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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全集7 冰心全集第七卷
（１９７９―１９８５年）
卓如编目 录孩子们的真心话――记一位小学教师的谈话（２）
寄语台湾同胞（６）
漫谈关于儿童散文创作（８）
腊八粥（１１）
我的故乡（１３）
三寄小读者（通讯七）（２２）
回忆“五四”（２６）
致赵清阁（３月３日）（３１）
追念黎锦熙教授（３２）
漫谈《小桔灯》的写作经过（３４）
给小朋友介绍几本儿童读物（３６）
从“五四”到“四五”（３９）
写作文要有科学态度――给小朋友们的一封信（４７）
追念闻一多先生（４９）
人民的力量（５３）
纪念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５６）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选》序（５９）
《晚晴集》后记（６２）
三寄小读者 （通讯八）（６４）
创作谈（６７）
给下一代提供精神食粮――读复刊后的《儿童文学》（７０）
致郭风 （６月５日）（７４）
我的童年（７６）
等待（８８）
儿童文学工作者的任务与儿童文学的特点（９１）
谈谈《蚂蚁铺路》和《给鸡打针》（９６）
漫谈“学贯中西”（９９）
读老舍遗著《正红旗下》（１０３）
三寄小读者 （通讯九）（１０７）
上海――南下北上的中心（１１０）
我的热切的希望（１１３）
追念罗莘田先生（１１７）
《张洁小说剧本选》序（１２１）
给国外侨胞的一封贺年信（１２４）
我们的新春献礼――一束散文的鲜花（１２７）
近在眼前的地平线（１３０）
我是怎样被推进儿童文学作家队伍里去的（１３４）
我的祝愿（１３９）
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给台湾同胞的一封信（１４１）
三寄小读者 （通讯十）（１４４）
为的是要记下这几句话（１４７）
致台湾同胞（１４９）
“时代文学丛书”自序（１５１）
呵，团城的珍珠（１５２）
空巢（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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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早走的人（１６４）
我和小读者（１６６）
高歌直下大江东――参谒日本岚山周总理诗碑时作（１７１）
光辉灿烂的虹桥（１７２）
致巴金 （５月８日）（１７５）
一衣带水寄东邻（１７６）
自传（１８０）
《燃灯者》〔马耳他〕安东・布蒂吉格著（１８３）
《关于女人》三版自序（２３４）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２３６）
致赵清阁 （１２月２４日）（２３８）
《闽中现代作家作品选评》序（２４０）
《高士其及其作品选介》序（２４１）
致巴金 （１月２９日）（２４２）
致赵清阁 （２月８日）（２４４）
致葛翠琳 （２月１８日）（２４５）
悼念茅公（２４７）
致上海文艺出版社同志 （３月３１日）（２４９）
致巴金 （４月２日）（２５０）
童年杂忆（２５１）
《记事珠》自序（２６０）
致谢为楫 （５月１８日）（２６２）
献给我们挚爱的宋奶奶――记一个小学生的话（２６３）
致巴金 （６月１０日）（２６６）
我到了北京（２６８）
《吉檀迦利》译者序（２７４）
以有生之年努力奋斗
――在首都文艺界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２７６）
《冰心选集》自序（２７８）
骨肉重欢 普天同庆（２８０）
寄小读者（２８１）
《冰心作品选》序（２８３）
《冰心论创作》序（２８４）
统一祖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２８５）
我和玫瑰花（２８７）
漫谈散文（２９０）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冰心》自序（２９１）
成功的花――给中国国家女排球队员的一封信（２９２）
时刻想到我国未来的主人翁――在全国妇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２９４）
《先知》译本新序（２９６）
致葛翠琳 （１２月１６日）（２９７）
《葛翠琳童话选》序（２９８）
为《接班人》题词（３０１）
《摘颗星星下来》序（３０３）
《绘图儿童成语词典》前言（３０５）
紫竹林怎么样了？（３０６）
《刘淑度金陵治印集》序（３０８）
《儿童文学选刊》序（３０９）
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３１１）
《冰心文集》序（３１３）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３１５）
致李玲修 （２月２５日）（３１７）
教师是建设精神文明的表率（３１８）
致赵清阁 （３月８日）（３２０）
《红楼梦话剧集》序（３２１）
灯光――为《东方少年》创刊而写（３２３）
朝气蓬勃的儿童文学（３２５）
新春寄语（３２６）
我的父母之乡（３２７）
《冰心散文选》自序（３３０）
梦的启发（３３２）
书给了我快乐和益处（３３４）
我的第一篇文章（３３６）
致周达宝 （４月１９日）（３３８）
《梁容若集子》序（３３９）
致谢为楫 （６月１５日）（３４０）
致巴金 （６月３０日）（３４１）
忆昆明――寄春城的小读者（３４２）
《垂柳集》序（３４３）
祖父和灯火管制（３４５）
我喜欢短小精悍的作品――关于《一分钟小说》的一封信（３４７）
不要污染日本子孙万代的心灵（３４８）
致谢为楫 （８月２４日）（３５２）
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３５３）
致吴青（９月９日）（３５５）
《井上靖西域小说选》序（３５７）
为《胶东文学》题词（３６０）
致谢为楫 （９月２７日）（３６１）
致吴青 （１０月４日）（３６３）
致吴青 （１０月８日）（３６５）
致吴青 （１０月１４日）（３６７）
致吴青 （１０月１８日）（３６９）
杨永青和他的儿童画（３７０）
致吴青 （１１月２日）（３７３）
致吴青 （１１月１０日）（３７５）
情发于中――序《泉水淙淙》（３７７）
致吴青 （１２月８日）（３７９）
致吴青 （１２月１５日）（３８０）
致吴青 （１２月２０日）（３８１）
致吴青 （１２月２７日）（３８３）
致谢为楫 （１２月２８日）（３８５）
致吴青 （元月１日）（３８７）
致葛翠琳 （１月１０日）（３８９）
《老舍儿童文学作品选》序（３９０）
致宫玺 （１月１５日）（３９２）
献词（３９３）
《我的故乡》自序（３９４）
《亚洲民间故事》序（３９５）
新春寄语（３９６）
小白鸽捎来的信（３９８）
致吴青 （２月１５日）（３９９）
绿的歌（４０１）
致吴青 （２月２２日）（４０３）
花的云海 友谊的轻舟――我为什么写《樱花赞》（４０５）
致谢为楫 （３月６日）（４０７）
致吴青 （３月７日）（４０８）
致巴金 （３月９日）（４１０）
致周达宝 （３月９日）（４１１）
致吴青 （３月２１日）（４１２）
致巴金 （３月３０日）（４１４）
老舍的散文（４１５）
致谢为楫 （４月４日）（４２１）
我的中学时代（４２２）
我的祝愿――《牵牛花》儿童文学丛刊代发刊词（４２４）
悼念林巧稚大夫（４２６）
“六一”节寄小读者（４３０）
致谢为楫 （５月２２日）（４３４）
《奶奶，我爱你》读后（４３５）
悼念廖公（４３８）
致巴金 （６月２２日）（４４１）
致吴青 （６月２２日）（４４２）
致吴青 （６月２９日）（４４３）
我的感谢（４４４）
一衣带水两千年（４４６）
谈《摇篮丛书》（４４８）
他还在不停地写作（４４９）
《我的乐园》序（４５３）
致谢为楫 （９月１９日）（４５４）
致巴金 （９月２２日）（４５５）
致宫玺 （９月２９日）（４５６）
致臧克家 （１０月２日）（４５７）
我也谈谈翻译（４５８）
在阿拉伯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４６１）
致谢为楫 （１０月２２日）（４６２）
回顾与前瞻――纪念《儿童文学》创刊２０年（４６３）
记八闽篆刻名家周哲文（４６６）
致巴金 （１１月９日）（４６９）
致葛翠琳 （１１月１１日）（４７０）
《爱的甘泉》序（４７１）
《窗外之窗》序（４７３）
致宫玺 （１２月８日）（４７６）
给《小苗》小读者的贺年信（４７７）
集邮爱好者的福音（４７９）
八四书愿（４８１）
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４８３）
致巴金 （１２月３０日）（４８６）
致巴金 （１月３日）（４８８）
致谢为楫 （１月３日）（４８９）
贺叶巴两位（４９１）
致巴金 （１月１６日）（４９４）
致谢为楫 （１月１７日）（４９５）
题目出得好，作文就做得好（４９６）
致臧克家 （１月２７日）（４９９）
火树银花里的回忆（５００）
致巴金 （２月１０日）（５０４）
纪念老舍八十五岁诞辰（５０５）
《自然・生活・哲理》序（５０７）
我家的对联（５０９）
致周达宝 （３月５日）（５１２）
我入了贝满中斋（５１３）
致宫玺 （３月３０日）（５２２）
悼念伯昕同志（５２３）
致谢为楫 （４月９日）（５２５）
“六一”寄语（５２６）
谈《婴幼儿家庭教育》（５２８）
为贝满女中１２０周年校庆题词（５２９）
寄《小学生报》的小读者（５３０）
我的期待（５３２）
明子和咪子（５３５）
致茹志鹃 （５月２９日）（５４０）
致尤廉 （６月１１日）（５４１）
致谢为楫 （６月２５日）（５４２）
花瓶（５４３）
国庆三十五周年感言（５４５）
《国庆三十五周年感言》创作经过（５５０）
使我感动和鼓舞的女排“三连冠”（５５２）
天南地北的花（５５５）
今日上海（５５９）
致谢为楫 （９月１３日）（５６１）
桥（５６２）
愿中国妇女实现更多“零的突破”（５６９）
《葛翠琳幼儿文学选》序（５７０）
致陈恕 （１０月６日）（５７１）
欢呼《民进妇女》出刊（５７３）
致巴金 （１０月１２日）（５７４）
致宫玺 （１０月２１日）（５７５）
美的北京街头（５７６）
关于男人（之一）
一 我的祖父（５８０）
二 我的父亲（５８２）
悼念有吉佐和子（５８６）
致陈恕 （１１月９日）（５８９）
忆烟台（５９０）
致巴金 （１１月１８日）（５９２）
寄家乡小读者（５９３）
致巴金 （１１月２０日）（５９４）
《少年时》序（５９５）
致巴金 （１１月２７日）（５９８）
致葛翠琳 （１１月３０日）（５９９）
致陈恕 （１２月２日）（６００）
致宫玺 （１２月４日）（６０１）
再给《小苗》小读者的信（６０２）
介绍一篇好散文――读叶至诚的《假如我是一个作家》（６０４）
我和“开明”的一段因缘（６０６）
为《华侨世界》创刊号题词（６０９）
致宫玺 （１２月１０日）（６１０）
致陈恕 （１２月１２日）（６１１）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６１２）
致陈恕 （１２月２４日）（６１４）
致臧克家 （１２月２９日）（６１５）
致陈恕 （１月１日）（６１７）
致巴金 （１月１８日）（６１８）
《冰心著译选集》自序（６１９）
致陈祖芬 （１月１９日）（６２１）
我的祝贺（６２２）
意外的收获（６２３）
童年的春节（６２６）
给故乡青年的春节贺词（６２９）
最痛快的两件事（６３０）
致谢宗惠、谢宗'U （２月１６日）（６３２）
