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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柏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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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柏林(二)

 家庭震荡

在柏林的最初几年,爱因斯坦竭尽全力研究着广义相对论。随着相对论理论的价值为人所知,爱因斯坦在公众眼里成为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人,也成了公众舆论惊异、尊敬的焦点。因为他的和平主义,在极端右翼的人眼中,爱因斯坦又是一个被憎恨的人。

在从事20世纪最伟大、最杰出的科学研究的时候,爱因斯坦的心情并不好。1915年12月在给贝索的信中,爱因斯坦说他对自己的工作进展“很满意”,但人的精神状态并不好,“疲惫不堪”。

可爱因斯坦没有休息。在1916年,他总共写了10篇科学论文,包括他对广义相对论的第一次重要研究,自发和诱致发射理论,关于引力波的第一篇论文,关于能量动量守恒定律和许瓦兹解的文章,测量爱因斯坦——德哈斯效应的新建议。同时他还完成了第一本关于相对论的半科普书籍。加之与米列娃长期分居,缺乏很好的照顾,爱因斯坦的身体越来越差,不断生病,一直拖延了好几年。

1917年2月,爱因斯坦写信给埃伦费斯特,说由于自己患肝病,不能去荷兰访问了,肝病迫使爱因斯坦遵循严格的饮食,过着十分清静的生活。可在战争之中,柏林的食物供应非常紧张,好在爱因斯坦是瑞士公民,有权接受从瑞士寄来的食物包裹,但这也不足以弥补由于战争而引起的营养不良。爱因斯坦的医生极力劝说他去瑞士养病。可能因为米列娃仍在伯尔尼,爱因斯坦觉得在没有与米列娃解决情感矛盾的情况下去瑞士是不合适的,他坚决拒绝了医生的劝告。

在柏林的头几年,爱因斯坦常常去看望自己的堂叔鲁道夫·爱因斯坦。那时,鲁道夫和女儿艾尔莎住在柏林。艾尔莎与爱因斯坦自幼熟悉,她在和丈夫离婚后,就带着两个女儿一直住在柏林的父亲的家中。爱因斯坦得病后,一直受着艾尔莎的照顾,也由于这场大病,两个在情感上都孤独的人有了结合的愿望。

艾尔莎是位持家的能手,这一点是米列娃无法相比的。她在厨下煎鱼炙肉,动作就像艺术家那样优美:这儿放两块红的西红柿,那里添两片绿色的黄瓜,在战争年代,她仍旧有本事做出一桌色香味俱佳的好菜来,让爱因斯坦得到不少温暖的感受。

艾尔莎知道爱因斯坦的脾气,他们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艾尔莎比爱因斯坦大三岁,1876年出生在德国巴登符堡州的海亨根。艾尔莎一家常到苏黎世走亲戚,爱因斯坦也常到海亨根去玩。也许少年时代的爱因斯坦和艾尔莎间的感情就很亲密,所以在柏林重逢时,两个人走到一起是某种情感的延续。

艾尔莎后来曾对访问者说:

“当我还是一个女孩子的时候,我就爱上了阿尔伯特,因为他用小提琴演奏莫扎特十分美妙……他还会弹钢琴。当他思考理论时,音乐给了他启示。他到书房读书,然后走出书房,弹一会钢琴,草草写点什么,又回到书房去,这时候,我和玛戈特就悄悄离开。我们不让他看见,为他备好吃的东西并放好外衣以备他使用。有时候,甚至天气不好的时候,他不戴帽子,也不穿外衣就出外了,然后回家来,站在楼梯上……”。

在艾尔莎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爱因斯坦的性情从根本上是孤独的,也许他压根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世俗家庭的男主人,在这点上,性格倔强的米列娃不理解他,生活琐事的矛盾导致了他们最终的分手。与米列娃相比,艾尔莎虽没有什么学问,也不懂理论物理学,但她深知爱因斯坦的秉性,也理解他的孤独性格,更何况有了一次婚姻变故后,能做爱因斯坦这位世界名人的妻子,她就满足了。她只想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爱因斯坦,其余的一切,她都不加理会了。不管怎么说,艾尔莎总是吸引爱因斯坦留在柏林的原因之一。1917年夏天,爱因斯坦从威特尔贝彻大街搬到哈伯兰大街,住到艾尔莎一家的隔壁。12月写信给朋友说:

“多亏艾尔莎的精心护理,我一夏天重了4磅。她亲自给我烧饭,看来也需要这样做。”

病中的爱因斯坦,确实从艾尔莎那儿得到了从米列娃那儿得不到的温情。病中的人,都需要一个笑容满面、体贴入微的亲人来照顾。他躺在病榻上,这位幼时的伴侣坐在身边替他织毛衣。艾尔莎操着一口他们共同的方言,讲起话来带“儿”音,就像小河在汩汩地流。她轻轻地站起来,快步走到厨房,又轻手轻脚把茶点端到爱因斯坦身边,说:

“来,阿尔伯特,把这个奶油炸面圈儿吃了。”

爱因斯坦心不在焉地嚼着香甜可口的食品,艾尔莎又用带“儿”音的动听的故乡方言,给他讲起柏林大街上有趣的新闻:面粉多少钱一磅,又涨价了;哪一家商店里来了一批进口的罐头食品,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怎样把那些罐头打开……

在艾尔莎的精心护理下,爱因斯坦的身体明显康复。但在1917年年底,气候变冷后,爱因斯坦的病又突然变重。他又患上胃溃疡,因此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几个月。他的情绪十分低落,“精神颓废,气力不支”。1918年4月,医生允许他下床活动,但仍需小心行事,不得作任何受累的事情。谁知久病在床的爱因斯坦拿起心爱的小提琴,拉了一会儿后,竟又不得不重新回到病床上。他当时告诉朋友们说:

“近来,我遭到了令人极不愉快的打击,很明显,原因是我拉了一小时的提琴。”

1918年5月,重新卧床的爱因斯坦是患了黄疸病。显然,长期劳累后的爱因斯坦的体质完全被毁坏了。爱因斯坦说他在1918年8月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用刮须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这也许是他健康状况不良的反应,也许是他陷入了米列娃与艾尔莎间的抉择难题。所以12月他写信告诉埃伦费斯特,自己可能再也不会恢复健康了。

不久,爱因斯坦在身体基本康复后,就决定与米列娃离婚,和艾尔莎结婚。离婚判决书于1919年2月14日取得,并且约定爱因斯坦的诺贝尔奖金归属米列娃。

米列娃在苏黎世度过了她的余生。首先她恢复了自己娘家的姓,叫玛里蒂,但是根据苏黎世政府1924年12月24日的判决,让她恢复爱因斯坦的姓。爱因斯坦偶尔看望儿子的时候,常常住在米列娃家里。米列娃是个难以相处的人,从来不相信别人,心情忧郁。米列娃在1948年去世。

