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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文艺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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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文艺的技巧

假若这里有一位没有听过看过旧剧或鼓书的文人,我想,在他心中也许以为这类的通俗的东西不会有什么讲究,只不过是东拼西凑的那么一堆而已。即使他让一点帐,承认它们多少有点讲究,那也绝对不能与古典的或新兴的文艺的技巧相提并论。

对于前一层,让我们拿旧剧本作个例子吧。旧剧之中,我们承认,的确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是由大体上说,它们都有一定的结构与表现方法,绝不是随便凑成,象一个梦似的。就是那些杂乱无章的东西,若留心看一看,也有它所以如此的原因。譬如,最初的一个剧本,本有完好的结构,与妥当的穿插;可是到了伶人手中,就许因为太顾向台下讨好,而把剧中某一部分尽力扩张,甚至于把它扩张到可以独立,另成一剧的地步。这样喧宾夺主,或化整为零,就破坏了剧本的完整,或失掉原来的意义。有好多武剧吃了这样的亏,只顾了起打越火炽越好,而遗忘了更重要的戏剧效果。

可是,相反的,也有些剧本,经过多少次演唱与修改而越来越简练精美,削去浮泛,只留下心核。近几年来,京派的伶人因与海派的竞争,往往以“旧剧重排,全剧古本”为号召,而排演“本戏”。这些“古本”多半是沉闷冗长,只增了场子,多占了时间,并无怎样了不起的好处。这可以反证出旧剧在生长中也并不是没有受过淘洗与剪裁,虽然有时候不幸而变得很坏。

据上所述,剧本有时由好而坏,有时由坏而好,其所以好与所以坏,都足以证明旧剧并非随便可以凑成,它自有它的方法与技巧。

对于后一层——通俗文艺的技巧是否可与古典的或新兴的文艺技巧相提并论——我以为:因为形式的关系,技巧自然不能完全一样;但这只限于技巧方面,而不是在文艺本质与原理方面有所不同。由文艺的宣传性说,凡是文艺作品都要宣传一些什么;通俗文艺在这一点上,不但没有忽视,而且比别种文艺更热心:一出戏,一本小说,一段鼓词,莫不含有很明显的教训。因此,民众虽然大多数是文盲,可是他们有他们的道德上的裁判与责任,维系着精神的生命。他们的这种裁判与责任多是“有诗为证”的:作文官的要清明如包公,武官应忠勇义似关公与岳老爷,赵子龙是勇士的象征,西门庆理当永远拴在尿桶上……用不着说,这些根据是来自通俗文艺。戏台,书场,不啻是民众的学校。自然,在通俗文艺中也有许多淫秽的地方,可是淫秽的东西往往是在干净的东西里面包着。当形容潘金莲得意的时候虽然极不正当,可是到说她被杀的时候也极严厉。拆开来看,是反宣传,诲淫诲盗;合起来看,就知道了原意,正是惩淫诛恶。若是能加以剪裁,不教邪胜于正,自能不失其宣传的本意。至于那些专以淫秽为主的东西,当然是须禁止,正如别种专抒写色情而无其他更高的启示的文艺作品那样该当禁止。这样,通俗文艺在文艺的本质上,实在尽着宣传与教训的责任。假若它有时候不大洁净,或思想陈腐,那不能只责备它本身,社会上没能尽到对它应尽的责任也不能不算是罪过。单拿文人来说,有谁在抗战以前曾想到过为民众写作一些读物呢?新的不来,旧的只好自生自存,当然它陈腐,它没有得到一点新血呀。它正当不正当,它陈腐不陈腐,反正它没忘了宣传。今日的问题是在如何去矫正它,革新它,因为它确是与别种文艺一样的负着宣传的使命,而且事实上证明,它确是有力量负起这使命。

在文字上,它也和别种文艺一样的具备着文艺的条件。它有想象,有图像,有音节,有脱口而出的字句。自然在字汇上,它没有《佩文韵府》和文艺辞典为它作解释,抬声价,可是它有清新的词语,象刚摘下来的瓜果那样带着田园的鲜美。它的字汇是来自民间,充分的含有民间的思想与想象。在这一点上,它也许比古典的,甚至于新兴的文艺,更多着一些新的血脉,往往使人拍案叫绝。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公平的指出,因为民间的生活艰苦,教育落后,更因为民间文艺多半是取韵文的体裁,它的字汇也有好多是因袭沿用的,既不足以表现新时代的精神,更难以推陈出新。不过,这个缺陷也就正是今日所急宜设法弥补的;在弥补这缺陷的时候,我们一定也能公平的看出它的优点,它的优点也正同于其他一切文艺的优点,活泼,自然,脱口而出,绝不别别扭扭,使人闷气。

