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里的故事 阿 福 “不是说好明天走吗？”我躺在床上问他。 “下午也有去宕昌的车。” 我用力撑起身子，然后给断腿套裤管。他把拐杖递给我。午后的阳光从窗帘边 照进来，打在他脸上。他的眼睛很特别，一只单眼皮一只双眼皮，我叫他雌雄眼。 虽然他还是以前的那身牛仔裤和T恤衫， 胡须也刮得光光的，可是脸上多了许多皱 纹，头发也白了许多，不像才四十岁出头的人。他要的东西上午就送来了，那是做 枪弹用的铅块和火药。他给送货的付钱时我还没睡醒。 说实话，我多少有些羡慕他。假如我的腿没断的话，可能也像他这样成天打猎 不干别的。显然他已经不习惯城市生活了。每次来我这儿只待在卧房里不出来，也 不看电视。我想他在宕昌林区能搞到弹药的话，不会来找我。 “是不是有女人了？”我打趣道。 他背着沉甸甸的黑包笑而未答。我明白留不住他，便拄起拐杖送他到巷口。他 不要计程车，独自朝车站方向大步走去，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周末来闹市区逛街的人 流中。我只好一个人去街角那家饭馆喝酒，喝到天黑才回家。 据他母亲讲，我是惟一知道他的下落的人，可是我无法断定他是否还在宕昌。 十多年来，他单枪匹马走遍了西北五省。凡是有草原和森林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 脚印。然而与许多自称是旅行家或探险家的人相比，他很少跟别人讲自己的事。 “他天生喜欢打猎，”我对他母亲说，“要是香港有打猎的地方，他会待在您 身边哪儿也不去。” “这么多年他没给我打过电话，也不写信，我每次回来都找不到他。” 衣着华丽的香港太太又开始流眼泪了。来我这儿看台球的胖子还躺在墙边的沙 发上睡觉，他本该这时候拎起皮包去上班。昨晚有个陌生人在我这儿赢了钱，请我 们喝酒，结果胖子喝醉了，半个脸泡在自己吐出来的脏物上鼾声如雷。屋子里的气 味很重，也没有窗户散出去。老太太刚进来时拿手绢捂住嘴，生怕吐出她在德克萨 斯大酒店吃下的美味早点。桌上还是杯盘狼藉。酒盅里塞满了烟头和烟灰。我给她 沏了杯茶末子，大概杯子太脏，她始终没碰一下。 我很抱歉无法更多地说说张平的事。而事实上，我对这位香港太太的突然来访 多少有些戒心。在我的记忆中，张平早就没了父母。我只记得他有个姐姐，但从没 见过她。而我之所以有这种印象，是因为早年曾有个自称是他姐夫的外地人来找过 他一回。他们见面后说的是家乡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但我看得出张平对他姐夫非 常敬重。当然，我也没理由怀疑这位伤心流泪的陌生太太不是他母亲。她拿出她家 的一张合影照片给我看。我认得出照片上的高个儿男孩是张平，他旁边站着一个漂 亮姑娘，我猜那是他姐姐。老太太端坐在中间，当时她还年轻。她说她男人死得早， 自己又没工作，每天给街坊洗衣服挣来几毛钱养活一家人，吃尽了没男人的苦头。 于是我安慰她道，张平准是弄丢了家里的地址才与您失去联系的。我请她留下她的 香港电话，我说一旦张平来找我，一定叫他给您通电话。老太太很失望。在她看来， 我开的这间台球房无疑是藏污纳垢之处，而她儿子与我这样的人来往是交错了朋友。 她不知道我以此谋生，正是她儿子张平的主意。她告辞的时候，胖子翻过身来，脸 上沾满了白花花的脏物臭不可闻。 mpanel(1); 这是两三年前的事情。张平母亲走后，我用一把瑞士军刀将她的香港电话刻在 石灰剥落的土墙上，原先那儿挂了一杆枪。我一直等张平来，可是他没来。我猜他 另有补充弹药的地方了。他老是背着我们一起跑测量时用过的黑工具包独往独来， 磨破的地方也用黑牛皮仔细补好。那只包很大，放得下十来只野兔。不过我知道他 不单单打兔子，因为我闻得出包里有其它猎物的气味。一个常年靠打猎维持生计的 人，有时不免把枪口对准一些禁猎动物弄些钱来，再说老打兔子之类的小家伙也没 刺激对不对。张平有鹿茸熊掌的话，我倒是可以帮他出手的，只是他从没跟我说起 这种事情，我也没问过他。 我这儿通常白天没人，因为那是我睡觉的时候。可是天一黑，邻居家的狗就开 始叫个不停。它们在黑灯瞎火的小巷中见着了陌生人，而那些陌生人大都是来找我 的。 来我这儿的人，衣兜里都多少揣些钱。他们一边抽烟一边看台球，呛人的烟雾 使本来就昏暗不明的土屋显得更暗了，可这并不妨碍捣球的沉着瞄打。其实这儿不 仅光线有问题，更要命的是，台面上的呢布已经破损，击球时不得不考虑那些被球 杆捣破的洞对主球有何影响。