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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我走到显圣的溶洞前,非常失望。我以为会挤满了人,成千上万的病人到此来解除他们的苦难,放弃他们的绝望。而我眼前出现的,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沉睡的小水坑。

我是为它而来,我要用我的祷告、我的信仰来启动它,我不求回报。

为排队所设的回栏边上,有一排排椅子。

我期望看到一个真正的岩洞,有活水从洞穴深处流出。其实,所谓的溶洞,不过是在教堂底部加固了几块岩石,放了一尊圣母雕像,一个小祭台,还有几束凋谢的花。有一个女人把一栋房子的照片,平贴在光滑的岩壁上,为的是能尽快卖出或者尽早买进。她的左侧,有两个电工蹲在那儿,修理祭台支架上的电缆线,伴随着电钻的嗡嗡声,他们在谈论足球。有水从岩石里渗出,滴落在朝圣者摆在下面的纸张上,融解着他们的心愿。

我在这里,看不到网上张贴的相片里所表现出的那份虔诚,看到的只是漫不经心、毫不经意。人们该怎样对待这块圣地? 一代又一代的朝圣者,抚摸过这块他们心中神圣的岩壁,使其光滑如镜。

我转过身来,看到一名担架员正快步跑着,身上挎着皮质担架带:他是一名正式担架员。我追上他,向他问好。他冲我笑了笑,却没有放慢脚步。他看了一眼我背的布质担架带,对我说:“您能参加,真好。”

他的热情立即感染了我。我调整脚步,跟上他的步伐,朝出口走去:我们应该是去火车站抬病人。

“不用开车去? ”

“有标语牌就够了。”他答道。又有三个背着皮质担架带的人,从问询处出来,加入我们的行列。有的手持扬声筒,有的举着蓝底白字的牌子,上写着:“卢尔德圣母院——护理人员联合会。”

“欢迎您参加。”他们对我说。

我问他们参加什么? “参加护士游行。”

我停下脚步,说不,我是来抬病人的。他们用谴责和遗憾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是个不顾集体利益的自私自利的人。他们耸了耸肩,跨着有节奏的步伐,走出大门。

雨越下越大,我又回到了广场,找到教区分布图,从中查到:圣母院接待处,C3楼,34号。我循着地图穿过一座下面泥浆翻涌的小桥,走到一座现代化的楼前,楼房通体为茶色反光玻璃,圆柱状的电梯突出于墙外,还带有三座侧翼。这里,是朝圣的病人和瘫痪者的住处。天桥下面的玻璃门前,堆满了罩着蓝色篷布的三轮推车,是搬运病人去游泳池的工具。车牌上注明各个捐款机构。我一扇又一扇地挨个儿推着玻璃门,直到最后一扇,敲门声把一个年轻女人从办公室里唤了出来,她返身回去,再出来时,手中多了串钥匙。她很意外地看着身挎担架带的我:“您有什么事吗? ”

“你们有没有病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需要运到游泳池去? ”

“现在关门了,”她面含歉意地微笑道,“从11月中旬到圣枝主日(也叫基督苦难主日,是每年4 月复活节前的最后一个主日。),都不开门。”

我愣愣地看着她。她问我有没有注册。

我说没有。

“注册处还开门。您先去医院问讯处,它在楼房的另一侧,36号。那里有人值班。”

我谢过她,她锁上门。我再次穿过桥,向左转,沿着一排又老又旧、刚刚修复的灰色的建筑物走着,找到了医院问询处。没人,值班人员应该也去参加游行了。门上贴了一张纸条:“担架员培训处:二楼,70室”。我按照医院分布图弄清了方位,转身走进刚才出来的那栋楼的隔壁。门半开着,大厅空无一人,有一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双拐和拐杖,上写着“朝圣者捐”。

电梯把我带上二楼,走出电梯,是一个开阔的白色楼道,灯自动亮了。楼道左侧,是一扇双层玻璃门,上写着“欢迎义工”。门关着,敲了半天,无人回应。楼道另一侧,是间很大的、漆成浅蓝色的展览厅。我走进去,沿着橱窗,一个个地浏览。里面陈列了六十八个公认的、颁有主教证书的神迹,它们是从七千例经医学证明的治愈病人中严格挑选出来,其他病例均被教堂否定,因为它们不合标准。

在墙角,挂着个玻璃镜框,里面注明具体规则:一、损伤或器质性的不治之症;二、有肯定和准确的诊断,具有致命性;三、瞬间彻底治愈。

我看相片,看入选者的简历,还有被淘汰者的资料。这里的病症包罗万象,有常见病,也有罕见病,有几乎绝迹的病,也有现代病。

被显神迹的人的涵盖面也极广:有孩子,有退休老人,有农民、艺术家、公务员、军人、宗教人士、汽车修理工……许多是信徒,有些也不是,还有昏迷患者。大部分都是在游泳池治愈的,也有例外——比如彼尔,他是比利时人。左腿粉碎性骨折,卧床八年。1875年4 月7 日,他所住的佛来米村庄仿建了一座卢尔德岩洞,他拄着双拐前去。突然之间,他的左腿能动了。他不由得跪了下来。第二天,医生发现,坏疽消失了,伤口愈合,骨头也在瞬间修复。几天之后,他又开始在田间做活。

