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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柏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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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柏林(一)

 红玫瑰

1913年夏天,两位年过半百的、德高望重的权威学者,风尘仆仆地从柏林来到苏黎世。这两个学者一个是普朗克,一个是能斯特。

普朗克是量子论的天才创始人,也是一个具有广泛科学兴趣和敏锐直觉的物理学家,他还是高度评价相对论的内在严整和谐的第一人。他理解到或者说感觉到爱因斯坦的理论将长期决定物理学的研究方向,这些研究将带来不能预先确定的、但对科学和文化的所有领域无疑是重大的成果。普朗克使用了他在科学院院士中无可争议的权威,不只是科学上的,还有道德上的权威,全力赞誉着爱因斯坦。普朗克出身贵族、循规蹈矩、举止文雅沉着、姿态端庄,在柏林官场以及德意志年轻军官中都广泛受到敬仰。

能斯特更是一个政治型的大学者。一方面,他是20世纪最大的化学家之一,另一方面,他又特别感兴趣于德意志民族的对外扩张。有人说能斯特是一个具有惊人的积极性和能量的人,是一个天生的组织家,一位深邃的和独创的思想家。

这两个大学者,来苏黎世干什么?

观光?旅游?都不是,他们是带着德意志的使命来拜访爱因斯坦的。

当时的德国,专门的国家的科学机构或由政府倡议私人投资建立的科学机构不断涌现。在这些机构中,理论研究应当带来毫无疑问的但预先不可能确定的实际效果。为了从英国那里夺取科技和工业发展的优势,以“铁血政策”重新划分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日耳曼帝国特别强烈地希望使理论思维的实力集中于增强工业和军事竞争的势力。

金融寡头衷心地支持日耳曼皇帝的计划,宣布建立以受过加冕礼的倡议者的名字命名的协会和研究所。“威廉皇家协会”应该是由银行家和工业家们组成的,他们对研究所提供资助。给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授予元老称号、特制的长袍和参加有皇帝出席的隆重午宴的权利。在德意志为上的德国人心目中,有谁会反对这种前途呢?

威廉皇家研究所准备吸收最优秀的科学家们参加,他们可以获得比较优厚的酬劳,没有教学任务,有权进行任何个人感兴趣的研究。设想这些研究将会带来累累硕果不是没有根据的。

挑选学者的具体工作就由普朗克和能斯特负责。普朗克和能斯特联名向上司报告:只有把爱因斯坦请来,柏林才能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物理学研究中心。

这是一种需要勇气的非凡眼力。

在德国人眼里,爱因斯坦无疑是个“怪人”。年纪小小时就毅然放弃自己的出生之地,不做德国人。忠君、爱国、英勇、服从,这些德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品德,常常受到他的嘲笑,他把这些东西叫做愚蠢和盲目。显然,要把这样一个“怪人”拉回到德国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该要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才行。

普朗克、能斯特放出的“钓铒”是诱人的:

第一,请爱因斯坦担任正在筹建中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这个建议似乎很奇怪。随便谁来领导一个研究机构,恐怕都比这位心不在焉、思想常在云端翱翔的爱因斯坦教授强。可是不要紧,所长是代表地位和荣誉。他如果高兴,可以出些主意,如果不高兴,也可以撒手不管,日常事务自有常务秘书办得妥妥帖帖。

第二,选爱因斯坦当普鲁士科学院院士。一般院士是没有薪水的荣誉头衔,但爱因斯坦就任的是实任院士,年薪1200马克。

第三,聘爱因斯坦为柏林大学教授。爱因斯坦教授有授课的权利,只要他有兴趣,但却没有讲课的义务。讲多讲少,讲课的内容和时间,均由他自便。大学里的一切事务,他可一概不必过问。

这个一揽子方案,真不愧是网罗爱因斯坦的妙计。它是普朗克的浪漫主义和能斯特的实干精神合作的产物。

他们算是摸透了爱因斯坦的心思,爱因斯坦不能不动心了。

在这个世界上,还企求什么呢?安定的生活环境,良好的工作条件,充裕的研究时间,不受任何束缚和干扰,全心全意进行相对论研究,实在是巨大的诱惑。

可接受在柏林的工作,爱因斯坦的内心并不是坦然的。

在他看来,移居普鲁士首府,这个德意志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老窝,像是背叛了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信念。中学时代,他离开出生地,就是企图从那时起能放弃德国国籍,以便与军事操练和“黩武气息”一刀两断。可现在难道还要返回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大本营去安家定居?甚至还要去当普鲁士皇家机构的官员?

再说米列娃怎么办呢?虽说此时两人关系紧张,但米列娃毕竟还是自己的妻子。德国人看不起斯拉夫人,斯拉夫人也不喜欢德国人。柏林那种匆忙和刻板的生活,米列娃是永远不会喜欢的。

还有一点,爱因斯坦此时对自己的创造性有了一种隐隐的忧虑。他曾对苏黎世的挚友说过:

“柏林的先生们把我当成豢养的产卵鸡,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下蛋!”

爱因斯坦陷入了犹疑不定之中。

“你的出生之地,你真正的祖国在等待着你!”普朗克以他自以为最神圣的感情劝说着爱因斯坦。

“可是,我是个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说,“德国真的会欢迎我吗?”

“德国欢迎的是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能斯特的政治家风度与外交辞令恰到好处。

“但是”,爱因斯坦打断他们的话,笑着说,“这算得了什么呢?相对论是算不了什么的。朗之万说过,全世界只有12个人懂相对论。”

“这一点我们同意。可是,在这12个人里,倒有8个在柏林呢!”普朗克、能斯特自负地大笑起来。

爱因斯坦也笑了。确实,柏林是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中心。一流的设施,一流的人才,确实是研究与推广相对论的最佳地点。

“这样吧”,爱因斯坦面对难题时的幽默又表现出来了,“你们二位先生先去玩几天,等你们再回苏黎世,我到车站来接你们。”

普朗克与能斯特完全迷惑了。

“要是我手里拿一束白玫瑰花,就是‘不去柏林’;要是拿一束红玫瑰花,就是‘去柏林’。”

