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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吴起也是史学家
孙开泰 徐 勇
吴起不仅是我国战国前期杰出的政治军事改革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
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位置。对此虽有前人谈及,但是至今尚无专文论述,我们
根据现存的资料,拟对吴起在史学上的事迹和贡献作一探讨,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
指正。
一、吴起在《左传》的编撰成书以及传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左传》一书的作者是谁?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没有得到彻底解
决。本文对此不作专门讨论,仅就吴起与《左传》究竟为何种关系这一问题,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略抒己见。
最早把吴起与《左传》的作者联系起来考察的是姚鼐,他在《左氏补注序》中认为:
“《左氏书》非出一人,累有附益,而由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多。”姚鼐既不排斥左丘
明对于《左传》有“草创之功”,又特别强调《左传》的编撰增补工作主要是由吴起等
人所为。
近人童书业赞同并进一步论证了姚氏的观点,他在
《〈春秋左传〉作者推测》一文中提出了四条论据:
“(一)就本书所表现之生产技术、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政治制度、文化形态等
观察,基本符合春秋时代之现象。知撰作此书必有大量春秋时代史料为依据,作者离春
秋时代当不远。
(二)就本书所反映作者之学识观点而言,其人当为儒家后学,而有少量早期法家
思想,于军事甚感兴趣,似长于兵家之学。
(三)作者似与鲁国有关,故本书记鲁事较详而可信。于列国则扬晋、楚而抑齐、
秦,张大楚国之事尤多,则其人亦必与晋、楚有关,而与楚之关系尤密。于内政,鲁则
尊季氏而抑公室(如仲子事及成季、成风故事皆被隐晦而曲解)。齐则扬陈氏而抑有显
名之齐景公。晋亦扬臣抑君,‘于魏氏事造饰尤甚’。楚乃尊君抑臣,穆王杀父,共王
丧师,灵王骄侈,平王昏庸,昭王失国,皆有奖辞,而大臣若屈瑕、子玉、子反、子重、
囊瓦辈,悉见贬抑。
(四)本书多预言,最晚一事为僖公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僖三
十一年(公元前六二九年)下数三百年为魏惠王后元六年(公元前三二九年),此时正
有子南劲取卫之事(……)余所为预言亦多应验于春秋末至战国前期,然则本书当即在
战国前期大体写定。”
根据以上考证,童书业先生认为姚鼐所说《左传》一书:“‘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
多’似非妄说”①。并且进而得出结论:
“(《左传》)盖吴起及其先师后学陆续写定,惟吴起之功为多耳。”②
①《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②《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以钱穆、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所持观点与姚鼐、童书业不尽相同,他们认为
《左传》成书于吴起而与左丘明无关。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传〈左氏春秋〉考》
中,从《左传》的预言是否应验来看其成书的年代,进而判定《左传》一书出于吴起而
与左丘明没有关系。
郭沫若也主张《左传》成书于吴起,而非左丘明。他在《青铜时代・述吴起》中认
为:
“吴起去魏奔楚而任要职,必已早通其国史;既为儒者而曾仕于鲁,当亦读鲁之
《春秋》;为卫人而久仕于魏,则晋之《乘》亦当为所娴习;然则所谓《左氏春秋》或
《左氏国语》者,可能是吴起就各国史乘加以纂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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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姚氏、童氏与钱氏、郭氏的两种观点,我们认为还是以前者更为中肯、可信一
些。我国古代一部书的形成与今天大不一样,其突出特点是,作者往往不是一个人,而
且在流传过程中又往往有所增补和损佚。考诸先秦古籍,情况大抵如此,《左传》一书
似也不例外。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认为:“左氏成书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①
他的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朴素唯物史观成分,我们在观察和分析《左传》的作者问题时
可以作为参考。姚鼐、童书业等人肯定《左传》不出于一人之手,是经若干人不断增补
而成书的,他们既指出吴起对《左传》的成书作出的贡献最大,又没有否定左丘明对
《左传》的贡献。左丘明在春秋末期为鲁国史官,因其出身贵族世掌史职,语言文字的
素养很高,他具有整理鲁国丰富的历史材料的能力和条件。因此,左丘明很可能是《左
传》一书的草创者,并且将它传授了下来。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说:
“陶潜曰:‘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辞比事之儒’。
乐正子春乃曾子弟子,传孝道,与曾申同学。陶氏谓其传春秋,亦春秋出曾氏,与
吴起有渊源一旁证。”
①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一条。
这里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乐正子春与曾申同学于曾子,乐正子春传春秋,曾申也传
春秋。吴起学于曾申,也传春秋。这样才好理解“春秋出曾氏,与吴起有渊源一旁证”
的话。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刘向《别录》所讲《左传》的传授关系:“左丘明授曾申,