《伏枥杂记》序（６３４）
春节忆春联（６３６）
致臧克家 （２月２５日）（６３８）
由春联想到联句（６３９）
关于男人（之二）
三 我的小舅舅（６４２）
我的大学生涯（６４６）
我为什么翻译《先知》和《吉檀迦利》（６５６）
“由岑散文”序（６５８）
从联句又想到集句（６６０）
致葛翠琳 （４月３日）（６６３）
霞（６６４）
致宫玺 （５月４日）（６６６）
写给民进女会友、女教师的一封信（６６７）
关于男人（之三）
四 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６６９）
介绍《今夜月色好》（６７３）
致海外朋友和同胞（６７５）
梁实秋《忆故知》序（６７７）
致王安忆 （６月１９日）（６７９）
《陈伯吹传》序（６８０）
致李小林 （７月１日）（６８１）
致宫玺 （７月６日）（６８２）
致王安忆 （７月１３日）（６８３）
《应当尊敬的人》序（６８４）
致巴金 （７月２２日）（６８５）
致王安忆 （７月２２日）（６８６）
致李 （７月２３日）（６８７）
关于男人（之四）
五 我的表兄们（６８９）
致王安忆 （８月３日）（６９２）
喜悦 期待（６９３）
致肖凤 （８月８日）（６９５）
致巴金 （８月１５日）（６９６）
致编委会同志（８月２４日）（６９７）
为《语文报》题词（６９８）
我注意寻看安忆的作品（６９９）
希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尊师（７０３）
致臧克家 （９月９日）（７０５）
致周达宝 （９月１８日）（７０６）
喜读袁鹰的《秋水》集（７０８）
致巴金 （１０月４日）（７０９）
致赵清阁 （１０月７日）（７１０）
回忆中的金岳老（７１１）
漫谈集句（７１３）
衷心的感谢（７１６）
致巴金 （１１月８日）（７２０）
致宫玺 （１１月１１日）（７２２）
为整治西湖题词（７２３）
我为什么写《樱花赞》（７２４）
喜读萧乾《漫话北京城》（７２５）
我与散文（７２７）
一股“黄山的人字瀑”
――推荐《经济和人》（７２９）
读了《北京城杂忆》（７３１）
致巴金 （１２月２９日）（７３４）
致陈慧瑛 （１２月２９日）（７３５）
１９７９年
孩子们的真心
――记一位小学教师的谈话
“×老，新年好！我一早就来，一来是给您拜年，二来是谢谢您替我搞的那本
《天安门诗抄》，这本《诗抄》太难买了，您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您说得对，只要是从心底掏出来的真心话，是爱是恨，都能感动人。您看这
些‘诗人’，一不为稿费，二不为扬名，更没有想到要当诗人。他们心里有的是对
周总理的无比热爱，对‘四人帮’的切齿痛恨。他们眼看着毒雾妖云遮住了四个现
代化的道路，他们悲愤的心声就汇成了一阵惊雷，轰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老，其实除了天安门广场上贴出来的诗文之外，也还有许多没有贴出来的
小文章，比如说小孩子写的，甚至也不是给人看的，他只是记下了他在天安门广场
上的一点感想。但是这小小的一闪的感想，也是亿万人民的愿望和决心的一个小小
的组成部分。周总理这位人民的愿望、要求、意志和美好的品格的化身，是怎样地
引领和鼓舞我们向着光明宽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前进呵！
“昨天晚上，有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来看我。一九七六年，他在小学四年级
的时候，我是他们的语文教师。那时我叫他们每天交一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儿
歌，我当然知道那是很难做到的事，但我有什么办法呢？‘上面’是这样命令的呵！
可是孩子们也聪明得很，他们知道我是在应付，他们也就会应付。他们从报刊上抄，
或是彼此对抄，每天交上卷子来，我们互相会心地一笑，这一天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昨晚，他给我拿来了一张纸，笑嘻嘻地说：老师，今天我在清理废纸的时候，发现
我在那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儿歌的末一页空白上，记下了一九七六年一月中旬
的一个晚上、跟妈妈去到天安门广场的一段感想。您看，这是我在一整本的假话、
谎话之后，写下来的一段真心话，我就留下来送给您。
“这段小文章是这样写的：
我好容易从爸爸那里承继了他的那辆旧自行车，而他的那辆新车却又被人偷走
了，而这辆新车还是在办公楼外面锁着的！他就又把给我的车，要了回去！
我们的宿舍是在四层楼上，妈妈每天下班，就把她的车搬到四层楼上的过道里
放着。我要把爸爸的那辆旧车搬上楼来，爸爸丧气地说：算了，谁要那辆破车呢？
但是这辆在楼下锁着的破车的铃儿，还是被人偷走了！这是什么世界！我对于周围
的人，都不信任了！我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这两天，妈妈每天一下班，就要到天安门广场去，我总是要求跟她一起去，今
天，她答应我了。我下课后推着爸爸那辆破车回家，妈妈已经扶着自行车把，站在
宿舍楼下等我了。她看见了我，一面跨上车去，一面生着气说：你为什么这么晚才
回来？我也一面跨上车去一面忍着气说：我还不是在学校里写那讨厌的墙报！妈妈
大概也没有听见我说的是什么，她只飞快地骑到前面去了。
我急忙地紧紧跟上，冰冷的北风，从背后吹来，尖刀似的在割着我的脖子！我
把棉猴上的帽子拉上去，这时已到了天安门广场。花圈和人，都多得看不见边，路
边上整齐排列着的自行车，也是看不见边。妈妈急急忙忙地把自行车往车的行列头
上一放，就急急忙忙地往前走了。我连忙追上去，喊：妈妈，等一会儿，我们的车
还没锁上呢？妈妈头也不回，只说了一句：来悼念总理的人，是不会偷车的！
我只好跑了上去，紧紧拉着她棉大衣上的腰带，挤到人群里去。在人山人海之
中，我觉得暖和多了，但是我的心里总是惦着那两辆没有锁上的车。我抬头看着妈
妈的充满了信心的脸，再看我们的周围，也都是充满了信心的脸。他们对妈妈多么
好呵，就像亲姐妹、老朋友一样。妈妈抄诗的本子使完了，就有一只手从后面递几
张纸来，妈妈只道了一声谢，也没有回头去望她一眼。天色更黑了，一位老奶奶还
往妈妈的纸上打着手电。一位解放军叔叔还替妈妈大声念着栏杆上挂着的诗上的小
字！真是，在悼念周总理的心情里，大家的心都紧紧地连在一起了，他们相爱相助，
他们怎么会偷车呢？他们都是好人，我们这世界是多么美好呵！
回来的时候，我们在整整齐齐的自行车行列中，找到了自己的车，我心里的一
块大石头落了地。现在妈妈不那么赶忙了，只是慢慢地沉思地蹬着车走。月光下，
迎面的北风吹得更加尖厉了，而我的脸上和心里却是热烘烘的！我紧紧地跟在妈妈
后面，充满信心地走上周总理引导并鼓舞我们走的光明宽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的大道！
“×老，您喜欢这篇小文章，就留下来细看吧。又有客人来了，我该走了。我
再说一遍新年好，谢谢您，再见！”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
寄语台湾同胞
亲爱的台湾同胞们：
当我读到今天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告台湾同胞书的时候，一阵
兴奋快乐之感，涌上了我的心头！我知道我的许许多多的台湾朋友们的欢乐的心弦，
也会和我的一起合拍地颤动。
台湾回归祖国，在我们两地广大人民的心里，本已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
中美建交这股强劲的东风，又最后驱散了重重的烟雾，使得三十年来隔海相望，望
眼欲穿的弟兄姐妹们，终于可以重新携起手来了，我们两地亿万人民的希望终于实
现了，以后就只看我们的实际行动了。
这些年来，我们不但寄希望于台湾的一千七百万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
因为台湾当局和我们人民政府一样，也是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一贯坚决反对
台湾独立的。这个正确的立场，就是我们合作的一个最坚固的基础。有了这个同一
的基础，我们亲人骨肉之间，在一切障碍都清除了之后，还有什么问题是不能彼此
协商和共同讨论的呢？
人民政府已经命令我们的海军从今天起，对金门等岛屿停止炮击，从而结束了
我们军事对峙的状态。我深切地希望我们台湾同胞和我们一起，努力促进台湾对祖
国的通航通邮，使得我们双方可以尽快地互通消息，互相探访，从而增进我们的贸
易，以及科技、教育、文化的畅通无阻的交流。在台湾，我有许多的朋友和同学，
多年隔绝，想望已深，每逢读到《诗经・蒹葭》文章，就是：“蒹葭苍苍，白露为
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几句，
我往往一唱三叹，不能自已！现在，通往台湾这个在“水中央”的祖国宝岛的道路，
已不是道阻且长，而我的“所谓伊人”的朋友们，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相见
不远，只在于我们的努力！我有说不尽的离情别绪，以及许许多多关于我们伟大的
祖国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想对你们倾吐，我的在台湾的朋友们、同胞们，让我们
大家都为这伟大的合作尽上最大的力量吧！话短情长，今天先讲到这里，祝你们身
体健康，新年快乐！
漫谈关于儿童散文创作
《少年文艺》编辑部一直让我写《关于儿童散文创作》的文章，我却一直觉得
写不出什么。因为我已经写过《关于散文》这个题目（见去年出版的《小桔灯》），
我所能说的也就是这些了。至于儿童散文，当然就是写给儿童看的散文，要注意到
儿童的特点，这似乎也是大家知道的事情了。我总感到：讲解一件事物，不能光是
空洞地、抽象地讲。没有实物做个“例子”（这里我避免用“样板”或“榜样”这
样的名词，因为它们都有“典型”的嫌疑），讲的人就讲不出其所以然，听的人也
摸不着边际，特别是关于创作，不能不具体地谈些创作经过，至于主题是否挑选得
好，素材的剪裁、取舍是否简练，只能有待于读者的评定了。
前些日子，我曾为《北京日报》的副刊《广场》写了一篇《孩子们的真心话》。
趁着我记忆犹新，我不妨把这篇东西的素材和我的构思经过，对大家谈一谈。
首先，我认为给儿童写作，对象虽小，而意义却不小，因为，儿童是大树的幼
芽，为儿童服务的作品，必须激发他们高尚美好的情操，而描写的又必须是他们的
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关心，而能够理解、接受的事情。所以我极其喜欢法国作家都德
的那篇《最后一课》，他写得入情入理，看了使人感激奋发，永远不会忘记！
“四五”运动是声震天地、气壮山河的一次伟大运动，这伟大运动中的各个侧
面，都有许许多多的作者们用各种不同的文学形式来抒写过了。不但现在有许多好
作品（《于无声处》这个话剧，就是一例）产生，将来仍然不断地会有许多好作品，
由此产生。
在周总理逝世后的几天里，我只参加了向总理遗体告别的仪式和人民大会堂的
追悼总理的大会，我并没有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但是家里的年轻人和孩子们，几乎
是每天都去。一个孩子回到家来，感动而兴奋地说：“天安门广场上，停着千千万
万辆没有锁上的自行车，居然没有人偷，这真是奇迹。总理把人心都变好了！”他