二十三年后去世,生理解剖显示“骨头上有一条旧断痕,断裂时间很久,瞬间接上,左腿骨与右腿骨长度相等”。用铜浇铸的两根胫骨也陈列在橱窗里,边上是它们的主人的那张和善的面孔。

我对神奇“修复”的印象最深刻。通常,骨头或器官会根据需要,先凑和着使用。比如,阿尔卑斯山的猎人米什利,编号63,他的胯骨被癌细胞蚕食了,他的腿与骨盆仅靠皮肉相连。1963年5 月24日,他带着石膏浸在游泳池中,感到大腿关节在重新生长。具体过程,分了几个阶段,正如x 光片所显示的那样:首先,长出了一节骨头让股骨和骨盆相连,像水暖工临时搭的桥,几周之后,这根骨头才长成与体形吻合的胯骨。在这里,似乎神的旨意也要屈从于教堂对神迹在时间上的苛求:先做一些紧急处理,让病患能正常运作,然后,再花费时间来精雕细琢,使其完美。

有时,功能甚至比器官更早恢复。玛丽,编号37,在一次朝圣中眼睛突然复明,可以读报给她的医生听,而失明的原因——双侧视神经乳头萎缩在两个月后才消失。还有45号的弗朗西斯,1938年,在他四岁时忽然复明。为他做检查的医生说不可能,因为他的视神经损坏过度。“你的领带,这里弄脏了。”孩子对他说。

有人甚至被显过两次神迹。像圣贝阿特丽斯修女,1904年8 月31日治好了结核病,第二年,重返此地来感谢主,因她知道感恩,结果近视也治愈了。

“胃口大开。”

我转身,看到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手中拿着洗涤喷雾器。他用一块黄色抹布画着圈地擦洗着橱窗玻璃。

“这些人唯一的共同特点就是,”他在陈列1860年到1875年神迹的橱窗上喷了三下,又接着说,“一旦康复,他们都胃口大开,可以吃上几个小时的牛排和酸菜,甚至那些仅靠静脉输液维持生命、几个月都没进食的病人,也一样。就像身上所有的储存,都在一瞬间耗尽了。”

我点头赞同,这正符合欧文的理论:“信息分子”,成千上万个荷尔蒙分子,作为脑垂体的神经传输元,被输送到病区,去修复其细胞结构。但是,如果这就是神迹的运作原理,那么,为什么并非对所有人都起作用? 洗玻璃的工人耸了耸肩膀:所有人都可以试图攀登珠穆朗玛峰,但并非人人都可以抵达山顶。

“您是第一次? ”他指了指我的担架带问道。

“是啊,但我找不着病人。”

“城里有一家医院,虽然现在并非是朝圣旺季,但是,生病是没有季节的。”

他恭恭敬敬地擦拭着玻璃,退后两步,检查玻璃的透明度,然后,又转身去擦另一个橱窗。

“您知道为何圣贝纳黛特没有同他们在一起? ”他指了指这些相片问道,“她是最早被显圣的,圣母向她显灵十八次,但她从不提要求,一生受尽磨难,换来的是死后尸体不朽。

但这对她没有什么实际好处,而且,对于死后才显的神迹,教堂也不承认。”

我问他本人有没有被显过神迹,他说他从来没有生过病,但身为卢尔德人,他关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我穿过城市,经过我们租的那栋房子,我的同伴们正在里面倒时差。雨停了。在去市中心的途中,我遇到医护人员的游行队伍,他们呼吁提高待遇、要求尊重、增加娱乐。

医院的走廊空旷无人,我穿过每一层走廊,并朝开着的门里张望。我无意选择,只是等待有人会感觉到我的存在,知道我在这儿,我随时为他们准备着。也许,有人会看到我的担架带,要求我帮忙。

“年轻人……”

我转过身,看到一位老先生手扶门框站着,身上的毛衣显得过于肥大,两眼发红,脖子上挂着副眼镜。

“您住在楼下? ”

我走向他,冲他微笑,告诉他我从圣地来。他的手臂,挡着,不让我走进房间。我看到病房里有个小姑娘熟睡着,身上连接着十几台仪器。她的头上,戴着顶塑料帽子,脸非常消瘦,丹凤眼,像个中国女孩。一本卡通画册放在蓝色的床单上,旁边还有一只绒毛虎。

二十五年前的感觉一下子哽住了我的喉咙;我看到自己躺在她的位置上。她的爷爷把我带到饮料售货机前,我问他女孩的姓名。

“尤文肉瘤。她膝盖以下都坏死了,医生要求截肢,她父母不让。做了钴处理治疗,但没效果:她瘫痪了……现在,她已经昏迷十五天了。医生说,没什么指望了。”

他垂下头,又补充了一句:“而且,他们需要病床。”

“她名叫什么? ”

“娣安娜。”

“您们是从远方来的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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