命增加了几年，并使我避免了很多疾病。 第八章　拉克斯曼・朱拉 到了古鲁库尔会见了身体魁伟的摩哈德玛・孟希朗吉，使我心中释去重负。我立刻感觉 到古鲁库尔的宁静和哈德瓦的喧腾恰恰成了一种奇异的对比。 摩哈德玛以充溢的友爱对待我。实行“节欲”的人都很周到。我在这里初次会见阿恰立 亚・兰玛德福吉，我立刻便看出他是一个极有力量的人。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虽然有不同的看 法，但是我们结识不久就成了朋友了。 我和阿恰立亚・兰玛德福吉以及其他教授对于在古鲁库尔添设工业教育的必要性问题讨 论了很久。临别的时候，我们真是依依不舍。 我早就听见很多人称赞拉克斯曼・朱拉（恒河上的一座吊桥），这桥离赫里希克斯不 远。很多朋友都劝我在离开哈德瓦以前一定要去看看这座桥。我想步行去瞻仰这座桥，于是 分作两个阶段进行。 我到赫里希克斯以后，有很多游行僧人来看我。其中有一个和我特别接近。凤凰村的人 也在那里，这引起那位史华密许多问题。 我们谈到宗教，他晓得我对于宗教有深沉的感情。他看见我从恒河沐浴回来，光着头， 也没有穿衬衣。他看见我头上没有“饰嘉”①，脖子上又没有圣环，心里很难过。他说： “你是一个有信仰的印度教徒，居然不束发，也不戴圣环②，我看见了实在难过。这是 印度教的两种外表的象征，每一个印度教徒都应当有的。” 我不戴这两样东西是有一段历史的。我在十岁的时候，看见婆罗门的孩子们将成串的钥 匙，用圣环穿住，拿来游戏。我也很想能作同样的游戏。当时卡提亚华的吠舍③家族还没有 戴圣环的习惯。但那时正有人提倡一种运动，强迫前三等种姓的人遵守这个规矩。结果，甘 地家族里便有人戴上了圣环。有一个教我们两三个小孩子《罗摩护》的婆罗门，给我们戴上 了圣环。我虽然没有成串的钥匙，却也弄到了一把钥匙来玩。后来丝线坏了，我不记得我是 不是很惋惜。不过我记得我没有再戴新圣环。 　　①饰嘉（Shikha），一般印度教徒男子在脑后所蓄留的一绺头发，有吉祥和却邪去 病之意――译注。 ②圣环（Sacred　thread）是印度教徒前两等种姓的人达到一定年龄时在一种仪式上套 在身上的一根细绳或线的环子，上起左肩下至右胁，以区别于其他种姓的人。因为第三等种 姓一般不戴，第四等种姓按规矩不能佩戴――译注。 ③吠舍（vaishya）是印度教社会中的第三种姓，多务农、牧和织造，一般不受吠陀教 育，身上也不戴圣环――译注。 我长大以后，在印度和南非都有人一再善意地劝我重新戴上圣环。但是没有结果。我的 理由是，如果首陀罗阶级①的人不能戴圣环，别的阶级的人有什么权利戴它呢？而且我也看 不出我有什么正当的理由遵守我认为并不必要的风俗。我并不反对戴一条丝环，只是戴的理 由不充足罢了。 　　①首陀罗（shudras）是印度教社会的第四种姓，多从事卑贱的工作，故亦称为奴隶 阶级。他们无权受教育，也不能佩戴圣环，因为他们是不受神眷爱的――译注。 我是一个毗湿奴派信徒，我的脖子上当然要戴小项圈，而“饰嘉”是长辈们认为必须有 的。可是我在动身赴英国前夕，把“饰嘉”剃掉了，因为我怕我光着头会被人取笑，而且我 当时以为，这会在英国人眼中被当作是野蛮人。老实说，这种怯弱的心理愈来愈厉害，竟使 我在南非的时候，叫我的堂弟恰干拉尔・甘地也把他由于宗教信仰而留下的“饰嘉”剃掉。 我怕他留着“饰嘉”有碍他的公众工作，所以不顾他是否难过，一定要他剃掉。 我把这一段经过向那位史华密全盘托出，并说： “我不戴圣环，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有无数的印度教徒不戴圣环，还不是照样是印度 教徒。况且圣环本来是精神上再生的一种象征，戴上圣环的人应当先立志追求一种更高尚、 更纯洁的生活。现在印度教中和印度全国戴圣环的人，是否都能维护佩带具有那种意义的标 记的权利，实在是一个疑问。除非印度教本身把‘不可接触’的规矩废除，把一切尊卑贵贱 的界限取消，并把其他许多在教内蔓延着的罪恶和虚伪全都摆脱了，不然，印度教徒就没有 戴圣环的权利。所以我现在非常反对戴圣环。不过你劝我留‘饰嘉’倒是值得考虑的。我本 来是留过的，后来因为错误地怕人家笑话才剃掉的。所以我觉得还应当留起来。这件事我得 和我的同志们讨论一下。” 这位史华密并不欣赏我关于戴圣环的意见。我认为不应当戴圣环的理由，在他看来，正 足以说明是应当戴的。时至今日，我的态度还是和在赫里克斯时一样。我认为只要有各种不 同的宗教存在，每一种宗教都需要某种特殊的外表的象征。但是如果把象征当作圣物来崇 拜，或者把它当作比别的宗教更加优越的标志，那就应当把它放弃。今天在我看来，圣环并 不是提高印度教的一种手段，所以我认为它是无足轻重的。至于“饰嘉”，我是因为怯弱而 剃掉的，所以我和朋友们商量以后，又把它留起来了。 不过话又得说回到拉克斯曼・朱拉来了。我对赫里克斯周围和拉克斯曼・朱拉本身的天 然景色是非常赞美的，对于我们的祖先具有这种自然美景的感觉，并具有赋予这种自然美景 以宗教方面的意义，不能不肃然起敬。 然而人们使用这些美丽地方的方式却使我极为不安。在赫里克斯和在哈德瓦一样，人们 把路上和恒河美丽的两岸都弄得龌龊不堪。他们甚至不惜玷污恒河的圣水。他们本来只要多 走几步路就可以隐蔽起来大小便，可是偏偏要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河边自行其是，看见这种情 形，不由得心里难过起来。 我所看见的拉克斯曼・朱拉不过是恒河上面的一座铁吊桥而已。我听说这里本来是一座 很好的绳索桥，可是有一个马尔瓦蒂慈善家出了一个主意，把它拆掉，以重资架上一座铁 桥，然后把钥匙交给政府！绳索桥我没有见过，因此说不出什么来，但是在这么一个地方架 上一座铁桥实在杀风景。我当时对于政府虽然是忠心耿耿，对于把朝圣的桥梁的钥匙也交给 政府的做法，也觉得太过分了。 过了桥便到了福舍，这个地方糟得很，除了波形铁板斑驳不堪的架子以外，什么也没 有。这种福舍，据说是为善男信女们盖的。当时可以说没有人住在那里。住在大屋里的那些 人却给人一种不良的印象。 然而哈德瓦的经验对我来说，却证明是有无上价值的。这些经验大大有助于我决定住在 哪里和要做些什么事。 第九章　创立学院 我到坎巴庙会去朝圣是我第二次访问哈德瓦。 非暴力抵抗学院是在1915年5月25日成立的。史罗昙 纳吉要我在哈德瓦住下来。加尔各答的几个朋友却向我推荐卫提亚纳士潭。别的人又极 力劝我选取拉奇科特。但是当我偶然经过阿赫梅达巴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劝我在那里住下， 他们自告奋勇为学院筹款，还要给我们找一所住宅。 我对于阿赫梅达巴有一种癖好。我是一个古递拉特人，我认为我应该通过古递拉特语言 对国家提供最大的服务。而且阿赫梅达巴是古代手工纺织业的中心，如果要恢复乡村手工纺 织业，这似乎是一个最适宜的地方。这个城市是古递拉特的首都，因此在这里要获得有钱人 的资助比别的地方更加容易。 不可接触者的问题自然是我和阿赫梅达巴的朋友们讨论的题目之一。我向他们明言，我 应当首先利用机会为学院招收一名不可接触者学生，只要他具备了其他的条件。 “你到哪里去找一个合格的不可接触者呢？”有一个毗湿奴派的朋友自信地说道。 最后我决定在阿赫梅达巴建立学院。 至于住处的问题，阿赫梅达巴有一个律师吉望拉尔・德赛先生是我的主要帮手。他愿意 把他在科赤拉布的一所洋房租给我们，我们就把它租下来了。 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学院的名称。我和朋友们商量。有人建议采用“西伐士兰” （服务之家），还有人提议用“塔普凡”（俭朴之家），等等。我倒喜欢“西伐士兰”这个 名称，只是觉得没有强调说出服务的方法。“塔普凡”似乎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名称，因为俭 朴虽为我们所需，我们却不能自命为俭朴之人。我们的信条是忠于真理，我们的任务是追求 和坚持真理。我在南非试验过的办法，我想拿到印度运用一下，而且我希望在印度试一试这 个办法究竟能运用到什么程度。所以我的同伴和我选定了“非暴力抵抗”这个名称，因为它 同时表达了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服务方法。 为了使学院在言行上有所遵循，需要制订一个校训。因此有人提出一个草案，朋友们都 被邀请发表他们的意见。当时所收到的许多条意见当中，古鲁达斯・班纳济爵士的意见我到 现在还记得。他赞成我们的校训，但是建议加上“谦恭”一条，因为他认为青年一代特别缺 乏谦恭。我虽然也注意到青年人有这个缺点，我却担心一旦把谦恭订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校 训，谦恭就不再成为谦恭了。谦恭的真正含义是自卑。自卑是自救，如若不然，就得采取别 的办法以求其实现。如果一个奉行自救的人，或者一个奴仆缺乏谦恭或大公无私的行为，对 于自救或服务就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没有谦恭的服务，不过是自私自利罢了。 这时我们这一帮人大约有十三个泰米尔人，其中有五个青年是从南非随我们来的，其余 的则来自全国各地。我们一些大约有二十五个男女。 这个学院就是这样成立的。我们同在一个地方吃饭，并尽力象一家人一样地生活。 第十章　在讨论中 学院成立不过几个月，我们就遇到了一种简直没有料到的考验。我收到安立特拉尔・塔 卡尔的一封信，信上说：“有一个谦逊而正直的不可接触者家庭希望加入你们的学院，你们 能接受吗？” 我心中有点为难。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会有一个不可接触者家庭要求入院，而且不是通 过别人，而是由塔卡尔巴巴这么一个大人物介绍的。我把这封信给同伴们看，他们都表示欢 迎。 我写了一封信给安立特拉尔・塔卡尔，表示我们愿意接受这一家人，只要他们都愿意遵 守学院的校规。 这个家庭的成员有杜达白，他的妻子丹尼朋和他们的女儿拉克斯密，还有一个刚会摇摇 晃晃走路的孩子。杜达白在孟买当过教员。他们全都同意遵守校规，于是都入了院。 然而这件事却引起了那些帮助过学院的朋友们的很大意见。头一个难题就是用水井的 事；这个水井的管理权有一部分是属于房东的。管理吊桶的人反对我们的吊桶里滴出来的水 会玷污他，于是他便辱骂我们，并且还侮辱杜达白。我吩咐大家不要理会他的辱骂，并且不 顾一切，照旧去吊水。当他看见我们并没有反骂他，他便自觉惭愧，也就不再麻烦我们了。 然而所有的资助，都被停止了。那位曾经问起不可接触者是否能够遵守校规的朋友根本 没有想到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随着金钱援助的断绝，还有一种谣传，说有人要发起社会的封锁来对付我们。这一切我 们都有了准备。我告诉我的同伴说，如果我们受到封锁而得不到通常的便利，我们决不要离 开阿赫梅达巴。我们宁可搬到不可接触者的地区里去，用我们的体力劳动来维持我们的生活。 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有一天摩干拉尔・甘地通知我说： “我们的基金快光了，下个月就无法维持了。” 我淡淡地回答说：“那么我们就搬到不可接触者的地区里去。” 象这一类的考验我已经历过不止一次了。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上帝总是在最后一刻帮 了我的忙。在摩干拉尔・甘地警告我经济困难以后不久，一天早上，有一个小孩走过来告诉 我，说有一个客人在外面的车子上等着要见我。我于是出去见他。他问道：“我要给这个学 院一点帮助，你愿意接受吗？” “当然，”我说道：“我承认我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 “我明天这个时候再来，”他说道：“你在这里吗？” “在的，”我说道。他便走了。 第二天，就在约定的时间，那辆车子又开到我们的地方，而且喇叭响起来了。孩子们进 来报信。那位客人没有进来，我出去见他。他把13，000庐比的钞票放到我手里，然后开车 走了。 我从来没有指望得到这笔捐款，而且帮助的方式是这么奇特！这位绅士以前并没有到过 学院。据我记忆所及，我只会过他一面。没有正式见过，没有谈过，而他竟是给了帮助便走 了！这对我是一次绝无仅有的经验。这一笔钱暂时把我们搬往不可接触者地区去的打算搁置 起来了。现在我们觉得，一年之内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 正如外面起了风波一样，学院内部也发生了风波。虽然在南非的时候，不可接触者朋友 常到我家里来同吃同住，可是我的妻子和别的妇女却似乎不大喜欢在学院里收容他们。我的 耳目很快便觉察出来，她们对待丹尼朋虽不是憎恶，至少也是冷淡。经济上的困难并没有使 我发愁，但是这一次的内部风波却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丹尼朋是一个普通妇女。杜达白是一 个受教育不多但是很有见地的人。我喜欢他的耐性。有时他也发脾气，但是总的说来，我对 他的善于容忍，印象很深。我请他忍受细小的屈辱。他不但答应了，而且劝他的妻子也这样 做。 我们接受这一家人，给学院上了很有价值的一课。我们一开头便向世界宣布：我们不能 容忍不可接触者制度的存在。愿意帮助学院的人都有了精神准备，因而在学院这方面的工作 就简单得多了。捐助和担负学院日益增多的开支的人大多是正统的印度教徒，这件事实也许 可以清楚地说明，不可接触者制度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点自然还有其他的许多证据， 然而印度教徒中的优秀人物肯于帮助一个让不可接触者与别人同吃的学院，这个事实本身便 是不小的证据。 我很遗憾，关于这个问题，关于我们怎样处理因主要问题而发生的一些微妙的事情，我 们怎样克服一些没有料到的困难，以及其他与体验真理有关的许多事情，不得不从略。下一 章也有这个缺陷。