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 第一章　暴风雨的响声 这是我第一次带着妻儿航行。我在叙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常常觉得，由于中产阶级印 度教徒喜欢童婚，做丈夫的往往是识字的，而妻子实际上还是文盲。这在他们之间就形成了 一道鸿沟，做丈夫的必须做妻子的教师。于是我就得筹划这类琐事，如妻子和孩子该穿什么 衣服，他们该吃什么东西，他们该采取什么仪态才能适合新的环境等等。当时有一些情况， 今天回想起来还是趣味盎然。 一个印度教妻子总是把对丈夫的百依百顺当作是最高的宗教信仰。一个印度教丈夫则把 自己当作是妻子的太上皇和主人，妻子对他必须经常笑颜趋奉。 就在我写这一章的时候，我相信，为了给人以文明的观感，我们的服饰和仪表应该尽可 能接近欧洲人的标准。因为我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点影响；没有影响，要为侨团做 事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就为自己的妻儿决定了服装的式样。我怎么能愿意别人知道她们是卡提亚华的班 尼亚呢？那时候，波希人往往被认为是印度人当中最文明的，所以纯粹的欧洲式样看起来既 然不合式，我们就选定了波希式样。这么一来，我的妻子就穿上了波希“纱丽”，而孩子们 就穿上了波希上衣和裤子。当然，谁也不能够不穿鞋袜的。这使我的妻儿费了好长的时间才 习惯起来①。鞋子夹得他们的脚难受，袜子发出了臭汗味。脚趾常常觉得疼。对于他们反对 这种办法的理由，我总有一套现成的词答复他们。但是我有一种印象，与其说是我的答复有 理，不如说是我的权威有效。他们同意改变服装，因为除此以外，别无办法。他们以同样的 精神和更加勉强的心情，在饭桌上使用刀叉②。等到我对于这些文明的象征的迷恋消逝以 后，他们立即放弃了刀叉。经过长时间习惯于新方式以后，又要回到旧方式上来，这对于他 们，恐怕也是同样麻烦的。但是今天我可明白了，抛弃了这种“文明”的虚饰，我们却感到 更加自由和轻松。 　　①一般印度教徒，在通常情安下，不论男女，终年赤足；尤其是在室内，如果穿上 鞋袜，便被认为是大不敬。男的通常不穿裤子，只围一长条白布，叫做“拖地”。女的通常 也不穿裤子，只围上一条长布当裙子，有一端还可以披罩上身，叫做“纱丽”（Sari）。 “纱丽”自然有各种各样的色彩和质料――译注。 ②一般印度人，不论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都是用手抓饭吃的；刀叉筷子甚至于调羹都 是泊来品，习惯上是不用的――译注。 和我们搭同一条船的，还有一些亲戚和熟人。我常常看到这些人和统舱的乘客，因为这 条船属于委托我办案的一个当事人的朋友所有，所以我可以随意走动。 这条船既然是直开纳塔耳，中途不停，所以航程就只用十八天。然而我们在距离纳塔耳 只有四天航程的海上，却遭受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这仿佛是对我们即将到来的陆地上的真正 风暴的一种警告。在南半球，12月是夏天雨季的月份，所以在这个季节的南海上，大大小 小的暴风骤雨是很平常的。我们所碰到的那次风暴是那么猛烈而漫长，以致乘客们全都惶惶 不安起来。那是一个森严的场面。面临着共同的危险，大家都同舟共济，万众一心。他们忘 记了彼此之间的分歧，无论是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和所有的人，都只想到一个唯一 的上帝。有的人发出了各种各样的誓言，船长也和乘客们一起祷告。他向他们保证，这次风 暴虽然不是没有危险的，他却有过几次比这更厉害的经验。还向他们说明，一条建造得好的 轮船，可以说是顶得住任何气候的。可是这些话都安慰不了他们。每一分钟都听得见象是爆 裂和漏水的响声。这条船颠簸摇摆的非常厉害，仿佛随时都可能沉没。甲板上当然没有人 了。“上帝保佑啊”是每个人嘴里唯一的叫喊。就我记忆所及，这一场灾难大概延续了二十 四小时。最后天晴了，太阳出来了，船长宣布暴风雨已经过去了。人们脸上泛出了快乐的光 辉，随着危险的消逝，上帝的名字也从他们嘴上消逝了。吃、喝、唱、玩又成为日常的生 活。死亡的惧怕消除了，一刻也不停的热诚的祷告已让位给“玛亚”①。通常的“纳玛滋” ②和祷告自然还是有的，但已失却了患难中的那种庄严神圣。 mpanel(1); 　　①玛亚（maya）是印度哲学中有名的一个字，几乎是无法翻译的，但在英文里，常 常被译为“空想”、“幻想”。 ②纳玛滋（namaz）是《可兰经》中的祷告词。 然而这次的风暴却使我和乘客们溶合为一。我对这次的风暴并不怎么害怕，因为我已有 过类似的经验。我是一个好航员，不晕船。所以我能够在乘客之中无所恐惧地走动，照料他 们，安慰他们，把船长所发出的每隔一小时一次的报告告诉他们。以后我们就会明白，我因 此所得到的友谊对我很有帮助。 12月18日或19日，船在杜尔班港口下了锚。“纳德利”也在同一天到达。 然而真正的风暴还在后面呢。 第二章　风　　暴 我们已经讲过，这两条船是在12月18日左右在杜尔班港口下锚的。乘客经过一次彻底 的卫生检验之后，才可以在南非的任何一个港口登陆。如果船上有任何乘客害着传染病，它 就得被隔离一个时期。我们起程的时候，孟买正有鼠疫，因此我们恐怕得遭受一个短时间的 隔离。在进行检验以前，每一条船都得升上一面黄旗，经医生检验证明为健康以后，才能下 旗。等到这面黄旗下来了，乘客的亲友才可以上船相迎。 当医生上来检验我们的时候，船上照例悬挂着黄旗。他下令把我们的船隔离五天，因为 照他的意见，鼠疫病菌最长可以生存二十三天。所以我们的船奉令隔离，直至我们离开孟买 已满二十三天为止。然而这一道隔离的命令，除了卫生上的理由，却还有其他的考虑。 杜尔班的白种人听说我们又回来了，正在那里感动，这道命令的理由之一便是出于这种 骚动。达达・阿布杜拉公司把每天城里所发生的事情都通知我们。白种人每天都举行大会， 极尽威胁恫吓之能事，有时甚至利诱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他们准备赔偿公司的损失，如果 把这两条船打回印度去。然而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并不是害怕恐吓的人。阿布杜尔・卡利 姆・哈齐・阿丹赛是当时这家商行的股东经理，他决心以任何代价使这两条船靠码头，让所 有的乘客登岸。他天天写信把详情告诉我。幸而已故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当时正在杜尔 班，他是特意到那里来接我的。他是一个能干而无所恐惧的人，他指导着印度侨团。他们的 律师劳顿先生也同样是一个无畏的人。他谴责当地白种人的行为，不但象一个受聘请的律 师，而且象一个真正的朋友一样地帮助侨团。 这么一来，杜尔班便成了一场不平等的决斗的场所了。一边是少数贫穷的印度人和他们 的几个英国朋友，另一边却是无数的白种人，这些人在武装上、数量上、教育上和财富上， 都比印度人强得多。他们还得到国家的支持，因为纳塔耳政府公开地帮助他们。内阁最有势 力的阁员哈里・艾斯坎比先生公开地参加了他们的集会。 所以这次隔离的真正目的是想通过对乘客或代理行公司的威胁恐吓，强迫乘客返回印 度。因为这时也开始向我们提出威胁了：“如果你们不回去，一定会被抛到海里去，但是如 果你们愿意回去，你们还可以收回路费。”我不断在同船乘客之中走动，给他们打气。我还 给“纳德利”船上的乘客送出慰问函。 他们全都保持镇定和勇气。 我们在船上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游戏，使乘客得到娱乐。圣诞节那一天，船长宴请头等舱 的乘客，我的家眷和我也都是主要宾客。我在宴后的讲话中谈到西方的文明。我知道这并不 是发表一通严肃演说的场合，可是除此而外，我没有什么话好讲。我也和他们一齐欢乐，但 是我的心却是沉沦在杜尔班的战斗中，因为我是真正的目标。反对我的有两个理由： 一、说我在印度的时候，肆意谴责了纳塔耳的白种人； 二、说是为了挤满纳塔耳，我特意带来了两船印度人到这里来定居。 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知道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为了我，正冒着严重的风险，乘客们 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我把家眷带来，也使他们陷入危境。 然而我绝对受了冤枉。我没有劝诱过任何人到纳塔耳去。乘客们上船的时候，我还不认 识他们。除了有一对夫妇是亲戚之外，船上几百个乘客的名字和住址，我连一个也不晓得。 我在印度的时候，关于纳塔耳的白种人，我也没有说过一句我在纳塔耳不曾说过的话。而且 我所说过的话，都有无数的事实为证。 因此我对于体现在纳塔耳白种人身上的文明，对于他们所代表和拥护的那种文明，不能 不感到悲哀。对于这种文明的想法，一直就在我的心头，所以我就在这个小小的宴会上，把 它谈出来。船长和别的朋友都耐心地听我发言，并且接受了我的发言的基本精神。我不晓得 这一席话对他们的生活究竟有什么影响，但是后来我和船长以及其他的官负曾经长谈过西方 的文明。我在发言中把西方文明描写成为主要是以武力为基础的文明，这和东方文明是截然 不同的。