爱因斯坦作出了一个浪漫的决定。

当普朗克、能斯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郊外返回苏黎世火车站时,一束红玫瑰花在爱因斯坦手里盛开着,他们的心放下了。

柏林科学院早已盼望爱因斯坦了。1911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物理化学创始人范特霍夫逝世后,柏林科学院就想物色一位继承人担任常务院士。当年老力衰的伦琴谢绝接受这个职务后,柏林科学院想到的人选就是爱因斯坦。1913年7月10日,在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学部全会上,爱因斯坦以44票对2票,荣膺为正式院士。在由普朗克、能斯特、卢本斯和瓦尔堡签署的推荐书上写道:

“签名人十分明白,他们为这么年轻的学者呈请科学院正式院士的任职,是异乎寻常的。然而他们认为,由于他本人的非凡成就,足以证明他符合院士条件,从科学院本身的利益出发,也要求尽可能为这样的特殊人物提供应选机会,尽管推荐人对被推荐人的未来无法作出担保,但他们根据被荐人现在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都能满怀信心地认为,他完全符合国家最有声望的科学机构院士的条件。推荐人进而坚信,对于爱因斯坦进入柏林科学院,整个物理学界将会认为,这是科学院的一项特别重大的收益。”

1913年11月12日,选举得以确认。

1913年12月7日,爱因斯坦在从苏黎世给柏林科学院的信中写道:

“对于您们选举我担任贵院正式院士,我表示由衷感谢。我谨此声明,接受这一选举。并深深感谢您们,使我在你们中间获得一个职位,从而使我摆脱职业的负担,能够全心全意献身于科学工作。当我一想到自己每天思想上暴露出来的弱点,就会对这一崇高褒奖显露出惴惴不安的心情。但是,有一种想法促使我鼓起接受这次选举的勇气,那就是对一个人来说,所期望的不是别的,而仅仅是他能全力以赴和献身于一种美好事业。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还是能胜任的。”爱因斯坦在1914年4月去了柏林,并且在柏林一直定居到1932年12月。遗憾的是,米列娃没有,她从此没有再跟随爱因斯坦了,他们分居了,一个家庭终于破裂了。

在柏林,爱因斯坦立刻被一家重要德国时报《沃西奇日报》的编辑们包围了,编辑们要爱因斯坦向读者解释相对论。1914年4月26日,爱因斯坦第一次在德国报纸上发表文章,题名《关于相对论原理》。这篇文章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狭义相对论。最后一段用疑问句开头:“上面所概述的狭义相对论是本质上完整的理论呢?还是仅仅代表了深远发展的第一步呢?”爱因斯坦告诉读者,他认为第二句是对的,但他同时坦率地告诉大家:

“关于这一点,即使是懂得相对论的物理学家,他们的观点,依然是有分歧的。”

对于相对论的前景的歧议,是1913—1915年这个时期的特点。这一特点在爱因斯坦1914年7月2日的普鲁士科学院就职讲话中更能体现出来。爱因斯坦说:

“从理论观点来看,这理论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因为刚才所讲的相对性原理偏爱于匀速运动。从物理学观点来看,不可给匀速运动以绝对的意义。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这种讲法是不是也应当扩充到非匀速运动上去呢?已经弄明白,如果人们以这种扩充了的意义来提出相对性原理,那么就得到相对论的一种无歧义的推广。人们由此得到了包括动力学的广义引力论。可是在目前,我们还没有一系列必要的事实,可用来检验我们提出这样假定的原理是否得当。”

普朗克在欢迎致词中也礼貌地指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理还缺乏足够的实验证据。大家都期待能组织考察团在1914年8月14日观测日食,以之验证爱因斯坦设想的光弯曲现象。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希望成了泡影。

战争影响了对爱因斯坦理论的验证,但并无法阻止爱因斯坦创造性的思维成果。战争期间,爱因斯坦出版了一本书并撰写了大约50篇论文,这是他一生中最有成果最富于创造力的时期。

在柏林,爱因斯坦同新环境进行科学交往的基本形式是每周一次的物理学讨论会。爱因斯坦呆在柏林的年代,一直都举行这种讨论会。第一流的物理学家们聚在一起,讨论、演说、争吵,为新物理学的诞生殚精竭虑,贡献出人类最杰出的智慧。

后来,所有参加过讨论会的学者们,都在自己的回忆中一再提到这种难忘的科学讨论会。在他们的回忆中,最突出的形象就是爱因斯坦。他深刻的思想、无拘无束的个性、诚挚亲切的作风,都让人难以忘怀。可这位新院士,除科学讨论会外的官方会议,他从不参加,也无任何兴趣。

刚到柏林,爱因斯坦的生活比较平静,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人们出于礼貌和景仰,也很少挑剔他、非议他。可没过多久,不拘一格的爱因斯坦式的生活习惯还是引起了刻板的德国先生们的议论,德国人的繁文缛节同样让爱因斯坦觉得别扭。

1914年5月,爱因斯坦给苏黎世的胡尔维茨写信发牢骚:

“出乎意料,在这里我的生活安排得还算顺利;我内心的平静只是由于人们在每件琐事上对我苛求才遭到破坏,譬如我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要不然某些所谓长者就会把我归入社会渣滓之列。”

这时的爱因斯坦,只属于相对论。他的意识被加速运动的相对性问题、引力问题、空间几何属性对空间中发生的事件的依赖性问题吸引住了。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些问题。

普朗克回忆说,有一次,他约爱因斯坦一起去参观波茨坦天文台。他们说好在指定时间在一座桥上会面。普朗克恰好有些琐事,担心不能准时到。

爱因斯坦说:“没关系,我在桥上等你就是。”

“不过这会耽误您的时间了,”普朗克不安地说。

“一点也不!我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做我的事。难道我在桥上考虑问题会比在家里少吗?这不可能。”爱因斯坦有他自己的道理。

还有一次,爱因斯坦得知他在柏林的同事,心理学专家施图姆普夫教授对与空间有关的感觉和表象感兴趣。本来按照礼仪,新院士应——拜访老院士,爱因斯坦一直没完成这项他永远不会的活动。这下可好,礼仪拜访与感兴趣的话题正好结合起来。于是爱因斯坦在一天早晨前往拜访施图姆普夫教授。