我所以不得不把重要的细节省略，因为这出戏中的大部分脚色还健在，在 叙述和他们有关的事情而必须提到他们的名字时，不取得他们的同意是不妥当的。而征求他 们的意见，或者随时请他们修改和他们有关的章节，事实上是很难办到的。况且这种手续超 出了这本自传的范围之外。因此我担心其他的故事，虽然在我看来对于追求真理的人，是有 价值的，却不得不加以省略。我的愿望是，上帝的意志也是，把这本书写到进行不合作运动 的时日为止。 第十一章　废除契约移民 我们暂时得抛开从开始就经历着内外风暴的学院，简单地转移到引起我注意的另一件事 情上去。 所谓契约工人就是那些根据五年左右的契约从印度到国外去做工的人。按照1914年史 沫资―甘地协议的规定，到纳塔耳去的契约移民的三英镑税是废除了，但是来自印度的一般 移民的纳税问题却还没有解决。 1916年3月，潘迪特・马丹・穆罕・马拉维亚吉在帝国立法议会中提出一个废除契约 制度的议案。哈定基勋爵在接受这个动议的时候宣称，他已得到“英王陛下政府在相当时期 内废除这个制度的诺言”。不过我觉得这么一个空洞的保证，不能使印度满意。我们应当鼓 动立即废除这种制度。印度所以容忍这个制度，完全由于疏忽。我相信大家能够有效地推翻 这个制度的时机已经到了。我会见了一些领袖，在报纸上写了几篇文章，我觉得公众舆论已 经确确实实地赞成立即废除。这不是非暴力抵抗一个很好的题目吗？我相信确是这样，但是 我不知道从何着手。 同时总督已不再隐讳“终必废除”这句话的含义，据他说，这是“在合理的时间之内有 了另外的办法”再加以废除的意思。 因此，在1917年2月，潘迪特・马拉维亚吉便要求提出一个立即废除这种制度的议 案。詹士福勋爵拒绝了他的要求。 我旅行全国去鼓动大家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想我在开始宣传鼓动以前，应当先去拜会总督。于是我请求谒见，他马上便答应了。 马菲先生，即现在的约翰・马菲爵士，是他的私人秘书。我和他有密切的往来。我和詹士福 勋爵的谈话是令人满意的，虽然他只答应帮忙，而没有确切的表示。 我的旅行从孟买开始。杰罕济・贝迪特先生打算用帝国公民协会的名义召开一个大会。 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先行开会，以便草拟一个决议案在会上提出。史丹立・李德博士、拉鲁 白・沙玛尔达斯先生（现为爵士）、纳达罗建先生和贝迪特先生都出席了委员会会议。讨论 的题目是规定一个时期，请政府在这个时期内废除这个制度。当时有三种建议，即“尽速废 除”，“在7月31日以前废除”，还有“立即废除”。我主张限期废除，因为如果政府在 期限内没有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便可以决定应付的办法。拉鲁白先生主张“立即废除”。 他说“立即废除”比7月31日的期限更短一些。我说明人民未必懂得“立即”这个字的意 思。如果我们要他们采取一些什么行动，我们必须用一句更加确定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根 据自己的理解解释“立即”的含义――政府有政府的解释，人民又有人民的解释，至于“7 月31日”，这是不会使人误会的，如果到那一天政府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就可以采取 进一步的措施。李德博士明白了这种说法的力量，最后拉鲁白先生也同意了。我们于是决定 7月31日是政府宣布废除这个制度的最后日子。这个决议在公众大会上通过了，而印度各 地的集会也都相应地通过这个决议。 嘉芝・贝迪特夫人竭尽全力组织了一个妇女请愿团去向总督请愿。从孟买来的妇女，我 记得有塔塔夫人和已故狄尔莎夫人。这个请愿团的影响很大。总督提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答 复。 我到过卡拉奇、加尔各答和其他各地。到处都有很好的集会，而且人民的热情无比高 涨。宣传鼓动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 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是独自一个人旅行，因此有许多奇妙的经验。罪犯调查局的人员 总是尾随着我。但是因为我没有什么隐秘，所以他们也不来烦扰我，而我也不给他们什么麻 烦。幸而我那时候还没有得到“摩哈德玛”的头衔，虽然认识我的人，见了我也时常大声呼 喊这个名字。 有一次，特务人员在好几个车站上找我的岔子，他们查我的车票。记下号码。我呢，自 然很愿意答复他们所提的一切问题。同车的旅客以为我是一个“沙陀”或者是一个“法吉 尔”①。他们看见我在每一个车站上都受到了骚扰，便为我抱不平，大骂那些特务。他们抗 议道：“你们为什么无缘无故地老是麻烦这个可怜的沙陀呢？”他们又对我说：“犯不着把 车票给这些流氓看！” 　　①法吉尔（fakir），化缘修行的人――译注。 我温和地对他们说道：“把车票给他们看看也没有什么麻烦。这是他们的职务。”旅伴 们还是不满意，他们越发对我表示同情，并强烈反对这样虐待无辜的人。 其实，特务倒没有什么，真正的苦处还是坐三等车旅行。我最难受的经历是从拉合尔到 德里。我是从卡拉奇到加尔各答去的，路上要在拉合尔换车。车上实在找不到坐位。客人都 满了。能够挤进去的人都是靠本事，如果门关了，便从窗口爬进去。我必须赶到加尔各答去 参加一个日期已经确定的集会。如果我错过这一班车，我就不能按时赶到那里。我上车的希 望几乎已经没有了。谁也不愿意帮我忙，这时有一个挑夫发现了我的狼狈样子，便跑过来对 我说：“给我十二个安那，我替你弄个坐位。”“行，”我说道：“只要你给我弄到一个位 子，我一定给你十二个安那。”这个青年便从这个车厢到那个车厢去向旅客们恳求，可是谁 也不理他。车子快要开了，有的旅客说：“这里没有坐位了，不过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他 推上来，他只好站着。”“你看怎样？”那个青年挑夫问道。我立刻答应了，他便从窗口把 我的身体塞了进去。我就这样上了车了，而那个挑夫也赚到了十二个安那。 那一夜真是一场考验。别的旅客好歹总算是坐着的，我却站了两个钟头，用手抓住上铺 的链子。这时候，有一些旅客不断地烦扰我说：“你为什么不坐下来？”我向他们解释我是 无位可坐，但是他们不容许我站着，虽然他们自己是直着身子躺在上层卧铺上。他们这样扰 乱我，并不觉得烦腻，而我也总是温和地回答他们，并不以为嫌。最后，他们总算软化了。 有人便问我的姓名，我告诉了他们，他们便觉得难为情了。他们向我道歉，并且给我让地 方。忍耐就这样地得到了报偿。我实在累极了，头已经在旋转了，上帝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帮助了我。 我就这样迷迷糊糊地到了德里，又由德里到了加尔各答，喀辛巴刹王公是加尔各答大会 的主席，他做了我的东道主。这里的人也和卡拉奇一样，有着无限的热情。这次集会有几个 英国人也参加了。 