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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的掌故(并徐匀来信)
编者先生:
由最近一个上海的朋友告诉我,“沪上的文艺界,近来为着革命文学的问题,
闹得十分嚣。”有趣极了!这问题,在去年中秋前后,成都的文艺界,同样也剧烈
的争论过。但闹得并不“嚣”,战区也不见扩大,便结束。大约除了成都,别处是
很少知道有这一回事的。
现在让我来简约地说一说。
这争论的起原,已经过了长时期的酝酿。双方的主体――赞成革命文学的,是
国民日报社。――怀疑他们所谓革命文学的,是九五日报社。最先还仅是暗中的鼎
峙;接着因了国民政府在长江一带逐渐发展,成都的革命文学家,便投机似的成立
了“革命文艺研究社”,来竭力鼓吹无产阶级的文学。而凑巧有个署名张拾遗君的
《谈谈革命文学》一篇论文在那时出现。于是挑起了一班革命文学家的怒,两面的
战争,便开始攻击。
至于两方面的战略:革命文学者以为一切都应该革命,要革命才有进步,才顺
潮流。不革命便是封建社会的余孽,帝国主义的爪牙。同样和创造社是以唯物史观
为根据的。――可是又无他们的彻底,而把“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并为一谈。
――反对者承认“革命文学”和“平民文学”“贵族文学”同为文学上一种名词,
与文学革命无关,而怀疑其像煞有介事的神圣不可侵犯。且文学不应如此狭义;何
况革命的题材,未必多。即有,隔靴搔痒的写来,也未必好。是近乎有些“为艺术
而艺术”的说法。加入这战团的,革命文学方面,多为“清一色”的会员;而反对
系,则半属不相识的朋友。
这一场混战的结果,是由“革命文艺研究社”不欲延长战线,自愿休兵。但何
故休兵,局外人是不能猜测的。关于那次的文件,因“文献不足”,只好从略。
上海这次想必一定很可观。据我的朋友抄来的目录看,已颇有洋洋乎之概!可
惜重庆方面,还没有看这些刊物的眼福!
这信只算预备将来“文坛的掌故”起见,并无挑拨,拥护任何方面的意思。
废话已说得不少,就此打住,敬祝撰安!
徐匀〔2〕。十七年七月八日,于重庆。
回信
徐匀先生:
多谢你写寄“文坛的掌故”的美意。
从年月推算起来,四川的“革命文学”,似乎还是去年出版的一本《革命文学
论集》〔3〕(书名大概如此,记不确切了,是丁丁编的)的余波。上海今年的
“革命文学”,不妨说是又一幕。至于“嚣”与不“嚣”,那是要凭耳闻者的听觉
的锐钝而定了。
我在“革命文学”战场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状,不得而知。
但向他们屁股那面望过去,则有成仿吾司令的《创造月刊》〔4〕,《文化批判》,
《流沙》〔5〕,蒋光X(恕我还不知道现在已经改了那一字)拜帅的《太阳》
〔6〕,王独清领头的《我们》〔7〕,青年革命艺术家叶灵凤独唱的《戈壁》
〔8〕;也是青年革命艺术家潘汉年编撰的《现代小说》〔9〕和《战线》;再加
一个真是“跟在弟弟背后说漂亮话”的潘梓年的速成的《洪荒》〔10〕。但前几
天看见K君对日本人的谈话(见《战旗》七月号)〔11〕,才知道潘叶之流的
“革命文学”是不算在内的。
含混地只讲“革命文学”,当然不能彻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挂出来的招牌却
确是无产阶级文学,至于是否以唯物史观为根据,则因为我是外行,不得而知。但
一讲无产阶级文学,便不免归结到斗争文学,一讲斗争,便只能说是最高的政治斗
争的一翼。这在俄国,是正当的,因为正是劳农专政;在日本也还不打紧,因为究
竟还有一点微微的出版自由,居然也还说可以组织劳动政党。中国则不然,所以两
月前就变了相,不但改名“新文艺”,并且根据了资产社会的法律,请律师大登其
广告,来吓唬别人了。
向“革命的智识阶级”叫打倒旧东西,又拉旧东西来保护自己,要有革命者的
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
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12〕,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为他们自己写照,
我以为这是很可惜,也觉得颇寂寞的。
但这是就大局而言,倘说个人,却也有已经得到好结果的。例如成仿吾,做了
一篇“开步走”和“打发他们去”,又改换姓名(石厚生)做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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