由于没有预约,主人恰巧不在家。女佣人问他要不要留话。他说不必了,过一会儿再来。独自一人在公园呆了几个钟头后,爱因斯坦再次敲响了施图姆普夫教授家里的门。

女佣人发窘地告诉爱因斯坦,说主人吃完午饭正在午睡。

爱因斯坦一点也不恼火,他平静地说:

“没关系,我过一会儿再来。”

下午四点钟,爱因斯坦收起手上计算的纸和笔,又去了施图姆普夫教授家。

女佣人打开门,说:“主人起床了。”爱因斯坦微笑着对女佣人说:“耐心和恒心是会得到酬报的。”

老院士见到闻名已久的新院士,十分高兴。不料刚一落座,客人马上就谈起广义相对论中的空间概念,而且是滔滔不绝。可惜,这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对数学一窍不通,客人满嘴的数学术语,使他堕入了云雾中。等到爱因斯坦发现主人的困窘,时间已过去了四十几分钟,拜访时间早就该结束了。

爱因斯坦尴尬地起身告辞,连连道歉。

1914年秋,爱因斯坦为《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写了一篇长篇论文。这篇论文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系统地、详尽地讨论与格罗斯曼合作的第一篇论文中所用的方法和所取得的成果。对张量分析和微分几何的简述几乎占论文篇幅的二分之一。爱因斯坦清楚地认识到有必要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这些技术;这些技术对于爱因斯坦和其他大多数物理学家来说都是新鲜的。这篇论文中还含有物理学中的几个新特点。首先,爱因斯坦反对牛顿的转动绝对性记点。例如,牛顿常用转动的装满了水的水桶来说明问题。相反,爱因斯坦强调说:“我们无法区别‘离心场’和‘引力场’,我们可以把离心场当作引力场。”论文还有一个胜人一筹之处,爱因斯坦第一次得出了点粒子运动的测地线方程,并且证明它有正确的牛顿极限。张量理论还包括红移和光弯曲的早期成果(依然是旧值,是正确值的一半)。最后一个成果是他对时空性质的重要评论,这是爱因斯坦第一次提到时空性质问题,即“根据我们的理论,空间的独立性是不存在的。”

这篇论文还带来一个好处,促使爱因斯坦在1915年初开始与利维—西维塔通信。西维塔指出了一些技术上的错误。这些错误引起了爱因斯坦的警觉,对此他非常感激,他终于找到一位热衷于他工作的内行。

总之,到1914年末,爱因斯坦可以回顾说,这一年给他的私人生活和职业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广义相对论中一些关键性问题把他难住了,而且仍然是在孤军奋战,但他对相对论的前途依然充满信心。果然,一年之后,爱因斯坦纠正了自己概念上的错误,完成了相对论。理解相对论的人越来越多了,许多人开始积极投入到推动相对论发展的研究中来。

 不要战争

爱因斯坦做梦也没想到,在他到达柏林仅四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他曾十分厌恶过的德国军国主义就是这场战争非发动者。

德意志帝国成为一部巨大的战争机器。

皇帝陛下、内阁大臣、民意代表议员先生,都通过不同媒介激发极端的民族情绪,鼓噪着狂热的战争情绪。

德意志民族整体陷入战争的喧嚣之中。

菩提树下人山人海,战旗飞扬,军号嘹亮。出征的军人迈着整齐的步伐,怀着视死如归的激情走向战场与死亡。围观的人群欢呼着,把一束束鲜花投向战士。少女们怀着满腔热情吻别着出征的战士。

这一幕幕情景不能说不动人,为德国而战,把德国人的民族情绪激到了顶点。法兰西是“世代仇敌”;英国佬是“背信弃义”;“俄国熊”落后而野蛮。除了德国,都成为德国的敌人!

狂热、愚蠢的战争口号震天动地,人们已失去正常的判断力。这种具有煽动性的民族主义“热潮”不仅让普通德国人失去了理智,同时一样影响了许多平时小心谨慎的德国学者。肆无忌惮的复仇情绪和盲目的民族仇恨,把学者们瘟疫般地席卷进来,柏林的教授们纷纷加入了战争宣传的大合唱。

德国军队侵犯中立的比利时后,英国、法国的报上登出特大标题:

“我们爱歌德和贝多芬的德国,我们恨卑斯麦和威廉二世的德国。”

德国的文化名流们仿佛受了侮辱。一些最著名的学者和文人,起草了一个《告文明世界书》,以答复法国人和英国人。

其中竟有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话:

“要不是由于德国的赫赫武功,德国文化早就荡然无存了。”

如此明目张胆为德国侵略暴行辩护的宣言,竟有93个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牧师签名。X光的发现人伦琴签了名;进化论者海克尔签了名;把祖国看得高于一切的普朗克也当然签了名。

柏林的科学家,个个都忙于为战争出力。能斯特教授当上了国防部顾问,穿上少校军服,一派自鸣得意的神气。爱因斯坦的好朋友哈伯教授,也穿上了少校军服。这位德国籍犹太人发明了人工合成氨的方法,解决了炸药生产的大问题,现在又研究起糜烂性毒气和窒息性毒气。他自以为聪明地说:

“在和平时期,科学家是属于全世界的;在战争时期,科学是属于自己祖国的。”

哈伯教授大概怎么也想不到,几十年后,他的犹太同胞成批死在他研究的窒息性毒气之中!