这话是有感而言的。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法纪荡然，偷车还算是违法乱纪中
的一件小事！但是孩子们对于这种“小”坏事，是常常遇到、听到，而痛心疾首的！
因为看到千千万万没有锁上的自行车，居然没有被偷，他由惊讶，而安慰而喜悦，
而有了希望，认为有了像总理这样一位顶天立地、正大光明的人物在上面指引，我
们的“人心”会“变好”的，我们社会的前途是美好光明的。
事过两年了，而这孩子的几句话，总在我的脑子里回旋。
新年前，《北京日报》副刊的一位编辑来看我，要我给《广场》写一篇纪念周
总理逝世三周年的短文。但是纪念总理的好文章太多了，关于总理的感人事迹也太
多了，在我答应她的时候，对于我要写什么，还一点没有把握。只在元旦那一天，
和一位朋友谈到《天安门诗抄》，引起我“灵机一动”。我就把一些事实串连起来，
写成了这一篇。至于素材方面：元旦那天许多朋友来贺年，这是事实；我替朋友搞
一本《天安门诗抄》，也是事实；那个孩子曾写过抄过许多“反击右倾翻案风”的
儿歌，也是事实，但是他不是写了一本，而是写了三本！同时，丢了新自行车的不
是他的爸爸，而是我的一位朋友（虽然他好好的新车上曾丢了一只铃儿）；那一次
带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的，不是他的妈妈，而是他的姨妈。我让他爸爸丢了车，妈妈
带他去，只为的是使这气氛更“紧凑”，更“亲切”一些。
这种以当事人或一个第三者，来叙述一段完整故事的写法，我从前也做过。三
十年代，我写过《冬儿姑娘》（见《冰心小说散文集》），七十年代，我写过《益
西曲珍的话》（发表在《北京少年》），和《乌兰托娅的话》（发表在《天津文艺》）。
古人有诗云，“鸳鸯绣罢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我绣的既不是光采夺目
的鸳鸯，我手里的针，更不是一枚“金”针！但我确是把我的针法讲了出来。因为
别人的文章，无论多好，我也是只能欣赏，不能替他来讲创作经过的。一九七九年
一月八日
腊八粥
从我能记事的日子起，我就记得每年农历十二月初八，母亲给我们煮腊八粥。
这腊八粥是用糯米、红糖和十八种干果掺在一起煮成的。
干果里大的有红枣、桂圆、核桃、白果、杏仁、栗子、花生、葡萄干等等，小
的有各种豆子和芝麻之类，吃起来十分香甜可口。母亲每年都是煮一大锅，不但合
家大小都吃到了，有多的还分送给邻居和亲友。
母亲说：这腊八粥本来是佛教寺煮来供佛的――十八种干果象征着十八罗汉，
后来这风俗便在民间通行，因为借此机会，清理厨柜，把这些剩余杂果，煮给孩子
吃，也是节约的好办法。最后，她叹一口气说：“我的母亲是腊八这一天逝世的，
那时我只有十四岁。我伏在她身上痛哭之后，赶忙到厨房去给父亲和哥哥做早饭，
还看见灶上摆着一小锅她昨天煮好的腊八粥，现在我每年还煮这腊八粥，不是为了
供佛，而是为了纪念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一九三○年一月七日逝世的，正巧那天也是农历腊八！那时我已有
了自己的家，为了纪念我的母亲，我也每年在这一天煮腊八粥。虽然我凑不上十八
种干果，但是孩子们也还是爱吃的。抗战后南北迁徙，有时还在国外，尤其是最近
的十年，我们几乎连个“家”都没有，也就把“腊八”这个日子淡忘了。
今年“腊八”这一天早晨，我偶然看见我的第三代几个孩子，围在桌旁边，在
洗红枣，剥花生，看见我来了，都抬起头来说：“姥姥，以后我们每年还煮腊八粥
吃吧！妈妈说这腊八粥可好吃啦。您从前是每年都煮的。”我笑了，心想这些孩子
们真馋。我说：“那是你妈妈们小时候的事情了。在抗战的时候，难得吃到一点甜
食，吃腊八粥就成了大典。现在为什么还找这个麻烦？”
他们彼此对看了一下，低下头去，一个孩子轻轻地说：
“妈妈和姨妈说，您母亲为了纪念她的母亲，就每年煮腊八粥，您为了纪念您
的母亲，也每年煮腊八粥。现在我们为了纪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周爷爷，我们也
要每年煮腊八粥！这些红枣、花生、栗子和我们能凑来的各种豆子，不是代表十八
罗汉，而是象征着我们这一代准备走上各条战线的中国少年，大家紧紧地、融洽地、
甜甜蜜蜜地团结在一起 ”他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张叠得很平整的小日历纸，在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的下面，印着“农历乙卯年十二月八日”字样。他把这张小纸
送到我眼前说：“您看，这是妈妈保留下来的。周爷爷的忌辰，就是腊八！”
我没有说什么，只泫然地低下头去，和他们一同剥起花生来。一九七九年二月
三日凌晨
我的故乡
我生于一九○○年十月五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七个月后我就离开
了故乡――福建福州。但福州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
乡。我从父母亲口里听到的极其琐碎而又极其亲切动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为背景
的。
我母亲说：我出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这所祖父租来的房子里，住着我们的
大家庭，院里有一个池子，那时福州常发大水，水大的时候，池子里的金鱼都游到
我们的屋里来。
我的祖父谢子修（銮恩）老先生，是个教书匠，在城内的道南祠授徒为业。他
是我们谢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我记得在我十一岁那年（一九一一年），从山东
烟台回到福州的时候，在祖父的书架上，看到薄薄的一本套红印的家谱。第一位祖
先是昌武公，以下是顺云公、以达公，然后就是我的祖父。上面仿佛还讲我们谢家
是从江西迁来的，是晋朝谢安的后裔。但是在一个清静的冬夜，祖父和我独对的时
候，他忽然摸着我的头说：“你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
要好好地读呵。”说到这里，他就源源本本地讲起了我们贫寒的家世！原来我的曾
祖父以达公，是福建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
缝。
这和我们现在遍布全球的第一代华人一样，都是为祖国的天灾人祸所迫，飘洋
过海，靠着不用资本的三把刀，剪刀（成衣业）、厨刀（饭馆业）、剃刀（理发业）
起家的，不过我的曾祖父还没有逃得那么远！
那时做裁缝的是一年三节，即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才可以到人家去要帐。
这一年的春节，曾祖父到人家要钱的时候，因为不认得字，被人家赖了帐，他两手
空空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会，就
含泪走了出去，半天没有进来。曾祖父出去看时，原来她已在墙角的树上自缢了！
他连忙把她解救了下来，两人抱头大哭；这一对年轻的农民，在寒风中跪下对天立
誓：将来如蒙天赐一个儿子，拚死拚活，也要让他读书识字，好替父亲记帐、要帐。
但是从那以后我的曾祖母却一连生了四个女儿，第五胎才来了一个男的，还是难产。
这个难得出生的男孩，就是我的祖父谢子修先生，乳名“大德”的。
这段故事，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的感触也极大！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
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们就都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
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的。我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
的农民裁缝的后代。曾祖父的四个女儿，我的祖姑母们，仅仅因为她们是女孩子，
就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当我把这段意外的故事，告诉我的一个堂哥哥的时候，
他却很不高兴地问我是听谁说的？当我告诉他这是祖父亲口对我讲的时候，他半天
不言语，过了一会才悄悄地吩咐我，不要把这段故事再讲给别人听。当下，我对他
的“忘本”和“轻农”就感到极大的不满！从那时起，我就不再遵守我们谢家写籍
贯的习惯。我写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贯，不再是祖父“进学”地点的“福建闽侯”，
而是“福建长乐”，以此来表示我的不同意见！
我这一辈子，到今日为止，在福州不过前后呆了两年多，更不用说长乐县的横
岭乡了。但是我记得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岭乡有
几位父老，来邀我的父亲回去一趟。他们说横岭乡小，总是受人欺侮，如今族里出
了一个军官，应该带几个兵勇回去夸耀夸耀。父亲恭敬地说：他可以回去祭祖，但
是他没有兵，也不可能带兵去。
我还记得父老们送给父亲一个红纸包的见面礼，那是一百个银角子，合起值十
个银元。父亲把这一个红纸包退回了，只跟父老们到横岭乡去祭了祖。一九二○年
前后，我在北京《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小说，就讲的是这个故事。
现在这张剪报也找不到了。
从祖父和父亲的谈话里，我得知横岭乡是极其穷苦的。农民世世代代在田地上
辛勤劳动，过着蒙昧贫困的生活，只有被卖去当“戏子”，才能逃出本土。当我看
到那包由一百个银角子凑成的“见面礼”时，我联想到我所熟悉的山东烟台东山金
钩寨的穷苦农民来，我心里涌上了一股说不出来难过的滋味！
我很爱我的祖父，他也特别的爱我，一来因为我不常在家，二来因为我虽然常
去看书，却从来没有翻乱他的书籍，看完了也完整地放回原处。一九一一年我回到
福州的时候，我是时刻围绕在他的身边转的。那时我们的家是住在“福州城内南后
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这个住址，现在我写起来还非常地熟悉、亲切，因为
自从我会写字起，我的父母亲就时常督促我给祖父写信，信封也要我自己写。这所
房子很大，住着我们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们这一房，就住在大厅堂的两边，
我们这边的前后房，住着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人和满屋满
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我所看过的书，给我的印
象最深的是清袁枚（子才）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还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纾（琴南）
老先生翻译的线装的法国名著《茶花女遗事》。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
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