还不到7月31日的最后期限，政府便宣布停止从印度出国的契约移民。 我抗议这个制度的头一个请愿书是在1894年草拟的。当时我就希望这种“半奴隶制” ――汗德爵士常常这样称呼这个制度――终有一天会结束。 1894年发动这种斗争的时候，有很多人进行了帮助。但是我不能不说，那具有潜在力 量的非暴力抵抗实在加速了它的成功。 要详细了解那次斗争的情况和参加那次斗争的人，我建议读者读一读拙著《南非非暴力 抵抗运动史》。 第十二章　靛青的污渍 三巴朗是贾纳卡王①的国土。那里现在遍地都是芒果林，但是在1917年以前，却到处 都是靛青种植园。三巴朗的佃农照法律规定，每耕种二十卡塔②土地，其中要有三卡塔土地 给地主种靛青。这种制度叫做“三卡塔”制（刚好等于一英亩），因为每二十卡塔要有三卡 塔种植靛青。 　　①贾纳卡王（King　Janaka）是印度教传说中兼有哲人之德的一个国王。三巴朗位 于喜马拉雅山脚――译注。 ②一卡塔（katha）等于三分之一英亩――译注。 我应该承认我当时连这个地名也没有听见过，至于说三巴朗是在什么地方，我就更加茫 然了。我对于靛青种植园，也是一个门外汉。我曾见过小包的靛青，但是没有想到它是在三 巴朗由成千成万的农民经过千辛万苦种植和制造出来的。 拉兹库玛尔・苏克拉就是遭受过这种欺压的一个农民。他满怀热情地要为成千成万的、 象他所遭受的苦难的人，洗刷掉靛青的污渍。 1916年我到勒克瑙去出席国民大会党的大会时，这个人一把抓住我说：“律师先生会 把我们的困苦告诉你的。”他还敦促我到三巴朗去看看。所谓“律师先生”并非别人，正是 布拉兹吉索尔・普拉沙德巴布；他后来成为我在三巴朗的一个可敬的同事；他现在是比哈尔 公众工作的灵魂。拉兹库玛尔・苏克拉把他带到我的帐篷里来。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当时穿一 件黑绒衣服和裤子，给我的印象不深。我以为他一定是一个欺诈纯朴农民的律师。我听他谈 了一些三巴朗的情况以后，便照我平时的习惯回答他说：“在我没有亲眼看到那里的情况以 前，我不能表示什么意见。请你在大会上提出你的决议案，但是暂时请你把我放开。”拉兹 库玛尔・苏克拉自然是要得到国民大会党的支持。布拉兹吉索尔・普拉沙德巴布提出了对三 巴朗人民表示同情的决义，获得了全体一致的通过。 拉兹库玛尔・苏克拉是高兴的，但是远非满意。他要我亲自到三巴朗去看看农民们的困 苦情况。我告诉他，我将把三巴朗放在我的旅程之内，在那里住一两天。“一天就够了，” 他说： “你就会亲眼看见那里的情况。” 我从勒克瑙到康埔去。拉兹库玛尔・苏克拉跟着我去。 “三巴朗离这里很近，请你去住一天吧。”他这样坚决请我。我对他说：“请原谅我这 一趟。不过我答应一定要去的。”我作了进一步的许诺。 我回到学院里。那随处都有他的脚迹的拉兹库玛尔也在那里。他说：“现在请你订个日 子吧。”我说：“好吧。某日我到加尔各答去，你到那里去找我。我跟你去。”我不晓得要 到什么地方、干什么、看什么。 我还没有到加尔各答布本巴布的家里，拉兹库玛尔・苏克拉早就在那里等我了。这个无 知的、率直的但是坚决的农民就这样征服了我。 1917年初，我们离开了加尔各答到三巴朗去。我们的样子就象乡下老粗一样。我连坐 什么火车都不知道。他把我带上车，同我坐在一起，一清早就到巴特拿。 这是我第一次到巴特拿。我想不起有什么朋友或熟人可以去住宿，我当时以为拉兹库玛 尔・苏克拉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他在巴特拿总该有一点影响。我在路上对他多作了一些 了解，到巴特拿的时候，我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幻想了。他什么都不懂。他认为是他的朋友的 那些律师朋友们，其实都不是那么一些人。可怜的拉兹库玛尔，看来多少有点象他们的奴 仆。在这种农民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之间，有着波涛滚滚的恒河那么宽的鸿沟。 拉兹库玛尔・苏克拉把我带到巴特拿拉金德拉巴布①的家里。拉金德拉巴布已经到普里 或别的他方去了；去什么地方我现在忘了。当时屋里有一两个佣人，他们并没有招呼我们。 我身上带了一点吃的。我要一点枣子，我的同伴便到市场上去帮我买来了。 　　①即前任印度总统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博士――译注。 比哈尔的不可接触者制度是很严格的。佣人们正在井边打水的时候，我不能到那里去汲 水，因为他们不晓得我是属于哪个种姓的，他们怕我桶里滴下来的水会玷污他们。拉兹库玛 尔带我上屋里的厕所，佣人立刻把我带到屋外的厕所。这一切并不使我感到惊奇或使我忿 怒，因为这样的事我已习以为常了。佣人是在执行他们的职务，他们以为这正是拉金德拉巴 布希望他们做的。 这种待客的经验使我更加敬重拉兹库玛尔・苏克拉的为人，同时也使我更加了解他的为 人。这时我明白拉兹库玛尔・苏克拉已不能指引我，我必须亲自把缰绳拿过来。 第十三章　文雅的比哈尔人 我是在伦敦认识大毛拉・马志哈鲁尔・哈克的，他当时正在学习法律。当我在1915年 孟买的国民大会党的大会上遇到他的时候――那一年他是穆斯林联盟的主席――他又重叙旧 交，并请我无论何时去巴特拿的时候，务必住到他家里去。我想起这个邀请，便写了一个条 子给他，把我此行的目的告诉他。他立即坐他的汽车来看我，坚请我接受他的招待。我向他 道谢，请他指导我乘最早的一班火车到我的目的地去，因为象我这么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火 车时刻表并没有什么用处。他同拉兹库玛尔・苏克拉谈了一会儿，建议我先到穆扎伐埔，再 搭当晚的火车到那个地方去。他还把我送上了车站。 克里巴兰尼校长当时正在穆扎伐埔。我自从访问过海德拉巴以后，便听见他的名字。蔡 特朗博士对我讲过他的重大牺牲，他的简朴生活和他资助蔡特朗博士办学院的事情。他原是 穆扎伐埔公立学院的教授，我到那里的时候，他刚刚辞职。我打了一个电报通知他我要到那 里，他带着一大群学生到站上来接我，虽然火车是在半夜里到达的。他自己没有住处，他寄 住在马尔康尼教授家里，因此马尔康尼便成为我事实上的东道主。一个公立的大学教授收留 象我这样一个人，这在当时是一件稀罕的事情。 克里巴兰尼教授把比哈尔的绝望情况、特别是狄哈特区的情形都告诉了我，并且给我指 出我的任务大致将遭遇到的困难，他和比哈尔人已经建立了很密切的联系，还对他们谈过我 这次到比哈尔来的使命。 第二天早晨，有一小群律师来看我。我还记得其中有兰纳弗密・普拉沙德，他的热情特 别打动了我。 “如果你住在这里（指马尔康尼教授的家里）”，他说道：“那你就不可能完成此行的 工作。你得过来同我们的人住在一起，伽耶巴布是这里有名的律师。我是代表他来请你住到 他家里去的。我承认我们都有点害怕政府，不过我们会尽力帮助你。拉兹库玛尔・苏克拉告 诉你的事情大都是真实的。可惜我们的领导人今天不在这里。不过我已经给布拉兹吉索 尔・普拉沙德巴布和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巴布两个人打了电报。