有人想请爱因斯坦签名。聪明的普朗克挡了驾,说新来的爱因斯坦教授保留着中立国瑞士的国籍。他太了解爱因斯坦了,他不想让爱因斯坦激烈的态度惹恼周围的人。

可是,爱因斯坦直言不讳,公然声明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并反对一切战争。

1914年10月中旬,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四个人签署了一封《告欧洲人书》,公开与93人签名的《告文明世界书》针锋相对。这个宣言虽然不是爱因斯坦写的,但同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完全一致。而且这是爱因斯坦一生中签署的第一个政治宣言,值得一读。

“以前任何一次战争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完全破坏文化合作。而这次战争又恰恰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候:技术和交通的进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需要有国际交往,而这种关系必将走向普遍的、全世界的文明。也许正由于以前存在着那么多的国际间的纽带,当我们看到了这种关系的断绝,就更加伤心,更加痛苦。

“我们一点也不能被弄得惊惶失措。凡是对共同的世界文化稍微关心的人,现在都有双倍的责任,为维护这种文化所必须引为依据的那些原则而起来斗争。然而,那些本来可指望具有这种思想感情的人——主要是科学家和艺术家——到目前为止的反应,几乎使人看来,他们好像已经放弃了任何还想维持国际交往的愿望。他们以敌对的精神来讲话,而没有站出来为和平说话。民族主义的热情不能为这种态度辩解,这种态度同这个世界上以来被称为文化的那些东西是不相称的。如果这种精神在知识分子中间普遍流行,那将是一种严重的不幸。我们深信它不仅会威胁文化本身,同时还会危及民族的生存,而这次野蛮的战争也正是以保卫民族生存为借口而发动起来的。

“技术已经缩小了这个世界。的确,今天大欧罗巴半岛各国相挤撞的情况似乎很像以前挤进那几个伸向地中海的较小半岛上的各个城邦那样。旅行是那么普及,国际间的供求那么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欧洲——几乎可以说整个世界——甚至现在就已成为一体。

“必须防止欧洲由于缺乏国际组织而重蹈古代希腊的覆辙!毫无疑问,有教养的和好心肠的欧洲人至少有责任去作这样的努力。要不然,难道让欧洲也因兄弟阋墙,逐渐精疲力竭而同归于尽吗?

“目前正在蔓延开的战火是很难产生‘胜利者’的,所有参加战争的国家很可能都将付出极高的代价。因此,一切国家里有教养的人都要尽力去争取这样一种和平条约,这种条约不管目前冲突的结果如何,将都不会撒下未来战争的种子;这样的努力显然不仅是明智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必须利用由这次战争所造成的欧洲不稳定和动荡的局势,把这个大陆熔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促成这种发展的条件,无论在技术上和文化上都已成熟。

“这里不是讨论怎样可以达到这种欧洲新秩序的场合。我们唯一的目的是申明我们这样一个深切的信念:欧洲必须联合起来保卫它的土地、它的人民和它的文化,这个时机已经到来。我们公开声明我们关于欧洲统一的信念,这个信念我们相信是为许多人共有的;我们希望这样公开声明我们的信念,会促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欧洲统一运动的发展。

“朝着这个方向走的第一步,应当是一切真正爱护欧洲文化的人——一切曾经为歌德所预言为‘善良的欧洲人’的人们——团结起来。

“我们不应当放弃这样的希望:他们的一致呼声即使在今天也还是可以高过武装冲突的喧嚣,尤其是如果那些已享有声望和权威的人也共同来呼吁。

“我们再重复一句,第一步是欧洲人团结起来。如果像我们所热忱希望的,在欧洲能找到足够多的欧洲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欧洲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事业,而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称——我们就将努力去组织欧洲人联盟。到那时,这个联盟可以发出号召,并采取行动。

“我们自己所探索的不过是行动的第一步,就是发出这个挑战书。如果您同我们一条心,如果您也决心为欧洲的统一开创一个广泛的运动,那么就请您签上自己的名字吧。”

爱因斯坦等四个人的呼吁,今天听来,是何等的真诚和理智,特别是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今天,人们该对爱因斯坦的和平宣言鞠上深深一躬。倘若人们在当时就接受了爱因斯坦的忠告,我们将少付出多少代价。

可在当时,与93人的宣言相比,《告欧洲人民书》毫无成功的指望。政客军人们不会接受它;学者思想家们不会接受它;老百姓也不接受它。

在一个疯狂的时代,清醒者总是孤独和悲哀的。事实上,也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敢于刊登这份反战声明。

倔强的爱因斯坦以科学家的执著与韧性投入到反战活动中去。他到处公开发表与众不同的反战看法,尽管没几个人理解他。

但不管怎样,爱因斯坦仍尽最大的努力去呼唤和平。

1914年8月,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中,他说:

“在惊慌失措的欧洲正发生某种难以置信的事情。这样的时刻表明,我们是属于多么卑劣的生物品种呵!我沉默地继续进行和平的研究与思考,但却被怜悯与厌恶所笼罩。”

9月初,他给埃伦费斯特又寄去一封充满了对民族主义的堕落、对战争的愤怒和日益增长的厌恶的信:

“国际的灾难沉重地压在我这个国际主义者身上。一个生活在‘伟大时代’的人很难理解,自己是属于发狂的、堕落的并以自由意志而自豪的生物品种。”

1914年11月,反战的知识分子在柏林组成“新祖国联盟”。他们的纲领是为尽快实现没有领土要求的正义和平,创建制止未来战争的国际组织。爱因斯坦不仅是该联盟的创始人之一,还是一个最活跃的成员。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也都支持这个组织。“新祖国联盟”1916年初遭到查禁,转入地下,直到1918年秋战争结束前几周,它又重新公开活动。战后,这个组织演变成“德意志人权同盟”,旨在增进德法两国人民的谅解。爱因斯坦一直是忠实的会员,直到该组织被希特勒法西斯捣毁为止。在柏林期间,爱因斯坦曾多次在“新祖国同盟”的会议上登台演说。

1915年4月,“荷兰反战委员会”在海牙召开一次促进世界持久和平的国际会议,谋划由荷兰政府出面斡旋停战。当会议消息向德国报纸透露时,德国外交部表示拒绝这一计划。大约在海牙会议期间,爱因斯坦向荷兰著名物理学家洛伦兹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的具体内容不详,可能是动员中立国科学家参加海牙的和平活动。这一建议不知何故遭到洛伦兹的拒绝。

1915年8月23日,爱因斯坦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到此事:

“我向洛伦兹提出的建议是天真的。那是冲动胜过见识。我多么想把我们处于不同‘祖国’的同行们团结在一起。这个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小集体不就是值得像我们这样的人去认真关怀的唯一的‘祖国’吗?难道他们的信念竟要仅仅取决于国境这一偶然条件吗?”