我们这所房子，有好几个院子，但它不像北方的“四合院”的院子，只是在一
排或一进屋子的前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天井”，每个“天井”里都有一口井，这
几乎是福州房子的特点。这所大房里，除了住人的以外，就是客室和书房。几乎所
有的厅堂和客室、书房的柱子上墙壁上都贴着或挂着书画。正房大厅的柱子上有红
纸写的很长的对联，我只记得上联的末一句，是“江左风流推谢傅”，这又是对晋
朝谢太傅攀龙附凤之作，我就不屑于记它！但这些挂幅中的确有许多很好很值得记
忆的，如我的伯叔父母居住的东院厅堂的楹联，就是：风光月霁襟怀
又如西院客室楼上有祖父自己写的：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弗为
这两副对联，对我的思想教育极深。祖父自己写的横幅，更是到处都有。我只
记得有在道南祠种花诗中的两句：
红紫青蓝白绿黄
在西院紫藤书屋的过道里还有我的外叔祖父杨维宝（颂岩）老先生送给我祖父
的一副对联是：
知君身是后凋松
那几个字写得既圆润又有力！我很喜欢这一副对子，因为“不羁马”夸奖了他
的侄婿，我的父亲，“后凋松”就称赞了他的老友，我的祖父！
从“不羁马”应当说到我的父亲谢葆璋（镜如）了。他是我祖父的第三个儿子。
我的两个伯父，都继承了我祖父的职业，做了教书匠。在我父亲十七岁那年，正好
祖父的朋友严复（幼陵）老先生，回到福州来招海军学生，他看见了我的父亲，认
为这个青年可以“投笔从戎”，就给我父亲出了一道诗题，是“月到中秋分外明”，
还有一道八股的破题。父亲都做出来了。在一个穷教书匠的家里，能够有一个孩子
去当“兵”领饷，也还是一件好事，于是我的父亲就穿上一件用伯父们的两件长衫
和半斤棉花缝成的棉袍，跟着严老先生到天津紫竹林的水师学堂，去当了一名驾驶
生。
父亲大概没有在英国留过学，但是作为一名巡洋舰上的青年军官，他到过好几
个国家，如英国、日本。我记得他曾气愤地对我们说：“那时堂堂一个中国，竟连
一首国歌都没有！
我们到英国去接收我们中国购买的军舰，在举行接收典礼仪式时，他们竟奏一
首《妈妈好糊涂》的民歌调子，作为中国的国歌，你看！”
甲午中日海战之役，父亲是“威远”舰上的枪炮二副，参加了海战。这艘军舰
后来在威海卫被击沉了。父亲泅到刘公岛，从那里又回到了福州。
我的母亲常常对我谈到那一段忧心如焚的生活。我的母亲杨福慈，十四岁时她
的父母就相继去世，跟着她的叔父颂岩先生过活，十九岁嫁到了谢家。她的婚姻是
在她九岁时由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做诗谈文时说定的。结婚后小夫妻感情极好，因为
我父亲长期在海上生活，“会少离多”，因此他们通信很勤，唱和的诗也不少。我
只记得父亲写的一首七绝中的三句：此身何事学牵牛，燕山闽海遥相隔，
会少离多不自由。
甲午海战爆发后，因为海军里福州人很多，阵亡的也不少，因此我们住的这条
街上，今天是这家糊上了白纸的门联，明天又是那家糊上白纸门联。母亲感到这副
白纸门联，总有一天会糊到我们家的门上！她悄悄地买了一盒鸦片烟膏，藏在身上，
准备一旦得到父亲阵亡的消息，她就服毒自尽。祖父看到了母亲沉默而悲哀的神情，
就让我的两个堂姐姐，日夜守在母亲身旁。家里有人还到庙里去替我母亲求签，签
上的话是：堂中寂寞恐难堪，若要重欢，
除是一轮月上。
母亲半信半疑地把签纸收了起来。过了些日子，果然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
听到有人敲门，母亲急忙去开门时，月光下看见了辗转归来的父亲！母亲说：“那
时你父亲的脸，才有两个指头那么宽！”
从那时起，这一对年轻夫妻，在会少离多的六七年之后，才厮守了几个月。那
时母亲和她的三个妯娌，每人十天替大家庭轮流做饭，父亲便帮母亲劈柴、生火、
打水，做个下手。
不久，海军名宿萨鼎铭（镇冰）将军，就来了一封电报，把我父亲召出去了。
一九一二年，我在福州时期，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
校生活。头几天我还很不惯，偷偷地流过许久眼泪，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怕大家庭里那些本来就不赞成女孩子上学的长辈们，会出来劝我辍学！但我很快地
就交上了许多要好的同学。至今我还能顺老师上班点名的次序，背诵出十几个同学
的名字。福州女师的地址，是在城内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旧家第宅，我记得我们
课堂边有一个小池子，池边种着芭蕉。学校里还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还有一道
石桥，连接在两处亭馆之间。我们的校长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之一的方声洞先生
的姐姐方君瑛女士。我们的作文老师是林步瀛先生。在我快离开女师的时候，还来
了一位教体操的日本女教师，姓石井的，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在这所学校只读
了三个学期，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赞侯），又来了一封电报，把父
亲召出去了。不久，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
我对于故乡的回忆，只能写到这里，十几年来，我还没有这样地畅快挥写过！
我的回忆像初融的春水，涌溢奔流。十几年来，睡眠也少了，“晓枕心气清”，这
些回忆总是使人欢喜而又惆怅地在我心头反复涌现。这一幕一幕的图画或文字，都
是我的弟弟们没有看过或听过的，即使他们看过听过，他们也不会记得懂得的，更
不用说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了。我有时想如果不把这些写记下来，将来这些图文就会
和我的刻着印象的头脑一起消失。这是否可惜呢？但我同时又想，这些都是关于个
人的东西，不留下或被忘却也许更好。这两种想法在我心里矛盾了许多年。
一九三六年冬，我在英国的伦敦，应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Ｖｉｒｇ
ｉｎｉａＷｏｏｌｆ）之约，到她家喝茶。我们从伦敦的雾，中国和英国的小说、
诗歌，一直谈到当时英国的英王退位和中国的西安事变。她忽然对我说：“你应该
写一本自传。”我摇头笑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写自传的风习，而且关于我自己也
没有什么可写的。”她说：“我倒不是要你写自己，而是要你把自己作为线索，把
当地的一些社会现象贯穿起来，即使是关于个人的一些事情，也可作为后人参考的
史料。”我当时没有说什么，谈锋又转到别处去了。
事情过去四十三年了，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她的话也有些道理。“思想再解放
一点”，我就把这些在我脑子里反复呈现的图画和文字，奔放自由地写在纸上。
记得在半个世纪之前，在我写《往事》（之一）的时候，曾在上面写过这么几
句话：将这些往事移在白纸上罢――再回忆时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这几句话，现在还是可以应用的。把这些图画和文字，移在白纸上之后，我心
里的确轻松多了！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１日
三寄小读者通讯七
亲爱的小朋友：
去年十二月中旬，我得到美国威尔斯利大学（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Ｃｏｌ－ｌ
ｅｇｅ）的一封信，是一位中文系的助教写来的。她说：她将带领一个访问团来到
北京，她们希望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见到一位校友。她还客气地说：为了有助于她
们对今日中国的了解，团员们都极其兴奋地企待着这一次会见。
小朋友，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就是我早年在美国留学时，上的那所大学。它是只
收女生的，二十年代时约有两三千个学生，都住在校园里。我是个研究生，本来可
以住在校外，但我是“外国人”，在美国没有家或亲戚，因此也就让我住在校内。
我很爱这个校园，回国后，我常常想起它，梦见它，它的旁边有一个波光滟滟的慰
冰湖，湖畔的校舍里住着我的好老师、好同学。近几年来它又和美国著名的工科大
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科班或理科班，联合上课，而且成立了一个中文系。这都是
半世纪以前想象不到的！
今年一月二十三日的下午，我在北京友谊宾馆和我的美国同学会见了！
我怀着企待和兴奋的心情，进入了会客厅。我看见坐成一大圆圈的几十个美国
姑娘，她们穿的不是细褶裙子，而是长裤；不同颜色的头发，梳的不是髻儿，而是
有的披散着，有的剪得比较短，这不是半个世纪以前我所熟悉的装束，但是那热情
的笑脸和兴奋的目光，不是和我以前在校园里所遇见的一模一样吗？
我不禁像重逢久别的旧友那样，伸出手去，叫了出来：
“好呀！姑娘们，慰冰湖怎么样了？”
在这一声招呼下，顿时满屋子活跃起来了，我的矜持和她们的腼腆，一下子都
消失了！这些大学生都是二十上下年纪，最大的就是那位中文系的助教，和我到美
国那年的岁数一样――二十三岁。其中还有一个学生，是今天在北京过她的十八岁
生日的！
我们的谈话是热闹而杂乱的。我问起我的老师们，这些学生是已经不认识了或
者只听到那些名字。我住过的宿舍，除了闭璧楼还在（一个学生高兴地叫：“我就
住在那里！”），而娜安辟迦楼，这所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曾经描写过的那座楼，
早已拆了重建了。只有慰冰湖还是波光荡漾地偎倚在校园的旁边。
她们争着告诉我：她们已经参观过故宫博物院，游览过颐和园了。她们登上那
巍峨的万里长城，还都登上了最高的烽火台。
从万里长城，我们谈到了中国四千年的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谈到了今日的中国，
中国的九亿人民，谈到了已故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谈到了今日中国的党中央。她们
知道得最多的，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她们又谈到她们大学近几年来才成立的中文系，系里有中国的和美国的教授，
读的是茅盾，老舍，巴金和曹禺几位作家的著作。我告诉她们，茅盾、巴金和曹禺
都还健在，而且都在继续写作，她们又惊喜地欢呼了起来。
最后，我们的谈锋，自然而然地集中到中美人民的友谊上，她们都认为中国和
美国这两个太平洋两岸最古和最新的伟大民族，携起手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
一定会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作出极大的贡献！
这正是我心里的话！我说：“我年纪大了，我也要为这伟大的事业，尽上我自
己的力量。但你们是初升的太阳，将来的世界是属于你们美国和中国以及世界上的
青少年的。你们有责任把这个世界建设得和平而美好。”
