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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与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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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与中国人

余铭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译: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2〕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Karlgren)。他为什么“贵姓”高呢?那无疑的是因为中国化了。他的确对于中国语文学有很大的供献。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崇拜中国字,以为对中国人是不可少的。

他说:“近来——按高氏这书是一九二三年在伦敦出版的——某几种报纸,曾经试用白话,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许还要触怒多数定报人,以为这样,就是讽示著他们不能看懂文言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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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国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难,反而愿意养成它。”

但高先生自己却因此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中国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能完全了解;但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也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爱的中国人”在“讽示”他不懂上流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来,只要注意一点,他就可以觉得:他自己虽然熟悉了普通人的语言,而对于上流社会的谈话,还是莫名其妙的。”

于是他就说:“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

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插诨”的含混。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休想爬进上流社会里来。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字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还是含混些好了。否则,反而要感受困难的。

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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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gren,1889—1978) 瑞典汉语学家。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二年间旅居中国,研究汉语音韵学。他的《中国语和中国文》一书,一九二三年在英国出版;后经张士禄译出,一九三一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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