善良的爱因斯坦把人类的战争行为理解为一种兽性的行为,并表示深深的愤慨,他想借助善良的呼吁来泯灭人类的战争冲动,确实是过于“天真”了。他以一个伟大科学家的思维方式试图去建立一个明晰、和谐的世界秩序,更是一种“天真”的思维。但就靠这份天真的良知,爱因斯坦反战的呼吁毕竟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

爱因斯坦与法国大作家、反战的人道主义者罗曼·罗兰早就有书信往来。1915年3月22日,爱因斯坦从柏林写信给当时住在瑞士的罗曼·罗兰:

“通过报纸,并且通过我同那坚贞不渝的‘新祖国同盟’的联系,我知道了您是何等勇敢地、全心全意地为消除法德两国人民之间可悲的隔阂而献身。我热诚地向您表达我的深切的钦佩和敬意。但愿您的光辉范例会激励别的品格高尚的人,使他们放弃那些难以理解的妄想,这种妄想像恶性瘟疫一样,使那些在别的方面是聪明、能干而敏感的人也受到传染。

“当我们后代子孙讲到欧洲的成就时,难道我们能让他们说,三个世纪文化上的艰辛努力,只不过是使我们从宗教走向民族主义的疯狂,而没有再前进一步吗?在双方的交战集团里,今天甚至连学者们的所作所为也都好像是在八个月前突然失去了头脑一样。

“如果由于我现在的住所,或者由于我同德国国内外科学家的联系,你认为我能为你效劳,那么我将尽力去完成您所吩咐的任何工作。”

交战双方的国度里,各自站出一个怀着人类良知的伟大的反战勇士,这大概就是人类的希望。

1915年秋,爱因斯坦想看望米列娃和孩子们,便从柏林来到瑞士。他在苏黎世的朋友赞格尔陪同下拜访了那时住在瑞士斐维的罗曼·罗兰。这次会晤使爱因斯坦了解到,在所有的交战国中都有反战团体。同罗兰的谈话不仅使爱因斯坦受到极大鼓舞,他觉得自己是抵抗沙文主义暴行的国际友好团体的一名战士了,而不再是一个孤独无援的呐喊者。

同样,爱因斯坦也给罗曼·罗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罗曼·罗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午饭后我们总是坐在旅馆的凉台上。前面是花园,成群的蜜蜂在含蜜的鲜花盛开的常青藤上来回飞舞。爱因斯坦还年轻,身材不高,脸盘大而长。头发浓密,略微有点卷曲,干燥,黝黑,夹杂着少许银丝。高高的前额,嘴很小,鼻子略肥大,双唇丰满。小胡子剪得短短的,双颊圆润。他说法语,有困难时,常常夹着一些德国话。爱因斯坦活泼,爱笑。他偶尔用幽默的方式来讲述最深刻的思想。爱因斯坦自由地发表对德国——自己第二或甚至第一祖国——的看法。任何别的德国人决不会这样自由地讲话。在这可怕的一年里,每一个处在他这样地位的人都会由于精神上的孤立感到痛苦,然而爱因斯坦却不,他经常笑。他找到了继续进行科学活动的办法。这里说的是他那著名的相对论;我对这个理论没有什么概念,而爱因斯坦却提都没有提到它。不过,赞格尔凑到我的耳边说:‘这是牛顿时代以来科学中最伟大的精神上的革命’。我问爱因斯坦,他是否把自己的见解告诉德国朋友们。他回答说,他避免此事;他愿意采用苏格拉底式的方法,即提出一连串有逻辑联系的问题使交谈者思想上震动。‘不过人们并不怎么喜欢这个’。——爱因斯坦补充说。”

两位思想家的思想交汇了,融合了。他们谈的是理想,是和平,是各国人民携起手来,建设新的生活。但他们的声音太微弱了,淹没在莱茵河两岸民族疯狂的叫骂声中,淹没在战线两侧的隆隆炮火声中。

可理性的声音,总会在历史夜空中永恒地穿行下去。总有一天,欧洲和全世界都会听到他们的声音。

这次会晤同样给爱因斯坦留下深刻的印象。1926年,为庆祝罗曼·罗兰的60岁生日,苏联文学家高尔基、奥地利文学家兹伐格和法国文学家杜阿梅耳发起编集一个祝贺文集《友谊之书》,爱因斯坦应邀写了一封贺信。信中内容就是对1915年会晤的回忆:

“我只亲眼见过您一面:那时欧洲危机的最初冲击还使您心神不安,在那些备受折磨的群众中间,您像一个孤独的幻想家,他们由于您不能给他们带来光明和解放而感到失望。您从来不满于把您那罕见的创造才能只用于同高雅的人物交往;您热望帮助一切蒙受自己造成的苦难的人。

“粗鲁的群众被邪恶的激情驱使着,这种激情支配了他们,也支配了代表他们的政府。他们狂言谵语,但结果只是彼此弄得更加悲惨。总而言之,他们似乎没有经历过内心的冲突就造成了全部的这种苦难。至于那些不带群众浅薄粗鲁情绪的,和不受这种情绪影响而信守着兄弟友爱理想的少数人,他们所面临的情况就更加困难。他们会被自己的同胞所摒弃,并且会受到像麻疯病人那样的迫害。除非他们以一种违心的方式行事,或者胆怯地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感情隐蔽起来。您,可敬的大师,却没有保持沉默。您起来战斗,忍受着痛苦,并且支持那些在苦难中的人们,您是伟大的精神鼓舞者。

“在这个使我们欧洲人深深感到羞耻的年代,甚至连有高尚思想的人也会被野蛮情绪所俘虏,这已经是一清二楚了。我不相信,高尚的为人态度,在大学和科学院里,要比默默无闻的、沉寂的普通人所在的店铺里发扬得更好。

“可是有一个集体,您是其中最有声望的杰出人物之一。这是这样一些人的集体,他们对于仇恨这种疫病都具有免疫力,他们企图消除战争,并以此作为走向人类道德革新的第一步;比起他们自己特殊国家或民族的特殊利益来,他们认为这个任务重要得无可比拟。”

这封信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爱因斯坦心灵上投下了深重的阴影。他敬佩罗曼·罗兰的正直、良知与勇气,这些都导致爱因斯坦在二战期间杰出的社会活动。一个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总会关切注视着人类生存的环境。