创作的文艺是想象的。通俗的作品一点也不缺乏这条件。在这条件下,也许它不学无术的把历史弄错,或误解某事件事实的真意,可是我们不能说它不是想象的。它能从《水浒传》中单单提出个武松,使之另成一部小说。这武松也许不象原来的那个样子,不但杀嫂打虎,并且做了许多与他无关,而恰好是民间愿意听的事情,他也许会扑灭蝗虫,或求雨;事实是错了,但想象却充分的活动着。这武松的故事,有头有尾,有声有色,有穿插,有逗宕,从考证方面看,它是愚蠢得可怜;从文艺上看,它却自有它的立脚地。自然,这并不是说,文艺应当曲解了历史,而是说我们即使责备通俗文艺的历史上的知识太幼稚,我们可也不能不承认它的想象力的丰富。

在结构上,它也晓得如何由分散而团圆,由纡缓而紧张,由铺陈而判断,正如别种文艺的那样费心机,巧安排。就是一段鼓词,也知道这些方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一片段;不但在文字上如此,连唱法也是越来越紧,使事情与歌声一同走到顶点。

再提到趣味,通俗或者比任何种文艺都更聪明一些,仿佛它早就晓得“沉闷是文艺的致命伤”这一句话。在一个文人雅士看来,或者以为通俗文艺中的趣味太低级,或缺乏控制。我承认它有时候缺乏控制,因向观众讨好而失去严肃的态度;至于低级不低级就很难判断了——我们至少该想一想再说话。一个不晓得民间疾苦的文人,根本不能明白为何两个乡人为争一堆牛粪而打起架来,他当然也就不能欣赏因争牛粪这件事而来的打趣凑笑;而指为低级。这到底是不是低级?谁敢说!或者,一个文人看到野台戏中的包公嘱令王朝、马汉去捉鹌鹑烧烧吃,或包公自己背着铺盖卷赶路,他也许说这是唐突包公,趣味低级。可是他一点也没想到,这种形容正是民众把包公看成为他们痛痒相关的人,是关切而不是唐突。至于要使民众都知道每个人的身分地位,而恰好的去配备每个人的衣食起居,那恐怕就先要解决民生问题与教育问题,而不仅是文艺本身的问题了吧。还有,有些文人以为通俗文艺中的言语往往不大干净,故曰之为低级。这也要看它要求的效果是什么,而不能专以粗俗否定其低级不低级。言语粗俗,而健康爽朗,一定比吞吞吐吐,暗隐淫邪的净得多。文雅不一定就是高级。故意掉书袋,之乎者也的自居高雅,也只能令人作呕,亦是低级。所谓低级不低级的判别,似乎宜以立意与效果的是否无聊而定,而不能以事实及言语的雅俗而分。通俗文艺生长自民间,它表现着民间的思想,反映出民间的生活,也就从民间的生活与思想中找出讽刺幽默,增多了趣味。有了趣味,便也增加了它的宣传力量。我们不能否认它的趣味有时候低级,可是我们切不可因为不了解民间生活,而把所有的趣味都断定为低级。

如上所述,我们知道了通俗文艺在各方面都有它的文艺根基。它并不是胡里胡涂的那么一团。明乎此,再去谈它的技巧,我们便不专从技巧上找技巧,而应更进一步的由技巧想到文艺共同的原则。这样,当我们撰制通俗读物的时候或者也就不至于一意摹仿,而忽略了创作。专是摹仿,自然自始至终是着眼于技巧,而迷于技巧之中,且渐渐的变为崇拜技巧,忘了改革与创造。结果,所摹拟的只是个空的架子,是种假的小玩意,不能成为有生命的活东西。