多年之后,爱因斯坦曾谈到来列娃,说:“她从不原谅我们的分居和离婚,她的性情使人联想到古代的美狄亚。这使我和两个孩子的关系恶化,我对孩子向来是温情的。悲观的阴影一直继续到我的晚年。”

1919年6月2日,爱因斯坦与艾尔莎结婚。此时,爱因斯坦40岁,艾尔莎43岁。他们的新家安置在艾尔莎居住的哈伯兰大街5号。

艾尔莎文雅、温柔,像慈母一样,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风味,她喜欢照顾爱因斯坦的生活,并以此为乐,爱因斯坦的声望也给她带来了荣耀。

结婚以后,在柏林高等住宅区里,爱因斯坦有了温暖舒适的家庭生活。有客厅、餐厅、卧室、书房;有地毯、庄重的家具和精巧的小摆设。一般中等有产者家庭里的东西,这里也一应俱全。他们也像所有有身份的人那样,每星期招待一次宾客,摆出一桌酒菜来。

爱因斯坦是过惯了马马虎虎生活的人,米列娃给他安排的家庭生活也是乱糟糟的。可在哈伯兰大街5号,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的,连每天抽多少烟,艾尔莎都给他安排好了。庄重的家具擦得锃亮,华美的地毯在脚下柔软而有弹性,房间里窗明几净,充满着一种舒适、温暖的味道。然而,爱因斯坦生就了叛逆的性格,在科学事业、政治理想和生活习惯上,他都是一个勇敢的反叛者。在这个体面、尊贵的有产者气氛的家庭里,他像一个撞进门来的陌生人、流浪汉。他会光着脚走到客厅里来,他会不穿袜子,光脚塞在那双磨歪了后跟的皮鞋里,坐到招待来宾的大餐桌旁。艾尔莎佯装生气,向他提出抗议。他呢,笑眯眯地说:

“不要紧的,夫人,客人都是熟朋友,对吗?”

在家里的仆人看来,主人越来越长的头发,心不在焉的神情,以及那身随随便便的衣服,在天鹅绒的大窗帘前,在花篮形的大吊灯下,总显得有点不协调。可这位主人,完全不顾这些,我行我素。

艾尔莎给人的印象恰好相反。如卓别林在1931年第一次遇到艾尔莎后,曾对她作过这样的描绘:

“她婷婷玉立,精力充沛,能够成为伟人的妻子她很高兴,而且她也很坦率,并不隐藏自己的观点,她的热情惹人喜爱。”

和爱因斯坦结合,艾尔莎心满意足,特别是爱因斯坦与自己的两个女儿关系融洽,更让艾尔莎感到幸福。爱因斯坦则像长期浪迹天涯的吉普赛人,总算有家了。这对爱因斯坦来说确有很大好处。他喜欢有人照顾自己,也很喜欢在自己家里接待客人——科学家、艺术家、外交家及其他私人朋友。

可这舒适、安稳的生活环境并没有改造爱因斯坦,相反,他又一次感到陌生和孤独。他的朋友和访问者都这样说过:

爱因斯坦“以前的生活是豪放不羁的,现在开始过起中产阶级的生活来了……他的家庭如同柏林的典型小康之家一样,家里有豪华的家具、地毯、画……。”但是,“人们踏进爱因斯坦的房间时起,就会发现他是这样环境中的‘外人’——中产阶级家庭里豪放无羁的客人”。

尽管艾尔莎对新的家庭很满意,也深深爱着爱因斯坦,但许多人发现,或说感觉到爱因斯坦与艾尔莎间的关系并不十分亲密。艾尔莎卧室的隔壁是两个女儿的卧室,爱因斯坦的卧室则在楼下大厅里。他们俩看起来不像是一对有事共同商量和考虑问题的夫妻。艾尔莎有一次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爱因斯坦的意志是“难以揣测的”。她很注意社会地位和他人的舆论,在这一点上她与丈夫恰恰相反。爱因斯坦则在许多场合说闲话的时候流露出,作为一个结过婚的人,他对神圣婚姻的快乐是有保留的。例如,有人看见他不断地清除自己的烟袋,就问他,是因为喜欢抽烟才抽烟呢,还是只为了清除和重新装满烟袋呢?爱因斯坦回答说:

“我们的目的在于抽烟,我想,结果总有什么东西堵塞住了。生活也像抽烟,婚姻更像抽烟。”

1936年艾尔莎刚刚去世不久,爱因斯坦给玻恩写信说:“我已经十分适应新的环境了,就像洞穴里的熊一样,与我的事件繁多的生活相比,我现在觉得自由多了。由于我的老伴去世,这种熊的特性也增多了,她(比我)喜欢交际。”爱因斯坦不止一次不够优雅然而很坦率地描写出自己的家庭。1955年3月,爱因斯坦终生的挚友贝索刚刚去世不久,他给贝索家里写信说:“我最钦佩贝索的是,作为一个人,他多年来不仅与爱人和平相处而且一直相亲相爱——很惭愧,我每次都没能做到这一点。”

也许是爱因斯坦深邃的思想太需要孤独了,使他无法全身心投入到常人的家庭生活之中。就像他的书房,是由一间堆放东西的阁楼改成的,在宽敞、明亮、舒适、优雅的书房里,他不自由,而在这离开豪华陈设的小阁楼上,他又感到自由了:他光着脚,只穿一件薄毛衣,坐在安乐椅里;一张圆桌上堆满了书籍、杂志和草稿纸,四壁都是放满书的书架;墙上挂着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肖像,原来还有一张牛顿的肖像,搬家的时候丢失了。从小窗户里看出去,是一片屋顶的海洋,他仿佛置身于孤岛上。这里是与世隔绝的,除了助手,谁都不准进来。爱因斯坦需要这种与世隔绝的孤独。在孤独之中,他的心才能和宇宙融成一体。

爱因斯坦的母亲波林在艾尔莎与爱因斯坦结婚半年之后来到柏林,并住在儿子家中,一直到去世。

波林的一生也是坎坷的。1902年她丈夫死后只剩有不多的钱,她又没有收入,起先她到海亨根和她姐姐范妮住在一起。之后,她长期住在海尔布朗的一位姓奥本海默银行家遗孀的家中,操持家务,教育几个小孩子,孩子们对她很是敬慕。后来一段时间她给那位孀妇的弟弟雅各布·科克管理家务,接着,她又搬到鲁塞耐与女儿玛雅和女婿保尔·温特勒在一起居住,他们家在布兰堡大街16号甲。