我希望他们不久就会回来， 他们一定会把你所需要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并且能给你很大的帮助。请你就到伽耶巴布那 里去吧。” 这是我难于拒绝的一个要求，虽然我倒有点担心这会使伽耶巴布为难。然而他宽慰了 我，于是我便搬过去和他住在一起。他和他的家人待我都非常热情。 布拉兹吉索尔巴布从达尔班格、拉金德拉巴布从普里回来了。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已经不 是我在勒克瑙所见过的布拉兹吉索尔・普拉沙德巴布了。他这一次给我的印象是：谦逊，单 纯，善良和非凡的信仰，这些都是比哈尔人的特征，这使我心里十分高兴。比哈尔的律师都 很尊敬他，这使我感到可喜的惊讶。 不久我便感到我已和这一帮朋友结成了终生的友情。布拉兹吉索尔巴布把这件事情的本 末都告诉了我。他有一种习惯，就是常常受理贫苦佃农的案子。我到那里的时候，正遇上两 宗这样的案子。他一打赢这种案子，便以替穷人做了一点好事而自慰。他并不是不向那些单 纯的农民收费。当律师的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如果他们不收费，他们就没有办法生活，也 就不能够对穷人进行有效的帮助。但是这里的律师所收的费用和孟加拉以及比哈尔的律师的 收费标准比较起来，实在令人吃惊。 “我们花了10，000卢比请某某人出个主意，”有人对我说，随便什么案子，收费很少 是在四个数字以下的。 朋友们听取了我的和蔼的谴责，而对我并无误解。 “研究了这些案子以后，”我说道：“我得到了一个结论：我们不能把案子告到法庭上 去。把这种案子告到法庭上去没有什么好处，农民们既然如此受欺压和如此畏惧，法庭对他 们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对他们的真正解救，就是消除他们的恐惧。除非我们把比哈尔的“三 分制”推翻，否则我们是不能安定的。我本来以为两天就可以离开这里了，现在我才明白这 里的工作做起来恐怕两年也做不完。如果必要的话，我准备花它两年的时间。现在我觉得有 了着落了，但是我需要你们的赞助。” 我发现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头脑特别冷静。他泰然地说：“我们可以尽力帮助。但是请你 告诉我们，你需要什么帮助。” 于是我们坐下来谈到深夜。 “你们的法律知识，我是不大用得着的。”我对他们说道：“我需要文书工作和翻译工 作的帮助。也许我们还要尝尝铁窗风味，不过，我虽然很喜欢叫你们去冒这种风险，还是由 你们自己决定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不说别的，即使是把你们都变成文书、无限期地放弃你们 的职业，已经不算是一件小事了。本地的印地方言，我觉得难懂，而且凯达语或乌尔都文的 文件我也看不懂。我要你们帮我翻译。做这种工作，我们付不起钱。 做这种工作完全要出于爱和服务的精神。” 布拉兹吉索尔巴布马上明白我的意思，他现在轮流盘问我和他的同伴。他要弄清楚我这 一席话的含义――他们服务期限的长短，人数多少，是不是可以轮流工作等。然后他又问在 座的律师们究竟能付出多大的牺牲。 最后他们给我这样一个保证：“我们有这么一批人可以做你所吩咐的任何工作。还有一 些人，你要他们同你一起工作多久都可以。至于要我们准备坐牢，那对我们是一件新鲜的事 情。我们愿意努力采纳你这个意见。” 第十四章　面对着“非暴力” 我的目的是要调查三巴朗农民的情况并了解他们对于靛青种植园主的不满。为了这个目 的我就得会见成千上万的农民。不过在进行调查以前，我认为有必要先弄清楚种植园主方面 的情形，并且见一见本地区的专员。我向这两个方面要求会见，他们也都同我约定了时间。 种植园主联合会的秘书老实告诉我说，我是一个局外人，种植园主和佃农之间的事与我 无关，不过我要有什么意见，尽可以用书面提出来。我客气地告诉他，我并不以为自己是局 外人，如果佃农们要我调查他们的情况，我当然是有权利调查的。 我又去拜会地方专员，他却威吓我，劝我立即离开狄哈特。 我把这一切情况都告诉我的同事，并向他们说明，政府很可能阻挠我的进一步活动，我 也许会在早于我所预料的日子遭受逮捕，我告诉他们，要是被捕的话，最好是能在莫提哈 里、可能的话就在贝提亚被捕。因此我应该尽早地到那些地方去。 三巴朗是狄哈特专区的一个县，莫提哈里是县城。拉兹库玛尔・苏克拉的家是在贝提亚 附近，而那里的“料提人”佃农是县里最穷苦的。拉兹库玛尔・苏克拉要我去看看他们，我 也是急于这样做。 于是我当日就和我的同事们动身到莫提哈里去。戈拉克・普拉沙德巴布招待我们住在他 家里，他的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客栈。这个地方简直容纳不了我们所有的人。就在那一天，我 们听说离莫提哈里五英里的地方有一个佃农受到了虐待。我们决定第二天早晨由达郎尼 塔・普拉沙德巴布陪我们一齐去看他，到时候我们骑着一只象去了。顺便说一句，在三巴朗 骑象，就象在古遮拉特坐牛车一样平常。我们还没有走到半路，便有一个警察局派来的差役 赶来对我们说，警察局长向我们问好。我懂得他的用意。我于是让达朗尼塔巴布先行到目的 地去，自己坐上那个差役雇来的车子。他后来给我一个要我离开三巴朗的通知，并把我送到 我要去的地方。他要我写张收条证明我已收到离境的通知，我便在收条上写道，在我完成我 的调查以前，我不打算离开三巴朗。于是我便接到传票，要我第二天去受审，因为我违反了 离开三巴朗的命令。 那一夜我通宵未睡，忙着写信并给布拉兹吉索尔・普拉沙德巴布必要的指示。 通知我离境和传讯我受审的消息象野火一样传开。我听说，那一天莫提哈里的景象是前 所未有的。戈拉克巴布的家和法庭挤满了人。幸亏我在头一天夜里做完了所有的工作，所以 我才能来应付这么许多人。我的同伴们的确是很有帮助的。他们忙着维持秩序，因为我到哪 里，人群便跟我到哪里。 那些当官的――收税官、县长、警察局长和我之间产生了一种友情。从法律上说，我可 以拒绝接受那些通知。然而我却完全接受了，而且我对待那些官员的态度也是正确的。他们 这才明白，我对于他们个人并无干犯之意，只是对他们的命令进行文明的抗抵而已。他们因 此便觉得放心了，不但不来为难我，反而在我和我的同事们的合作下帮忙维持秩序。然而这 显然是在向他们证明这样的事实：他们的权威已经动摇了。此时此刻，人们忘却了对于刑罚 的恐惧，而服从于他们的新朋友所运用的爱的力量。 读者应当记得，三巴朗没有人认识我。农民是愚昧无知的。三巴朗是在恒河北岸很远的 地方，正好在喜马拉雅山脚靠近尼泊尔的地方，和印度的其他地方是隔绝的。国民大会党在 那些地方更是没有人知道。就是听见过国民大会党这个名称的人，也不敢参加，有的连名字 都不敢提。可是现在国民大会党及其党人却到这个地方来了，虽然不是用国民大会党的名义 出现的，但是却具有更为重大的实质意义。 我和同事们商量以后，决定不用大会党的名义进行任何工作。