依据着上述的理由,我觉得通俗文艺有三难:不易通俗,不易有趣,与不易悦耳。

先说何以不易通俗,在一切文艺创作里,好的总是脱口而出,喜怒笑骂皆成文章,坏的总是别别扭扭,矫揉造作。因此,世界上咬言咂字的文章多于现成自然的文章;也就是说,俗实难于雅。秀才会作八股,而不会写家信,并不完全是个笑话。写作通俗文艺,言语首先给我们许多困难。文雅的词字,有书史辞典帮忙;民间通用的字汇,无书可查,非我们自己到活的社会中去找不可,这就难了。一般的语言而外,耕作有耕作的,买卖有买卖的,各行有各行的,各业有各业的特用语;这就更难了。把握不住活的语言,便没法形容出真实的事情,新兴的文艺如是,通俗的文艺也如是。不过,通俗文艺既是为民众写的,就比新兴的文艺更不能将就——它必须俗,俗到连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的地步。抗战以来,大多数的通俗文艺作品,在言语这一方面,犯了两个毛病:(一)以雅代俗,(二)以腐代俗。前者是出于老一些的文人。他们习惯作旧体的诗文,知道一些旧剧或鼓书的方法。所以他们所作的戏或曲,只是应用了旧的套数,而言语则仍然是很文雅。因为文雅,所以它们写不生动。他们的通俗字汇既不够用(即使他们肯用),而形容近代战争与事实的字义极难从旧文学词汇中找到,他们没办法。后者或较胜于前者,他们拒雅而求俗,可是也并不真知道民众的语言,于是就把戏剧与歌曲中的滥调陈词拿来,装璜一下,多少要有点通俗的色彩而已。这路作品里面,也许上句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下句是“叫小鬼们见阎王”。这怎能成为美好的宣传品呢。以文雅支持通俗文艺,根本是矛盾;民众若能了解《史记》《汉书》,便无须有《铡美案》与《瞎子逛灯》了。以“见阎王”,“地流平”,“面前存”,“说根随”等腐词来支持通俗文艺,至多只能得到一点“不得已而为之”的原谅,因为通俗韵文既须有韵,而韵字又必须有变化,所以有时很难躲开“面前存”或“地流平”了。可是,这种不得已的办法只是一时救急,决不应视为通俗语言发展的正路子。民间有许多比“面前存”更自然更有力的词字,要当破一番工夫找出运用,不可以旧韵文为标准,而挡住去路也。

作通俗读物,照上面所讲的看来,用语用字不但不应故意求雅,且须时时留神自己的笔,深恐略一疏忽,即无意中的写得太深了。我们不以雅取巧,而以在通俗中还能活泼跳跃见胜。要俗,要活跃,所以避雅,并且要避腐。凡是陈腐的也必是该淘汰改革的,我们应随写随尽矫正之责,不可因循偷懒。