波林住在女儿家时腹部已有癌肿,病情十分严重,只得到罗斯瑙疗养院住院治疗。住院以后不久她表示希望同儿子住在一起。1919年12月,艾尔莎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母亲病已垂危,将迁移到柏林来。1920年初,波林到达柏林,一同前来的还有玛雅,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波林住在爱因斯坦的书房里。吗啡治疗对她的大脑有所影响,但是她“眷恋人生,看上去依然是精神饱满”。波林于2月去世,埋葬在柏林的勋伯格公墓。波林去世后不久,爱因斯坦给赞格写信说:

“我母亲已病故,我们精疲力竭。人可以从内心深处感觉到血缘关系非同小可。”

 伟大的验证

在20年代初,爱因斯坦已经享有任何一位学者都未曾获得过的盛誉。英费尔德对1919年日蚀观测和证实广义相对论之后爱因斯坦的声誉空前增长的原因,曾发表过一些有趣且有一定道理的看法:

“这件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发生的。人们厌恶战争、屠杀和国际阴谋。战壕、炸弹、屠杀留下了悲惨的余悸。谈论战争的书籍没有销路和读者。每个人都在期待一个和平的时代并想把战争遗忘。而这种现象能把人类的幻想完全吸引住。人们的视线从布满坟墓的地面聚集到满天星斗的天空。抽象的思想把人们从日常生活的不幸中引向远方。日蚀的神秘和人类理性的力量、罗曼蒂克的场景、几分钟的黑暗,尔后是弯曲光线的画面——这一切和痛苦难熬的现实是多么不同呵!”

爱因斯坦瞬间成为公众偶像的原因很多,但直接的原因则是对全日蚀的观察中,终于证实了光线在太阳引力场中发生弯曲。

1919年初秋,波林在疗养院住院时收到儿子的明信片,第一句话是:

“亲爱的妈妈,今天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洛伦兹打电报告诉我,英国远征队已经实际上证实了太阳的光有偏转。”

早在几天之前,洛伦兹打给爱因斯坦的电报中说:“爱丁顿在9/10秒和1 4/5秒之间发现太阳边缘的恒星位移。恭喜恭喜。洛伦兹。”

大家心里都明白,有了这个观测的证明,广义相对论的意义与价值就会变得无法估量。爱因斯坦对这一点更清楚,他早就渴望着这一天了。

早在1907年,在伯尔尼专利局当职员的爱因斯坦发现了等效原理,他认识到这个原理本身意味着光有某种弯曲,但是他认为这个效应太小了,观测不出来。1911年,布拉格的教授发现,这个效应在日全蚀的时候能够测量出来,并且发现,在日全蚀的情况下变曲度是0''.87①。但他那时还不知道空间也是弯曲的,因此,他的结论是错误的。他仍然相信牛顿,而牛顿认为空间是平直的,牛顿从他自己的万有引力和光微粒说中也能计算出这个0''.87。1912年,苏黎世的教授发现空间是弯曲的。几年之后他才明白空间的弯曲改变光弯曲。1915年,已是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爱因斯坦发现了自己以前的错误,广义相对论意味着太阳光的弯曲度是1''.74,也就是说,爱因斯坦值是牛顿值的两倍,因子2使得牛顿和爱因斯坦对立起来。

①0''.87:现在称为牛顿值。

爱因斯坦到1914年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但是他信心坚定,他写信给贝索说:

“不论日蚀的观察是否成功,我都坚信整个体系的正确性。”

爱因斯坦也是幸运的,历史的几次变故使他几次免于面临错误的窘境。

1912年,一支阿根廷日蚀远征队开到巴西,计划检验光的弯曲度,因为天下雨取消了试验。

1914年夏季,由弗罗因德里希率领,由人们不太熟悉的捐助人克鲁普资助的德国远征队开往克里米亚,观察8月21日的日蚀,也因战争没法完成考察任务。

1915年11月18日,爱因斯坦宣布正确的偏转数值是1''.74,他更迫切希望得到日蚀观察的数据。可日蚀观察依然一再受挫。

1916年,委内瑞拉有一个观测日蚀的机会,又是因为战争而失去了。早先希望在日蚀时拍摄照片寻找偏转的企图落空了。

1918年6月,一位美国人对日蚀的观察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一直到1919年5月,两个英国远征队才获得第一批有用途的照片。而这一重要的观察成就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爱丁顿。

爱丁顿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又是皇家天文学会的学术秘书。他参加了基督教教友会。就像那些主张“爱自己的敌人”的教友们一样,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只是摇头。与爱因斯坦一样,他也是一个十足的和平主义信徒。1916年春天,从中立国荷兰的莱顿大学寄来一份《广义相对论基础》单行本。皇家天文学会的通讯会员德·西特教授,刚从爱因斯坦那里收到这篇论文,就把它寄到了剑桥。爱丁顿一眼就看出,这篇论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马上开始研究广义相对论,同时请德·西特写三篇介绍广义相对论的文章,发表在皇家天文学会的会刊上。这三篇文章,引起了英国科学界的广泛注意。因为这是英国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来的两个半世纪里,第一次有人向牛顿提出有力的挑战。

爱丁顿决定用日全蚀观测来验证爱因斯坦的新的引力理论。

1919年5月29日将发生日全蚀。刚好,金牛座中的毕宿星团在太阳附近,如果天气晴朗,用照相的办法,至少可以照出十三颗很亮的星。这是天赐良机,到时候将给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也就是向牛顿挑战的新的引力理论,来一个判决。如果星光掠过太阳表面的时候,像爱因斯坦预言的那样拐弯了,这就证明爱因斯坦是正确的,否则……。

不,作为自然科学家的爱丁顿,坚信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星光将会拐弯,拐过1''.74,和爱因斯坦预言的一样。要用照相机照出这1''.74的偏转角,就像在十几米外照出一根火柴棍那样困难。不过,爱丁顿也仔细研究过了,这是办得到的。

在爱丁顿的热情倡导下,皇家天文学会开始了日全蚀观测的准备工作。当时,德国潜水艇封锁着英国的海岸线,英国人民正在挨饿,每天都有英国士兵牺牲在前线。德国是英国的头号敌人,花费大量的金钱和人力,去证明一个德国科学家的理论,遭到不少英国人反对。可是,爱丁顿和爱因斯坦一样,是和平主义者,他执著地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爱丁顿对广义相对论的热情,对科学的执著,感染了皇家天文官代逊。这次全日蚀,月球的巨大影子横跨大西洋两岸。代逊决定派出两支远征队,分别去非洲西部的普林西比岛和南美洲的索布腊尔。

1919年3月初春的一天,在格林尼治天文台皇家天文官的官邸,举行了日蚀观测队出征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巨大的书房里,代逊在花地毯上踱过来,踱过去,向两位队长作最后的交代。爱丁顿细长的身子埋在大沙发里,看着对面墙上的牛顿像出神。代逊讲完了,爱丁顿的副手想使会议的气氛活泼一些,就笑着说:

“要是我们观测到的光线偏转角不是0''.87,也不是1''.74,而是3''.4,那怎么办呢?”