我知道她们在傍晚还要到友谊商店去买些纪念品，也要去吃一顿北京的烤鸭，
在祝愿她们有一个快乐的夜晚之后，我就站起来和她们道别。她们依依不舍地留我
和她们合照了几张相片，又把我送到宾馆门口。
回家的路上，我向天仰首，感到天空也高旷得多了，广阔的马路两旁排列整齐
的看不到头的杨树枝头，虽然还没有叶子，但已在回黄转绿。我闻到了浓郁的春天
气息！
小朋友，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宝贵的，我们要珍爱它，培育它，促进它。你
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主人翁，你们要和美国的青少年，日本的青少年，和欧洲、非洲、
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各国的青少年团结起来，把我们老一辈人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
所做的努力，继续和发展下去。
情长纸短，不尽欲言，祝你们三好！
你们的朋友冰心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回忆“五四”
五四运动，说起来整整六十年了，光阴过得多快！当“五四”时期，自己还很
年轻的时候，幻想六十年之后，自己一定不在了，但中国的前途，一定是想象不到
地美好与光明。
现在这个幻想的年代，已来到眼前，我这个从小多病之身，居然还健在，我们
的祖国也已经从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我们
在“五四”时期所梦寐以求的科学与民主，却在建国后的十几年中，被万恶的林彪
和“四人帮”搞得漆黑一团！我的悲愤的心情，决不是“感慨系之”这四个字所能
表达的 好在这十几年中，我们都经受了考验，增长了见识，“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我们只有牢牢记住这创巨痛深的教训，和全国各族人民在一起，在党的领导
下，在自己的岗位上，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给科学与民主铺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话说回来吧，当时十九岁的我，一九一九年在北京确曾参加过五四运动，但即
使在本校我也不是一个骨干分子。那时我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一年级的学生，
学生自治会的“文书”。在五四运动的前几天，我就已经请了事假住在东交民巷的
德国医院，陪着我的动了耳部手术的二弟，“五四”
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来给我们送东西，告诉我说街上有好几百个学生，
打着纸旗在游行，嘴里喊着口号，要进到东交民巷来，被外国警察拦住了，路旁看
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黄昏时候又有一位亲戚来了，兴奋地告诉我说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
阀政府和日本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在天安门聚集起浩大的游行队伍，在街上呼口号
撒传单，最后涌到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我听
了又是兴奋又是愤慨，她走了之后，我的心还在激昂地跳，窗外刮着强劲的春风，
槐花的浓香熏得我头痛！
我对于蚕食鲸吞我国的那些帝国主义列强早就切齿痛恨了，尤其是日本帝国主
义。我的父亲在我刚会记事的年纪，就常常愤慨地对我讲过：“你知道我们为什么
要住到烟台来吗？
因为它是我国北方的唯一港口了！如今，青岛是德国的，威海卫是英国的，大
连是日本的，只有烟台是我们可以训练海军军官和兵士的地方了！”父亲在年轻时
曾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提起日本帝国主义时，他尤其愤激。我记得当一九一五年，
日本军国政府向正想称帝的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那时我还是中学一年
级的学生，我和贝满女子中学的同学们列队到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去
交爱国捐，我们的领队中，就有李德全同学，那时她是四年级生，她也上台去对大
家演讲。那天，社稷坛四围是人山人海，我是第一次看到那样悲壮伟大的场面），
在父亲的书房里，就挂上一幅白纸，是当时印行的以岳武穆（飞）字迹摘排出来的，
“五月七日之事”，就是纪念那一年的国耻的。
“五四”这一夜，我兴奋得合不上眼，第二天就同二弟从医院回家去了。到学
校一看，学生自治会里完全变了样，大家都不上课了，都站在院子里面红耳赤地大
声谈论，同时也紧张地投入了工作。我们的学生会是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之一员，我
也就参加了联合会的宣传股。出席女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都是些高班
的同学，我们只做些文字宣传，鼓动罢课罢市，或对市民演讲。为了抵制日货，我
们还制造些日用品如文具之类，或绣些手绢去卖。协和女大是个教会学校，一向对
于当前政治潮流，不闻不问，而这次波澜壮阔的爱国力量，终于冲进了这个校园，
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学界联合会代表们开会的场所了。同学们个个兴奋紧张，
一听见什么紧急消息，就纷纷丢下书本涌出课堂，谁也阻挡不住。我们三五成群地
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沿门沿户地进入商店，对着怀疑而又热情的脸，劝说他
们不要贩卖日货，讲着人民必须一致奋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军
阀政府卖国行为的大道理。我们也三三两两地抱着大扑满，在大风扬尘的长安街，
在破敝黯旧的天安门前，拦住过往的人力车，请求大家捐些铜子，帮助援救慰问那
些被捕的爱国同学。我们大队大队地去参加北京法庭对被捕学生的审讯。我们开始
用白话文写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各种报刊上发表。
那时我的一位表兄刘放园先生，是《北京晨报》的编辑者之一。他的年纪比我
大得多，以前他到我们家来，我都以长辈之礼相待，不大敢同他讲话。这时为了找
发表宣传文章的地方，我就求了他，他惊奇而又欣然地答应了。此后他不但在《晨
报》上发表我们的宣传文字，还鼓励我们多看关于新思潮的文章，多写问题小说。
这时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刊杂志，像雨后春笋一般，几乎看不过来。我们都
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彼此传阅，如《新青年》，《新潮》，《中国青年》一直
到后来的《语丝》。看了这些书报上大学生们写的东西，我写作的胆子又大了一些，
觉得反正大家都是试笔，我又何妨把我自己所见所闻的一些小问题，也写出来求教
呢？
但是作为一个大学里的小学生，我还是有点胆怯，我用“冰心”这个笔名投稿，
一切稿子都由刘放园先生转交，我和报刊编辑者从来没有会过面。这时我每写完一
篇东西，必请我母亲先看，父亲有时也参加点意见。这里应当提到我的父母比较开
明，从不阻止我参加学生运动。我的父亲对于抗日救国尤其热心，有时还帮我修改
词句。例如在我写的《斯人独憔悴》里，那个爱国青年和他的顽固派父亲的一段对
话，就有好几句是我父亲添上的！我们是一边写，一边笑，因为那个老人嘴里的话，
都是我所没听过的，我觉得很传神。
这时我写东西，写得手滑了，一直滑到了使我改变了我理想中的职业。
在这以前，我是一心一意想学医的。因为我的母亲多病，我的父亲又比较相信
西医，而母亲对于西医的看病方法，比如说听听胸部背部吧，总感到很不习惯，那
时的女西医还很少，我就立志自己长大了一定要学西医，好为我母亲看病。所以我
在中学时代，就对于理科课程，特别用功，升到协和女大时，我报的也是理预科。
学理科有许多实验要做，比如说生物解剖，这一类课程，缺了就很难自己补上。
我因为常常上街搞宣传、开会，实验的课就缺了许多，在我对写作的兴趣渐渐浓厚
了以后，又得到周围人们的帮助和怂恿，我就同意“改行”了，理预科毕业后，我
就报升文本科，还跳了一班。从那时起，我就断断续续地写作起来，直到现在。
在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已经写过一篇《回忆“五四”》的短文，在那里我曾歉
仄地承认过，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和教会学校的教育，以及我自己的软弱本质，使得
我没有投身到火热的政治革命中去，使得五四运动对我的影响，仅仅限于文学方面
――即以新的文学形式来代替旧的文学形式，等等。但在今天，我又想，一个人不
是生活在真空里，整个潮流在前进，决不容一朵小小的浪花，沉滞在中流，特别是
经过了这曲折的六十年，我更认清、看准了，在我们前面高高照耀的科学与民主这
两盏明灯。如今，我的岁月和力量是有限的，但我仍当为我们能拿到、举起这两盏
照耀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光明前途的明灯，尽上我最大的力量！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
致赵清阁
清阁：
收到你一月廿四日的信，无时不在想给你回信，但也想索性等看完你的《粉墨
青青》以后再写，现在已经看完了，我觉得很有趣，让京剧学生来演一定会演好，
不知什么时候可以见于银幕？
我的忙，仍是无法控制，给人写信，总在开会和写稿之间进行。我也知道，人
家觉得我们这些人都是“行将就火”了。
趁着人还在，来要第一手材料。比如说你所提的北京语言学院的信，就是一例
（我还未复），现在有许多学校（特别是师范学院）和个人，都在搞传记，我觉得
现在是“盖棺”还不能“定论”，何必忙些这个！盛意可感，可也真烦！
一樵的女儿慰文，曾到我们家来，这孩子很可爱，她要出国深造了，她说一樵
四月要回来，大概有一个多月――讲学。
我还好，文藻也不错。春天来了，上海该暖了吧，匆匆祝你笔健冰心三月三日
追念黎锦熙教授
前几天，黎锦熙老教授的女儿黎泽渝同志给我送来了一本她父亲的遗作《国语
文法例题详解》（《笑》之图解），是１９２６年北京中华书店出版的，为我在五
十多年前写的一篇短文《笑》，做的长达十七页的图解。我对于语言学和汉语文法
等，从来没有研究过，对于哪些字是什么词，都讲不清楚，在写文章的时候，对于
自己的用字造句，也作不出清楚的解释。
没有想到在五十三年前，黎锦熙老教授对于一个青年人的一篇不成熟的短文，
竟下了这么大的工夫，这使我感到感激而又惭愧！
黎锦熙老教授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数十年，对我国现代汉语文法、文字改革和
词典编纂各方面的研究工作都有很大的贡献。我是黎锦熙老教授的后辈，但一直没
有拜识的机缘。
黎老教授在１９７８年３月２７日逝世了，就在３月２３日的北京地区语言学