申授吴起”是可信的。因此,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我们有理由认为姚鼐、童书业
对吴起与《左传》的关系的看法是持平之论。而认为《左传》完全作于吴起的观点,则
根据不足。
吴起在《左传》的传授过程中做了承前启后的工作,他大量增补了鲁、三晋和楚的
材料,最后编定成书,并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因而吴起对于《左传》的成书所起的作
用最大,贡献最多。在吴起去世后,《左传》继续流传,又有零星的补充,这就是《左
传》书中出现个别吴起死后事记载的原因。但是应当确认,《左传》的编撰成书,主要
是在吴起手里完成的。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讲,吴起就不愧是一位历史学家。
二、吴起重视历史经验,并具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主、客观条件
吴起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上、军事上有所建树,成为在中国历史上“不会磨灭的人物”
①,是同他重视前人的历史经验分不开的。据载,吴起初到魏国,魏文侯就急于向他求
教治国治军的方略,吴起首先从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的经验教训谈起: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
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②
①郭沫若:《青铜时代・述吴起》。
②《吴子・图国第一》。
随后吴起又进一步劝诫魏文侯要注意吸取古时“圣人”
“行事立功”、“保民业守”的历史经验,他指出:
“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
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①
魏文侯死后,吴起又辅佐其子魏武侯。武侯也多次向吴起请教“治兵、料人、固国
之道”。②吴起仍然采用以古喻今的方法,他对魏武侯说:
“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材,以备
不虞。”③
①②③《吴子・图国第一》。
有一次,魏武侯与大臣们商量国事时,因大家的见解都不如他,退朝后面有喜色。
吴起进谏说:
“昔楚庄王尝谋事,群臣莫能及,退朝而有忧色。申公问曰:‘君有忧色,何也?’
曰:‘寡人闻之,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
而群臣莫及者,楚国其殆矣。’此楚庄王之所忧,而君说之,臣窃惧矣。”①
①《吴子・图国第一》
吴起引经据典,如数家珍,不仅能够根据需要随时随处讲述和评价各种历史事件,
而且还在治国治军的具体实践中,注意学习、效法包括法家前辈和儒家先贤在内的诸子
各派许多思想精华和有用的方略,特别是他在理论上、实践上都继承和发展了春秋时代
著名将领孙武、伍子胥等人的兵家思想。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吴起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在
他所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风格和面貌。虽然关于吴起的事迹,很多今已失传,
但从现存的古籍中,我们还能找到散见的吴起重视历史、注意吸取历史经验的许多具体
言行。
吴起之所以能够熟练地掌握各种历史知识,并且在史学著述上取得重大成就,其原
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条件上看,首先是他能广览博取,注意吸收各家学派的思想,并
且具有良好的儒学基础。吴起青年时代就好学深思,在鲁国时曾师事著名儒家学者曾子
的儿子曾申,学习和掌握了儒家的经典。后来他又辗转魏、楚等国,研究兵法,撰写兵
书,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兵家学者。他还在魏国和楚国推行法治,吸取了不少法家思想。
吴起一生的经历,决定了他身上同时具备各家学派的特征。今本《吴子・图国第一》中
第一句就是:“吴起儒以兵机见魏文侯。”该书后面又记载吴起同魏文侯大谈所谓道、
义、礼、仁“四德”,可见吴起在入魏为将之后,儒家思想的烙印仍然十分明显。吴起
的军事思想中,不仅有法家思想的成分,而且也有儒家思想及其他学派思想的成分,这
种不拘泥于师承门派,对各家学说兼融并包的风度和气质,不能不说是吴起成为史学家
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说苑・建本篇》记载:“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起大讲了一通“《春秋》之
意”、“元年之本”的道理,可知吴起对于《春秋》之学也是有其特长的,否则魏武侯
不会以这样的问题问他,而吴起也讲不出那套大道理来。这是吴起讲授和编撰史籍的又
一有利条件。
吴起一生最主要事业和成就在军事方面,他身经百战,打过许多胜仗。青年时代,
他在鲁国为将,率军打败了强大的齐国,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之后他被谗出走到魏
国,为魏镇守西河,打了许多漂亮仗,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写成了
《吴起兵法》,吴起在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上的建树,对于他大量、生动地描写战争是
一个不可多得的优越条件。
从客观条件上看,首先是吴起一生经历了卫、鲁、魏、楚诸国,而这些国家都有丰
富的历史材料。其中卫国虽然弱小,但文化却始终比较先进。而鲁国的学术风气则更浓,
关于史料的整理有着良好的基础,特别有左丘明初步编撰的《左传》。魏国是三晋之一,
而且在战国初期处于首强地位,由于国家的强盛、经济的发展以及地处中原为天下交通
要冲等等有利条件,文化也十分发达。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汲郡(今河南汲县)
发掘的一座战国魏墓中,发现了大批的竹简即著名的《竹书纪年》,它保存了魏国历史
的大量直接记录。有些学者认为这座古冢就是魏襄王或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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