提问题的人使我更坚定自己的信念，其中有一个人――我记得是船长，却对我说： “如果那些白种人当真把他们的威胁变成事实，你的非暴力的原则怎么顶得住？” 我回答说：“我希望上帝会给我勇气和理性来宽恕他们，并且不以法律对付他们。我对 他们不生气，他们那么无知和狭隘，只有使我感到可惜。我知道他们是真诚地相信他们今天 的作为是正确而恰当的，所以我没有理由和他们呕气。” 提问题的人微笑了，可能是不以为然。 日子就这样疲劳地拖下去。什么时候隔离期满呢，谁也不知道。执行隔离的官员说，这 件事已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他说只要政府下令，他便准许我们上岸。 最后通谍终于发给乘客和我了。他们说如果我们想要逃命，就只有屈服。乘客们和我在 答复中，都认为我们有在纳塔耳港口登陆的权利，并暗示我们不惜任何代价进入纳塔耳的决 心。 二十三天期满那一天，这两条船获准入港，准许乘客登陆的命令也下来了。 第三章　考　　验 于是这两条船便开进了码头，而乘客们也就纷纷上岸了。然而艾斯坎比先生却通知船长 说，因为白种人对我还是非常气忿，我的生命还有危险，我的家眷和我最好是等黄昏的时候 再上岸，那时港务警官达图姆先生将护送我们到家里。船长把这个通知传达给我，我同意照 办。但是不到半个钟头，劳顿先生来找船长，他说：“我想带甘地先生一齐上岸，如果他不 反对的话。我是这家代理行公司的法律顾问，我看你不一定非照艾斯坎比的意见办不可。” 然后他来看我，大致对我这样说：“如果你不害怕的话，我的意见甘地夫人和孩子们可以先 坐车上罗斯敦济先生家里去，你和我则徒步跟着他们走。我根本不赞成你在夜里象个小偷似 地进城，我认为不用担心会有人来伤害你。现在一切都平静了，白种人全都散开了。总之， 我认为你不应该偷偷摸摸地进城。”我马上就同意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平安地坐车到罗斯 敦济先生那里去，征得船长的许可以后，我便和劳顿先生上岸。罗斯敦济先生的家离码头有 两英里路。 我们刚一上岸，便有几个青年认出我，而且喊着“甘地，甘地”。跟着便有五六个人赶 过来，参加他们一齐喊。劳顿先生怕人越来越多不好办，便叫了一辆人力车。我从来就不喜 欢坐人力车，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经历。然而这些青年不让我上车，还恐吓车夫说要他 的命，车夫赶忙走开。我们只好往前走，人却越来越多，终于无法前进了。他们首先抓住劳 顿先生，把他拉开，然后拿石头、砖头和臭蛋向我投掷，还有人抢走了我的头巾，别的人则 打我的耳光、踢我。我昏倒在地上，抓住一栋房子的栏杆，站在那里想喘一口气，可是不 行。他们赶过来，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有一个警官的妻子认识我，她正巧走过这里。这位勇 敢的夫人过来，当时虽然没有太阳，她却打开伞，站在群众和我中间。这么一来，这群暴徒 的狂野便被阻挡住了，因为他们再要打我而不伤害亚历山大夫人就有困难了。 同时，有一个印度青年看见了这个情景，连忙跑到警察所去报告。警官亚历山大先生派 了一队警察，叫他们把我圈起来，安全地护送我到目的地。他们及时赶来了。警察所就在我 们路上，我们到那里的时候，这个警官叫我暂时在所里躲避一下，但是我却谢绝了他的好 意。我说：“他们一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一定会平息下来的。我相信他们是讲道理的。”我 在警察的护送下，到了罗斯敦济的地方，再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我已遍体鳞伤，但是除了 有一个地方以外，并没有破皮流血。船上的医生达迪巴若医师当时也在场，他给了我最大的 帮助。 房里倒很安静，但是外面的白种人却把屋子包围起来。天色已经晚了，外面不安的群众 还在高声叫喊：“我们非要甘地不行。”那位眼明手快的警官已经赶到现场，不是用威胁、 而且讲一些幽默的话，力图控制那些群众，虽然他并不是完全没有顾虑的。他传话这样告诉 我：“如果你要保全你的朋友的房屋和财产，还有你的家属，你得照我的意见化装逃出这栋 屋子。” 就这样我在同一天面临着两种矛盾的局面。当生命的危险不过是一种假设的时候，劳顿 先生劝我公开地对付它；我接受了这种劝告。而当危险成为一种现实的时候，另一个朋友给 我相反的劝告，我也接受了。谁能肯定我这样做究竟是因为我看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还 是因为我不愿使朋友的生命财产和我的妻儿的生命遭到危险呢？我第一次勇敢地面对着群 众，现在却要化装潜逃，谁能断定这两种做法都是对的呢？ 对于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对了还是错了，来加以论断是没有什么意思的。理解它们， 如果可能的话，从中取得教训以为借镜，倒是有益的。要断定一个具体的人，在一种具体环 境里会采取什么行动，是很困难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根据一个人的表面行动来作判断，无 异是一种可疑的推测，因为它所根据的材料不充足。 不管怎样，逃亡的准备使我忘了身上的伤痛。我照那位警官的意见，穿上了一套警察制 服，头上戴着马德拉斯人的头巾，缠成一顶盔帽的样子。有两个侦探跟着我，其中有一个打 扮成印度商人，脸上抹的象个印度人的模样。另一个人化装成什么样子，我已经想不起来 了。我们从一条小巷走到邻近的一家铺子里，越过库房堆积的麻袋，从那家铺子的大门逃出 来，穿过群众走到街头为我们准备的一辆马车。我们坐上那辆车子，赶到先前亚历山大先生 劝我暂时躲避的那个警察所里，我向他和那两位侦探致谢。 当我正在这样逃脱的时候，亚历山大先生却唱起这么一个调子来取笑群众： 吊起老甘地 在那棵酸苹果树上。 他一得到通知说我已安全到达警察所，便把这消息向群众宣布：“好啦，你们的猎物已 经从邻近的一家铺子逃走了。现在你们还是走吧。”有的人听了很生气，有的却笑起来，有 的根本就不相信确有其事。 “那么好吧，”警官说道：“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你们可以派一两个代表跟着我进 去看看，如果他们找到了甘地，我愿意交给你们处理；要是我不到，你们就得走。我相信你 们不会毁坏罗斯敦济先生的房子，或者伤害甘地先生的夫人和孩子吧。” 这群人果然派了代表搜查房子，不久他们便带着失望的消息出来，大家终于散开了，大 部分人赞扬这位警官应付这场事故的技巧，也有少数人焦躁不快。 已故张伯伦先生，当时是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打电报要纳塔耳政府依法严惩闹事的 人。艾斯坎比先生把我找去，对于我受人殴打负伤事表示歉意，并说道：“相信我，我对你 个人所受的那怕是丝毫的损伤，都不会感到高兴。你有权利接受劳顿先生的劝告而面临恶劣 的处境，但是如果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我相信这个不幸的事件不致于发生。现在只要 你认得出殴打你的人，我一定加以逮捕法办。张伯伦先生也希望我这样处理。” 对于这些话，我的答复如下： “我不打算控告任何人，我可能认出一两个人来，不过把他们加以处分又有什么用处 呢？况且，我也不怪那些闹事的人，他们听了别人的话，以为我在印度散布了一些言过其实 的言论，毁谤了纳塔耳的白种人。如果他们因为听信了这些报道而忿怒，那就不足为奇了。 应该责怪的，倒是那些领导人，而且如果你准许我这样说的话，还有你自己。你本来可以恰 当地指导人民，但是你也听信了路透社，以为我确实夸张其词了。我不愿意控告任何人，我 相信一旦真象大白，他们就会懊悔自己的冒失。” “你能不能把你刚才说的话写成书面的东西？”艾斯坎比先生说道：“因为我得把你的 意见打电报报告张伯伦先生。我不打算叫你匆匆忙忙作什么声明。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和劳 顿先生以及别的朋友商量商量，然后再作最后的决定。不过，我可以承认，如果你放弃了对 闹事人的起诉的权利，你就会大大地帮助我恢复平静，而且还提高了你自己的声誉。” “谢谢你，”我说道：“我不用和谁商量。我来见你以前，就已经作了决定。我确信， 我不应当控告打我的人，现在我也打算把这个决定写成书面的东西。” 说完这话，我便把他所需要的声明写给他。 第四章　风暴以后的平静 艾斯坎比先生派人来找我的时候，我还没有离开警察所，虽然我在那里已经住了两天 了。他们派了两名警察保护我，虽则当时并不需要这么谨慎。 就在船上的黄旗降下来、我们上岸的那一天，《纳塔耳广告报》有一个记者跑来访问 我。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我在答复中对于反对我的各种说法，逐一作了批驳。由于费罗泽 夏・梅赫达爵士的建议，我在印度所作的报告都有讲稿，而且和我其他的文章的副本一起都 带在身边。我把这些文件全部交给这位记者，并且向他指明：我在印度所说的，全都是我在 南非说过的，而且还不及在南非说过的话强烈。我还向他指明，“戈兰”和“纳德利”的乘 客到南非来，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有很多人是老侨民，而且大部分的人都不打算住在纳 塔耳，而是准备到德兰士瓦去。