我们所需要的是工作而不 是名义、是实质而不是形式。因为大会党这个名字是政府及其统治者――种植园主所不喜欢 的。他们认为大会党不过是一个代名词，它代表着律师们争吵的地方，代表他们利用法律上 的空隙来破坏法律的工具，代表炸弹和无政府罪行，代表外交和讹诈。我们必须打消他们这 种想法。因此我们决定不提大会党的名称，也不让农民知道有所谓大会党这么一个组织。我 们认为，只要他们了解并遵循大会党的精神就够了，不必知道它的名称。 所以并没有人以大会党的名义被派到这里来公开地或秘密地为我们的到达进行准备活 动。拉兹库玛尔・苏克拉并不能号召成千上万的农民。在他们中间还没有开展什么政治工 作。他们对于三巴朗以外的世界是一无所知的。然而他们对待我却象对待故友一样。我这一 次和农民的聚会，是我和上帝、“非暴力”与真理相见面，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千真万 确的。 我所以从人民得到这个称号（按指“圣雄”），细想起来，无非因为我对他们的爱。而 我对他们的爱，又无非是我对“非暴力”持有不可动摇的信仰的表现。 在三巴朗的那一天是我终身不能忘怀的事件，对于农民和我，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根据法律，我是要去受审的，但是真正说来，却是政府在受审。而那个专员也仅仅取得 了这一点胜利，那就是他使政府陷进了他为我所布下的罗网。 第十五章　撤销控告 审判开始了。政府的律师、县长和其他官员都非常焦急，不知如何是好。政府律师要求 县长延期开审。但是我反对，要求县长不延期，因为我要供认，我违背离开三巴朗的命令是 有罪的。我宣读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如下： “经法庭准许，我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说明我为什么采取极为严重的步骤，看起来似 乎是违背了根据刑法第144条所发的命令。在我看来，这是地方政府和我的意见有分歧的问 题。我到这里来的动机，是要为人道和国家服务。我是应一个紧急的请求到这里来帮助农民 的。据他们说，他们受着靛青种植园主不公平的待遇。不研究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对他们进 行任何帮助。因此我到这里来，如果可能的话，想在政府和种植园主的帮助下来研究这个问 题。我没有其他的动机，也不相信我到这里来会扰乱公众治安和造成生命的损失。我自问在 这类事情上是有过不少经验的。然而地方政府却有不同的想法。我完全谅解他们的苦衷，也 很了解他们只能根据他们所得到的情报来办事。我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我的第一本能应 该是遵从政府对我发的命令。但是我要是这样做，就不能不违反我对那些请我到这里来的人 的责任感。我觉得我现在只有留在他们当中才能帮助他们。因此我不能自动地引退。在这两 种责任的冲突之中，我只好把要我离开他们的责任归于政府。我充分意识到这件事实，就是 在印度的公众生活中，具有象我这种地位的人，应该小心翼翼地以身作则。我深信在我们现 在所处的这样复杂的体制中，犹如我现在所面临的环境一样，一个有自尊心的人的唯一安全 而荣誉的做法，就是，做我所决定做的事情，那就是，接受不服从的处分，而不提出抗议。 “我冒昧作这个声明，并不是希望我应得的处分有所减轻，我只是说明我所以违背命令 并非不尊重合法的当局，而是要服从我们生活中更高的法则，那就是良心的呼声。” 现在再没有延期开庭的理由了，然而由于县长和政府律师都感到出乎意外，县长即宣布 延期判决。同时我则把详情电告总督，巴特拿的友人，以及潘迪特・马丹穆罕・马拉维亚和 其他友人。 在我到法庭接受判决以前，县长送来一份书面通知，说省督已下令将我的案子撤销，而 收税官①也写信告诉我，说我可以自由进行拟议中的调查，而且还可以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 我所需要的帮助。我们谁也没有料到这件事会得到这么迅速而令人满意的结果。 　　①英国人统治印度时期，县长兼法官，收税官负实际行政责任，其权力远远超过一 般人对这个官职的理解。印度独立迄今，此制尚未更改――译注。 我去拜会收税官海柯克先生。他似乎是一个好人，热心于主持公道。他告诉我，我需要 什么文件，都可以到他那里去调阅；如果我想找他，随时都可以去。 印度就这样第一次直接接受了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的实际教训。地方上和报纸上都在纷纷 议论这件事，而我的调查也因此得到了意外的宣传。 我的调查需要政府保持中立。但是这次调查不需要新闻记者或报纸上的社论加以赞助。 三巴朗的局势实在是极其复杂而困难的，所以过分的批评或色彩太浓的报道，都容易破坏我 所希望做的事情。于是我便写信给各主要报纸的主笔，请他们不必派记者来，因为凡是应当 登载的东西，我一定给他们送去，让他们随时得到消息。 我知道政府容许我住在三巴朗的态度，是当地种植园主所不喜欢的，我也知道，就是那 些当官的，虽然他们不敢公开说什么，也是不高兴的。所以不正确或令人误解的报道更加容 易刺激他们，而他们的忿怒当然不会向我发泄，而必然向那些可怜的战战兢兢的农民发泄， 而这就会严重地阻碍我为这件案子寻求事实的工作。 尽管我预先有些警戒，种值园主还是发动了一股恶毒攻击我的逆流。报纸上充满了对我 的同事和我自己的种种污蔑。然而我的极度谨慎和坚持真理、丝毫不苟的态度，使他们不得 不转变他们的锋芒。 种植园主对于布拉兹吉索尔巴布的攻击，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他们攻击得越厉害， 人民越发钦敬他。 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局面下，我认为邀请别省的领袖到这里来是不适当的。潘迪特・马拉 维亚吉给我保证说，无论我什么时候需要他，只要通知他一声就可以了，可是我没有麻烦 他。我这样地避开了这次斗争的政治意味。但是我偶尔也给那些领袖们和主要的报纸寄一些 报告去，不过只供他们参考，并不打算发表。我看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件事情，哪怕它的 目的是政治性的而其起因不是政治性的，如果我们给它加上政治色彩，就会坏事，如果我们 保持其不超越政治的界限，便能有助于这件事情。三巴朗的斗争证明了这个事实，就是凡是 在任何方面给人民以无私的援助，最后总是在政治上有助于国家的。 第十六章　工作方法 要详细记载三巴朗的调查，就必得叙述三巴朗农民本身的历史，而这不是这几章的篇幅 所能办到的。三巴朗的调查是对真理和“非暴力”一个大胆的尝试，而我不过就我认为值得 写下的情况逐周写出来而已。读者要想了解详细的情况，可以去读一读拉金德拉・普拉沙德 先生用印地文写的《三巴朗非暴力抵抗运动史》，现在听说就要出版英文译本了。 