科规划座谈会上，他还有一篇书面发言。发言的最后一段，有这样几句话：“我今
年已八十九岁，风烛残年，但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只要我一息尚存，
我就要把全部精力贡献给祖国的语文教育事业。”
我们都应当向他学习！１９７９年３月８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黎锦熙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文集》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出版。）
漫谈《小桔灯》的写作经过《小桔灯》是我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九日为《中国
少年报》写的一篇短文。那时正是春节将届，所以我在这篇短文的开头和结尾都提
到春节，也讲到春节期间常见到的“灯”。
文章的中心事实，就是后面从“我的朋友”口中说出的：
“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
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故事就用了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作为背景。抗战期间，我在那里住过四年多。歌
乐山下，有一所医学院，我认识这学院里的几位老师和学生。上山不远有一些平地，
叫做莲花池，池旁有一个乡公所，楼上有公用电话，门外摆有一块卖水果、花生、
杂糖的摊子，来往的大小车子，也常停在那里。
这故事里上场的只有三个人，我和那个小姑娘还有“我的朋友”。我把“我的
朋友”的住处，安放在乡公所的楼上，因为我去拜访这位朋友，而她又不在，由此
我才有和那个小姑娘谈话的机会，知道了她父亲的名字和她的住处。
这个小姑娘是故事中的中心人物，她的父亲是位地下党员，因为党组织受到破
坏而离开了家，她的母亲受到追踪的特务的殴打而吐了血。在这场事变里，这个小
姑娘是镇定、勇敢、乐观的。这一场，我描写了她的行动：比如上山打电话、请大
夫、做小桔灯，写了她对我的谈话：“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
会好了。”这“一定”两个字表示了她的坚强的信念，然后她用手臂挥舞出一个大
圆圈，最后握住我的手，说那时“我们大家也都好了！”也就是说：不久，全国一
定会得到解放。
“我的朋友”是个虚构的人物，因为我只取了这故事的中间一小段，所以我只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去看了这位朋友，而在“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
我可以“不闻不问”这故事的前因后果，而只用最简朴的、便于儿童接受的文字，
来描述在这一个和当时重庆政治环境、气候，同样黑暗阴沉的下午到黑夜的一件偶
然遇到的事，而一切的黑暗阴沉只为了烘托那一盏小小的“朦胧的桔红的光”，怎
样冲破了阴沉和黑暗，使我感到“眼前有无限光明”。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五年的春节前夕，是我写这篇短文十二年前的事了，所以
我又用“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
为现在我们‘大家’都‘好’了！”来收尾，说明这小姑娘的乐观和信念，在十二
年之后，早已得到了证实。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晨给小朋友介绍几本儿童读物在
小朋友们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我愿以满腔的热情给他们介绍几本很好的
儿童读物，作为节日的献礼。
林彪和“四人帮”打倒了的一、两年内，我看到小朋友们不但学习得很积极，
阅读课外读物的兴趣也浓厚了起来。他们常在图书室和大人的书架旁边，或是书店
的橱窗外徘徊巡视，不能决定要借哪一本或是买哪一本书。看到他们热情而急切的
眼光，我感到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祖国，为了提高建设者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
有替他们选择和介绍儿童读物的必要和责任。
现在我的手边就有几本我所爱读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儿童读物：如
《宝葫芦的秘密》，讲一个名叫王葆的，总想不劳而获的小朋友，得到了一个他要
什么就给他什么的宝葫芦。结果呢，他得到的不是幸福和快乐，而是无聊和苦恼。
作者张天翼同志是位有名的老作家，他把这故事讲得十分引人入胜，文字既生动又
幽默。还有徐光耀同志写的《小兵张嘎》，讲的是解放前一个热爱八路军的孩子张
嘎，怀着为他的被鬼子杀害的老祖母和一位八路军叔叔报仇的决心，找到了游击队，
在游击队的教育和战火的锻炼下，他实现了他的愿望。以上这两个故事都已经编成
了电影，小朋友们可能都已经看到，而且有了很深的印象了。
此外还有两本名作家写的书，一本是胡奇同志的《五彩路》，写的是西藏的三
个小朋友离开家乡，到一条解放军修的五彩放光的大路上，去寻找幸福；一本是贺
宜同志的《咆哮的石油河》，写的是著名大庆铁人王进喜青少年时期的故事，这两
本书都是能激发儿童爱国的情感，鼓舞儿童斗争的勇气的。
在这里，我要着重地介绍以下的三本书。第一本是叶君健同志写的《小仆人》。
这是一本反映外国少年儿童生活的短篇小说集，前三篇讲的是殖民地儿童在殖民者
压迫下的惨痛屈辱的情境，和他们为夺取自由而斗争的故事；后三篇是讲世界各国
劳动人民的生活和他们之间的友谊。看了这些，会帮助小朋友们对于世界各国家、
各地区的历史地理和社会制度有个了解和认识，对于促进第三世界各国儿童之间的
同情和支持，也是有很大好处的。第二本是孙幼军同志写的《小布头奇遇记》，是
讲一个小布娃娃“小布头”，因为浪费粮食，受到他的朋友苹苹的责备，他就逃了
出去，到了农村人民公社，中间经历了许多艰险，同时也懂得了爱惜粮食的道理，
最后又回到了苹苹的身边。这本故事文字很浅显也很有趣。第三本是顾骏翘同志写
的《丰丰在明天》，这是一本新作家写的新书，是给要走上四个现代化长征道路的
小朋友看的。书中的主人翁丰丰对于“明天”的事情非常向往，非常入迷，但他对
于“今天”的事都认为是太麻烦太伤脑筋；他把美好的希望都寄托在明天，但也把
今天必须做的事情推到明天。有一天，他居然到了“明天”的世界，遇到了许许多
多希奇古怪的事，他都应付不了，这时他才懂得应该怎样去迎接明天。
这是一本很懂得儿童心理的书，里面关于科学方面的描写，也都是有科学根据
的，可以增长孩子们的科学知识。
现在，全国各地出版的儿童读物和刊物，已经很多了，小朋友们看到的书刊，
可能比我还多，这里，我只举出我认为很好的几种。至于怎样才能从阅读中得到益
处，比如说这些故事给我们以怎样的感动和教训，以及怎样看出作者对于故事情节
的结构和文词的选择和洗炼，都必须由读者自己去细细地琢磨体会。我愿小朋友们
珍惜课余时间，不放过一本好书！一九七九年四月七日清晨从“五四”到“四五”
五四运动到今年整整的六十年了。今天，坐下来回忆这六十年的光阴，真像一
闪的电光一样，迅疾地划过去了。但是这道电光后的一声惊雷，却把我“震”上了
写作的道路！
我从小就爱读文学的书，但这种爱好是我的海天相接、寂寞无伴的环境造成的。
我和一般的孩子一样，由喜欢听故事，而开始自己找故事书看。那时给儿童准备的
读物很少，我在大人的书架所能够翻到的，也不过是《聊斋》，《三国》，《水浒》，
《红楼梦》和一些传奇之类，以后也只是《林译说部》等外国小说的译本，以及
《饮冰室文集》和《天讨》等，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少年，在我们那种家庭里，
所能看到的书。
六七岁以后，我就到家塾去附学。我说“附学”，因为家塾里的学生，都是比
我大好几岁的堂哥哥和表哥哥们，作为一个附学生，我不过是去凑一凑热闹。老师
附带着给我讲一点书，用的课本是商务印书馆国文教科书，做的是短小的句子。十
一岁以前，曾读完一部《论语》，半部《孟子》，和《左传》、《古文观止》中的
几段短篇。但是我的注意力却放在老师对哥哥们的讲书方面，他们写长文章，学做
诗，我在旁边滋滋有味地听着，觉得比自己的功课有意思得多。至于我自己读起唐
诗、宋词来，那已是十二岁以后的事情了。
我的这些经历，和我那个时代有书可读的孩子差不多少，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会
以写作为业。“职业”这两个字，这是很早就想到的，我的父亲和母亲都认为女孩
子长大了也应该就业，尤其是我的母亲。她常常痛心地对我讲：在她十八岁的时候，
在她哥哥结婚的前夕，家里的长辈们在布置新房，我母亲在旁边高兴地插上一句，
说是小桌上是不是可以放一瓶花？她的一位堂伯母就看着她说，“这里用不着女孩
子插嘴，女孩子的手指头，又当不了门闩！”这句话给她的刺激很大。
女孩子的手指头，为什么就当不了门闩呢？所以她常常提醒我，“现在你有机
会和男孩子一样地上学，你就一定要争气，将来要出去工作，有了经济独立的能力，
你的手指头就和男孩子一样，能当门闩使了！”那时知识女子就业的道路很窄，除
了当教师，就是当医生，我是从入了正式的学校起，就选定了医生这个职业，主要
的原因是我的母亲体弱多病，我和医生接触得较多，医生来了，我在庭前阶下迎接，
进屋来我就递茶倒水，伺候他洗手，仔细地看他诊脉，看他开方。后来请到了西医，
我就更感兴趣了，他用的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我虽然不敢去碰，但还是向熟
悉的医生，请教这些器械的构造和用途。我觉得这些器械是很科学的，而我的母亲
偏偏对于听胸听背等诊病方法，很不习惯，那时的女医生又极少，我就决定长大了
要学医，好为我母亲看病。父亲很赞成我的意见，说：“古人说，‘不为良相，必
为良医’，东亚病夫的中国，是需要良医的，你就学医吧！”
因此，我在学校里，对于理科的功课，特别用功，如代数、几何、三角、物理、
化学、生物以至于天文、地质，我都争取学好考好，那几年我是埋头苦读，对于其
他一切，几乎是不闻不问。
五四运动时期，我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的一年生，在学生自治会里当个
文书。运动起来后，我们的学生自治会也加入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我也成了联合
会宣传股之一员，跟着当代表的大姐姐们去大会旁听，写宣传文章等等。从写宣传
文章，发表宣传文章开始，这奔腾澎湃的划时代的中国青年爱国运动，文化革新运
动，这个强烈的时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使我由模糊
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的种种问题！在我们的日
常生活里，几乎处处都有问题。这里面有血，有泪，有凌辱和呻吟，有压迫和呼喊
静夜听来，连凄清悠远的“赛梨的萝卜咧”的叫卖声，以及敲震心弦的算命的锣
声，都会引起我的许多感喟。
这时，我抱着满腔的热情，白天上街宣传，募捐，开会，夜里就笔不停挥地写
“问题小说”。但是我所写的社会问题，还不是我所从未接触过的工人农民中的问