几乎每个新来的球手对此都不免抱怨一番，尤其找粉 盒而被告之根本没这样东西时，更是如此。通常看球的不敢把赌注下在这种人身上。 我不看他们打球，自己也不打，只坐在空荡荡的外间喝茶。外间的灯也挂得很 高，往往看不清来人的脸。有些人进屋时朝我叫一声金老板，可他们并非个个都知 道我不姓金。给我起“金鸡独立”这个绰号的家伙十年前就死了，他因走私手枪而 死于同伙间的一场火并。如今只有我这个断了一条腿的残废人还记得他。 这天晚上，胖子又输了钱，趴在桌上睡着了。他一边打呼噜一边流口水，湿了 半个衣袖。这家伙出来时忘了带门钥匙，怕老婆不给他开门，只好待在我这儿等天 亮。另一个家伙要我听他讲完克林顿的事，便一支接一支地给我递烟抽。他讲到眉 飞色舞的时候，一个穿西服的外地人挑门帘进来。这人朝我看了半天才说话。 “我们一起喝过酒。” “没错，”我说，“我们的下酒菜是野鸡肉。” “你的腿是怎么回事？” “给枪打坏了。” “是不是野鸡开的枪？”他做了个扣枪机的手势，然后哈哈大笑。 我也笑起来。十多年前，我在陇南跑测量的时候，崔国平常常陪我上山打猎， 而且不论打没打到猎物，都设酒杀鸡做食，尽情款待我一番。记得那时他有一官半 职，虽说还是不懂事的毛孩子，可管的是乡里的计划生育，因此在当地人，尤其是 当地妇女的心目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酒兴大发时夸口道，你看上这儿的女 人就跟我讲，不管她是哪个沟里的，都包你弄到手。他说现在他在武都开了个公司 做玻璃买卖，一边说，一边将皮夹里的钱币和纸片全倒出来，摊了一桌子。他要找 张名片给我，结果没找着。那个跟我讲克林顿的家伙看见桌上的那堆纸币眼睛发直。 这几天他身无分文，连抽烟的钱都是问别人借的。 跟小崔一起来的两个人我都面熟，但叫不出名字来。他们拿了崔的钱，到巷口 敲开饭馆的门，买来好酒好肉，于是我们在外屋喝酒划拳，顿时热闹起来。胖子酒 量不大，没喝几口就醉了。 “狗日的……不跟你走， ” 他的舌头开始打卷，说话像狗熊似的咕噜不清， “我们天一亮……就走。我老婆来……找我，就说……我……跟朋友……到……山 里去了……” 他抓住小崔的胳膊，差点把刚吃到肚子里的卤肉全吐在小崔的杉杉西服上。胖 子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说他在一家外资企业做程序员，整天对着电脑打英文字没 意思。他运气不好，难得赢一回。每天晚上输掉他老婆允许他留下的不多的几个私 房钱，就站在一边看别人下注，常常到半夜才回家。他说我这儿是他惟一喜欢来的 地方。不喝酒的时候他文质彬彬，一看就知道是读书人。崔国平问他去不去武都玩 原始森林，他激动起来，嘴里不时吐出几个脏字，表示自己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人。 有人从里屋出来，喝了两盅再进去。那个讲克林顿的家伙又开始讲克林顿了， 一边讲，一边往嘴里塞牛肉。他的脸又长又窄，但嘴巴很大，仿佛一头牛都吞得进 去。小崔问他在什么地方发财。他说他是电台记者，是专门写新闻的。他装模作样 地掏口袋取名片，结果拿出一沓别人的名片给我们看，一个外交部的什么司的副司 长的放在最上面。其实这家伙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从监狱里出来后没干过一样 正经事情。 “你的枪呢？”小崔问我，“那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一杆枪。” “给朋友了。”我说。 “如果还在你手里，我出一万块钱买它，毛主席保证。” “它不止这个价。” “那就五万。” 墙上挂枪的地方还依稀看得出那杆枪的影子。当年我断了腿，一个人躺在床上。 虽然血止住了，可是一条腿被一个自称是上海人的牧区医生给锯断了。他说如果我 想留住这条残腿的话，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会得坏疽病死掉一命呜呼。那是在 甘南的一个巴掌大的藏民小镇上，医生是惟一定居在那里的汉族人。我们一边喝酒， 一边拿筷子在我腿上反复比划，看从哪儿截断像样些。外面是昏天黑地的黄风，看 不清河对面的山。张平要送我去县医院，他说他会开拖拉机。这时医生的助手已经 准备就绪。他们老干这种事情，因此没几分钟就卸下了我的腿，把我扔到床上又去 喝酒了。张平送我回家，那时我老婆已经跟我离婚了。