这位副手是在望远镜下度过了无数夜晚的天文学家。他没有爱丁顿那样的数学造诣。在他看来,爱丁顿对爱因斯坦佩服得五体投地,实在有点好笑。广义相对论再优美,也不过是一件美丽的衣裳,穿在天文学身上,会不会合身呢?那一套玄乎乎的空时理论,光的弯曲,像他那样的天文学家是接受不了,也不愿接受的。所以,副手的这一番话,很有点揶揄爱因斯坦的意思。

爱丁顿没做声,眼睛仍然盯着墙上那威严的牛顿画像。

有什么可说呢?不管是什么结果,意义总是非凡的。爱丁顿对此早就想过:

“这次日蚀远征队可能会第一次证明光的重量(即牛顿值);或许还可以证实爱因斯坦的非欧空间的怪论;或许会出现更具有深远影响的结果——光没有弯曲”。

皇家天文官一本正经,他把两手一摊,对爱丁顿的副手说:

“那爱丁顿就要发疯了,你一个人回英国来吧!”

第二天,两支远征队双双启航,分赴各自的目的地。爱丁顿在4月23日到达普林西比岛,马上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架设望远镜、试拍照片……一切准备就绪,等待着那伟大的日子来临。宇宙将在那一天的几分钟里,把自己的真面目在世人面前显露一下。

5月29日终于来到了。

可真糟糕!一清早就下起了倾盆大雨。爱丁顿在帐篷里搓着手,焦急地来回踱着。不一会儿,他就跑到帐篷门口,仰望老天爷的苦脸。爱丁顿的脸比老天爷更苦!两个助手,掩饰不住内心的得意,在帐篷的一角做鬼脸,打手势,说怪话:“活该!这雨下得好,上帝给他的惩罚!谁让他那么起劲,拖着我们大家,跑到这个热带鬼地方来为德国鬼子效劳!”

助手的怪话,爱丁顿没有听见。他的脾气有点迂。据说在一次宴席上,有一位客人对他说:

“教授,听人说世界上只有三个人……不,只有两个半人懂相对论。爱因斯坦当然是一个,教授,你也是一个。”

“嗯,不……”爱丁顿带着沉思的神情摇了摇头。

“教授,不必谦虚,大家都这么说的。”

“不,我是在想,那半个人是谁。”

这样一个爱丁顿,他到这里来,是为了验证叫他心醉的相对论,是为了亲眼目睹伟大的宇宙的真面目,他哪里顾得上去听部下说怪话!

中午,雨总算停了,阴云还是不散,遮住了太阳。一点半钟,天空渐渐转成灰色,月亮来到太阳和地球中间。可是,太阳在哪里呢?太阳依然隐没在云堆里。

爱丁顿有点绝望了:要是这次拍不出星星的照片,两年多的准备工作就付诸东流,更糟的是,要过好几年才能等到下一次机会。爱丁顿下达命令:照原定计划拍照,有云也拍!

天空暗下来,仿佛黄昏突然来临,夜幕即将降落。节拍器打出有节奏的声音,日全蚀开始了。爱丁顿举起右手,往下一挥,轻轻地说:

“照相开始!”

一个助手站在架子上,用一块遮光板控制每次曙光的时间。月亮遮住了太阳,太阳成了一个黑球。它的周围是一个亮圈,亮圈外面喷出了火舌。大地沉浸在一片奇异的朦胧和寂静之中。大家只感到,热带的潮气从地面上蒸腾出来;大家只听到,望远镜底下,换底片暗匣的“咔嚓”声。爱丁顿也顾不得看那奇妙无比的日全蚀的天空,他只是隐隐地觉得,云彩似乎渐渐散去,黑蓝色的天幕上,有几颗星星露出了珍贵的笑容,节拍器“啪、啪、啪”地响着,报完了那302秒日全蚀时间。一共拍了16张照片,天空又渐渐恢复了它的光亮。

爱丁顿等不及回伦敦,就在普林西比这个小火山岛上干起来了。他每夜冲洗两张照相底片,冲洗出来立刻研究。爱丁顿拿起刚定完影的底片,放在照明灯上细细揣常。底片正中是一个白色的球。啊,这是太阳,被月亮挡住了。周围是一个黑圈;啊,这是日冕、日珥。因为是底片,一切都反了个个儿。黑暗的太阳是白色的,明亮的日冕、日珥是黑色的。那一片灰色的背景,就是天空。有没有黑点呢?没有。黑点就是星光。可是没有黑点,一个黑点也没有。云!云!罪人是云。哪怕一抹最淡最淡的云,就能把星光挡住。

第一夜,第二夜,第三夜……一直找不到黑点。普林西比的这一场努力眼看着要落空。可是,爱丁顿不是轻易认输的人。他沉住气,照原定计划干下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自己尽到一切努力,再失败,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抱愧的了。

到最后两三夜,底片的那层灰色天幕上,似乎出现了一些黑点。可是非常模糊,若有若无。爱丁顿把这几张有黑点的底片,和格林尼治天文台拍的夜空里的金牛座的照片比较。不行!这些星星太模糊,而且离太阳太远,比较不出结果来。最后,终于出现了一张底片,灰色的天幕上,紧挨着太阳,有几个非常清晰的黑点。爱丁顿拿在手里,禁不住心跳起来。牛顿的命运,爱因斯坦的命运,就在这一方底片上了。不,这不是两个人的命运,也不是两种科学理论的命运,而是宇宙!宇宙的命运啊!空间到底是不是弯曲,宇宙到底是不是可能有限,这些至大至圣的问题,答案就在这一方底片上。

爱丁顿把这张底片和从伦敦带来的底片重叠在一起,放在照明灯的乳白色玻璃板上。他把眼睛凑上去。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太阳周围那十几颗星星,都向外偏转了一个角度。星光拐弯了!广义相对论得到了证实。空间是弯曲的!宇宙真可能是有限的呢!