题，而是我自己周围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比如《斯人独憔悴》就写的是被顽固的父
亲所禁锢，而不能参加学生运动的青年的苦恼；《秋雨秋风愁煞人》写的是一个有
志于服务社会的女青年，中学一毕业，就被迫和一个富家子弟结了婚，过了“少奶
奶”的生活，从而断送了她的一生；《庄鸿的姐姐》，写的是一个女孩子，因为当
公务员的家长，每月只能从“穷困”的政府那里拿到半薪，又因为这个家庭重男轻
女，她就被迫停学，抑郁致死。在这些小说里，给予他们的就只是灰色的阴暗的结
局，问题中的主人翁，个个是消沉了下去，憔悴了下去，抑郁了下去。我没有给他
们以一线光明的希望！理由是：我不是身当其境的人，就还不会去焦思苦想出死中
求生的办法，而在我自己还没有找到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工农大众，而坚决和
他们结合之前，这一线光明我是指不出来的！
那时，我还没有体会到这一些，我只想把我所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用小说的
形式写了出来。这时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来的刊物，北京和各省的，像雨后春笋
一般，几乎看不过来，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还彼此传阅。看了这些刊物
上大、中学生写的东西，我觉得反正大家都在试笔，我为什么不把我的试作，拿出
去发表呢。但我终究是大学里的小学生，思想和文字方面都不成熟，我不敢用自己
的名字，就用了“冰心”这个笔名，而在《晨报副刊》上登出来的时候，在“冰心”
之下，却多了“女士”二字！据说是编辑先生添上的，我打电话去问时，却木已成
舟，无可挽回了。
我写得滑了手，就一直写下去，写作占用了我的大部时间，我的理科的功课就
落后了一大截。因为白天出去作宣传，实验室的实验功课又欠了不少，那是无法补
上的。在我左顾右盼之顷，在我周围的人们劝说之下，一九二一年，在理预科毕业
之后，我就改入了文本科，还跳了一班。
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写《繁星》和《春水》。关于这两本小集子，我在一九
五九年写的一篇《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文章里，已经提到了，大意
是：我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
的影响，把自己平时写在笔记本上的三言两语――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
个集子里，送到《晨报》的《新文艺》栏内去发表。我之所以不称它们为诗，因为
我总觉得诗是应该有格律的，音乐性是应该比较强的。三言两语就成一首诗，未免
太单薄太草率了。在我重翻这两本集子时，觉得里面还是有几首有韵的，诗意也不
算缺乏，主要的缺点――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正如周扬同志所说的，“新诗也
有很大的缺点，最根本的缺点就是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的结合。”也就是说当时的
我，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时代，却只注意到描写身边琐事，个人的
经历与感受，既没有表现劳动群众的情感思想，也没有用劳动人民所喜爱熟悉的语
言形式，等等。
我重新摘抄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说从“五四”时期，我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以
后，直到一九五一年从日本回国以前，我无论是写小说，写诗，写散文，都因为我
那时没有也不可能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生活圈子狭小，创作的泉源很快就干涸了，
这也是我在“五四”后的作品，日益稀少的原因。
但是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的圈子无论多么狭小，也总会受到周围气
流的冲击和激荡。三十年代，中国已经临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外有帝国主义尤其是
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侵略，内有腐败软弱的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的欺凌剥削，任
何一个中国人，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都开始有自己的、哪怕是模糊的走出黑暗投
向光明的倾向和选择。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我在欧美游历了一年，使我对资
本主义世界，感到了不满和失望。回国来正赶上了“七七事变”！
我又到了我国的大西南――云南的昆明，和四川的重庆，尤其是在重庆，我看
到了蒋介石政府不但腐朽反动而且奸险凶残，中国的希望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
党领导下的、真正抗战的中国工农大众身上的。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初冬，我到日本去了，在那里，我通过在香港的朋友
给我秘密地寄来几本毛主席著作，自己研读，我也偷偷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一九
四九年十月，祖国解放的消息传来，我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一九五一年，
我们终于辗转曲折地回到了朝气蓬勃的祖国！
一踏上了我挚爱的国土，我所看到的就都是新人新事：广大的工农大众，以洋
溢的主人翁的自豪感，在疮痍初复的大地上，欢欣辛勤地劳动，知识分子们的旧友
重逢，也都说：
“好容易盼到了自由独立的今天，我们要好好地改造，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
地为新社会服务！”
感谢党的关怀和教育，使我有了学习和工作的机会，有了和工农接触、向工农
学习的机会，这中间我还访问了好几个友好的国家和人民 这时我感到了从“五四”
以来从未有过的写作热情，和“五四”时代还没有感到的自由和幸福。
我引吭高歌，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歌颂伟大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歌颂
创造我们幸福生活的英雄人民，我描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幸福地生活的新生一代
这些作品多半是用散文的文学形式写下来的。我在一九五九年写的一篇《关于散文》
的文章里，曾这样地说过：我们中国是个散文成绩最辉煌，作者最众多的国家 不
管他写的是“铭”，是“传”，是“记”，是“书”，是“文”，是“言”，都可
以归入散文一类 散文又是短小自由，拈得起放得下的最方便最锋利的文学形式，
最适宜于我们这个光彩辉煌的跃进时代。排山倒海而来的建设事业和生龙活虎般的
人物形象，像一声巨雷、一闪明电在你耳边眼前炫耀地隆隆地过去了，若不在情感
涌溢之下，迅速地把它抓回、按在纸上，它就永远消逝到无处追寻。 要捉住“灵
感”，写散文比诗容易多了 散文可以写得铿锵得像诗，雄壮得像军歌，生动曲折
得像小说，尖利活泼得像戏剧的对话，而且当作者“神来”之顷，不但他笔下所挥
写的形象会光华四射，作者自己风格也跃然纸上了。
以上写出了我对于散文这个文学形式的偏爱，和怎样适宜反映我们的沸腾多彩
的时代。同时，我有自知之明！我为生活和文学修养所限，使我写不出好诗、好小
说、好剧本
我写散文也可以说是逼上了梁山。但是我还是爱上了这个小小的梁山水泊。
“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也搁笔了十年之久。一九七六年九月，从写悼念毛主
席的文章起，我才重新拿起笔来。也就是这一年，震撼世界的“四五”运动，在掀
起过五四运动的天安门广场上掀起了！这是一场声势更大威力更猛的、光明同黑暗
的决定中国前途的殊死搏斗。广大中国人民，尤其是新生一代，以汹涌的人潮，巍
峨的花山，浩瀚的诗海，来悼念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中流砥柱――敬爱的周总理，
来捍卫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要求民主与科学，来反对“四人帮”，来杀出一
条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十月，在党中央领导下，浩浩荡荡的革命人民，把万恶的
“四人帮”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惊喜交集之中，我感到了第二次解放！
六十年来，参加过“五四”的文艺界朋友，有的已随着时光一同流逝。最近的
十几年，经过“四人帮”的雨打风吹，更是所余无几了。但是我想，第二次解放的
胜利，来之不易。
我们躬逢其盛，就应该有“志在千里”的精神，借“四五”运动的强劲东风，
做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四人帮”粉碎了，日月重光，在党所指引的四个现代
化的长征路上，也还需要我们这些老兵。我一直是喜爱儿童的，年纪越大，越觉得
有许多话要对孩子们说说，因为这次的新的长征，远之，受着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文
化的严重影响；近之，受着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我们的征途决不是平
坦而容易的！作为他们忠诚的朋友，我想用书信的散文形式，把我自己的经验教训，
和现在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想法看法，对二十一世纪四个现代化
的执行者谈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引起他们的注意和讨论，这就是我所能想到的最
近将来的写作的计划和方向。
从“五四”到今天，正好是一个“甲子”。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
了写作的道路；“四五”运动的汹涌怒涛又把我“推”向了新的长征！生命不息，
挥笔不已！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集》。）
写作文要有科学态度――给小朋友们的一封信亲爱的小朋友：
近来，常常得到你们的来信，问我怎样才能把作文写好。
我想借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这个机会，和小朋友们谈谈五四运动中的一个要求―