当时对于那些前来寻求财富的人，德兰士瓦提供了比纳塔耳 远为良好的前景，所以大部分的印度人都愿意到那里去。 这次谈话和我拒绝控告闹事的人，产生了这么深远的印象，以致杜尔班的欧洲人都惭愧 于自己的行为。报纸上宣布我是无辜的，并谴责那些暴徒。这次的迫害就这样终于成为对 我、也就是对于我们的事业的赞许。它提高了南非印度侨民的声誉，并使我的工作更加便利。 过了三、四天，我便回到家里，不久我又安顿下来了。这次事件增加了我的律师业务。 然而，如果说这次事件提高了侨团的声誉，它也把反对侨团的偏见之火煽动起来了。一 旦事实证明印度人也可以从事英勇的斗争，印度人便被认为是一种危险。有人在纳塔耳立法 议会中提出了两个法案，一个对于印度商人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另一个则对印度人的入境加 以严厉的限制。幸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终于产生了一个决定：即不得通过反对印度人的法 案；也就是说，法律不得对肤色或人种加以区别对待。上述两个法案的条文虽然适用于所有 的人，但是它们的目的无疑地是要对纳塔耳的印度居民加上更进一步的限制。 这两个法案大大地增加了我的公众工作，而且使侨团空前积极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 们把这两个法案译成印度文，而且作了充分的说明，使侨团完全懂得它们的巧妙的含意。我 们向英国殖民地大臣呼吁，可是他拒绝干预，因而这两个法案就成为法律了。 现在公众工作开始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我前面说过的那位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这 时已经到杜尔班来了，和我住在一起，由于他以全部时间从事公众工作，多少减轻了我的负 担。 阿丹济・米耶汗赛在我回国期间，很有功绩地代行了我的职务，他发展了很多会员，还 给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的金库增加了大约1，000英镑的基金。我利用两个法案所激起的觉悟 和人们反对那两条船的乘客的示威游行，作为吸收会员和募集基金的机会，收到了很好的效 果；现在会员加多了，基金也有了5，000英镑了。我的愿望是为大会募集一笔永久基金， 这样它就可以购置自己的产业，以后就可以靠收取租息进行工作了。这是我第一次经营公众 机构。我把这个意见向同事们提出来，并且得到了他们的欢迎。大会所购置的产业租出去 了，所得到的租金足够它日常的开支。这项产业委托给一个强有力的托管机构经管，这个机 构一直到今天还存在，不过这个机构已成为争吵不休的根源，结果现在只好把租金存放在法 院里了。 这种不幸的情况是在我离开南非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但是在这种分歧发生从前，我想以 永久基金维持公众团体的办法早已起了变化。至今我已经有了经营许多公众团体的相当多的 经验，我的坚定信念是：以永久基金来维持公众团体的办法并不好。永久基金本身就包含了 导致团体道德上没落的种子。一个公众团体是依靠公众的赞成和基金的支持而存在的；一旦 失去了公众的支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权利。依靠永久基金的维持而存在的团体，常常忽视 公众的意见，而且往往要为和公众意见相反的行为负责。在我们国内，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 步骤都有这种体会。有一些所谓宗教性的托管会根本不公布账目，受托管的人反倒成为业 主，对谁也不负责。我不怀疑这种想法是要使一个团体生存下去，象大自然一样，一天也不 停息。得不到公众支持的团体当然没有存在的权利。一个团体每年所收到的会费就是它是否 受人欢迎以及它的管理是否廉洁的一种考验，我认为一个团体都应当经受这种考验。然而我 希望人们不要对我有所误解。我的意见并不适用于那些由于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没有永久 性房子就无法经营的团体。 我的意思是，日常的开支应该年年得自志愿捐献的会费。 这种看法在南非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时，已经得到了证实。那一次规模宏伟的运动持续 了六年之久，虽然没有永久基金，却需要几十万卢比的费用。我还记得，常常有这样的情 况：如果没有捐款，就不晓得第二天该怎么办。然而我用不着预述未来的事情。读者从以后 的叙述中，会发现上述意见是十分有道理的。 第五章　儿童教育 我于1897年1月间在杜尔班登陆时，随身携带着三个孩子：我姐姐的十岁见子，我自 己的九岁和五岁的儿子。我把他们送到哪里去受教育呢？ 我本来可以送他们到欧洲人的学校里去，但是只有特别优待和破格才能进去，别的印度 孩子都进不了。基督教会为印度孩子办了一些学校，可是我不打算送他们进这种学校，因为 我不喜欢那些学校所进行的教育。教会学校是只用英文讲授的：也许还有不准确的泰米尔或 印地文，而且也很难于安排。对于这许多不利的东西，简直无法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我只 好自己设法教他们，但是极不经常，而且找不到合适的古遮拉特文教员。 我实在想不出办法来，我登广告征聘英文教员，他必须在我的指导下进行教学。有一些 经常功课由这位教员讲授，其他的功课就只有靠我不正常的一点讲授了。于是我聘请了一位 家庭英文女教师，月薪七英镑。这个办法继续了一个时候，但是并没有使我满意。孩子们通 过和我交谈学到了一些古遮拉特文，却是纯粹的土话。我舍不得把他们送回印度，因为当时 我还认为少年儿童不应当和父母分开。孩子们在一个井井有条的家庭里自然而然地受到的熏 陶，在宿舍中是得不到的。我因此把孩子们留在我身边。我在印度的时候，也曾把我的外甥 和大儿子送到寄宿学校住了几个月，但是不久我便把他们接回来了。后来，我的大儿子长大 了，才和我分开，回到印度去进阿赫梅达巴的中学。我记得我的外甥对于我所能给予的教 育，还算满意。不幸的是，他在害过一场暴病之后，便夭折了。我另外的三个儿子从来没有 进过公共学校，虽然他们在我为南非参加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们的儿女所办的临时学校，也 算上过正规的功课。 这些试验都不令人如意。我不能够把我想要给予的时间全都花在孩子们身上。我不能够 给予足够的照料以及其他无可避免的原因，使我不能给他们我所希望的文字教育，致使我的 孩子们在这个问题上全都对我有意见。一旦他们需要应考硕士或学士学位、甚至于大学入学 考试时，他们就要感到缺乏学校教育的不利了。 然而我仍然认为，倘若我一定要送他们到公共学校去念书，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得到那种 只有在富有经验的学校里、或者只有和父母经常在一起才能得到的训练。我就不会象现在这 样，可以不必为他们的分数而操心，而且以我的体验来说，他们在英国或南非所能够得到的 矫揉造作的教育，绝不会教导他们象今天他们生活中所显示的那种纯朴和为人服务的精神， 而他们那种造作的生活方式也许会成为我的公众工作的严重障碍。所以我虽然不能给予他们 文字教育，使得他们或者我自己都感到满意，但是当我回顾我自己的过去时，我并不认为我 没有尽力承担我的责任。我没有送他们到公共学校去念书，也不感觉遗憾。我总感到今天在 我长子身上所看到的那种不良的脾气，正是我自己未受训练和不成体统的早年生活的反映。 我把当年看作是一知半解和放纵不羁的一个阶段。这很象我的长子在那些给人印象最深的岁 月里的表现，他自然不承认这些年正和我放纵不羁和毫无经验的时候是一样的。他反而相信 当时倒是我生平最光明的时刻，而以后所发生的变化则是由于幻想，误以为开明。他怎么想 只有随他便了。为什么他不认为我的早年生活是代表觉醒的一个阶段，而后期的生活则是代 表急进的变化、幻想和自负的年代呢？朋友们常常向我提出各种问题；如果我给孩子们一种 学院式的教育，又有什么害处呢？我有什么权利这样剪断他们的翅膀？我为什么要阻碍他们 考取学位和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涯？ 我认为这些问题没有什么值得争论的。我和无数的学生有过接触。我自己或者通过别 人，总是试图把我的教育“癖好”也应用在其他孩子的身上，而且也看到了效果。我认为很 多青年今天和我的几个儿子年龄相当，我并不认为他们比我的儿子好多少，有多少东西值得 我的儿子们学习。 然而我的体验的最终结果却还孕育在未来。我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作为一个 文明史的研究者，对于有纪律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的区别，能有一个衡量，同时对于 父母生活中的变化在孩子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也可以有所估计。