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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她不再记了,我的眼睛也越来越不安分起来,它们终于停止为她脱衣,而移到了寡妇的这张大床上。这张床似乎成了医疗设备,它使我们的身体再度年轻起来。我能感觉到她同我的想法一样。樟脑丸混合着紫罗兰的香气,我们坐得很近,但不是身体的距离在诱惑着我们,而是这张大床,它无声地呼唤着我们,别错过这份意外的刺激,别辜负了这份生活的美意。实际上,我一动不动,她也一样,只是我们的膝盖在悄悄靠拢。我们没有挪动身体,没有伸出手,她也没有凑过红唇。这一切都在想象中完成了,我们都很清楚。没有害羞,没有逢场做戏,没有所有猎艳时的固定程序:有的只是一份默契,一份灼热地分享,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一种要反抗年华流逝、摒除死亡的恐惧……我们想象着老太太在楼下,微眯着双眼,听着楼上的大床又活了起来。这个想法让我们激动,我们彼此注视着,既想为她,也想为我们自己找寻这份快乐。我为老太太维修了十年的游泳池,娜布劳太太教我做希腊饭,教我品尝法国酒,欣赏俄国文学:她每个星期都给我一个菜谱,送些酒让我尝,送本书让我看,这一次,她又送上一个女人来解除我的孤独。

我握住了爱玛的手腕,她向我点了点头。

我们轻轻起身,偷偷地笑着。一人走到床的一边,开始揭开床罩,乱丢软垫,搓揉棉被和床单。她跪在床上,跳来跳去,让席梦思发出吱吱的声响。而我则隔着蚊帐,把头在墙上碰出咚咚的声响。她又散开她的头发,把鼻子压在枕头上,留下她的气味。

然后,我们又把一切弄整齐,铺平床单、被子、床罩,把软垫以另一种方式摆好。随后,我们相隔两米先后下楼。“你们都谈完了? ”娜布劳太太正坐在阳台上,伴着雨声阅读。爱玛说,谈完了,谢谢您的款待。我们跑上汽车,朝着森林开出了两三英里,找到了一片林中空地,停下车,我让车灯闪着。我们相拥着,在小货车的车厢里做爱。身边堆满了装着杀菌剂的塑料桶、酸碱度控制器、替换泵。真是神奇、猛烈、刺激、亢奋。她骑在我的身上,我身下那只装满氯化盐的袋子被压碎,撒了一车。她的乳房是那样的坚挺、饱满、真材实料。一切是那么新鲜,爱的芬芳混合着化学药剂的气味,快乐的呻吟伴着清洗器的嗡嗡声,一定是她不小心用脚蹬到了开关。塑料软管缠绕着我们,像是章鱼的触角,氯化盐颗粒在我身下,被汗水腌得滋滋冒气。

我的心快乐得沸腾起来。

事毕之后,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去你家? ”我点了点头。我们不要分开,让她的受访者,我的顾客,都见鬼去吧。她要我,我要她。我告诉她我家很小,她则说,她家有丈夫。她又补充一句:“很乱。”

“74号! ”

我看了一下手中的号码,再过一个就是我了。突然间,我想逃跑。为什么要消毒,为什么要打防疫针? 刚才,我正在换滤沙器,一只猎犬扑了过来,我心想,很好,咬狠一点,最好咬在喉咙上,让我倒在我最擅长的工作中,漂在树脂和石英合成的游泳池水面上,而我的絮凝净水器只需要半小时就可以清除我的血液,绝对专业。设备虽然昂贵,但却有效,我的遗体就是个活生生的证据。可惜,主人把狗唤了回去。

没有爱玛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幸福过,一切都结束了。我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如此快乐、如此幸福地爱过。这就够了,即便还有下辈子,我也不需要,我们的爱够我永远回味,尽管它很短暂。

当然,在三年内,我也想过有一天她会离开我,但不是这种离开法。她丈夫并不是我们之间的障碍,相反地,他成了我的朋友,一个从没有碰过面的朋友。她时常谈起他,她是那么可怜他,因此,他对我毫无威胁:她陪着他,只是为了不让他沉沦下去,这我赞成。

当她太过分时,我还会帮着劝她。他是一个聪明人,但却很脆弱,很自卑,总认为所有人都比他强。这有点像我,只是他的童年比我幸福,这样他就摔得更惨。他是个失业的建筑师。她兼顾我们两人。一天,他遇见了飞碟,从此,他认为整个人类都在对付他,爱玛除外,因为她总是装出相信他的样子。接着,他加入了邪教。那是群狡猾的家伙,诈骗他,还说是为了他好。说什么外星人已经隐名埋姓地生活在我们中间了,上帝抛弃了人类,能救世界的只有魔鬼,他们卖给他一些小瓶的药,还有护身符,教他怎样向魔鬼祈祷。终于有一天,爱玛实在受不了了,受不了家中那些扎着针的布娃娃,还有床下晒干的蜥蜴尾巴。

她把他赶了出去,赶到邪教徒的居住地去了。

从此,生活被打乱了。事实上,是她的离婚毁了我们的关系。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她约我去中心公园船屋餐馆吃饭。她边剥着虾壳边对我解释说,她的天平倾斜了:我原来作为情人,同她的丈夫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

