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终于盼到天亮。 醒了一夜的我，却在天亮的时候才感到有昏昏沉沉的睡意。可惜，我没有大白 天睡觉的习惯，像只公鸡，天一亮就爱打鸣。有睡意却不能睡，是最难受的，精神 萎靡，头脑发胀，额角的太阳穴一鼓一鼓地跳，神经犹如一根已撑到极限的皮筋， 再不松弛，马上会崩断。 化疗还是不化疗？我仿佛站在悬崖边问自己：跳还是不跳？！尽管，我给自己 下了“最后通牒”：当机立断！但面临“一锤定音”的决断，我仍然缺乏果敢的、 这最后的一锤之力。 “妈，你在干什么，我想马上过来。”我拎起电话。我的声音像在求救。火烧 眉毛了――危及生死的时刻，我下意识地向母亲求救――对我发自心底的、危急的 呼唤，只有生命休戚相关的人，才有息息相通的呼应。 打的，直奔南码头。 母亲住在弟弟家，虽然，弟弟一家都移居澳大利亚了，但年迈的母亲还是独守 着那幢老工房的六层楼，每天吃力地爬上爬下。这是我心里最大的不安了。家家都 有难念的经。现在，我病了，自身难保了……尽管，哥哥姐姐都不愿把我的病情如 实告诉母亲，可母亲毕竟做了半辈子厂医，一听说我要做胃部手术，她就偷偷地落 眼泪。我出院那天，她一早来我家等着了，吃过午饭离开时，她又含着眼泪对我说 ：“我女儿病成这样，我没办法照顾。”我歉疚地安慰母亲：“只要你健康，活得 好，我的病就好了一大半。”这是真心话。 气喘吁吁地登上六楼，母亲已迎候在楼梯口，显然，母亲感觉到病中的我，一 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进房间，桌上已放着一杯刚沏好的绿茶，袅袅的热气， 淡淡的清香。那么多年了，我习惯每天一杯清茶，以保证一上午写作的良好状态。 有两年，母亲住在我那里，早饭以后，她会按时沏好茶端到我桌前。但自从母亲又 搬回弟弟家，我再也享受不到被人的照顾了，从早到晚我的神经总是绷紧的，满脑 子的事，不分巨细，都要自己动手料理，勤快得像只工蜂。只有每次来看望母亲， 一进门我就倒在沙发上，再也不动弹了，饭来张口，茶来伸手，很本能地想慵懒一 下。而难得放任自己，懒懒散散的样子，真是一种享受。可这样地“惰性发作”， 也只有在母亲面前，可以充分表现，可以得到满足。我懂得，只要母亲健在，我身 上的“孩子气”永远不会泯灭。我太希望骨子里的这份“孩子气”不要丢失，很累 很累的时候，我会怀念“做孩子”时的童年和少年。我想，母亲对我的意义，就是 这种心灵深处的生命感。 眼下，生命遭遇威胁，我对这场“化疗不化疗”的争夺战又举棋不定时，心灵 深处的“生命感”以最坚决的声音正告我：“听母亲的！” 手术以来，我还从没有单独地、正面地和母亲谈过自己真实的病况。但今天我 必须全盘托出。当我一五一十地把医生对我的诊断及治疗方案和我对化疗的抵触原 原本本地告诉母亲时，母亲非常平静、非常镇定地对我说：“这些天，我也正担心， 要是继续化疗，你没人照顾，怎么坚持？你现在的情况很好，听你自己的，不想化 疗就不化疗，顺其自然，我看你没问题。” “真的？妈，你真觉得我没问题？！”我眼泪夺眶而出。我没想到，母亲没说 一句含糊的话，语气肯定，观点鲜明，态度乐观。我一颗悬着的心，顿时落地。我 又请求母亲：“对治疗方案的选择与决定，我托付给你了，以后，不管什么人再来 劝说，我就回答他们：去找我妈。” 母亲一边轻轻点头，一边递过一块纸巾。我擦着擦不干的眼泪，哭得那么痛快、 那么酣畅，我知道，有母亲的支持，我的心踏实了，好像“顺其自然”地听命于自 己，我的生命真的会在冥冥中受到自然的保护；我知道，有了今天的决定，从此以 后，无论碰到怎样的难题，我不会再哭。在母亲那儿吃过午饭回到家，我只觉得一 阵困倦袭来，没脱衣服就躺到床上，倒头就睡，一直睡到天擦黑。这是从俄罗斯回 来以后睡得最甜最深的一觉。 ２００２年５月３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