我写这一章的目的不在于 表明：一个信奉真理的人在体验真理的时候，要有多大的耐性；同时还要表明：信奉自由的 人需要付出那位严峻的女神所要求的牺牲有多少。如果我缺乏自尊心，并且满足于我能给予 我的孩子们以别的孩子所得不到的教育的话，我就会剥夺他们因牺牲文字教育而得到的自由 和自尊的学习课题。而当需要就自由与学习之间加以选择的时候，谁不会说前者比后者要好 一千倍呢？ 1920年我曾劝导过那些我从奴隶的城池――中学和大学――中呼唤出来的青年：与其 套在奴隶的锁链中去寻求文字教育，还不如目不识丁、为自由而冲出囹圄。如今他们该可以 找到我这个劝导的渊源了吧。 第六章　服务精神 我的业务大有进展，但是远不能使我满意。每当一个麻疯病人来到我的门前的时候，进 一步简化我的生活和替同胞多做点具体的服务工作等问题就一直使我感觉激动不安。我不忍 心给他吃一顿饭就打发他走。所以我收容他住下来，为他的伤痛敷药，并且开始照料他。我 不能这样无尽无休地做下去，我担负不了，我缺少永久收留他的意志。于是我把他送到政府 的医院里去当契约工人。 然而我总是感觉不安。我盼望做一些永久性的慈善工作。布斯医师是圣爱丹教会的会 长，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免费为人治病。由于巴希・罗斯敦济的捐献，我们设立了一个小 小的慈善医院，由布斯医师负责。我非常希望到这个医院里当一名护士。配药的工作每天需 要一两个钟头，我决心每天从事务所里抽出这么多时间来，担任医院药房药剂师的工作。我 的业务大部分是事务所的工作，出证书和公断。自然，在县法院里，我也常常有一些案子， 但是大部分都不是争执性的，和我一齐到南非来的可汗先生当时和我住在一起，我不在的时 候工作便由他处理。因此我有时间去为这个小医院服务：每天早上两个钟头，包括来往走路 的时间。这个工作多少使我心安。它包括问清病人的意见，向医生说明事实，配发药方。这 使我和印度病人有了密切的接触，大部分是契约工人，也有泰米尔人、德鲁古人、北印度人。 这种经验对我很有用处，在波耳战争期间，我因而能担当看护伤病员的工作。 抚养孩子的问题一直是我关心的问题。我有两个儿子是在南非生的，我在医院的服务工 作对于解决养育他们的问题，是很有用的。我的独立自主的精神，是一种经得起考验的不竭 的泉源。我的妻子和我商定在她生产的时候，应当给她最好的医药帮助，但是如果医生和护 士在紧要关头使我们陷入危境，我又怎么办呢？所以护士一定要一个印度人，可是在南非要 找一个有训练的印度护士，其困难情况实不亚于印度。于是我便研究有关安全分娩的必要知 识。我阅读特立普望达斯医师的著作《母亲须知》，而且照书中的指点照料我的两个孩子， 把我从别的地方所得到的经验，全都用上了。我找了一个护士――每次不过两个月――主要 的是帮助我的妻子，而不是照料婴孩；照料婴孩的工作是我亲自干的。 最后一个孩子的诞生对我进行了一次最严重的考验。阵痛突然而来，一时找不到医生， 找接生婆也花了不少时候，就算她在场，她也不能帮助接生。我得从头到尾照料孩子的安全 诞生。我对特立普望达斯的著作的细心研读，给了我一种无法估量的帮助。我并不紧张。 我确信为了适当养育孩子，做父母的应当具有照料和看护婴儿的一般知识。我对这个问 题所进行的详细研究，使我步步都得到了好处。如果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没有利用这种 知识，我的孩子们就不会享有他们今天所有的一般健康。我们抱着一种迷信，认为孩子在五 岁以前没有什么可学的。相反的，事实上孩子在五岁以前从生活中学到的东西却是他五岁以 后学不到的。儿童教育开始于怀胎的时候。父母怀孩子的时候，体力上和精神上的状态都反 应在孩子身上。所以妊娠期间，胎儿总是不断受母亲的情绪、欲望和脾气的影响，自然也受 她的生活方式的影响。生下来以后，孩子便摹仿父母，而且有很多年的时间，他的成长完全 依赖于父母。 夫妇双方认识了这些事情，就永不会为了满足性欲而性交，只有当他们想要有子女的时 候，才可以为之。有人相信性行为是一种独立的功能，就象睡眠和饮食一样必不可少，我认 为这种想法之无知达到了顶点。人世是依靠传代的行为而存在，而由于人间是上帝的游戏场 和他的光荣的反映，传代的行为必须为了人世之有秩序的成长而加以节制。凡是认识到这一 点的人，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他的性欲，用子孙体力上、精神上的福利所必需的知识武装 自己，并且使这种知识加惠于他的后代。 第七章　禁欲（上） 故事讲到这里，已经到了我开始认真考虑奉行“禁欲”誓言的时候了。自从结婚以来， 我一直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理想生活，我认为忠于妻子是我热爱真理的一部分。但是到了南非 以后，我认识到实行“禁欲”的重要性，甚至对我妻子来说也是这样的。我不敢肯定，我的 思想所以朝那个方向发展，是由于什么环境造成的，或者是受了那一本书的启发，不过我还 记得主导的因素是受了赖昌德巴伊的影响，关于这个人我在前面已经提过了。我还记得我和 他的一次谈话。有一次我在他面前大为赞扬葛莱斯顿夫人对她丈夫的忠诚。我看过一本书谈 到葛莱斯顿夫人甚至在葛莱斯顿先生①出席下院的时候，还坚持弄茶给他喝，而这便成为这 一对光辉的夫妇生活中的一种规律，他们的行动是那么调和。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这位诗人， 顺便赞扬了这种夫妻间的恩爱。“你最赞赏的究竟是什么，”赖昌德巴伊问道：“是葛莱斯 顿夫人作为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爱呢，还是她那种真诚的侍候――如果撇开她和葛莱斯顿先生 的关系不谈？假如她是他的姐妹，或者是忠心的仆人，而以同样的关怀待他，你又觉得怎 样？难道我们没有见过象这样忠心的姐妹或仆人吗？假如你发现有一个男仆人也有同样的诚 爱，你是不是也会象喜欢葛莱斯顿夫人那样赞美他呢？请你想一想我的这番话吧。” 　　①葛莱斯顿（Gladstone　1809―1898）系英国政治家――译注。 赖昌德巴伊也是有妇之夫。我记得他的话在当时听来有些刺耳，但是无可抗拒地抓住了 我，我觉得一个仆人的忠诚要比一个妻子对于丈夫的忠诚一千倍地更值得颂扬，妻子对于丈 夫的忠诚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之间有一种难解难分的关系。这种忠诚是极为自然的。但 是主仆之间，却需要特殊的努力才能够达到同等的忠诚。这位诗人的观点开始逐潮在我心里 成长。 那么，我反问自己：我和妻子的关系究竟算什么呢？我的忠实是不是在于使我的妻子变 成我发泄性欲的工具呢？只要我还是性欲的奴隶，我的忠实就一文不值。说句公道话，我的 妻子对我从来不加引诱，所以只要我愿意，我发誓禁欲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唯一的障碍是我 的脆弱的意志或性欲的吸引。 纵然在这件事上我下了决心以后，也还有过两次失败了。我所以失败，是因为这种努力 的动机还不是最高尚的：我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有更多的小孩。我在英国的时候，读过一点 关于避孕的书。我在有关素食那一章，已经谈过艾林生医师关于节制生育的宣传。如果说它 对我有过一时的影响，那么希尔斯先生反对那种办法――反对利用外力而主强运用内心的努 力，即自制的办法，却有更大的影响，后来我就遵循了这种办法。所以，因为我不愿意有更 多的孩子，我便开始致力于自制。这个任务有无数的困难。我们开始分床睡觉。我只有在当 天的工作已使自己完全精疲力竭的时候，才上床睡觉。所有这一切努力似乎没有收到多大效 果，但是当我回顾过去时，我觉得最后的解决办法正是那些不成功的尝试的结果。 最后的解决办法迟至1906年才想出来。那时，非暴力抵抗运动还没有开始；我丝毫也 没有想到它的来临。波耳战争以后不久，纳塔耳发生了朱鲁人的“叛乱”，当时我还在约翰 内斯堡当律师。我感到在那种情况下我应当为纳塔耳政府服务。我的献议被接受了，这一点 以后我们还要谈到。然而这个工作却使我强烈地朝自制方向考虑，而且按照我的习惯我把我 的思想拿出来和同事们商量。生育和随之而来的对于孩子的照料是和为公众服务矛盾的，这 已成为我的信念。在“叛乱”期间，我为了服役不得不撤销我在约翰内斯堡的门户。我服役 之后不到一个月，便不得不放弃我曾特别细心布置过的房子。我带着妻儿到凤凰村，领着分 配给纳塔耳部队的印度救护队。在当时的艰苦的行军中，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要用这 种办法献身为印度侨团服务，我必须抛弃养育孩子、要求财富的欲望，过着“瓦纳普罗斯 达”（vanaprastha）――摆脱家事的生活。 这次“叛乱”不过占去了我六个星期的时间，但是这个短暂的时期却成了我生平一个极 为重要的阶段，禁欲誓言的重要性，越发明朗地在我心里成长。我认识到一种誓言，远非禁 闭真正的自由之门，而是把它打开了。我到这个时候所以还没有什么成就，就因为我的意志 还薄弱，自己还缺乏信心，对上帝的恩惠也缺乏信心，因此我的心思总是漂浮在怀疑的狂暴 海洋上。我认识到一个不敢起誓的人，终将沉溺于诱惑之中，而一个受誓言约束的人，却象 摆脱了荒淫的生活而达到真正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我相信人力，我不愿意受誓言的约 束”是一种脆弱的精神状态，它反映了一种追求想要避免的事物的不可告人的欲望。