爱丁顿没有发疯,他和副手率领全班人马回到英国。去索布腊尔的远征队早回来了。他们拍的照片之中,有些也模糊不清,但是有七张,和爱丁顿的那一张是一致的。爱丁顿经过反复计算、核对,排除一切误差、干扰,最后他完全有把握了:日全蚀的观测,精确地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1919年11月6日下午,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在伦敦举行联席会议,听取两个日蚀观测队的正式报告。会议厅里济济一堂,英国科学界的泰斗们都在这里了。这些教授一个个都压低了嗓门说话,仿佛连空气中都感染到一种焦急的期待心情。观测的结果,虽然早就从各条小道泄露出去,可是这件事情实在太重大了,所以正式宣布的时刻,就具有了历史意义。全场就像一幕古希腊的戏剧那样庄重。

皇家学会会长、电子的发现者汤姆逊教授在全场肃穆中起立致词。他的背后挂着一幅巨大的牛顿像。这位巨人曾经连续24年任皇家学会会长,现在他正俯视着自己的后继者。

汤姆逊说: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也许是最伟大的成就……这不是发现一个孤岛,这是发现了新的科学思想的新大陆。”

接着,皇家天文官代逊代表两位观测队长宣读观测报告。他讲到,日蚀观测的数据和爱因斯坦预言的1C74十分吻合;他讲到,空间是弯曲的,爱因斯坦的新的引力理论是正确的;

他讲到,牛顿为我们勾画的宇宙图像应该改变了……

这次会太重要了,所以有人说:

1919年11月7日,爱因斯坦的传奇故事开始了。

 传奇的故事

1919年11月7日,欧洲各国的报纸都把新闻焦点对准了爱因斯坦,对准了绝大多数人并不懂得的广义相对论。伦敦《泰晤士》报1919年11月7日第12版第六栏的标题全是关于广义相对论,关于爱因斯坦的:

“科学上的革命”

“宇宙的新理论”

“牛顿的思想被推翻”

在第六栏的中间,还有一个简短而富于刺激的副标题:

“空间是弯曲的”

第二天,《泰晤士》报继续刊载报道广义相对论的文章,标题有:

“科学上的革命”

“爱因斯坦和牛顿”

“杰出物理学家的见解”

其中一篇文章说:

“在昨天的众议员会议上,相对论成了生动的话题,皇家学会会员、国会议员、约瑟夫·拉蒙爵士到剑桥大学去时被询问包围了,例如牛顿是否已被推翻、剑桥是否‘完蛋’

了”。

还有报道说,爱丁顿在剑桥作关于新成果的演讲时,好几百人在外面不能进入会场,会场内人员爆满。

荷兰报纸立即转载了《泰晤士》报上有关广义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消息,各家日报在报道时还纷纷邀请著名物理学家进行评论。洛伦兹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在11月19日的《新鹿特丹思潮》上向读者解释广义相对论。他说:

“根据伦敦《泰晤士》报报道,有许多人抱怨相对论难懂,这很使我吃惊。爱因斯坦写的一本书名为《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浅说》小册子,很可能是由于在战争期间没法传到英国。”11月23日,玻恩在《法兰克福大众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名为:“空间、时间和万有引力”。

11月30日,弗罗因德里希在柏林的《沃赛西日报》上说:

“德国目前有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科学事件,然而却没有看到它应有的重要的反响。”

其实,反响是有的,不过迟了一点。12月14日,周刊《柏林画报》在封面上登载了爱因斯坦的画像,解说词是:

“世界历史中的新伟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的研究是对我们自然概念的彻底革命,他的研究洞察力可以与哥白尼、开普勒和牛顿相提并论。”

12月10日,瑞士报纸《新苏黎世报》的头条新闻说:据报道天文学家德兰德雷斯在12月8日的法兰西科学院会议以前,叙述了5月29日的观察,他用能量吸引能量总结爱因斯坦的理论。

爱因斯坦本人也怀着“喜悦和感激之情”接受伦敦《泰晤士》报的邀请,为11月28日《泰晤士》报写一篇文章,这样,他就有机会表达自己对英国的一番心意:

“在学术界之间以前的活跃往来可悲地断绝了之后,我欢迎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表达我对英国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喜悦和感激的心情。为了验证一个在战争时期在你们的敌国内完成并且发表的理论,你们著名的科学家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你们的科学机关也花费了大量金钱,这完全符合于你们国家中科学工作的伟大而光荣的传统。虽然研究太阳的引力场对于光线的影响是一件纯客观的事情,但我还是忍不住要为我的英国同事们的工作,表示我个人的感谢;因为,要是没有这一工作,也许我就难以在我活着的时候看到我的理论的最重要的含意得到验证。”

最后,爱因斯坦说了一段诙谐的话:

“你们报纸上关于我的生活和为人的某些报道,完全是出自作者的活泼的想象。为了逗读者开心,这里还有相对性原理的另一种应用:今天我在德国被称为‘法国的学者’,而在英国则被称为‘瑞士的犹太人’。要是我命中注定将被描写成为一个最讨厌的家伙,那么就倒过来了,对于德国人来说,我就变成了‘瑞士的犹太人’;而对于英国人来说,我却变成了‘德国的学者’”。

《泰晤士》报特地为爱因斯坦的文章写了评论:

“爱因斯坦博士善意地赞美英国科学的公正,实在是过奖了。”

对于爱因斯坦的诙谐,《泰晤士》报评论说:

“我们承认他有点诙谐。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根据他的相对论的要旨,爱因斯坦博士是不会对自己作绝对的描述的。”不过,爱因斯坦和相对论首次在报纸上出现并不是1919年11月。早在1912年维也纳的一家报纸上就出现过这样的标题:

“时间危险 数学激动”

很明显,这是指狭义相对论中的时间延迟。

1914年爱因斯坦还亲自给《沃赛西日报》写过关于相对论的文章。因此,爱因斯坦在1919年11月之前就多少引起新闻界的关注,不过只限于说德语的国家罢了。自从1919年11月起,爱因斯坦才真正成为一名世界风云人物。例如,《纽约时报》索引中直到1919年11月才开始提到爱因斯坦。从1919年11月9日起到爱因斯坦去世,这家报纸没有一年不提及爱因斯坦的名字,通常是与科学有关的报道,更常有的是爱因斯坦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公众舆论方面说,爱因斯坦的传奇故事开始于《泰晤士》报1919年11月7日的报道。1919年11月9日,美国《纽约时报》以其惯有的耸人听闻的手法,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俄国十月革命政治事件的影响编排在一起。《纽约时报》头版文章的标题是:

“11月7日赤色分子阴谋搞世界暴动”

“列宁的密使企图在整个欧洲发动起义”

紧接着,在关于爱因斯坦的专栏中,用6倍大的标题写着:

“天之光歪斜”

“科学家急切等待着日蚀观测的结果”

“爱因斯坦理论的胜利”

“恒星不是在它们似乎应该所在的或被计算出来的位置上,但不必担心”

“十二智者的书”

“出版家接受相对论时爱因斯坦说,全世界都不能理解相对论”

正文里显赫地描述了两件事。一是说在英国皇家学会的会议上,大家都说欧几里德被打倒了;二是说爱因斯坦在把自己著作交给出版商时,警告他们说:全世界只有12个人懂得相对论。但出版商们甘愿冒这个风险。

前一种说法,是捕风捉影的新闻界根本不懂相对论而故意制造出的新闻噱头;后一种说法,倒是爱因斯坦一贯的看法,至于是否爱因斯坦如此说过,恐难以考证。1919年12月,爱因斯坦在家中接见《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记者问他懂得他的著作的人是否多于12个人,“博士温厚地大笑起来,但他仍坚持说外行人理解他是相当困难的。”

1919年11月9日后,欧美新闻界对爱因斯坦的热切关注是极为有趣的事。特别是《纽约时报》,几乎是连篇累牍地渲染着相对论的神秘性与潜在的破坏性。

请看《纽约时报》的连续报道:

11月11日,“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令人震惊的消息,人们甚至会对乘法表的置信安全担心……。这使两个皇家学会的会长宣传‘光有重量,空间有限’似乎是合理的、可以想象的。可是根据定义恰恰不是这样,普通人的理解能力到此为止,然而或许更高一级数学家也只能理解这么多。”11月16日:“这些先生可以是伟大的天文学家,但他们是弊脚的逻辑学家。外行批评家已经提出反对说,宣称空间在某处有尽头的科学有义务告诉我们,尽头之外是什么。”11月18日,《纽约时报》针对一些人不理解广义相对论而提出的责难,劝告读者说,不要因为全世界只有十二人懂得“这位突然著名的爱因斯坦博士”的理论而怪罪。

11月25日新闻栏的标题是:

“爱因斯坦奠定了新物理学”

“奥利弗·洛奇爵士说,相对论将传播开来,数学家将面临一个恐怖时期”

11月26日的新闻标题又变成:

“难以理解爱因斯坦”

11月29日社论标题更耸人听闻:

“学术界的厄运时期”

12月7日,再次发表名为“向绝对进攻”的社论,社论中说:

“对时间和空间的侮骂之声四起,使一些天文学家陷于可怕的境况之中,在此境况中他们似乎觉得人类的一切思想基础全被破坏了,至少有些日子他们是这样感觉的。”

一个并不为大多数人们理解的物理学理论,刹那间成为各种新闻媒体关注的中心,引起种种猜测、联想和非议,实在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爱因斯坦不仅创立了二十世纪的新物理学理论,并由此获得世界的注意,而且也在二十世纪初的新闻史上留下了传奇性的名声。这种名声很大程度上是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把爱因斯坦事件和稍微早些时候的事件对照一下,就可发现一种有趣的变化。1895年伦琴发现X射线时,新闻界也渲染得很厉害,而那时关注的中心是科学发现的价值,是科学发现给人类带来的福音。如今,人们更关注的是广义相对论的创立者本人,他的一切与科学创造之外的东西的新闻价值超过了科学价值。人们对新理论带来的某种破坏性津津乐道,而很少注意其巨大的建设性。

当然,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确实包含着某些令人恐慌的信息。在广义相对论面前,旧的稳定的宇宙秩序轰然倒塌,一种未知的宇宙新秩序的信息让人们激动而又恐慌。爱因斯坦仿佛是从神界下来的、带来法律的新摩西,是操纵天体运动的新约书亚。他用奇怪的,谁也无法理解的语言说话,但是聪明人断言说,无言的星球可以证明他的正确和伟大。爱因斯坦的理论唤起了人们心理深层的波澜。古往今来,男女老少都对星球和光线有着亘古不变的惊异和畏惧。人们的梦中,出现得最多的是遥远的星辰日月,人类的神话中,出现得最多的也是遥远的星辰日月。人们不理解,无法控制的对象就是神秘向往的对象。如今,有人来解释,有人来诉说。懂与不懂,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它和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愫有了共振,有了牵连。

“相对论热”引发的条件还有当时的文化心理背景。

《泰晤士》报记者就相对论问题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天体力学教授普尔,普尔说:

“过去几年整个世界处于骚动不安之中,精神和物质均如此。物质的骚动不安,如战争、罢工、布尔什维克起义等可见事件,实际上是以精神深处的骚动为基础的,具有世界性……。这种同样的动乱精神已侵蚀了科学……”

还有人解释:

“还有一个看来是最重要的原因:新现象是一位德国学者预言的,而英国的一些学者验证了它。不久前还属于两个敌对营垒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们又开始一道工作了。或许,这就是新的时代、和平时代的一个开端?据我看来,人们向往和平是爱因斯坦的荣誉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

不管怎么说,爱因斯坦一下成为世人崇拜的偶像,他的传奇故事有了普遍的世界性。请看德国外交部收到的各国对爱因斯坦访问的报告:

1920年6月,奥斯陆:“爱因斯坦的演讲受到公众和报界异乎寻常的好评”。

1920年6月,哥本哈根:“近来,所有不同观点的报纸均发表长篇文章和访问记,强调爱因斯坦的重大意义,‘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和‘伟人’”。

1922年4月,巴黎:“……轰动一时的新闻是,首都的自以为学识高深的人都不愿放过机会”。

1923年1月,东京:“当爱因斯坦到达东站时,那里人群密集,连警察也无力应付这些危险的人群……,菊花节那天,天皇、摄政王、王子王孙都没有举行招待会,一切都围绕爱因斯坦转”。

1923年3月,新德里:“到处充满着极大的热情……报纸每天都设专栏报道他的行踪……”。

1925年6月,蒙得维的亚:“他是首都谈话的话题,他成为头条新闻达整整一星期之久……”。

“相对论热”使得爱因斯坦的每次讲演都是人山人海,讲演大厅里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听众往往有上千人。要想知道爱因斯坦教授在哪里作报告,只要看一下这时人们朝哪里奔跑,就知道了。听众中,凑热闹、赶时髦的人当然是大多数,而且有不少外国游客。一位目睹当时情景的人作了如下描述:

“报告厅里坐着许多身穿珍贵袭皮大衣的美国、英国阔太太,她们手举望远镜,仔仔细细地端祥着这位学者。”