现在言归正传。调查不可能在戈拉克巴布的家里进行，除非叫不幸的戈拉克巴布把屋子 完全腾出来，而那时莫提哈里的人还没有消除他们的恐惧，还不敢把屋子租给我们。幸而布 拉兹吉索尔巴布巧妙地弄到了一所房子，周围还有相当大的空地，我们于是搬进去了。 进行这件工作没有钱是不行的。当时还没有为这种工作向公众募过捐。布拉兹吉索尔巴 布和他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律师，他们或者是自己出钱，或者是有机会的时候向朋友募捐。当 他和他的朋友都还出得起钱的时候，他怎么能要求别人出钱呢？这大概是他们当时争论过的 问题。我已决心不接受三巴朗农民的任何东西。那一定会引起误会的。我同时也下定决心不 为这次调查向全国发动募捐，因为那可能会使这件事情带有全国性和政治色彩。孟买的朋友 们捐助15，000卢比，但是被我谢绝了。我决定尽可能在布拉兹吉索尔巴布的帮助下，向不 住在三巴朗的比哈尔富户那里募捐，如果不够，便求仰光的朋友梅赫达医师设法。梅赫达医 师答应我们如有需要，他就寄来。于是我们便不必再为经济问题担心了。我们并不需要大批 的钱，因为我们决心竭力节约开支，以符合三巴朗的贫苦情况。最后发现我们果然不需要大 量的钱。据我记忆所及，我们总共花了不到三千卢比，捐到的钱，还剩下好几百个卢比。 最初阶段，我的同事们所过的那种奇特的生活方式，是一个经常使他们难堪的笑柄。每 一个律师都有一个佣人，一个厨子，因此也都各有厨房，他们常常迟至午夜才吃饭。虽然费 用是由他们自己支付的，这种不正常性使我发愁，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 不致有什么误会，他们接受了我很多嘲笑。最后，大家都同意不雇佣人，合并厨房，并严守 一定的时刻。因为大家都不是素食者，而两个厨房又太费钱，大家就决定只要一个素食厨 房。大家还觉得有必要坚持简单的饮食。 这些措施大大地减少了开支，也给我们节省了好多时间和精力，而这正是大家所迫切需 要的。成群的农民前来向我们申诉，他们带着一大队同伴，把空地和花园挤得水泄不通。我 的同伴们想要使我免除那些前来的人的“朝拜”，但是他们的努力常常没有效果，而我不得 不在一定的时间被弄出来展览，以供“朝拜”。至少需要五个至七个志愿工作者来记录来访 人的谈话，即使这样，还有不少人得不到谈话机会而不得不在晚上走了。他们的所述并非完 全有用，其中有很多是重复的，但是他们不这样做便不满意，而我也体谅他们对于这件事情 的感情。 那些做记录的人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每一个农民都需要经过严密反复的盘问，不合格 的就不得申诉。这就要花很多额外的时间，但是大部分的材料便因此而确实可靠。 我们做记录的时候，罪犯调查所总有一个官员在场。我们本来可以阻止他来，但是我们 自始就决定，不但不必介意罪犯调查所的官员在场，并且要从礼相待，并尽可能供给他们所 有的情况。这对我们毫无害处。相反，农民看在罪犯调查所的官员面前记录谈话这一事实， 就使得农民更无所畏惧。这一方面可以消除农民对于罪犯调查所的过分畏惧，另一方面正是 这些官员的在场，是对言过其实的一种自然的限制。考查人民是罪犯调查所的职责，所以农 民们是必然要提防的。 由于我不愿激怒种植园主，而想用温和的办法取胜于他们，因此我必须写信并会晤那些 被人严厉指控的人。我也去见种植园主联合会的人，把农民的疾苦向他们提出来，并听取他 们的看法。有些种植园主恨我，有的置之不理，也有少数几个人以礼待我。 第十七章　同伴们 布位兹吉索尔巴布和拉金德拉巴布真是一对世无其匹的人。他们的热忱使得我的工作如 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便不能前进一步。他们的弟子或者说他们的同伴山浦巴布、安努格拉哈巴 布、达朗尼巴布、兰纳弗密巴布和其他几个律师，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文提亚巴布和贾纳克 达立巴布也时常来帮助我们，他们都是比哈尔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记录农民们的谈话。 克里巴兰尼教授除了投入我们的共同工作外，没有别的办法。他虽然是一个信德人，他 却比一个在比哈尔生长的人更贝有比哈尔人的气质。我只见过少数几个工作人员能够入乡随 俗，随遇而安。而克里巴兰尼便是那少数人中的一个。他令人不可能感觉他是一个外省人， 他可以说是我的看门总管。在目前，他把设法使我避免人们的“朝拜”当作他的生活的目 的。他挡住人们，有时是运用他的源源不竭的幽默，有时又运用他那温和的威吓。到了晚 上，他又执行起教员的职务，把他的历史研究或观察所得讲给他的同伴听，并使畏畏缩缩的 来客鼓起了勇气。 大毛拉・马志哈鲁尔・哈克早就把他自己的名字列入长期赞助者的名单之中，只要我们 有需要的时候，这些人都是靠得住的。他每月必来一两次。他当年所过的那种奢侈豪华的生 活同他今日的简单生活，恰恰成了一个鲜明的对化。他同我们所维持的关系，使我们觉得他 是我们当中的一员，虽然他的时髦衣服，会给一个陌生人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 我在比哈尔获得了更多的经验，因此我有了这样的信念，就是如果没有适当的乡村教 育，要从事一种永久性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农民们的愚昧无知实在可怜。他们不是让自己的 孩子到处游荡，就是叫他们从早到晚在靛青园里做工，每天挣两个铜板。在那个时候，一个 男工的工资不过十个派士，女工不过六个派士，童工不过三个派士。每天能够挣得上四个安 那的，就算是最幸运的了。 我和同伴们商量以后，决定在六个村子里开办小学。我们同农民商定的条件之一，就是 由他们供给教员食宿，其他的费用则由我们负担。乡下人手头是没有现钱的，但是他们很可 以供应粮食。其实他们已经表示，他们愿意供给谷物和其他原料。 到哪里去找教员倒是一个大问题。在当地很难找到肯为一点点津贴或毫无薪俸而工作的 教员。我的主张是决不能把孩子交给普普通通的教员。教员的学问资格不如他们的道德品质 那样重要。 于是我发出一个征求义务教员的公开呼吁，得到了很快的反应。甘伽达劳・德希潘特先 生派巴巴萨希布・索曼和彭达立克来找我们。阿望蒂克白・戈克利夫人从孟买来，而阿难蒂 白・卫珊巴扬夫人则从浦那来。我派人到我们的学院里去找卓达拉尔，苏伦德罗纳斯和我的 儿子德夫达斯。大约就在这时候，摩诃德夫・德赛和纳罗哈立・巴立克带着他们的妻子，投 奔我而来。嘉斯杜白也应召前来工作。这是一支相当强大的队伍。阿望蒂克白夫人和阿难蒂 白夫人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杜尔嘉・德赛夫人和曼尼朋・巴立克夫人只懂得一点点古遮 拉特文，而嘉斯杜白甚至连古遮拉特文也不懂。她们怎么能用印地语来教导儿童呢？ 