要不 然，为什么这样难于作最后的决定呢？我发誓要逃脱自知将要害我的蟒蛇，而不光是努力逃 避而已。我知道单靠努力可能意味着某种死亡。单靠努力意味着不认识蟒蛇一定会害我的肯 定的事实。所以如果我只满足于人力，这就意味着我还没有认清采取明确行动的必要性。 “然而如果我的看法将来改变了，我怎能以誓言束缚自己呢？”这种疑虑时常使我犹豫不 定。可是那种疑虑也显示了对于必须抛弃一种特殊的事物这一点，还缺乏清楚的理解。这就 是尼斯古兰纳所以这样唱的原因。 抛弃而不厌恶，是很难持久的。 所以一旦欲望消除了，禁欲的誓言便成为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第八章　禁欲（下） 经过充分的讨论和深思熟虑之后，我于1906年立下了这个誓言，我一直到发誓的时候 才和妻子商量，以前从来没有把我的想法和她谈过，她没有意见，但是我在作最后努力时， 却遇到了重大的困难。我没有必要的力量，我怎样控制自己的情欲呢？消除和妻子的肉体关 系，这在当时似乎是一种奇怪的事情。但是我怀着对于上帝的力量的信心开始了新的体验。 当我回顾发誓以来这二十年的感受，我的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奇妙的情怀。我自1901年 以来就已开始实行自制，多少有些成就。但是在1906年以前，我却从来没有体验过发誓以 后所得到的那种自由和乐观。我在发誓以前，随时有被诱惑所征服的可能。如今我的誓言已 成为反抗诱惑的一种可靠的武器。“禁欲”的伟大潜力对我来说，是日益显著了，我是在凤 凰村的时候发誓的。我一摆脱了救护工作，便到凤凰村，然后回到约翰内斯堡去。我回到那 里一个月左右，便奠定了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基础。“禁欲”誓言为我准备了这个运动，我自 己并没有意识到，非暴力抵抗运动不是一种预谋的计划，它是自发地产生的，出乎我的意愿 之外。不过我明白我以前所有的步骤都导向那个目标。我在约翰内斯堡大大地减少了家庭开 支，跑到凤凰村去发下“禁欲”的誓言。 尽善尽美地奉行“禁欲”誓言，就意味着“婆罗门”的实现。这一点认识并不是得之于 经书，而是我从经验中慢慢体会得来的。我读有关这个问题的经书，还是后来的事情。奉行 这个誓言的每一个日子都使我更加接近这个认识：“禁欲”具有保护肉体和心灵的力量。因 为现在“禁欲”已不是艰苦忏悔的过程，而是一种安慰和欢乐，每天显示一种清新的美妙。 然而如果说它是一种日益增长的欢乐，千万不要以为这对我是一件轻易的事情。今天我 虽然已经是五十六岁的人了，我还懂得这是多么艰难困苦。我一天天地越发明白，这无异于 在剑口上行走，我认为时时刻刻要有永恒的警惕。 奉行这个誓言的首要条件就是克制胃口，我发现完全克制胃口就很容易奉行誓言，所以 我现在对于饮食之道的体验不仅仅是从素食者的、而且是从禁欲者的观点来看待。这些实验 的结果是，我认为禁欲者的饮食必须予以限制，要简单、不加香料，而且，如果可能，最好 是生吃。 六年的经验向我说话，禁欲者的理想食物是新鲜的水果和坚果，我在改变饮食以前，一 直不知道靠这种食物为生能够摆脱情欲的烦扰。当我在南非只吃水果和坚果的时候，奉行 “禁欲”誓言一点也不觉得困难，自从我开始喝牛奶以来，就变得非常吃力了。我为什么不 吃水果改喝牛奶，以后还要交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丝毫不怀疑喝牛奶使得“禁欲”誓 言难于奉行。但是希望人们不要因此推论，所有禁欲者都不能喝牛奶，不同的饮食对于禁欲 者所起的影响，只有经过多次的实验以后，才能肯定。我必须发现有什么水果可以代替牛 奶，而又具有同等有助于筋肉的营养并易于消化。西医、印度教医生和穆斯林医生都没有能 启导我。因此，我虽然知道牛奶多多少少是一种刺激品，却还一时不敢规劝别人不喝牛奶。 作为禁欲后一种外来助力，绝食是和挑选食物以及节食同样需要。情感具有这么一种压 倒一切的力量，只有在它受到了四面八方团团围住的时候，才能够加以控制。谁都知道，没 有食粮，情感这东西就无能为力了，所以我一点也不怀疑：绝食对于节制情感是很有帮助 的。对于某些人来说，绝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们以为单靠机械的绝食就可以幸免于难， 于是他们虽然不吃东西，却是满脑子的山珍海味，老是盘算着绝食期满以后要吃喝什么。这 样的绝食既不能帮助他们控制胃口，也无助于他们节制情欲。只有在心情和饥饿的肉体合作 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肉体所不应有的东西都能漠然置之的时候，绝食才有用处。心情 是一切情感的根蒂。所以绝食的用处是有限的，因为绝食者仍然会被情欲所支配。不过可以 这样说：如果不绝食，性欲的消失通常是不可能的，而奉行“禁欲”誓言的人，不绝食是不 行的。很多热烈拥护“禁欲”的人都失败了，因为他们想要象不禁欲的人那样运用别的情 感。所以他们的努力就象在盛暑而求冬寒一样的徒劳。一个禁欲者和一个非禁欲者，他们的 生活中间应该有一条分明的界线。两者的相似只是表面的，而两者的区别应该象白书一样地 清楚，虽然他们都从肉眼观察事物，但不同的是，禁欲者用以观察上帝的光辉，别的人却用 以观察身边的琐事。他们都用耳朵听，但不同的是，有的人充耳只闻天上赞歌，别的人听到 的却是人间鄙语。他们都常常深夜不眠，但不同的是，有的人用以专心祷告上天，别的人却 把时间消磨在粗野而无聊的欢乐之中。他们内心都供奉着神灵，但不同的是，有人对于寺庙 善加修葺，别的人却是饱食终日而置神皿于不顾。所以这两种人就象两根分立的柱子，他们 之间的距离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越来越远。 “禁欲”的意思就是控制思想上、言论上和行动中的情感。每一天我总是进一步地认识 到节制上述各种欲望的必要性。放弃克制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即使对于奉行“禁欲”誓言的 人不限制其放弃克制。这种“禁欲”是不可能以有限的努力达到的。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只 能是一种理想。一个立志奉行“禁欲”的人应该经常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应该把缠绵于自己 内心深处的情欲追索出来，并不断加以克服。只要思想不受意志的完全控制，“禁欲”就不 能完美无缺。不自觉的思想是一种心情的反应，所以克制思想就等于克制心情，而这甚而比 捕风捉影还要困难。然而，只要上帝存在人们内心，即使是控制心情也是可能的。千万不要 以为人们在困难面前就无能为力。这是最崇高的目标，因而它需要最崇高的努力才能达到是 不足为怪的。 然而我一直到回国以后，才认识到靠单纯的人力，是不可能达到这种“禁欲”的境界 的。直到那时我还以为只要吃水果，就可以消除一切情欲，所以我还以这种信念自慰：以为 除此以外，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作了。 但是我不应该先在这一章里谈我的斗争。同时我想讲清楚，凡是希望奉行“禁欲”从而 认识上帝的人，都不必失望，只要他们对于上帝的信仰不亚于对于自己努力的信心就行了。 色之于味， 如影随形； 色离绝欲之人， 味绝得道之士。① 　　①见《薄伽梵歌》第2章59节。 所以上帝的名义和他的恩惠便是立志禁欲者最后的源泉。我认识这个真理，还是回到印 度以后的事。 第九章　简朴的生活 我曾经度过一段安逸而舒适的生活，但是时间很短。我虽然曾经精心装饰过我的房子， 但它丝毫不能使我留恋。所以我开始过这种生活不久，便把我的费用削减了。洗衣匠的账单 是沉重的，而且因为他向来不遵守时间，我虽有两三打的衬衫和领子，都还不够应付，领子 是天天要换的，衬衫如果不是一天换一件，至少每隔一天就得换一次。这就意味着双倍的开 销，我觉得没有必要。所以我便买了一件洗衣器来节省这笔开支。我买了一本有关洗衣服的 书，研究了洗衣服的艺术，并且教会我的妻子，这自然增加了我的工作，但是由于它的新 奇，使这个工作变成了一种乐趣。 我永远忘不了我亲手洗过的头一条领子。我用了过多的浆粉，熨斗也不够热，因为怕烫 坏领子，我不敢使劲熨。结果呢，领子虽然相当平挺，表面的浆粉却不断掉下来。我带着这 个领子到法院去，引起了同事们的嘲笑，但是当时我一点也不在意。 “唔，”我说道：“这是我头一次亲自浆洗自己的领子，所以浆的不好。不过我倒不在 乎，却给你们提供了这么许多笑料。” “可是这里并不缺少洗衣店吧？”有个朋友问道。 “费用太贵了，”我说道：“洗一条领子的钱几乎可以买一条新的了，而且老是要依靠 洗衣匠。我宁肯自己动手洗自己的东西。” 然而我并没有使我的朋友们懂得自力更生的美妙之处。不久，就我洗衣服的技术而论我 成为浆洗专家了，而且我所洗的东西决不亚于洗衣店。我的领子平挺和光亮的程度并不比别 人差。 戈克利到南非的时候，带了一条披肩，是摩诃窦・戈温德・兰纳德送的礼物。他很珍爱 这件纪念品，保存得极为细心，只在特别场合才使用。有一次，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侨民举行 宴会欢迎他，可是他那条围巾太皱了，需要熨平。