她摇着大肚子来看我，肚子 里是另一个男人的种。她说如果我少喝点酒不会出事情。她走后，我跟张平说，我 们这些跑野外的不该讨老婆。她现在的男人是工程师，每天晚上都待在家里陪她看 电视。 我不知道张平至今独身未婚是不是受我影响。不过我相信我送给他一杆枪，他 才热衷于打猎，丢了职业还乐此不疲。那杆枪是我大哥的。我大哥到甘南打豹子的 时候我才读小学。他很晚才结婚，结婚前他把枪送给我。其原因是，兄弟七人中我 是惟一没结婚的一个。他告诫我，结了婚就别再玩枪了，否则就别结婚。那是一杆 德国双筒猎枪，制造年份是一九二三年。我不清楚我大哥是怎么弄到它的。另外， 他还送给我一条宽厚结实的子弹袋。如果插满黄灿灿的铜壳子弹，有六七公斤重。 当年我拄着猎枪而不是拐杖的时候，也威风凛凛，着实叫人害怕过。但我明白我不 是好猎手，虽然五大三粗，而且没怕过什么，可是我没耐心守候猎物。我老想打一 头豹子给我大哥看，但有一次在雪地里发现了豹子的足迹也没找到它。现在我大哥 是动物保护主义者，又养鸟又养猫，整日哈着腰，对谁都笑眯眯的。如今没人知道 早年他因偷猎珍稀动物以及涉嫌凶杀械斗，被公安局多次通缉过。 老实说，我喜欢腰上系着子弹袋，手里拎着长枪，而不是简单地把它背在肩上， 从人群中走过。大概至今还有人尊重我，呼我大哥，不砸我的场子，是因为他们还 记得我当年的蛮横模样。我知道我已经老了，不中用了，即使另一条腿还在的话， 也不会与惹我的人拔刀相向。现在我越来越像我大哥，恐怕以后也是见了谁都笑眯 眯的，弄得别人莫名其妙。 除了一头撞到我枪口上的一只雄鹿外，我从没打到什么值得炫耀的猎物。我之 所以把枪送给张平，不是因为我们一起干野外是一对好搭档彼此情深义重，而是我 看出他天生是个打猎的行家。他本能地知道哪儿有兔子哪儿有野鸡。一天夜里，他 突然从行军床上爬起来，拎上我的枪就跑出去，天亮后扛回来一头脑袋上中了枪弹 的母狼。狼血糊得他满脸都是。他说他闻到了野兽的气味，但不知道那是一头狼。 这家伙瘦长个儿，身手敏捷，而且做什么事都细心认真。他浇的铅弹没有毛刺，光 滑得像珍珠似的好看。我想假如我没断腿的话，也会把枪送给张平，这样它才适得 其所。 张平最大的毛病是不爱说话。幸好我认识他的时候，不介意他像哑巴似的金口 难开。下雨天出不了工，我到附近的小店找女人聊天，他就侧身躺在床上看书，光 线太暗就点两根蜡烛。我们有足够的蜡烛给他看书。出测前我总是比别的小组多领 两箱给他用。有时候我也翻一翻他的书，可往往连书名都看不懂。什么叫物性论， 什么叫形而上学，我对此一无所知。我问他这些书是讲什么的，他说是讲道理的。 我又问讲的是什么道理，他说他也没弄懂。有些书是他自己买的，有些是图书馆借 来的。我们每到一个新地方，他总是先去看看那儿的图书馆或文化站。我们在庆阳 的时候，就住在一个乡的文化站里。那个管图书的女孩对他特别客气。我以为他们 要谈朋友了，结果没谈。收测的时候，那女孩见我们装车就开始哭鼻子。车子从文 化站开出去，她一步一步跟在车子后面走，一边走一边抹眼泪，后来竟放声大哭。 我和张平都坐在堆满行李和仪器的卡车上。我对他说，你无端葬送了一个漂亮女孩 的幸福生活很残忍。他咬住嘴唇没理我。后来那女孩来城里找过他一回。因为他到 青海去了没见上面（他总是一收测就到外地去，那些年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自然 也花光了从野外挣来的薪水和津贴）。我不知道张平为什么拒绝那个女孩的爱情， 但我相信其理由不是因为她是乡下人。 那时我们成天在山里跑东跑西。不好意思的是，我干了十几年测量，只会看经 纬仪，而且要别人指好方向才找得着目标，至于什么设计图形啦，还有什么后交计 算啦，我一概不会。所以在干活儿的时候，我总是听张平的。有人说张平是我们测 量队数一数二的干活儿能手，后来队上的头头要他当中队长，他婉言谢绝，他说他 喜欢在小组里干。我断腿的那年冬天，他给队上交了一份辞职书，他说他的测量生 涯也就此结束。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今后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问他怎么现在才 这么想，他没回答我。以前他不回答我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当时我没追根问底问下 去。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张平是因为失去了我这个搭档才离开测量队的，心里好不 感动。