现在那边的重量一撤,我就变得过于沉重。

她想重新开始生活,组织一个家庭,她不愿总想着我,这会影响她集中精力工作。她想找回自我,摆脱我的影响,不愿被性困住。她需要一种平静的关系,一个平淡的男人,让她在家也能安静地工作,让她的夜晚,在电视机前安宁地度过。而能提供这一切的人不可能是我,我们之间有太多的性:在一起太兴奋,分开又太寂寞。简而言之,按照她的推理,我们分手是因为她爱我爱得发疯。

我说,我可以同她结婚,组成家庭,住在一起,陪她看电视。她说,不行。“你在我原来的生活中,像一剂解毒药,吉米,但解毒药也是毒药,如果我们加大剂量的话,它甚至是服很利害的毒药。用它要选好时机。”我完全糊涂了,我们在一起时很幸福,也没有这么多的问题,这就够了,怎么现在我就变成了毒药? 我在脑中翻来覆去地想着,想要找到一条理由来反驳她,结果,我的答复是,无论如何,我会永远爱她。她苦笑着喃喃道:“无论如何,好啊……但我已经三十五岁了,吉米,我想生个孩子,但同你是不可能的。”我终于明白了,她在考虑孩子的前程,一个父亲,也是一个钱袋。

我说好,如果有一天你改变了心意,要知道我在等你。我结了账,头也不回地走了,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对自己说,很好,很潇洒。我以为不会那么苦,不就是分手吗,更艰难一点的分手而已。但是,故作潇洒其实真蠢。

我等了三个星期,天天盼着她给我电话,告诉我:“我想好了,我爱你,即便毒药我也去喝,我们回到从前吧。”但事实上,什么也没等到。我想去撞开她的门,去抢银行,去弄些钱来供她养孩子,但是,我不敢迈出这一步。那么,就试着忘了她吧,我把镜子都翻转面对墙,去浏览色情网页:结果是倍感孤独。

一个星期天,我窝在床上,把遥控器在战争片和体育台间换来换去,无意间调到了亨利牧师在电视上讲道的台,他谈到一个人诅咒他太太,因为她离开了他,他发誓再也不要见到她,永远也不会原谅她。然后,他遇到了耶稣,耶稣对他说:“去找她吧,你会认识上帝的。”我真的去了,给我开门的是一个高个子的金发男人,我说敲错门了,转身跑了。

从此,我学习接受别的姑娘。到目前为止,她们不是难看,就是愚蠢,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是,这也许只是个时间问题。也许终有一天,爱玛会成为过去,我会恢复理智的。

但我还是无法怪她,越想把她想象得很坏,越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比我预料得还糟。

“该您了,先生! ”

候诊室只剩我一人。我起身,走到挂号窗口前。我向护士问好,她隔着玻璃问我有什么问题。我抬起胳膊,给她看裹着纱布有血渗出来的伤口。她按了一个键,左边第二扇门上亮起了绿灯。我谢谢她,穿过安全检查门,进入一道走廊,广播里用三种语言要求我脱去鞋子,然后,让我等到铃响。随着铃声,又开了一扇门,我走进地上铺成黄白方格的待诊室,有一个医生脸拉得老长,等在那儿,他叫博医生,一个大口罩遮住了他更多的表情。

他让我坐在对面。拿起我的身份证,塞到读卡机中。五秒钟后,他从荧光屏前抬起头,用怀疑的口气问为什么我的病历是空的,我开玩笑地说,这很严重吗?“您从没有生过病? ”

他口气似乎含有责备,我说,没有,怎么啦。

“也没有打过预防针? 没有做过常规检查? ”

我解释说我的养父母很穷,他们住在偏僻的南部,生命是由大自然来优胜劣汰的。

那里的学校也不正规,我靠的是自学。后来,我离开那里,过着很忙碌的生活。他半信半疑,伸手调了调口罩。医学的最大进步,就是医生面对病人,越来越会自我保护。

“您知道您的血型吗? ”

“不知道。”

“我先得建立您的基因卡,这是必须的,尤其在您这种情况下。”

“我的情况? ”

“肥胖问题。”

我告诉他,我来这儿是因为被狗咬伤了。

“脱去衣服,站在秤上。”

我起身叹口气。他用批评的眼光看着我剥光的身体,提醒我,相对于我的身高,我的体重应该控制在两百三十磅之下,在纽约,超重者要么接受治疗,要么罚款。我告诉他,我在格林威治工作,他说,那更糟,两百一十磅。

我向他保证我要减肥,他建议我等检查结果出来后再说:也许是一种遗传的内生型肥胖。

“不是,是失恋。我很伤心,所以我吃些垃圾食品来驱除孤独感。不过,现在好多了:我已经开始注意别的女人了。”

“一百九十四磅,”他边指着荧光屏上所显示的称重结果边告知我,“如果基因卡证实您有遗传型肥胖症的可能性的话,您得接受一系列的治疗。”

“您不知道,我在做爱时,体形可棒了。”

“别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先生,肥胖问题会把你带到民事法庭上的。”

我不再说话。他抽了一管血,又注射了一针破伤风针,记下我的地址,告诉我八天左右就会把检查结果寄到这个地址,然后说晚安。

我又回到了候诊室,等着付账单。坐在原来的座位上,心情也同刚才一样郁闷。至少,我有这个权利,失恋的痛苦在纽约目前还算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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