当时要送到洗衣店去熨已不可能及时取 回，所以我便毛遂自荐，要显显身手。 “你当律师的才能，我是信得过的，但是我不相信你也有洗衣匠的才能，”戈克利说 道：“你要熨坏了怎么办？你知道这条围巾对我的意义吗？” 于是他以非常高兴的心情叙述了这件礼物的故事。我还是坚持要给他熨，保证质量不 差，经他许可以后，我把那条围巾熨好了，并且赢得了他的赏识。自此以后，即使全世界其 余的人都不赏识，我也不在乎了。 当我从对洗衣匠的依赖中解放了自己的时候，我还以同样的方法抛弃了对理发师的依 赖。凡是到过英国的人，至少都学会了刮胡子的本事，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学会自己理 发。这种本事，我也得学。我在比勒托里亚的时候，有一次到一个英国理发馆那里去理发。 他轻蔑地拒绝为我理发。我当然觉得伤心，但是立即头了一把剪子，对着镜子剪自己的头 发。额前的头发我总算剪得还不错，脑后的却剪糟了。法院里的朋友们看见了，简直笑坏了。 “你的头发怎么啦，甘地？老鼠啃了吗？” “不是的，白种人理发师不屑碰我的黑发。”我说道：“因此我宁肯自己剪，不管剪得 多么坏。” 这个回答并不使朋友们惊讶。 其实，那个理发师不给我理发也无可厚非。如果他替黑人理发，他就会随时失掉主顾。 我们也不准许我们的理发匠给我们的不可接触者弟兄理发。我在南非得到了这种报应已经不 止一次，而是好多次了。我认为这是罪有应得的，因此也就不生气了。 我追求自力更生和简单朴素的热情所表现的极端形式，将在适当的地方另行描述。这个 种子早就撒下了，只要浇水就可以使它萌芽、开花和结果，而浇水的工作后来也做了。 第十章　波耳战争 我得把1897至1899年间许多别的经历从略，直接来谈一谈波耳战争。 战争宣布的时候，我个人是完全同情波耳人的，不过当时我以为对这件事情自己还没有 权利来执行个人的信念。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中就这个问题详尽地说明了内心的 斗争，这里无需赘述。凡是好奇的人，我请他去翻一翻那几页。别的不用说，正是我对于不 列颠统治的忠心驱使我在战争中参加了英国人这一边。我觉得如果我要求具有一个英国公民 应有的权利，那么我也就有责任参加保卫不列颠帝国。当时我以为印度只有在不列颠帝国并 且通过它才能获得完全的解放。所以我募集了尽可能多的同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他们 作为一个救护队的投效被接受。 一般英国人都以为印度人是胆怯的，不敢冒险的，除了眼前的私利之外，看不到更远大 的东西。所以有很多英国朋友对我的计划泼冷水。但是布斯医师却加以全力的支持。他训练 我们做救护队的工作。我们取得了适合于作医务工作的证件。劳顿先生和已故艾斯坎比先生 都热情地支持这个计划，我们终于申请到前线去工作。政府感激地接受我们的申请，但是又 说当时并不需要我们服役。 然而对于这个拒绝我是不甘罢休的。通过布斯医师的介绍，我拜访了纳塔耳的主教。我 们队里有很多信奉基督教的印度人。主教很称道我的建议，答应帮助我们获准服役。 时机对我们也很有利。波耳人表现了比人们所预料的还要厉害、坚决而勇敢；我们的服 役终于用得着了。 我们的救护队有1，100多人，有将近40个队长；有300左右人是自由印度人，其余的 都是契约工人。布斯医师也和我们在一起。救护队表现得很好。我们的工作虽然是在火线以 外，虽然还有红十字会的保护，在紧急的时候，我们也被派上火线去工作。这种保留并不是 出于我们的要求，而是当局不愿意我们处于炮火射程之内。然而在斯比昂・柯柏败退以后， 形势变了，布勒将军函告我们说，我们虽然不必冒险，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到战地去救护伤 兵，政府将会感激不尽。我们毫不迟疑，所以我们在斯比昂・柯柏的活动使我们处于火线之 内。在这些日子里，我们每天行军20到25英里，还用担架抬着伤兵。在这些伤兵当中，我 们有幸救护过象伍盖特将军这样的军人。 救护队工作六个星期以后，便宣布解散了。自从在斯比昂・柯柏和瓦尔克朗茨被击败以 后，英军总司令放弃了主力攻取列第史密斯和其他地方的企图，决定发兵渐进，以待英国和 印度援军的到来。 我们微不足道的工作当时得到很大的赞扬，而印度人的名誉也提高了。报纸上发表了赞 扬我们的诗歌，说“我们终究是帝国的儿女”。 布勒将军在他的报告中以感激的口吻提到救护队的工作，而队长们也都荣获了作战勋章。 这时印度侨团已经组织得更加完善了。我和印度契约工人有了更密切的接触。他们已经 有了更高的觉悟，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泰米尔人、古遮拉特人和信德人都是印度 人、都是同一个祖国的儿女，这种感情在他们中间已经根深蒂固了。大家都相信，印度人的 疾苦现在肯定可从解脱了。当时白种人的态度似乎有了明显的转变。战争期间，和白种人的 关系最好不过了。我们接触了成千成万的士兵，他们对我们很友好，对于我们到那里为他们 服务是感激的。 我不禁要记述一下，在回忆人性经受考验时所表现的英勇气概多么甜蜜。我们正向齐弗 里兵营进发，那里罗伯滋勋爵的儿子罗伯滋中尉受了重伤，亟待救护。我们的救护队有幸把 他从战地上救下来，那一天天气酷热――正是我们行军的日子。大家都很渴。路上有一条小 溪可以解渴，但是谁先去喝呢？我们的意见是，等士兵们喝完了，我们再去喝。可是他们不 愿意抢先，一定要我们先去，于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谦让持续了好一阵。 第十一章　卫生改革和饥荒救济 要我甘心做一个不起作用的政治团体的会员，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一向厌恶隐瞒或漠视 侨团的缺点，也不愿意不消除它的瑕疵而要求各种权利。所以我在纳塔耳定居下来以后，就 一直致力于清除人们对于侨团的指责，虽然这些指责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这种指责往往是说 印度人的习惯很邋遢，屋里屋外总是不干净。因此侨团里的主要人物已开始把他们的屋子收 拾得整整齐齐，但是挨家挨户的检查却是在杜尔班即将发生鼠疫的报告公布以后才进行的。 这是和城里的神甫们商量并且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以后进行的，他们本来也希望和我们合作。 我们的合作使他们的工作更加顺利，同时也减轻了我们的困难。因为城里一旦发生了传染 病，当局者照例总是沉不住气，采取过分的措施，以高压手段招致人们不快。侨团因为自动 采取了卫生措施而避免了这种压力。 然而我却得到了一些痛苦的经验。我明白，我不能象我指望侨团本身争取权利那样，轻 易地指望它完成自己的责任。在有些地方我受到了侮辱，在别的地方则又遇到了客气的轻 蔑。要人们保持环境卫生，这对他们太麻烦了。要指望他们出钱做这件事，更是不可能。这 些经验更好地教导了我：没有无限的耐性，要人们做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迫切需要改革 的，是改革者自己，而不是社会，社会所能给与他们的，不是别的，而是比反对、厌恶、甚 至残酷的迫害好不了多少的东西。为什么社会不能把改革者象珍视生命一样所珍视的东西看 成是一种退步现象呢？ 不过这次鼓动的结果却是：印度侨团多少懂得了保持他们的屋里屋外清洁的必要性了。 我受到了当局的敬重。他们明白，我虽然好为他们打抱不平，竭力为他们争取权利，我还是 积极对待并坚持自我纯净的修养的。 然而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唤醒印度侨民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印度是一个贫穷的国 家，印度侨民到南非来寻找财富，当他们的同胞处境困苦的时候，他应该贡献一部分收入给 他们。这一点在1897年和1899年的可怕的饥荒年头里，他们做到了。他们捐献了不少钱救 济饥荒，1899年的捐献比1897年还要多。我们也呼吁英国人捐默，他们很好地响应了。就 连印度契约工人也捐了钱，而这两次饥荒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一直继续下来，我们知道，一到 印度遇有民族灾难的时候，南非的印度侨民总有一大笔捐款。 南非的印度侨民所提供的服务，就这样在每一个阶段对我显示了真理的新含义。真理象 一棵大树，你越是培植，他所结的果子就越多。在真理的矿藏之中，越是追寻得深，发掘的 宝藏就越富，这就显示了为人服务所开辟的越来越多的多种多样的形式。 第十二章　返回印度 我的战时责任一解除，我就感到我要做的工作不再是在南非，而是在印度了。这并不是 说在南非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好干了，而是我担心我的主要事业可能只是为了赚钱。 国内的朋友也催我回去，而我也感觉我应该回印度去多做一些工作。至于南非的工作， 当然有可汗先生和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可以承担。于是我便要求我的同事们解除我的工 作。经过极大的困难以后，我的要求算是有条件地被接受了，条件是：如果一年之内，侨团 需要我的话，我就得准备再回到南非来。