我对她们说明，我所希望她们的，不是教给儿童文法和读、写、算，而是教给他们清洁 和礼貌。我还进一步向她们说明，就文字而论，古遮拉特文、印地文和马拉提文，并没有她 们所想象的那样大的分别；无论如何，在低年级教授粗浅的字母和数字，并不算是一件难 事。结果，这几位夫人所担任的班次成绩最好。这种经验增加了她们的自信心和她们对于工 作的兴趣。阿望蒂克白的学校成为模范学校。她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了自己的工作，她把自己 的专长都贡献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些夫人接近农村妇女。 然而我并不以兴办小学教育为满足。农村是很不清洁的，街上堆满了污物，井的周围泥 泞不堪，臭不可当，院子里也是脏得令人难受。年老的人最需要清洁教育。他们全都害着各 色各样的皮肤病。于是我们决定尽可能多做一些卫生工作，并设法深入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 面去。 这个工作需要医生。我要求印度公仆社把德夫医师（现已故）借给我们。我们本来是很 要好的朋友，他立即答应服务六个月。男女教员全都在他手下工作。 他们都奉有明白的指示，不要过问涉及对种植园主的控诉或有关政治的事情。人民有什 么意见都叫他们来见我。谁也不许超越自己的职守。朋友们都非常认真地执行这些指示。 我不记得有谁发生过不守纪律的事。 第十八章　深入农村 我们尽可能把每个学校交给一男一女去管理。这些志愿人员必须照料医药卫生工作。妇 女工作则都通过妇女进行。 医药工作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蓖麻油、奎宁和硫磺膏是发给志愿人员仅有的药品。如 果病人舌上有苔，或患便秘，便用蓖麻油。如果发烧，便先服蓖麻油，再吃奎宁，至于烫伤 和疮疥之类，则先将患处洗净，然后敷上硫磺膏。病人不得将药品带回家去。遇有复杂的病 症，便去找德夫医师商量。德夫医师每个星期都在一定的时间到各个中心区工作。 有很多人接受了这种简单的医疗方法。这里流行病不多，简单的疗法便可以对付，用不 着专家帮忙，所以我们的工作办法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而对于人民来说，这种安排是再好 不过了。 卫生工作却是一件难事。人民自己并不准备做什么。就连田地里的工人也不肯担任他们 自己的清洁工作。但是德夫医师不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他和志愿人员一起集中全力把一个 村子弄得特别干净。他们打扫道路和院子，洗刷水井，填平附近的水沟，以和颜悦色的态度 劝导村民自行征集志愿工作者。有些村子因此而感到惭愧，不得不出来担负这种工作。还有 一些村子的人非常热心，他们甚至修路，使我的汽车能通行各处。这些美好的经验却也并不 是没有掺杂着由于人民的冷淡而产生的痛苦经验。我记得有些村民坦率地表示他们不喜欢这 种工作。 在这里提一下我过去曾在多次集会上谈到的一次经验，也许不是不适合的。比提哈瓦是 一个小村子，有我们开设的一个学校。我碰巧到这个村子附近的一个更小的村子去，发现那 里的妇女穿的都很脏。我于是叫我的妻子去问她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我的妻子 向她们说了这番话。有一个妇女把我的妻子领到她自己的茅草屋里说：“你瞧，这里没有箱 子，也没有柜橱可以收藏别的衣服。我所穿的这条纱丽是我仅有的一条，我怎么能洗呢？请 你告诉摩哈德玛吉给我另买一条纱丽，我一定天天洗澡，天天穿干净衣服。” 这一间茅草房子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很多印度村庄里的典型。印度有无数的茅草房， 里面既没有家具，也没有可以换的衣服，人们只靠一条褴褛不堪的破布遮身。 还有一次经历我想谈一谈。三巴朗有不少竹子和茅草。他们在比提哈瓦所建筑的小学， 就是用这些材料建成的。有一天夜里，有人――也许是附近种植园主的人――放火把它烧 了。大家认为不能再用竹子和茅草另盖房子了。这个学校是由苏曼先生和嘉斯杜白负责的。 苏曼先生决定要盖一所“洋灰房子”，由于他的不倦的劳动，很多人和他合作，不久果然盖 起了一所砖房子。现在就用不着担心这所房子会被烧毁。 这些志愿人员就这样用学校、卫生工作和医药工作取得了乡下人的信任和尊敬，从而也 就能够对乡下人产生良好的影响。 然而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我想把这种建设性的工作置于一个永久基础上的希望，并没 有实现。志愿人员是为短期工作而来的，我又不能从外面再找一些人来补充，而永久性的荣 誉工作者在比哈尔又找不到。我在三巴朗的工作一完成，当时在外面正在酝酿的工作便把我 拉走了。虽然如此，在三巴朗几个月的工作是根深蒂固的，时至今日，我们在那里还可以看 得见它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发生着影响。 第十九章　遇到一个好省长 当我前面所说的社会服务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记录农民疾苦的工作同时也在进展中。 成千上万人的谈话都被记录下来了，这当然不会毫无影响。越来越多的农民前来诉苦，这就 增加种植园主的怒火。他们想尽办法来对付我的调查工作。有一天，我接到比哈尔政府的一 封信，信中说：“你的调查已经拖得够久了，你现在还不结束这个工作，离开比哈尔吗？” 这封信的措词很客气，但是它的用意是明显的。 我回信说，调查势必延长，除非（直到）调查的结果使人民获得解救，我无意离开比哈 尔。我指出，政府完全可以这样来结束我的调查工作：承认农民的疾苦是真实的并为他们解 除这种疾苦；再不然就是承认农民已经提出一个案情，政府应当立即成立一个调查团进行调 查。 省长爱德华・盖德爵士召见了我，表示愿意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并请我担任委员。我 弄清楚其他委员的名字以后，便和我的同事们商量，最后同意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但是附有 以下的条件：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可以自由地同我的同事们商谈；政府应当承认我虽然 是委员会的一员，但仍然是农民的辩护人；政府还应当承认，如果调查的结果不能使我满 意，我有自由领导农民，并劝告他们采取何种行动方针。 爱德华・盖德爵士接受了这个正当而合理的条件，随即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已故弗兰 克・史礼爵士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