1915—1918年期间,理论物理学教授玻恩也在柏林,他同爱因斯坦过从甚密,有一段时间天天见面。他在《回忆爱因斯坦》一文中,有几段关于这个时期的重要描述:

“当时,已经形成了反对他、还是拥护他的派别。他既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可是,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的观点明确,认为诉诸武力是毫无意义的,他也不相信有什么德意志的胜利。战争将结束时,德国某些重要人士,其中有历史学家德尔布吕克、国内经济学家布伦塔诺和爱因斯坦及其他一些人,经常举办晚会,还邀请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出席。主要讨论大本营提出的势必招致美国参战的无休止的潜艇战问题。爱因斯坦说服我参加这些聚会,而我当时还是军官,理应不参加。在他们中间,我是最年轻的一个,从来缄默不言。爱因斯坦却常常讲话,他的态度是那样镇定自若,言吐又是那样的清晰感人,像是在论述理论物理问题。”

有时,爱因斯坦还与国外反战战士会晤,丝毫不理会德国好战分子对他施加的种种精神压力。在爱因斯坦所在的科学院中,沙文主义的狂热情绪也越来越浓厚。一批物理学家竟公开发表一封信,信中规劝人们在科学研究中不要引用英国学者的著述,并以德国科学远比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肤浅理论深奥而自诩。

对此,爱因斯坦不屑一顾,他仍然大声疾呼着:

“战争对国际合作的发展是最可怕的障碍,尤其在于它对文化的影响。战争破坏了知识分子从事创造性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切条件。如果他正好是年轻力壮,他的能力就会被束缚在破坏性的战争机器上,而年纪大的人也会陷进仇恨和失望的气氛之中。而且,战争导致国家贫困,导致长期的经济萧条。所以,凡是珍惜文化价值的人,就不会不成为和平主义者。”

1917年秋天,对于俄国工人和农民革命的胜利,爱因斯坦表现出由衷的喜悦。他认为,这是马克思学说在一个大国里的一次成功尝试。也是在社会平等基本原则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初次试验。几年后,他著文表达了对十月革命和俄国革命导师列宁的崇敬心意:

“我崇敬列宁,因为他是一个为争取实现社会平等而献出自己一切的伟人。虽然我认为他的手段欠妥,但有一点应该肯定,像他这样的伟人是人类良心的洗革人和捍卫者。”

这些言词真是绝无仅有的历史文献!当时,德国还没有任何一位大自然科学家能像爱因斯坦这样坚定而明确地崇敬列宁的高尚品德,赞扬十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爱因斯坦虽然赞同列宁的社会和政治目的,但对达到这一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却持保留态度。这是欧洲知识分子中人道主义的普遍立场,也是爱因斯坦对社会变革的“天真”的疑虑。

在战争岁月里,爱因斯坦满腹愁肠,为人类的命运及未来忧心忡忡。这种情绪在他为分子布朗统计法的研究前辈斯莫卢霍夫斯基写的悼词中表露得非常清楚:

“每一个了解斯莫卢霍夫斯基的人,所以喜欢他,不仅因为他是一个聪明的科学家,而且也因为他是一个高尚的、敏感的和友善待人的人。近几年来的世界灾难,使他对人们的残忍和对我们文明发展所遭受的损失感到极为痛心。命运过早地中断了他作为研究家和教育家的卓有成效的活动;但是我们将非常珍惜他的生活榜样和他的著作。”

其实,爱因斯坦的这种情绪在1916年3月14日写的悼念马赫的文章中,业已流露出来:

“在读马赫的著作时,人们总会舒畅地领会到作者在并不费力地写下那些精辟的、恰如其分的话语时所一定感受到的那种愉快。但是他的著作之所以能吸引人一再去读,不仅是因为他的美好的风格给人以理智上的满足和愉快,而且还由于当他谈到人的一般问题时,在字里行间总是闪烁着一种善良的、慈爱的和怀着希望的喜悦的精神。这种精神也保护着他,使他受不到那种今天很少有人能够避免的时代病的影响,就是说受不到民族狂热的影响。在他的通俗文章《关于飞行抛射体的现象》中,他也不能放弃在最后一段里所表达的他对于各个民族达到相互了解的衷心愿望。”

战争在继续。

爱因斯坦希望真理之声传遍全球的理想破灭了,他希望把人们从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中解脱出来的努力也无济于事。爱因斯坦变得前所未有地悲观起来。

1917年他写信给洛伦兹,说:

“每当我想起生活中的无限悲伤之事,就抑制不住我的沮丧心情。以前,物理学能解除我的苦恼,现在连物理学也无济于事了。”

大战结束前一年,爱因斯坦的身体垮了。他早就有胃病,那是在苏黎世和伯尔尼的穷困生活中得的。爱因斯坦本来身体强壮,但是他的思想没有固定界限,生活没有固定规律,再加上他成年累月、不分昼夜的紧张思索,希望和绝望、激动和狂喜所带来的感情上的巨大波动,终于把身体搞垮了。两个月里,体重竟减轻了十几公斤。

但是,爱因斯坦不会倒下去!人类的良知不会泯灭,相对论的理论还要发展,这些美好的愿望再次支撑起爱因斯坦巨人般的身躯。

在柏林的前几年,战争的阴云虽给爱因斯坦带来不少生活和研究上的麻烦,但他始终没有停止相对论的研究。在隆隆炮火中,爱因斯坦取得了学术研究的丰硕成果。

1916年初,爱因斯坦在《物理年鉴》上发表了长达50页的论文《广义相对论基础》,以此暂时结束了他从1908年以来所从事的相对论研究。这篇论文是20世纪理论物理学研究的峰巅。

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仅仅适用于不存在引力的所有物理过程,研究的是直线、匀速相对运动的参考系。广义相对论的方程与参考系的运动状态无关,也就是同样适用于作加速运动和旋转运动的参考系。在某种程度上,它是1905年狭义相对论的“推广”;此外,就像爱因斯坦所恰当比喻的那样,广义相对论这个新理论就像是相对论大厦中的第二层楼。

爱因斯坦一直把广义相对论看作自己毕生最重要的科学成就。他对自己的学生、波兰物理学家说过:

“要是我没有发现狭义相对论,也会有别人发现的,问题已经成熟了;但是我认为,广义相对论的情况不是这样。”

爱因斯坦说这种话,是在广义相对论发表之后20多年。

爱因斯坦的自信不是没有道理的。

1919年,爱因斯坦9岁的儿子爱德华问父亲:

“爸爸,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出名?”