他喜欢打猎，这谁也拦不住。我想即使我没给他枪，他也会设法弄一把往山 里跑。 我知道他是重感情的人，受天大的委屈也不背叛朋友。如果那个香港太太没拿 出她家的合影照片给我看，我会把她骂出去。我不相信张平竟无视他母亲的存在而 浪迹天涯不回家。那次他姐夫来看他，他问我借了一笔钱，我猜那是给他姐夫的。 因此在我的印象中，他不是那种只图自己快活，而不问家里人是死是活的浪荡公子。 我天天等他来，可是他没来。墙上的电话号码越来越模糊了。以前他每年至少 来一趟，但待在我这儿的时间不多，常常只住一个晚上。尽管他很少说自己的事， 可我见到了他心里就踏实。也许，我想，他真的有女人了。他该有女人才对。 胖子又是睡了一觉才醒酒。他说他跟小崔去武都的话，准给老板炒鱿鱼。再说 他老婆也不让他走。他老婆允许他晚上来这儿看台球，已经够宽容的了。小崔拍拍 他肩膀安慰他道，等你老婆再宽容一些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小崔说兴隆山建起了 森林公园，里面有许多别墅房子，连外国人都去住。他扭头问我： “你找什么借口不跟我走？” “没有借口。”我说。 “那我们就到兴隆山去，像外国人一样住一星期别墅房子。如果你还行的话， 不妨找个妞儿陪你睡两夜。” 后来他再也没跟胖子说话。 我坐上崔国平叫来的计程车往武都方向走，是次日上午八点钟。屋子里的酒味 烟味还没散尽。我请每天给我打扫房间的一个环县姑娘替我看房子。她问我哪天回 来，我说不知道。 如果崔国平要我去的地方不是兴隆山，我不会答应他。我认识这家伙的那年夏 天，跑遍了兴隆山数百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我熟悉那儿的每一道沟谷，连哪块石 头上撒过尿都记得。我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回想以前跑野外的事情。我怀念那种快 活自在的生活。你看到一卡车活蹦鲜跳的小家伙打老远来看你，而且迫不及待地问 你有没有野味涮口解馋，你不会无动于衷。这时候，我住的地方比开国宴还热闹。 出城后，车子在一条人烟稀少的军用公路上疾驶。两边是单调的黄土坡。羊儿 三三两两地在坡上觅草。牧羊人拄了根棍儿傻站在路边。我和崔国平都坐在后面。 他往脚下弹烟灰。司机从反光镜里看到了，可是只皱了皱眉头不敢说话。他要司机 今晚就赶到数百公里外的兴隆山，自然车钱也给得很多。我猜想这个身材单薄的矮 个司机心里很紧张。我少了一条腿，又是满脸的络腮胡子，还有脸上那条弯钩状的 刀疤，叫人看了不舒服。何况崔国平也是人高马大，仿佛杀个把人没问题。人为财 死鸟为食亡，我心想，这个司机为了赚到数倍于平日的进账，冒了平生最大一次风 险。他给他家里人打电话的时候腿在发抖，说话也结巴起来。我担心这家伙过于紧 张出事情，而崔国平还老要他开快些。 “在这种路上开一百码没问题。”他拿起我们在一家路边小店吃午餐时喝剩下 的半瓶白酒，把酒倒在瓶盖里递给我。“以前我也有一辆桑塔纳，去年给法院缴去 抵了债。法院的哥们儿对我说，你不能欠了人家的钱还成天开私家车，你要给我们 一点面子对不对？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我可以不坐桑塔纳，可是我不能没有朋友， 尤其是法院里的朋友。所以忍痛割爱，把车钥匙交了出去……” 我一边抽烟，一边听他讲生意上的事。也许是讲累的了缘故，他问起我的事情 来。“你是怎么想起来开台球房的？” “有个朋友说我枪法好，打台球肯定出色，”我说，“后来就买一张破桌子， 也没到工商所去注册。开始派出所三天两头来找我，要封我的店。我跟他们讲道理， 他们讲不过我。后来就跟我订君子协议，出了事情就拿我是问，平时就不大过来了。 幸好来我这儿的人都很知趣，不给我添麻烦，这样才有口饭吃。” “你是说你喜欢打台球？ ”崔国平问我。“兴隆山有上等英诺司台球房，我陪 你玩两天。” “现在我不玩了。”我说。 “为什么不玩？” “因为我不能叫我的客人输得太惨。” “他们每天给你多少钱？” “二十块，”我说，“不管来多少人，也不管赌注下多大，他们散场的时候， 桌上放二十块钱，谁都知道这个规矩。” “这不够我买包烟抽。” “我一个人花费不大。” 入住兴隆山密林深处的白云宾馆，我拄着木头拐杖，一步一步踏在连楼梯都铺 了毛绒绒的喀什地毯上。我左脚那只皮鞋的鞋底脱了胶，快掉下来了，走路时啪嗒 啪嗒地响。至今我还穿着十多年前跑野外时穿过的那种镶皮条绒夹克。