我想这是一个困难的条件，但是我对于侨团的热爱 使我接受了它。 真主以爱的纱线 系在我的身上， 我是他的奴隶。 密罗白唱道。而对我来说，把我和印度侨团连结在一起的爱的纱线太坚韧了，不易破 裂。人民的呼声就是上帝的呼声，而这里朋友们的呼声是太真实了，无法拒绝。我接受了这 个条件，并得到他们的准许离开。 这时候我和纳塔耳有密切的联系。纳塔耳的印度侨民以爱的美酒浸浴着我，到处为我安 排送别会，并且送我许多珍贵的礼品。 1899年我回印度时，他们已经送了不少礼品，但是这一次的送别是非常隆重的。礼品 中自然包括金银做的东西，而且还有珍贵钻石。 我有什么权利接受这一切礼品呢？接受了这些礼品，我又怎样说明自己为侨团服务是不 计酬劳的呢？所有这些礼品，除了少数几件是我的当事人送的以外，完全是为了酬谢我为侨 团所做的工作，而我也无法区分我的当事人和同事，因为当事人也帮助了我进行公众工作。 有一样礼品是一条金项链，价值五十个金基尼，是送给我的妻子的。然而就是这件礼品 也是为我的公众工作而赠送的，所以它不能和其余的礼品分开。 我收到这一大堆东西的那一晚，竟夜不能入睡。我在房里走来走去，深为激动，但是想 不出办法。叫我拒绝价值昂贵的礼品是有困难的，叫我保存这些礼品更加困难。 就算我能够收下，我的孩子们又怎么办呢？还有我的妻子呢？他们正在受着训练去过一 种为人民服务的生活并理解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奖赏。 我家里并没有值钱的首饰。我们很快就简化了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戴上金表 金链和钻石戒指呢？当时我还在劝导人们不要迷恋珠宝，现在珠宝跑到这儿来了，我可怎么 办呢？ 我决定不承受这些东西。我起草一封信，把这些礼品转送给侨团，并为之成立一个托管 会，指定巴希・罗斯敦济和别的几个人为托管人。第二天早上我和妻子和孩子们商量，终于 卸下了这个沉重的负累。 我知道要说服我的妻子会有一些困难，至于孩子们，我想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所以我 决定先从他们入手。 孩子们马上就同意我的建议。“我们不需要这些贵重的礼品，我们必须转送侨团，而且 如果我们需要，我们可以随便买到，”他们说道。 我听了很高兴。“那么你们会说服妈妈，不是吗？”我问他们。 “当然，”他们说道：“那是我们的事情。她用不着佩戴首饰。她一定是为留给我们用 的，如果我们不要了，她为什么不同意丢开这些东西？” 然而说说倒是容易，做起来可难了。 “你也许用不着这些东西，”我的妻子说道：“你的孩子也可以用不着。他们经你哄一 哄就会听从了。我可以谅解你不准我戴首饰，但是我的媳妇怎么办？她们是一定要用的。况 且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人家这么好情好意送的礼品，我可舍不得丢掉。” 争辩就这样汹涌澎湃地展开了，最后竟以眼泪助威。但是孩子们是坚定的，而我也不动 摇。 我温和地说道：“孩子们还没有结婚，我们不愿意他们早婚。等他们长大了，他们会自 己照料自己。而且我们决不能为我们的儿子找一些喜爱首饰的媳妇。况且退一万步讲，如果 我们需要给他们购置首饰，有我在，到时候你向我要好了。” “向你要？这一回我算是认识你了。你剥夺了我的首饰，我有了首饰，你就弄得我不得 安宁。还指望你给媳妇们买首饰！你从今天起，就想叫我们儿子们当沙陀①！不，这些首饰 不能退回去。再说，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的项链？” 　　①沙陀（sadhus），泛指刻苦修行的人――译者注。 “可是，”我反驳道：“项链是为了答谢你的服务还是为了答谢我的服务而送的？” “我同意。但是你的服务其实也就是我的服务，我日日夜夜为你操劳，难道不算是服务 吗？你使唤大家来逼我，使我痛哭流涕，而我却为他们当牛马！” 这倒是一语道破，有些话是很有道理。但是我仍然决定退还这些首饰。我总算取得了她 勉强的同意。自1898年至1901年所得到的礼品全部退还。我们准备了一份托管契约，这些 首饰便存到一家银行里，根据我的意愿或托管人的意愿，供侨团服务使用。 当我为公众目的需要基金，并觉得应该动用这笔钱的时候，我常常设法另行募集，尽量 不去动用这笔钱。这笔钱现在还存在那里，需要的时候也用过，但是经常是有所积累的。 我采取这个步骤，从来没有懊悔过，而且过了若干年以后，我的妻子也看到了这样做是 有见地的。为使我们免除了很多诱惑。 我断然认定，一个公众工作者不应当接受贵重的礼品。 第十三章　重归印度 于是我搭船回国。途经毛里求斯时，因为船停泊较久，我上岸观光，了解了一下当地的 情况。作为这个殖民地的总督查理斯・布鲁斯爵士的客人，我在他那里住了一夜。 我回到印度以后，花了一些时间到各地看看。当时是1901年，国民大会党正在加尔各 答开会，由丁绍・华恰先生（后来受封为爵士）主持。我当然也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国民大会党的集会。 我离开孟买时和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乘着同一列火车，因为我打算把南非的情况告诉 他。我知道他的高贵生活方式。他包了一个特等厢房，我奉命到他的包厢里坐一站和他谈 话。所以我就在指定的车站到他的包厢里去，向他报告。在座的有华恰先生和金曼拉尔・谢 达华先生（现在是爵士）。他们正在商谈政治问题。费罗泽夏爵士一看见我便说：“甘地， 看起来似乎帮不了你多少忙。当然，我们愿意通过你提出的议案。但是我们在国内又有什么 权利呢？我相信，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没有政权，你们在殖民地的不会受到什么好的待 遇。” 我有点惊异。谢达华先生似乎很同意这种看法；华恰先生以怜恤的眼光看了我一眼。 我试图说服费罗泽夏爵士，但是象我这样的人要说服这一位孟买的无冕之王，是不可能 的。我获准提出我的议案，这件事实已使我心满意足了。 “当然，你会把决议书给我看的，”华恰先生说道，这算是对我的鼓励。我谢谢他，到 下一站我便和他们告辞了。 不久我们到了加尔各答。大会主席受到了招待委员会的热烈欢迎，并被接到他的住处。 我问一个义务工作人员我应该上哪儿去。他送我到李朋学院，有很多代表都住在那里。我的 运气还不错。罗卡曼尼亚和我住在同一座楼，我记得他比我们晚到一天。 自然，罗卡曼尼亚还是和以往一样，少不了要“设朝”接受人们的拜见。如果我是一个 画家，我就会把他端坐床上的样子画下来――整个景象在我的记忆里是这么生动。那时有无 数的人来看他，今天我只记得其中的一个，即已故巴布・莫迪拉尔・戈斯，《甘露市场报》 的主编。他们纵声大笑并高谈阔论统治人物的错误行为，这是令人不能忘怀的。 然而我想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这个驻地的情况。义务工作人员互相推诿工作。你请某人 做一点什么事，他便转给别人，而他又推给第三者，就这样推来推去。至于代表们，则是到 处都找不到。 我和几个义务工作人员交上了朋友。我告诉他们一些南非的情况，他们多少感到有些惭 愧。我试图使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的秘密。他们似乎是理解了，不过服务并不象雨后春笋那 么容易成长。它首先决定于意志，然后是依靠经验。就那些善良而心地单纯的青年来说，他 们并不缺少意志，但是他们的经验可以说是等于零。国民大会党每年开三天会，会后便去睡 大觉了。一年才有三天的表现，人们能受到什么训练呢？而代表们同义务工作人员也差不 多；比起义务工作人员来，代表们并没有受过更好的和更长期的训练。他们自己什么事也不 干，却经常指手划脚地说：“义务工作者，做这，”“义务工作者，做那。” 就象这样的地方，我还面临着不少不可接触的陈规。泰米尔人的厨房和其他人的厨房隔 得很远。对于泰米尔代表来说，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如果看见了别人，也算是一种玷污。所 以就得在学院的空地上特别给他们弄一个厨房，用柳条板墙围起来。厨房里烟气弥漫，令人 窒息。厨房、餐室、洗衣间合而为一――紧密得毫无通气的地方。在我看来，这就象是“梵 尔纳羯摩”①一种拙笨的表现。我对自己说，如果在国民大会党的代表之间也有这种不可接 触的陈规，人们不难想象在他们所代表的选民之中存在的隔阂究竟有多大了。想到这一点， 我不禁叹了一口气。 　　①“梵纳羯摩”（Varnadharma），即印度教社会四大基本种姓的职责。 不卫生的情况坏到了极点。水沟到处都有。厕所只有几个。我一想起那种臭味冲天的情 形还有作呕之感。我指给义务工作人员看，他们干脆说：“那不是我们的事，那是打扫厕所 的人干的。”我要借一把帚子，那个人奇异地望着我。我找到了一把帚子打扫厕所，但是只 为我自己。人那么多，那么挤，厕所却那么少，所以需要经常打扫，然而我一个人却干不了 那么多。所以我只能满足于自己蹲得下就算了。而别人呢，似乎根本不觉得脏臭。 然而这还不算。有些代表夜里干脆就在他们房外的走廊上大行方便。第二天早上我指给 义务工作人员看，却没有一个人打扫一下，而且我凝视即使我动手去扫，也没有人愿意分担 这种光荣。以后的情况虽然已大大改进了，但是时至今日，随地自行其是从而损毁了国民大 会党开会场所的那种不用脑子的代表，也还是大有人在，而所有的义务工作人员也还不是愿 意老钉着他们打扫的。 