报告一结束,这些外国游客就冲向黑板,为了抢夺这位红极一时的学者写字留下的粉笔头。他们想把这些珍贵的纪念品带回家,到处炫耀。

人们对爱因斯坦的崇拜到了顶点。1921年6月13日,霍尔丹爵士把爱因斯坦介绍给英国皇家学院。那是爱因斯坦第一次访问英国,住在海尔登爵士家里。一进爵士家,海尔登的女儿一知道站在眼前的人便是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时,竟激动得昏了过去。

海尔登爵士后来回忆爱因斯坦的英国之行,说:

“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不希望自己被人注意,但是那无庸置疑的天才却驱使着他,不许他有片刻的休息。”

 名誉后面的苦恼

在举世瞩目的荣誉面前,爱因斯坦没有道理不高兴,可荣誉带给他更多的是苦恼。莫什考夫斯基说:

“荣誉也要求作出牺牲,而如果可以谈到追逐荣誉的话,那么在这种追逐中,在所有的场合中,爱因斯坦扮演的都是猎获物,而不是狩猎者。”

从1919年11月9日早晨起,爱因斯坦就成了新闻界与公众的“猎获物”。

记者们一拨又一拨地揿响了哈贝兰大街5号的门铃。谈话、采访、拍照、没完没了的追问、故作深刻的对话、添油加醋的渲染,还有廉价的吹捧,把爱因斯坦全弄糊涂了,也弄得紧张万分。

爱因斯坦不无感慨地说:“我最凶恶的敌人还是邮递员;

我已摆脱不了他的奴役了!”

那真是可怕的场景!

每天早班邮件一到,围攻就开始了。他会收到成百上千封讨照片、讨亲笔签名的信。许多信封上连地址也没有,只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收”几个大字。也有一些讨论科学问题的信。有人请他解释空间怎么会弯曲,有人请他证明宇宙怎么能有限,有人请他说明时间怎么能像橡皮筋似地拉长缩短。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小问题,只要教授花费一分钟时间回答。也有请求帮助的信:一个青年学生没有考上大学,请教授在教育部说说情;一个青年发明家的新发明被埋没了,请教授在科学院里讲几句话;一位年轻妇女作为“天文观察者”自荐效力;一家雪茄烟厂厂主告诉他已把自己工厂生产的一种新型雪茄取名为“相对性”……

艾尔莎成了爱因斯坦的收发秘书。她每天得把信件分类,一些她留下不回信,一些自己复信,余下的交给爱因斯坦过目。这项工作要占去她整整半天功夫,有时甚至整个晚上。

尽管艾尔莎已筛选过,但信件仍使爱因斯坦伤透脑筋。在1920年,爱因斯坦说:

“我从不擅长说‘不’。但现在,报界文章和信件不断地向我询间,邀请和要求,我每晚都梦见自己在地狱里被火焚烧。邮递员变成了魔鬼,对我大声喝斥并把成捆的新信件向我头上掷来,就因为我对过去的信件未作答复。

“加上我的母亲有病,但为我的‘伟大时刻’即许许多多毫无意义的会议又来了。简而言之,我差不多是只会作简单反射运动的一捆东西了。”

聪明的爱因斯坦想出了一个对付信件的办法:请慈善机关代办讨照片和签名的信。谁捐了钱,就能拿到爱因斯坦教授的签名照片。这真是一举三得:既满足了那种名人崇拜迷的虚荣心,又帮助了穷人,更节省了自己的时间。至于讨论问题和请求帮助的信,爱因斯坦都亲自回信,实在忙不过来,就请艾尔莎的大女儿帮忙。

麻烦的是找上门来的人:摄影家、画家、雕刻家,各个行当的艺术家都来找他。已经成名的是为了丰富自己的作品目录,尚未成名的是为了借爱因斯坦的大名去闯出自己的名誉。亏得艾尔莎的能耐,既客气优雅,又不动声色地推掉丁一件件麻烦事,挡走了一位又一位客人。碰到那些能泡能磨的客人,艾尔莎也有挡不住的时候。每逢此时,爱因斯坦也只好亲自到客厅里来逢场作戏了。

全世界都在谈相对论。名式各样的哲学家、科学评论家、打油诗人、漫画家、无孔不入的商人,更是在前所未有的爱因斯坦热、相对论热中推波助澜。

有人是正儿八经地谈,有人在瞎扯淡,更多的人是在赶时髦。

一个美国富翁出五千美元巨额赏金,征求一篇三千字的介绍相对论的文章。市场上的烟贩子在叫卖“相对论牌”香烟和“爱因斯坦式”雪茄。英国的一家报上登出一幅漫画,把相对论和英国人特别爱好的侦探故事结合起来了:

一个大侦探手拿电筒,照出一束强光,光线绕过两个大弯,落到正在撬保险柜的窃贼身上。漫画的标题是:

爱因斯坦,这是小意思!

一位打油诗人描写相对论的尺缩效应:

杰克小位剑术精,

出刺迅捷如流星,

不料空间一收缩,

长剑变成小铁钉。

这已经是一场闹剧了。严肃的物理学理论竟被新闻媒体煽起的热浪冲击得面目全非。爱因斯坦深知人们在崇敬自己的同时,又是在填补他们自身的无知与无聊。和人家的赞誉对着干,板起面孔,作高深状?天性善良的爱因斯坦做不出来;顺水推舟,在人们浅薄的赞誉中欣欣然,乐融融?爱因斯坦的境界自然不会这么低。

怎么办呢?

盲目崇拜名人的风尚,是人类社会留下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独立的人格,就有了崇拜,就有了时髦的风尚。

爱因斯坦式的幽默与诙谐又一次派上了用场。有一次,在一位渴望获得签名的年轻太太的纪念册上,爱因斯坦写下这样叫人哭笑不得的“诗”:

小牛和山羊在菜园里游戏,

我们两人中有一个和它们同类。

又有一次,他写道:

我走到那里,我站在这里,

总看到眼前有一张我的画像——

在写字台上,在墙壁上,

在围着脖子的黑丝带上。

男男女女怀着仰慕的神情,

来索取签名留念。

人人都从那可敬的好小子那里,

讨到一个带钩的签名。

有时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在那清醒的时刻我却想:

是我自己已经发疯,

还是我误入了牛羊群中?

爱开玩笑的爱因斯坦,写下如此打油诗之后,心里总又有些后悔,怕伤了人家的感情。好在名人效应总使得崇拜者们诚惶诚恐。他们即使受到爱因斯坦的讽刺,仍觉得是一种难得的荣光,还喜不自禁地说:

“看,这才是真正的名人!平常人谁有这份幽默?”