―科学。我要说的是写作文也要有科学的态度，也就是认真诚实、实事求是，没有
科学的态度，一定写不出真挚感人的文章。
就我自己看过的古今中外的文章来说，凡是感情诚挚，写景真实的作品，总使
我感到写得入情入理，如见其景，如闻其声。否则，给读者的印象就适得其反。
例如，有一篇描写夜景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我走出门来，抬头一看，呵，
月圆如镜，繁星满天，这光明灿烂的夜景，使我发生了无穷的喜悦 ”
“月圆如镜”、“繁星满天”，这两句话分开来说，都是很好的形容夜景的句
子，但是一连起来写，就成了“荒唐言”。
我怎么敢这样说呢？因为我从前也写过这样荒唐的句子，后来我因病到医院疗
养，躺在床上看了许许多多夜晚的月亮和星星，我才体会到曹操的诗：“月明星稀，
乌鹊南飞”的写景是多么真实！因为“月”一“明”了，“星”自然就“稀”了，
甚至看不到了。我从前写的什么“星月交辉”，是一句荒唐无知的话。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篇描写国庆节游园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国庆节的公
园，是多么丰富多彩呵，迎面的花坛上的菊花和牡丹，争妍斗艳，我的心花也随之
而怒放 ”这几句话，如果描写的是春节广州的花市，也还有可能，但是在国庆节
的北京，菊花和牡丹是不可能在花坛上争妍斗艳的，因为牡丹不是在北方十月开放
的花朵。
文章写景不真实，就使得读者对作者的“无穷的喜悦”和“心花怒放”的感情
的真实性，也起了怀疑。
小朋友，写文章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很容易，古今中外，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
都是经过千千万万读者评定的，群众是不会忘掉一篇写情诚挚、写景真实的好文章
的。对小朋友来说，说老实话不是最容易的事吗？写真情实景不是比扶头苦想、拼
凑抄袭容易得多吗？
关于怎样才能写好作文的经验和教训，我能说的只是这些。祝你们快乐、进步！
你们忠实的朋友冰心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六日追念闻一多先生
闻一多先生是我所敬佩的诗人，他的诗从《红烛》到《死水》，差不多每首我
都读过。他学贯中西，对于中国的古诗和西洋诗都有很深的研究和造诣。中西的诗
的格律他都能融会贯通，用起来流畅自如，得心应手。因此他的诗读起来总是那么
顺口，那么有力，那么自然，那么铿锵。他自己曾经说过：“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
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他的诗大都做到了这几点，只是后写的《死水》比《红烛》更为凝练谨严一些。
我不是诗人，我说不出评诗的内行话，作为一个诗的爱好者，联系到闻一多先
生的一生，与其说是诗如其人，还不如说他自己就是一首诗――一首爱自由、爱正
义、爱理想的诗，一首伟大的爱国诗篇！
我和一多先生的晤面谈话，往多里说，也只有七八次。我记得第一次是在一九
二五年春天，我们在美国波士顿的留学生演古典剧《琵琶记》，一多先生从纽约来
波士顿过春假，因为他是学美术的，大家便请他替演员化装。剧后的第二天，一多
先生又同几位同学来看我。那天人多话杂，也忘了都说些什么了。第二次我记得很
清楚的见面，是一九三○的夏天，他同梁实秋先生到我们的燕京大学的新居来看我
们（那时我和吴文藻结婚刚满一年）。他们一进门来，挥着扇子，满口嚷热。
我赶紧给他们倒上两玻璃杯的凉水，他们没有坐下，先在每间屋子里看了一遍，
又在客室中间站了一会，一多先生忽然笑说：“我们出去一会就来。”我以为他们
是到附近看别的朋友去了，也没有在意。可是不多一会，他们就回来了，一多先生
拿出一包烟来，往茶几上一扔，笑说：“你们新居什么都好，就是没有茶烟待客，
以后可记着点！”说得我又笑又窘！
那时我们还不惯于喝茶，家里更没有准备待客的烟。一多先生给我们这个新成
立的小家庭，建立了一条烟茶待客“风俗”。
我虽然和一多先生见面的次数不多，但他在我的脑中是个很熟的熟人。吴文藻
和他是清华同学，一多先生的同学和朋友，差不多我都认识。从他的和我的朋友的
口中，我不断地听到他的名字，和他的名字一同提到的，往往是他的诗，更多的是
他这个人！他正直，他热情，他豪放，他热爱他的祖国，热爱他的亲朋，热爱一切
值得他爱的人和物。他是一团白热的火焰，他是一束敏感的神经！他自己说过：
“诗人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钢针一碰着他就响，他自己不能决定什么时候响，
什么时候不响。他完全是被动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所以他的诗就是
他的语言，就是发自他内心的欢呼和呐喊，不过他的呼喊，是以有艺术修养的、有
节奏的“跨在幻想的狂恣的翅膀上遨游，然后大着胆引嗓高歌”出来的。
他在留美时期，怀念乡土，怀念着朋友和亲人，他提早回国来了，他发现在他
“尺方的墙内”并没有和平，中国有的是“战壕的痉挛，疯人咬着病榻，和各种惨
剧在生活的磨子下”。他没有方法禁止自己的心跳。抗战时期，他兴奋地随着他教
学的清华大学，辗转到了昆明，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
他的兴奋情绪又因为冷酷的事实而渐渐低落下去。但是越到后来，更加冷酷的事实，
使他更是站在进步的年轻人一边，使他觉悟到“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我们应该把自
己知识配合他们的力量”。这个时期他没有写诗，但他说：“诗是负责的宣传。”
他重视诗的社会价值。他把自己的诗人的力量，投入到人民力量的大海怒涛之中，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他终于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
作为一个诗人，一多先生写的诗并不比别人多，但是他的死是一首最伟大的诗！
早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他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那篇文章里，他说：
“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
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
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
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 ”
一多先生死去快三十三年了，今天我写这篇追念我所敬佩的闻一多先生的文章，
回顾过去的三十三年，真是想后思前，感慨无尽！毛主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
气的。”曾经是民主个人主义者，而首先是个爱国者的闻一多先生，一旦找到了和
广大人民相结合才能救国的真理，他就昂首挺胸凛然不屈地迎着“黑暗的淫威”走
去，他给我们留下了他的最完美最伟大的诗篇！
我们这些不是诗人，但还是中国人的人，骨气还是要有的！在祖国走向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也还会遇见各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黑暗的淫威”。让
我们永远记住毛主席的这句话，永远以闻一多先生为榜样，无论在哪一种的黑暗淫
威之下，都努力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九日人民的力量
五四运动距离今天，已经整整六十个年头。六十年来，“雨打风吹潮卷去”，
当年参加过“五四”的人，现在所余无几了；即使像我这样与“五四”略微沾了一
点边的人，健在的也不多了。既然与这场运动发生过一点关系，那么责无旁贷，在
纪念“五四”六十周年的时候，应该给我们的年轻一代写下点什么。这里，我就以
六十年前的那股劲儿，写一点我在“五四”六十年后的感想吧。
“五四”时代，我还是个“小”大学生，没有参加过什么重大的集会，也没有
做过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犹如站在海边的人会感受到海的气魄和海的力量一样，
处在这场伟大运动中间，我也感受到了它那磅礴的气势和雄浑的力量。那时，马列
主义已经传到了中国，在十月革命炮声的震动下，奔突在人民心中的爱国热情和反
帝反封建的要求，像岩浆一样喷涌了出来。学生走上了街头，工人、农民走上了街
头，各界爱国人士也走上了街头。汹涌的人流，像裂岸的惊涛，冲击着军阀的残暴
统治；“要科学，要民主，要自由”的呼声，划破令人窒息的黑暗，给中国带来了
新生的曙光。人民，人民的力量，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由旧民
主主义革命，转入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回想“五四”那个时代，对比今天社会主义的新生活，真有两个天地之感。六
十年来，我们祖国发生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啊！但是，社会主义好，能不能说今天
的一切都好了呢？
还不能这么说。我永远忘不了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
折的。是的，前进需要砍倒拦路的荆棘，胜利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怎样排
除障碍，战胜困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得更快一些呢？我想，很重要
的一条，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五四运
动就是这么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
又是这么一股力量，一股声势更大、威力更猛的力量，这股力量再次推动了历史的
前进；今后，我们还要依靠这股力能排山、势能倒海的力量，去夺取“四化”建设
的伟大胜利！
外国朋友和我们的年轻一代，都有请人在纪念本上留言的习惯。近年来我常常
给他们写下两句名言，这是我在几十年中所逐渐认识到的千真万确的真理。这两句
话是：
毛主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周总理：“现在是人民的世纪，一切由人民决定。”
是的，我们有创造世界历史的能力，我们是回答问题的历史的主人。我们的先
辈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要做到每个人都以天下
兴亡为己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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