再说通俗文艺何以不易有趣。求言语通俗已属不易,求全篇的意思通俗则更难。这是可能的:我们费尽心机,一字不苟的,完全用民众习用的语言,写成一篇东西,而结果依然不能教民众了解。第一,我们用民众的话给他们介绍一位人,或一件事,按理说他们应该听懂了。可是假若这位人,这件事,与百姓们毫无关系,他们就很难感到趣味,而茫然不解。譬如:我们使抗战的某大将为一出戏的主角,画着姜维式的花脸,把日寇打得落花流水,以表现其英勇的精神和抗战的决心。这出戏(姑且承认打花脸等方法是对的),设若拿到一个山村里去演,就许毫无效果,大家莫名其妙。因为在这个村里,没有报纸,根本不晓得那位大将是谁;没有看过或听过抗战宣传的文字与讲演,根本不知道抗战这件事,怎能怪民众茫然不解呢?听了与自己有关的事情才容易受感动,此所以乡间雷击了老树,必谓树上有巨蝎或恶蛇,因为蝎、蛇是会害人的,若单言老树,则关系甚微也。所以,单单用了民间的语言,而不计算人物事实与民众的距离若干,往往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实人物都要切近民众,由他们所习知的事实引入抗战,才是好办法。第二,我们努力采用了民间的语言,而陈意过高,譬如用俗话写成一套抗战建国的哲理,其中没有具体的故事,没有有趣的形容,自难为民众接受。不错,我们为抗战宣传,须把其中的道理给大家说个明白,可是也别忘了文艺须有具体的表现,不但要大家明白,且须使大家受感动。一个心中很明白的人,也许因为算计得太细密了,而一毛不拔,心冷如冰,一个受了感动的人,才会热血沸腾,舍身赴战。新文艺在民间的失败,就是人物事实思想都与民众隔离太远。通俗文艺的兴起,首当弥补此缺陷。一方面要给民众以精神食粮,一方面要扫荡现存在民间的陈腐物。那么,我们就必须从民众的生活里出发,不但采用他们的言语,也用民众生活,民众心理,民众想象,来创造民众的文艺。除非我们成见的看不起民众,这工作实在不是低卑无聊的。我们要发动民众,而民众并不是一些橡皮袋,一打气就会鼓起来的。民众有他们的生活,与生活上的困难。他们既非超人,所以他们在一方面有侠肠义胆,在另一方面也很注意自身的实利。所以我们必须有民众的想象,我们才能一针见血的说到他们的心中去。在正面,他们有他们的义愤;在侧面,他们有他们的讽刺;在道出他们的义愤与讽刺的时候,他们有就本地风光而想入非非的能力,而使文艺作品趣味横生。我们不但要去学他们的言语,也要思索言语中的生活背景;不但只看一看他们的戏剧鼓词,也要注意他们的笑话趣谈歇后语歌谣等等。明白了活生生的民间,把握住那活生生的言语,我们会和民众一样的去想象。以街上所卖的小唱本等为我们的范本,是绝对不妥当的。那些小册子中,有的只是民间文艺的影子;真的本子是在歌者们的心中;有的只是民间文艺的尸体;活的文艺在民间也是随时改动的。

如果能照着上述的办法来写作,我们无疑的能写成相当好的东西,因为我们不只是摹仿个空架子,而真是按着民众的生活创造出来的有血有肉的文艺。

不过,在现阶段,民众中还有大半是不识字的,所以不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必须重看韵文——因为它便于口头宣传。这就须谈谈通俗文艺所以不易悦耳的问题了。现存的民间文艺,除了评书,差不多都是有韵与音节的:戏剧、鼓词、秧歌、夯歌、山歌、童谣……都是韵文。这些韵文里,有的是数唱,没有乐器伴奏;有的呢,是伴以丝弦或管乐;有的在乐器之外,还须有舞蹈。这样,我们创作韵文的时候就大大的受了限制;除非我们能马上创作出新的音乐,新的舞蹈,我们就非利用旧的套数不可。单独一个人便能创作出一篇新文字来,一个人可不易把乐,舞,都一下子创出——就是改革一部分都不太容易。人才之外,时间与金钱,在抗战的今日,恐怕也很难允许作大规模的革新的运动。有这么大的困难立在我们的面前,而我们又不忍沉默,非作出点东西来不可,我们的工作可就非常的艰难了。前边已经说过,我们应躲着那些陈腐的词汇,而代以民间活泼有力的语言;可是一谈到音韵音律,我们就不十分自由了。语音在纸上是一回事,到了歌腔韵调上便是另一回事。“揍死你”也许比“教你见阎王”少着一些迷信的成分,可是赶到某一歌腔上,它就许不如“见阎王”好唱好听。新字新词理宜随时用入新的通俗作品,可是它们没有受过音乐的洗礼,在纸上它们倒颇活泼,在口上可就软弱无力了。我们必须于字俗意俗而外,还得教它们有音乐之美;而且,这音乐之美还不能仅靠足以满足作者自己的朗诵,即算成功,它得能上丝弦或笛管。

为解决字音这问题,我们非知道点音韵与音乐不可。知道了一点民间文艺的音乐,我们便会差不多的把文字调动得能歌唱;句的长短,字的多寡,都能不大离格。知道一点音韵,则即使所写的通俗韵文不预备去上演,也能使文字多一些音乐之美,好念好听。至若关于音韵音乐的详细说明,另有别人撰稿,即不在此多赘。