爱因斯坦笑了,然后又半严肃半微笑地对儿子解释道:

“你看见没有,当瞎眼的甲虫沿着球面爬行的时候,它没有发现它爬过的路径是弯的,而我有幸地发现了这一点。”

爱德华听懂了比喻本身,但他不理解其中的含义。

这其中的含义,只有物理学家中的精英们才体会得到。照他们看来,如果没有爱因斯坦,至今世界上也断不会出现广义相对论。

当然,一个重大的科学理论,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说它完全依赖于某个个人,这是叫人难以相信的。然而,这种看法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广义相对论中包含着深刻的思想。没有大胆的革新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毅力,没有敏锐的物理直觉能力和高超的数学运算技能,是不可能建立广义相对论的。从1905年到1915年,爱因斯坦酝酿了整整10年时间——那是最富于创造力的成熟的10年——才建立起广义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的提出需要太多的才能,几乎超出一个常人毕生所能掌握的知识的无数倍。人类不得不在大多数人平庸的事实面前赞美那些伟大的天才。他们的才能实在是让人高山仰止。拥有这样的天才,是人类的福份。

难怪1897年发现电子的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说:广义相对论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难怪创立相对论量子力学的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说:“广义相对论也许是人类曾经作出过的最伟大的科学发现。”狄拉克是物理学界最不爱说话,更不爱说恭维话的大师。所以,爱因斯坦在1917年大病之后,坦然地向朋友们说:

“我死不死无关紧要。广义相对论已经问世了,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宇宙之谜

有人说,柏林的大学教授分两类,一类是爱因斯坦一个人,另外一类是其他所有人。

有人以此来讥讽爱因斯坦。

有人以此来赞誉爱因斯坦。

不管怎么说,爱因斯坦即使在大科学家们中间,也显得是那么地与众不同。

一般的教授,把自己的时间一分为二:一部分教书,一部分研究。他们的讲课,一章章、一节节,分得细而又细,旁征博引,内容像图书馆一样丰富。他们的科学研究,也分成一个个小问题,手下的学生都能分到一个,大家津津有味地研究,论文一篇篇发表。

爱因斯坦也是既讲课又做研究。他那深刻的思想之链,一环一环展开,清晰地呈现在听讲者面前,再加上一些幽默隽永的趣谈作点缀,这使他的讲课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爱因斯坦只爱讲自己所研究的问题。他不仅喜欢向同行和大学生讲课,也喜欢跟门外汉谈自己的研究工作。这些讲课和交谈,是用语言表述思想,就像磨剑一样,思想在讲课和交谈中磨锋利了。可是,要爱因斯坦完整地讲一门课,从头到尾,仔细准备,这就叫他头疼了。教科书上、手册上都有的东西,有什么可讲的呢?

爱因斯坦不理解别人讲课的方法,就像别人不理解他的讲法一样。爱因斯坦只是固执地认为:把时间都花在背书上,这太可惜了。

爱因斯坦的科学研究,也和一般的教授不同。他总是找最深最难的问题来研究,所以他顶多只能有一两个助手。爱因斯坦是个单干户,狭义相对论发表之后,本来可以接下去做许多工作,写许多论文,可是,他把这些比较容易做的工作留给别人,自己则埋头搞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的原理发表后,还是同样的情况,爱因斯坦又去研究更新更难的问题了。

少年时代的独自沉思又一次出现。不过,现在爱因斯坦是在面对浩瀚的星空发问:根据广义相对论,宇宙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宇宙是什么样的?在人类居住的大地之外是什么?有什么?这些问题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从漫无稽考的远古时代起,人们就在思索这些问题。那美丽庄严的星空,那点不清数不尽的闪烁着的星星,蕴藏着多少诱人的奥秘!多少年来,宇宙是神话故事的大花园,是宗教迷信的好居所。诗人讴歌宇宙、哲学家玄谈宇宙,他们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宇宙。从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神话宇宙,到天堂地狱、上帝造人的宗教宇宙,各式各样,应有尽有。然而,最有权利讨论宇宙的,是研究宇宙的人,是那些彻夜不眠、把望远镜指向茫茫太空的天文学家,是那些在实验桌旁,在伏案计算中度过日日夜夜的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分析了无限宇宙模型的困难,根据广义相对论空时弯曲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宇宙模型。他的论文出现在1917年的《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上,论文的题目是《根据广义相对论对宇宙所作的考查》。在这篇论文中,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有限无边的静态宇宙模型。

“宇宙有限”这几个字渐渐地传到了牧师、神父和拉比们的耳朵里。他们的耳朵竖起来了,而且竖得很长。

“什么?宇宙有限?嗯——好极了!”他们满意地笑了。

罗马教庭学院的天主教哲学家发表了长篇大论,对于爱因斯坦大加恭维。仿佛有限宇宙之外就必有一个天堂,这样,他们的上帝就有适当的住处了。

关于这一类上帝在人世间的代言人,有什么话好说的呢?他们曾经把布鲁诺活活烧死,把伽利略关进监狱,只是因为他们宣传科学的真理——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而当哥白尼的学说经过艰苦斗争,获得胜利之后,这些神学家们却又摇身一变,说什么哥白尼的学说并不和《圣经》矛盾,反而给上帝开天辟地、创造日月星辰提供了科学根据。对于宗教界这些荒谬的说法,爱因斯坦从来都抱着一种冷漠的态度。

在一次访问英国的宴会上,爱因斯坦的邻座是坎特伯雷大主教。这位大主教摆出一副对相对论颇感兴趣的样子,恭敬地向爱因斯坦求教,希望能从相对论中找到一些对于上帝有益的根据。他呷了一口香槟酒,亲切地对爱因斯坦说:

“有许多人对我说,爱因斯坦会改变我们的宗教道德观念呢!教授,关于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呢?”