出名后各式各样的社交活动是爱因斯坦最为头痛的事。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出席的都是名流和名流夫人。人人彬彬有礼,说话温文尔雅,衣着得体大方。从政治到哲学,从哲学到科学,他们都会谈一点,可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在这种场合,附庸风雅地向先生们微笑致意,向夫人们说两句情趣隽永的俏皮话,都让爱因斯坦头皮发麻。他嗯嗯地随口应答一切应酬,和蔼可亲地面对一切提问,但就是心不在焉,由此而获得一种传闻,即“爱因斯坦教授那种可爱的心不在焉”。

爱因斯坦的离群索居,多半是研究对象的超越琐俗人世而养成的。其实在生活中,爱因斯坦是相当善良可亲的。他不想为衣食住行花费时间,他留下的许多照片可以看出,他的穿着极其简朴,常常穿咖啡色皮上衣——艾尔莎送给他的礼物,很旧很旧的,天冷再加上一件灰色的英国羊毛衫——也是艾尔莎送的礼物,同样很旧很旧。还常穿一套旧式的黑色西服出席宴会,只有在特殊场合由于全家人的一致要求他才穿晚礼服。

对荣誉的漫不经心的反面,则是对研究工作的全神贯注。许多回忆录都谈到这一点。爱因斯坦在自己的阁楼式的工作室里写作、阅读,而更多是思索。偶尔把头垂向右边,把一绺白发绕到手指上。爱因斯坦不时从放在他面前那三只填满烟草的烟斗中拿出一只叼在嘴里。爱因斯坦脸色苍白,额前布满皱纹。

爱因斯坦的天性实际上是喜欢结交朋友的,尤其是他所喜欢的人。

爱因斯坦有一位医生朋友,名叫鲁道夫·埃尔南,他常和爱因斯坦在柏林郊外散步、交谈。在回忆录中,埃尔南对爱因斯坦有着如下的描述:

“他有一双天使般的眼睛,笑起来眯成一条线,坦然地看着周围的事物——关于这一点许多同时代人都知道。但是不太知道他的身体状况。爱因斯坦比中等个儿略高,白皙的皮肤,结实的肌肉……。他不爱吃药,却喜欢医生……。爱因斯坦喜欢跟他们交谈,因为可以得到和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出生的人们交往的丰富经验。他在医生中间找到某种与自己特有的爱好相近的东西,因为爱因斯坦本人也可以认为自己是为使人类健康和得到改善而斗争的一名战士。”

巨大的荣誉和成就并未泯灭爱因斯坦善良的同情心。英费尔德深深铭记住这一点。英费尔德第一次会见爱因斯坦是在1920年。当时,他在雅盖斯基大学学习,而在第五学年时想到柏林在普朗克、劳厄和爱因斯坦那儿完成自己的学业。但是,出生在波兰的人,特别是犹太人,在普鲁士官僚机构中会遇到非常不友好的接待。久久犹豫之后,英费尔德决定向爱因斯坦求援。英费尔德描述着这一次求援:

“我在哈贝兰大街5号爱因斯坦的住宅门前按了电铃。我又胆怯,又激动,怀着节日般的心情等待当面亲谒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夫人请我走进一个摆满了笨重家具的小房间。我说明了来意。她表示抱歉,说我还得等一会儿,因为她丈夫正在和中国教育总长谈话。我等着,由于焦急和激动我的脸都发红了。最后,爱因斯坦打开了房门,和中国人道别后,便请我进去。爱因斯坦穿着黑色的短上衣,条纹裤子,裤子上掉了一颗主要的纽扣。那张脸我在报纸上和杂志上已经看到过许多次。但是没有一张照片能表现出他那炯炯的目光。

“我把自己事先认真准备好的一番话忘得一干二净。爱因斯坦对我友好地微笑一下,递给我一支烟。这是我到柏林以来见到的第一次亲切的微笑。我结结巴巴地向他叙述自己的困难。爱因斯坦注意地听着。

“‘我倒很乐意替你写一封信给普鲁士教育部长,不过这一点用也不会有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开过许多介绍信了’,接着,他冷冷一笑,低声又说了一句:‘他是反犹主义者’。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几步,沉思了一会儿。

“‘您是学物理的,事情好办一点。我写几个字给普朗克教授。他的推荐比我的作用大,这样办最好了!’

“他开始找写信的纸。纸就在书桌上,在他面前。我不好意思指给他看。最后,他终于找到了纸,草书了几句。他还不知道我对物理学是否有所了解,就已经把信写好了。”

轰动世界后的爱因斯坦仍然质朴、善良、乐于助人,这种品质是他抵抗一切虚荣侵蚀的坚强防线,也是他在自然科学领域之外获得广泛人格魅力的重要原因。

俄国学者、政治家卢那察尔斯基在20年代拜访爱因斯坦后,就对爱因斯坦这种精神品质作了形象的描绘:“爱因斯坦眼睛近视,目光漫不经心。也许,他一半以上的注意力已经早就彻底地转向内部某处。也许,爱因斯坦大部分的眼神老是忙于和他的思想一起在作某个计算图。因此眼睛充满抽象的思维,甚至显出有些忧郁。然而,在社交生活中,爱因斯坦是一个异常快活的人。他爱开玩笑,他的笑声是善意的,完全是孩子般的。这时,他的眼睛霎时间完全变为孩子般的眼睛。他的不同寻常的质朴产生了一种魅力,以至使人不知怎么地就想抚爱他一下,握握他的手,拍拍他的肩膀,当然,这样做是怀着极大的敬意。得到的是某种温柔的同情感、质朴的赞赏感以及无限的尊敬感。”

卢那察尔斯基同时也描写了艾尔莎,这段描写中所包含的评价似乎与爱因斯坦自己的评价有些差距。但不管怎么说,能让爱因斯坦在20年代初获得相对安宁,艾尔莎是有巨大功劳的。卢那察尔斯基说:

“她是一位不太年轻的女人,头发浓密灰白,但有魅力,精神上仍然是很美的,甚至胜过肉体上的美。她全心全意地爱自己伟大的丈夫,她准备献出一切为保护丈夫免遭生活拖累,并为他建立起一个极其安静的环境,使他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能在这样的环境里成熟。她充分认识作为思想家的丈夫的伟大作用,并充满对丈夫像对最招人疼爱的与众不同的大孩子一样的情感,充满伴侣、妻子和母亲的最温柔的情感。”

传奇般的经历给爱因斯坦带来荣誉、名声,也带来了苦恼和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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