它被烟头烫 了多少个洞，我没一一数过。当年这种夹克被人称之为瓦尔特服。瓦尔特是南斯拉 夫电影中的一个能干的游击队员，他身材魁梧，衣服也别具一格。不过我没有丝毫 因衣着寒酸而自卑不安的感觉。与之相反，我好像是这幢白房子的主人，崔国平为 我跑前跑后，做了侍仆的角色。 这家伙叫司机跟我们一起住，不要他出房钱。司机吓得脸都发白了。他说他跟 老婆说好的，要连夜赶回去。 “不就是少搞一个×吗？”崔国平一边掏车钱一边说。 司机也不敢回嘴，拿了钱便跑下楼，匆匆开车走了。但愿他在回家的路上也不 出事。 换上宾馆里的长袍睡衣。我们在卧室吃夜宵。我晚上不睡觉，崔国平陪我闲谈。 我们还是一边喝酒一边聊。半夜了还给服务台打电话，请小姐送几包烟来。整幢房 子就我们俩。房子周围是一株株树皮粗糙的长松，它们大都有数百年的树龄，虽然 看上去苍老不堪，可依然挺拔傲立。房子前面是一道清澈见底的小溪，它绕过一块 块巨石往下流。虽然天黑了什么也看不见，可是我感觉到这儿的景色依然如旧。不 过若是睡在看林人的小屋里，我会更自在些。大森林不仅风光宜人，而且还有许多 好故事，住宾馆的往往与它失之交臂而懵然不觉。 “记得跟你一起的有个瘦个儿，脸很白，像有病似的成天躺在床上看书。”崔 国平说。 “那是张平。”我答道。 “他不爱说话对不对？” “是的。” “他现在还在测量队？” “不在了。” “好像他喝酒还行。” “是的，”我点点头，“不过他不喜欢喝酒。” “他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我说，“两三年前，他在宕昌那边打猎，后来就没消息了。” “你是说山那边的宕昌？” “没错。” 崔国平得知我的德国猎枪就是送给张平的，便要租一部车绕过兴隆山到宕昌去。 他要找张平的愿望比我还强烈。他说他要得到那杆猎枪。如果张平肯出让的话，立 马给五万现金一分都不少。 我心想，即使再加五万，张平也不会卖掉那杆枪。他说过一旦他不打猎了，就 物归原主还给我。我知道他说一不二。在我看来，那杆枪还是在张平手里最好。如 果真的给崔国平买去，无疑会沦落为一件招摇过市的平常物什，连棍棒都不如。我 知道他也会打枪，可往往打中的是兔子旁边的麦穗，而不是枪响后才慌忙逃走的兔 子。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见到张平。即使他母亲没来找过我，我心里也常常惦记他。 可是，如果我认为他现在还在宕昌，那就太傻了。他本质上是一个惯于过流浪生活 的人。老待在一个地方，非把他憋死不可。其实我们说他不爱说话是不对的。我曾 发现他跟一个老羊倌聊半天还意犹未尽。而有时，他跟我说起河州人的茶碗子也口 若悬河，头头是道。我母亲是河州女人，我小时候也在河州待过几年，可是我不知 道河州人喝茶有那么多规矩，而张平却能一一道来，如数家珍。 我劝崔国平别心血来潮，因为找张平如大海捞针。可是这家伙不听劝，非要明 天就去宕昌不可。我说我们在这儿歇两天再走。我要到另一条山谷去。老实说，我 不喜欢这儿的白房子，也不喜欢这儿铺了柏油的盘山路。而且我很古老，看不惯那 些衣着鲜艳的城市女人来这儿涂口红。她们在房子附近走走就兴奋得脸红起来，仿 佛刚做了爱似的得意。我和小崔在餐厅吃晚饭时，一个上海女人嗲声嗲气地讲她如 何在一个树洞里发现了一株红蘑菇，讲给一个与她共进晚餐的男人听。那个男人大 腹便便，两手搭在肚皮上笑容可掬，手指上套了好几圈黄戒指。 “你一条腿走过去？”崔国平问我。 “没有问题。” “如果，”他又问，“天黑了回不来怎么办？” “就在林子里住一宿。” “我雇两个本地人轮换背你。” “那还不如待在我的台球房里不出来。” “如果有猎枪的话，”他说，“我们什么也不怕。” “林子里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东西。” 来送烟的那个小姐很苗条，面孔也清秀迷人。崔国平看着她走出房间的背影若 有所思。他点燃一根烟，两条腿还搭在当茶几用的矮脚鸡尾酒桌上。 “要不要来一个？”他转脸问我。 “不要。”我说。 “是不是不行了？” 我点点头，还笑起来。如果是另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不会发火儿。何况 我知道这家伙是认真的，毫无取笑之意。他生性慷慨，为朋友花钱心甘情愿。但我 谢绝了他的好意。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办，也无所谓别人知道我行还是不行。他说我 比他自由些。