以上是由文艺的共同原则,及通俗文艺特有的形式,讲说通俗读物的作法。以下再对戏剧鼓词等作法略略加以解说。先说戏剧。

旧剧有许多种:二黄、川剧、汉剧、梆子……。每一种中都有它特殊的讲究。腔调、念白、行头、脸谱、锣鼓等等都自成一套,恐怕一辈子也学习不完。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写它呢?我以为,为写剧本,当然先须明白点戏剧的技巧,不然就无从着手,看戏,和讨教一些歌唱的法则,不是什么很难的事。略知道了一些,我们很可以放胆的去写,因为演员们若是有心去排演我们的剧本,导演者自会去改正变动——大概没有一个剧本能不增减一字就恰好能上演的。关于哪一种板怎唱,哪一项打叫作什么,脸谱一共有多少种,都容易打听到,而且还有几本专书可作参考,无须在此多说。重要的倒是在略知唱法板眼后,如何去写一个剧本。职业的演员们知道台上的规矩,用不着我们去教他们;他们所缺乏的是剧本。他们有能力去把一剧本,按着舞台经验而改正而演出;他们可就是不会写出一本有新内容新思想的戏来。所以,写戏本是我们的事。写出了剧本,把要紧的地方向排演者说明,给他们以改正之权,但一定不许他们把宣传的本意删去或弄错;这么双方能合作,一本戏就能很顺利的演出。这样写过一本戏,我们对于旧剧中的规矩或者也就知道个大概了。

再者,近几年的各种旧剧,因交通的发达,与营业上的竞争,都有一些变化。以二黄戏说,因受了海派戏与文明戏的影响,行头、唱法和布景,已有不少的改动。梅兰芳博士从西洋回来以后,就把锣鼓藏起来,不在台上饮水,而且摹仿着西洋歌剧那样把歌词用力唱出。在老内行看起来,这样改变都是大逆不道,对不起祖师爷的事情;可是他们尽管摇头,而阻止不住这种改变。在新编的汉剧里,我也见到,摹仿海派的各角者联唱,连唱腔也是摹仿麒麟童的。因此,我们来写旧剧剧本,满可以不必完全照猫画虎;改动一些是无所不可的。有好多地方一经改动,就不易马上被民众接受,可是硬干下去,看惯了也就一样的行得通了。在广东戏里,周瑜戴雉鸡翎,而小乔穿高跟鞋!在川戏中,老翁穿古装,而小姐露着胳臂!我们不必以昆腔与二黄戏为标准。虽然这两种戏都有严密的规则;可是昆腔已没落,而二黄也在改变中,它们的规矩越多,便越衰败,因为它们自己裹上了小脚。我们写剧本,不妨自由一些,在不得已的破坏而外,还须渐次建设,把新歌新景与效果什么的都设法增加进去,使与话剧接近。我们须虚心去讨教旧的办法,也须勇敢的渐渐给它输入新的血脉。

当我们去学习的时候,除为知道一些规矩而外,还要客观的去思索判断。一般的说,在二黄戏中,二黄宜于沉着安详的,西皮宜于飘洒轻爽的,剧情;慢板宜于郑重的,快板宜于激昂的,陈诉。一剧中先二黄而后改西皮,或先西皮而后改二黄,在我们心中就该有个尺寸。不可随便改变,不可改得太快。若通体用二黄或西皮,则因剧情的发展,自然是越来越快,先慢板,而后原板,而后快板;就是散板的应用,也自有它的用意;不重要的角色,或不重要的事实,自宜以散板随手表过,可是有时候也因为加重表情,故意用散板,演员可一字字的清楚唱出,而腔又活动无板眼的拘束,足为表情之助。职业的演剧者,必能详详细细为我们解说某腔某板的唱法与规矩,可是也许就说不出那腔那板在全剧中的效果。所以我们自己须加以揣摸。还有,大段的歌唱放在什么地方,也应想过。一般的说,一气唱下几十句或百余句的办法,现在已不大行得通了。第一因为演员不能都有好喉咙,好身体,当然对此生畏,不敢演唱;第二,歌唱过长,便妨碍了动作,往往费力而不讨好;第三,在给民众扮演新内容的旧戏,处处费力求明晰,不能多以歌唱述说,因歌腔往往阻碍剧词的明显啊。我们不妨多写几句唱词(虽然不必一气要百句),那喉咙好的演员可以多唱,或少唱几句而句句拉腔;那喉咙坏的可以少唱,或多唱而不必耍腔,时间正自相等。我们须给演员们多预备词句,而后任他们选择剪裁。这较长的歌唱放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最好使它负有抒情的作用。用说白,用动作,已把故事发展到一个段落,台下已看清这一段是什么事,再利用歌唱陈述或感诉,即使腔调稍复杂,听不清唱的是什么,仍能以歌唱之美动人,仍能不使剧情晦昧。每逢用“一言难尽”叫板的时候,须留神所要唱的必是听众们已看明白了的事情,不可突然而来,致使听众因没听清歌词而也摸不清故事发展到什么地方去了。在话剧中,后来的事必须先为暗示出,以备发展;旧剧亦宜取此法;既为民众表演,暗示或仍恐不足,必屡屡提醒之。至于开打,亦宜活动;北方的戏多重武功,南方的则不甚考究;故剧本中的武场不可太固定,若能减去开打而仍能成戏,或减少开打而不致损失剧情,庶可免去许多困难。总之,为民众写剧本,宜知旧的套数,而不可取法太高,结构太死,以致失去伸缩性。以昆曲二黄为范本,则剧本宜力求紧炼,场子越整越好,使之一气呵成,无懈可击。此等剧本宜出演于都市,一到乡间便许因整齐而被视为死板,因严紧而障碍了剧情的明显。所以,为乡间预备的剧本稍为琐碎一点或者倒能收效较大。关于说白、行头等事亦本此旨,不必一定非合某派的规矩不可。一个有伸缩性的,可通融的剧本,略加改动,即可应用于数种不同的戏剧上,二黄可改为汉调或秦腔也。