“别信他们。相对论讨论的纯粹是科学问题。与宗教毫无关系。”爱因斯坦也呷了一口香槟酒,微笑地回答说。

想从相对论中寻求神秘启示的时髦人物形形色色,他们都在爱因斯坦的身边嗡嗡营营,似乎在为他、为相对论唱赞歌。但是一有机会,他们又像蚊子一样,吸他的血,去养肥他们自己。

每一个伟大人物的身边总有一些这样的蚊子,从古至今,皆是如此。

对唯心主义的恭维,爱因斯坦是无动于衷的,因为在他身上,自然科学家的自发的唯物主义始终是主流。遗憾的是,有些唯物主义阵营里的人,不断地攻击爱因斯坦“唯心主义”。特别是在宇宙有限这个问题上。但是说来也怪,他们提的问题和神学家同样浅薄:

“在有限宇宙之外是什么?”

他们给出的答案也和神学家一样武断:

“上帝。”

这些唯物主义者给宇宙有限论贴上了一条标签——“唯心主义”。谁说宇宙有限,谁就犯下了唯心主义的弥天大罪。也许,他们太性急了,还没有弄懂爱因斯坦的宇宙有限论是什么意思,就根据现成的公式:“宇宙无限=唯物主义”,“宇宙有限=唯心主义”,赶紧提笔上阵,对宇宙有限论展开了批判。

其实,他们都没有弄清什么叫宇宙有限。爱因斯坦的宇宙模型有三个重要的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静态”。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宇宙学原理”。这个原理是说:宇宙间的物质均匀分布,从宇宙的随便什么地方观看宇宙,所看到的宇宙图像都是相同的,就像站在球面上观看球面,不论站在哪一点,看到的球面都是一个模样。对于这个宇宙学原理,读者很可能反对:“宇宙间的物质分布怎么能说是均匀的呢?譬如在太阳系中,99.86%的质量集中在太阳上,这均匀吗?还有,在地球上看月亮和在月亮上看地球,难道一样吗?”

亲爱的读者,你这是从小处着眼了。宇宙学是从大处着眼,研究整个宇宙结构的,它所使用的宇观尺度比太阳系大得多。小范围里的不均匀,并不妨碍大范围里的均匀。譬如地球表面,有的地方是崇山峻岭,有的地方是平野千里,各个地点的海拔高度是不均匀的。但是如果在人造地球卫星上远远地观看地球的整体结构,那么各地海拔高度的差异就微乎其微了,地球就是一个相当均匀的球,(严格地说,应该是椭球)。爱因斯坦的静态宇宙模型进一步假定:宇宙空间中的物质不但是均匀分布的,而且还是静止不动的。读者可能又要反对说:“月亮绕着地球转动,地球绕着太阳转动,宇宙间的一切物质都在运动,怎么能说是静止的呢?”

这时,你又从太阳系的小范围来考虑了。用太阳系的小尺度衡量是运动的,用宇观的大尺度衡量就是静止的了。就像站在海边观看大海,以米作为衡量的尺度,那么海水是大浪滔滔,作着激烈的运动。但是如果在人造地球卫星上观看大海,以公里或更大的距离作为衡量的尺度,那么海水就平静如镜,就是静止的了。总之,爱因斯坦认为,宇宙的总的图像就像从卫星上观看地球一样,大体上是均匀、静止不动的。你看,那些恒星不是像宝石一般镶嵌在深邃的夜空中,彼此之间的位置不是几乎从不变动吗?

第二个概念是“有限”。

对这个概念的反对意见最为激烈:“难道说我们的宇宙四周围着巨墙,墙上写着一行巨字:‘呔!宇宙有限,墙外天国,人类止步!’吗?”

对待这些意见,爱因斯坦的宇宙模型中还有第三个概念呢。这第三个概念就是“无边”。爱因斯坦的宇宙虽然有限,却又是无边的。圆圆浑浑,没有边界,所以也就没有什么边界内外之分。和无限宇宙一样,有限宇宙也是可以没有“之外”的。无限宇宙排除了天国和上帝之类的东西,有限宇宙也不给它们容身之地。

爱因斯坦的静态、有限、无边的宇宙模型和牛顿式的无限宇宙模型一样,都是人类认识宇宙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它们都是把一定数量的观测事实作了某种外推之后得到的。结论虽然可能有错误,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却是科学的。

事实上,爱因斯坦提出他的宇宙模型之后过了12年,天文学上有了一次重大的突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发现,所有的星系,彼此之间的距离都在不断地增大。恒星不“恒”,我们看不到它们的分离运动,因为距离我们太远了。宇宙就像一个受热的肥皂泡,它在不停地膨胀。星系就像肥皂泡上的各个点,它们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在不停地增大。宇宙不是静止的,宇宙在膨胀!哈勃利用大口径望远镜作出这个重要发现后,爱因斯坦这位公认的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非常坦然地承认自己的宇宙模型是错误的。为什么不承认呢?难道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就不犯错误了吗?为了从广义相对论中解出他的静态、有限、无边的宇宙模型,爱因斯坦甚至修改了自己心爱的引力场方程,在方程中增加了具有斥力性质的一项,叫做宇宙项。有人把引入宇宙项这件事,称为爱因斯坦平生所犯的最大错误。

爱因斯坦犯了一个大错误,提出了一个错误的宇宙模型,后果却是诞生了一门新的科学——现代宇宙学。奇怪吗?不,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事情。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揭开了近代天文学的序幕,但是他的不朽巨著《天体运行论》中说行星(包括地球)绕着太阳作圆周运动,是不对的。行星运动的轨道应该是椭圆的。

研究宇宙的整体结构,以前没有适当的理论指导,从爱因斯坦开始,才有了强有力的理论做指导,那就是广义相对论。随着观测手段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更促使现代宇宙学蓬勃发展起来。在爱因斯坦提出自己的宇宙模型之后,又有别的学者提出了其他的宇宙学理论:从宇宙膨胀论到大爆炸宇宙论,从等级式宇宙论到物质反物质宇宙论,名目繁多,立论各异,众说纷纭,争论激烈。一门科学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假设和理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不正说明它有光辉灿烂的发展前途吗?

从遥远的文明开端算起,人类研究宇宙的渴望终于在爱因斯坦这儿找到了一个新的科学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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