他有老婆有孩子，而且老婆很漂亮。 “我老婆年轻的时候，”他说，“比刚才进来的那位还水灵。” 快天亮我们才睡觉。他睡在另一间屋里。隔了一道厚墙，还听得到他打呼的声 音。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床头有张报纸，我拿在手上要看。可是我的眼睛模糊起来， 一个字都看不清。我明白我对兴隆山的深切怀念，是因为这山里有个女人曾使我怦 然心动。我是来看她的。我不知道她是否还在那道人迹罕至的山谷里。也许她早就 带着她的孩子（那是一个腼腆懂事的男孩）离开了那间石屋，搬到山下去住了。她 说过她要搬出去住。那年她男人死了，是怎么死的她不愿说。记得她屋里也有一杆 枪。那是一杆身上绑着铁丝的土铳。枪把被烟火熏得乌亮。拿它打野猪要有十二分 勇气才行，而当年这地方时常能见到野猪在草丛里拱来拱去。 我拄着拐杖往山谷里走。前面的路若有若无，但我知道没走错方向。山林寂静。 秋草金黄。阳光从树隙间照下来，落在我身上。我走在头里，把崔国平落了好远。 这家伙一瘸一拐的，也拿了根棍子往地下拄。如今他坐惯了车子，已经不大会走路 了。以前他陪我打猎时跑得比兔子还欢。我从他手里接过那个放食品的背包，背在 我背上。他埋怨我不让他雇人背东西。临行前他吩咐了几个当地人拿竹竿搭轿子抬 我们，因为我执意要步行才作罢。 “我一辈子走过的路没今天多。”他气喘吁吁地说，“你告诉我，走到哪儿就 不走了，我心里也有个盼头。你瞧我们，一个是独脚大仙，一个是出水芙蓉（除了 大汗淋漓的脸上挂满了汗珠外，他大手大脚的模样，与那些被喻为芙蓉花的各色美 女相差甚远），在树林里没头没脑地走，说不定就走到哪个豹子洞里了。刚才我看 见一个形状奇怪的大脚印，怕是黑熊走过时留下的。如果我给黑熊当午餐吃了个饱， 我心里会很难过。” “当然我也是。” 我拿我的瑞士军刀削苹果。苹果皮挂了很长才断。这时候，我们坐下来休息， 一边吃东西，一边欣赏四周的山野秋色。我们屁股底下的这块石头，是以前我跟张 平一起上山时坐过的。那次我们碰到了雷暴，一个个闷雷在头顶上炸响。当时天空 乌云密布。林子里暗得像没门没窗的黑屋子，只有闪电时才看得见周围的茂盛草木。 不过我们并不害怕，甚至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有一回在定西碰上黄风，喉咙里灌 满了土，那才不舒服呢。不过比起在河西挨冰雹打，又无处可躲，吃点黄土要好受 得多。 当时没有下雨。我说要下雨张平说不会。我要打赌他不跟我打。我说如果我输 了，仪器和脚架我一个人背。那场突如其来的雷暴打乱了我们的计划。本想干完活 儿还能回住地，结果上了山顶仪器失灵，一个数都测不下来。张平问我怎么回事。 我说日他妈的读数窗里的数老在变。读数指针飘忽不定我读不准。张平放下测量手 簿站起来。他喜欢戴那种黑色的旅行帽，帽檐很大，像街头商店搭在人行道上的遮 阳篷。他把帽檐转到脑后看仪器，嘴里咬着半截铅笔沉下脸。看了半天，他也读不 准数。我们是早上四点出来的，那时天还没亮。我们翻过两道山谷，再爬上兴隆山 主峰，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雨暴过后，天空格外明净。我们周围的几处目标肉眼 都看得见。以前像这样的天气，十分钟就能结束一个站点上的观测，可是我们折腾 了两个多小时还一筹莫展。如果测不下来，不仅白跑了这么多路，而且以后还要再 来。虽然我对我的本行工作几乎一无所知，可这时也明白我们碰到了麻烦事情。我 们不知道经纬仪的读数指针为什么老在跳，像脚下闹地震似的。我气馁地说，我们 干不下来叫中队派人来干，这么高的山也要多几个人跑跑才对。张平蹲下，把地图 摊在地上一言不发。我猜想他在重新设计图形。这家伙有的是办法。说不定坐在屋 里就把数字凑出来了。我躺在地上等他说话。只见他又起身走到仪器跟前，麻利地 卸下仪器头，抱着它往山下跑。我大声喊他，他不理我，一会儿就不见人影了。我 守在山头上耐心等他。以前他也常常做些莫名其妙的事，对此我已司空见惯。大约 过了半个多小时，他又上来了。奇怪的是，他脱了外衣，把仪器包在衣服里面，像 抱了个娃娃似的小心翼翼。我问他玩的什么把戏。他要我离他远一点。这时他重新 安好仪器头，自己观测自己记录；这在测量规程中是不允许的。大概他知道我不会 记录，所以才违规作业。只花了五六分钟时间，他就干完了。他把仪器装到箱子里， 脸上浮起笑容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得那么得意。