鼓词比旧剧简单,较易创作。可是,唯其因为简单,容易成篇,往往写者就忘了把它写成一段有情有景的东西,而只取些空洞的标语口号把它填凑起来。戏剧必须有故事,因为须拿到舞台上去扮演;鼓词只靠唱者一人说唱,故没有故事还能成篇入弦,于是作者也就很容易把一套空论作成有韵的歌词,而称之为鼓书。其实,鼓书虽非戏剧,但当歌唱之时,唱者手挥目送,且唱且做,实一人而兼充数人也。小曲因为字少腔简,可仅作抒情之用,鼓书则长起来可演奏整部小说,如《隋唐》与《刘公案》等,短的亦须自成一段落,容纳一个小故事。旧的鼓词中,也有不说故事的,但为数极少,且别具作用。譬如在堂会中的寿词或喜歌,通体皆谀赞之词,无具体的故事,或为宣传某项知识,如全国山名水道等,其作用等于通俗读物中的“杂字”书。此外,则大都以演述故事为主,而略含教训;以事感人,以理劝诫,深合文艺的原理。我们拟制新词,对于新知识的灌输,也可以作些有“杂字”作用的东西,如新式军械的说明,或防空常识等。至于为激励爱国精神,坚定抗战决心,则仍当以具体的故事,寓劝励之意。

通常在都市中演唱的鼓词,大概以一百五十句为一段。在这样的一段中,有时容纳一完整故事,有时仅为一故事的一部分——即成为一本。在乡间演唱,大都以二百句左右为一段,一段唱毕,稍为休息,即接唱第二段;有十段左右可供演唱半日之用。都市中的,段短而腔繁,每段虽仅百余句,亦可占二十分钟左右,故无须说白,亦仅在上场时略道故事的情节,或仅报告要唱什么节目。一唱起来,即不再说话,以求一气呵成。在乡间,因腔简,故句多。为省些力气,为说明前后段的关系,都有随时加入说白的必要。抗战鼓书,颇可取此法,唱一小段,说明几句,以说白补充歌词,当更清楚得力。

在乡间,每于唱正段之前,先唱几句凑趣的闲词,如八角鼓中的岔曲,所以静场压言也。然后,书归正传,但仍有数句诗篇,点明全篇大意。在都市中,则开口即唱诗篇。诗篇通常为八句六句四句。词较雅,平仄较严,郑重的提揭全篇大意。也有只用两句的,或甚至完全不用,而开门见山即说出故事者。在创制新词,可取后法,不必迂回,而一语道破,则颇痛快。