我看如果大会开的时间拖长了，这种情况对于发生传染病倒是十分有利的。 第十四章　文书和听差 离国民大会党开会还有两天。我下定决心要为国民大会党的办事处服务，以便取得一些 经验。我到加尔各答以后，做完了日常的斋戒沐浴，便赶到国民大会党的办事处。 当时巴布・普本德罗纳斯・巴秦和戈沙尔先生是秘书。我去找普本巴布，作毛遂自荐。 他望了我一眼，说道：“我这里没有事，不过戈沙尔巴布①说不定会给你一点儿事情做做， 请你去找他吧。” 　　①巴布（babu），是先生的意思――译注。 于是我去找他。他瞟了我一眼，笑着说：“我只能给你文书工作，你干吗？” “当然，”我说道：“我到这里来什么事都干，只要我干得了。” “这倒是一种应有的精神，小伙子，”他说道。他对着身边的义务工作人员，又加上一 句说：“你们听见这个小伙子讲的话了吗？” 然后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那么，好吧，这里有一大堆信要处理，坐到那张椅子上去 干吧。你明白吗，成千成万的人来看我，叫我怎么办？我是接见他们好呢，还是答复这些源 源不断的来信好呢？我没有可以把这件工作交给他去办的人。这些信件大部分没有什么意 思，不过还得请你看一遍。凡是应当答复的，你就答复好了，凡是需要考虑再答复的，你就 交给我。” 对于这种信任，我感到高兴。 戈沙尔先生给我这个工作的时候，并不知道我是谁。只是到了后来，他才问起我的来历。 我觉得这件工作――处理那一大堆信件――做起来很容易。我很快就处理完了，这使戈 沙尔先生非常高兴。他是一个健谈的人，所以一连谈上好几个钟头。当他了解一点我的历史 的时候，他对于分配给我干文书工作感到相当抱歉。但是我安慰他说：“别多心了，我在你 面前算得了什么呢？你为大会干得头发都白了，而且也是我的长辈。我不过是一个没有经验 的青年。你这样信任我，把这件工作交给我来做，实在使我感激不已。我正想给大会做一点 工作，你给了我难得的机会使我得以了解详细的情况。” “老实告诉你吧，”戈沙尔先生说道：“这正是一种正当的精神。然而今天的青年却不 了解它，当然，从大会诞生的时候起我就了解它的情况。事实上我可以说，大会的成立，除 了得力于休谟先生①之外，我也有一份功劳。” 　　①休膜（Mr．A．O．Hume），英国在印度的一个退休官员，他在英印政府的支持下 倡议于1885年成立国民大会党――译注。 就这样我们便成为好朋友了。他坚持要我和他一起吃中饭。 戈沙尔先生穿衣服常常叫佣人给他扣扣子。我自动担负佣人的职务，而且我喜爱这工 作，因为我对于长辈一直是很敬重的。当他知道这种情况以后，他对我为他所做的一小点个 人的效劳，也就不介意了。其实他倒是高兴的。他叫我给他扣衣服的时候，总是说：“现在 你明白了吧，大会的秘书连扣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了，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戈沙尔先生的 天真使我好笑，但是我并没有因为做那种事情而发生厌恶的心情。我因为做了这件工作所得 到的益处真是无法估计。 不到几天功夫，我便知道了大会的工作。我见到了大部分的领导人。我观察了象戈克利 和苏伦德罗纳斯这些中坚人物的言行。我还注意到大量的时间的浪费。我也看到了英文在我 们的事务中所占的突出位置，当时就觉得不舒服。节省精力的事情，谁也不关心。一个人做 得了的事情，却有好多人在做，而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却根本没有人做。 看到这些事情，我心里实在很不以为然，我心里有足够的仁慈，所以我总以为在那种情 况之下，实在也难以做得好，这就免得我低估了任何工作。 第十五章　在国民大会上 我终于参加了大会。宽大的天幕和穿得庄严大方的义务工作人员，还有那些坐在主席台 上的老前辈，都令我肃然起敬。在这样大规模的集会上，我真不知道何以自处了。 主席致词的讲稿就象一本书。要从头到尾读完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读了几段。 主席讲话以后，便是提案委员会的选举。戈克利带我去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会议。 费罗泽夏爵士自然是同意采纳我的提案，但是我不知道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向提案委员 会提出来。因为每一个提案都有冗长的发言，都用英文，而且总有一些知名之士加以支持。 在那些老手的锣鼓声中，我的提案不过是一种微弱的笛声，随着夜色的来临，我的心跳得更 加厉害了。就我记忆所及，凡是最后提出来的提案，都是匆匆忙忙通过的。大家都急于要 走。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了，我没有勇气起来讲后。我已会过戈克利，他已看过我的提案。 我便凑近他的位子低声向他说：“务请帮忙。”他说：“你的提案一直在我心里。你看他们 是如何草率地通过各种决议的。但是我不会让你的提案轻轻放过。” “那么，我们已经完事了？”费罗泽复・梅赫达爵士问道。 “不，不，还有关于南非的提案呢。甘地先生已经等了好久了。”戈克利叫道。 “你看过他的提案吗？”费罗泽夏爵士问道。 “当然。” “你认为怎样？” “很好。” “那么，提出来吧，甘地。” 我颤抖地宣读了我的提案。 戈克利附议。 “一致通过，”大家叫起来。 “你可以有五分钟讲话的时间，甘地，”华恰先生说道。 这个程序远远不能使我满意。谁都不耐烦去了解这个提案，大家都急于要走，而且因为 戈克利已经看过这个提案了，就以为别的人无需乎去看或者了解了！ 那一天早上我就为我的发言担心。我在五分钟里应该讲些什么？我自己已经作了相当好 的准备，可是一时说不出话来。我原已决定不念讲稿，打算即席讲话，但是我在南非练出来 的讲话才能这时似乎不翼而飞了。 一轮到我提出议案的时候，华恰先生便叫出我的名字。我站起来，我的头发晕。我好歹 把提案念完了。有人刊印并在代表中间散发了他所写的一首歌颂向外国移民的诗。我把这首 诗念出来了，并且谈到了南非移民者的疾苦。正在这个时候，华恰先生按起铃来了。我敢断 定我还没有讲够五分钟。我不知道第一次按铃是警告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曾经听过别人讲 半个钟头或三刻钟的话，却没有人对他们按铃。我感觉受了伤害，一听见铃声便坐下来。但 是我当时稚气地认为，那首诗包含了对费罗泽夏的回答①。决议的通过是不成问题的。当时 大会的来宾和代表们实在没有什么区别；每个人都举起手来，所有的议案也就一致通过了。 我的提案也是这样通过的，所以对我来说，它失掉了一切重要性。不过就大会通过这个提案 这一事实来说，已够使我高兴的了。大会的认可，就等于是全国的认可了，这足以使每一个 人都感觉高兴。 　　①见第十三章第三段。 第十六章　寇松勋爵的朝觐 大会闭幕了，但是为了南非的工作，我还得去见一见商会和各方面的人物，所以我就在 加尔各答住了一个月。这一次不是住旅馆，经过介绍以后，我在印度俱乐部弄到了一个房 间。俱乐部的会员有几个有名的印度人，我希望能和他们接触接触，使他们注意南非的工 作。戈克利常常到这个俱乐部来打台球，他听说我还要在加尔各答住一个时候，便邀请我去 和他住在一起。我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个邀请，但是觉得自己跑去不合适。他等了我一两 天之后，便亲自来接我。他发现我还有点客气便对我说：“甘地，你还得在国内呆下去，这 样客气是不成的。你应当尽可能同人们接触。我希望你给国民大会党工作。” 在我叙述和戈克利相处的情形之前，我想在这里谈一下在印度俱乐部所发生的一件事。 寇松勋爵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举行朝觐。有些应邀前来参加朝觐的王公贵族，都是俱乐部 的会员。我常常看见他们在俱乐部里穿着讲究的孟加拉“拖地”、衬衫和围巾。朝觐的那一 天，他们却穿上“坎沙玛”①的裤子和闪闪发光的皮靴。我觉得很难过，便问其中的一个人 为什么要这样。 　　①khansamas，即招待员。 “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不幸的处境，只有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忍受侮辱，为的是保存我们的 财富和头衔。”他答道。 “可是为什么要穿‘坎沙玛’的服装和光亮的皮靴呢？”我问道。 “你看‘坎沙玛’和我们有什么分别吗？”他答道，接着又说：“他们是我们的‘坎沙 玛’，我们呢，却是寇松勋爵的‘坎沙玛’。如果我不参加朝觐，那我就得自食其果。要是 我穿平时的衣服去朝觐，那就是一种大不敬。你以为我到那里有机会和寇松勋爵谈话吗？根 本不可能！” 我很同情这位直言不讳的朋友。 这使我想起了另一次朝觐。 那是在哈定基勋爵为印度教徒大学奠基的时候而举行的一次朝觐。王公贵族当然都来 了，但是潘迪特・马拉维亚吉特别请我去参加，所以我也就去了。 我觉得难过的是，看见那些王公贵族打扮得象女人一般――穿着丝绸做的长裤和长上 衣，脖子上戴着珠项链，手上戴着镯子，头巾上挂着宝珠和钻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