我问他怎么回事。 “山上有静电。”他把仪器背在身上，脚架也是他拿。我只扛我的枪。 “什么叫静电？”我听不懂。 “也是一种电。它没电线也到处跑。” “你怎么知道是静电搞坏了仪器？” “没有你我可能想不到这一点。” “我又没跟你说什么。” “你刚才说这么高的山，我才想起这儿的海拔高度超过了三千米。” “高山上就有静电？” “是的。” “那我们怎么没电死？” “你还不到死的时候。” 这是张平第一次跟我说笑话。 我们下到山谷，已经是鸟儿归巢的黄昏时分。既然回不了住地了，就只能在林 子里露宿一夜。幸亏工具包内有锅盔填肚子，只要找一处背风近水的地方就行。虽 然当时是初夏季节，可山里晚间的气温很低。张平问我打火机还在不在。我说我在 没打火机卖的地方不丢打火机。通常抽烟人的打火机是你拿我的我拿你的弄丢的。 我摸了摸口袋，它还在。这时我才发觉有半天没抽烟了。我们穿的衣服不多，不过 架起火堆就行。天还没黑，说不定能打到斑鸠野鸡之类的东西就锅盔吃。 我们顺山谷往山下走。后来见到一个有泉眼的地方，就歇脚在那儿过夜。泉水 从山肚子里涌出两股水柱，很好看。它们从水面上凸起来，拱得高高的，像非洲女 人的棒状奶头。张平在一株大树旁踩倒周围的蒿草，然后用一块石片开出一圈防火 槽。他说不能离泉水太近，因为那儿潮湿，冷气逼人。他去找干柴火点火堆，我拿 着枪往密林深处走，一边走一边打开枪膛。晚间也许会碰到什么大家伙。我退出上 面一根枪管中的散弹，然后从子弹袋靠在左腰的地方，取下一颗威力巨大的独子， 把它塞进去，下面枪管中的没动。 我持枪走在一片茂密的杂木林中。我的脚步声音不时惊动树上的鸟儿。它们呼 啦呼啦飞走了。我想找一只兔子，可是找不见。用木棍把剥了皮的兔子架在火堆上 烤，其香味扑鼻，闻了要流口水。当时打几只刮刮鸡那样的鸟不成问题，可是我想 那些小东西拾掇起来很麻烦，再说吃不上几口就吃完了，没劲。 我傍着一道小溪往下走，这样不会迷路。又一群鸟儿飞起来。这时我忽然看见 一只从没见过那么大的野鸡没有飞走。它依然举止优雅地待在树上，三尺多长的雉 尾引人注目。大概它年纪大了见多识广，心里还在嘲笑那些莫名惊慌的小辈。我离 它大约十多米远，举枪用独子打它的头。如果打中的话肯定稀烂。枪响了，它飞起 来，我没打中它。于是随即抬枪发第二颗子弹。那是一颗装满铁沙的散弹，飞在空 中的鸟儿难逃厄运。它被击中了，鼓起受伤的翅膀往前飞。我把两个弹壳拾起来， 塞到了弹袋里，然后才顺着那只鸟飞去的方向追它。这时我又上了两颗枪弹，非把 它打死不可。有把握打中一样东西，可结果没打中，这使我恼羞成怒。我心想，哪 怕追到它天边也要打死它。 我看见鸟儿掉下来了。我猜至少有三粒铁沙镶在它的皮肉里。我持枪的右手一 直搭在枪机上。即使这家伙落在地上了，也再补它一枪，消消心里的气。穿过树林， 我见那只鸟落在一个石堆上。当我正要开枪时，突然发现鸟儿旁边站着一个女人。 我无法说清我第一眼看见她时的莫名心情。她穿着山里人常穿的那种蓝布褂子。 不过我看得更多的是她的眼睛。这对眼睛在暗影中依然明亮。我怔了片刻才跟她说 话，而且说话声音也变了，仿佛没见过女人似的。我想大约亚当第一次见到夏娃也 是这个样子。 “我把你吓坏了？”我说。 “没有。” 她已经不年轻了，至少岁数比我大，可是看她的脸庞安详沉静，而且美丽迷人。 这时我才看到她身旁蹲着一头大得怕人的雄壮黄狗。狗脖子上的一圈黑毛竖起 来，神情非常紧张。如果它的女主人吩咐它咬我的话，我猜即使它明白我手上的枪 将置它于死命，也会拼死冲过来不说二话。 “我是搞测量的，”我又说，“从省城来。” “你一个人吗？”她说话声音很甜。 “不，”我说，“还有个人在上面架火堆。我们干活儿干得太晚，回不去了， 只好在林子里过夜。” “还没吃晚饭吧？”她又问。 “正要拿这只鸟当饭吃。” “你去把你一起的人叫来，到我家去。” “你家在哪儿？” “那边那棵大树前面。”她转身指给我看，同时将垂在身后的一根又粗又黑的 长辫子甩到胸前去。 我拾起奄奄一息的大鸟递给她，请她带回去。我从来没像那天晚上那样文雅过。 而且我跟张平说起那个女人时也轻描淡写。既然这儿有人家，我们就没理由在外面 冻一夜。张平拿石头砸灭火，然后背了仪器脚架跟我走。我说今晚有野鸡肉吃。他 点点头，没说话。 那个女人手脚麻利，已经把野鸡放进锅里煮起来；此刻又在案板上揉面，给我 们擀长面吃。除了门口的那只黄狗，我们还看见一个男孩。天完全黑了，看不清山 谷对面是什么树。女主人叫孩子把门关上。屋里有个粗陶大盆，我们坐在火盆旁一 边烤火一边问她一些闲话。自然是我问得多，张平问得少。后来张平跟那个男孩熟 悉起来，孩子坐到他身上摸他的胡子。 “你多大了？”张平问。 “五岁。” “你爸爸呢？”张平又问。 “死了。” “对不起。” 我猜这话是说给孩子的母亲听的，尽管张平没有抬头看她。 孩子要张平讲故事，张平讲了一个笑话。这家伙会讲笑话，我以前不知道。记 得他讲的是一个年轻人为了得到一笔巨额奖金，跳入一个有鳄鱼的水池里，从这边 游到那边；上岸后，给奖金的人问他是不是一向这么勇敢，他说他是被旁人一把推 下去的。这是一个逗人的笑话，而且很有意思，可是要讲给山里的孩子听，不仅要 他听得懂而且笑起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张平讲得绘声绘色，孩子从一开头就 笑，一直笑到笑话讲完。他问孩子认没认字，孩子抿紧嘴点了点头。他从工具包里 拿出几支铅笔给孩子，还给了一把削铅笔用的单面刀片。 “认了字才能做大事情，你知道不知道？”张平说。 孩子又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跟女主人闲聊。我已经知道她的名字了。她嫁给一个世代以打猎为生的男人 已经有七八年了。她的娘家在山外的一个小村子里，距这儿大约四五十里路。她到 山里来是因为她父亲要她来。不过她很快就习惯了这种与世隔绝的平静生活。那时 她婆婆还在，男人也身强力壮。生了孩子后，原先还多少感觉到了有些寂寞的她， 就不大想娘家了，一年也就是过年时回去一趟。她自己种瓜种豆，每天也忙忙碌碌 没有空闲的时候。我注意到她和她孩子的衣服都是手工缝制的。 油灯的绳捻在缓慢燃烧。看她擀面的样子，我心醉神迷。她漂亮，健壮，而且 落落大方。最叫人动心的是，她不知道自己有多漂亮。刚才我走过去问她讨擀面杖， 我说我来擀面，让她歇一会儿。她不相信男人会做这种事情，一边说一边笑，笑得 清脆悦耳。于是我脱了外衣，又卷起袖管，要在她跟前露一手。我握住她拿在手上 的那根长长的擀面杖，可她死也不松手。 “你说我不会擀面我擀给你看。” “我们这儿不作兴男人上锅台。要是给乡邻看见了，会说这家人家没女人。再 说你们是客人，更不能做女人做的事。” 争擀面杖的时候，无意中我的胳膊碰到了她的前胸。我像被电打似的立刻松了 手，而且脸红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在女人面前脸红。幸好灯油不亮，她没看出来。 她自己好像一点感觉也没有，依然跟我平静地说话。我要烧火她也不让我烧。我尴 尬地站在她旁边，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跟她说。她叫我回火盆那边烤火。这屋子很 大，屋里家什不多，因此显得空荡荡的。最里面有一张炕。那张炕也很大，睡得下 七八个人。这时我环顾四壁，才发现炕头上挂着一杆枪。 那顿晚餐非常可口，我一连吃了三四海碗。这到底是野鸡肉鲜美所致，还是女 主人的长面擀得好，我一时难以分辨。使我们不安的是，她和她孩子没跟我们一起 吃。她说让客人先吃是本地的规矩。我们跟她争了半天也没说服她。最后我和张平 只好入乡随俗，自己先吃起来，由她和孩子看着我们吃。 “今晚没有外人来，”我对她说，“谁也不知道你跟客人一起吃饭，我们也不 会说出去。” “这我知道。” “你不该叫娃娃饿坏了肚子明天生病。” “他刚才吃了半个馍。” 我们胃口很好，她几次起身去锅台给我们捞面。 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张平突然发毛病了，非要睡到外面不可，而且要我跟他一 起出去睡。徐秀蛾（这就是那个女主人的名字），她明白我们在一旁争论什么时， 便说她和孩子可以去邻居家过夜。我问她邻居家离这儿有多远，她说不远，男人抽 袋烟的工夫就走到了。我要陪她一起去。她说夜里黑灯瞎火，陌生人要迷路的。可 是张平又挡在门口不让她出门。 “我们露天睡觉睡惯了，”他说，“你拿条毡子给我们，问题就解决了。” “这是不行的呀！”徐秀蛾急得要哭出声音来。仿佛让客人睡在野林中是犯了 弥天大罪不可饶恕。 她拉张平的胳膊，张平像木桩似的纹丝不动。小孩见了吓得哭起来，张平这才 让出身子，开了门。徐秀蛾抱起她的孩子，唤了她的狗，往小溪那边走，慢慢消失 在月光朦胧的疏林中。 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开始埋怨张平。 “你他妈的就是多事。睡一个屋人家女人都说没什么，你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