一般的说,歌词首段总先介绍出人来,而后随故事之发展,随时绘景绘情,而至于点顶;最后,略示教训。

历史上的人物比较容易描写,有时只须描绘他在这一段故事中的服装态度即足,因为听众早知道他的相貌性格也。描写一个新人物,则须简而有力,几句话即抓住一个相貌与个性,实非易之。假若简而不精,还不如多说几句。乡间之唱武松者,往往以数十句形容一双拳头如何厉害,为打虎先壮声势。此虽有失剪裁,而听众对形容总比对说理更感兴味。

介绍出人来,即须说事。在叙事中心见情见景,以俗浅的文字说得动人,以细微的情景表现重大的事件。人在事与景中,有狂呼,有悲叹,有大笑,有细语;叙述虽限于篇幅的简短不能复杂委婉,而动作音容却能活现,和唱戏相仿,亦自动人。

有了人,有了事,须在人与事发展的高潮前,故作逗宕。或言感情,或写景物,或插述一琐事;然后急转直下,句子力求简劲有力,以便于速唱,把故事结束;而后再以三言两语,略作教训。

形容人,述说事,不怕人如何高伟,事多么重大,必须利用民间习用的语言,使深入浅出,必须从民众生活中表现出,使易了解。不可贪雅,更不可忽略了听众是谁。

板眼腔调虽多,但大体说来,能把七字句写好——即写得平仄顺嘴,无难吐的音;词字有节,无绕嘴之处,便可适用。演唱者为行腔运字的活动,很会把七字句变成九字或十一字。以言平仄,一句之中虽不必严格的用律诗的办法,但必须爽朗自然;一气用四个平声或五个仄声字,当然不会美好。七字句中自然应为二二三——跪倒,磕头,眼圈红;有此基础,再变为十字,譬如——小幼主,跪倒磕头,眼圈红;亦甚顺口。反之,若写成“跪倒,眼圈红、磕头”,则本句没法唱,增多了字,仍不能唱。

鼓词用韵甚宽,不必照诗韵,只要合辙即可。北方有十三道辙,有专书可查;南方可以就南音断定。不过,南方所用的辙,由北人听来,即有不合辙的地方,如南方可以把“陈”与“成”押在一处,而北方则“陈”在人辰辙,“成”在中东辙,绝不相混,不可不知。

韵皆用平声字,为鼓词中的通例。乡间所唱的坠子,及犁铧大鼓,往往也有混入几个仄韵的时候;京音大鼓则极严格。上句尾既是仄字,下句的韵又是仄声,当然唱不响亮;虽有时不得已而可通融,要当以平声韵为准则。京音大鼓,对韵律最讲究,近年来且有上下句都用韵的趋势,如“劝君莫把国仇忘,努力齐心打东洋”,“忘”仄“洋”平,均在一辙,唱起来非常悦耳。不过,一辙之中,平音字甚多,而仄音字也许很少;仄韵甚宽,而平韵或者很窄。光是押一道韵,本已给作者以不少限制,若上下用两道韵,则限制又增了一倍;再遇上平仄韵宽窄不同,有上无下,或有下无上,则困难更多。所以,为求句子好听,不妨试用两道韵的办法,但不必拘泥于此,以免因择韵字的关系,而把句子反弄得死板呆滞了。

通俗韵文中,以戏剧鼓书为最难作,因为这两种东西里包括着文字,音乐,音韵,故事,和其他的好几方面的问题;任何一方面的袭用或改造,都须下一番工夫去研究;而且这一方面的改造,往往受着别一方面的牵扯限制,而不能畅所欲为。因此,我们若是先从这两种东西去试验,则方面既多,所获犹广。会作了一首鼓词,则对于无有故事的小曲自然不会无从下手。

小曲的调子极多,大致都平易好唱;因为平易,所以很难容纳激昂慷慨的词句;至于那些艳调,更不用说,自然是会把多么好的内容也带累坏了的。因此,我们必须留心选择曲调,切勿随便填词。大概的,腔长则字长,腔柔则情靡,故不如腔少而可快唱者之易于叙事,也容易激促雄壮。再者,小曲简短,正如新的抗战诗歌;利用小曲既有以腔害词之病,倒不如撰制新歌新谱,使歌词通俗,歌谱简单,易学易唱,既合理,又合算。小曲的词与谱,因此,也就不在这里介绍与分析了。

载《通俗文艺五讲》,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日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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